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咦，我不就是你丈夫吗？”我说。
“真的？拿出证明来。”
“怎么个证明法？”我问，心里可在想：不行不行，在大街上这么闹怎么行？
“抱我进门，”她说。
“你总不见得会相信这一套胡闹吧？”
“抱我进去，信不信以后再说。”
好吧。我一把把她抱了起来，托着她走了五级台阶，到了门廊上。
“干吗停下？”她问。
“不是到门口了吗？”
“没有，没有，”她说。
“我连电铃边上咱们的名字都看见了。”
“该死！这不是我们法定的门口。快上楼去，你这个窝囊废！”
到我们“法定”的家门有二十四级楼梯；走到了一半光景，我就不得不停下来喘口气了。
“你怎么这样沉？”我问她。
“你难道就没想到许是我有了身子？”她答道。
这下子我就更喘不过气来了。
“真的？”我好容易才说出了这两个字。
“哈！吓了你了吧？”
“没有。”
“别骗我了，预科生。”
“对。刚才，是紧张了一下。”
我一直把她抱到了楼上。
这就是我能记得的同“弄钱”这个词儿毫无关系的绝无仅有的时刻之一。
多亏了我那个光辉的名字，我们才能在一家本来不肯赊账给学生的食品杂货店里开了个记账户头。然而我的名字却又在一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害得我们吃了亏，那就是詹尼要去教书的那所学校：荫巷小学。
“当然，本校的薪水是不能同公立学校比的，”校长安妮·米勒·惠特曼女士对我妻子说，接下来她又说了好些话，意思是巴雷特府上对“这方面的问题”反正是不会介意的。詹尼极力想打消校长的幻想，可是除了早就讲定的三千五百元年薪以外，她所得到的也就只有那近两分钟之久的一连串“呵呵呵”了。詹尼说到巴雷特家的人也得跟别人一样付房租，惠特曼女士还觉得詹尼真会说俏皮话哩。
詹尼把这些事情告诉我的时候，我就发挥了想象，提出了一些想法，设想惠特曼女士凭她这——呵呵呵——三千五百元，该可以捞到多多少少好处。但是接下来詹尼却问我肯不肯退了学来养她，让她进修教育学课程，好进公立学校任教。我通观全局，郑重其事地考虑了大约两秒钟，得出了一个简洁明了的结论：
“扯淡。”
“看你多会说话，”我妻子说。
“那我该说什么好呢，詹厄——也来一个‘呵呵呵’？”
“算了吧。还是跟我学吃意大利面条吧！”
我学了。我学会了吃意大利面条。而詹尼的烹调手法也确实变化无穷，做出来的面条总是别具风味。靠我们暑期里挣下的钱，加上她的薪水，另外到圣诞节邮局的忙季我还打算去做一阵夜工，赚些外快，这样几下一凑，我们的日子倒也过得去。自然，我们有不少电影没能去看（她还有不少音乐会没能去听），不过我们的收支总算碰头了。
收支总算碰了头，可是我们在生活道路上也处处都走到了头。我是说，我们两人的社交生活都起了剧烈的变化。我们还是在坎布里奇，从道理上说，詹尼也可以跟她音乐圈子里的朋友呆在一起。但是没有时间啊。她从学校回到家里已经筋疲力尽，还得把晚饭做起来（在外边吃饭是绝对不予考虑的）。我自己的朋友也很知趣，从不来打搅我们。我是说，他们都不来邀请我们，免得我们也非回请他们不可——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我们甚至连橄榄球比赛也不看了。
我是校队俱乐部会员，本来有资格坐在会员坐的五十码线处的特座里。可是一张票要六块钱，去一次就是十二元。
“不对，”詹尼跟我争，“是六块钱。你别带我，一个人去好啦。我对橄榄球一窍不通，就听观众嚷嚷‘加油呀’，可你却欢喜这玩意儿，所以我非要你去看不可！”
“好了，本案到此结束！”我往往就这样回答她，毕竟我是丈夫，是一家之长。“再说，这个时间我也可以用来学习。”不过，一到星期六下午，我还是会把半导体收音机贴着耳朵，把球迷们的助威呐喊听上个半天，从地理上说这批球迷离我才一英里地，可是现在他们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
在同耶鲁比赛的时候，我利用校队俱乐部会员的特殊权利，给法学院的一位同学罗比·沃尔德弄到了座位。罗比感激涕零地离开我们的住处以后，詹尼要求我再给她讲一遍，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坐校队俱乐部会员专座。于是我就再一次给她解释：不管是老是少，个大个小，社会地位是高是低，凡是在运动场上给堂堂哈佛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人都可以在那儿坐。
“水里的也一样？”
“体育明星就是体育明星，”我回答说，“地上水里都一样。”
“就是你不一样，奥利弗，”她说。“你是个‘冰冻了的’。”
我没有接她这个话茬。我以为这无非还是詹尼弗嘴利，说句俏皮话顶顶你，我也不愿意多琢磨她问哈佛大学的体育传统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含义。譬如说，隐隐约约可能就有这样的意思：虽然军人体育场可以容纳四万五千观众，可只要是当年的运动员，就会全部去坐在那个特座区里。全部去坐在那里。老的，少的。水里的，地上的——甚至还有“冰冻了的”。那些个星期六的下午，我所以不肯去运动场，难道仅仅就是为了省六块钱？
算了，她心里就是还有什么别的想法，我也不想去多说了。
正文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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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订于三月六日（星期六）下午七时庆祝巴雷特先生六十寿辰
敬备菲酌恭请光临
奥利弗·巴雷特第三夫妇鞠躬
席设马萨诸塞州伊普斯威奇镇多弗庄
请赐回示
“怎么样？”詹尼弗问。
“这还用问？”我回答。我正忙于摘录刑法上一个非同小可的判例——“珀西瓦尔公诉案”的要点。詹尼拿着请柬在我跟前晃啊晃的，想引起我的注意。
“奥利弗，我看是时候了，”她说。
“什么是时候了？”
“你明明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她回答。“难道你非要他连跪带爬到这儿来吗？”
我继续干我的事，任凭她编派我。
“奥利，他主动向你伸手啦！”
“扯淡，詹尼。信封是我母亲写的。”
“你还说你连看也没看呢！”她几乎是嚷嚷了。
好吧，就算我早先是瞅过一眼。也许是我忘了吧。要知道，我是在专心准备“珀西瓦尔公诉案”的提要啊，考试快要到啦。问题是她不该向我唠叨个没完。
“奥利，你想一想，”她说，现在她的语调像是在恳求了。“老爷子毕竞六十岁了。到你终于想要和解的那一天，谁能担保他还在世上呢？”
我斩钉截铁地告诉詹尼，和解是绝对办不到的，能不能请让我继续用我的功。她悄悄地坐下来，缩在我搁脚的软垫的一角。虽然她没有发出半点声响，我还是马上就意识到她是在那儿死死地盯着我瞧。我抬起头来。
“有朝一日，”她说，“要是你儿子奥利弗第五跟你怄气——”
“他的名字不会叫奥利弗，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我对她大喝一声。通常，我提高嗓门时，她是不甘示弱的。可是这回她没有这样做。
“听我说，奥尔，即使咱们给他取名为小丑博佐，那小子照样会怨恨你的，因为你是当年哈佛的体育大明星。到他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你也许已经当上最高法院的法官了！”
我对她讲，我们的儿子决计不会怨恨我。于是她问我：凭什么这样自信？我拿不出证据。反正我知道我们的儿子决不会怨恨我。至于到底为什么，我也说不上来。而詹尼却由此推断出一个荒谬绝伦的结论，她说：
“你爸爸也爱你，奥利弗。他爱你，就像你将来爱博佐一样。但是你们巴雷特家的人个个傲慢、好胜得要命，总觉得彼此有股怨气，一辈子都解不开。”
“有你就不会了，”我用打趣的口吻说。
“对，”她说。
“本案到此结束！”我说，毕竟我是丈夫，是一家之长。我的眼睛又回到“珀西瓦尔公诉案”上，詹尼也站起身来，但这时她想起了：
“‘请赐回示’的事儿还没了结呢。”
我表示这样的意见：一个专攻音乐的拉德克利夫学院高材生写一封得体的短信婉言谢绝，大概无需专家指导吧！
“你听着，奥利弗，”她说，“我这辈子可能撒过谎，或者骗过谁。但是有心要弄得谁心里不痛快的事我可从来也没有干过。这种事我于不了。”
说实在的，在这当儿她只能使我不痛快，因此我客客气气地请她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这个“请喝回示”，只要这回音的内容实质是我们不去，要去除非是地狱上冻。说完，我就重新回到“珀西瓦尔公诉案”上。
“号码是多少？”我听见她声音很轻地问。她已经拿起了电话。
“你就不能写个便条吗？”
“再过一分钟我就没勇气了。到底多少号码？”
我告诉了她，随即就去专心研究珀西瓦尔向最高法院上诉的事了。我没去听詹尼打电话。确切地说是我竭力不去听。她可毕竟就在这间屋子里。
“哦，先生，晚上好！”我听见她在说。是王八蛋接的电话？平日他不是该在华盛顿吗？《纽约时报》最近有一篇人物侧记明明这样说的。该死的新闻报道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说一声“不”到底要多少时间？
詹尼弗这个电话怎么打了那么久呢，说一个“不”字总用不到这么多时间吧。
“奥利？”
她一只手捂住话筒。
“奥利，难道一定得回绝？”
我点点头表示一定得回绝，挥挥手催她把这劳什子赶快了结。
“我感到十二万分抱歉，”她向电话里说。“我是说，我们感到十二万分抱歉，先生……”
我们！难道她一定要把我扯进去？她为什么不能单刀直入把话讲完就挂断电话？
“奥利弗！”
她再一次捂住话筒，却又说得很响。
“他伤心极了，奥利弗！眼看你父亲心都碎了，你能坐在那里无动于衷吗？”
要不是她处于这样的精神状态，我会再一次向她解释石头是无心可碎的，不要把她那意大利地中海人看待父母的错误观念搬到拉什莫尔山的巉崖上去。可她现在心烦意乱。而且搞得我心也乱了。
“奥利弗，”她向我恳求，“你随便说两句行吗？”
跟他说话？詹尼准是发疯了！
“我的意思是哪怕只说声‘哈罗’也行，啊？”
她把话筒向我递过来，一边竭力忍住眼泪。
“我决不跟他说话。永远不，”我说时毫不动容。
这下她哭了。完全没有声音，就只见眼泪顺着她的脸庞直淌。接着她就……她就苦苦哀求。
“奥利弗，看在我的份上。我从来也没有求过你什么。这一回我求求你。”
我们一共三个人。三个人都在等待（不知怎的，我总觉得我的父亲也在跟前）。等什么？等我？
我不能照办。
詹尼难道不明白她的请求是办不到的？若是任何别的事情，我都愿意照办，决无二话，就是这一件不行，这她难道还不明白？我眼睛望着地板，心里乱到了极点，只顾摇头表示坚决拒绝，可这时却只听见詹尼压低了嗓门但按捺不住怒火冲我直骂，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她用这样的声气说话：
“你是个没心肝的杂种！”说罢，她才又提起话筒跟我父亲把话说x：
“巴雷特先生，奥利弗希望你了解，尽管他的表现方式有点特别……”
她停下来喘口气。她一直在抽泣，所以说话很费劲。我简直呆若木鸡，只得由着她把说是我“委托转告”的话讲完。
“其实奥利弗还是非常爱你的，”说完，她匆匆挂断电话。
对于我在随后一瞬间的所作所为，我实在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我只能说是一时的神经错乱。不，我毫无理由为自己辩护。我的行为是永远不可宽恕的。
我从她手中夺下电话，拔出插座，使劲一扔——把电话扔到了房间的另一头。
“你简直该死，詹尼！你怎么不给我滚！”
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好像突然变成了一头野兽，止不住大口大口喘气。大哪！是什么鬼魂附上我的身啦？我转身去看詹。
但是她不见了。
我是说，她已影踪全无，因为我连她下楼梯的脚步声也没听见。天哪，她准是在我抢电话的一刹那跑出去的。她的外套和围巾都还在那儿。我感到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痛楚，但另一种痛楚比这更甚，那就是我意识到自己已经闯下了大祸。
我到处寻找。
在法学院图书馆里，我在一排排坐着用功的学生之间东张西望，到处寻找，转来转去至少有五六回。尽管我一声不响，但我知道我的眼神是那样紧张，脸色是那样吓人，那个鬼地方整个都被我惊动了。还管它呢！
可是詹尼不在那里。
我把哈克尼斯公共食堂的休息室、小吃部全部搜遍。然后又以全力冲刺的速度跑到拉德克利夫学院的阿加西斯堂，四下都找遍。也没有。我到处奔走，恨不得两条腿能赶上我心跳的频率。
佩因堂？（可诅咒的名字①，简直是讽刺！）楼下是练琴室。我了解詹尼。她生气时常常蹦蹦地猛敲那该死的琴键。可不是吗？但是，在她吓得要死的时候又会怎样呢？
①“佩因”（Paine）与英语“痛苦”（pain）同音。
长廊两旁部是练琴室，走过这地方真能叫人发疯。莫扎特和巴尔托克、巴赫和勃拉姆斯的乐曲从各个琴室的门里漏出来，混成一片莫名其妙的鬼哭狼嚎。
詹尼，一定在这里！
从一间琴室里传来狠命弹奏（是因为生气吧？）肖邦一首前奏曲的声音。我不由自主地在门口站住，犹豫了一会儿。那曲子弹得很糟糕：老是停下又开始，开始又停下，错误百出。在一次停顿时，我听到一个姑娘的声音在嘀咕：“扯淡！”这一定是詹尼。我把门撞开。
一个拉德克利夫女学生在弹钢琴。她抬起头来。原来是个怪难看的阔肩膀嬉皮士，她见我闯进去显得很恼火。
“喂，你搞啥名堂？”她问。
“没啥，没啥，”我说着重又把门关上。
我到哈佛广场上碰碰运气。潘普洛纳自助餐厅，汤美拱廊，甚至连海斯·比克馆——很多搞艺术的经常上那儿去——处处都找遍了。连她的影子也没有。
詹尼到哪儿去了呢？
这时地铁已经没车了，但刚才如果詹尼离家直奔哈佛广场的话，她赶得上去波士顿的地铁，到那里能坐长途汽车去克兰斯顿。
我把一枚两角五分和两枚一角的硬币塞进投币口时，已经快午夜一点钟了。我在哈佛广场售货亭旁的一个公用电话间里挂长途电话。
“喂，是菲尔吗？”
“呃……”他睡意很浓地说。“谁啊？”
“是我——奥利弗。”
“奥利弗！”听得出他吃了一惊。“詹尼出事了吗？”他紧接着问。既然他问我，这不就表明詹尼不在他那里？
“哦，没有的事，菲尔，没有的事。”
“谢天谢地。你好吗，奥利弗？”
确信女儿无恙以后，他立刻恢复了那种随和的语调，仿佛根本没有从酣睡中被叫醒这么回事。
“很好，菲尔。好得很。我好得很。我问你，菲尔，詹尼跟你最近有联系吗？”
“不多，这鬼丫头，”他回答的语气平静得出奇。
“你说什么，菲尔？”
“妈的，这鬼丫头应该多跟我通通电话才对。你也知道，我又不是外人。”
一个人如果可能同时既放心又惊慌，那么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样。
“她在你身边吗？”他问我。
“嗯？”
“叫詹尼听电话；我要冲她骂几句。”
“不行啊，菲尔。”
“哦，她睡了？既然在睡觉，就别惊动她了。”
“噢，”我说。
“喂，小子，你听着，”他说。
“什么事？”
“克兰斯顿难道就那么远，你们星期天下午都不能来？嗯？要不，我上你们那儿去也行，奥利弗。”
“哦，不，菲尔。我们来。”
“几时？”
“找个星期天。”
“‘找个’？不要对我耍这种花枪。孝顺的娃儿从来不说‘找个’，而说‘这个’。就这个星期天，奥利弗。”
“好吧。就这个星期天。”
“四点钟。不过要小心开车。就这样说定唆？”
“说定了。”
“下次挂长途电话你可以让我付账，鬼东西。”
他挂断了电话。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身处黑沉沉的哈佛广场，犹同团守茫茫大海之中的孤岛，不知道该上哪儿去，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一个黑人走到我跟前，问我要不要“打一针”①。我心不在焉地回答说：“谢谢，不要。”
①指制成注射剂的毒品。
我不再奔跑。你想想，赶回到空无一人的家里去有什么意思？时间是那么晚，我已经浑身麻木——其中害怕的因素多于寒冷（不过，说实在话，天气也的确不暖和）。到了离家门口几码处，我依稀看到有个人坐在台阶上。八成是我眼岔了，因为那黑影一动也不动。
然而那真是詹尼。
她坐在最高一级台阶上。
我已精疲力竭，没有大惊小怪；同时又如释重负，所以说不出话来。我心里真希望她手里有根圆头棍棒什么的，来揍我一顿。
“詹？”
“奥利？”
我们俩说得相当安详，所以根本玩味不出对方的语气中包含的是什么感情。
“我忘了带钥匙，”詹尼说。
我站在台阶下，不敢问她坐了多久。我只意识到自己太委屈她了。
“詹尼，对不起——”
“别提了！”她打断我的赔礼词，接着心平气和地说：“爱，就是永远也用不着说对不起。”
我登上台阶走到她坐着的地方。
“我想睡觉了。行吗？”她说。
“行。
我们上楼来到自己那套公寓里。在我们脱衣服时，她以抚慰的目光望着我说：
“奥利弗，刚才我说的是真心话。”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正文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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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封信是七月份来的。
由于信是从坎布里奇转到丹尼斯港来的，所以我猜想我得到消息大约晚了一两天。我就一口气直跑到詹尼那儿，当时她正带领一群小学生在玩儿童足球之类的游戏，我极力学着鲍嘉①的腔调，说：
①指美国硬派电影明星亨弗莱·鲍嘉（1899—1957）。他主演的《卡萨布兰卡》等影片已成了经典名作，他在银幕上的语调动作为好几代美国人所模仿。
“咱们走。”
“嗯？”
“咱们走，”我又说了一遍，一副不由分说的神气是那么明显，她只得跟着我向海边走去。
“奥利弗，到底什么事？看在上帝份上，请你告诉我，好不好？”
我继续迈着雄赳赳的步伐走上浮码头。
“詹尼弗，上船，”我命令说，一边伸出拿信的那只手指着船，但她根本没注意我手里的信。
“奥利弗，我得照看孩子们哪，”她嘴上这样说，可还是乖乖地上了船。
“奥利弗，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还打算不打算解释？”
这时我们已离岸几百码远了。
“我有事情要告诉你，”我说。
“你就不能在岸上说吗？”她喊道。
“不行，就是不行！”我也叫喊。我们谁也没生气，只是因为风大，不大声嚷嚷就听不见。
“我要在没人的地方跟你讲。你瞧，这是什么？”
我冲她扬扬那信封。她立刻认出了上面所印的发信单位名称。
“嗬，哈佛法学院！是不是把你开除啦？”
“再猜一次，你这个乐天派婆娘，”我喊道。
“你得了全班第一！”她猜道。
这下子我反而不好意思告诉她了。
“还差一点。是第三。”
“哦，”她说。“才第三？”
“要知道这仍然意味着我有资格去编《法学评论》，”我直着嗓子叫喊。
她若无其事地坐在那儿，半点表情也没有。
“天哪，詹尼，”我简直要哭了，“你说话呀！”
“在我见到第一、第二名以前，我不发表意见，”她说。
我瞧着她，希望她忍不住露出笑容来，我知道她是故意绷着脸的。
“说两句嘛，詹尼！”我求她了。
“我走啦。再见，”她说完马上纵身跳入水中。我紧随在她后面也跳了下去。等到我回过神来，我们俩都已攀住船舷，在吃吃地笑了。
“嗨，”我说了一句比较得意的俏皮话，“你是为我跳水的。①”
①原文这句话一语双关，它的另一层意思是：“你也太爱我了。”
“尾巴别翘得太高，”她回答。“不就是得了个第三嘛。”
“嗨，听我说，你这个鬼婆娘，”我说。
“什么事，你这个狗杂种？”她回答。
“我真是多亏了你，”我真心诚意地说。
“不对，你这个狗杂种，不对，”她答道。
“不对？”我倒有点儿给愣住了。
“是全亏了我，”她说。
这天晚上，我们花了二十三块钱，在雅茅斯一家高级馆子里吃了一餐龙虾。詹尼仍不表态，在弄清楚那两位“击败了我”（用她的说法）的先生是何等样人之前，她是不会发表意见的。
说也可笑，我因为实在太爱她了，所以我们一回到坎布里奇，我马上就去打听那前两名是什么人。摸清了底细，我才放了心，原来第一名叫欧文·布莱斯班德，纽约市立学院六四届毕业，是个戴眼镜的文弱书生，不属于詹欣赏的那种类型；第二名叫贝拉·兰多，布林·玛尔学院①六四届毕业，是个女的。这不能再好啦，尤其因为贝拉·兰多长得相当秀气（就学法律的女学生而言），我就可以编些“情节”逗一下詹尼，就说那些个深夜里，《法学评论》编辑部所在的甘尼特楼里发生了如此这般的事。说真的，那一阵子老是搞到深更半夜，常常要凌晨两三点钟才回到家里。你想，六门课程，加上编《法学评论》，此外，我居然还写了一篇专题论文（奥利弗·巴雷特第四：《向都市贫民提供法律援助——波士顿罗克斯伯里区研究》，载《哈佛法学评论》一九六六年三月号第861—908页）。
①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女子大学。
“这篇东西写得不错。的确不错。”
这是一位老编辑乔尔·弗莱希曼的话，不过他翻来覆去说的就是这么两句。坦白说，我指望从这个明年即将为道格拉斯①大法官当秘书的家伙那里听到的是具体些的好评，然而他审阅了我的定稿后说来说去就是这么两句。天哪，连詹尼都能对我说这篇文章“写得泼辣、有才气、确实精彩”，难道弗莱希曼就说不出这样的话？
①威廉·奥维尔·道格拉斯（1898—1980），美国法学家，联邦最高法院法官。
“弗莱希曼说这篇东西写得不错，詹。”
“天哪，难道我不睡觉一直等到这么晚，就为了听这么句话？”她说。“他有没有对你的研究或你的文笔之类发表些什么看法？”
“没有，詹。他只说这篇东西‘不错’。”
“那你这么多时间在干什么？”
我故意向她眨眨眼睛。
“我有些事儿要跟贝拉·兰多研究，”我说。
“哦？”她说。
我猜不透这语调的含义。
“你吃醋了吗？”我直截了当地问。
“才不呢；我的大腿美妙得多！”她说。
“你能写案情摘要吗？”
“她会做意大利式卤汁面条吗？”
“会，”我回答。“事实上今晚她还带了好些到甘尼特楼来。大伙都说可以跟你的大腿媲美。”
“那当然，”詹尼点点头。
“你还有什么话讲？”我说。
“贝拉·兰多替你付房租吗？”她问道。
“妈的，”我回答说，“为什么我总是不能占了上风就趁势收场？”
“我告诉你，预科生，”我那一片柔情的妻子说，“那是因为你永远占不了上风。”
正文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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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毕业时的名次也正是这样。
我是说，欧文、贝拉和我取得了法学院研究生毕业班的前三名。灿烂的前景就在眼前。洽谈、延请、礼聘、花言巧语的游说劝驾，纷至沓来。无论转向哪里，我好像总能看到有人在挥舞一面彩旗，上面写着：“巴雷特，到我们这里来工作吧！”
但我只跟绿旗走①。当然，我还没有到利令智昏的地步，但是为了得到一个肥缺，好把‘弄钱”这个讨厌的词儿从我们该死的语汇中抹去，我就不考虑名气好听的位置（如给法官当秘书），也不考虑担任公职（如进司法部）。
①意即“向钱看”，因为美元纸币是绿色的。
虽然我是第三名，但在猎取法律界头等美差的角逐中，我却具有那么一种无可估量的优越条件。前十名中只有我一个不是犹太人。（谁说这无所谓，准是十足的糊涂蛋。）妈的，一个“白英新”①，只要能通过律师资格考试，不知有多少家法律事务所会视为至宝。请衡量鄙人的条件：《法学评论》编辑，全艾维联明星队员，哈佛大学出身，还有也用不着我说了。抢着把我的姓名连同“第四”二字印上公笺的可谓大有人在。我简直成了天之骄子，只觉得那时的每一分钟都十分可爱。
①指英国血统的白人新教徒。通常，在美国这种人社会地位最高。
洛杉矶有一家事务所提供的待遇特别令人动心。负责物色人才的某先生（姑隐其名，何苦冒打官司的风险？）一再对我说：
“巴雷特老弟，在我们的地盘上，那玩意儿随时都有。日夜服务。而且，我们还可以给你送到事务所去！”
我们对加利福尼亚并不感兴趣，可我还是很想知道某先生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詹尼和我作了种种大胆的猜测，有些假想委实野得可以，然而洛杉矶那个地方之野，恐怕非我们始料所能及。（最后我不得不向某先生表示我对“那玩意儿”根本不感兴趣，这才摆脱他的纠缠。他大失所望。）
其实，我们早已拿定主意要留在东海岸。后来的事实表明，在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还有很多待遇优渥的职位可供选择。詹尼一度认为哥伦比亚特区挺不错（“奥尔，你可以去白宫好好看一看了”），但我倾向于纽约。就这样，在我妻子的同意下，我终于接受了乔纳斯与马什事务所的聘请。这是一家老牌子的法律事务所（马什曾任司法部长），其方针非常强调公民自由权：“你可以同时既做好事，又得好处，”詹尼说）。而且，他们简直使我受宠若惊。你想一想，乔纳斯老头亲自来波士顿，请我们到皮尔福吃饭，第二天还派人给詹尼送花来。
此后足有个把星期，詹尼到东到西听去好像总在哼一支小曲，哼来哼去就是“乔纳斯、马什与巴雷特”①这样一句。我对她说别太性急了，她叫我滚蛋，还说我心中八成也在哼同样的调子。不消说，她这话果然一语中的。
①这是詹尼想象中那个事务所要改的名称。
还有，请容许我捎带一笔，乔纳斯与马什事务所付给奥利弗·巴雷特第四的年薪为一万一千八百美元。在我们整个研究生毕业班中，这是遥遥领先的最高薪俸。
你瞧，我这个第三，只不过是学校里的名次。
正文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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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住址启事
奥利弗·巴雷特第四夫妇
自1967年7月1日起迁居纽约州纽约市
东六十三街263号邮政编码10021
此启
“这太像暴发户了，”詹尼抱怨道。
“咱们是暴发户嘛！”我坚持说。
有件事儿还可以为我的春风得意之感锦上添花，那就是：如今我每个月光是租汽车间的费用就几乎相当于我们在坎布里奇时全套公寓的租金！其实，到乔纳斯与马什事务所，便步（或者阔步——我比较喜欢后一种步态）只消十分钟，像邦威特公司之类的豪华商店也近在咫尺（我坚持要我的婆娘立刻在那些销金窟里开户头放手花钱）。
“奥利弗，这是干什么？”
“詹尼，我就是要做冤大头，妈的！”
我加入了纽约的哈佛俱乐部，是由六四届的雷蒙德·斯特拉顿推荐的。他到印支去也算开过几枪，打过几名越共，新近退伍回来（他说：“其实，我也不能肯定那是越共。反正我听到了响声，就朝丛林中开火。”）。雷和我每星期至少要打三次壁球①，我立志要在三年之内成为俱乐部的冠军。不知是我在哈佛圈于里重新露脸马上就有偌大的吸引力呢，还是我在法学院取得成功的消息已经传开（天地良心，我没有吹嘘过薪俸的事），反正我的“朋友们”又都认得我了。我们是在盛夏时节乔迁的（因为我还得先为应付纽约律师资格考试突击准备一番），最初接到的多半是度周末的邀请。
①一种类似网球的运动，在三面有墙壁的场地内进行。
“奥利弗，去他们的。我不想浪费两天时间去跟一帮无聊的预科生扯淡。”
“好吧，詹，可我怎么去跟他们说呢？”
“就说我怀孕了，奥利弗。”
“是不是真的？”我问。
“不，但要是这个周末咱们呆在家里，我也许会的。”
我们已经给孩子挑了个名字。应该说是我挑的，不过最后总得詹尼同意才行。
“喂，你不会笑话我吧？”我第一次跟她提起此事时是这样说的。当时她正在厨房里（灶台上一排奶黄色键钮，连洗碟机都有了）。
“什么事？”她问，一边仍在切西红柿。
“我还真喜欢上博住这名字了，”我说。
“你不是说着玩儿的吧？”她问道。
“哪儿能呢！我是真心喜欢。”
“你真要给咱们的孩子取名博佐？”她再问一遍。
“对。是真的。说实在的，詹，这才是一位超级体育明星的名字。”
“博佐·巴雷特。”她念一遍试试，看这名字是否好听。
“嗬，他将来准是个吓人的彪形大汉，”我越往下说，就越相信自己的话。“‘博佐·巴雷特，哈佛入选全艾维明星队的巨人跑锋。’”
“好虽好，不过，奥利弗，”她问道，“万——我这仅仅是假定——万一那小子身手不够矫捷，怎么办？”
“不可能，詹，他的基因太好了。真的。”我这话是认真说的。每当我高视阔步去上班的时候，有关博佐的这一整套设想，早已成了我习以为常的白日梦。
吃晚饭的时候我继续谈这个题目。现在我们用的瓷器餐具都是上等的丹麦货了。
“博佐将来准是一个身手矫捷的大汉，”我对詹尼说。“说实在的，要是他的手像你那样，咱们可以把他放到卫线上去①。”
①橄榄球比赛中防守一方卫线队员的主要任务是抱住带球奔跑的对方队员。
她只是对我傻笑，无疑在想鬼点子，巴不得找几句杀风景的话，对我这番美妙的幻想泼上一盆冷水。但是由于使不出真正的杀手铜，她只好把蛋糕切开，递给我一块。结果她还是听我说完。
“詹尼，你想想，”我继续说，尽管蛋糕塞满了我的嘴，“一个二百四十磅的机灵大汉。”
“二百四十磅？”她说。“奥利弗，咱们的基因里哪一点都保证不了二百四十磅啊。”
“詹，咱们可以把他喂肥嘛。高蛋白、营养品，所有补身体的好东西一起用上。”
“哦，是吗？要是他不肯吃呢，奥利弗？”
“他非吃不可，妈的，”我说。想到那个即将坐在我们餐桌旁的小子，居然不肯配合我把他造就成体育明星的计划，我早已连气都有点上来了。“他不吃我就叫他脸上开花。”
听到这里，詹尼直瞅着我，微微一笑。
“要是他有二百四的话，你休想揍他，休想！”
“哦，”我一时语塞，但随即就回味了过来，“可他不会一下子长到二百四的！”
“对，对，”这时詹尼把手里的汤匙对我一扬，一副警告的架势，“不过一旦他真的长到了二百四，预科生，那时你还是逃之夭夭吧！”说完，她笑得前仰后合。
说来实在滑稽，在她放声大笑的时候，我仿佛看到一个二百四十磅的小子里着尿布在中央公园里一边追我，一边喊：“不许你欺负我妈妈，预科生！”我的天，但愿詹尼能管住博佐，免得他把我揍扁。
正文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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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生个孩子可不那么简单。
我说这里头包含着一定的讽刺意味：有些人在他们性生活的最初几年把全副精力都花在如何避孕上面（在我刚刚开始的时候，避孕套还正时兴），后来却又完全改变主意，不是不要孩子，而是像着了魔似的一心想要孩子。
是的，确实会变得像着了魔一样。而且这还会破坏婚后幸福生活最美妙的一面——使之失去了那一片率真和浑朴。我是说，那就得把自己的念头加以调节（“调节”这个倒霉的词儿总叫人联想到机器）——就得把鱼水之欢的念头调节到使之合乎各种规定、日程安排、以至战略部署（“奥尔，改在明天早晨是不是更好？”）。这，也就会引起苦恼、厌烦，最终造成恐怖。
当你发现你的皮毛知识以及你自以为既正规又卫生的种种努力在传宗接代问题上不见效时，你脑海中就会出现极度可怕的胡思乱想。
詹尼和我终于决定请专家诊断一下。在第一次谈话中，莫蒂默·谢泼德医生对我说：“奥利弗，我相信你懂得，‘不能生育’与‘丈夫气概’是两码事。”
“他懂的，大夫，”詹尼代我回答。虽然我从未提起过，但詹尼心里明白，万一我们不能生育——哪怕只是可能不育——那对我将是毁灭性的打击。她的语气不是还隐约流露出一种祈求的意味吗？如果查出机能不全的现象，她但愿问题出在她自己的身上。
不过医生并不知道这些，他只是把道理原原本本向我们解释清楚，让我们作好万一的准备，然后又说，很可能我们俩都没有问题，不久便能成为令人羡慕的父母。当然，我们俩都得接受一系列的检查。整套体检，一应俱全。（我也不想把这类全面检查一个个项目的可借名称再在这里说一遍。）
星期一我们做了检查。詹尼是白天去的，我是下了班去的（我已经在法律界干得非常投入，忙得不可开交）。谢泼德医生打电话通知詹尼星期五再去一趟，说是他的护士出了点差错，有几个项目他要重新检查一下。詹尼把复查的事告诉我时，我就怀疑医生已经发现她……机能不全。我想她也怀疑到了这一层。所谓护士出了差错云云，完全是老一套的托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