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他举起苍白的手，并不确定地朝空气中的某个点指了一下，像是在宇宙里标出一个地方，曾几何时他在那里住过，“但只是最后那几年。之前我在半岛的深处，跟马来人一起。”
“我听说，”将军边说边举起斟满苦艾酒的酒盅，冲着灯光做了一个致意的动作，“热带非常折磨人，催人老。”
“很可怕，”康拉德说，“我失去了生命中的十个年头。”
“但在你身上看不出来。感谢上帝把你带到这里！”
他俩一饮而尽，坐了下来。
“看不出来？”客人问，他坐到壁炉旁，坐在壁钟下的扶手椅里。将军仔细观察他的动作。现在，当昔日好友坐在扶手椅里—正好坐在四十一年前他最后一次坐过的地方，好像接受了催眠术一样顺从地坐到被指定的地方—他如释重负地眨了下眼，感觉自己像一位终于看到猎物掉进陷阱的猎人；在此之前，猎物始终小心翼翼地围着陷阱转。现在所有的东西和所有的人都已各就各位。“热带很可怕，”康拉德重复了一遍，“我们这类人无法忍受。脏腑被毁掉，皮肉被烧光。在人的体内，总有什么东西会被杀死。”
“那么你去那里，”将军用心不在焉的轻松语调问，“是为了杀死自己体内的什么东西吧？”
将军这句话问得彬彬有礼，一派闲谈的语调。他也坐了下来，对着壁炉，坐在一把旧扶手椅里，家里人称它为“佛罗伦萨椅”。那是他的位子。四十一年前的每天晚上，在晚餐前后，当他和克丽丝蒂娜、康拉德三人坐在会客室里聊天时，他总是坐那里。现在，他俩都朝第三把包着法兰西绸缎的扶手椅望去，那把椅子空着。
“对。”康拉德平静地回答。
“目的达到了吗？”
“我已经老了。”他说，目光投向炉火。
康拉德没有回答提问。他俩就这样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看着炉火，直到男仆进来招呼他们去吃晚餐。
11
“情况是这样，开始时你以为自己适应了。”康拉德吃完鳟鱼后，又谈起了热带，“我去那里的时候还很年轻，这你应该记得。三十二岁。我当时去了沼泽地。当地人住在铁皮屋顶的房子里。我没有钱。一切都由殖民团体支付。半夜睡觉，你感觉像躺在热雾里。清晨时分，雾变得更浓、更烫。你会感到浑身酸痛。所有人都酗酒，眼睛猩红。第一年你以为你会死掉。第三年你觉得，你不再是过去的那个你，好像你的生命节奏改变了。你活得匆促，有什么东西在你体内燃烧，你的心以另一种方式跳动，整个人变得没精打采。一连几个月都没精打采。之后有那么一刻，你不再知道自己和周围发生了什么。有时这只发生在五年之后，有时就发生在头几个月。这会让人暴躁不安。在这种时候，不少人杀人，或者自杀。”
“英国人也这样吗？”将军问。
“在英国人中，这种情况少见一些。但是他们也会染上高烧、躁狂的瘟疫，那种瘟疫并没有什么致病菌。我真认为这是一种疾病，只是我们不知道病因而已。可能是水。可能是植物。可能是马来情人。那些女人你肯定无法习惯。她们中有的非常漂亮，笑意迷人，在她们的皮肤、举止、微笑和习惯里都蕴含着某种极致的柔润；无论在床上还是在餐桌上，她们都会把你服侍得体贴入微……即使这样，还是无法习惯。英国人，是的，他们保护自己。他们把整个英国装进手提行李，随身带来。比如彬彬有礼的傲慢、自我封闭、良好的教育、高尔夫球场和网球场，还有陪伴他们在沼泽地中央的铁皮顶房子里度过长夜的威士忌和烟草。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这些人只是传说而已。大多数人在四五年后，都跟其他那些比利时人、法国人、荷兰人一样变成野兽。热带啄掉他们身上的剑桥风度，就像麻风病啄烂人身上的皮肤。热带烧掉了他们身上的剑桥和牛津。你要知道，在那个岛屿上，所有在热带长期居住过的英国人都很可疑。受人尊敬，被人赞许，但很可疑。我敢肯定，他们在秘密档案里被人注上：‘热带’。像是说：‘性病’。或者：‘从事间谍活动’。所有在热带长期居住过的人都很可疑，无论他们打高尔夫还是打网球，无论他们在新加坡的朋友圈里喝威士忌还是一次又一次地穿着燕尾服或军服、胸前佩戴奖章参加政府晚宴，这都无济于事：他们仍然会很可疑。因为他们在热带生活过。因为他们染上了这种不可能适应的可怕瘟疫，如同所有的瘾癖，瘟疫也具有某种魅力。热带是一种疾病。热带性疾病可以痊愈，但热带永远不可能痊愈。”
“我明白了，”将军问，“你也染上了，对吧？”
“每个人都会染上的。”客人喝了一口夏布利，头往后仰，用过来人的语调说，“喝酒的人是廉价逃亡。瘾癖会潜伏在人的生活中，就像台风潜伏在沼泽地后，山林之间。那里有各种瘾癖。因此对岛上的英国人来说，所有来自热带的人都很可疑。因为无法知道在他的血液、心脏和神经里都有什么。不再是简单的欧洲人，这是肯定的。不再纯粹。欧洲的杂志起不了什么作用，你在沼泽地里所读的所有关于理想的文字，无论是在近些年的新书，还是在上个世纪写的或想的，都无济于事。你白白保持与众不同、尴尬而审慎的风度，就像热带居民在这类白人中间或像醉酒者在聚会场合那样小心注意自己的风度：言行举止过分造作，不想让人意识到他们内心的激情，极力表现得平和镇静、一本正经、有良好的修养……但在他们心里却是另一回事。”
“那么，”将军边说边朝灯光的方向举起斟满白葡萄酒的酒杯，“请你告诉我，他们心里到底是怎么回事？”
看到对方不语，他又说：
“我以为，今晚你之所以来这里，就是想告诉我这个。”
他俩坐在一张长桌旁，坐在一间高大的宴会厅里。自从克丽丝蒂娜去世后，这里再没有招待过客人。几十年来，没有人在这个大厅里吃过饭，这里就像博物馆的一间展厅，保存着旧家具和用过的物品，陈列着一个逝去了的年代所具有代表性的艺术珍品。墙上包有法兰西式的木雕墙围，家具像是从凡尔赛宫运来的。他俩分别坐在长餐桌的两端，在两人之间铺着白绫桌布的桌子中央，摆着一个插满兰花的水晶花瓶。花瓶周围摆了四件陶瓷雕塑，均是产自塞夫勒[23]的极品，纤巧优雅的工艺品分别象征着东南西北。正对将军的是《西》，对着康拉德的是《东》：瓷器上微笑的黑人骑着骆驼，还有阔叶的棕榈树。
陶瓷烛台在桌子上一字排开，上面插着很粗的、教堂用的蓝色蜡烛。房间里只有四个角落亮着隐蔽的灯光。烛火燃得很高，摇曳颤抖，可房间内还是半明半暗。灰色大理石的壁炉里，木柴熊熊燃烧，冒着黄色、黑红色的火苗。不过，落地窗的窗扇虚掩着，灰色的纱帘没有完全拉上。夏日的晚风不时从窗口吹进屋内，透过薄薄的纱帘可以看到月光下的风景和远处小城里闪烁的灯火。摇曳的烛光映照着鲜花点缀的长桌中央，背靠壁炉还摆放了一把罩着绣毯的椅子。以前，那曾是将军的妻子克丽丝蒂娜的座位。在缺席者面前摆放的瓷雕是《南》：狮子、大象和一个披着阿拉伯连帽斗篷的黑人一起默默地镇守这块巴掌大的地方。大管家穿着黑色双排扣礼服，跟侍者一起纹丝不动地站在背后随时听命，随时用眼神纠正男仆们的举止。今天晚上，男仆们全都一副法国侍者的装扮，马裤与黑色燕尾服。这个习惯还是将军的母亲带到这里的，只要是在这个厅用餐—这个厅的所有家具、盘子、镀金餐具、水晶瓶、杯子和墙围，都是这位来自异邦的女主人从她的家乡带来的—她都要求男仆们穿上这套礼服端盘倒酒。厅里如此寂静，就连木柴咝咝的燃烧声都能听见。他们交谈的声音虽然很轻，但彼此仍能听见：就连耳语般的词句，都会在包着古色古香、感觉温暖的木墙围的墙壁上产生回声，犹如弓弦在琴板上发出的铮铮乐音。
“不，”一边吃饭一边沉思的康拉德说，“我来这里，是因为从维也纳回来正好路过。”
他动作优雅地狼吞虎咽，带着一股老年人的贪婪。现在，他将餐叉放到盘子边沿，上身微微前倾，提高嗓门，冲着远远坐在对面的主人大声说：
“我来这里，是想再见你一面。难道这样不应该吗？”
“当然应该。”将军礼貌地回答，“这么说，你去了维也纳。想来收获肯定不小，尤其对你这样了解热带和隐僻的人来说。你最后一次去维也纳是不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他温和地问，语调里丝毫不含讥讽的话外音。
客人面带狐疑地望了一眼长桌的尽头。两位老人略带茫然地坐在那里，相距甚远地坐在高大的厅堂里。
“是很久了，”他回答说，“四十年前，我是在……”他困惑不安地说，并且出于尴尬而被迫沉默。
“我是在去新加坡的途中，去的维也纳。”过了一会儿，客人又说。
“原来是这样，”将军又问，“这次你去维也纳有什么感想？”
“变化很大，”康拉德说，“不管谁在我这样的年龄和处境里，去哪儿都会感觉到变化。是啊，我已经四十年没在欧洲大陆旅行了。我只在从新加坡去伦敦的途中，曾在法国的港口逗留过几个小时。但我还是想看看维也纳。看看那幢房子。”
“难道你此行就为了这个？”将军追问，“就为了看看维也纳和那幢房子？你是不是有什么生意？”
“什么生意也没有。”客人回答，“我跟你一样，已经七十三岁了。过不了多久就会死掉。所以我决定上路，并来这里看看你。”
“俗话说，”将军用彬彬有礼的鼓励语调回应说，“人到了这个年龄，将一直活到自己感到厌烦。你不这样觉得吗？”
“我已经感到厌烦了。”客人说。
这句话他说得漫不经心，语调平淡。
“你知道，对我来说，”康拉德说，“维也纳曾是这个世界上的一只音叉。说出‘维也纳’这个词，就像敲响音叉，然后注意那个正在与我说话的人从这个声音里听到了什么。我这样对人进行拣选。谁不符合标准，谁就不是我的人。因为维也纳不仅是座城市，还是一个声音，这个声音一个人要么能永远在灵魂中听到，要么永远听不到。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我那时很穷，但并不孤独，因为我有一位朋友。维也纳就像一位朋友。我总能听到他的声音。即使在热带的雨中。在任何时候。有时我会在雨林里想起希辛格区房子门洞里潮腐的霉味。维也纳有我喜爱的音乐和一切，在砖石里，在人们的眼神和气质里，音乐使人变得无怨无艾，心平气和。你知道，在这种时候，人不会再受情绪的煎熬。冬季和春季的维也纳。美泉宫的林荫大道。在军校宿舍里，暗蓝的光线和高大、雪白、饰有巴洛克雕塑的楼道。清晨在普拉特骑马。西班牙学校的白色骏马。我记得所有的一切，我很想能够再次看到。” 他平静地说，神情之中带着羞涩。
“四十一年后，你找到了什么？”将军再次询问。
“一座城市。”康拉德回答，并耸了下肩膀。
“这里，”将军说，“至少不会让你失望。我们这里没发生什么变化。”
“这些年你没有出门旅行吗？”
“很少。”将军望着烛光说，“除非因为工作不得不去。有段时间，我真想跟你一样退役。有过那么一刻，我真这么想。我该远走天涯，去看看世界，去寻找什么，去找某样东西或某个人。”他们没有互相对视：客人盯着盛有黄色饮料的水晶杯，将军望着摇曳的烛光。“但是最终我还是留了下来。你知道，我是指军役。人变得刻板，淡漠。我曾向我父亲承诺，我将终身服役。所以我才留了下来。没错，我是提前退休了。五十岁那年，他们要任命我统领整个军团。我认为自己要承担这样大的重任还太年轻。于是我申请退役。他们表示理解，同意了我的请求。”
“更何况，”主人停顿片刻，招呼男仆斟上红葡萄酒，接着又说，“当时服役已不再给我带来任何的快乐。革命已经爆发。正处于一个剧变期。”
“是的，”客人回答，“这个我听说了。”
“你只是听说？我们是亲身经历的。”他严肃地说。
“我不止是听说。”客人解释道，“1917年，是的。就在那年，我第二次回到热带。我在沼泽里和中国人以及马来劳工一起工作。中国人最棒。尽管他们赌掉了一切，还属他们最棒。我们生活在沼泽地，在热带雨林深处。没有电话。没有收音机。世界大战爆发时，我已经加入了英国国籍，他们理解我，不可能让我跟自己的祖国作战。这样的事情他们理解。所以我可以回到热带。在那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劳工的消息最为闭塞。但是有一天，在既没有报纸也没有收音机、一连几周与世隔绝、对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的沼泽地里，劳工们突然停止了工作。那是中午十二点钟。没有任何起因。他们的周围环境、工作条件、监督体制和生活待遇都跟以前一模一样，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既说不上好，也不能算坏。在那种情况下也只能那样。然而有一天，十二点钟，正午十二点整，他们说不愿再继续工作。他们来了许多人，有四千多名劳工，两腿泥污，上身赤裸，他们放下镐头、铁锨等劳动工具，说他们不再继续忍受。他们提出各种要求：要求雇主取消纪律处罚规定，要求提高工酬，增加休息时间。我们不知所措，不明白他们到底怎么了。四千名劳工变成了四千个黄皮肤和棕皮肤的勇士。下午，我骑马赶到新加坡。我是在那里听说的。在半岛上，我是最先听说的几个人之一。”
“你在那里听说了什么？”将军问，并向前欠了欠身。
“我听说，在俄罗斯爆发了革命。有一个人，当时大家只知道他叫列宁，搭乘密封的火车回到祖国，将布尔什维克装在手提行李里带回国。我的劳工们在没有电话没有收音机的热带雨林里，居然跟伦敦人在同一天获知这一新闻。简直不可思议！我后来理解了：对于人们来说，重要的消息，即使没有广播、没有电话，他们也会知道。”
“你这样认为？”将军问。
“我知道是这样。”客人平静地回答，“克丽丝蒂娜是什么时候死的？”他毫无铺垫地问。
“你怎么知道克丽丝斯蒂娜死了？”将军用和悦的语调问，“你远在热带，已经四十一年没来欧洲大陆。难道你是感觉到的？就跟劳工感觉到革命爆发一样？”
“我感觉到的？”客人反问，“也许吧。可她没有跟我们坐在一起。她会在哪里？只可能在坟墓里。”
“是的。”将军说，“她就安息在院子里，离暖房不远。按照她的愿望。”
“她死了很久吗？”
“你离开之后的第八年。”
“八年之后。”客人说，他的嘴唇苍白，无声地嚅动，雪白的假牙像在咀嚼什么，或是在默默心算。“她二十八岁那年。”他又开始默默心算，并悄声自语，“她要是活着，今天也该六十一岁了。”
“是啊，她会是个老太太，跟我们一样衰老。”
“她得了什么病？”
“医生说，她死于严重贫血。那种病非常少见。”
“并不那么少见，”康拉德用很内行的语气回答，“在热带很常见。人的生活条件发生改变，血象会发生相应变化。”
“也许是吧。”将军说，“如果那种病跟人的生活条件发生变化有关，在欧洲也许会很常见。我不懂这个。”
“我也不太懂。不过我在热带经常生病，慢慢变成了土郎中。马来人都是土郎中，而且代代相传。这么说，她是在1908年去世的。”过了好一会儿，客人用平和的语调说，仿佛一个人沉思了许久，终于说出自己的想法，“当时你还在服役吗？”
“是的。我一直服役到战争[24]结束。”
“情况如何？”
“你是问战争吗？”将军瞅了客人一眼，简短而生硬地回答说，“跟热带一样令人憎恶。特别是在最后一个冬季，在北方。即使在这里，在欧洲，生活也一样充满冒险。”将军说完微微一笑。
“冒险？……对，有可能。”客人会意地点了点头，“你知道吗，有的时候我想到你们在前线作战，我却远离家乡，心里感到十分痛苦。我甚至想过回国报名参军。”
“这种想法，”将军用平缓、礼貌而果断的语气说，“在军团有不少人都曾有过，并且付诸了行动，可你最终并没有回来。我估计你还有别的原因。”他用劝诱的语调说。
“我是英国籍公民，”康拉德再次不安地解释，“人不可能每隔十年换一次家园。”
“是不可能。”将军表示同意，“我认为，人根本就不可能更换家园。只能更换证件。你不这么认为吗？”
“我的家园[25]，”客人说，“已经灭亡了，解体了。我的家园曾是波兰和维也纳，是那幢房子和那座城市里的军营，是加利西亚和肖邦。它们中哪个现在还存在？把我跟它们联系到一起的那条秘密纽带已经不复存在了。所有的一切都分崩离析，变成碎片。我的家园，曾是一种情感。这种情感被伤害了。人在这种时候会毅然出走。去热带，或更远的地方。”
“更远的地方？去哪儿？”将军冷冷地问。
“到时间中避难。”
“这个葡萄酒的年份，”将军举起盛着绛红色葡萄酒的酒杯说，“或许你还记得。是在1880年我们宣誓[26]那年采摘的葡萄。在对面翼楼的地下室里，我父亲储藏了满满一窖，用那一年的葡萄酒纪念那一天。年份已经很久，几乎是我们的整个一生。现在已经是陈年老酒。”
“我们为之宣誓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客人十分沉重地说，也举起了酒杯，“所有人都死了，走了，放弃了我们许下的誓言。曾经有过一个我们值得为之生、为之死的世界。这个世界灭亡了。新的世界与我无关。这就是我所能说的一切。”
“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依旧还在，即使在现实中已经消亡。它还在，因为我向它许下过誓言。这就是我所能说的一切。”
“是的，你始终是位军人。”客人回答。
两人远远地相互举杯，然后默默无语地喝干红葡萄酒。
注释
[23] 塞夫勒是巴黎近郊的一个小城，以生产高级瓷器闻名遐迩。
[24]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25] 这里说的“家园”有两重意味，一是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解体的奥匈帝国，二是指个人的精神家园。
[26] 这里指参军宣誓为奥匈帝国效劳。
12
“你走了之后，”将军语调亲热地说，仿佛终于谈完了最重要、最令人头疼的事情，现在只是轻松闲谈，“我们很长时间都认为你还会回来的。所有人都在这里等着你。所有人都曾是你的朋友。那时候你是有点古怪，我这么说你别生气。这一点我们可以体谅，因为我们知道，对你来说音乐更重要。我们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突然出走，但是我们并不责怪，因为我们知道，你这样做会有你的理由。我们知道，跟我们这些真正的军人相比，你对那一切更难忍受。对你来说是困境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是职业。对你来说是戏装的东西，对我们来说却是宿命。当你脱掉那身戏装，我们并不感到惊讶。但是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回来。至少你会给我们写信。我们许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实话实说，我和克丽丝蒂娜也都这么想。军团里的一些战友，大概你还能记得他们。”
“我只模模糊糊记得些。”客人无动于衷地回答。
“是啊，你一定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你闯荡过世界。人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忘事。”
“并非如此。”他说。“世界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来不能忘记。这一点是我后来才明白的，可惜那时我已经老了。但是细节没有了，像梦一样被人丢掉。我不记得那个军团了。”他固执地说，“有段时间，我只记得几件最主要的事。”
“比方说，维也纳和那幢房子？对不对？……”
“维也纳和那幢房子。”客人机械地重复道，他眼睑微垂，目光炯炯地盯着前方，“记忆过滤了所有的一切。在十年或二十年后你会发现，你对重大事件的记忆并不曾发生任何变化。之后会有一天，你突然记起某次打猎或某本书的某个章节，或许是这个房间。最后一次我们三个人在这里吃晚餐时，克丽丝蒂娜还活着。她就坐在这里，坐在中间。当时餐桌上的装饰也是这样。”
“是的，”将军说，“你对着《东》。克丽丝蒂娜对着《南》。我对着《西》。”
“这些细节你都记得？”客人用吃惊的口气问。
“我记得一切。”
“是的，细节有时非常重要。每个细节都与整体相关，把记忆的原始材料粘连到一起。有时我也会记起这些，在热带，在下雨的时候。那里的雨，”康拉德说这话时的语气仿佛开始说另一个话题，“一下就是几个月。雨水打在铁皮房顶上，听起来就像遭到机枪扫射似的。沼泽地里热气蒸腾，雨水是热的。一切都是潮湿的，床单，内衣，书，铁盒里的烟草，面包。一切都是黏糊糊、湿漉漉的。你坐在屋里，马来人在唱歌。你带回来的女人坐在房间的角落里一动不动地看着你。她们能一坐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看着你。开始的时候你根本没注意，后来你变得烦躁不安，会叫她出去。但是这么做也无济于事：你知道，她会坐在别的地方，在房子某间屋子的角落里，仍透过墙壁看着你。她有一双棕色的大眼睛，就像藏獒的眼睛，哑巴魔鬼的眼睛，地球上最狡猾的动物的眼睛。她们用那种明亮、安静的眼睛看着你，不管你走到哪里，都能感觉到这样的视线，仿佛鬼怪在用魔光跟踪谁。你若冲她吼叫，她会报以微笑。你若揍她，她会看着你微笑。你若赶她走，她会坐在房子的门槛上看着你。这种时候不得不叫她回来。她们总是生孩子，可是人们很少谈论这个，她们更是闭口不谈。在你看来，她们仿佛是集野兽、杀人犯、女神父、魔法师和疯子于一身。后来，你会感到害怕，因为这种目光能让最坚强的人都感到疲惫。强烈得如同触摸。好像有人总在抚摸你。你会因此发疯。又过了一段时间，你对这个也变得麻木冷漠。外面下雨。你坐在屋里喝帕林卡，抽了好多甜烟草[27]。偶尔有人过来串门，但跟你一样也吝啬口舌，也喝帕林卡和抽甜烟草。你想读书，但雨水飘到书页里，尽管没有淋湿每个词，但你也很难再弄懂字母的意义，你默默听雨。你想弹钢琴，但是雨水落到你的身边，与你合奏。再后来，发生大旱，蒸汽一样的光焰。人们很快衰老。”
“你在热带，”将军礼貌地询问，“偶尔也弹《波罗乃兹幻想曲》吗？”
他们盯着盘中的红肉，吃得聚精会神，充满食欲，用老年人特有的深沉咀嚼和品味，似乎对他们来说，用餐已经不仅是简单的摄取营养，而是一种隆重而古老的行动。他们格外认真地细嚼慢咽，仿佛是在积蓄力量。行动需要力量，力量也存在于食物、红肉和黑葡萄酒[28]里。他们吃饭的时候稍稍有些吧唧嘴，带着虔敬而忧闷的专注，就像一个人已经没有时间好好吃饭，最重要的则是仔细咬断肉的所有纤维，从肉里吸取他们所需的生命力量。他们举止优雅地进餐，同时又像部落长者们一样隆重：既严肃，又不祥。
大管家从房间的角落提心吊胆地盯着男仆的一举一动，男仆正用戴着白手套的手举着一只大托盘。在托盘中央，巧克力冰激凌正在燃烧，冒着葡萄酒酒精的蓝黄色火焰。
男仆往客人和主人的杯子里倒香槟酒。两位老人十分专业地通过嗅觉重温正从那个大如婴孩的酒瓶里流出的淡黄色佳酿。
将军品了一口，然后推开香槟酒杯，招呼男仆倒红葡萄酒。客人眨了眨眼睛看着对方的举动。他们已经吃了很多、喝了很多，现在要喝红葡萄酒。
“我祖父在世时，”将军瞅了一眼葡萄酒说，“在每位客人跟前摆一品脱餐酒。这是客人要喝的酒量。一品脱或一升半。餐酒。我父亲讲过，国王宴客时，在每位客人面前都摆放一瓶用水晶瓶装的葡萄酒。每人一瓶餐酒。所以，摆在自己跟前的酒瓶里的酒，客人想喝多少就喝多少。正式的葡萄酒另斟。这是王宫里的酒规。”
“是这样，”康拉德面红耳赤地坐在那里消化食物，“那个时候不管什么都有规矩。”他面无表情地说。
“他就坐在这里。”将军补充道，用目光指了一下桌子正中国王曾经坐过的位置。
“我母亲坐在他右边，大主教坐在左边。他坐在这里，坐在上座，就在这间大厅里。他在楼上下榻，在黄色沙龙。晚餐后，他曾跟我母亲一起跳舞。”他平静地讲述着，老态龙钟，又有一点孩子气，仿佛什么都记得，“你看，我跟别人不可能谈这件事。就为这个，我也为你的再次光临感到高兴。”他十分真诚地说，“你跟我母亲一起弹过《波罗乃兹幻想曲》。后来你在热带有没有弹过？”他再次追问，好像终于想起了什么最重要的事。
客人陷入了沉思。
“没有。”他回答说，“我在热带从来没弹过肖邦的曲子。你知道，他的音乐对我来说有着多重意味。人在热带时变得更加敏感。”
现在，他们已经酒足饭饱，前半个小时两人之间紧张、郑重的气氛逐渐缓解。血液在他们硬化了的血管里温暖地涌流，额头和太阳穴青筋怒张。男仆端来暖房的水果。他们吃葡萄和枸杞子。大厅变得暖和起来，窗扇半开，夏夜的过堂风吹起灰色的绸缎窗帘。
“咖啡，”将军说，“我们要不到那边去喝吧。”
就在这时，一阵风吹开窗户。灰色的绸缎窗帘开始飘摆，沉重的水晶吊灯也微微摇晃，仿佛在暴风雨中的大船上。天空刹那间变得明亮，一道棕黄色的闪电划破夜空，像一把黄金大刀斩断受难者的躯体。暴风雨的雷鸣已经滚进屋内，几簇惊恐摇曳的烛火熄灭了，随后突然一片黑暗。大管家疾步冲到窗前，在两名男仆的帮助下，在黑暗中摸索着关上窗户。他们现在才注意到，整座城市都漆黑一片。
城市上空雷电交加。他们默不作声地坐在黑暗里，只有壁炉的灶火和两根孤单燃烧的蜡烛发出光亮。随后，仆人们端来新的烛台。
“我们到那边去喝。”将军重复道，好像根本就没有注意到闪电和黑暗。
一名仆人高举一支点燃的蜡烛为他们引路。他俩跟着幽灵般的烛光，一声不响地离开宴会厅，脚步蹒跚，身体摇晃，如同投在墙上的影子，他们穿过阴冷的会客室来到另一个房间，那里有一架敞着琴盖的长型钢琴和三把围着陶瓷壁炉摆放的扶手椅，壁炉矮粗，炉火正旺。他们坐了下来，透过垂地的白色窗帘，眺望窗外漆黑的景色。在一张小桌上，仆人为他们摆好咖啡、雪茄和帕林卡酒，壁炉台上立着一个银制烛台，烛台上燃着一根像婴儿胳膊一样粗的教堂用的蜡烛。现在，他俩都点燃了雪茄，默默不语地坐在那里，烤着火。壁炉里散发着柴火的热气，烛光在他们的头顶不安地摇曳。他们身后的屋门关上了。房间里只剩下他俩。
注释
[27] 通常是指伯莱芋叶和弗吉尼亚烟草。
[28] 指南非葡萄酒。
13
“我们已经不会活太久了，”将军单刀直入地开口说，仿佛想道出一场无声争论的最终结论，“一年，两年，也许更短。因为你回来了，我们不会活太久的。这个你心里也很清楚。你有足够的时间想这个问题，先是在热带，后来是在你伦敦附近的家中。四十一年是很长的时光。你已经想好了，是吧？……不管怎么说，最终你还是回来了，因为你别无选择。我一直在等你，因为我也别无选择。我们都很清楚，我们的重逢，将是我们的终结。生命的终结，一切的终结，至今为止赋予我们生命以内容和张力的所有的一切。因为潜藏在你我心底的秘密里，有着某种特别的能量。燃烧着生命，如鬼怪的魔光，但与此同时也赋予生命以张力和热度，迫使人不得不活下去……只要一个人在地球上还有未竟之事，他就得活着。我来告诉你在过去的四十一年里，当你在热带和世界上闯荡时，我一个人在森林里隐居的体验吧。就连孤独都与众不同……有的时候，它就像一片原始森林，充满危险和惊喜。我熟悉它的一切。那种无聊，无论你想用何种人为之建立的生活秩序将它驱逐都无济于事。随后是突然的爆发。孤独也跟热带雨林一样神秘。”他的语气又变得执拗，“一个人活在严格的秩序里，有一天突然变成杀人狂，就像你的马来人。尽管他拥有许多房间，拥有爵位、官衔和病态恪守的生活模式。有一天，他突然冲破所有的一切，手里拿着枪或没有拿枪……后者恐怕更加危险。他冲到世界上，面对严峻的目光；同伴和老友躲闪让路。他去到大城市，花钱玩女人，周围的一切轰然引爆。他寻找争斗，并能随处找到。我要说的是，这还不是最糟的。也许他在狂奔中像癞皮的疯狗一样遭到殴打。也许撞到墙壁，遇到生活中的无数阻碍，撞得粉身碎骨。更糟的是，一个人在自己的体内扼杀掉了那种由孤独在灵魂深处酿生的愤怒。他哪儿都不去。谁也不杀。他该怎么办？只有活着，等待，恪守秩序。像僧侣那样，像恪守某种处事原则的异教徒那样活着……但是对僧侣来说这很容易，因为他们有信仰。这类将自己的灵魂和命运交付给孤独的人没有信仰，只有等待。等待那一天或那一刻的到来，直到能够再次与那些使他陷入这一境地的人进行争论，争论迫使他坠入孤独的所有一切。十年，四十年，准确地说是四十一年，他时刻都在准备迎接这一刻的到来，就像决斗者准备决斗那样。他这样安排好生活里的一切，即使在决斗中丧生，也不要亏欠任何人。他像一位职业击剑手那样每天训练。训练什么？依靠记忆，不让孤独和时间的欣狂往心里和灵魂里放入任何东西。因为在人生中有一场决斗，不用剑的决斗，他必须全力以赴准备应战。这是最危险的事情。但这一时刻总有一天会到来。你是不是也这么想？”他礼貌地问。
“你说的千真万确。”客人回答，他的眼睛盯着雪茄的烟灰。
“你也这么想，我很高兴。”将军说，“这种等待，使人能够活下去。但是，如同生活中的万事万物，它也有自己的限期。假如我不能肯定你有朝一日还会回来，我很可能会在昨天或二十年前就动身去找你，去伦敦附近你的家中，去热带，到马来人中间，或去地狱的最底层。这一点你很清楚，我会去找你的。看来，人对至关重要的客观现实能够感知。你说得很对，即使没有电话没有收音机也会知道。我家里没有电话，只在山下的办公室里有；也没有收音机，因为我禁止让世上的愚蠢、嘈杂的噪音进入我住的房间里。世界不再能侵扰我。新的世界秩序能够毁掉我与生俱来、赖以存在的生活方式，那股喧嚣鼎沸、具有攻击性的力量能够置我于死地，能够夺走我的自由和生命。对我来说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能跟这个我已经了解并且拒之于自己生活之外的世界进行妥协。再者说，即使没有现代化设施，我也知道你还活着，总有一天会来找我。我不急于让这一时刻早些到来。我愿意等待，就像人们等待世间万物自然而然，应运而生。现在，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康拉德问，“我是走了，我有这个权利。而且我有理由这么做。的确，我走得很突然，而且不辞而别。你心里肯定很清楚，并能感觉到，我除了那样别无选择。”
“你别无选择？”将军抬起头问，他用锐利的目光盯着客人，仿佛审视一件物品，“说的就是这个。这让我琢磨了好长时间。屈指算算，已经四十一年了。”
见到对方不语，将军又说：
“现在，当我步入老年，我经常回想起童年时光。人们都说，这个过程十分自然。接近人生终点时，人对早年的记忆最强烈，也最准确。我能看到面孔，听到声音。我能看到我在军校院子里把你介绍给我父亲的那个时刻。当时，他是作为朋友接受的你，因为你曾是我的朋友。要他作为朋友接受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他一言既出，至死都算数。你还记得那一刻吗？……我们站在栗子树下，高台阶前，我父亲跟你握手。‘你是我儿子的朋友，’他说，‘你们要珍重这份友谊。’他语重心长地叮嘱。我觉得对他来说，没有什么能像这个词这么重要。你在听我讲吗？……谢谢。那我就接着说下去。我会尽量把话说得有条理。你用不着担心，马车等在外头，只要你想离开，随时可以送你回城。你用不着担心，如果你不愿意在这里留宿，我不会勉强。我的意思是，在这里留宿可能会让你感到不自在。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今晚可以睡在这里。”将军漠无表情、漫不经心地解释。他看到对方做了一个谢绝的手势，继续又说：“悉听尊便。马车等在门外，随时可以送你回城。你可以在早晨回家。去伦敦或去热带，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但在你走之前，请你一定听我讲完。”
“我洗耳恭听。”客人应道。
“谢谢，”将军爽利地说，“我们也可以谈别的话题。两个老朋友，当太阳从他们头顶渐渐落下时，肯定会想起许多往事。但是现在，你在这里，让我们只谈真相吧！我刚才说到，我父亲作为朋友接受了你。你很清楚他所伸出的手意味着什么，无论你陷入何种困境，遇到何种苦难，无论你遭受生活的任何打击与不幸，你都可以求助于他。他确实很少这样向谁伸出过手。总而言之，在军校的院子里，在栗子树下，他这样跟你握了手。当时我们都十二岁。那是我们童年的尾声。有的时候，我能在黑夜中清晰地看到那一时刻，就跟看到生活中其他重要时刻一样历历在目。在我父亲看来，‘友谊’这个词跟‘荣誉’的意味完全相同。这个你也很清楚，想来你很熟悉他。另外，请允许我告诉你，这对我来讲，或许还有更多的意味。我现在要讲的话，可能会让你感到不自在，那么请你原谅。”他平静地说，态度很真挚。
“我不会不自在的，”康拉德用同样平静的语调回答，“你说吧。”
“我很想知道，”他说话的口气仿佛是在跟自己辩论，“到底存在不存在友谊？我现在所指的，并不是那种由于两个人相识、在他们生活的某一阶段对某些问题抱有同样的看法、具有相似品位和相同爱好而感到两心相悦的偶然性欢欣。那些都不是真正的友谊。有的时候，或许由于它如此独特，如此卓然，我认为友谊是生活中最牢固的关系……友谊的基础是什么？是同情吗？‘同情’这个词太空洞和单薄，它的含义远不足以让两个人在他们生活的危难关头拔刀相助，仅仅出于同情吗？或许还有别的什么？……莫非在所有人际关系的深处，都有个小小的厄洛斯[29]？在这里，在孤独中，在森林里，我试图理解生活中的一切，因为我没有别的事可做，所以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当然，友谊不同于那些在同性身上寻求某种畸形满足之人的病态性倾向。友谊的厄洛斯不需要肉体……与其说令人兴奋，不如说让人困惑。不管怎么说，它终归还是个厄洛斯。在所有的爱和所有人际关系的深处，都住着一个厄洛斯。你知道，我读了很多书。”他用歉然的语调说，“今天，人们写它已经自由了许多。不过，我还是一遍又一遍地读柏拉图，因为在学校时我并没有读懂。我认为友谊这种人际关系—你在世界上走过的地方更多，跟我这个隐居乡下的人相比，你肯定对它了解得更多，看法也更与众不同—是从娘胎里带来的各种情感中最高贵的一种。有趣的是，动物中也存在这种情感。动物也有友谊，无私，乐助。一位俄罗斯大公写过这个……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有些狮子和雄松鸡，各种层次和级别的动物，会竭力帮助陷入困境的同类，我确实曾经亲眼见到，它们有时还帮助非同类的动物。你在国外有没有注意到类似的情况？……那里的友谊肯定跟这里的有所不同，肯定要比我们这个落后世界里的友谊更先进、更现代。动物会采取救助行动……有的时候，尽管它们自己很难战胜救助中的困难，但在每个种群里，总会有强壮、乐助的生灵挺身而出。我在动物世界里见过的实例数以百计。但在人类之间，这样的实例我却很少见到。确切地说，我只见过一例。同情，在人与人之间眼看着生成，最终却总是溺死在自私与虚荣的沼泽里。战友关系和伙伴关系，有时看上去很像友谊。有的时候，共同的利益能够打造出一种类似友谊的人类处境。另外人们愿意逃离孤独，逃入各种亲密关系，尽管他们中大多数人会后悔，但或长或短还是相信：亲密已是友情的一种。毫无疑问，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友谊。我父亲认为，人们习惯将友谊想象成一种义务。跟爱情一样，朋友也不会因为自己投入的情感而要求回报。既不期望报答，也不把自己选作朋友的人视为不可思议的生灵，应该了解对方的毛病，并承担全部后果。这才该是理想。只有这样活着才有意义，人类能抛开这样的理想而存在吗？假如一位朋友辜负了我们，我们可不可以因为他不是真正的朋友而谴责他的个性和过失？假如我们希望另一个人保持理想和忠诚，这样的友谊又有什么价值？各种各样索求回报的爱又有什么意义？难道我不该像接受自觉自愿的风险与忠诚那样接受一位不忠的朋友吗？难道对他人无求无欲的无私品质不是所有人际关系的真正内涵吗？莫非赋予得越多，人对回报的期望就越少？怎么才能做到赋予得越多，对回报的期求越少呢？假如一个人付出了自己青年时代所有的忠实信赖、壮年时代所有的自我牺牲，最终抱着盲目、绝对、丰沛的信任向另一个人付出了人类之间所能够付出的一切，结果发现另一个人不忠和卑鄙，他有没有权利愤怒和报复呢？如果愤怒，如果报复，那个欺骗并抛弃了他的人是否曾是他真正的朋友？你看，当我孤独的时候，总是琢磨这类书生气的问题。当然，孤独不会提供答案。书籍也不会给出完美的回答。无论是中国人、犹太人或拉丁圣哲的古代论著，还是现在的新书，难道都只是玩弄修辞、不说真相的夸夸其谈？到底有没有人曾经说过或写过真相呢？……当我有一天开始沉浸于心灵和书籍之中，我开始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时光流逝，生活在我的周围变得晦暗朦胧。书和记忆越攒越多，越积越浓。每本书里都有一点点真相，所有的记忆都表明，人们徒然知道人际关系的真正本质，他们不会由于各种见识而变得更加明智。因此我们没有权利向我们曾经视为朋友之人索求真相与忠诚，哪怕有许多件事表明了这个朋友的不忠。”
“你能完全肯定，这个朋友不忠吗？”客人反问。
突然一阵长长的沉默。在朦胧中，在不安的烛光里，两位憔悴的老人相互望着，几乎消失在昏暗里。
“我不能完全肯定，”将军说，“所以要趁你在这里，咱们谈谈这件事。”
他向后靠在扶手椅里，抱着双臂，动作镇定、谨慎地说：
“因为有一些是资料性的真相。比如说，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事；这样或那样发生的；这时或那时发生的。想知道这个并不难。常言说，事实在说话。在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全部事实浮出水面，并大声叫喊，要比被告在刑讯室内的哀号声还要响。最终一切全都发生，这个事实不可能被误解。但是有的时候，事实只是可怜的后果。一个人并非由于他所做的事情而犯错误，而是由于他所做事情的根本意图。我对庞大、古老、宗教性的法律制度进行了研究，它们不仅了解这点，并且开诚布公。一个人可以做出不忠、卑鄙乃至杀人之类更坏的事情而仍然未失内心的纯洁。行为还不是真相，毕竟只是后果而已。假如有一天，一个人想做出裁决和审判，不能只凭警方举报的事实，还必须了解法学家所说的‘动机’。你逃跑的事实很容易理解，但是原因很难理解。你要相信，在过去的四十一年里，我假设并分析了各种可能，试图对你那令人费解的举动进行解释，但始终未得到任何答案。只有真相能够提供答案。”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