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有给逗乐。尤其是詹尼。她避开了我的眼光。奥利弗第三从桌子对面瞟了我一眼。
“打球要讲合作，为人又何尝不然，奥利弗。”
多亏母亲有闲话家常的非凡本领，大家吃饭时才不至于完全默不作声。
“这么说，你们家是克兰斯顿人唆，詹尼？”
“多半是那儿的。我母亲是福耳河城人。”
“巴雷特家在福耳河城也有纱厂，”奥利弗第三说道。
“在那里世世代代剥削穷人，”奥利弗第四补上一句。
“那是十九世纪的事了，”奥利弗第三接着说。
母亲听了笑笑，她显然认为她的奥利弗已经胜了这一局，因此感到很满意。可是没有那么容易。
“那些工厂的自动化计划又怎么说呢？”我回他一枪。
沉默了片刻。我等着他来个狠命的反扑。
“喝点咖啡怎么样？”“醉姑娘”艾莉森·福布斯·巴雷特说道。
我们回到书房里准备再战。这势必是最后一个回合的较量了：詹尼和我第二天还有课，石面人还有银行等等的业务要料理，“醉姑娘”肯定也有一些功德无量的事要在第二天清早去办。
“加点糖吗，奥利弗？”母亲问。
“亲爱的，奥利弗喝咖啡一向是加糖的，”父亲说。
“谢谢，今儿晚上不加了，”我说。“我就喝清的，妈妈。”
这样我们就都端了咖啡，舒舒服服坐在那儿，彼此根本无话可谈。我因此找了个话题。
“告诉我，詹尼弗，”我当下便问，“你对和平队是怎么个看法？”
她对我皱皱眉头，拒绝合作。
“哎，你告诉了他们没有，奥·巴？”母亲对父亲说。
“还没到时候呢，亲爱的，”奥利弗第三说，那种虚伪的谦逊口气，分明是在表示：“来问我吧，来问我吧！”于是，我就只好问他了：
“什么事啊，爸爸？”
“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孩子。”
“我真不明白，你这话怎么能那样说呢，”母亲说着，转过身来神气十足地向我发布消息（我说过母亲是向着他的）：
“你爸爸要担任和平队的总干事了。”
“喔。”
詹尼也“喔”了一声，但是口气不同，有点高兴的样子。
父亲装出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母亲似乎是在等我行个礼什么的。可我的意思是，他又不是去当国务卿！
“恭喜你，巴雷特先生。”詹尼带了头。
“是啊。恭喜你，爸爸。”
母亲巴不得谈谈这件事。
“我看这倒确实是个增长学识的好机会，”她说。
“嗳，是这样，”詹尼也同意。
“是啊，”我话也说得不大硬气了。“呃——对不起，请把糖缸递给我。”
正文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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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尼，他又不是去当国务卿！”
谢天谢地，我们终于又驾车回坎布里奇去了。
“不过，奥利弗，你刚才应该再热情点儿才对。”
“我不是给他道喜了吗。”
“你的器量也真大。”
“你倒说说看，你还要我怎么样呢？”
“唉，老天，”她回答说，“这种事，我见了就恶心。”
“我还不是一样，”我接着说。
车子开了好一会儿，两人没说一句话。可是我觉得事情有点不大对头。
“究竟什么事叫你见了就恶心，詹？”我回味了好久，才问。
“你待你爸爸的那种讨厌样子。”
“他待我的那种讨厌样子又怎么说呢？”
我就像打开了一罐豆于，说得更恰当点，是一罐意大利式的辣酱油①。因为詹尼在父爱问题上向我发动了全面进攻。她身上那种意大利地中海毛病全发作了。在她看来，我是多么无礼啊。
①本句中“豆子”（beans）还有个意思是“申斥”；“辣酱油”（sauce）还有个意思是“顶撞”。
“你对他老是刺呀，刺呀，刺个没完，”她说。
“有来有往嘛，詹。你难道没看见？”
“为了要惹你的老头子伤心，你简直什么都做得出来。”
“要叫奥利弗·巴雷特第三伤心，谁也休想。”
保持了片刻奇怪的沉默，她才回答说：
“不见得，你要是跟詹尼弗·卡维累里一结婚恐怕就难说……”
我竭力沉住气，好容易才把车子驶到了就近一家海味餐厅的停车场上。这时我才转过身来瞅着詹尼弗，气得像发了疯。
“那就是你的想法了？”我声势汹汹地问。
“这至少是一条吧，”她非常沉着地说。
“詹尼，你不信我爱你吗？”我嚷了起来。
“我信，”她回答说，还是那么沉着，“可是你还莫名其妙地爱我那个带有负号的社会地位。”
我想不出怎么说好，只能一口咬定说“不”。我一说再说，语气也一变再变。我是说，那时我已经心乱如麻，我甚至还考虑了她那个可怕的暗示里是不是也有那么一丁点儿道理。
不过她也不大沉得住气了。
“我怎么好怪你呢，奥利。那还不过是其中的一条呢。因为，我自己也知道，我爱的不仅是你这个人。我还爱你那个姓名。还有你姓名后面的那‘第四’二字。”
她转过脸去，我以为她大概要哭了。但是她没有哭；她把心里的话都讲出来了：
“可不管怎么说。这些也都是跟你分不开的。”
我愣在那儿好一会，看着一个“蛤蜊牡蛎’的霓虹灯招牌一明一灭。在詹尼身上有一点真叫我爱煞，那就是她能够看透我的心思，有些事情用不着我煞费苦心说出口来，她自能一目了然。这一次不也是这样吗？我确实不是十全十美的，可是我自己有勇气承认吗？天哪天哪，她可不但早已正视了我的缺点，而且也正视了她自己的缺点。天哪天哪，我感到多么渺小哇！
我真不知道究竟该说些什么好。
“去吃一客蛤用或者牡螨好不好，詹？”
“你嘴巴子吃我一拳好不好，预科生？”
“好，”我说。
她握起拳头，轻轻地顶着我的腮帮。我把她的拳头亲了亲，正要伸手去搂她，她一伸胳膊挡住了我，像个电影里的带枪女强盗一样大吼：
“快开车，预科生。把住方向盘，加快速度开！”
我开。我开。
父亲的主要意见，是他所谓速度过快的问题。仓促。轻率。确切的话我已经记不清了，不过我很明白，我们在哈佛俱乐部一起吃午饭的时候，他那一篇说教的主题就是说我做事太急。为了给他那一套话作铺垫，他先提醒我吃饭不要急急匆匆，囫囵吞下。我也很有礼貌地提出我是个大人了，我的一举一动无需他再指正，甚至也无需他再评头品足。他表示，连世界性的领袖有时还需要听听建设性的批评呢。我领会他这句话有一层不太隐晦的言外之意，表示他在第一届罗斯福政府时代也在华盛顿于过一阵子。但是我不打算让他谈起罗斯福的旧事，也不打算让他谈起他在美国银行改革中担任了怎样一个角色。所以我就不吭声。
我前面说了，我们当时是在波士顿的哈佛俱乐部里吃午饭。（同意我父亲看法的话，应该承认我当时是吃得太快了点。）在那种场合，周围都是他那方面的人。他的同学、客户、崇拜者，等等。我想，如果世上真有所谓圈套的话，这就是一个圈套了。你如果认真细听，说不定还会听见有些人在喊喊喳喳说“奥利弗·巴雷特在那边”，或者“那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运动员巴雷特”一类的话。
我们之间话不投机的谈话，又进行了一轮。不过这次谈话却根本是扯东拉西，不着一点边际，这是显而易见的。
“爸爸，你对詹尼弗怎么就只字不提呢？”
“有什么可说的呢？你早已端给了我们一个既成事实，不是吗？”
“可你的意见又怎么样呢，爸爸？”
“我觉得詹尼弗是挺不错的。而且像她这样出身的姑娘，能够一直读到拉德克利夫学院……”
他是用这些假装同情的屁话来回避正题。
“不要回避问题嘛，爸爸！”
“问题根本不在这位小姐，”他说，“问题在你。”
“哦？”我说。
“在你这种叛逆的行径，”他又接着说。“你造反啦，孩子。”
“爸爸，我真不明白，娶个聪明美丽的拉德克利夫学院女学生，怎么也够得上叫造反。要知道，她又不是个邪门歪道的喀皮士——”
“她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
啊，到了。到了那个要命的节骨眼儿上了。
“爸爸，你感到她最不称你心的到底是什么——是因为她信天主教呢，还是因为她穷？”
他略微向我凑近点儿，以近乎耳语一样的声音答道：
“你最喜欢她的到底又是什么？”
我可要站起来走了。我老实不客气告诉了他。
“给我留在这儿，谈话要像个男子汉的样，”他说。
“像个男子汉的样”，是对什么而言呢？一个毛孩子？一个小姑娘？一只耗子？反正，我是留下来了。
王八蛋见我还坐在座位上，颇为满意。我是说，我看得出来，他一定认为他已经战胜过我多次，这一回又把我给打败了。
“我只要求你再等上一阵子，”奥利弗·巴雷特第三说。
“请说明白什么叫‘一阵子’。”
“在法学院念完研究生的课程。是真心相爱，就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本来就是一片真心，何必还要受什么专横的考验呢？”
我想我的含义是很清楚的。我要挺起腰杆来同他对抗。对抗他的专横。对抗他那种要控制、要支配我生活的压力。
“奥利弗！”他又部署了新的攻势。“你还是个小——”
“小什么？”我快要按捺不住了，***！
“你还不满二十一岁。按法律还不是个成年人。”
“别借法律来挑毛拣刺了，去你的吧！”
邻桌有些顾客恐怕也听见了这句话。仿佛是对我大声嚷嚷的回敬，奥利弗第三故意以刺人的耳语冲着我说出了这样一句：
“要是你这就跟她结婚，那我就不认你。”给人听见就听见吧，也顾不得了。
“爸爸，你这脑袋瓜子能认得个屁！”
我跟他一刀两断，从此就开始了我自己的生活。
正文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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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就是罗德艾兰州克兰斯顿城那边的事了。克兰斯顿位于波士顿之南，而伊普斯威奇则在波士顿之北，相比之下克兰斯顿离波士顿稍微远些。我把詹尼弗介绍给她未来的公婆，事情砸了（她说：“那我不是要叫他们匪公匪婆①了吗？”），自此以后我一想起我还得去拜见她的父亲，心里就直打鼓。因为，这次会面我还得跟那种多情的意大利地中海毛病进行搏斗，再说詹尼又是独苗，更何况她又没有母亲，她同她父亲的关系肯定亲密到反常的程度。心理学书上写着的那种种感情的力量，统统要我去对付。
①原文为outlaws，在此处是双关语，含“非公非婆”、“匪公匪婆”两种意思。
再加上一点，就是我没有一个子儿。
我是说：假设另外有那么一个奥利弗罗·巴雷托①，是罗德艾兰州克兰斯顿城里邻近街坊的一个漂亮的意大利小伙子。他来见卡维累里先生——卡维累里先生是城里一个挣钱过活的糕点大师傅。小伙子说了：“我想跟你的独生女儿詹尼弗结婚。”那老头子头一句话会怎么问呢？（对巴雷托的爱情他是不会怀疑的，因为既然同詹尼要好了，就一定是爱詹尼的，这是个普遍真理。）不，卡维累里先生会提出类似这样的问题：“巴雷托，你靠什么来养她呀？”
①“罗”、“托”是意大利化的词尾。
假如巴雷托告诉他说：情况正好相反，至少在今后三年里，倒是他的女儿得来养他的女婿，请想想那位善良的卡维累里先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那善良的卡维累里先生岂不是要把巴雷托赶出去？如果巴雷托够不上我这样的身材，岂不是要被他揍一顿？
不这样才怪呢。
也许就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在五月里的那个星期天的下午，当我们沿着九十五号公路往南驶去的时候，我对路标上标明的速限就都一一遵守不误了。可是詹尼早已喜欢上了我开惯的那种飞车，因此有一回她就埋怨说，我在限速四十五英里的地段只开到了四十英里。我告诉她车子需要检修了，她根本不信。
“再给我讲一遍吧，詹。”
耐性可不是詹尼的长处，她回答了我提出的一些傻问题，却不肯多说一遍来增强我的信心。
“再讲一遍吧，詹尼，求求你。”
“我给他打了个电话。我告诉了他。他说OK。是用英语说的；因为，我不是给你讲了吗？你听了好像还是不大相信：他半句意大利话也不懂，顶多只会骂几句。”
“可OK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你是说，哈佛法学院收的研究生连OK的意思都不懂？”
“这可不是个法律名词，詹尼。”
她摸摸我的胳膊。感谢上帝，这下子我就明白了。不过，我还需要进一步的澄清。我一定要知道我会碰到些什么样的难题。
“OK也可以表示‘我认了’。”
她于是就大发慈悲，把她同父亲对话的细节重复了无数次。她父亲很高兴。可高兴呢。他送女儿上拉德克利夫的时候，本来就不希望女儿将来还回克兰斯顿来嫁给邻家的那个小伙子（顺便说一句，那个小伙子就在她离家前向她求过婚）。他起初不敢相信女儿的未婚夫真是奥利弗·巴雷特第四。后来他还警告女儿可不要违犯第十一诫①。
①“十诫”是基督教的基本城命，这里胡诌的所谓“第十一诫”即由来于此。
“十一诫？是哪一条？”我问她。
“不可对你的父亲胡说，”她说。
“喔唷。”
“说完了，奥利弗。不骗你。”
“他知道我穷吗？”
“知道。”
“他没意见？”
“他和你至少有这么个共同点吧。”
“不过我要是有俩钱儿的话，他还会更高兴些，是不是？”
“换了你难道就不会？”
我不响了，一路上再没有说过话。
詹尼住在一条叫做汉密尔顿路的街上，沿街长长的一排尽是木房，屋前有许多孩子，还有几棵稀稀拉拉的树。我就顺着这条街驶去，打算找一个停车的地方，心里却只觉得像到了异国他乡。首先，这里人多极了。不但孩子在玩儿，大人也都全家坐在门廊上，在这个星期天的下午，他们看来也无事可做，所以就都看着我把那辆MG牌跑车停好。
詹尼先跳下车。一到克兰斯顿，她的反应就灵敏得惊人，真像一只活泼的小蚱蜢。在门廊上闲望的人，看到了来的是谁，只差没来个齐声欢呼。原来就是卡维累里家的好姑娘啊！我听见迎接她的这一片招呼声，羞得几乎都不敢下车了。我是说，我哪有一丝一毫配做那个想象中的奥利弗罗·巴雷托呀。
“嗨，詹尼！”我听见一个标准的胖大娘兴高采烈地喊道。
“嗨，卡波迪卢波太太，”我听见詹尼大声回答。我下了车，觉察到人们的眼光都集中在我身上。
“嗨——这个小伙子是谁呀？”卡波迪卢波太太嚷道。这儿的人好像都没有很多心眼儿，是不是？
“他呀，没啥了不起的！”詹尼大声回答。这句话对增强我的信心却颇有奇效。
“是吗，”卡波迪卢波太太这话是冲着我大声说的，“可跟他一起的这位姑娘，人品实在是没说的！”
“他都知道，”詹尼答道。
接着她又转过身去应付另一边的街坊。
“他都知道。”那一边的热情街坊也是好大一片。她牵着我的手（我是天堂里的生客），领我上楼，来到了汉密尔顿路一百八十九号的A室。
这真是个尴尬的时刻。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只听詹尼说了声：“这是我的爸爸，”菲尔·卡维累里的手便伸到了我的跟前。他是一个快近五十岁的罗德艾兰型粗犷汉子，身高约有五英尺九英寸，体重估计一百六十五磅。
我们握了握手，他握起手来手劲很足。
“先生，你好！”
“叫菲尔，”他纠正我说，“我叫菲尔。”
“是，菲尔，”我一边回答，一边还继续跟他握手。
这又是个吓人的时刻。因为接下来卡维累里先生就把我的手一放，转身向他的女儿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叫喊：
“詹尼弗！”
一时间什么动静也没有。可是转眼他们就已经拥抱在一起了。抱得很紧。很紧很紧。还使劲地摇。卡维累里先生再也说不出话，只是一遍又一遍地（现在是很轻很轻地）唤着他女儿的名字：“詹尼弗”。他那个即将在拉德克利夫学院以优等成绩毕业的女儿，也只好一遍又一遍地回答：“菲尔。”
我倒真成了个多余的人了。
那天下午，我受过的优良教养有一点帮了我的大忙。我从小就受到训诫，说是嘴里吃东西不可说话。既然菲尔父女俩一致行动把东西尽往我嘴里送，我当然可以不必说话了。那天我吃下的意大利糕点，份量之大肯定是破纪录的。后来我还发表了长篇议论，谈了我最喜爱的是哪一些糕点（为了哪一方都不得罪，我每种糕点都至少吃了双份），卡维累里父女俩都听得高兴极了。
“他这个人OK，”菲尔·卡维累里对女儿说。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OK的含义已经不需要再作解释了；我想要知道的只是，我就只有那么几个谨慎小心的动作，到底是哪一点替我博得了如此充满爱意的评价？
是我说喜欢哪几种糕点说对了吗？是因为我握手的手劲足吗？还是别的什么呢？
“菲尔，我早就跟你说过他这个人OK，”卡维累里先生的女儿说。
“是啊，是OK，”她爸爸说，“不过我总得自己亲眼看看。现在我看到了。奥利弗？”
他跟我说话了。
“什么事，先生？”
“叫菲尔。”
“是，菲尔，什么事？”
“你这个人OK。”
“谢谢你，先生。我真感激。实在感激。先生，你也知道我对令媛多么有感情。还有对你，先生。”
“奥利弗，”詹尼插嘴进来，“别这样啰里巴唆的，快把你预科生的那副该死的蠢样子收起来——”
“詹尼弗，”卡维累里先生打断了她的话，“你别骂人好不好？这兔崽子可是个客人！”
到吃晚饭的时候（那么多糕点原来只算一顿点心），菲尔想同我认真谈谈了，谈的当然就是那个话题了。也不知他凭的是哪一条古怪道理，他认为他有办法可以使奥利弗第三和第四言归于好。
“我打个电话跟他谈谈，老爷子对老爷子，”他说。
“别打了，菲尔，那是浪费时间。”
“我不能坐在这儿眼看着一个做父亲的不认儿子。我不能不管。”
“对。可我也不认他了呀，菲尔。”
“你这种话我不要听，”他这一下真有点生气了。“父爱是应当珍惜，应当尊重的。那是很难能可贵的。”
“尤其在我家里，”我说。
詹尼一会儿站起，一会儿坐下，不停地忙着端菜，所以这些谈话她大半没有参加。
“你去给他挂电话，”菲尔又说了一遍。“我来跟他谈。”
“不了，菲尔。我和爸爸之间安的是一条冷线。”
“哎，我说，奥利弗，他会心软的。听我的没错儿，他会心软的。等将来上教堂的时候——”
詹尼这时正端上餐后甜食，一听到这句话，就以极其严肃的口气向她父亲喊了一声：
“菲尔……？”
“怎么，詹？”
“说到那上教堂的事儿……”
“怎么？”
“嗯——有点相反的意见，菲尔。”
“哦？”卡维累里先生应了一声，立刻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于是就带着歉意转过身来向我说：
“我——呃——也不是一定说非要上天主堂不可，奥利弗。我是说，詹尼弗肯定也跟你说过的，我们是信天主教的。不过我的意思是，上你们的教堂去也一样，奥利弗。我敢担保，这件婚事无论在哪个教堂里办，上帝都会降福的。”
我望了望詹尼，詹尼在通电话的时候显然没有谈过这个关键问题。
“奥利弗，”她解释道，“那么一大堆的事，不能一下子都跟他谈，怕打击太大了。”
“是怎么回事？”那个一向和蔼可亲的卡维累里先生问。“孩子，别怕打击，说吧，说吧。我不怕打击，你们有什么心事就统统倒出来吧。”
怎么偏偏就在这个当儿，我的眼睛会瞟见了卡维累里先生餐室壁架上那个圣母马利亚的瓷像呢？
“是那个上帝降福的事儿，菲尔，”詹尼避开了他的眼光说。
“怎么，詹，怎么？”菲尔问道，他担心他最担心的情况就要发生。
“呃——有点相反的意见，菲尔，”她说。这时她看了看我，向我求援——我也竭力用眼光给她支援。
“上帝也不要？谁家的上帝也不要？”
詹尼点点头表示“是”。
“我来解释一下好吗，菲尔？”我问道。
“请吧。”
“我们俩谁也不信教，菲尔。我们也不愿意做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我想，这话是我说的，所以他才忍受了。如果是詹尼说的，他也许就会给她一拳头。可是现在他孤立了，成了外人了。他抬不起眼来，对谁也不看。
“那好吧，”好久好久以后他才说。“那么可不可以告诉我，婚礼由谁来办呢？”
“我们来办，”我说。
他看了看女儿，想要证实一下。她点点头。足见我所言不虚。
又经过了好长一阵沉默，他才又说了声：“那好吧。”接下来他就问我，我是将来要做律师的，那么请问这样的婚事算不算——该怎么说？——对，算不算合法呢？
詹尼解释说，我们计划中的婚礼将由大学里的唯一神教派牧帅来主持（菲尔小声说。“啊，牧师！”），到时候新郎和新娘要当着牧师的面相互说几句话。
“新娘也要说话？”他问，那模样儿简直就像这一条——别的事倒无所谓，可就是这一条——会要了他的命似的。
“菲利普，”他的女儿说，“你想想我到哪儿能憋得住不说话啊？”
“这话也是，宝贝儿，”他说着，脸上勉强露出了微微的笑容。“我看你是总得说两句。”
我们驱车回坎布里奇时，我问詹尼依她看今天的情况如何。
“OK，”她说。
正文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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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法学院的副院长威廉·汤普森先生，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我没有听错吧，巴雷特先生？”
“没错，汤普森院长。”
说第一遍不容易。讲第二遍也一样困难。
“先生，我要申请下学年的奖学金。”
“真的？”
“先生，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汤普森院长，经济补助是你负责的吧？”
“是啊，不过事情有点奇怪。令尊——”
“他已经不相干了，先生。”
“你说什么？”汤普森院长摘下眼镜，用领带擦了擦。
“我和他发生了一点矛盾。”
院长重新戴上眼镜，朝我看看，脸上是一副毫无表情的表情，你不当院长就别想有这样的功夫。
“那真是不幸，巴雷特先生，”他说。是谁的不幸？我真想问。这家伙惹得我渐渐火起来了。
“是啊，先生，”我说。“真是不幸。可这也就是我所以要来找你的原因，先生。我下个月就要结婚。暑假我们打算都去干点事。以后詹尼——就是我的妻子——打算到一所私立学校去教书。生活是可以解决了，可是学费还是没有着落。贵校的学费是相当贵的，汤普森院长。”
“嗯——对，”他回答说。可是没有下文了。这家伙听懂了我话的意思没有？他到底以为我是干什么来的？
“汤普森院长，我想申请一份奖学金。”我直截了当说了。这是第三遍了。“我的银行存款是个零，可学院已经同意收我做研究生了。”
“哎，对了，”汤普森先生想出了对策。“申请经济补助的最后期限早已过了。”
这狗杂种，到底要怎样才能满意？莫非他是要把那些不愉快的细节摸清楚？难道他还想套出点什么丑闻？他到底要什么？
“汤普森院长，我报名的时候，根本不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
“话是不错，巴雷特先生，不过我也必须奉告，我认为学校当局绝对不应介入家庭纠纷。何况又是一场相当使人为难的家庭纠纷。”
“好吧，院长先生，”我说着就站了起来。“我懂你的意思了。不过，你们法学院想添一座巴雷特堂，要我去向我爸爸摇尾乞怜，对不起，这是休想。”
我转身就走，临走还听见汤普森院长在那里咕哝：“太不像话了。”
他说得对极了。
正文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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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尼弗是在星期三领受学位的。远远近近的各门亲戚纷纷从克兰斯顿和福耳河城来了（有一位姑妈还是从克利夫兰赶来的呢），大家都会集坎布里奇，参加她的毕业盛典。根据事先商定，介绍的时候我不算她的未婚夫，詹尼也不戴订婚戒指：这样，回头参加不上我们的婚礼，大家就是生气，这气至少也可以迟生几天了。
“克拉拉姑妈，这是我的男朋友奥利弗，”詹尼就这样说。往往还要补上一句：“他大学还没有毕业。”
亲戚们当然都要你捅捅我，我推推你，交头接耳，甚至公然猜测，但是他们从我们两人嘴里可掏不出一点明确的消息——从菲尔那里也探听不到。菲尔也可以省得去谈论无神论者的爱情问题了，我看这是他挺乐意的。
到星期四，我得到了哈佛的学位，跟詹尼学历相等了——而且跟她一样，也是“成绩优异”。我还是班司仪，凭这个资格，我要率领全班毕业同学就座。这就是说，连那些超等生，那些“超超天才”，也都要跟在我的背后。我激动得真想跟这些才子们说，我今天做了你们的领队，这就完全证实了我的理论：在狄龙体育馆练一小时功，抵得上在威登纳图书馆看两小时书。不过我还是忍住了。高兴，还是大家一起高兴吧。
我不知道奥利弗·巴雷特第三有没有来。举行毕业典礼的那天上午，哈佛园里有一万七千多来宾，我总不见得拿望远镜一排排去找吧。发给我的两张家长入场券，不用说，我给了菲尔和詹尼。不过，老石面人是校友，他自然也可以进来跟二六届校友坐在一起。可是他有什么必要来呢？我是说，银行不是还要开门营业吗？
婚礼就是在那个星期的星期天举行的。我们所以不请詹尼的亲戚来参加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实在感到担心：我们的婚礼上取消了圣父、圣子和圣灵，那些一贯虔诚的天主教徒恐怕要受不了。结婚的地点是在菲利普斯·布鲁克斯楼，那是哈佛园内靠北边的一座古老的建筑。大学里唯一神教派牧师蒂莫西·布劳维尔特主持婚礼。雷·斯特拉顿当然也来了。我还请了埃克塞特中学时代的一位好朋友杰里米·内厄姆，他情愿不进哈佛而进了阿默斯特学院①。詹尼请了布里格斯堂的一位女朋友，也许是出于怀旧之情吧，她还请了“保留书”借书处的那个缺少点灵气的高个儿同事。当然还有菲尔。
①马塞诸塞州内地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
我请雷·斯特拉顿照看菲尔。我是说，要尽量设法不让他感到紧张。可斯特拉顿自己也不是那么沉得住气的！他们俩站在那儿，都显得不自在极了，见了对方倒只有暗暗加深了自己原有的忧虑，担心这场“自己来办的婚礼”（按照菲尔的说法）会像斯特拉顿一再预言的那样，“出个要命的大洋相”。原因只为詹尼和我要当面相对说几句话！其实那年春天詹尼的一个乐友玛丽娅·兰德尔同一个叫埃里克·利文森的美术设计学生结婚时，我们已经见到过这种仪式了。这种仪式确实挺美的，实际上我们当时就已经决心要仿效了。
“你们两位准备好了没有？”布劳维尔特先生问。
“都好了，”我代表我们两人说。
“朋友们，”布劳维尔特先生向来宾们说，“我们今天来为一对男女结为夫妇作个证。让我们来听听他们想要在这个神圣的时刻念些什么诗句。”
新娘先来。詹尼面对我站着，朗诵了她选的诗。那真是感人，特别是对我，因为那是伊丽莎白·巴雷特①写的一首十四行诗：
①即詹尼跟奥利弗第一次见面时提到的那位英国女诗人勃朗宁夫人。
我们俩的灵魂昂然站起，挺然而立，
面面相对，默默无语，愈靠愈近，
直到伸长的翅膀爆出了火花……
我从眼角里瞟见菲尔·卡维累里脸色发白，嘴巴也没有闭拢，眼睛睁得大大的，又是惊讶又是崇敬。我们听詹尼念到最后两句，那简直就是一，篇极有特色的祷告，她祈求
有个地方可以容身并且相爱，哪怕一天也罢，
哪怕一天之后便是黑暗一片，到了死期。
接下来轮到我了。要找一首能让我念着而不感到脸红的诗，那是很难的。我是说，我不能站在那里念那些姑娘气十足的诗句。不过惠特曼①的《大路之歌》里有一节，虽然好像短了点，却替我把话都说了：
①惠特曼（1819—1892）：美国著名诗人。
……我把我的手伸给你！
我把我的爱情给你，那比金钱还珍贵，
我把我自己给你，请教理或法律为我作证，
你肯把你自己给我吗？你肯和我携手同行吗？
我们能不能彼此相守不移，终身不渝？
我念完了，房间里是一片奇异的寂静。接着，雷·斯特拉顿把戒指递给了我，于是詹尼和我就自己念了婚誓，保证从今以后相亲相爱，永不分离。
蒂莫西·布劳维尔特先生根据马萨诸塞州授予他的权力，宣告我们结为夫妇。
回想起来，我们的“庆功宴”（照斯特拉顿的叫法）真是简单得太“不简单”了。詹尼和我坚决主张不搞香槟宴会之类，而且我们人又不多，在小酒店里找上个雅座就都能坐下了，因此我们就到克罗宁店里去喝啤酒。我记得，老板吉姆·克罗宁也请我们喝了一杯，算是献给“克利里兄弟以后最伟大的哈佛冰球选手”。
“胡说，”菲尔·卡维累里拳头往桌子上一捶，不服气了。“他比克利里兄弟统统加在一起还棒。”菲利普从来没有看过哈佛的冰球比赛，我相信他的意思无非是说，博比·克利里或比利·克利里不管冰上本领有多大，反正都不配娶他可爱的女儿。其实那时我们都已经喝醉了，也左不过是找个借口，想再多喝点儿罢了。
我让菲尔付了账。由于我作出了这个决定，难得夸奖我的詹尼后来还夸奖我知趣（“你将来一定很会做人，预科生。”）。不过，到最后我们开车送菲尔去上公共汽车的时候，就有点不愉快了。我是说，难免有些抹眼泪的事。他，詹尼，都哭了，说不定还有我；我已经记不得很多了，只记得那会儿是有点泪汪汪的。
总之，说了各种各样的祝福话以后，菲尔就上了公共汽车，我们站在那儿挥手，直到车子开得无影无踪。到那时候，我才忽然意识到了一个可怕的现实。
“詹尼，我们是合法的夫妻啦！”
“是啊，现在我可以做个凶婆娘了。”
正文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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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一个词儿可以概括我们头三年的日常生活的话，那么这个词儿就是“弄钱”。除了睡觉的时间以外，我们无时无刻不是用足了脑筋，在考虑怎样才能凑得足够的钱，把一切少不了的开支应付过去。通常也只能勉强做到收支相抵。根本没有什么罗曼蒂克可言。还记得奥马尔·哈亚姆①那段有名的诗吗？什么树荫下诗一卷，面包一块，美酒一壶，等等，等等？以《斯科特论托拉斯》代替了那本诗集，你说我还会有多少诗意，去过那田园诗般的生活？啊，是天堂？呸，胡扯！真要叫我到了树荫下，我要考虑的是买那本书要多少钱（我们能不能买到旧的？）以及我们在哪儿（如果还有那么个地方的话）可以挂个账，弄到那份面包和美酒。再有，就是我们怎样才能凑足一笔钱，把债务彻底料理清楚。
①奥马尔·哈亚姆（约1040—1123）：波斯诗人和天文学家，著有四行诗集《柔巴依集》（旧译《鲁拜集》。）
生活改变了。连最小的开支，也要经过脑子里那个经常保持着警惕的预算委员会的审查，才能作出决定。
“嗨，奥利弗，咱们今天晚上去看看贝克特的戏①吧。”
①塞缪尔·贝克特（1906—1989）：出生在爱尔兰、居住在法国的当代荒诞派剧作家。他写的剧本以《等待戈多》（1954）最为著名。
“我说，得三块钱。”
“你什么意思？”
“我是说，你一块半，我也一块半。”
“你到底算同意还是不同意？”
“都不是。就是说要三块钱。”
我们的蜜月是在一条游艇上同二十一个孩子一起度过的。就是说，我每天一早从七点起，就驾驶一条三十六英尺长的“罗兹’型游艇出游，一直到我那些小乘客玩够了才算结束。詹尼则给孩子们带队。那个地方叫做佩考特划船俱乐部，地点在丹尼斯港①（离海尼斯不远），俱乐部有一个大旅馆，一个游艇码头，还有几十所专供出租的房子。在其中一所较小的平房里，我在想象中立了一块牌子：“奥利弗和詹尼不谈情说爱之时，即安睡于此”。用和和气气的态度侍候了一整天的顾客（因为我们的收入主要靠他们的小账），詹尼和我还能这样彼此和和气气，我看我们俩都应该受到表扬。我只是说“和和气气”，因为我实在找不出个形容词来形容跟詹尼弗·卡维累里相爱到底是怎么个滋味。哦，对不起，应该说詹尼弗·巴雷特了。
①位于马萨诸塞州东南的科德角，是避暑胜地。
在去科德角以前，我们在北坎布里奇就找到了一套便宜的公寓。我把那里叫做北坎布里奇，其实严格说来，这个地方是在萨默维尔镇的范围之内。那幢房子，照詹尼的说法，已是“年久失修”。本来是一幢房子给两户人家住的，现在却改成了四套公寓，租金虽然“便宜”，其实也根本不值这个价钱。可是做研究生的有什么办法？住房紧张啊！
“嗨，奥尔，你说消防部门为什么还不把这幢房子宣布为危险房屋？”她问。
“大概他们怕走进去，”我说。
“我也怕。”
“上回六月里来你可没怕呀，”我说。
（这段对话是九月里我们回校以后讲的。）
“那时我还没有结婚。现在结了婚了，我认为这个地方无论如何太不安全。”
“你打算怎么办呢？”
“跟我丈夫说去，”她回答说。“他会想办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