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看门的，可大家都知道我是个歌手。”我们起步过街时，他说，“我12岁在教堂里学会唱歌。当时我领两毛五负责替风琴灌风，让一位女士弹奏，另一位女士唱诗。德文、法文、意大利文，我全都一窍不通，可常听那位女士唱，也不管懂不懂意思，反正我学会了那些歌词。有个礼拜日早晨，那位女士没唱，我就替她唱了。还是用意大利文唱的。唱的是《哈利路亚》。”
“那怎么唱法？”我问。
格洛佛先生驻足面向我。他张大了嘴，深吸一口气。从他的喉头深处传出一个高亢而沙哑的声音：“阿—雷路—呀！阿雷—路—呀！”他舍弃了他的男高音，采用一种颤抖的假音唱着。显然，在他脑海中，《哈利路亚》永远是数十年前那位女士所唱的意大利文女高音。“阿—雷—路—呀，阿雷—路呀，阿雷—路呀，阿—雷—路—呀，阿—雷—路—呀！”格洛佛先生停下来喘口气。“然后，那位女士结尾总是这么唱：‘阿—啊—啊—啊—雷路—路—呀！’”
“原来那就是你的初试啼声。”我说。
“可不！我就是这么起步的。那位女士让我学会了用法、德、意文唱诗，真的！而且，打从1916起，我就一直是第一非裔浸信教会的音乐指挥。佛兰克林·罗斯福在1933年11月18日访问沙凡纳时，我指挥了一支500人合唱团为他献声。我记得日期，因为我女儿就在那天出生。我给她取名伊莲娜·罗斯福·格洛佛。我还记得我们唱的歌。《途经此地》。当时医生传话给我：‘告诉格洛佛，他尽管为总统献唱〈途经此地〉吧，不过我刚才途经他家，接生了一个女婴，我要他途经我办公室，付我15块。’”
待我俩在欧格索普大道分手，我才发觉对那只假想的狗派屈克仍然一头雾水。过了约莫一个星期，又遇见格洛佛先生，我暗自记住要提起这件事。可格洛佛先生有别的事要先聊。
“你懂心理学，”他说，“你是在学校学会这一门。可人性学普尔曼式是在卧车上学的。战争期间我在卧车上当侍者。你得把乘客侍候得妥妥贴贴，他们才肯给你五毛、一块钱小费。你要说，‘稍等，先生。您可是要去餐车？您的领带歪了。’呐！他的领带直得像支箭，可你把它拉歪再挪正，他喜欢这调调。这就是人性学！
“口袋里随时放一把衣服刷子，替他刷刷衣服！他衣服其实不需要刷理，可他不知道！你还是给他刷刷衣服，整理一下衣领，拉歪再挪正。女士也不需要有个盒子装她的帽子，可你还是把她的帽子装到盒子里！要是你什么也不做，就什么也得不到！
“我还学到另一个心得：千万别问男士‘尊夫人可好？’要问他“茱莉亚小姐可好？请代我问候她。’我从不向鲍汉先生问候鲍汉太太，我这么问他：‘海伦小姐可好？请代我问候她。’他喜欢这一套，她也喜欢。鲍汉先生把他的旧衣服鞋子都给了我。海伦小姐送了我好些她收藏的唱片，各式各样的唱片，多得我都弄不清自己有哪些。连那个歌剧大明星……亨利·卡罗素的唱片都有！
“我保持忙碌，”格洛佛先生说，“我可不无所事事闲在那儿。我买了500块钱的寿险，保费都付清了。每个星期两毛五，付了70年！上星期大都会保险公司寄给我1000块钱的支票！”
格洛佛先生两眼闪闪发光。“真的，先生，我可不闲在那儿无所事事。”
“格洛佛！”后方传来一声喝喊。一名身穿灰西装的白发男子走上来。“还在遛狗？”
“是啊，先生，”格洛佛先生轻抬帽沿，微微躬身致意，而后指指身后那条隐形狗，“还在遛派屈克。”
“很好，格洛佛。继续遛！保重啊。”说完，那人走开了。
“你这样遛派屈克有多久了？”我问。
格洛佛先生站直了身子。“哦，好久啰。派屈克是鲍汉先生的狗。鲍汉先生从前常拿奇瓦士威士忌给它喝。我不但遛狗，也是它的酒保。鲍汉先生交代，他死后照旧给我周薪十元，要我照顾派屈克。他把这一点列在遗嘱上了。我得遛它，买威士忌给它喝。派屈克死后，我去见劳伦斯法官，他是鲍汉先生的遗嘱执行人。我说：‘法官，你可以停止付我周薪十元了，因为派屈克死了。’劳伦斯法官说：‘谁说派屈克死了？它怎么可能死了？我明明看见它了！就在地毯上。’我回头看，没看见什么狗。可接着我想了想，说：‘哦！我好像也看见它了，法官！’法官就说：“就是嘛。你只管遛它，我们照样付你薪水。’那条狗如今已经死了有20年，可我还在遛它。我天天在布尔街上来回散步，不时回头说一声：‘走啊，派屈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