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妮妮对女主人说，“那孩子迟早有一天会离开他。那时候他会非常痛苦。”
“这是人类应该面对的挑战，”女主人应道，她正坐在镜子前，端详着自己日渐衰败的美丽，“人们总有一天要失去他们自己的所爱。不能忍受这点的人，不值得可怜，因为他不是完整的人。”
学校里对他俩友谊的嘲讽并没有持续太久；大家很快就习惯了，感觉像是个自然现象。甚至人们在提到他俩时，已经像提到一对夫妻那样将两人的名字合二为一，称为“亨利克两口子”，但是大家并不再嘲讽这种关系。在他俩的关系里，有着某种柔情、严肃、无条件和悲剧性，这种友谊的光芒让嘲讽者缴械。在任何人群里，都会有人嫉妒这样的关系。人们最大的渴望，莫过于无私的友谊。人们绝望地渴望得到它。在学校里，男孩们不是逃避于出身的傲慢或学业之中，就是沉溺于过早的放荡、身体的蛮勇与早熟、迷茫或痛苦的爱情。康拉德和亨利克的友谊在人类的混沌中泛出薄明，有如在中世纪圣礼仪式上闪烁的微光。在年轻人中间，没有什么能比友谊更加弥足珍贵，这种友谊，既不期待对方进行帮助，也不要求对方做出牺牲。年轻人通常希望能为自己寄予厚望之人做出牺牲。两个男孩感觉自己生活在一个不可名状、美妙神奇、宽厚仁慈的境界里。
没有什么能比这种关系更柔情。后来他们在生活中所遭遇的一切，无论是温柔或粗暴的欲望，还是强烈的情感或激情的绑缚，一切都更野蛮残酷。康拉德跟所有真正的男人一样拘谨羞涩，哪怕当时他只有十岁。男孩们进入青春期后，开始顽皮嬉闹，带着伤感的情绪探究成年人生活的秘密。康拉德让亨利克发誓，他们要纯洁地活着。然而，若真想恪守这个誓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每隔一周做一次忏悔，一起写悔罪日记。欲望在他们的血液里和神经里悄然滋生，每逢季节更迭，男孩们就会脸色苍白，头晕目眩，但他们依旧纯洁地活着，友谊就像一顶具有魔法的斗篷罩住了他们年轻的生活，像是做出补偿，让其他人备受折磨，将所有好奇和不安驱逐到暗淡无光的幽冥世界。
他们生活在一种有着数百年实践经验的军校制度里。每天早晨，他俩缠着绷带，戴着头盔，光着脊梁，在学校的体操房里练一小时击剑。然后练习马术。亨利克是一个骑马好手，康拉德则需要手忙脚乱地拼命挣扎，才能在马鞍上保持住平衡不跌下来，在他身上缺少先天继承的娴熟技艺。亨利克学习非常轻松，康拉德学习则很吃力，但是只要他学过的东西，就会不遗余力地吝啬珍藏，仿佛他知道那是自己在世界上的全部财富。亨利克在集体中如鱼得水、随心所欲、不拘小节，似乎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他吃惊；康拉德则显得刻板、固执。有一年夏天，他俩一起到加利西亚旅游，去探望康拉德的父母。当时他们已经是青年军官。男爵是一位年迈、秃顶、谦卑的人，在加利西亚服役的四十年，已经磨掉了他心性中的棱角；一位波兰女贵族怀着从来未能实现的社交愿望，以惶惑不安的殷勤急匆匆地跑出来迎接两位年轻绅士。城中闷热难耐，到处可见古老的钟楼、四方的广场和广场中央的喷泉池，以及光线昏暗的拱券式老屋。城里的居民中有乌克兰人、德国人、犹太人和俄罗斯人，他们全都生活在当权者制造的令人窒息、麻木的喧嚣中，仿佛在这座城中，在光线昏暗、密不通风的家宅里，时刻不断地在酝酿着革命或某种无聊无稽的不满，或许连不满都算不上；一种小客栈窒闷的欣狂和祈盼的情绪，渗透到城中的房子、广场和生活之中。只有主教座堂[12]在颤抖、尖利、嘁喳、嘈杂的背景下显得从容镇定，坚固的钟楼，高大的拱券，仿佛有什么人曾在城里宣布过一项法律，一项绝对权威、不容变更的法律。男孩们住在旅店里，因为男爵家很小，只有三个小房间。第一天晚上，他们共进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油腻的肉食，香醇的葡萄酒—年迈的官员（康拉德的父亲）和憔悴、忧郁、姹紫嫣红的脂粉涂得有如鹦鹉一般的波兰妇人（他的母亲）怀着一种令人感动并伤感的兴奋在清贫的公寓里摆了一桌如此丰盛的宴席，似乎极少回家的儿子幸福与否，就取决于菜肴的质量—睡觉之前，两位青年军官在加利西亚旅店一个棕榈树下光影朦胧的角落里坐了很久。他们喝着浓醇的匈牙利葡萄酒，抽着烟，沉默不语。
“现在你见到他们了。”康拉德说。
“是啊。”近卫官的儿子歉疚地回答。
“那么，”康拉德用平静而严肃的口吻说，“你现在能够想象得出，我在这里的二十二年是怎么活过来的。”
“我知道。”将军应道，他感到喉咙发紧，像是被人扼住。
“我们一起去城堡剧院看戏时要戴的所有手套，”康拉德说，“都是从这里寄去的。如果我需要一副新的马具，他们就得三个月不吃肉。如果我在一顿晚餐上给侍者小费，我父亲就得一星期不抽雪茄。这二十二年就是这样过的。我总是要什么就有什么。在很远的地方，在与俄罗斯接壤的波兰边境，有过一座农庄。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那曾是我母亲的。我的所有开销都从那里寄来：制服，学费，买戏票的钱，当你母亲途经维也纳时我送给她的糖果，考试费，我不得不跟巴伐利亚人较量时所需的决斗费用。二十二年，所有的一切。他们先是卖掉家具，然后卖掉院子、土地和房子。之后付出的是他们的健康、享受、安宁、老年和我母亲的社交愿望，他们不再奢望能在这座该死的小城里多拥有一个房间，不再奢望房间里能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他们极少能在家中宴客。你明不明白？”
“对不起。”将军说，他感到激动，脸色苍白。
“我并没有怪你。”朋友非常认真地说，“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让你亲眼看到。当那个巴伐利亚小子拔出佩剑朝我走来，并发疯似的向我乱刺乱砍时，我们看上去是那么快活，像是开一个很棒的玩笑，似乎出于虚荣要将彼此剁成肉酱，实际上我眼前浮现出母亲的面孔，看到她每天清晨去集市上采购的身影，她这样做是为了不让女厨师骗两个菲列，这样到年底可以在信封里给我寄五个福林[13]……那个时候，我简直想杀了他，杀掉那个出于虚荣想要伤害我的巴伐利亚混蛋。他并不知道，他在我身上留下的每道划痕，都是对两个人犯下死罪，那两个人为了我，在加利西亚默默牺牲掉自己的生活。当我在你家里付给仆人小费时，我是在从他们的性命中支出什么。他们的生活非常艰难。”康拉德说，他的脸已经涨红了。
“你为什么这么想？”将军平静地问，“你不觉得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欣慰？”
“对他们来说，也许是这样。”男孩沉默了。他以前从来没有谈过这个话题。现在他说了出来，声音哽塞，不敢直视朋友的眼睛。“当时对我来说，这样活着非常难。好像我并不属于我自己。如果我病了，我会惊慌失措，好像要丧失某种陌生的财产，要丢掉某种不完全属于自己的东西，失掉健康。我是个军人，他们把我培养成军人，是为了让我能够杀人或被杀。我为此而宣誓。但是，假如我被杀掉，他们忍受这一切苦难的意义何在？你懂了吗？……我在这座城市里生活了二十二年，这里到处都是窒闷的气味，就像一间腌臜的破屋，里面住着流浪的吉卜赛人……饭菜的味道，廉价的香水，从不晾晒的床铺。他们默默无闻地住在这儿。我父亲已经有二十二年没去维也纳了，而那里是他生长的故乡。二十二年里，他从不旅游，从不买一件多余的衣裳，从不外出避暑，因为他们想把我打造成一件杰作，将我塑造成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未能成为的那种人。有时我想做些什么，但是我的手却停在空中。我总是想到这份责任。我甚至希望他们死去。”他说这话时的嗓音非常微弱。
“我懂。”将军回答。
他们在城里住了四天。离开的时候，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在他俩之间发生了什么，好像彼此都欠了对方什么。这个不可能用言语道清。
注释
[6] 弗兰茨·约瑟夫一世是一位勤政、简朴的皇帝，一辈子都喜欢睡简易的铁床。
[7] 指茜茜公主。
[8] 摩拉维亚是捷克东部的一个地区，摩拉瓦河发源于此。
[9] 加利西亚，原为奥匈帝国领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波兰南部的一个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部分划归前苏联。
[10] 匈牙利人打招呼的一种方式，通常用于男性对女性、年幼者对年长者或平民对贵族。
[11] 维也纳市内的一座公园。
[12] 主教座堂，指设有主教座位的天主教堂，为教区主教的正式驻地，是教区的中心。
[13] 福林和菲列均为匈牙利货币。
6
但是康拉德有一处避难所，那里连朋友也无法进入：音乐；仿佛那是一个隐秘得无人可及的藏身地。亨利克的耳朵毫无乐感，分辨不清吉卜赛音乐和维也纳圆舞曲。
在军校里，教员和学员们并不谈论音乐，而只是抱着忍耐和宽容的态度，似乎音乐不过是青春期心血来潮的一种怪癖。每个人都有各自的软肋。有的人不惜一切代价地养一条狗，有的人则酷爱骑马。这类癖好总比打牌要好，大伙儿这样认为；总不会比女人更危险，大伙儿这样认为。
但是将军有时感到怀疑，在他看来，音乐并非一种毫无危险的癖好。在军校里，人们自然不能忍受反叛的意志，不能忍受音乐的暴动，即使对跟训练有关的军乐的认知，也只限于宽泛、肤浅的意义层面。他们关于音乐的知识仅是：要吹铜号，鼓乐队长走在队列前面，不时高高举起银色的指挥棒。乐队后面有一匹小马驹拉着军鼓。这种音乐铿锵震耳，有板有眼，演奏者排着整齐的队列，迈着规范的步伐，吸引市民们上街围观，各种大游行都少不了它。人们听到乐声，步伐就会坚定有力，这就是他们知道的一切。音乐有时轻快滑稽，有时豪迈奔放，有时庄重严肃。否则没有人会搭理它。
但是康拉德只要一听到音乐就会脸色煞白。不管什么音乐，哪怕是最普通的音乐，都会像短兵相接或身体攻击一样地触动他。他会面无血色，嘴唇颤抖，似乎音乐对他说了什么别人不可能理解的话。旋律在他身上所唤醒的，很可能并不是理智。纪律；他们生活在纪律中，成长在纪律中，他们的目标是要在世界上获得身份地位，他们自觉自愿地服从纪律，就像信徒服从惩罚与救赎。在这样的时刻，人们会感到心情放松，仿佛紧张、刻板的心态在体内获得了宣泄，就像在阅兵式上，在漫长而疲惫的检阅之后突然听到“休息！”的命令。但是他一听到音乐，嘴唇就开始发抖，好像想要说什么。这种时候，他忘了自己身在何处，眼含微笑，遥望虚空，对周围的景物视而不见，看不见上司和同伴，甚至看不见漂亮的女郎和剧院里的观众。他用整个身体聆听音乐，那种渴望，就像一名囚犯在监狱中仔细捕捉远处的、可能为他捎来逃亡讯息的脚步和响动。这种时候，他听不见别人跟他讲话。音乐摧毁了他周遭的世界，刹那之间，人为制定的法规改变了，就这样，康拉德也在刹那之间不再是军人。在一个夏日的晚上，当康拉德在庄园里跟将军的母亲演奏四手联弹曲目时，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晚饭之后，他们坐在大厅里，近卫官和儿子出于礼貌聆听音乐。他们坐在大厅里的一个角落，带着彬彬有礼的悠闲和耐心，好像当时有人对他们说：生活就是义务，必须忍受音乐。你们不应该违背女士的意愿。母亲激情地演奏，他们在弹肖邦的《波罗乃兹幻想曲》。房间里的一切似乎都在发生变化。父子俩坐在大厅的角落，坐在扶手椅里，在彬彬有礼和耐心等待中也感觉到了，此时此刻，在那两个人的体内，在母亲和康拉德的体内正发生着什么。仿佛音乐在暴动，将屋里的家具高高举起；仿佛窗户后有一股力量在掀动厚重的绸缎垂帘；仿佛埋葬在人们心底的一切，不管是溃烂的还是腐臭的，都开始重生；仿佛在所有人的心底都潜伏着一种致命的韵律，它在生命的某一瞬间以灾难性的力量开始轰然奏响。两位礼貌的听众意识到，音乐非常危险。但是坐在钢琴前的那两个人，母亲和康拉德，根本不在乎有任何危险。《波罗乃兹幻想曲》只不过是个借口，实际是为了在世界上释放能量，这种能量能够改变和炸毁人类等级地位所精心掩藏的一切。他们身体僵硬地坐在钢琴前，上身笔直，紧绷，并稍微后仰，仿佛音乐让看不见的、传说中的神骏舞动一对火焰的翅膀，在世界上空的暴风雨中，在洪流之中，只有他俩用僵硬的身体和有力的双手拽着狂野不羁的缰绳。之后，随着一个短暂有力的铿锵乐音，音乐戛然而止。夕阳将一束光投在翼楼的窗上，金色的浮尘在光柱中炫舞，仿佛疾驰到远方的音乐神骏在身后留下一条扬尘的天路，通向虚无与毁灭。
“肖邦，”法国女人说，她的呼吸变得困难，“他的父亲是法国人。”
“他的母亲是波兰人。”康拉德说，并侧身将头探出窗外，“是我妈妈的亲戚。”他漫不经心地说，好像为有这种关系而感到耻辱。
所有人都在注意他，因为从他的嗓音里，听到了有如流亡者谈及思乡和故乡时在语调中流露出的那种悲楚。近卫官的身体稍稍前倾，聚精会神地盯着儿子的朋友，像是头一次见到他。夜里，当他跟儿子单独待在吸烟室时，他跟儿子说：
“康拉德永远不会成为真正的军人。”
“为什么？”男孩吃惊地问。
但他明白，父亲说得没错。近卫官耸了耸肩膀。他抽着雪茄，伸长两腿坐在壁炉前，盯着雪茄的烟雾。他用过来人才有的那种平静而优越的语调说：
“因为他是一个另类。”
当将军理解了这句话时，父亲已经不在了，已经去世了许多年。
7
人们迟早都会知道事实，知道那些被角色、装束、生活状况所掩盖的另一种事实。两个男孩一起上学，一起宣誓，在维也纳的那些年一起居住，因为近卫官有办法安排儿子和康拉德一起在宫廷附近服前几年的军役。他们在美泉宫花园隔壁一幢灰顶窄楼的二层楼里租下一套住房。公寓的窗户面向闷热、狭长、长满梅子树的花园。这里共有三个房间，他们和一位耳聋的寡妇住在一起，她丈夫生前是一位上校军医。康拉德租来一架钢琴，但是平时很少弹；他好像惧怕音乐似的。他们像对亲兄弟一样住在这儿，有的时候，近卫官的儿子不安地察觉，朋友心里有什么秘密。
康拉德是“另一类人”，不可能用询问的方式获知他的秘密。他总是态度温和，从不争辩。他这样生活，这样服役，这样与同伴相处，这样应对世界和人群，仿佛他的服役期永远不会结束，仿佛这辈子就是一段军纪严明的服役期，不分白天，不论黑夜。他俩都是青年军官，近卫官的儿子有时不安地觉得，康拉德活得就像一名僧侣，似乎并非活在这个世界上。他似乎从执勤任务结束的那一刻开始，又投入另一项更加复杂艰巨、更加责任重大的任务，就像对一位年轻僧侣而言，供奉神职不仅是指祈祷和祭拜，还指身心的共生，而且还是在做梦的时间。在他惧怕音乐的背后，肯定有什么秘密，那不仅涉及到他的思想，还跟他的身体有关：仿佛音乐的终极本质是一道将要使他脱轨、让他崩溃的致命指令。清晨，他俩一起在普拉特或马术学校骑马，之后康拉德去执勤，站岗后回到希辛格区[14]的公寓，有时一连几个星期都是这样，晚上待在房里足不出户。老屋里还用煤油灯和蜡烛照明；近卫官的儿子几乎每天都在午夜后回家，不是参加舞会，就是朋友聚饮。在回家的路上，近卫官的儿子坐在出租马车里，从街上就能远远看到朋友房间的窗户上，怯懦而责怨地闪映着热烈、温柔的微光。在窗上的光影里，隐伏着某种责难。近卫官的儿子向车夫付完钱后，站在寂静的街巷里，站在破旧的大门前，摘下手套，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感觉这一夜又背叛了朋友。他来自缭绕着轻柔音乐的世界，来自饭馆、舞厅，来自市中心的娱乐场所，来自缭绕着轻柔音乐的花花世界：但那里的音乐跟朋友爱听或爱弹的音乐截然不同，是为了让生活更舒适、更快乐，让女人的眼睛妩媚发光，让男人的虚荣闪出火花。在城里，在近卫官的儿子度过那几年夜生活的地方，音乐是为了这些而演奏的。但是康拉德喜爱的音乐，并不是为了让人忘却烦恼，而是触发人的内心激情与负罪感，是想让人的生活在自己内心、在意识层面变得更加真实。这种音乐非常可怕，他这样想着，挑衅似的轻轻吹起一首圆舞曲。在那些年的维也纳，无论是在哪个角落，人们都爱吹一位大红大紫的作曲家小施特劳斯谱写的圆舞曲。他掏出钥匙，拧动门锁，推开那扇沉重、缓慢、历经了百年风雨的楼门。拱廊式的楼道幽暗潮湿，他穿过煤油灯照明的宽敞回廊，忽然驻足片刻，望了一眼月光下白雪覆盖的院落，每样东西都轮廓清晰，仿佛有人用粉笔标画出位置。所有的一切都在宁和之中。维也纳已经坠入梦乡，睡得很死，飘着雪花。皇帝也已在城堡中入睡，五千万人在皇帝的社稷中酣睡。近卫官的儿子与这片宁静有关，他也守护着皇帝和五千万臣民的梦乡与安全，即使他只穿着军服什么也不做，即使他参加晚上的聚会，欣赏圆舞曲，品法国红酒，跟女士和先生们讲他们最想听的话，他也是在守护。近卫官的儿子觉得，他服从于明文或没有明文下达的强大指令，不管是在军营、训练场还是在沙龙，服从也是在执行任务。对五千万臣民来说，他们由此获得安全感：皇帝在子夜前入睡，黎明五点起床，坐在烛光下，坐在美国制造的扶手藤椅里，坐在写字台后；其他的人向他宣誓效忠，服从规定、惯例和法律。当然，服从的程度必须超过法律所规定的程度。人们要在心里随时随地地服从，这一点至关重要。人们需要相信，一切平安无事。那一年，近卫官的儿子和他的朋友都是二十二岁。
他俩住在维也纳，都是青年军官。近卫官的儿子用口哨吹着一首圆舞曲，步履轻盈地走上潮湿的台阶。在这栋房子里，房间，楼道，所有的一切都有一点潮湿的霉味，但是也有一点香气，在房间中弥散着某种类似水果罐头的甜腻香味。就在那年冬天，化装舞会风靡了维也纳，如同一场轻快、欢乐的瘟疫。他们每天晚上翩翩起舞，在煤油灯摇曳的光影下，在描金镀银的厅堂里。瑞雪连绵，马车在大雪中悄无声息地载送情侣。维也纳在雪中舞蹈，近卫官的儿子每天都去旧马场观看西班牙骑兵和利比扎[15]白骏马的训练。在战马与骑兵的体内，有一种风度和高贵，像在古代灵魂和贵族身体的自我意识中所拥有的某种带有负罪感的友善和节奏感。去旧马场之前，他先到城里散步，毕竟他是个年轻人。无论他站在城里的商店门口，还是站在舞池外，年长的马车夫和跑堂都会认出他，因为他长得太像父亲了。维也纳，帝国，曾是一个大家族，匈牙利人，日耳曼人，莫尔瓦人，捷克人，拉茨人，克罗地亚人和意大利人，在这个大家庭内部，每个人都隐秘地感觉到，在冒险的欲望、爱好与激情之间，只有皇帝能够维持秩序，他同时集超期服役的军士和陛下、身穿绸缎制服的公务员和大贵族、莽撞汉和统治者于一身。在市中心充满潮湿霉味的拱券结构的啤酒馆里，可以喝到世界上最好的啤酒。当正午的钟声敲响时，土豆牛肉汤的香味充满整座城池，在街巷和人们的心灵里涌流着一股亲密和温柔，仿佛生活的平静是永恒的。女人戴着黑色的毛皮手套和饰有翎毛的帽子，她们的鼻子和眼睛在雪中闪亮，脸上罩着面纱。下午四点，在咖啡馆里点燃煤火，端上浮着泡沫的咖啡，将军和官员们坐在自己常坐的桌前，女人娇红的面孔隐在出租马车的轿厢内，匆匆赶向烧木柴取暖的小伙子家，因为她刚刚参加完假面舞会。爱情在城市里燃烧，蔓延，犹如一张巨大的、覆盖了社会各个阶层的、策划阴谋的间谍网在燃烧，烧得连幽魂都不得安宁。在剧院开演前的一个小时里，艾斯特哈兹公爵在城中官邸的酒窖里秘密聚饮，请来爱喝烈酒的酒友们；在萨赫酒店的单间里，已为公爵们摆好了丰盛的酒筵；在圣斯蒂芬教堂隔壁新开张的修道院酒窖烟雾缭绕、空气窒闷的厅堂里，波兰绅士们兴奋而忧伤地喝着酒精度很高的帕林卡[16]，因为当时在波兰的生活不幸福。然而在那年冬季的维也纳，有那么几个小时，似乎所有人都能感到片刻的幸福。近卫官的儿子这样想着，微笑着，轻声吹着欢快的口哨。一进前厅，他就感到壁炉扑面的热浪，如同在跟一位亲戚握手。在这座城市，一切都是那么宽敞，所有的一切和所有的人，都是那么无可挑剔：大公们也有点像莽撞汉子；守门人也是秘密的享乐者，是一个庞杂而人道的等级制度中的有身份者。男仆从壁炉旁跳了起来，从主人手里接过大衣、高筒军帽和手套，并腾出一只手从白色陶瓦壁炉的座台上取下一瓶法国葡萄酒，主人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啜饮一杯，仿佛想用醇香的勃艮第那深奥、智慧的话语告别白天和夜晚轻松的记忆。现在也跟往日一样，男仆用银制托盘端着葡萄酒瓶跟随主人走进康拉德的房间。
有的时候，他俩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聊到天亮，直到壁炉变凉，近卫官的儿子喝完勃艮第酒瓶里的最后一口酒。康拉德谈论书籍，近卫官的儿子谈论生活。康拉德没钱享受生活，从军对他来说是一项职业，一项穿制服、戴军衔并要承担各种各样繁复后果的职业。近卫官的儿子察觉到，他们的友谊和结盟要比所有致命的人际关系都更加复杂，更加脆弱，必须把它从金钱、嫉妒、幼稚的阴影里拯救出来。这谈何容易！他们用兄弟一样的口吻谈论这一话题。近卫官的儿子小声央求，要康拉德与他分享那些他多得根本不知该如何处置的财产。康拉德解释说，他一个铜板也不能接受。两个人都很清楚，近卫官的儿子不可以给康拉德钱，他必须忍受自己独自花天酒地，享受与自己的身份、名声相称的生活方式；而康拉德在家里，在位于希辛格区的住所里，一个星期至少五个晚上都吃炸肉排，亲自清点从洗衣店送回来的干净内衣。但这些并不是最要命的。更可怕的是，除了金钱之外，还要从其他事的手中挽救友谊。康拉德衰老得很快，只有二十五岁，看书就要戴上深度眼镜。当朋友半夜三更从维也纳回来，从花花世界回来时，身上带着烟草和科隆香水的味道，头发湿漉，洋溢着一股年少的轻狂。他俩像同谋犯一样轻声交谈，一聊就能聊很久很久。康拉德俨如一位魔法师，当弟子们周游世界搜集关于人类生命的秘密讯息时，他坐在家中思考人类与万象的意义，康拉德最喜欢读有关人类共同生存的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英文著作。近卫官的儿子只喜欢读跟马术、旅游有关的读物。他们之所以彼此喜欢，是因为他们都宽恕了对方身上带着的原罪：康拉德宽恕了朋友的财富，近卫官的儿子宽恕了康拉德的贫穷。父亲在康拉德和女伯爵一起演奏《波罗乃兹狂想曲》时所说的那种“另类”，赋予了康拉德一种凌驾于朋友灵魂之上的力量。
这种力量意味着什么？在所有人类的力量中，都存在着某种对在我们统治之下的人们的不尽温雅、不太惹人注意的轻蔑。只有当我们熟悉，理解，并十分委婉地蔑视那些不得不屈服的人时，我们才能彻底地统治他们的灵魂。在希辛格区公寓里所进行的那些深夜长谈，有时候高声辩论，互不相让，就像导师与弟子之间的谈话。跟所有迫于自身的意愿与环境而不合时宜地固执己见之人一样，康拉德也会用轻松嘲讽、略带蔑视、同时又无可奈何的激烈语调谈论世界，好像在那边，在彼岸所能感受到的一切，只有儿童和比儿童还幼稚无知的生灵才会感兴趣。但是从他的声调里，还是可以感觉到思家之情：年轻人总是想家，永远渴望一个暧昧、冷漠、可怕的被称为“世界”的家。当康拉德用非常友好、傲慢、玩笑、漫不经心的口吻挖苦近卫官儿子对世界的体验时，嗓音里也能让人察觉到某种因充满欲望而焦渴的吞咽声。
就这样，他们生活在明亮刺目的青春反光里，生活在一个虽然是职业、同时也赋予生活以沉重压力和内心镇定的角色里。女人的手也敲响了希辛格区公寓的房门，轻柔、快乐、情意绵绵。有一天，舞女维罗妮卡也叩响了房门—想起这个名字，将军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睛，好像一个人从梦中醒来，不无玩味地陷入回忆。对，是维罗妮卡。随后他又想起安吉拉，一位军医的年轻寡妇，她对赛马的热情超乎一切。不，还是维罗妮卡，一位舞女。她住在一条名为“三块马蹄铁”的小巷里，在一幢破旧老楼的阁楼上，那是一个从来不可能良好供暖的训练厅。但她只能住在那里，住在训练厅里，她在那里有足够的空间练习舞步和旋转。空旷的大厅里装饰着蒙了尘的蜡菊花束和前一位房客留下的动物画，那是一位施蒂利亚[17]画家留给房东的，用来抵偿自己所欠的租金。他喜欢画绵羊：忧伤的绵羊站在大厅的各个角落，用好奇、潮湿、空洞的动物眼睛盯着来客。舞女维罗妮卡就住在这里，住在落满灰尘的窗帘、隔帘和旧家具中间。从楼道里飘来浓重的熏香，是蒸烤玫瑰油和法国香水的香气。在一个夏日的夜晚，他们三个人一起去吃晚饭。他现在记得，清楚地记得，清楚得如同用放大镜审视一幅图画一样。他们在维也纳郊区森林里的一家饭馆里用晚餐。他们是乘马车去的，穿过潮湿闷热、充满草叶味道的森林。舞女戴着一顶宽檐的佛罗伦萨草帽和长到臂肘的白色蕾丝手套，身穿粉色、细腰的绸缎衣裳和黑色绸面的低帮鞋。品位糟糕，却也极致。在茂密的树林里，她小心谨慎地走在马车道上，仿佛在地上每迈出一步，都该有明确的生活目标，比方说，朝着一家饭馆走，是对她那双香足的不尊重。就像斯特拉迪瓦里[18]小提琴不适合胡拉乱奏饮酒歌一样，她小心翼翼地爱护自己的脚，如同爱护一件艺术杰作，仿佛那双脚的唯一用途和存在意义只是用来跳舞，用来破除大地的沉重法规，用来解除肉身可悲的束缚。他们是在一个爬满野葡萄藤的农家小院就着燃在玻璃盅内的烛光吃的晚餐。他们喝了爽口的葡萄酒，女郎的笑声始终未断。在回去的路上，在月夜之下，在一座小山丘顶，他们从马车的轿厢里朝那座正在皎洁的月光中悄然隐遁的城市深情脉脉地望了一眼，维罗妮卡情不自禁地搂住他俩。那是一个欢乐、陶醉、真实的瞬间。他们默默无语地送一位舞女回家，在一幢破败的老城公寓楼门洞里与她吻手告别。维罗妮卡。安吉拉和骏马。还有所有的一切，她们戴在头上的鲜花，在悠长心醉的圆舞中一起翩跹的彩条、绿叶和花瓣，以及她们丢下的一只手套。这些女人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初恋的狂喜和意味着爱情的所有东西：欲望、嫉妒和相似的孤独。但是在女人、角色和世界的背后，还弥漫着一种比什么都强烈的情感。这种情感只有男人们才知道。它被称作“友谊”。
注释
[14] 希辛格是与美泉宫毗邻的维也纳市郊。
[15] 利比扎位于斯洛文尼亚境内，当地特产一种驰名欧洲的白骏马。
[16] 帕林卡是匈牙利特产的水果白酒，相当于白兰地。
[17] 施蒂利亚是奥地利南方的一个州。
[18] 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1644—1737），意大利克雷莫纳人，历史上最伟大的弦乐器制造师之一。
8
将军换好衣服。他一个人换衣服；从衣柜里找出漂亮的礼服，看了好久。他已经有十几年没有再穿制服了。他拉开一个抽屉，找出奖章，盯着那些珍藏在用红、绿、白色绸缎作内衬的盒子里的奖章出神。当他在手里拿着并触摸那些铜质、银制和金制的奖牌时，眼前浮现出一座桥头堡，在第聂伯河[19]畔，一次在维也纳举行的阅兵式，一次在佩斯城堡里的接见。他耸了下肩。生活给了他什么？义务与虚荣。他心不在焉地将一大堆奖章重新放回到抽屉里，就像在一场角逐激烈的牌局之后，收起花里胡哨的游戏币。
他穿上一身黑衣服，系了一条白色的马瑟林绸领带，并用湿梳子仔细梳理了一下花白的平头。最近这些年，每天晚上他都是这样一副神父般的严肃打扮。他走到写字台前，犹豫了片刻，用衰老的、发抖的手从钱包里摸出一把小钥匙，打开一个又长又深的抽屉。他从抽屉里隐秘的角落取出各种各样的物件：比利时手枪，用蓝丝带捆着的一大摞信，一个包着黄色丝绒面的薄本子，封面上印着烫金的字样：纪念簿。这个本子他拿了很久，本子的封面上系了一条蓝丝带，上面盖着一记同样颜色的封印。之后，他用很专业的动作认真查看了一下手枪。那是一把老式的转轮手枪，共装有六枚子弹。六枚子弹都已经上膛。他顺手将手枪放回到抽屉，耸了下肩。他将包有黄色丝绒面的本子揣进很深的外套侧兜里。
他走到窗前，拉开木卷帘窗。他睡觉的时候，院子里下过一场暴风雨。树林里刮起凉风，潮湿的悬铃木油光闪亮。已经黄昏。他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前，抱着两条胳膊眺望风景，眺望山谷、树林、隐现在山下密林深处的黄色马路和城市的轮廓。那双习惯远眺的眼睛，一眼分辨出在土路上扬尘的马车。客人已经在来庄园的路上了。
他盯着那个迅速移动的小点，一动不动，面无表情，一只眼睛半眯着，如同猎人在瞄准猎物。
注释
[19] 第聂伯河是仅次于伏尔加河、多瑙河的欧洲第三条大河。发源于俄罗斯，流经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流入黑海。
9
将军从自己的房间出来时，已经傍晚七点多钟。他拄着象牙手柄的拐杖，迈着缓慢、均匀的步伐穿过将庄园的这一侧翼，将他的卧室跟大厅、会客室、音乐室和沙龙连在一起的长长的走廊。走廊的墙上挂满了古老的肖像：他的祖先、玄祖父、玄祖母、熟人、从前的仆人、军队的战友、镶嵌在鎏金画框里的曾经光临过庄园的名流贵客。将军的家族有这个传统，在庄园内供养家庭画师：途经那里或流浪到那里的肖像画家，也有比较有名的，例如布拉格的s，在将军的祖父在世时，他曾在庄园住了八年之久，他见谁画谁，包括大管家和著名的骏马。玄祖父和玄祖母也充当了流浪艺术家们笔下的牺牲品：他们穿着节日盛装，睁着清澈的眼睛从高处俯瞰。接下来的，是几副严肃、镇定的男人面孔，近卫官的同僚，留着匈牙利式的翘胡子、头发像蜗牛一样梳向前额的男人们，他们不是身穿黑色礼服，就是一身威武的戎装。“那代人很棒。”看着父亲的亲戚、朋友和战友的肖像时，将军自言自语道。那代人确实很棒，但是稍微有点孤独。他们不能幸运地融入世界，他们虽很高傲，但心存相信：相信正直，相信男性品德，相信沉默，相信孤独和诺言，还相信女人。他们失望的时候，便沉默不语。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一辈子沉默，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义务和沉默，就像献身给誓言一样。在长廊的另一端是法国人的肖像：头发上插满头饰的老派法国女士和戴着假发套、唇露喜悦、身材肥胖的陌生绅士，那些映衬在蓝色、粉红色或鸽子灰色背景下的生硬面孔，他们都是将军母亲的远亲。他们都是些陌生人。随后看到的是父亲的肖像，身穿近卫军制服。还有一幅母亲的肖像，戴着饰有羽翎的帽子，手里攥着马鞭，像是一位女马术师。之后是一块一米见方的空白墙壁，夹在肖像之间：淡灰色的边线里框着一块白墙，看得出来，这里曾经也挂过画。将军面无表情地从那块四方形的空墙前走过。现在接下来的是风景画。
走廊的尽头，站着身穿黑色衣服的乳娘，在她小得像小鸟一样的头上包着一块崭新的、浆洗得挺括的白头巾。
“你在看画？”她问。
“对。”
“你不想把那幅画挂回去吗？”她用老年人直率的语调平静地问，并朝墙上指了指。她指着那块缺了幅画的位置。
“还在吗？”将军问。
乳娘点了点头，表示她保存着那幅画。
“不用。”他停顿了片刻后说，随后又用更低的声音自语道，“我不知道你还保存着它。我还以为，你把它烧了。”
“烧画，没有任何意义。”乳娘用尖细的嗓音说。
“不用挂。”将军肯定地说，他只跟乳娘用这种语气讲话，“挂不挂都改变不了什么。”
他们拐向高大的楼道，朝楼下看看，前厅里有一位男仆正跟女仆一起往水晶花瓶里插鲜花。
在刚刚过去的几个小时里，庄园里开始出现了生机，像是一台上了弦的机器。不仅是家具活了起来，比如摘掉了夏季麻布椅套的扶手椅和沙发，还有墙上的画、铁制的大烛台、玻璃橱里的装饰品和壁炉的座台。壁炉里已经备好了烧火的木柴，由于夏末的夜晚有阴凉的潮气，午夜过后，房间会变得湿冷黏腻。物品仿佛突然获得了存在的意义，似乎想要证明，世界上的一切都只有在跟人类有关，在变成人类命运和行动的一部分之后才会有意义。将军看着大厅，看着摆在壁炉前桌子上的鲜花和扶手椅的位置。
“这把皮椅子，摆在右边。”他说。
“你记得这么清楚？”乳娘问他，并眨了下眼。
“对，”他说，“康拉德坐在这儿，壁钟下边，靠着炉火。我坐在正中间的那把佛罗伦萨椅子里，正对着壁炉。克丽丝蒂娜坐在母亲带来的那把扶手椅里。”
“你能肯定吗？”乳娘问。
“能，”将军倚着楼梯扶手，朝那望去，“蓝色的水晶花瓶里插的是大丽花。四十一年了。”
“唉，你连这个都记得。”乳娘叹了口气说。
“我记得。”他平静地回答，“你摆的是法兰西瓷器吗？”
“是，浅色的。”妮妮说。
“那就好。”将军放心地点点头。现在，他们一声不响地看了一会儿画，环视了一下会客室和摆在房间深处的笨重家具。这些家具珍藏着记忆，珍藏着一个小时、一个瞬间的意义，似乎直到那个瞬间为止，它们只是按照纤维、树木和金属的自然法则存在而已，就在四十一年前的那个瞬间，无生命的物品充满了蓬勃盎然的内容，那个瞬间才是它们存在的真正意义。现在它们开始重生，就像一台上了弦的机器，物品也陷入深深的回忆。
“你给客人吃什么？”
“鳟鱼，”妮妮说，“汤和鳟鱼。红肉和沙拉。珍珠鸡。还有火焰冰激凌。厨师已经十年没做这些了。不过，或许还是能够做好。”她忧心忡忡地说。
“小心，别搞砸了。当时还有虾。”将军平静地说，显然陷入了沉思。
“对，”乳娘应道，随后安慰他说，“克丽丝蒂娜喜欢吃虾。不管怎么做她都爱吃。那时小溪里还有虾，现在已经没了。晚上无法进城去买。”
“别忘了准备葡萄酒。”将军用密谋般的语调悄声叮嘱。这种语调让乳娘不得不凑近一些，以仆人兼家庭成员的那种亲密微微躬身，她清楚地理解对方的意思。“你叫人取一瓶1886年的波玛德[20]。一瓶夏布利[21]，配鱼喝。再拿一瓶陈年的玛姆[22]，有几个大瓶的。你还记得吗？”
“记得。”乳娘若有所思地回答，“玛姆只剩下干的了。克丽丝蒂娜当时喝的是半干的。”
“她只喝了一口，”将军说，“吃蛋糕时，她总是只喝一口。她不喜欢喝香槟。”
“你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乳娘问。
“真相。”将军说。
“可你知道真相。”
“我不知道。”他提高了嗓门，并不担心被人听到，正在插花的男仆和女仆闻声停手，抬头张望。但他们很快又垂下眼帘，继续动作机械地布置房间。“正因为我不知道真相。”
“但是你知道事实。”乳娘用尖利、攻击的嗓音说。
“事实不是真相，”将军回答，“事实只是一部分真相。克丽丝蒂娜也不知道真相。也许他—康拉德—知道。现在我从他手里要过来。”他平静地说。
“要过来什么？”乳娘问。
“真相。”他简短地应道，随后沉默。
男仆和女仆离开了会客厅，他俩独自留在高处，乳娘也用胳膊肘伏在栏杆上，仿佛是在山坡上远眺。她冲着那个三人曾围着壁炉坐过的房间说：
“有件事我必须告诉你。克丽丝蒂娜在临死前，她叫过你。”
“哦，”将军应道，“我当时在这里。”
“你可以说在，也可以说没在。你离得那么远，好像远游了一样。你在你的房间里，而她当时奄奄一息。只有我守在她身边，她叫你的时候，天快亮了。我之所以说这个，是想让你今晚知道。”
将军不语。
“我想，他该到了。”他说，随后直起身子，“别忘了葡萄酒和我吩咐的事，妮妮。”
大门口传来庄园大道上碎石子发出的嘎吱声和轿厢式马车轱辘的吱呀碎响。将军将拐杖靠在楼梯扶手上，不拄拐杖就迈开脚步，走下台阶，去迎接客人。
在台阶上，他突然停下。
“蜡烛，”他说，“你还记得吗？……餐桌上点的是蓝蜡烛。它们还在吗？晚饭时一定把它们点起来。”
“这个我忘了。”乳娘说。
“我没有忘。”将军固执地说。
他抬头挺胸，穿着黑色礼服，迈开衰老而庄重的脚步，慢慢走下台阶。在男仆身后，一位老人出现在会客室高大的玻璃门门口。
“你看，我又来了。”客人和悦地说。
“这个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将军回答，他的语调也同样和悦，面带微笑。
两个人紧紧握手，彬彬有礼。
注释
[20] 波玛德红葡萄酒产于法国勃艮第著名的波玛德酒庄。
[21] 夏布利白葡萄酒产于法国勃艮第北部的夏布利酒区。
[22] 玛姆香槟酒产自法国著名的玛姆酒庄。
10
他们走向壁炉，在壁灯冰冷、明亮的光线下，他俩都眨着被刺痛的眼睛，认认真真地相互打量。
康拉德比将军年长几个月：春天已满七十三岁。两位老人眨着眼睛，认认真真地相互打量，只有老人才能察觉到这样的体征：他们全神贯注，洞察实质，在脸上和举止里寻找生命力的最后征兆和生存欲的残留迹象。
“不用这么看，”康拉德一本正经地说，“人不会变得年轻的。”
但是两个人同时都感到嫉妒和惊喜，接受对方的严格检查：过去的这四十一年，是他们分离的时光，是他们虽不能每天见面却仍时刻相知的时光，虽然并没有显现在他们脸上。我们都熬了过来，将军暗想。客人在打量了对方的身体之后，带着一种滋味混杂的满足暗想：他在等我，所以这么精神。那是一种夹杂了隐隐的失望和窃喜的满足（失望，因为对方精神抖擞、身体健康地站在自己面前；窃喜，因为自己能有心力和体力重返这里）。
那一刻他俩全都感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等待的日子为他们的生命注入了力量。就像一个人一辈子都在做一项训练。康拉德知道，自己总有一天要重返这里；将军知道，这一刻总有一天会到来。他俩都是为此而活着。
康拉德现在的脸色跟年轻时一样苍白，看得出来，他现在也成天待在屋里，不去户外呼吸新鲜空气。他也穿着深色衣服，料子的质地非常柔软。看起来，他挺有钱的，将军揣测。他们沉默了几分钟，彼此审视。过了一会儿，男仆端来苦艾酒和帕林卡。
“你从哪儿来？”将军问。
“伦敦。”
“你住在哪儿？”
“伦敦附近。我在伦敦有一幢小房子。我从热带回来后，就在那里定居。”
“你去了热带的什么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