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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认真地对待我们孩子的品格，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认真地看看我们的性文化的道德状况。
一般人，包括父母和孩子，都比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人们更随意地谈到性的话题,对此大多数美国人可能会拍手称好。那些在婚姻生活中有性问题的夫妇很可能会设法做些补救的事情。这是一种有益的转变。但是伴随着开放程度的加大，具有性特征的流行文化和青少年性问题的产生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困扰父母和其他人。
作为这个问题的一种反映，电视台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里(OprahWinfrey)和菲尔博士两个人最近倾力打造了一期针对口交问题的节目，根据一项全国性的调查，2001年杂志《十七》和凯泽家庭基金会做的一项调查指出，有55%的高中生说自己有过口交行为，而有过性交行为的只有40%。13岁、14岁，甚至更小的孩子口交比例在上升。据报告说一些男孩子就像过去期待一个晚安吻那样期待他们的女朋友给他们进行口交。一些女孩子说她们已经为许多男孩子做过口交。还有一些口交团体的故事，在过道里、舞厅里以及足球比赛里口交都在进行着。
2000年4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名为《性青少年的面孔日益年轻化》的文章。文中提到，一些向精神病专家咨询过的孩子，通常是女孩子，由于过早的性行为而精神崩溃。艾伦·沃兹曼(AllenWaltzman)博士——一个来自布鲁克林的精神病医生——评论道：“我看到的一些女孩子，有七年级的，八年级的，甚至还有六年级的，她们告诉我她们还是处女……可是她们已经口交过50次或60次。”A·贾雷尔:《性青少年的面孔日益年轻化》，载《纽约时报》（2000年4月2日）。在菲尔博士的节目里，一个年轻女孩子泪流满面地对着镜头说：“别这么做……请别这么做。你的自尊将丧失殆尽。事情对你来说将变得更糟，要糟得多。”
在南部城市的一个溜冰场里，一位父亲停车接自己11岁的女儿。在昏暗的溜冰场中间有四五十个孩子围成一个圈,他们都和他的女儿差不多岁数，甚至还要更年轻一些。父亲走近后，发现圆圈中央是几个男孩子和女孩子，他们正摆出模仿性交的动作。几个男孩子把小女孩们夹在中间。一个男孩子站在一个女孩子的后面，胳膊绕着她，双手放在她的阴部。周围的孩子们都看得入了迷。这位父亲说，当孩子们看到他走近时，有几个逃之夭夭了，但大多数人看起来一点都不难为情。当他向溜冰场经理说明这一切时，经理说还不曾有谁为此而抱怨过什么，这种“肮脏的舞蹈”在他的溜冰场里是不被允许的，他以后将提高溜冰场的亮度。接着他补充说：“但是现在的社会已经不一样了。”凯瑟琳·帕克:《社会上的性问题腐蚀了孩子们》，载《奥兰多看守者报》（1999年4月1日）。
我们不应该责怪孩子们，但是我们其他的人却应该受到责备。我们创造了这个世界，而孩子们不得不生活在其中。
性道德的败坏使一大堆问题涌现出来——一夜情、沉浸于性爱、不贞、未婚先孕、没有父亲的孩子、性传播疾病、人工流产、性侵犯、未成年人性侵犯、孩子的性行为、越来越多的性传媒、大量的色情业（仅次于赌博、最富利润的电子商务）以及由于这些问题引发的婚姻和家庭破裂。很大程度上，我们的文化依然否认没有社会控制的性成本问题。贝内迪克特·格罗舍尔(BenedictGroeschel)是圣方济各会牧师兼心理学家和作家，他与穷人一起工作，并在世界范围内作关于道德和精神问题的巡回演说，他要我们直面残酷的现实：
处于领导地位的美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道德行为会引起世界上大部分地方的反感。我们成批成批地出口色情产品——文学、电子色情物、光碟、电影等。我们国家的大众传媒是有毒废弃物的化粪池。人们担心恐怖主义分子将会在我们的贮水池里放入有毒之物。可人们其实已经被毒化——不是被国外的恐怖主义分子而是被我们的美国同胞，他们把毒物带到我们的起居室，破坏孩子们的精神生活，使他们发生性关系，而这对他们来说应该是在忠贞的婚姻里发生的还很遥远的事情。电视和网络已经被用来腐蚀孩子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而这已经到了如此深刻的程度，以至于孩子们的道德价值实践已经等于零。这一切已经持续了好多年。为什么不开设一系列合适的课程来反对传媒对于弱小者道德上的侵害呢？贝内迪克特·格罗舍尔:《平民英雄的十字架》（亨廷登：我们的礼拜日来客出版社，2001年），第180页。
无论我走到世界的哪个角落，人们都在痛恨美国媒体对他们的孩子造成的不良影响。在日本，由于青少年采取他们的西方同辈最流行的方法，传统的性伦理很快就支离破碎了，“性特权朋友”取代了对男朋友或女朋友的感情归依。在拉丁美洲，教育家们正抱怨相同的倾向。很多文章描写了艾滋病正在摧损南部非洲——据预测，患艾滋病的孤儿数量在未来的十年里将达到4千万——但是极少有文章描述这种危机产生的道德根源。唯一的一次例外是1999年11月世界家庭大会上玛格丽特·奥戈拉(MargaretOgola)博士作的演讲，她曾经前往肯尼亚一个HIV呈阳性的孤儿医院。她说在黑人非洲，对于好多代人来说，宗教禁忌非常有效地压制了婚外性行为的发生,但是那些部落的性道德标准“因西方社会的影响而毁灭无遗”，这些影响包括安全套的大量销售以及享乐主义的传播，奥格拉博士称之为“好莱坞影响”。引自约翰·霍华德:《为文化解毒》（巴尔的摩：阿玛艾瑞卡出版机构，2001年），第180页。意味深长的是，在乌干达，人们认为禁止婚前性行为和婚姻忠贞很重要，现在这已经成了国家的一项政策。乌干达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成功地降低了HIV/AIDS发病率的国家（从1991年的21%降至2003年的6%）。
为了支持计划生育，毫无限制的性自由同样导致了人工流产的广泛应用。人工流产是一个尤其严重的社会问题；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引发争论了。即使那些辩解说人工流产是妇女的合法权益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它还是越少越好。我们的国家还能信誓旦旦地声称“我们尊重生命而恐怖主义分子不是”吗？当我们每天都在不断地结束4000个正在形成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还能脸不红、心不跳地教育孩子尊重生命吗？在《让流产更少：治疗国家分裂的良方》里，戴维·里尔登(DavidReardon)通过观察发现人工流产后会出现综合症（忧郁、内疚、梦魇、自我价值的丧失），经过人工流产后的妇女有一半在某种程度上体验到了这种综合症，这得归因于大多数有过一次流产经历的妇女道德上会产生抵触。戴维·里尔登:《让流产变少：治疗国家分裂的良方》（斯普林菲尔德：橡树果书店，1996年）。超过70%的妇女说她们认为拿掉一个生命是错误的,但是她们选择违背自己的良知是因为她们觉得别无选择。严格来讲，即使常常有人工流产以外的其他选择，妇女们也的确需要有人支持她们，减少使她们不得不人工流产的压力：对临产前的她们和腹中胎儿的悉心照顾；足够的生育后的健康护理；如果她们选择生育，帮助她们养育；母亲的产假；可负担的日常护理；以及宽敞的住房和就业机会。当我们努力工作去满足妇女的需要时，有一些组织，如美国终身女权运动者协会（网址：wwwfeministsforlifeorg）开始要求我们——这么说使人联想起犹太拯救者的研究——发扬宽大为怀的社会道义，同时扩大我们关爱的范围，一直到人类家庭中最脆弱的成员——母体中的胎儿。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社会显示都是负面的。在20世纪90年代，青少年的性交和怀孕比例同时显著下降了。“9·11”事件以后，志愿精神大为增强；譬如人类栖身地组织(HabitatforHumanity)报道说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志愿者人数翻了四倍。青少年暴力犯罪率下降了，整个社会的暴力事件也减少了。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地区一位中学校长卡罗尔·迪法尔科(KarolDeFalco)说：“随身携带枪支的孩子数量已经下降,被学校停课的孩子数量也减少了,孩子们对于打架的态度也大大改变了。”
这些积极的倾向对我们来说是鼓舞人心的，但我们依然必须密切关注以下事实：大多数与品性有关的问题的绝对水平持续走高，而且远远高于几十年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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