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记者说玛丽莲成了"每天最大的新闻"。身在远方的阿瑟对此有何感想？他很佩服她，因为她没有在一片谎言面前退缩，她解释说，"这个叫人吃惊的身躯确实是她的，是她的宝贵财富。"但她必须懂得谎言是一种生意。
当玛丽莲说有人把这些东西归于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时，也许她是对的。"玛丽莲"是她自己和其他人由"诺玛·简"这个材料创造出来的。"玛丽莲"是一个综合体，是由她向往的不再孤单的另一个世界的梦幻，以及从她个人生活的圈子里疯狂逃逸的J心理共同构成的。她～向所过的日子，她一向所做的事情——呼吸、感觉、发抖、沮丧，这个艺术的玛丽莲根本不可能是这样。这些事情大多数是由诺玛·简为她做的。当她在更衣室里与强烈的恐惧感作斗争时，当她期待她所钦佩和爱戴的伟人和名人时，她就是诺玛·简c只有在聚光灯的光线里，在她所深爱的摄影机前，玛丽莲才存在。玛丽莲是由摄影机造成的，在镜子里她才是另一个人，因此她极希望与摄影机和镜子相伴。这种愿望几乎难以抑制。
当诺玛·简和玛丽莲这个共生体成功时，她就觉得那是最大的幸福：“这就像我还是一个小姑娘时，那时我想象我会经历多么不寻常的事情。现在我确实经历了……"在《如何嫁给百万富翁》的首映式上她这么说，好像全世界都在向她躬身下拜。
阿瑟·米勒从不称她诺玛·简。对他来说，她从前和现在都是玛丽莲。她是作为玛丽莲才被他认识的，他也将永远把她看作玛丽莲。也许对他来说诺玛·简从来就不是真的：他觉得站在这两个名字背后的分裂太可怕了，让他承认这种分裂对他是太过分了。
玛丽莲为她的老板赚来数百万美元，而她却几乎一无所得。当福克斯公司与她签订一分七年的合同时，她的薪水开始达到每星期五百美元，以后每年都有所增加。由于她在《金发女郎》中扮演罗莱丽，她总共获得一万五千美元的收入。简·罗素扮演多罗蒂一角，所得收入正好是这个数目的十倍。在那部影片里，就像她在一次申诉中强调的那样，玛丽莲是金发女郎。她对金钱什么也不懂，也许她相信，诺玛·简也相信，她完全不应当得到金钱。无论如何现在有乔治·迪马乔给她出主意，为她照管一切，重新安排一切。直到玛丽莲再次遇见了一个肖像摄影家米尔顿·格林（Mition
Gmene）。她和他一道想出一个主意，这一下把一切都改变了。她要建立玛丽莲·梦露制片中心（MMP），以便能演更好的角色，获得更多的报酬和更好的社会地位。但后来他们所期望的目标没有实现。她应在电影《粉红色舞衣》中扮演角色，但电影剧本被否决了，于是他们陷入困境。在福克斯公司的领导人给她施加压力之后，她说，"我并不生气"，"但这使我很悲伤。当世界上别的地方正观看那叫做玛丽莲·梦露的人的时候，掌握着我的未来的扎努克先生却只能看见诺玛·简，我的处境就像诺玛·简一直遭遇的处境～样。"
玛丽莲索性离开洛杉矶，让福克斯公司徒劳地等待她。她飞往旧金山，并于1954年1月14日与民族英雄迪马乔结了婚。一场动人的罗曼史就这样到了尾声。
诺玛·简·莫胜森·多尔蒂嫁给了乔治·迪马乔：那个时代两个道选闻名的美国人现在结合在一起了，全世界都期望吉星高照，幸福无边。但乔治·迪马乔的积极的运动生涯却结束了，他只期待着玛丽莲成为迪马乔夫人，分散他对野性的西部影片特别是《硝烟》的激情，对啤酒、台球、钓竿和棒球的迷恋，希望她不再穿袒胸露背衣服，不请男朋友到家里来，最好是不再有男朋友。倘若有一个男人对她注目，而玛丽莲也回眸张望，做丈夫的就因西西里人特有的拘谨而面红耳赤。一般来说，乔治除了明星的地位以外，没有其他身份，他从前是一个明星，现在也一直是个明星。因为美国是忠诚而又深知感恩的。他曾有过伟大的业绩，玛丽莲期望的就是这个。她要寻找一位父亲，找到的却是一个提前退休整天坐在电视机前打发日子的人。他要寻找一个母亲，就像他所失去的那一个。他得到的却是一个扭力无穷的女郎，为此他几乎遭到从历岁到76岁的每一个男子的忌妒和羡慕。这个女郎是一个演员，对她的职业严肃认真，有几位能够在艰难中保护她的顾问，但这个女郎却不是一个女厨子，也不会给他洗那漂亮的棒球袜。这样的结合不可能一帆风顺。事实上也确实不如人意。
蜜月在日本度过，一切都还顺利。启程旅行时，玛丽莲的拇指受伤了，这是她丈夫力量很大的训练试验产生的后果。这个训练试验是她安排的，因为她要把"我的击球手"这个词当做爱称送给他，而她觉得这个爱称的意义很是模糊，于是要演示一番。迪马乔是因为棒球而被邀请去日本的，他考虑的很实际，想把正经事和消遣结合起来。这次旅行成了玛丽莲的一次胜利凯旋。她刚刚踏上东京的土地，日本的影迷就沸腾了。这全是因为她一个人。影迷们掉进金鱼池，掉进盆栽花木丛里，互相挤压，把他们的倾慕以一种极为可怕的方式表达出来。然后来了一位将军，那是克里斯腾贝里先生，他问道：“在日本会见我们的士兵，您有何感想？"
"这使我很高兴，"迪马乔先生说，"但我不相信会在这次旅行中看到这样的场面。"
"我没有问您，"将军说，"我的问题是向您的夫人提出来的。"
玛丽莲的情绪十分兴奋。她看来像是站在受阅部队前面的马尔林·迪特里希。她在一万人，一万二千人或一万七千人——报道的说法不——面前唱歌。在韩国也驻有美国兵，她发现，《钻石是女孩最好的朋友》这首歌似乎对于每月军炯很低的男孩们不太合适，但她还是唱了，并加唱了《再来一次》。她觉得在掌声、喊声和口哨声合成的风暴中穿着无袖晚装是多么自由。这里没有导演，没有摄影师，没有表演教师，那些人曾在她手里已经握住星星的时候却得寸进尺地要求她把月亮摘下来。"当我站在大喊大叫的士兵面前时，雪花在我身边一匕舞，我生平第一次对什么都不感到恐惧。我只觉得幸福。"这是她第一次现场演出。"也许这是我所经历的最美好的时光。"这四天的生活无拘无束。
乔治对她这些行为虽无可挑剔，但这桩婚姻中第一道深深的裂痕已经出现。当玛丽莲再次因《君子更爱金发女郎》和《如何嫁给百万富翁》受到《电影》杂志的奖励时，乔没有陪同她去洛杉肌。现在她金光闪闪，又没有"击球下'跟随左右，真是自由自在。晚上她对她的朋友西德尼·斯柯尔斯基说：“你猜我要和谁结婚？”“结婚？你在说什么？"而玛丽莲盯着一个水晶球说，"我要嫁给阿瑟·米勒。"
如果不考虑此刻这是重婚，那么接替迪马乔的候选人是否预感到幸运之星将要降临到自己身上7唐纳德·斯普托（DOnald SpotO），露梦最好的传记作者，记下了玛丽莲生活中这一段时间里的情形：她不仅向卡赞、格林夫妇和女教师娜塔莎·李特斯倾吐了她婚姻上的苦闷，也向阿瑟·米勒表白了这一切。然而，米勒虽然在其生平回忆中几乎连芹菜、土豆之类微木足道的琐事都有所记载，但对玛丽莲向他诉说的苦闷却只字不提。他是一个循规蹈矩、拘谨沉默的人，从不做悻理之事。不过，这回事实的情形与往不同，毕竟情系于斯，难以解脱。这时他发觉：“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不过肯定不是结束我的婚姻。但把玛丽莲从我的生活中抹掉这个想法更是不堪忍受的。我似乎是在与自己搏斗；过去的生活已支离破碎，我脚下的大地已经动摇……"
此时玛丽莲饱受婚姻之苦，她的生活混乱不堪。为了入睡，为了安静，为了心智清爽，为了保持清醒，她吃的各种药物越来越多，但她的苦恼依然如故。现在，她的化妆师得经常为她掩饰身上的血痕，这是和她丈夫争吵厮打时留下的。他根本当不起丈夫这个字眼。当时有一位温和友善的人，名叫哈勒·沙弗尔（HalSehfl'3lf3r），玛丽莲正与他为最近的一部影片的音乐节目一起工作。她对他十分赞赏，他也给了她许多安慰，这渐渐成了有目共睹的秘情。
当迪马乔听到关于沙弗尔的闲话之后，他就成了奥赛罗的一个美国一意大利式的变种。玛丽莲仍然继续唱她的歌，影片《血的节奏》还在拍摄，艺术指导要求她唱到高音B，再唱到较低的D。玛丽莲的音乐才能和歌唱水平后来受到了过高的赞誉，但她对自己的成就并不满意：“一直到听众只侧耳倾听而不是瞪眼看着我的时候，我才能感到满意。"
正当玛丽莲为下一部影片《艰难的第七年》唱歌跳舞，并着手排练电影《热浪》时，乔治走进了摄影场。她想欢迎他，但他看到她身上穿的一小部分戏装时，就在布景后面怒气冲冲地大吵大嚷。玛丽莲送给他一个小小的护身符，上面写着圣·艾克苏佩里①的《小王子》中的一句话：“用心灵去看才能真切地了解一个人。肉眼无法洞悉人的本质。"米勒很喜欢这句话。而乔却快快不乐地问道：“这是什么鬼话？"看来他们是不能互相理解的。
结局终于来了：
有一个名叫萨姆·萧（Sam Shew）的人，是电影业中聪明机灵的摄影师，他被贝里·维尔德公司雇用为影片《艰难的第七年》的设计师，他设想出一幅宏伟壮丽的图景，一幅当时电影创作中最能吸引观众的图景。这幅图景中，有一个场面是：玛丽莲站在雷克欣顿大街上纽约地铁通风口的铁栅栏上，这时正好有一列地铁列车从栅栏下面很深的地方隆隆驶过。结果是她的裙子飞卷到耳朵旁边——当夜间拍摄的这段片子经过摄影场里的重新制作，并首先由维尔德公司上映，意欲由地铁的旋风掀起一阵舆论的旋风时，两千名摄影师和观众对这个
O
AnntExupe，
lpeX）────1944，法国飞行员和作家，H战时在北非的一次侦察飞行中遇难，他写有多部小说。主意欢呼跳跃，欣喜若狂。这比她所梦想的更使她感到喜悦。一部影片还几乎从未有过这样廉价的宣传效果。玛丽莲长裙飞舞、金发飘曳的照片传遍全球，而乔·迪马乔却在。心理上被击倒了，他大发雷霆。一家杂志怪腔怪调地说这是"纽约的耻辱"。离婚已成定局时，～项新闻报道证实了玛丽莲所赢得的社会地位。"这篇报道像一颗原子弹投向了好莱坞。"这离美国在广岛显示巨人般的强大力量还不到十年。
第二天玛丽莲更是浓妆艳抹，香粉比平时徐得更多，看来似乎她要义无反顾地这样继续下去。过了一些日子，离婚书在1954年10月就交到迪马乔夫人手中。'响于她飞黄腾达就产生了不可弥合的冲突"，人们这样认为。这场婚姻就此结束。
全世界的报刊都报道了这件事，其中自然也脱不了阿瑟·米勒的干系。但他后来的回忆并没有谈到他的反应，他坐在紧靠河边的维洛大街的家里，一个想法正在形成。虽然他仍然不做非分之想，现实木允许的事情，总是不做为好，但一切可能的事情，现在似乎变得越来越容易了。
乔·迪马乔极力克制，不发表任何评论，看来他并未怀有强烈的嫉妒，也没有采取过激行动。他在一个私人侦探的协助和弗兰克·西纳特拉①的支持下鲁莽地撞
O lhank Sinatra，玛丽莲同时代的美国流行歌手和电影演员。进了一家大门，他想当场捉住他的前妻和哈勒·沙弗尔。结果却是弗洛伦斯·柯茨（Florence Kots）在被撞坏的门后发抖，后来乔付给她一笔精神损失赔偿金，并向她道歉，才算了事。
迪马乔木知道玛丽莲以后要做什么，如果他知道她做了什么事，他也会慢慢地平静下来。他们可能再度不期而遇，他将努力成为并将永远是她的一个朋友，这种想法不时出现，同时他看电视、玩台球、打棒球、喝啤酒的嗜好和作为国家的宠儿的意识也会再度占上风。
玛丽莲·梦露变多了，而且几乎一切都是由她自己造成的。在庆祝影片《艰难的第七年》封镜的晚会上，她与克拉克·盖博（Claxk Gable）跳舞时，她第一次充满了一种孩子般的感觉。当她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由于缺乏另外的原型她就把他的面貌赋予她想象中的父亲和爱神。现在她亲耳听到，他希望与她合作拍片。
但首先要实现她与米尔顿·格林之间关于成立自己的制片中心即MMP的计划，这会保证她有更多的影响，更多的决定权和更多的收入。她希望结束对福克斯公司的依赖关系，这种关系以长期的契约使她成了丧失人身自由的奴隶，此外她还极希望能演更严肃的角色。但她和其他人一样知晓她这种愿望很难实现，因为福克斯公司与官府早有极为密切、牢固的龌龊关系。
玛丽莲手中也有一张王牌：她知道她对制片商来说是一笔珍贵的财富，她是全国都敬重和爱戴的明星，这从电影院的票房收入上就能反映出来。她还知道：“我在好莱坞从未得到过充分发展的机会。他们用工作把我压垮……他们只告诉我几点钟必须到场。如果我离开好莱坞到纽约去，我将更能掌握我自己，这一点我曾反复考虑过。如果我不能成为我自己，而是成为另外一个人，那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这种初次产生的关于她能成为什么人的想法如此强烈，致使她走出一步险棋：她要去纽约做一次心理分析，同时也参加表演讲座，并成为一个女制片人。"我现在有了一个制片中心"，她骄傲地宣布。除此之外，也许她还想与她一向所敬重和钦佩并且也在思念她的男人在空间上更接近一些。米勒始终住在纽约。
米尔顿·格林是否使制片中心的进展陷入无把握的境地，将来自有分晓。此前他是摄影师，现在他正向高峰挺进，但不久他成了一个濒；临孤独和恐惧的人物。这首先与MMP有关。为宣布她的计划，玛丽莲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她又一次迟到了，她到场时，人们看到她身穿纯白的银融皮大衣，正如人们所说，是一个"复活的简·哈劳"。福克斯公司的人大发雷霆，徒劳地想在玛丽莲的合同中找到继续束缚她的条款，而玛丽莲的律师们更加精明。官司打赢了。玛丽莲·梦露像孩子一样乐不可支，她在一家孤儿院里找到一个安身之处，这家孤儿院有时也放映电影，这使她暂时有了一个满意的环境。福克斯公司最终向玛丽莲制片中心屈服了，但还没到时来运转的时候。
现在玛丽莲住在纽约，格林照顾她，这完全出于私人感情，甚至乔·迪马乔重又出来胡搅蛮缠时也是这样。格林夫人阿美采取回避的态度，并对流言蜚语予以回去。玛丽莲是一个没有疑心的女人，这类女人"有可能拆散一桩婚姻"，但这一次肯定木是。在寻找表演方法方面，老朋友艾利亚·卡赞助了她一臂之力：他把她介绍给李·斯特拉斯伯格，玛丽莲以前曾邀请他的妻子读拉到排演场来过。斯特拉斯伯格是出生在波兰的以色列人，专门教授表演艺术，出于其门下的有马龙·白兰度（Maron
Brando），保罗·纽曼（Paul Newman），约安纳·伍德瓦尔德（Joaxm Woodward），罗伯特·都伐（RwtDuvall），本·加扎拉（Ben
GaZzara），达斯廷·霍夫曼（Dustin Hofflnann），莫林·斯塔普列顿（Mauren StaPeton）等。这位表演教师是按康斯坦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方法自由发挥。现在玛丽莲也成了他的女弟子，被称为同学，每月学费30美元。斯特拉斯伯格要求一个演员要体验剧本中所写的每一种感情，不能单纯地演自己的戏，还要记住其他同伴们所经历的感情，要到潜意识中去探寻这些感情。对于所有不赞同这些意见的人，他越来越经常地向他们推荐时髦的心理分析方法。这种学说主张，美好未来的一切幸福都早已酝酿、预示和存在于过去之中，人们只需要去发现它。对于玛丽莲来说，这差不多与自己的愿望相符合。
众人中最年轻的米尔顿·格林给介绍了一个女医生，是给他自己治病的玛尔加丽特·霍亨伯格（Margaret Ho－henberg）医生。从这时起女医生从玛丽莲那里知道了有关米尔顿的一切，又从米尔顿那里知道了有关玛丽莲的一切，这是一种决木会产生信任的情势。玛丽莲又像高度紧张时一样，服用更多的药片，而女医生霍亨柏格似乎并没有预料到这一点。她没有与绘玛丽莲治病的另一位医生取得联系，也从未过问或想要弄清并根除这种可怕的毁灭性的状况的缘由。实际上，病人米尔顿·格林也过于依赖药片，此外还放荡无节制，玛丽莲的避孕药都是他给弄到的。
木管怎样，玛丽莲还是渴望自己能够得到一直没有争取到的独立自主权。她害怕给她治病的女医生，害怕她的表演教师，害怕所有同时在场的名声显赫的同事。大部分时间她都胆怯地坐在一个角落里，谦恭地听人说话。"我惟一的希望是尽我的能力做得最好，从摄影机开始转动那一刻起直到它停下来，我都竭尽全力。这样的时刻应该是完美的，就像我能创造的那样完美。"到那时为止我们知道的大概就是这些。但后来在她的谈话里有了一种小心谨慎的略带讽刺意味的弦外之音，这是很不寻常的。她对自己的绝望常常付之一笑，也许还能从黑洞中爬上来？"李·斯特拉斯伯格说，要做到这一点，我必须从自己开始，而我问他：'从我自己？'他指的是什么？我是谁？是玛丽莲·梦露还是别的什么人广
后来终于有一天在茫茫人海的一个意想不到的漩涡里玛丽莲与阿瑟·米勒重逢了，于是天体未来的运行走上了新的轨道。在逗留纽约期间，如果玛丽莲不去博物馆或书店参观测览以寻找新的灵感，不去戏院，或者为了不被人认出而带着墨镜，在淡淡的金发外面裹上头巾出去闲逛，那位头脑里装着奇妙想头的卓越的摄影师萨姆·萧和她的妻子就会邀请她去做客。萧把她介绍给他的朋友：罗斯膛（ROsten）夫妇。诺尔曼·罗斯胜是一位作家，写小说和诗歌，他的妻子赫达（Hedda）后来偶尔也当过玛丽莲的私人秘书。从这时起罗斯腾夫妇就照料这位求知欲旺盛的明星，这位明星对一切，而首先是对戏剧有浓厚的兴趣。罗斯胜认识一位戏剧家，这位戏剧家曾与阿瑟·米勒一块学习过。真是无巧不成书，这就必然要促成一次会面，虽然罗斯腾夫妇显然没有预料到死灰复燃的旧情。
他们见面了，自然是在一次晚会上，对于这类晚会米勒从前总是把它当做保守团体的小型聚会而退避三舍的。玛丽莲又穿上一件惊世骇俗的紧身衣，这无异于公开向他表示她把她的玉体带来了，而且是这间屋子里最美的一个。他们见面了，旧情重燃，一种新鲜强烈的冲动再度被激活。
经过米尔顿·格林的一番介绍，玛丽莲被安排在身份相当的人群当中：她被领到瓦尔多夫大厦的第27层楼，在那里她远离世界，俯瞰游云。在一次见面时，阿瑟·米勒用手握住了影星的大脚趾。而她就好像把她的灵魂全都交付给这个脚趾，长期以来第一次有了安全感和依赖感。"你的眼睛抓住了我。"他说这话时激动不已，又一次发现她是他所见过的女孩中最木幸的一个。对于玛丽莲，这个世界终于又可以按自己的本性生活了。她觉得她看透了但又得忍受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乐观主义——不管它多么虚假——和灿烂的笑容就是成功的标志。
但这样一来她觉得和睦安宁反而是不可信的。阿瑟是结了婚的人，她不愿强扭不熟的瓜，更不愿意让他抛妻弃子。她可能想象过怎样转换角色，想象过阿瑟·米勒在不眠之夜如何向窗外张望，还想象剧作家的孩子们将怎样看待他们的父亲。木，偶尔成为情人对她就足够了。但对于米勒来说，玛丽莲常常不是来自人世，而是一个女神，全部生活之中使她满足的东西并不多。这理所当然鼓励了米勒，他现在经常想的是彻底改变现状。
因为拍电影是玛丽莲生活的焦点，她现在更紧张地在李·斯特拉斯伯格家里投入了表演艺术的学习。她未来去去，什么时候乐意，就在斯特拉斯伯格家里吃喝，住宿。保拉是一个处境艰难颇受冷落的妻子，她总是生活在失望和斥责之中，甚至可以说她的前程被她的女儿苏珊和丈夫完全毁掉了。她那颇有才气的女儿正筹备有关安妮·弗兰克①的短片的首映式，而她那暴躁的丈夫总挖空心思折磨人。玛丽莲找到了替代性的父母，也再
①Anne Fnd，1929──1945，德国犹太人，为躲避纳粹政权的迫害，1933年与父母一起前往阿姆斯特丹，荷兰被德国占领后，又与家人和其他四个犹太人一起躲藏起来，1944年被发现并被送往集中营，后国麻疹伤寒死于集中营。她的日记于1947年出版。一次陷入被紧紧束缚的境地。药片吃得越来越多，米尔顿像玛丽莲的一个志同道合的伙伴，弄到了很多麻醉剂或者说是毒品，玛丽莲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玛丽莲和不讨父母喜欢的苏珊像一对姐妹，苏珊想和严厉的父亲说点什么的时候，总是遭到斥责，他只想谈有关她的职业的话题。苏珊向玛丽莲倾诉了自己的两难处境，因为在她心里总有一种互相冲突的声音。玛丽莲却很羡慕她：“你只有一种声音？我心里可好像是形形色色的人七嘴八舌地吵闹。"
医生霍亨伯格夫人对此提不出什么忠告。她越来越深地插手米尔顿、玛丽莲、福克斯公司和许多律师之间的商务仲裁，但毫无结果，因为她的女病人年龄更大了，更独立了，也更自信了。而且相反，像所有听过玛丽莲倾吐真情的人一样，她也宁愿信任她的金发的傻丫头，而不相信她自己的职业判断。
在这期间阿瑟熟悉了玛丽莲这盏"旋转的彩灯"，（这是她给他的印象），更清楚地了解了"一种怪事和～种诱人的秘密"。"有时她把所有的男人都看成是毛头小伙子，看成是急木可耐地要实现他们的生活使命的孩子。"他突然醒悟了。"我跳进了一条汹涌的急流，没有立足点，什么也抓不到。"在这段时间里他所接触、关心、从事和进行的一切都显得暗淡无光：“在我和玛丽莲生活的高昂情绪里我对其他总是打木起精神来，同时负罪感也一直折磨着我。我头脑中的一切都在旋转，我神魂颠倒，陶醉于生活的光彩夺目而又取之不尽的美。"他心迷神醉，并作出了决定。同时他还为写一个电影剧本在最肮脏的纽约贫民区做调查，顺便也考察一下青少年和团伙犯罪的区域性问题。把西部、东部或南部的有关"生活的光彩夺目而又取之不尽的美"的故事胡乱凑在一起肯定是不适当的。加之，这类事情确实是很严肃的，不可马虎。但幸福能产生新的幸福，这是人人皆知的，而理智并不能总是造成幸福。
玛丽莲在她雅致的塔楼套房里为他表演了她从李那里学来的东西，她又一次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渴望在一个极木尊重她的世界里保持自尊的感情。他在她的感情爆发之中清楚地看到了一种清醒，这使她与那些青年演员很相似，虽然他们采取的是另一套路数。
话剧《桥边风景》在波士顿上演，获得巨大成功。但米勒还是无迭高兴起来。为了消遣，他读了《哈姆雷特》的第一场，吃惊地发现了一种很有说服力的相似性：“我与我的家庭越来越疏远，因此我对于哈姆雷特的自我批判、自我谴责，对于他对负罪感令人痛苦的憎恶，对于他想从中解脱出来的企图的一再失败，表示同情。"
后来有一天玛丽莲来找他，两个人坐在一家咖啡馆里，"我们互相凝视着，等待着未来的开始。"米勒使他的家庭"像一颗炸弹爆炸一样"四分五裂了。他从家里搬出来已经六个星期，因为根据内华达州的法律办离婚手续就需要这么长的分居时间。在纽约一切也都是令人十分难堪，离婚诉讼闹得满城风雨。他在纽约的荒僻之处租了一间小房子，"这里给希望留有很大的空间，对于体味绝望也有足够的孤寂。"
从1954年10月起，玛丽莲终于木再是迪马乔夫人了。她照管她的制片中心，在这段时间里这个中心已不仅仅是纸上的蓝图，而是实际运作的机构了。MMP（玛丽莲·梦露制片中心）与福克斯公司达成一项协议；玛丽莲的明星地位得到认可，福克斯公司在某些方面作了让步，玛丽莲·梦露有了发言权、表决权、特例权和自主权，她很高兴。有两项计划已经有可能着手实施：由约舒亚籍甘（Joshualj）gflll）执导松共汽车站》；还有一项不可思议的合作，那就是由已获贵族称号的英国著名演员劳伦斯·奥立弗参加演出并执导《王子与舞女》。玛丽莲对不可能的事情的偏爱更明显地表现出来：“现在我开始理解我自己了。人们可能说我在对付我自己。我以前生活中的大部时间都花费在与自己格格木人的事情上，可是现在我知道，我同时既是单纯的，又是复杂的。"
奥立弗来到纽约，带着从瓦尔纳波洛斯来的赛西·泰恩特（Cecil Tennent）在苏顿场（Sutton Place）的新居里访问了玛丽莲，并且发觉：“傍晚时我感觉到了一件事：我大概是狂热地爱上了玛丽莲。"他体会到她是何等的有才智，具有何等难以置信的快乐天性，她比所有他能记得起来的其他女人都更富有肉体的诱惑力——除了银幕上与她相像的人。这天晚上他回家时就像"一头暂时躲过宰杀的羔羊"。他没有预料到，在工作的沉重压力下，关于这一回初次见面的所有记忆都被挤掉了，也没有预料到，两颗如此巨大天体的相撞还埋伏下了未来人际关系中的剧烈冲突。
玛丽莲前往洛杉矶，开始为她在影片《公共汽车站》中所担任的角色做前期准备工作，那位不可缺少的浪拉·斯特拉斯伯格自然要跟随左右，她按照剧本帮助玛丽莲练习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场面，每一个动作。她代替了使玛丽莲感到害怕的前任娜塔莎·李特斯。米尔顿·格林拟定了拍摄计划，也安排了其他与艺术无关的一切事物，在这些事情上他表现出杰出的才智，这使玛丽莲对他在制片中。动内部的一切控制权还有些担心和疑虑。
约舒亚·洛甘接替了《公共汽车站》的导演职务。"我认为玛丽莲不能再演了"，洛甘说，他对影片的角色分配十分恼怒，觉得玛丽莲木适合于她所演的人物。有人劝他去请教斯特拉斯伯格，后者对他说：“我同成百上千的男女演员一道工作过，有时在课堂上，有时在拍摄场上。但其中只有两个超群出众的，其中的一个是马龙·白兰度，第二个就是玛丽莲·梦露。"假如他在其他情况下说这些话可能是多余的，那么此刻他却是正确的。
剧组去了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在难耐的酷暑中开始了拍摄工作。紧接着又到了爱达华州的高山上，在零度以下的温度里工作。许多人，其中包括玛丽莲，都病倒了。身在内华达州的米勒在一天夜里接到了她打来的电话。他只能从那些住在这～街区推一的电话亭附近的人那里才能得到消息，还要驱车整整20公里才能通话。他听到了玛丽莲的声音，她绝望地哭诉：“我受不了，这样下去我没法工作了。嗅，亲爱的，我受不了。"她数落洛甘的坏处，说他不理解她，也数落了唐·穆雷山皿Mum叮）这个新手，他也不理解她，还数落了其他所有不理解她的人。米勒离得太远了，无法帮助她。他只能听着，只能安慰她。他的无能为力和她的绝望都与日俱增。他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她正在悬崖的边缘上跳舞，一旦失足，她就会永远堕落下去。"同时他也一下子懂得了她对自己的绝对信任，渴望得到他的保护——他几乎晕了过去。
无论是他还是别的什么人，甚至玛丽莲自己，都没有料到她正在拍摄一部她最出色的影片。影片中的凯丽（Cherie）是一个贫穷可怜面色苍白的酒吧女招待，她应供男人们消遣取乐和幸运地躲避掉，她应该身穿廉价的夏季紧身女服出场唱歌，却又往往做不好；在这方面玛丽莲与她有一点点相似。她演的这一角色要求她按错误的节拍走调地唱歌，以令人动。心的走样的舞步来跳舞，这一切她都扮演得惟妙惟肖，令人倾倒，轰动一时。但愿人们能懂得，这与她同角色之间有某些共同点不无关系。"一个人必须很有才智，才能演好一个傻瓜"，批评家阿多·基罗（Ado
Kmp）看出了这一点，而他是少数有足够的才智看清这一点的人物之一。大多数评论家对此都无所觉察。
米勒很快就从迷茫懂懂中醒悟过来，对玛丽莲好言相劝，并向她许诺：“等这部片子拍完之后，我们就结婚，开始一种新的真正的生活。”“我不行了，亲爱的，找不能再孤军奋战了。我将和你一起在世上生活，做一个好妻子……"米勒再次发觉，他是多么爱玛丽莲：“好像她早就是我全部生活中最亲爱的人；她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这是发自我肺腑的声音。"
当《公共汽车站》引起的波澜慢慢平息下来，人们都相安无事，各种消息也不再惊动世人时，米勒和玛丽莲两人甚至有时可以在洛杉矶相见——那是他从一向被称为天堂的离婚王国内华达偷偷溜出来的，因为还在等待离婚判决——他的生活却更加动荡不安。最近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米勒都没有正常工作，而仅仅想出了一出短剧的主题（后来由这个主题发展成电影剧本《社会也无能为力》）。等待离婚判决的时间过去了，律师向他递交了离婚判决书，同时参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一个调查员也专门为他来到内华达，把他带去审讯。
有关米勒的"左倾错误行为"的报告很长，这是当时流行的做法，不值一提，但要是让胡佛、麦卡锡或其他什么人认为危害国家安全那就危险了。唐纳德·斯普托回忆说，当时的确存在着一种对在美国发动叛乱的假想的恐惧。
米勒的案卷是以他作为有社会自由主义倾向的大学生的罪名开始的。他支持过西班牙内战，同时他因违法行为被归入木能服兵役的一类，更重要的是他是左翼美国劳工党的成员。他参加每周举行的作家论坛被认为特别可疑，因为这些作家意欲保卫广大群众的最大权益。此外才是他的剧本对美国的消极形象的描绘。但对联邦调查局来说，最严重的是参加和支持那些议论和批评某些军阀、军队和联邦调查局的秘密统治的讨论会。现在当局终于如愿以偿地抓住了米勒的把柄。于是轮到他被审讯了，而且必须招供。
米勒刚到纽约，才与玛丽莲在苏顿场的住宅里相聚，20世纪福克斯的经理斯皮罗斯·斯库拉斯（SPpoSSkouras）就来拜访。这一次他不是为他那无比尊贵的明星玛丽莲而来，而是为他的案件而来。他警告和提醒他，不要让非美活动委员会抓住什么于己不利的把柄。这意味着什么？斯库拉斯显然是认为，经常告发朋友和熟人的卡赞的行为很值得注意。
米勒身不由己。他须离开玛丽莲和他的母亲，乘火车去华盛顿，到法院去申诉。后来他声明，他从来就不是共产主义团体的成员，参加共产党作家的聚会并木意味着就是共产党员。他还承认，他经常在"好莱坞十点钟"聚会上批评参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行为，具体说来就是对那些作家和电影剧本作者的迫害。这些人一旦有作品上了审查委员会的黑名单，在电影制作圈里就再也找不到职位了。此后他常常谈起被他的敌人看作犯罪的事情，他说：“如果参加了作家们的讨论会就要处罚，如果不从事公开的活动也算是犯罪，每个人都必须写同一主题的诗或剧本，那我就无法继续工作了，文学事业也木能正常发展。"他没有供出志同道合者的名字。
由于没有满足调查委员会的要求，他曾被指责为藐视法律。现在他因拒绝供述而面临被起诉的危险，而那个众议院议员弗朗西斯·E·瓦尔特（lhanis
E Walter）声言，如果玛丽莲答应和他拍一张照片，他就会宽宏大量地高抬贵手。阿瑟·米勒心里虽然明白个中奥妙，但他木能把这层纸捅破。他一口回绝了那个荒唐逐项的建议，于是，因拒绝供述而被传讯就不可避免了。他申请出国护照，他要去英国，还要和"将要成为我的妻子的女人同行。我将在7月间日之前与玛丽莲·梦露结婚。然后她就将去伦敦从事电影工作。当她前往伦敦的时候，她就将是米勒夫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