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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拯救者的研究阐明了品格的本质和根基，但并不是事情的全部。
正如心理学家安妮·科尔比(AnneColby)和威廉·达蒙(WilliamDamon)在他们的书《必须关注：当代生活中的道德信仰》里所指出的，不是每个纳粹统治下的欧洲人都有拯救者的品格特征（同情心、内部控制的感觉、对他人怀有责任心）和家庭背景（教育孩子容忍和关爱的父母），他们也不是个个都甘愿冒生命危险去拯救犹太人。安妮·科尔比和威廉·达蒙:《必须关注：当代生活中的道德信仰》（纽约：自由出版社，1992年）。实际上大多数人都不是。早期的生活体验——比如文化——能影响但绝不会决定一个成年人的品行。那么还有哪些别的因素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一个特定的人会选择不计付出、满怀同情心和勇气地去采取拯救行动？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科尔比和达蒙请一组“专家候选人”——神学家、哲学家与研究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历史学家——来定义评判一个“道德模范”的标准，并举荐符合这些标准的人。令人意外的是，专家们在五个评判标准上取得了高度的一致：（1）坚持不懈地信仰道德理想；（2）在理想和达成理想的方式之间取得一致；（3）牺牲个人利益的意愿；（4）鼓舞他人的能力；（5）对于个人的地位有谦逊心理。
使用这五个标准，科尔比和达蒙着手找出并采访了二十三个道德模范人物。从教育经历上看，有的模范人物只读到八年级，而有的则获得了医学学位、法学学位和博士学位。他们这些人里有不同信仰的宗教领袖、商人、物理学家、教师、慈善事业工作者、旅馆主人、记者、律师、非盈利性组织的首脑以及社会运动的领导人。这23个模范中有10个是男人，13个是女人。他们的贡献涵盖的领域有人权、反对贫穷、医疗护理、教育、慈善、环境保护、促进或维护和平以及宗教信仰自由。
科尔比和达蒙发现，这些成就非凡的个体在他们的一生中，逐渐培养了自己的人生目标，而这涉及一次道德的蜕变。多数情况下，明智可信赖的人和同事在培养这一明确目标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所有的案例里，这个目标产生的必然结果是使他们献身于一项事业或道德准则，而这导致了终身毫不妥协的正直和服务精神。
这些研究人员引用了俄国科学家安得烈·萨哈诺夫(AndreiSakharov)作为受这种目标驱使而发生蜕变的深入人心的例子。直到36岁，萨哈诺夫才成为苏维埃共产主义社会的中流砥柱。他发明了氢弹。他不仅被看作是一位有前途的科学家，而且还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从不曾成为一名捣乱分子。
1957年，继苏联的核武器试验以后他开始关注有放射性的污染物问题并写了备忘录提醒大家注意。几年以后，他自己与尼基塔·赫鲁晓夫取得了联系，设法说服他停止进一步的试验——他得到的回答是不要干预国家的事情。到了1966年，他在公众场合表明了自己不赞同核武器试验的立场，并提醒大家不要重蹈斯大林主义的覆辙。1967年,两个对苏联国家持不同政见的人受到苏联法律的严厉制裁，他出面为他们求情。一年以后他失去了他的科学工作。1970年，他和两个关系密切的同事一起创建了莫斯科人权委员会，以便在全苏联的公众场合为遭到迫害的人们辩护。1973年他请求联合国代表与苏联持不同政见的人进行干预，使他们避免被送入精神病院。1986年，他成了国家媒体严厉攻击的对象，与此同时他从莫斯科被流放到高尔基市。
这是一次成年时期道德成长的旅程——从一个有保障、有成就的科学家到甘愿冒莫大风险去捍卫人权的有德之士。这次旅途不断地给予萨哈诺夫选择的机会，以决定是继续自己选定的道路还是放弃。每一次，都有持相同见解献身于人类自由事业的同事支持他或挑战他，使他最终选择了继续前进。他的道德朝圣之旅表明了品格的成长过程是如何持续了一生的，这一过程并不被童年时候就有的决定性因素、个性或文化所推动，而是在服务于一项有难度的理想事业时做出的自由选择。
作为教师和父母,我们能从中吸取到什么教益呢？首先，要给青少年提供机会思考并为自己设定有价值的目标，这既可以培养他们的品格，又可以给予他们每个年轻人都需要的使命感。其次，我们自己应该成为典范，这样年轻人在他们的生活中就有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活生生的成年人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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