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沿着海湾街行驶，正经过凯悦饭店，一栋现代风格的低矮建筑，紧邻市政厅。凯悦饭店曾经是沙凡纳轰动一时的讼案主角。为了建造这栋旅馆，建商把工厂道上那一排19世纪棉花仓库拆除了一大片，建物后部突跨在河滨街上，阻断了临河建筑的立面。这家饭店引起的争讼使它拖了10年才起造。
“你可以看出，这家旅馆压根不适合杵在这地方，”艾德勒说，“我们上法院打官司，可那场苦战让我们内伤严重。两名建商都是沙凡纳史迹基金会的会员，其中一人的姐妹还是执行长。基金会分裂成两派，等于瓦解了。当时一切都很情绪化。我记得诉讼期间有回参加一项婚礼，一步入礼堂我就发觉，除了新娘和牧师，满屋子都是我的被告。”
约莫就在那个时候，史迹区的修缮即将完成，超过千栋古屋已经修复。这项工程是由大量白人完成，不过艾德勒坚称黑人并未遭替换。沙凡纳史迹基金会买下的多半是空屋，然而史迹区未修复的古屋锐减后，合理的下一步就是修复紧邻的维多利亚区的老房子。而那又是另一码事了。
我们沿着艾伯康街南行。才经过几个街口，史迹区风格含蓄的建筑转换成华丽的晚期维多利亚式楼房——偌大的木造老房子，顶着浪漫的塔楼、山形墙和华而不实的精致镶饰。少数已修复，大多数屋况甚差。
维多利亚区是沙凡纳头一座有电车的郊区，建于1870至1910年间，供白人劳工阶级居住。二次大战后，白人逐渐迁至更外围的郊区，老房子易手，屋主多不住此区，迄1975年，此区已成为黑人贫民窟。老房子状况凄惨，却依然美丽，于是近年来投机客和高收入白人开始投资购入。这时，艾德勒警觉了。“那样一来便意味着中产阶级化，黑人被驱离，”他说，“我决意阻止这种情况发生。我商请沙凡纳史迹基金会协助设法修复此区，而不致驱逐原本的居民，可基金会成员仍因凯悦饭店之事分裂不和，无心理会穷人的居住问题。我这才离开了沙凡纳史迹基金会，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机构，名为‘沙凡纳地标重建计划’，这机构相当成功，因为董事会囊括了各类人士——黑人、白人、穷人、富人，什么人都有。”
艾德勒的盘算是从那些不住在此区的房东手中取得老房子，把维多利亚区改造成一个种族和经济多元化的社区。他想到这计划也许有资格争取政府协助，而到目前为止，结合政府和私人基金，他已购入且修复了300间公寓。租户花收入的三成当租金，差额由联邦租屋补助金来补足。
“我想不需要我来告诉你，”艾德勒说，“我们在这儿做的这些事，并不是人人都满意。有些人私下抱怨，穷黑人靠政府补助住在史迹区的隔壁。少数人，比方吉姆·威廉斯，甚至公开说这种话。威廉斯说我们在跟‘犯罪元素’打交道。我想你听说过吉姆·威廉斯了。”
“是啊，”我说，“我见过他了。”
“嗯——你知道纳粹旗事件吗？”
“他跟我说过，”我说，“他说他把旗子挂在露台上，干扰在蒙特利广场上拍外景的一支拍片小组。”
“没错，”艾德勒说，“他把纳粹旗挂在铁栏杆上，还从这扇窗户移到那扇窗户。”
在安德生街上，艾德勒停车在一栋刚漆过的灰白色屋前。“我介绍你认识一位所谓的犯罪元素样板。”
我们登上前阶，艾德勒按门铃。一名身穿印花家居服的黑人妇女前来应门。
“早，露比。”艾德勒说。
“早，艾德勒先生。”她说。艾德勒把我介绍给露比·摩尔太太。
“露比，我带这位先生来看看维多利亚区的生活状况。你不介意吧——”
“哦，没问题，”她愉悦地说，“请进。”
露比·摩尔的双层楼房内部阴凉，有三个房间，一间现代化厨房，高高的天花板。屋后还有个小花园。客厅壁炉台上挂着一张肯尼迪总统的肖像。艾德勒引我快速参观了一下楼上和楼下，然后回到前厅与摩尔太太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