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回有人来拍片，全巿就陷入疯狂。人人都想当临时演员，会见大明星，要不就站在旁边围观。巿长和巿议员们都认为好极了，因为电影公司会在这儿花钱，会替沙凡纳打知名度，有助于观光业。
“其实这种事一点儿也不好。制片给本地的临时演员最低的酬劳，而沙凡纳也没打开知名度，因为观众通常压根不晓得电影是在哪儿拍的。事实上，要是算上卫生人员和警察的加班费，还有交通受阻等等无形的成本，沙凡纳其实是得不偿失。而且拍片人员个个粗鲁无礼，没一个例外。他们丟下一堆堆垃圾，破坏矮树篱，践踏草地。有一组拍片人员甚至把广场对面一棵棕榈树给砍了，因为它不合他们的意。
“话说两年前，来了一批顶粗鲁的家伙，要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拍一部有关暗杀林肯的电视电影。他们看中了蒙特利广场，想拍一场户外戏，当然，没跟我们住户商量过。开拍的前一个晚上，警察跑来命令我们把汽车统统移出广场，并且从早上10点到下午5点不得进出自家屋子。接着，拍片人员把八大卡车的泥土倒在街上，铺散开来，弄成像是1865年的泥土路。第二天早上醒来，我们发现广场上挤满了马匹、篷车和穿蓬裙的女人，到处覆着一层厚厚的灰沙。实在叫人受不了。摄影机放在广场中央，对准这栋屋子。
“好些邻居要求我以‘巿中心邻里协会’创办人兼前任主席的身份出面处理。我走出去，要求制片捐出1000美元给‘人道协会’，以示善意。他说他会考虑，中午给我回话。
“中午过了。那制片始终没回话，反倒是摄影机开始拍摄了。我决定搞砸他这场戏，于是我就这么办。”
威廉斯打开窗子左侧的一个柜子，取出一捆红布。他把它高举过顶，然后手腕一抖展开那块布。那是一面8尺长的纳粹旗。
“我把这面旗子挂在窗外露台上。”他说。他高举旗子，好让我看清楚红底白圈中央斗大的黑色字。
“这下子肯定阻止了拍片。”我说。
“没错，可只是一时。”他说，“摄影师把镜头转到屋子另一边，于是我就把旗子移到书房窗口。最后他们还是拍到了他们要的画面，不过，起码我表明了立场。”
威廉斯卷起旗子，放回柜子里。“反倒是它所激起的众怒是我始料未及的。《沙凡纳早报》在头版上大幅报道，还刊登了照片。社论通篇挞伐，还附上读者的怒函。晚间电视新闻也趁热打铁轧上一脚。
“我发觉自己不得不作辩解：不，我不是纳粹，我是利用那面旗子来制造时空落差，好制止那些不顾虑旁人的制片人，就我所知他们并不是犹太裔。可我的确犯了个严重的疏忽。我忘了密克维以色列犹太寺就在广场的正对面。寺里的犹太牧师给了我一封信，问我怎会适巧有一面纳粹旗在手边。我回信说，那是我叔叔杰西二次大战带回来的战利品。我还告诉他，我收集各式各样沦亡帝国的遗物，那面旗子和另外几件二次大战的纪念物都只是收集品。”
“这么说来，我没看错，”我说，“后厢客厅桌上的那把刀，是纳粹匕首。”
“我有好几把，”威廉斯说，“另外还有几件随身武器，和一件纳粹官员汽车引擎盖上的饰物。不过，大概就这么多了。希特勒政权的遗物并不受欢迎，可是有它的历史价值。多数人都了解这一点，也晓得我的抗议并没有政治意义。那一场怒火烧了两个礼拜就熄了，不过偶尔我还是会遇上一些余烬，比方说怒目相视，或是故意过街避开我。”
“不过我看你倒并未遭到排斥。”
“完全没有。事隔半年，贾桂琳·欧纳西斯登门造访。”
威廉斯走过房间，掀开一张斜顶写字桌的桌盖。“克丽丝蒂拍卖公司，”他说，“每年两次在日内瓦拍卖‘法贝杰’精品。去年拍卖的主角是一只精巧的翡翠盒。广告做得很大，反应热烈。负责拍卖的是吉沙·范·哈布斯堡。奥匈帝国还存在，今天他就是位大公了。吉沙是我的朋友。我参加这项拍卖会已有许多年，这回我当然也搭机前往。我跟他说：‘吉沙，我是来买那小盒子的。’吉沙大笑，说：‘吉姆，有不少人是来买那小盒子的。’我已预见会跟富比士之类的人士竞标，可我想，起码可以炒热价码，也算是乐事。我就说：‘这么吧，吉沙，要是有人出价比我高，买下了那盒子，我对天发誓，他们一定会明白自己买的是个盒子！’拍卖从最高估价开始竞标。我终于以7万美元买下了那盒子。事后我搭乘协和客机飞越大西洋，面前铺着细棉布的盘子上摆着一杯香槟鸡尾酒和那小盒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