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这句话他说得很轻：客人为了能够听清，稍微往前欠了欠身子。
“可能吧，”康拉德说，“可能，你是对的。你问吧。也许我能够回答你。”
烛火已经熄灭，院子里，树木间，轻轻吹着黎明的风。屋内的四周一片漆黑。
注释
[35] 加尔达湖位于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南麓，威尼斯和米兰之间，是意大利面积最大的湖泊。
[36] 蓝袜族，是欧洲人对知识女性的一种称法。源自十八世纪中叶伊丽莎白·蒙塔古和几位女性在伦敦成立的文学团体“蓝袜社”。随着十九世纪晚期中产阶级妇女受教育机会增加，“蓝袜”一词曾得到广泛使用。
17
“我问你两个问题。”将军说，也欠了欠身子，他用耳语般的声音亲热地说，“在过去等你的四十一年里，这两个问题我早就想好了。这两个问题只有你能回答。我看得出来，你以为我想知道，是不是我弄错了？在那天早上打猎时，你是不是真有意杀了我？那是否只是一个幻觉？归根结底，最终什么也没有发生。再出色的猎手，也有本能失误的可能。另一个问题，你以为我会问你：那时你是不是克丽丝蒂娜的情人？用人们常说的话讲，你是不是欺骗了我？从字面上最现实、狭隘、粗鄙的意义上讲，她是否欺骗了我？不，我的朋友，我对这两个问题早就不再感兴趣。对于这个问题，你做出了回答，时间也做出了回答，克丽丝蒂娜也以她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回答。所有人都已经回答了，你是用打猎第二天的逃跑回答的，你逃离城市，逃离我们，放弃了你的使命，正如过去人们所说，‘丢掉了旗帜’，那时候人们还相信言语的真正意义。我不会问这个，因为我清楚地知道，那天早上你想杀我。我说这个不是出于指责，而是对你的同情。当诱惑掌控了一个人的生命，当一个人举枪要杀死一个与他关系密切、与他有内心联系，但出于某种理由应该杀死的人时，那一刻肯定非常可怕。因为就在那一刻，这事发生在你的身上。你不否认吗？……你怎么不说话？……黑暗中我看不到你的脸……现在没必要点新的蜡烛，即使在黑暗中我们也彼此熟悉，相互理解。现在，这一刻，报复的时刻终于到了。让我们面对它吧！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从来没有，一秒钟都没有怀疑过，那天早上你想杀我，而且始终因为那一刻而同情你。我清楚地知道你当时的感觉，我仿佛置身于你的处境，经历了那个毛骨悚然的诱惑时刻。那是一个谵妄的时刻，是幽冥世界的力量仍统治着大地、黑夜在人心里发出魔鬼叹息的黎明时刻。危险的时刻。我很清楚。但这一切已属于警方的材料，你看……假如我清楚地知道那些我真心理解的事情，那么我该怎样对待这些刑侦案般的真相呢？我又该怎样对待那套单身公寓窒闷的秘密、那个通奸的该死事实、那些陈腐霉烂的幽室秘密，以及那些死者的和正跌跌撞撞迈向死亡的老家伙们的隐私记忆呢？假如现在，在生命行将结束时，我要你提供所有能够证实通奸和杀人未遂的证据，逼你供认那些连法律都认定已经过时了的、曾经发生或曾经可能发生过的事情，那将是一桩多么荒谬、丢人的案子呀！……所有这一切会很不光彩，有损于你我，有辱于我们的童年时代和我们的友谊。让你仔细讲出所能讲出的一切，或许能让你如释重负？不，我不想让你变得轻松。”他平静地说，“我想了解的真相，对我来说并不是那陈旧、蒙尘的刑侦事实，也不是早已死掉、腐烂了的女人身上往日的激情和诓骗的秘密……现在，那副躯体早已不在，这些对我们来说，对她的丈夫和情人来说能有什么意义？我们都是风烛残年的老朽之人，再在一起谈一次往事，尽量弄清真相，然后寿终正寝。我死在家里，将自己的骨骸跟我祖先的骨骸埋到一起，你死在世界的某个角落，伦敦郊外或热带雨林？人到了迟暮之年，还有什么必要计较真相、假相、欺骗、背叛、杀人未遂或杀人本身？还有什么必要计较我的妻子—我一生中唯一的最爱和希望—克丽丝蒂娜，曾跟你一起骗过我多少次？……即使你说出那些可悲可鄙的真相，即使你承认一切，准确地道出你们是如何开始的，是怎样的妒忌、怨恨、恐惧和忧愁驱使你们投入彼此的怀抱，你怀抱她时有什么感受，以及那些年里，在克丽丝蒂娜体内和灵魂深处，究竟涌动着怎样的复仇和负罪感……这一切能有什么价值？到头来，一切都变得简简单单—所有的一切，过去和过去可能发生过的一切。所有曾经的事实，将变得比尘埃和灰烬还轻。所有在我内心烧灼，让我们觉得难以忍受、痛不欲生或想要杀人的东西—因为我也熟悉那种感觉，我也亲历了终极的诱惑时刻，在你走后不久，在我和克丽丝蒂娜独处时—那一切都将比在墓地上空被风肆意吹卷的尘埃还轻。谈这些事情既让人羞耻，也过于轻率。这一切我都知道，清楚得如同刑侦报告中记录的细节。我可以像法庭上的检察官一样向你陈述案件材料：之后又能怎么样？……我又能拿这类低廉的真相、一个已经不存在了的肉体秘密怎么样？究竟什么是我们对所爱之人期待的忠诚？我老了，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想过很多很多。忠诚难道不是某种自私？自私和虚荣，就跟生活中人们绝大多数别的事情和需求一样？当我们要求另一个人忠诚时，我们有没有想过让那个人幸福？如果在忠诚的温柔囚禁中不能够幸福，我们是否还爱这个我们要求他忠诚的人？假如我们爱另一个人却不能让他幸福，我们有没有权利要求他什么，要求他忠诚或者牺牲？现在，在生命中的最后阶段，假如有人在克丽丝蒂娜离开你住所时向我提问的话，我是否还敢像四十一年前那样断然回答这些问题？她在我之前也经常去那儿，你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把那儿布置成那样，就是为了能在那儿接待克丽丝蒂娜，在那里，我生命中最亲密的两个人竟这般无耻、这般庸俗，是的，我现在感觉遭到如此乏味的背叛和欺骗？……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事，”他面无表情地说，语调显得心不在焉，闷闷不乐，“人们将这一切称为‘欺骗’，两个人的肉体对一种境遇和第三者进行痛苦、乏味的反叛，在生命的终点回首这些，实在平常得要命—平常得让人觉得可怜，就像一次事故或一个误解。那时候我并不懂得这些。我站在秘密的公寓里，盯着家具和沙发床，仿佛在搜查作案现场……的确，那个时候人还很年轻，被妻子和他唯一的朋友—那个比手足还亲的密友欺骗，自然会感到天塌地陷。他肯定会这样感觉的，因为恐惧、失望、虚荣的强大力量能够造成巨大的苦痛。但这个已经过去了……不可思议地消失了，当然不是一夜之间，肯定不是，那股愤怒许多年都不曾释解—但最终还是消失了，就跟生命一样。我回到庄园，走进我的房间，等着克丽丝蒂娜。我等着要杀她，或等着听她坦白真相，然后原谅她……不管怎样，我在等她。一直等到晚上，她都没来，于是我去了林中的猎屋。也许这很孩子气……现在，当我回首往事，当我想对自己和别人做出评判时，我意识到那股孩子气，感觉到那种傲慢、那种等待和那种隐退。但是人就是这样，你看，即使凭着理智和经验，也难以对抗自身天性的顽固偏执。这个现在你也知道。我去了猎屋，你熟悉那里，离这里不远，之后八年没见到克丽丝蒂娜。我只在她死后才又见到她。有一天清晨，我接到妮妮的传信：我可以回家去了，因为她已经死了。我知道她病了，知道有几位最好的医生为她看病—他们在庄园里住了好几个月，想方设法抢救她，他们这样说：‘我们已经竭尽当代医学技术的最大可能。’这是他们的原话。他们大概在傲慢与虚荣允许的范围内，确实用他们匮乏的知识做了一些努力。每天晚上，都有人向我汇报庄园里的情况，这样总共持续了八年，当克丽丝蒂娜还没有生病时就是这样，后来也是，当她决定要生病死掉。因为我相信，人对这种事也可以做出决定—我对此确信无疑。但我没有帮助克丽丝蒂娜，因为我们之间存在秘密，这是唯一不可能原谅的秘密，但在不适当的时候又不能揭开，因为无法知道在这样的秘密深处埋藏着什么？有种情况比死亡和痛苦还要糟糕……那就是一个人丧失了自尊。因此我害怕秘密，害怕克丽丝蒂娜、你和我之间的我们的秘密。有的东西能让人如此疼痛、受伤、焚烧，或许连死亡也不能解脱它：比如一个人或两个人伤害了我们心底的自尊，一旦失掉这种自尊，我们再不能作为一个人活下去。你会说，那是虚荣。是的，是虚荣……不管怎样，这种自尊终归是人类生命最深刻的内容。因此我害怕这个秘密。因此我们使用各种各样的解决方式，包括卑劣、懦弱的解决方式—让我们在生活中环顾一下，总能在人群中找到这类权宜之策：一个远走他乡，丢下他的所爱之人，因为害怕秘密；另一个则守口如瓶地留了下来，永远等待某种回答……我看到的就是这个。我经历的就是这个。这不是懦弱，不是，这是生命本能的最后防卫。我回到家，等到晚上，之后去了林中猎屋，在那里苦苦等了八年，等待一句话，一个口信。但是克丽丝蒂娜没有来。从猎屋到这儿，到庄园，驾车只有两小时的路。但这两个小时，这二十公里路，在空间和时间中对我来讲是更大的距离，可能要比对你来讲的热带还要遥远。我的秉性就是这样，我是这样长大的，一切是这样形成的。假如克丽丝蒂娜传一个信来—不管她传什么信来—她的愿望就可能实现。如果她想要我找你回来，我会立即动身，在地球上找你，叫你回来。如果她想要我杀你，我也会到海角天涯找到你，杀了你。如果她想离婚，我会离婚。可是她什么也不想。因为她也孤独一人，以她自己的方式，以女人的方式，她也受到她所爱之人的伤害；一个男人用逃跑伤害了她，逃避激情，不想跟她绑在一起焚烧，因为他明白那将是一场致命的灾难；另一个男人则用知道事实后的等待与沉默伤害了她。克丽丝蒂娜也有自己的性格，不过对她来讲，这个词的含义跟我们男人所理解的不同。那些年里，不仅在你身上，在我身上，在她的身上也发生了什么。命运降临到我们头上，将我们捕获，我们三个人都深受命运的煎熬。我整整八年没有过去看她。她整整八年没有叫我回去。刚才，在我等着你的时候—我等你来谈谈，我们必须得谈一次，因为我们都活不了太久了—我从乳娘嘴里知道了件事：我知道了，她在临死的时候叫过我，没有叫你……我对这个既不能说满足，也不能说不满，这个我要你好好记住。她叫过我，即使这没有太多的意义，但也意味着什么……但是我见到她时，她已经死了。她死得很美。她仍很年轻，孤独并没有让她变丑，疾病没能损害克丽丝蒂娜美丽的容颜，没能破坏她脸上亲切而严肃的和谐。这一切已经与你无关，”现在，他傲慢地说，“你活在大世界里，而克丽丝蒂娜死了。我活在孤独和愤怒里，而克丽丝蒂娜死了。她对我俩做出了她可能做出的回答；因为你看，死者的回答是最好的，终极而永久—有的时候我这样觉得，只有死者才能回答得最好、最完整。事情就是这样。八年之后，她除了死亡，还能说些什么？人死之后不能再讲话。她用死亡回答了所有的问题，假如生活做出另外一种安排，假如我们中的某一个人愿意交谈，你或我本可以解决那些问题。是啊，死者的回答是最好的。可是你看，她不想跟我们说话。有时我有这样的感觉，在我们三个人中，她是摊牌者，克丽丝蒂娜。既不是她跟你一起骗了的我，也不是跟她一起骗了我的你—欺骗，这个词太绝了！有一些类似的现成词汇，能被用来敷衍并机械性地定义人类的某种状态。但是假如一切终结，就像我们现在这样，这样的词汇对我们来说没多大意义。欺骗、不忠、背叛，一旦这些词所涉及到的当事人已经死去，死亡便已代替死者对这些词汇的真正含义做出了回答，那它们仅仅是词汇而已。非词汇的东西，是无言的现实，即克丽丝蒂娜死了，我俩还活着。当我懂得这个道理时，为时已晚。除了等待和报复之外，我别无选择—现在，报复的时刻来到了，等待结束了，我吃惊地感到，我们彼此能够告知、能够坦白、能够说谎的一切都是这般不可救药，毫无价值—人们总是只理解现实。我理解了现实。时间的炼狱从记忆中吸走了所有的怨恨。有的时候，我又能看到克丽丝蒂娜，不管我是醒着还是在梦里，我看到她穿过花园，戴着那顶佛罗伦萨草帽，穿着紧身的白衣从暖房里走出来，或在跟她的马儿低语。我看到了她，就在今天下午我一边等你一边打盹时，我也看到了她。我是在半梦半醒之中看到的。”他用苍老的声音羞怯地说，“我看到她的各种影像，过去的，很早以前的。就在今天下午，我恍然理解了其实我心里早就已经理解了的事情：这种不忠，这种欺骗，你们两人的背叛。我理解了，对此我能说什么呢？……人会慢慢地衰老：首先是对生活和人的态度的衰老，你知道，人对于一切都会慢慢变得那么明白，会懂得万事万物的真谛，所有的一切都是如此可怕、乏味地周而复始。这也是衰老。当你已经知道，杯子什么也不是，只是杯子而已。一个人，一个可怜的家伙，其实什么也不是，不管他做什么，也只是个人而已，一个凡夫俗子……接着，你的身体变得衰老；不是一夜之间，不是的，先是你的眼睛发生变化，你的腿脚、肠胃或心脏开始衰弱。人就是这样，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变老。后来有一天，你的心灵开始变老：因为尽管肉体会变得虚弱和退化，心灵仍在欲求和回忆，寻找和愉悦，仍对快乐充满渴望。当这种快乐的欲望也消失了，除了记忆和虚荣，不再有别的；人在这种时候真的变得衰老，不可挽回，不可逆转。有一天你醒来后，揉揉眼睛：你已经不再知道，你到底为什么醒来了？日子所呈现的一切，你都精确地知道：春天或冬天，生活的场景，天气，日常程序。不会再发生任何意外之事：即便有突然发生、不同寻常、令人恐怖的事情也不会让你感到意外，因为你知道所有的可能，你能预算一切，无论好事坏事，你都毫无期待……这就是衰老。但还是有什么东西活在你心里，一份思念，一个模糊不清的生活目标，你想再次见到谁，想述说什么或知道什么，你心里很清楚，有朝一日，这一时刻将会到来，到了那时，知不知道真相，回不回答问题，都已不再像几十年的等待中你一直以为的那样至关重要。人们慢慢地理解世界，然后死去。理解世间万象和人类行为的缘由，还有下意识的手语……因为人们用手语表达自己的思想，你有没有注意到？就像一种外语，像用中文讲述一件重要的事情，随后要把这种语言翻译成现实生活中能懂的语言。人们对自己一无所知。他们总是谈论欲望，惶恐不安、下意识地掩饰自己。当你学会了人类的谎言，当你开始享受并且注意到人们总是口是心非、言不由衷，生活就会变得颇为有趣……是的，了解真相的那一天终会到来：就是这样，跟衰老和死亡一样自然。不过，这时候已经不再痛楚。克丽丝蒂娜骗了我，这话说起来就这么简单！……她偏偏跟你一起骗了我，这是多么可悲的反叛啊！是的，你别这样吃惊地看着我：我用遗憾的口吻跟你讲这些。后来，我了解了很多，并懂得了一切，因为时间将一些沉船的残骸，连同泄露真相的一些迹象都冲到了我孤独的岛屿上，我遗憾地回首往事，我在那里看到了你俩，两个反叛者，我的妻子和我的朋友，两个怀着负罪感、牙齿打战、因自责变得木讷的人，怀着忧郁的激情，沉闷寡欢、要死要活地向我反叛……可怜的人啊！我心里暗想。我不止一次地这样想。我想象那些约会的具体细节，在城市边缘的房子里，在一个不大可能秘密约会的小城内，那里既如船舱一样封闭，同时又有令人痛苦不堪的公开；得不到片刻安宁的情人，她的每个举动、每个眼神都在仆人、随从和周围人狡黠、狐疑目光的监视之下；那些在我面前胆战心惊的隐藏和躲避，那些以骑马、听音乐、打网球为借口的短暂销魂；还有那些林中散步，而我的猎手们则在那里警惕地巡查着形形色色的偷猎者……我想象你们心里充满的憎恨，当你们想到我时，当你们的每个举动时时刻刻都在我的权势、丈夫的权势、庄园主的权势、大贵族的权势、我得天独厚的社会和财产地位、我的仆人和军队的威胁之下，随时都会面临超乎一切的强大压力：义务，那些你们被责令承担的义务，即使你们爱、你们恨但仍清楚地知道：离开我你们既不能美满地活着，也不能美满地死亡。你们是一对并不快乐的情人，你们可以欺骗我，但是不能离开我；虽然我是另一类人，我们三人的关系是那么紧密，就像几何方程结构的水晶。那天早晨当你举起猎枪想杀我时，你已经不堪重负，再不能忍受这种压力、躲藏和痛苦了……你该怎么办？你要娶克丽丝蒂娜吗？你必须放弃你的官阶，可怜的人，其实克丽丝蒂娜也很可怜，你们不能接受我的任何馈赠，不能，你不能带她一起逃走，因为你无法跟她一起生活，你娶不了她，而维持情人关系则是比死亡还危险的死亡陷阱：你时刻都要提防背叛和暴露，时刻都要避免向我坦白，恰恰向我，向你的朋友和兄弟。这种危险你忍受不了太久。终于有一天，在我俩之间酝酿并出现了一个貌似合理的时机，但你放下了猎枪；事后，我多次为那一刻感到由衷的遗憾。杀一个跟自己亲密的人，是一项极其艰巨而沉重的任务。”他用轻描淡写的语气说，“你没有足够的力量完成这项任务。那一刻过去，你无力再做任何尝试。因为就在那一刻—不仅是我们将行动和事件置于时间的坐标，时间本身也行动起来，一手接过了操控权。这种情况是有的，瞬间制造出一个机会，但这个机会有其精确的时限—那个瞬间一旦过去，你突然变得无能为力。你放下了猎枪。第二天早上你去了热带。”
他仔细地端详着自己的指尖和指甲。
“但是我们留了下来，”他一边端详一边说，好像在聊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我们留了下来，我和克丽丝蒂娜。我们留在这里，一切都以一种中规中矩、令人费解的方式变得真相大白，借助于作用在人与人之间的知觉感应，即便周围并没有泄密者和告密的犹大。一切全都真相大白，因为你走了。我们留在这里，活了下来。我之所以能活下来，是由于你错过了那个瞬间，或者说那个瞬间使你错过—这两个其实是一回事；至于克丽丝蒂娜，一时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等待什么，也许她只想让我们保持沉默，我们两人，你和我，两个男人，两个都与她关系密切、都从她的路上闪开的男人。等待，一直等到懂得并理解沉默的真正意义。然后她死了。但我仍旧留在这里，既知道一切，也不知道一切。所以我必须活下来，等待得到答案。现在，这个时刻终于来到，我将知道问题的答案。请你回答吧：克丽丝蒂娜知不知道你在那天早上打猎时想杀死我？”
他冷静而平和地问，语调里带着一种紧张的好奇，就像孩子们向大人提问，要他们解释日月星辰和这个无法感知的世界的奥秘。
18
听到了提问，客人一动未动。他耷拉着脑袋坐在那儿，把脸埋在手心里，胳膊肘支在椅子的扶手上。这时他深吸了一口气，弓着身子，用一只手来回擦拭额头。他想回答，但是将军开口拦住了他。
“对不起，”他说，“你看，我说出来了，”他语速很快地说下去，语调激动，带着歉意，“我必须把它说出来，可是现在，当我说出来后，又觉得自己这样问不妥，让你陷入尴尬的境地，因为你想回答，你想告诉我真相，我这样问不好。我的问题听起来像是一个指控。我不否认，在过去几十年里，我心里始终有一个怀疑，怀疑在黎明的林中、在打猎时发生的那个时刻并非出于偶然，那个念头，那个时机，是来自地狱的邪恶时刻—这个怀疑很尴尬，因为在那个时刻到来之前，还曾有过许多别样的时刻，许多冷静、理智、阳光普照的白昼时刻。在得知你逃走之后，克丽丝蒂娜说了一句：‘这个胆小鬼！’那是我从她嘴里听到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她亲口对你做出的最后审判。我暗自记着这句话。胆小鬼，为什么胆小？—后来，很久之后，我反复琢磨这句话。这个胆小鬼，他对什么胆小？对生活吗？对我们三个人的共同生活，还是对他们两人的单独生活？莫非是对死亡胆小？因为他既不想跟克丽丝蒂娜一起生活，也不想跟她一起去死，是吗？……我这样猜测。也许他既不是对生活、对死亡、对逃跑、对欺骗胆小，也不是对从我手里夺走克丽丝蒂娜或对舍弃克丽丝蒂娜胆小，而是对别的什么事？莫非他是对某个非常简单、刑侦案类的事实胆小，而那个事实是他们两个，是我妻子和我最好的朋友事先说好并策划好的？莫非这个计划没有成功，是因为你胆小了？……这才是我想在有生之年能够得到答案的问题。但我刚才问得并不准确，对不起；所以当我看到你准备回答时，我拦住了你的话。因为从人类和世界的角度看，这个答案并不重要，但它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要知道，当那个曾经指责你胆小的人已经化成尘埃和骨灰之后，我是唯一一个仍想最终知道真相的人：我想知道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到底对什么胆小了？因为假如这个回答能在我的疑问后画上个句号，那么我便知道真相；假如我没有充分的证据了解这个细节问题，那么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在既知道一切又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活了四十一年，除了你，没有人能够帮助我。我不想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否则还不如你在四十一年前没像克丽丝蒂娜判断的那样胆小，那样我或许更好受些，更有人的自尊；是啊，假如一枚子弹了结掉连时间都不能了结的怀疑，岂不更人道一些？我怀疑你们联手谋划要杀掉我，而你最终没有胆量执行。这个就是我想知道的。其他的一切都只是词语，骗人的想象：欺骗，爱情，阴谋，友谊，在这个疑问的强光下，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黯淡无光，像死人一样，或像被时光的阴影遮住形体的绘画。我已对其他的一切都不感兴趣，我不想知道你俩关系的真正性质，不想知道细节，我对‘为什么’和‘怎么样’不感兴趣。两个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最终总是逃不过可怜乏味、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为什么’和‘怎么样’……这类想象过于贫乏，令人不屑。总是‘因为这个’，总是‘如此这般’，因为可能，所以发生，真相不过如此。事后追究细节已毫无意义。但对实质和真相进行追究，还是有意义的，否则我因为什么活了下来？我因为什么受了四十一年的煎熬？我为什么等你—这种等待不同于等一位不忠的兄弟，不同于等一位逃跑的朋友，不，我等你的感觉就像一位既是法官又是受害人的人在等被告出庭。现在被告就坐在这儿，我在提问，他想回答。但是，假如他想如实回答，我提问的方式对不对？我是否已经告诉了他，告诉了罪犯和被告应该知道的一切？因为你看，克丽丝蒂娜已经做出了回答—不仅用死亡回答。有一天，在她去世许多年后，有一天夜里我找到了那个—对我来讲那是一个极其特殊的记忆，在打完猎后的那天夜里—我在她写字台的抽屉里没能找到的、包着黄色丝绒封面的日记本。当时那个本子找不到了，第二天你走了，我再没跟克丽丝蒂娜讲过话。后来，克丽丝蒂娜死了，你在远方活了下来，我也活着，在这栋房子里，我在克丽丝蒂娜死后搬回到这里，因为我想在我降生的这栋房子里，在我父母和祖先住过并死去的房子里活着并死去。现在这已经如愿进行，因为凡事都有自己既定的程序，这个程序并不取决于我们的意志。但是那个本子，那个包着黄色丝绒封面的日记本还以自己神秘的方式，活在从我们身边和头顶流逝的时间里，那本日记是一部与众不同的坦诚之书，是一个坦诚得可怕的自白，是克丽丝蒂娜的爱情、困惑、恐惧和隐秘内心的无条件自白。它还活着，而且后来被我找到，在很久后的一天，我是在藏有克丽丝蒂娜遗物的盒子里找到的，盒子里珍藏着她母亲画在象牙上的画、她父亲的收藏印、一枝干枯的兰花—那是我以前送给她的—和这个用蓝绸带缠着的黄皮本。绸带折叠处盖了她父亲的收藏印。这本书在这儿，”将军边说边抽出本子，递给朋友，“这是克丽丝蒂娜留下来的。我从来没有打开过绸带，因为没有克丽丝蒂娜的书面许可，她没就这件遗物留下遗嘱，甚至无法知道这本自白书是她从另一个世界寄给我的，还是寄给你的？真相很可能就在这本书里，因为克丽丝蒂娜从不说谎。”他用敬重、严肃的语调说。
但是，朋友没有伸手去接。
康拉德把头埋在手心里，一动不动地坐着，望着那本窄长的、包着黄色丝绒封面、缠着蓝色绸带、盖着蓝色火漆蜡封印的日记本。他没有动弹，就连睫毛都没有眨一下。
“你想我们一起读克丽丝蒂娜捎来的消息吗？”将军问。
“不想。”康拉德说。
“你是不想，还是不敢读？”将军像上司一样用冰冷、傲慢的声音问。
长达几分钟，两个人目不转睛地盯着将军递向康拉德的那个本子；在这几分钟内，将军的手没有发抖。
“这个问题，”客人终于开口说，“我不回答。”
“我懂了。”将军说。他的声音显得格外得意。
他用了一个缓慢的动作，将窄长的日记本投进壁炉内的柴烬里。烬火在黑暗中开始发红，发光，将牺牲品捕获，慢慢地冒着浓烟将本子吞噬，炉灰里出现几簇微小的火苗。他们一动不动地看着：火苗开始摇曳，已经燃烧起来，仿佛为突如其来的战利品高兴不已，开始呼吸，开始闪烁，炉火蹿得很高，封印的蜡已经融化，黄丝绒冒着刺鼻的烟在燃烧，象牙白的纸页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抓着，克丽丝蒂娜的笔迹一下子消失在火焰中，那些锐利的、毛刺样的字母，像是一只老朽的手在很久以前划拉到纸上的，现在字母、纸和书，就跟很久以前曾将字母写满纸页的那只手一样化成了灰烟，只在烬火的中央留下乌黑的纸灰，丝绸一般，有如治丧常用的黑色布料，波纹绸。他们专注、无言地望着那片绸缎般的黑灰。
“现在你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了，”将军说，“再不会有可能反驳你的证人了。那天早上你在林中想杀我的事，克丽丝蒂娜知道不知道？你回不回答？……”
“现在我对这个问题也不想回答。”康拉德说。
“那好。”将军黯然应道，神情淡漠。
19
屋里变凉。天还没破晓，透过窗户，可以感觉到黎明时分麝香草豆腥味的气息。将军冻得搓了搓手。现在，在黎明前半小时的昏暗之中，两个人都显得格外衰老：面色枯黄，瘦骨嶙峋，像是摆在人骨教堂里的骷髅。
客人突然机械地抬了下手，用昏花的目光朝腕上的手表瞅了一眼。
“我想，”他低声说，“现在，我们该谈的都已经谈了。我得走了。”
“你要是想走，车在门外等着。”将军和悦地说。
两个人都站了起来，不由自主地走到壁炉跟前，弓着腰，将瘦削、冰冷的手伸向炉膛的烬火。他们现在才感觉到冷，禁不住打战；夜里的气温突然降低，暴风雨已在山下小城的上空浇灭了万家灯火，正朝庄园这边扑来。
“你回伦敦？”将军像是自言自语。
“对。”客人回答。
“你想住在那儿吗？”
“住在那儿，并死在那儿。”康拉德说。
“哦，”将军沉吟片刻，“当然了。你不想留下来过夜吗？不想看看什么？不想见见谁吗？你还没有去看墓地。也还没有见到妮妮。”他殷勤地说。
将军欲言又止，似乎想找一句得体的话告别，但没有找到。但是客人仍很平静，从容地回答。
“不了，”康拉德说，“我谁都不想见，什么也不想看。代我问妮妮好。”他礼貌地说。
“谢谢。”将军应道。他们朝门口走去。
将军把手搭在门柄上。他俩就这样四目相对，彬彬有礼，上身稍微有点前弓，准备告别。两个人都再次环顾了一下房间，感觉再也不会跨进这里。将军眯起眼睛用昏花的目光环视了一周，仿佛是在寻找什么。
“蜡烛，”他的视线落在壁炉台上烛台中冒烟的烛烬，颇有玩味地说，“你看，蜡烛已经燃成烬了。”
“两个问题，”康拉德用黯然的嗓音突然问，“你刚才说，你有两个问题。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将军应道。他们彼此弓腰，就像两个年迈的同谋，害怕夜里的影子，担心墙上长了耳朵。“第二个问题？”他自言自语地重复了一遍，“可以，如果你连第一个问题都没有回答……你看，”他用很小的声音说，“克丽丝蒂娜的父亲指责我活了下来。他的意思是，我经历了一切并活了下来。因为，人们不仅只用死亡回答，尽管死亡是一种理想的回答，但也可以用活下来回答。我们两个都活过了这个女人。”他亲密地说，“你逃跑了，活了下来；我留在这里，活了下来。我们两个都活了下来，怯懦或盲目、愤怒或明智地活了下来，这是事实。难道你没有想过，我们活下来是有原因的？……难道你没有想过，到头来是我俩对她欠下了某种来世的责任？她毕竟比我俩更完美一些，更有人情味—她更完美，因为她死了，换句话说，她对我俩做出了回答，而我们却活了下来，这个没有什么好美化的。这就是事实。谁活过了别人，谁就是背叛者。我们觉得，我们应该活下来，这个也没什么好美化的，因为恰恰是这个要了她的命。她死于你的远离，死于我留在这里却不理她，死于她生活中最亲密的两个男人都比一个女人所能忍受的程度更可鄙、更自傲、更胆怯、更虚夸、更沉默，我们用活下来出卖了她。这就是真相。这个你应该将会知道，当你在伦敦，抵达生命的终点，在最后时刻，孤身一人。我也将会知道，在这幢房子里：现在我就已经知道了。我们活过了一个我们很爱的人，为了她我们甚至曾想杀人；我们活过了一个跟我们很亲密的人，为了她我们差一点丧命，这本身就是生活神秘而残酷的罪行之一。法典里没包括这项罪责。但是我俩心知肚明。”他用干涩的嗓音平静地说，“我们还清楚地知道，我们无法用自己愤怒、怯懦和精明的城府为任何事情开脱，因为她死了，我们活了下来，在我们三人之间，无论活着还是死去，我们彼此都纠缠不清。这个很难让人理解，一旦理解，会更焦虑不安。你为什么想活下来，你以此赢得了什么？你摆脱了尴尬的处境吗？假如生活的真相是，世界上有一个与你亲密的女人，她是与你同样亲密的朋友之妻，那还在乎什么处境不处境的？那还在乎什么别人怎么想这件事？什么都不重要。”他简单明了地说，“最终，除了留在我们心里的东西，世界上什么都不重要。”
“什么东西，”客人反问，“留在我们心里？”
“另一个问题，”将军回答，他始终没转动房门的把手，“另一个问题是，凭着我们的精明、傲慢和优越感，我们到底赢得了什么？另一个问题是，对这位早已过世的女人的痛苦迷恋，难道不是我们生命的真正内容吗？我知道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我答不出来。我经历了一切，见识了一切，但对这个问题还是答不出来。我见过和平，见过战争，见过贫困，见过荣华，见过你的胆怯和我的傲慢，见过战斗与谈判。但是在生命的深处，我们所有行为的意义，可能还是这种与某人的纠葛—纠葛或激情，随你怎么叫它。就这个问题吗？对，就这个问题。我希望你能够告诉我。”他继续压低嗓音说，仿佛担心有谁站在他身后偷听，“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你是否也这样认为，生命的内容不是别的，而是那股有一天打动了我们的内心和灵魂，之后永远燃烧到死的激情？不管在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如果我们经历了这个，或许我们就没有白活？难道激情真是如此深邃、如此邪恶、如此伟大、如此没有人性？或许它并不是针对个人而言，只是针对欲望？……就是这个问题。也许，它还是针对个人而言，永远总是仅仅针对一个有可能好、也有可能坏的神秘个体，但激情的内在实质并不取决于其行为和品质？如果你能回答，我洗耳恭听。”他提高了嗓音，换了一种要求的语调。
“你为什么要问？”对方平静地说，“你很清楚，是这样的。”
他们面面相觑，从头到脚地上下打量。
将军的呼吸变得窘迫。他转动了把手。在高大的楼道里，影子晃动，烛光摇曳。他们一声不响地走下楼梯，几个男仆赶忙举着蜡烛，拿着大衣和礼帽迎了过来。在对开的大门前，车轮在白色鹅卵石路面上碾得咯吱作响。他俩默默告别，无言地握手；两个人全都深深叹息。
20
将军走向自己的房间。乳娘等在长廊的尽头。
“现在你感到平静些了？”乳娘问。“是的。”将军说。
他俩一起朝卧室走去。乳娘迈着碎步走得很快，好像现在刚刚起床，急匆匆地赶去做黎明的工作。将军拄着拐杖，缓慢踱步，穿过挂满画框的长廊。在那块原本挂着克丽丝蒂娜肖像的空白墙壁前，将军收住了脚步。
“那幅画，”他说，“现在你可以把它挂回去了。”
“好的。”乳娘应道。
“没那么严重。”将军说。
“我知道。”
“晚安，妮妮。”
“晚安。”
乳娘挺直身子，用那只肤色枯黄、瘦骨嶙峋的小手在老将军的额头画了个十字。他们相互吻别。这个吻反常、短促、特别：假若有谁看到，肯定会微笑。但是如同所有人类的吻，这也是回答，以其怪异而温柔的方式，回答一个难以言表的问题。
后记
余泽民
1
我第一次看到并记住了马洛伊·山多尔（márai sándor）这个名字，是在2003年翻译匈牙利诺奖作家凯尔泰斯的《船夫日记》时。凯尔泰斯不仅在日记中多次提到马洛伊，将他与托马斯·曼相提并论，称他为“民族精神的哺育者”，还抄录了好几段马洛伊的日记，比如：“谎言，还从来未能像它在最近三十年里这样地成为创造历史的力量”；“上帝无处不在，在教堂里也可以找到”；“新型的狂热崇拜，是陈腐的狂热崇拜”……句句犀利，智睿警世。
我开始买马洛伊的小说读，则是几年后的事。原因很简单，我在给自己翻译的匈牙利作品写译者序时，发现我喜欢的作家们全都获过“马洛伊·山多尔文学奖”，包括凯尔泰斯·伊姆莱（kertész imre）、艾斯特哈兹·彼得（esterházy péter）、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krasznahorkai lászló）、纳道什·彼得（nádas péter）、巴尔提斯·阿蒂拉（bartis attila）和德拉古曼·久尔吉（dragomán györgy）。可以这么说，当代匈牙利作家都是在马洛伊的精神羽翼下成长起来的，所以我觉得应该读他的书。
我读他的第一本小说是《反叛者》，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群对现实社会恐惧、迷惘的年轻人试图远离成年人世界，真空地活在自己打造的世外桃源，结果仍未能逃出成年人的阴谋。第二本是《草叶集》，是一位朋友作为圣诞礼物送给我的，后来我又从另一位朋友那里得到一张这本书的朗诵光盘。坦白地说，《草叶集》里讲的生活道理并不适合所有人读；准确地说，只适合有理想主义气质的精神贵族读，虽是半个世纪前写的，却是超时空的，从侧面也证明了一个事实，什么主义都可能过时或被修正，但理想主义始终如一。我接下来读的是《烛烬》和《一个市民的自白》，这两部书使我彻底成为了马洛伊的推崇者。也许，在拜物的小时代，有人会觉得马洛伊的精神世界距离我们有点遥远，跟我们面对的现实生活格格不入，但至少我自己读来感觉贴心贴肺，字字抵心。马洛伊一生记录、描写、崇尚并践行的人格，颇像中世纪的骑士，用凯尔泰斯的话说是“一种将自身与所有理想息息相牵系的人格”。
三年前，译林出版社与我联系，请我推荐几部马洛伊作品，我自然推荐了自己喜欢的这几本，并揽下了《一个市民的自白》和《烛烬》的翻译工作，其他几部作品分别由郭晓晶、赵静和舒荪乐三位好友担纲翻译。译林出的这几本书中，《烛烬》和《伪装成独白的爱情》，台湾地区在八年前出过繁体版，但是从意大利译本转译的，自然留下许多遗憾，有不少误译、漏译和猜译之处，马洛伊的语言风格也打了折扣。当然这不是译者的过失，是“转译”本身造成的。所以，值得向读者强调的是，译林推出的这套马洛伊作品，全部是从匈牙利语直译的，单从这个角度讲也最贴近原著，即使读过繁体版的读者也不妨再读一遍我们的译本，肯定会有新的感受。
起初考虑到繁体版的影响，编辑也曾打算沿用繁体版作者名“桑多·马芮”的译法，但我不同意这样做，理由是匈牙利人是唯一姓在前、名在后的欧洲民族，马洛伊是姓，山多尔是名，繁体版把姓名顺序颠倒过来，是不了解匈牙利姓名的特殊性。另外音译也不对，是从其他语言转译造成的，并不是根据匈牙利语发音。既然我们是从匈牙利语直译，没必要延续这样的错误。再说，纠正错译正好强调了简体译本的权威性，能与“转译本”相区别。
关于书名的译法。《烛烬》的匈文原名是a gyertyák csonkig égnek，直译为“蜡烛燃烧到了根部”。蜡烛是小说中最重要的道具，故事从点燃蜡烛迎客讲起，到蜡烛熄灭送客结束，两位四十一年未见的老人聊了他们一生的沧桑。“烛烬”最贴近原文原意，“余烬”让人联想到烬火的余热，少了“烛”字，意思偏差很大。
《伪装成独白的爱情》，匈文版原本是两本书。1941年，马洛伊写了《真爱》（az igazi）；四十年后，续写了《尤迪特……和尾声》（judit…és az utóhang）。中文版将两本书合在了一起，由四个人的独白组成，另起一个书名是可以的。《伪装成独白的爱情》意在强调这是一部“令人惊艳的多视角多声道的独白小说”，是不错的书名，但是提请读者留意：尽管简体版沿用了繁体版书名，但是由郭晓晶女士从匈牙利文重译的，译文质量高出许多，纠正了繁体译本的大量错误。
2
马洛伊·山多尔是20世纪匈牙利文坛举足轻重的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他还是20世纪历史的记录者、省思者和孤独的斗士。马洛伊一生追求自由、公义，坚持独立、高尚的精神人格，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风风雨雨，从来不与任何政治力量为伍，我行我素，直言不讳，从来不怕当少数者，哪怕流亡也不妥协。纵观百年历史，无论对匈牙利政治、文化、精神生活中的哪个派别来说，马洛伊都是一块让人难啃却又不能不啃的硬骨头，由于他的文学造诣，即便那些敌视他的人，也照样会读他的书。无论他的作品，还是他的人格，对匈牙利现当代的精神生活都影响深远。
1900年4月11日，马洛伊·山多尔出生在匈牙利王国北部的考绍市（kassa），那时候还是奥匈帝国时期。考绍坐落在霍尔纳德河畔，柯伊索雪山脚下，最早的文献记录见于13世纪初，在匈牙利历史上多次扮演过重要角色。马洛伊的家族原姓“格罗施密德”（grosschmid），是当地一个历史悠久、受人尊重的名门望族，家族中出过许多位著名的法学家。18世纪末，由于这个家族的社会威望，国王赐给了他们两个贵族称谓——“马洛伊”（márai）和“拉德瓦尼”（ládványi）。
马洛伊在《一个市民的自白》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家庭：“我走在亡人中间，必须小声说话。亡人当中，有几位对我来说已经死了，其他人则活在我的言行举止和头脑里，无论我抽烟、做爱，还是品尝某种食物，都受到他们的操控。他们人数众多。一个人待在人群里，很长时间都自觉孤独；有一天，他来到亡人中间，感受到他们随时随地、善解人意的在场。他们不打搅任何人。我长到很大，才开始跟我母亲的家族保持亲戚关系，终于有一天，我谈论起他们，听到他们的声音；当我向他们举杯致意，我清楚地看到他们的举止。‘个性’，是人们从亡人那里获得的一种相当有限、很少能够自行添加的遗产。那些我从未见过面的人，他们还活着，他们在焦虑，在创作，在渴望，在为我担心。我的面孔是我外祖父的翻版，我的手是从我父亲家族那里继承的，我的性格则是承继我母亲那支的某位亲戚的。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假如有谁侮辱我，或者我必须迅速做出某种决定，我所想的和我所说的，很可能跟七十年前我的曾外祖父在摩尔瓦地区的磨坊里所想的一模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