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我问。
“他变得难以相处，”辛西雅说，“他本来就不喜欢民主程序。他担任沙凡纳史迹基金会主席期间，凡事我行我素，绝少事前跟董事会商量。凯悦事件激化了整个情况。我们都反对那家饭店。它的原始设计是一栋15层楼的建筑，凌驾市政厅之上。整个董事会都投票反对它，包括李在内。之后董事会又表决是否要公开反对意见，结果决议等到与建商谈过之后再说。可是李坚持己见，他要立刻公开对立。董事会坚持决议。李未如愿，便决意自行发动攻势。他先是撤回对基金会的年度献金——7000块，这笔款子他已指定拨做主席薪资。对了，这就是李的典型作风，把他的捐款指定作一些高曝光率的用途，而不是像其他人无条件捐献。这就是李，爱唱独脚戏。要是不能左右大局，他就全不参与。实在不能怪董事会把他撵出基金会。”
闻言，我竖起了耳朵。“我以为是李·艾德勒主动离开沙凡纳史迹基金会，”我说，“不是被动的。”
“李绝对是遭表决撤职的。”辛西雅说，“事情之所以这样痛切椎心，是因为赞成撵走他的都是他的朋友和门徒。而且投票是全体一致。那次会议的纪录已神祕失踪，可你可以问问华特·哈崔吉，他是当时的主席，他和康妮就在隔壁房间打桥牌。”
“最悲哀的是，”另一位女士说，“要不是李自行掀风起浪，事情的结果也不至于到这步田地。其间，建商提出了一项折衷案，比我们最终得到的结果还好。”
“我得到的印象是，”我回想艾德勒告诉我的话，说，“艾德勒为了提供维多利亚区黑人住宅一案，意见不合才自己离开了基金会。”
闻言，另一位女士捺熄蓝色香烟。“我受不了了！”她说，“听了把人气疯！辛西雅，我不管行事表进行到哪儿，我要喝酒。”她走到饮料台前给自己倒了一杯马丁尼。
“李·艾德勒不是自己离开沙凡纳史迹基金会！他是被撵走的！”那位女士说，“那是1969年的事。约莫过了五年，他才在维多利亚区成立沙凡纳地标重建计划。两码事根本不相干。沙凡纳地标不过是个自私的产物。当然，他装得很高尚。他把自己刻划成一个有社会良心的维护古迹人士。他说他是在创造一个种族多元的社区。得了！他是在创造一个新的黑人贫民窟。那不是真正的融合，压根就是又回到种族隔离的老路上。
“李被迫离开沙凡纳史迹基金会时，悲惨极了。他当过六年主席。那是他的生命。他必须让基金会看看他能独力闯出一番天地，就抓住维多利亚区当他的跳板。他巧计运用政府的钱购买整修老房子，供那些领补助金的贫民租住。这跟虔诚的社会理想全无瓜葛，只是由他来主宰资助一项古迹维护计划的手法。他说他修护古屋而没有赶走长期居民，好像维多利亚区历来就是黑人区甚至种族多元区，嘿，其实不然。60年代中叶之前，它一直是白人中产阶级社区。要不是李自以为是，私人市场早就照顾了维多利亚区。而且，不骗你，黑人在城区还是会有发言权。我承认，是需要国宅，可维多利亚区却是最糟糕的地点。”
这位妇人解释，维多利亚区的房子绝大多数是木造，换言之火险保费高昂，而且屋子每隔三年左右就得重新油漆，因为高度潮湿使得油漆快速剥落。“这样高的花费用在政府补助的住宅上，是不容辩解的。”她说。
“再说，李压根没有做到完善的修复。”她继续说，“他掏空了老房子的精华，扯掉了维多利亚风格的细致，比方说锡刻天花板。而且他也没有好好养护屋况。看看那些屋子——所有屋子，不只是他喜欢炫示的那几栋——油漆剥落，阳台栏杆断了。他那些屋子修复才两三年，就跟旁边没整修过的屋子混为一片了。”
从房门可以看见女仆正一桌桌收拾空水杯。
“容我冒昧说一句，”那妇人继续说，“中产阶级化有什么可怕的？中产阶级化在史迹区他就不觉得碍眼。他的确阻止了中产阶级化，可他也扼杀了维多利亚区的房地产价格。它是买方市场，可却没有买主。李·艾德勒以维护古迹之名阻止了古迹维护。”
十章 做到就不是吹嘘(9)
我说，艾德勒告诉我，维多利亚区的重建鼓励了私人投资该区。
“那是漫天撒谎！没有人比李·艾德勒更清楚了，他的一个儿子买下了华德堡街上的一栋屋子，整修得漂亮极了，可是要卖的时候却没人买。他要价万，如今降价到万，还是无人问津，因为它沾上了黑人贫民窟的气味。”
“除了沙凡纳人，”辛西雅说，“外地人都认为维多利亚区是一大成就，因为这是李告诉他们的。他们都上了他的当。查尔斯王子刚加入那一箩筐笨蛋。”
“最教人气恼的，”另一位妇人说，“是艾德勒夫妇靠这一套把自己塑造成道德典范。真教我气得想大叫。我看腻了李的高尚假相。我也看腻了艾玛模仿伊莲娜·罗斯福那一套。我们做了什么要承受这些？”
“多了。”银发男子说。
两位妇人诧异地看他。他依然挂着他那慈善的笑容。
“李是沙凡纳社会中的知名之士，是不是？”那位男士温和地问道，“他是柯提利恩俱乐部的会员，而这俱乐部主办少女初入社交界的舞会。他是马德拉俱乐部15位杰出人士之一，他和那些会员们在那儿边享用佳肴美酒，边发表博学的论文。他也是占丹俱乐部的一员，他可以去那儿饮酒用餐，俯瞰他大力协助重建的史迹区的屋顶。”
两位女士审慎颔首，不确定那位男士用意何在。
“他还在沙凡纳高尔夫俱乐部打高尔夫球，”那位男士继续说，“所以李·艾德勒是沙凡纳的一位精英。起码外人会这么认为。可他其实不是，对吧？在沙凡纳，我们有我们划定界线的巧妙方式——告诉对方，你只可走到这儿，到此为止，你其实不是自己人。我们有欧格索普俱乐部来替我们说这句话，还有游艇俱乐部。”
这位男士言谈文雅，像个和蔼的教授。“李·艾德勒是犹太人。他有许多好友是欧格索普俱乐部和游艇俱乐部的会员，可他不是。”
“可欧格索普允许犹太人入会啊，”那位女士说，“鲍伯·明尼斯就是会员。”
“的确，鲍伯·明尼斯是欧格索普俱乐部资格最老的会员之一，而且深受爱戴。他也是头一位在乔治亚州出生的白人孩子的高高孙，这使得他成为活生生的乔治亚历史遗迹。他是犹太人，但不太过犹太化。他的两任妻子都是基督徒，他的朋友大多也是，他的孩子从小是圣公会教徒。鲍伯·明尼斯作为欧格索普俱乐部会员贡献良多。他除了是个可亲的同伴，还让我们能够说你刚说的那句话——‘可我们欧格索普俱乐部确有犹太人。’”
这位男士交抱双臂，逐一看着我们，好似要确定我们已明白他的话中含义。“另一方面，”他说下去，“李·艾德勒，遭欧格索普俱乐部冷眼相待，又被沙凡纳史迹基金会逐黜，他怎么办？他非得做件漂亮事，一件绝顶聪明的事。在我看来，他的成就远超乎他自己的梦想。通过在维多利亚区的工作，他不仅以史迹维护者的角色东山再起，还用一个道德上无懈可击的议题牢牢保护了自己：为贫苦黑人提供住屋。要是反对他，你就会像个种族歧视者。李的沙凡纳地标重建计划也许耗资不菲，他的整修工程也许拙劣，他也许打压了维多利亚区的房地产价值，他也许创造了一个新的黑人贫民窟，也许正如一些人所怀疑的，他做这一切是图名利，可却没有人能挺身说这些话，所以，他做得聪明极了。李·艾德勒达成了他的目的：他恢复了全美史迹维护首脑之一的地位，而在这过程中，他还强迫我们面对种族议题。”
“我不信他对黑人是真诚的，”吸蓝色香烟的女士说，“李参加的俱乐部——起码你方才提的那些——无一有黑人会员。”
“没错，”那位男士说，“这个问题，我怀疑黑人本身也猜忖李和艾玛是不是真诚。比方说，要是仔细读过艾玛那篇上报的文章，你就会看出一件很有意思的事。艾玛挖苦那些采访该项会议的新闻媒体，说他们只有兴趣“对查尔斯王子作些肤浅的臆测”，却无心关注低收入住户的居住问题。可接着她长篇累牍谈她带去的那名贴心的黑人厨子，那厨子用松针编了个篮子要送给王子，还担心了几个礼拜不知如何把篮子呈给王子。艾玛并未挑剔厨子一心放在篮子上未免幼稚，而篮子也跟供屋议题毫不搭介。艾玛显出她的双重标准：一个是对受过教育的新闻记者，另一个是对单纯的黑人厨子。由这一点，或许可以归结出艾玛对黑人有一种施恩的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