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谢泼德医生打电话到乔纳斯与马什事务所来找我时，我几乎已经可以肯定了。他要我下班回家时顺便到他的诊所去一下。一听这不是三边谈话（“今天早些时候我跟巴雷特太太谈过了，”他说），我就确信无疑了。詹尼不可能有孩子了。虽然如此，奥利弗，先还是不要把话说得太死；记得谢泼德提到过好像有矫正手术之类的办法。但我心里乱得要命，要这样硬捱到五点钟可不是办法。我回了个电话给谢泼德，问能不能让我下午早些去找他。他说可以。
“你弄清楚我们的事责任在谁了吗？”我见面劈头就问。
“用‘责任’两字实在不妥当，奥利弗，”他回答。
“好吧，那么你可知道我们俩中间是谁的功能有问题？”
“知道。是詹尼。”
对此我多少有一点思想准备，但医生说这话时斩钉截铁的口气仍然使我震惊。他不再说什么，我想他大概是要我表个态。
“好吧，那么我们就领养孩子。我看，只要我们相亲相爱就好，你说对吗？”
这时他才告诉我实情。
“奥利弗，问题比这要严重得多。詹厄已经病得很重了。”
“‘病得很重’？请你讲明确一点好不好？”
“她已经为日无多了。”
“这不可能吧，”我说。
我就巴不得医生对我说这是他跟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奥利弗，这是真的，”他说。“很抱歉，我不得不把这个消息告诉你。”
我认定他准是出了什么差错——可能他那个白痴一样的护士又拆了烂污，把别人的X光底片或者什么检查报告拿给他了。可是他怀着最大的同情回答说，詹尼的血样已经重复验过三次。诊断上绝对没有问题。当然，他恐怕还得介绍我们——我——詹尼——去请教一位血液病专家。依他看，倒不妨……
我挥挥手打断了他的话头。我需要安静一会儿。一定要安静下来理一理那一团乱麻。这时我猛然想起一件事来。
“大夫，你对詹尼是怎么说的？”
“我说你们俩都没有问题。”
“她相信吗？”
“我想该相信吧。”
“咱们该什么时候告诉她呢？”
“到了这一步，可就要你拿主意了。”
要我拿主意！天哪，到了这一步，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医生解释道，对于詹尼这种类型的白血病，现有的种种治疗手段都纯粹是姑息性的——可能起一点缓和、抑制的作用，但治不了病。所以，到了这一步，主意就要我来拿了。治疗的事暂缓开始倒也无妨。
但在那个时候，我脑子里其实只有一个念头：要命！要命！碰到了这样的倒霉事儿！
“她才二十四岁呀！”我告诉医生，当时我想必是大喊大叫的。他点点头，丝毫没有不耐烦的样子。詹尼的年龄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也明白这对我是多大的痛苦。后来我意识到总不能老是这样在医生的诊所里发呆。我就问他，该怎么办。就是说，我应该怎么办。他要我举止言行尽可能保持常态，能保持多久就保持多久。我谢过他以后就走了。
要保持常态！要保持常态！
正文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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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想到上帝。
我是说，冥冥之中存在着一个最高主宰的想法，开始悄悄地潜入我的心房。倒不是因为上帝要这样对待我——应该说，是这样对待詹尼——而我心里就恨不得对准他的面门饱以老拳，揍他一顿。不，当时我的那一种对神明的观念恰恰与此相反。比方说，我早晨醒来看到詹尼在那里，还在那里，那时我真希望有一位上帝可以让我向他表示感谢，感谢他让我醒来还能看到詹尼弗。这话说来真不好意思，简直太难为情了，但我确实希望如此。
我拚着命保持常态，所以准备早点等等的事我当然还是让她去做。
“你今天要跟斯特拉顿见面吗？”她问，我正在吃第二碗玉米片粥。
“谁？”我问。
“六四届的雷蒙德·斯特拉顿，”她说，“你最好的朋友。在我以前跟你同屋住的。”
“哦，对。我们约好去打壁球。我想不去了。”
“扯淡。”
“你说什么，詹？”
“你还是去打你的壁球，预科生。我可不要一个不运动、光长膘的丈夫，混蛋！”
“好吧，”我说，“那咱0］就到闹市里吃晚饭去。”
“干吗？”她问。
“你问‘干吗’是什么意思？”我直着嗓门大叫，竭力摆出往常那副佯怒的架势。“难道就不兴我带我的鬼婆娘下馆子去吃顿饭？”
“她是谁，巴雷特？她叫什么名字？”詹尼问。
“你说什么？”
“你听我说，”她解释道。“要是做丈夫的在星期天以外的日子带老婆下馆子，那准是跟别的女人搞上了！”
“詹尼弗！”我咆哮起来，这下可真的火了。“我不愿意在我的早餐桌上听你这种胡扯淡。”
“那你就老老实实回家，把屁股坐到我的晚餐桌旁来。OK？”
“OK。”
我就告诉这位上帝——且不管那上帝是何许神人，位于何方——只要这个现状能够维持，我就甘愿忍受下去。痛苦，我不在乎；只要詹尼不知道，我可以一直埋在心里。主啊，你听见我的祈求没有？你要我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可以。
“是奥利弗吗？”
“找我吗，乔纳斯先生？”
他一个电话把我叫到了他办公室里。
“你了解贝克事件吗？”他问。
我当然了解。罗伯特·勒·贝克是《生活》杂志的摄影记者，那次他打算拍摄一个骚乱场面，被芝加哥的警察打得不成人样。乔纳斯把这个案子列为事务所经办的重点案件之一。
“我知道警察接了他一顿，先生，”我对乔纳斯说，一副轻松愉快的样子（哈！）。
“我希望这案子由你去办，奥利弗，”他说。
“就我一个？”我问。
“你可以带一个年轻人作助手，”他说。
年轻人？事务所里数我最年轻。不过我领会他这话里的信息：奥利弗，尽管你的实际年龄还轻，可你已经是这个事务所的“大老”之一了，跟我们彼此彼此了，奥利弗。
“谢谢你，先生，”我说。
“你什么时候可以去芝加哥？”他问。
我已经拿定主意不告诉任何人，自己精神上的重压，决定由我独个儿承担。所以我向乔纳斯老头支支吾吾胡诌了几句，究竟说了些什么，我都已经记不得了，反正大意是说我觉得这阵子我不能离开纽约，希望他谅解。但我知道，对于这个显然大有深意的表示我作出如此反应，当时肯定使他大失所望。哦，乔纳斯先生啊，乔纳斯先生！你哪里知道我的苦衷啊！
一个怪现象：奥利弗·巴雷特第四下班比以前提早了，可是回家的步子反倒走得比以前慢了。这该如何解释呢？
逛第五街看橱窗已经成了我的习惯。我尽望着那些讨人喜欢却又贵得吓人的玩意儿，要是我不必装模作样保持……“常态”的话，我早就给詹尼弗买回家了。
是的，我怕回家。因为，自我得悉真情至今已有几个星期，现在她终于渐渐开始消瘦了。我是说，尽管只是稍微瘦了一点儿，她自己也许没有觉察到，但是知道底细的我觉察到了。
我常常去看看航空公司的橱窗，看看班机广告：去巴西的、去加勒比海的、去夏威夷的（“把一切烦恼撇在一旁，飞往阳光灿烂的世界！”）等等，等等。偏偏那天下午环球航空公司推出的却是淡季中的欧洲：伦敦的“购物游”，巴黎的“恋人游”……
“我的奖学金还要不要？我自出娘胎以来还没去过的巴黎还去不去？”
“咱们的婚事还办不办？”
“谁说过要办婚事啦？”
“我。是我这会儿在说。”
“你要跟我结婚？”
“对。”
“理由呢？”
我是人家求之不得的一个赊帐对象，所以早就有了一张“就餐俱乐部”的信用卡。唰！在登记单的虚线上把名字一签，我就神气十足地拿到了两张去恋人天堂的飞机票（还是头等的）。
我回到家里，詹尼的脸色不好，有些白里泛灰，但我希望我那个绝妙的主意能使她的双颊添上些许血色。
“巴雷特太太，我叫你猜一件事，”我说。
“准是你给炒了鱿鱼，”我的乐天派妻子猜道。
“不是变鱼，是化成鸟上天，”我说着抽出两张票。
“上了天一直飞，”我说。“明天晚上飞巴黎。”
“扯淡，奥利弗，”她说。但态度平和，一点没有往常那种虚张声势的神气。照她现在的口气，好像还有点儿亲昵的味道：“扯淡，奥利弗。”
“喂，能不能请你把‘扯淡’的含义说得明确些？”
“嗳，奥利，”她柔声说，“咱们可不能这样胡来了。”
“胡来什么呀？”我问。
“我不想去巴黎。我要的不是巴黎。我只要你——”
“这你早就得到了，好乖乖！”我打断她的话头，我的口气听得出是在强颜欢笑。
“我还需要时间，”她继续说，“这是你不可能给我的。”
我这才往她的眼睛里仔细看去。那双眼睛流露出不可名状的忧郁。不过这种忧郁只有我才理解。她的目光仿佛在说她心里难受。是为我难受。
我们默默地站着，互相扶住。千万千万，要哭就让我们俩一道哭吧。不过最好还是谁也不哭。
接着詹尼就都告诉了我，她说她一直觉得“浑身不带劲儿”，所以又去找了谢泼德医生，但不是去看病，而是要他摊牌：告诉我，我什么地方出了毛病，真要命。于是他说了。
由于自己没有尽到向她吐露真情的义务，我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内疚之感。这点她理会到了，就故意说几句无聊话。
“奥尔，他是个耶鲁货。”
“你说谁，詹？”
“阿克曼。那个血液病专家。一个彻头彻尾的耶鲁货。本科和医学院都在那里毕的业。”
“哦，”我明知她是想在这段苦难的历程中注入若干轻松的成分。
“至少他能读能写吧？”我问。
“那还要看，”奥利弗·巴雷特太太、拉德克利夫的六四届毕业生堆着笑脸说，“不过我看得出他能谈。而我去的目的就是想谈谈。”
“这么说那个耶鲁货医生还很不错咯，”我说。
“不错，”她说。
正文 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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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至少不再把回家视为畏途了。我不必再战战兢兢地注意“保持常态’了。我们又可以推心置腹无所不谈，哪怕是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也不回避了。
我们有许多问题需要商量，这些问题由一对才二十四岁的夫妇提出来，未免异乎寻常。
“我相信你会坚强起来的，你这个冰球明星，”她说。
“我一定坚强，一定，”我回答说。其实，冰球大明星已经害怕了，不知素来洞察幽微的詹尼弗是否看得出来。
“我是说，你得为菲尔坚强起来，”她继续往下说。“将来最不好受的是他。你反正可以做个快乐的鳏夫①。”
①这里套用的是一部维也纳轻歌剧《快乐的寡妇》（又译《风流寡妇》的剧名。
“我不会快乐的，”我把她的话打断。
“你会快乐的，混蛋。我要你快乐。OK？”
“OK。”
“OK。”
过了大约一个月，一天，刚吃过晚饭。由于她的坚持，她还管烹饪。我劝之再三，她总算同意把收拾打扫的工作交给了我（不过她还是剋了我一顿，说这不是“男人干的活”）。当时我正收拾杯盘，她在弹肖邦的曲子。我听到肖邦的一首前奏曲弹到中途戛然而止，便立刻走进起居室。只见她坐在钢琴前发呆。
“詹，你没事儿吧？”我问她，意思当然是指比较而言。
她却反问一句：“雇车的钱你身边总还有吧？”
“当然有，”我答道。“你要上哪儿？”
“大概——要上医院了，”她说。
在随后出现的一阵忙乱中，我意识到这一天终于来临了。詹尼就要走出我们的公寓，一去不复返了。当她于坐在那里等我为她收拾几件东西的时候，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些什么。我是说，对这套公寓不知她是否有所留恋？她想看一看这儿的什么留个纪念？
什么也不看。她只是一动不动地坐着，目光没有停留在任何物体上。
“喂，”我说，“你另外还有什么要紧的东西要带吗？”
“唔，唔，”她摇摇头表示没有，接着似乎想起了什么，便加以补正：“就是你。”
到了楼下，找一辆出租汽车可费了不少劲，因为那正是人们上剧场看戏什么的时候。看门的又是吹哨子，又是挥手臂，活像个金刚努目的冰球裁判。詹尼只好靠在我身上，我暗暗希望干脆雇不到汽车，好让她一直这样靠着我。但我们最后还是雇到了一辆。也不知我们交的是什么运，那司机是个爱说笑的家伙。一听我说目的地是西奈山医院，而且要快，他把讨口彩的老一套全搬出来了。
“放心吧，年轻人，你们碰上的不是个生手。这匹麒麟跟我干这一行有年月了。”
在后座上，詹尼紧紧依偎着我。我吻着她的头发。
“你们这大概是头胎吧？”我们那位爱说笑的司机问道。
詹尼大概觉察到我快要忍不住骂那个家伙了，所以就悄悄对我说：
“奥利弗，友好点儿。他是想对咱们表示友好。”
“是的，先生，”我回答他说。“是第一回。我妻子感到不大舒服，所以能不能请你尽量抢绿灯？”
才一眨眼的工夫，他就把我们送到了西奈山医院。他确实很友好，待地下车为我们开了车门，诸如此类无不周到之至。在把车开走以前，他祝愿我们万事如意，快乐幸福。詹尼谢了他。
詹尼好像连站着都有点晃悠，我想抱她进去，但她不肯，“这儿不用你抱我进门，预科生。”于是我们走进医院，去办那一连串麻烦得要死的住院手续。
“你们买过‘蓝盾’或其他医疗保险没有？”
“没有。”
（谁会想到这些芝麻绿豆事儿？我们买碗碟瓷器还忙不过来呢。）
当然，詹尼进医院也是意料中事。医学博士伯纳德·阿克曼事先已经预见到了，现在治疗就由他主持。正如詹尼所说的那样，他人挺好的，尽管是个彻头彻尾的耶鲁货。
“现在就设法让她增加白细胞和血小板，”阿克曼医生对我说。“这是她眼下最需要的。她说什么也不要用抗代谢药。”
“那是什么意思？”我问。
“一种减慢血细胞破坏的治疗手段，”他解释道，“但是可能产生不愉快的副作用，这詹尼是知道的。”
“我说，大夫，”我知道对他讲这番道理其实是多余的。“一切由詹尼作主。她怎么说就怎么办。你们只要想尽一切办法不让她受到痛苦就行。”
“这一点你可以放心，”他说。
“费用我不计较，大夫。”我大概把嗓门都提高了。
“是几个星期——还是几个月，这就很难说了，”他说。
“费用的事管他娘，”我说。其实他对我很耐心，倒是我对他气势汹汹。
“我的意思只是说，”阿克曼解释道，“她究竟能拖多久，时间是长是短，实在无从知道。”
“请记住，大夫，”我简直是命令他了，“请记住，我要她得到最好的照料。特等病房。特别看护。一应俱全。请照办。钱我有。”
正文 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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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曼哈顿的东六十三街到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汽车至少要开三小时二十分钟。真的，这条路上的最高速限我都试过，我相信，任何汽车，不论是国产的还是外国的，即使由格雷厄姆·希尔①一类人物驾驶，也不可能开得再快了。当时在马萨诸塞的高速公路上，我的MG牌跑车时速达到了一百零五英里。
①格雷厄姆·希尔（1929—），英国赛车运动员，1962年的世界冠军。
我带着电动剃须刀，所以你尽可以放心，在走进州府大街那神圣的办公大楼之前，我已经细心地剃过了胡子，并且在汽车里换了衬衫。时间才上午八点，那里就已经有几位气度不凡的波士顿名流等着要见奥利弗·巴雷特第三了。他的女秘书认识我，她连眼睛也没多眨一下便向对讲电话里通报了我的名字。
我父亲并没有说“领他进来”。
倒是他的办公室门开了，他亲自走出来，招呼说：“奥利弗。”
察言观色已成习惯的我，注意到他脸色似乎有点苍白，这三年来他的头发都变花白了（也许还稀疏了些）。
“进来，孩子，”他说。我一时也摸不透他的语气，只管朝他的办公室走去。
我在“客椅”上坐下。
我们相对看了一眼，接着就都把视线移开了，移到哪儿都行。我的目光落在他办公桌上的那一堆摆设里：装在皮套里的剪子、皮柄的拆信刀、母亲好几年前照的一张相片。还有我的一张（在埃克塞特中学毕业时照的）。
“你这一阵子过得怎么样啊，孩子？”他问。
“很好，爸爸，”我回答说。
“詹尼弗好吗？”他问。
为了不对他撒谎，我避开了这个问题（虽然那正是问题的中心所在），就开门见山说出了我突然又来找他的原因。
“爸爸，我要借五千块钱。有正当理由。”
他看看我。好像还点了点头。
“哦？”他说。
“可以吗？”我问。
“能不能让我知道理由？”他问。
“我不能告诉你，爸爸。请你借给我这笔钱就行了。”
我感到——如果一个人真能从奥利弗·巴雷特第三身上获得什么感觉的话——他是打算给我这笔钱的。我还意识到，他也并不想熊我一顿。但是他很想……谈谈。
“你在乔纳斯与马什事务所不是有薪水吗？”他问道。
“是的，爸爸。”
我真想告诉他数字，目的只是想让他知道那是全班最高纪录，但是再一想：既然他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工作，大概也知道我拿多少薪水。
“她不是也在教书吗？”他问。
哦，可见他也不是什么都清楚的。
“不要‘她’呀‘她’的，她有名字，”我说。
“詹尼弗不是在教书吗？”他改口客客气气地问。
“请不要把她跟这件事扯在一起，爸爸。这是一件私事。一件非常重要的私事。”
“你是不是在外边撒下了风流种子？”他问道，但语气中没有任何非难的意思。
“嗯，”我说，“是的，爸爸。是这样。这笔钱请你一定要给我。”
我看他根本没有相信我说的理由，我看他也并不真想知道。他向我提问，就像我刚才说的，无非是为了我们可以……谈谈。
他伸手到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本皮面子的支票簿，那皮面子是跟他的拆信刀柄和剪刀套于一样的科尔多瓦牛皮①。他慢条斯理地打开支票簿。我相信那不是故意折磨我，而是为了拖延时间。好找些话说。找一些不会引起摩擦的话说。
①西班牙科尔多瓦省出产的高级牛皮。
他填好支票，从簿子上撕下，向我递过来。我可能迟疑了片刻才意识到应当伸手去接，因此他有点儿尴尬（这是我的感觉），于是把手义缩了回去，将支票放在办公桌边上，这才朝我看看，点了点头。他的表情仿佛是说：“拿去吧，孩子。”但事实上他只是点了点头，仅此而已。
我也并不想离开，只是也找不出什么不伤脾胃的话说。我们总不能这样干坐着，我们俩心里都想谈谈，却义连正眼相视都难以做到。
我探身过去拿了支票。不错，是五千美元，下面是奥利弗·巴雷待第二的签字。墨迹已干。我一边小心地把支票折好，放进衬衫的口袋，一边站起来，慢吞吞地朝门口走去。其实当时我至少也应该说几句话。表示一下我知道，为了我的缘故，让波士顿的（也许还有从华盛顿来的）几位要人在他办公室的外间久等了；“可要是我们再找点话儿谈谈的话，爸爸，我还可以在你的办公室里泡上好半天呢，连你原订的午餐约会怕也得取消呢”……等等，等等。
我把门开到一半，站立片刻，鼓起勇气望着他，只说了一句；
“谢谢你，爸爸。”
正文 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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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菲尔·卡维累里的任务落在我身上。不是我，还有谁呢？我真担心他会垮下，可是他倒没垮：他平静地锁上了克兰斯顿的房子，住到我们的公寓里来了。我们各有一套独特的办法克制悲痛。菲尔的办法就是做清洁工作：又洗又刷又擦。他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我实在摸不清，不过，算了，就让他去干吧。
他莫非还在梦想詹尼会回来？
他是有这个想法的，可不是吗？可怜的菲尔！这就是他做清洁工作的目的。他就是不肯接受这残酷的现实。当然，他是不会向我承认这一点的，但是我知道他心里是这样想的。
因为我心里也这样想啊。
詹尼弗一进医院，我就打电话给乔纳斯老头，把我不能去上班的原因告诉了他。我装作还有事，得赶紧挂断电话，因为我知道他心里难过，但想说的话又说不出来。自此以后，我每天的时间就不外乎用于两个方面：一是探病，二是处理其他的种种事情。所谓处理其他的种种事情，不用说其实也就是啥都于不了。吃饭没有滋味；菲尔打扫屋子（又打扫了！）我只能看着；甚至服了阿克曼给我开的药，也睡不着觉。
有一次我无意中听到菲尔喃喃自语：“再这样下去我实在受不了啦。”当时他正在隔壁房间里洗我们晚餐撂下的碗碟（不用机器）。我虽然没有搭话，心里却暗自忖度：我就受得了。不管是什么样的上帝在冥冥之中导演这出戏，最高主宰先生，你尽管让它演下去吧，我可以无限期地一直忍受下去。因为詹尼总还是詹尼。
那天晚上，她把我赶出病房。她要跟她的父亲“爷儿俩掏心窝”谈谈。
“这场会谈只有意大利裔美国人可以参加，”她说，脸色像她的枕头一样煞白，“所以，你给我出去，巴雷特。”
“好吧，”我说。
“但是别走得太远，”我走到门口时，她又说。
我坐在休息室里。不久，菲尔就出来了。
“她叫你给她滚进去，”他的嗓子哑了，几乎没有声音，好像全部内脏都给掏空了。“我去买包香烟。”
我走进病房，她命令道：“把那该死的门关起来！”我服从了命令，轻轻地把门关上，回过身来到她床边坐下，这才比较清楚地看到了她的模样。我是说，我这才看到她老是藏在被子底下的那条右臂上原来还插着几支管子。我平时总喜欢紧挨着她坐，盯着她的脸看。她脸色虽然苍白，一对眼睛仍然炯炯有神。
因此我照例赶快紧挨着她坐下。
“奥利，我不骗你，我倒不觉得痛，”她说。“我就觉得像从悬崖上慢慢地往下掉，跟慢镜头似的，你明白吗？”
我五脏深处仿佛有件东西在搅动，这无形的东西直往我的嗓子眼里冒，要我哭出来。但我不能哭。我从来不哭。我是条硬汉子，明白吗？我不能哭。
但是，我要不哭，就开不了口。我只能点头示意。所以，我就点点头表示明白。
“扯淡，”她说。
“嗯？”要说这是一句话，还不如说是一声呻吟。
“你不明白从悬崖上往下掉是怎么回事，预科生，”她说，“你这辈子又不曾有过这种体验。”
“我有过，”我恢复了说话的能力。“就在我遇见你的时候。”
“对，”说话间，一丝微笑掠过她的脸庞。“‘哦，那是多么彻底的堕落啊。’这是谁的话？”
“我说不准，”我回答说，“是莎士比亚吧。”
“这我知道，但到底是哪个人物的话……”她的口气显得有些哀伤。“甚至出自哪个剧本我都记不起来了。①我进过拉德克利夫学院，有些东西应当记得。我本来连克歇尔编的莫扎特全部作品目录都背得出来。”②
①这句话见于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五场。鬼魂向哈姆雷特述说他的母亲新寡即与他的叔父结合，所以也有人译为：“那是一个多么卑鄙无耻的背叛”。
②路德维希·冯·克歇尔（1800—1877），奥地利音乐学家。他编的莫扎特作品目录有六百多号。
“了不起，”我说。
“是不含糊，”她说，接着皱起了眉头问道：“他的C小调钢琴协奏曲是作品第几号？”
“我去查一下，”我说。
我知道该到什么地方去查。就在我们公寓里，钢琴旁边的一个架子上。我回去查一下，明天第一件事就是来把作品号码告诉她。
“我本来都背得出来，”詹尼说，“真的。我本来都背得出来。”
“听我说，”我模仿鲍嘉的口吻说，“你真想要谈音乐？”
“难道你宁可谈葬礼？”她问。
“不，”我后悔打断了她的话头。
“我跟菲尔商量过了。奥利，你在听吗？”
因为我的脸早已背了过去。
“是的，我在听，詹尼。”
“我告诉他可以按天主教教规举行仪式，相信你也会说OK的。OK？”
“OK，”我说。
“OK，”她应道。
这时我稍稍松了口气，因为我们接下去无论谈什么，总不会再这样难受了吧。
然而我想错了。
“听着，奥利弗，”她说，声调尽管温和，但含着嗔怒，“奥利弗，收起你那副讨厌的样子！”
“我？”
“你脸上那副问心有愧的德性，奥利弗，真叫人讨厌。”
说实在的，我也想换个表情，可是我面部的肌肉都僵硬了。
“这不是哪一个人的过错，你这个不开窍的预科生，”她说。“请不要再责备自己了，好不好？”
我真想一直看着她，因为我怎么也不愿意让我的目光离开她，但我还是禁不住垂下了眼皮。我惭愧到了极点，因为直至此时此刻詹尼还能把我的心思看得这样一清二楚。
“听着，奥利，我求你的就这么屁事儿一桩。除此以外，我对你完全放心。”
我五脏里的那件东西又搅动起来了，因此我连一声OK也不敢说。我只是像个哑巴似的看着她。
“巴黎算得啥？”她忽然说。
“嗯？”
“巴黎算得啥？音乐算得啥？你以为我为你作出了许多牺牲，这些都算得了啥？我才不在乎呢，你这个狗崽子。你相信不？”
“不，”我老实回答。
“那就滚你的蛋，”她说。“我可不要你守在我临终的床边。”
她说的是真心话。詹尼什么时候说话算话，动了真情，我都听得出来。为了可以留在她身边，我只得撒了个谎：
“我相信你，”我说。
“那才像话，”她说。“现在你能为我做件事吗？”五内深处的那件东西向我发动了毁灭性的冲击，非要逼我哭出来不可。但我硬是顶住了我坚决不哭。我只想向詹尼弗表示——正经点一点头向她表示——为了她，要我做什么事我都心甘情愿。
“请你紧紧抱着我，好吗？”她问道。
我伸出一只手按住她的前臂——天哪，都瘦成这样了！——还轻轻地捏了捏。
“不是这样，奥利弗，”她说，“得像像样样抱着我。跟我贴得紧紧的。”
生怕碰掉那些管子什么的，我战战兢兢爬上床去，紧挨在她身旁，把她搂在怀里。
“谢谢啦，奥利。”
这就是她最后的话了。
正文 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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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病房里出来，只见菲尔·卡维累里在日光浴室里，不知在抽第几支香烟了。
“菲尔？”我轻轻说。
“啊？”他抬头一看，心里大概就已经全有数了。
事情明摆着，给他一些言语的安慰是不管用的。我走过去，把手按在他的肩上。我担心他会哭出来。我拿得准自己不会哭。我哭不出。我是说，我心头的滋味已经不是这些所能表达的了。
他把手按在我的手上。
“只怪，”他喃喃道，“只怪我已经……”他说到这里顿住了，我就耐心等着。反正，现在还有什么可急的呢？
“只怪我已经答应了詹尼，要为了你坚强起来。”
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他十分体贴地轻轻抚了抚我的手。
但是我现在需要一人独处。得去吸几口新鲜空气。最好出去走走。
楼底下，医院的前厅里一片死寂。我所听到的唯一的声音，就是自己走在油地毡上卡嗒卡嗒的脚步声。
“奥利弗。”
我停下脚步。
那是我父亲。除了问讯处那个女人以外，此时此地就我们两个人。事实上，在这般时分，像我们这样还没睡下的人，全纽约也不多。
面对着他我受不了。我就径直向转门走去。但一转眼他也出来了，就在我身边站着。
“奥利弗，”他说，“你早就该告诉我了。”
外边冷得很，这样也好，因为我已经麻木不仁，需要有点知觉。父亲还在跟我说话，我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听任寒风拍打我的脸。
“我一了解情况，就跳上汽车来了。”
我忘了穿外套；一阵阵彻骨的寒意刺得我都疼起来了。疼得好。疼得好。
“奥利弗，”父亲急着说，“我愿意帮忙。”
“詹尼已经死了，”我告诉他。
“哦，对不起，”他一惊之下，轻轻吐出了这么一声。
不知为什么，我却把刚刚去世的那位美丽姑娘早先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搬了出来：
“爱，就是永远也用不着说对不起。”
接着我干了一件破天荒的事，这样的事我在他面前都从来没有干过，更不必说在他的怀里了。我哭了。
正文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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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只有薄薄一百多页的小书，写的是很难标新立异的爱情故事，连书名也平淡无奇（更像个副题），作者又是名不见经传的新人。然而书一出版，却赢得千百万美国人争相传诵，其中颇有一些读者还为男女上人公生离死别一掬同情之泪，甚至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也感动得向社会各界大力推荐。这部在《纽约时报》畅销书单上连续七个多月雄踞榜首、至今累计印数已超过两千万册的小说，后来由派拉蒙公司改编摄制成电影（其实原著本身差不多就是一个现成的电影文学剧本），从银幕上飘出的主题音乐又是那样荡气回肠，优美的旋律不胫而走，竟至被填词成为流行歌曲，风靡了全世界。——这便是中篇小说《爱情故事》所交上的如有神助的好运。
名门子弟奥利弗和糕点师之女詹尼，由言语冲突而交上朋友，进而冲破门第观念的阻挠结为伉俪，咬紧牙关自力更生，好不容易在社会上站住了脚。可是，小两口刚过上向往已久的安生日子，正当他们陶醉在如何生个大胖小子的美梦中时，医生告诉做丈夫的：他的妻子患有不治之症。未几，白血病便夺走了才二十五岁的詹尼的生命。在这样屡见不鲜的俗套情节基础上，居然能产生如此不俗的作品，不能说纯属偶然。作者不用很多笔墨着意细描，而是完全让感情来说话。他的文笔简洁、率直，但粗中有细、疏处见密。他的幽默带有清晰的现代标记，迥异于狄更斯或马克·吐温的风格。这些都已成为现代美国文学和语言的研究课题。
小说的背景是六十年代的美国。在彼时彼地，一些青年为了发泄对社会和现实的不满，故意追求颓废的生活方式，纷纷争当“嬉皮士”（蓄长发和奇装异服只是其最表层的特征），甚至堕入吸毒的魔道。这种现象曾引起美国上层“正统派”人士的忧虑。本书男主人公奥利弗·巴雷特第四虽则同代表“正统”的父亲决裂，但他反抗的仅仅是父亲硬要给他套上的“笼头”（“强我所难”、“做应该做的事情”），是巴雷特第三对他的婚姻的干涉。他还是抱着“凡事我总应该名列第一”的家庭传统观念，在考试名次、体育运动乃至拈花惹草各方面惯于无往而不利。显然，奥利弗和詹尼都不是“嬉皮士”，不属于美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不赞成过于离经叛道的行为。奥利弗学成以后，延聘者纷至沓来，但是，面对太“野”的诱饵，这对年轻夫妇还是理智和冷静的。尽管巴雷特第四认为巴雷特第三是“石面人”、“没有心肝”，不过，儿子的行为对社会来说完全无伤脾胃，他恐怕也算不得巴雷特家族的叛逆者，所以最后还是扑在他父亲的怀里哭了，说：“爱，就是永远也用不着说对不起。”作者这句画龙点睛的话，触动了许许多多处于寂寞和迷惘中的读者的心弦，恐怕也是很能使上层“正统派”放心和告慰的吧。
作者埃里奇·西格尔生于一九三七年，哈佛大学毕业，在校时曾是一位田径运动员。后在耶鲁大学教过古典文学和比较文学，为“披头士”乐队写过电影剧本《黄色潜艇》，还当过和平队全国顾问委员会的委员。除《爱情故事》（一九七○）外，他的创作还有剧本《奥德赛》（一九七五）以及小说《奥利弗的故事》（一九七七）、《男人、女人、孩子》（一九八○》、《级友》（一九八四）等。
舒心、鄂以迪
199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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