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当然太丢人了，他心想，望着渐渐光亮起来的鞋尖。不过我现在还活着，这才是眼下最重要的事情。米秋申和格努什克很可能已经回到镇上，守在他家门前了，因此他得等事情平息过后再回去。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决计不见他们。他得再等些时候才能去取自己的东西，今晚必须离开柏林……
“Dobryy den（你好），安东·彼得洛维奇。”一个温和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他吓了一大跳，脚从鞋架上滑了下来。还好——一场虚惊。说话的是列昂季耶夫，做记者之类的工作，以前见过三四次。他虽然能说会道，但没有害人之心。听说他妻子哄得他团团转。
“出来逛逛？”列昂季耶夫边问边伸出手来，闷闷不乐地和他握手。
“是的，哦不，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安东·彼得洛维奇一边回答一边想，希望他赶快走开，不然会很麻烦的。
列昂季耶夫环顾四周，好像有了惊喜的发现，说道：“天气真不错！”
实际上他是个悲观主义者，就像所有的悲观主义者一样，他也很可笑，自说自话。他有张长脸，面色发黄，胡须草草刮了几下，整个人看起来笨拙、憔悴，郁郁寡欢，仿佛造物主在创造他的时候，正遭受着牙痛之苦。
擦鞋匠将两只鞋刷快活地磕碰几下，安东·彼得洛维奇看了看他焕然一新的鞋子。
“你要往哪儿去？”列昂季耶夫问。
“你呢？”安东·彼得洛维奇反问道。
“往哪儿去都一样，我这会儿闲着呢。我可以陪你一会儿。”他清清嗓子，又旁敲侧击道：“当然，如果你允许的话。”
“当然，请便。”安东·彼得洛维奇嘟囔着说。现在脱不了身了，他想，得找条不太熟悉的街道走，否则还会遇到熟人。但愿别碰上那两个人就好了……
“嗯，生活待你如何呀？”列昂季耶夫问道。这种人问生活待你如何的时候，其实就是要详细说说生活是如何待他的。
“哦，还行。”安东·彼得洛维奇回答道。他以后肯定会发现事情的真相的，天啊，这真是糟透了！“我要走这边了。”安东·彼得洛维奇大声说道，猛地转身。列昂季耶夫正想着自己的事，边想边苦笑，差点撞到安东·彼得洛维奇身上，于是他赶紧迈开两条瘦骨嶙峋的腿闪到一边。“走这边？好吧，对我来说都一样。”
我该怎么办呢？安东·彼得洛维奇思索着。不管怎么样，我不能就这样和他一直闲逛下去。我得好好想想，到底怎么办……我现在真是累死了，脚上的鸡眼也痛得厉害。
列昂季耶夫早已滔滔不绝地讲开了。他说起话来语调平稳，不紧不慢。他说了他得花多少钱付房租，挣房租是如何不易，他和妻子的生活是如何艰辛，遇到一个好房东是如何难得，他们的女房东对他妻子又是如何傲慢无礼。
“当然，阿杰莱达·阿尔伯特夫娜也是个急脾气。”他叹了口气说道。列昂季耶夫和俄罗斯的中产阶级一样，每当说起自己的配偶时，总是使用娘家姓的。
他们转上了一条无名街道，人行道正在维修。一个修路工人光着膀子，胸前文了条龙。安东·彼得洛维奇拿手帕擦擦额头，说道：“我在这附近有点事，他们正在等我，约好了谈点生意上的事。”
“那我陪你走过去吧。”列昂季耶夫伤心地说。
安东·彼得洛维奇瞥了一眼这条街道。有块招牌上写着“旅馆”字样。是一家又脏又矮的小旅馆，在一幢搭着脚手架的楼和一间仓库之间。
“我得进去了，”安东·彼得洛维奇说，“就是这家旅馆，约好了谈点生意上的事。”
列昂季耶夫摘下一只破旧的手套，轻轻地和安东·彼得洛维奇握了握手。“知道吗，我会等你一会儿的。不会很长时间吧？”
“时间恐怕会相当长。”安东·彼得洛维奇说。
“真遗憾。你看，我本来想和你谈点事，问问你的意见的。好吧，没关系。我等你一会儿，万一你早早谈完了呢。”
安东·彼得洛维奇别无选择，只好走进旅馆。里面空空荡荡，有些昏暗。一个蓬头垢面、衣着邋遢的人从服务台后面出来，问安东·彼得洛维奇需要什么。
“开一间房。”安东·彼得洛维奇轻轻答道。
那人想了一会儿，挠了挠头，要求他交定金。安东·彼得洛维奇递给他十马克。一个走起路来风风火火、扭腰摆胯的红发女仆领他走过一段长长的走廊，打开了一个房间的门。他走进房间，长长地叹了口气，坐到一把低矮的灯芯绒扶手椅上。他终于一个人了。家具、床、洗脸池似乎都突然醒来，皱着眉头看看他，然后又睡了过去。在这个昏昏欲睡、毫不起眼的旅店里，安东·彼得洛维奇终于一个人安静下来了。
他弯下腰，一只手捂住眼睛，沉思起来。眼前闪过一些明亮而斑驳的影像：阳光下的草木、坐在圆木上的小男孩、渔夫、列昂季耶夫、伯格、塔尼娅。一想到塔尼娅，他禁不住呻吟起来，腰也弯得更深了。她的声音，她那可爱的声音！体态轻盈，极富少女气息，目光灵敏，动作麻利。她常常会扑到沙发上，盘起双腿坐下，短裙瞬间飘展开来，宛如一个丝绸拱顶，环绕身边，然后又飘然落下。有时她又会一动不动地坐在餐桌旁，时不时眨下眼睛，仰脸吐出一股烟雾。真是愚蠢透顶……你为什么要背叛我呢？你确实背叛了我！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塔尼娅！……难道你不明白吗——你背叛了我！亲爱的，为什么——为什么啊？
他一边轻声呻吟，把指关节掰得咔吧作响，一边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结果一不留神撞到了家具上。这时他正好停在窗边，于是向外瞥了一眼街道。一开始，由于眼睛撞得发懵，他看不清，但很快街上的场景清晰起来。一辆停在路边的卡车，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一位老妇人正小心翼翼地走下人行道。列昂季耶夫正沿着人行道缓缓溜达，边走边看着报纸。他走了过去，拐过弯不见了。不知为何，一看到列昂季耶夫，安东·彼得洛维奇就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绝望——是的，除了绝望，再没有别的词可以形容他的处境了。昨天，他还是一个非常体面的人，广受朋友、熟人和银行同事的尊敬。对于他的工作能力，那是无可置疑的！然而现在一切都变了：他已经走上了下坡路，现在已经跌到谷底了。
“怎么会这样？我必须做点什么。”安东·彼得洛维奇轻声说道。也许天无绝人之路？已经受了一阵折磨，也该受够了。对，他必须作出决定了。他想起了服务台那个人猜疑的目光，该怎么对他说呢？噢，显然应该说：“我要去取我的行李——我把它寄存在车站了。”就这么说。永别了，小旅馆！谢天谢地，街上没有行人：列昂季耶夫终于等他不住，走了。请问我怎么才能到最近的电车车站？哦，亲爱的先生，一直往前走，就到电车站了。算了，还是乘出租车吧。走喽。街道又渐渐变得熟悉起来。安静，相当安静。给司机付小费。到家了！五楼。他平静地，相当平静地走进前厅，然后迅速打开客厅的门。天啊，真是令人吃惊！
米秋申、格努什克和塔尼娅正围坐在客厅里的圆桌前。桌上杯盘狼藉，米秋申满面红光——他脸色绯红，双眼发亮，已经喝醉了。格努什克也喝醉了，满脸通红，不停地搓着手。塔尼娅把两条光胳膊支在桌子上，正一动不动地盯着他……
“你终于回来了！”米秋申抓住他的胳膊大声喊道，“你终于出现了！”他接着恶作剧地眨了眨眼，悄声说道：“你这个滑头，你啊！”
安东·彼得洛维奇坐下来，喝了点伏特加。米秋申和格努什克一直做着调皮但善意的表情。塔尼娅说：“你肯定饿了，我去给你做个三明治。”
好，一个大火腿三明治，四边流油。她去做三明治了，米秋申和格努什克冲向他，争先恐后地说起来。
“你这家伙好运气！难以想象——伯格先生也吓破了胆。嗯，不是‘也’，反正他吓破了胆。我们在那间小酒馆等你的时候，他的助手们进来声明说伯格改变了主意。那些虎背熊腰的恶棍们总是这样，关键时刻就变成了懦夫。‘先生们，我们请求你原谅我们同意做这个流氓的助手。’你看你运气多好，安东·彼得洛维奇！现在皆大欢喜了！你荣耀而归，他将永远蒙羞。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妻子听说这事后，立即离开了伯格，回到你的身边。你一定要原谅她。”
安东·彼得洛维奇满面笑容，站起身来，又开始摆弄眼镜带子。他的笑容慢慢消失了：这种事情在现实生活中是不会发生的。
他看着那被虫蛀得千疮百孔的家具、蓬乱的床铺、洗脸池，觉得从今往后他就要永远住在这种寒酸旅店里的寒酸房间里了。他坐到床上，脱掉鞋子，轻松地扭动脚趾，发现脚后跟上有个水疱，袜子对着水疱的地方也破了个洞。他按了铃，叫了一份火腿三明治。当女仆把盘子放在桌子上的时候，他故意扭头看着别处，但门刚一关上，他就一下子双手抓起三明治，弄得手指和下巴上到处是油。他贪婪地嘟囔了一声，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 * *
(1) Moabit，柏林贫民区，聚集着大量外国移民。
(2) Kassel，德国黑森州北部大城市。
(3) 《圣经》十诫第六诫。
(4) 骑士时代挑战者当众把自己的一只手套扔到对方面前，表示提出决斗。对方捡起手套，则表示应战。
圣诞故事
静下来了。安东·戈利耶穿一件斜排扣的俄罗斯衬衫，外罩黑外套，灯光无情地照亮他那张年轻丰满的脸。他眼睛紧盯着下方，开始把他刚才边看边胡乱扔掉的手稿收起来。他的导师，《红色现实》杂志的评论家，眼盯着地板，一边拍拍口袋找火柴。作家诺沃德沃尔赛夫也静了下来，但他的安静与众不同，令人肃然起敬。诺沃德沃尔赛夫戴着结实的夹鼻眼镜，额头特别大，两缕稀疏的黑发横搭过去盖在秃顶上，剪短的鬓角依稀灰白。他闭目而坐，仿佛仍旧在听一般，两条粗腿交叉起来，一只手夹在膝盖和肌腱之间。遭遇一位如此忧郁、如此质朴、如此粗野的小说家，这在他已不是头一回了。他也不是头一回在他们不成熟的讲述中——至今未引起评论家注意的讲述中——发现他自己二十五年写作生涯的轨迹。戈利耶的故事是一个老调重弹的故事，粗制滥造，写的还是诺沃德沃尔赛夫自己老一套的“边缘”主题。这一主题的作品中有一则中篇小说，诺沃德沃尔赛夫创作时倒是激情澎湃、充满希望的，可是前一年出版后，对他在文坛上已有的小小名气并没有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
评论家点燃了一支烟。戈利耶眼睛抬都没抬，往公文包里塞他的文稿。不过东道主一直保持着沉默，这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个故事，而是因为他在谦虚地、默默地等待，希望评论家发话，说出他不好意思说的话：这种故事的主题是他诺沃德沃尔赛夫的，是诺沃德沃尔赛夫原创了那个沉默寡言的文学形象。这个人物把自己无私地奉献给了他的祖父，祖父没有凭借教育的力量，而是凭借某种宁静的内在力量，从精神上战胜了这位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可是评论家像一只意志消沉的阴郁大鸟歇在皮沙发边上，仍旧一言不发，令人绝望。
诺沃德沃尔赛夫再一次意识到他是不会听到他希望听到的话了，同时也尽量收回心思面对现实。这位颇有抱负的作者毕竟是来找他讨教的，不是非要听涅维洛夫的意见。想到这里，诺沃德沃尔赛夫调整了一下腿的位置，把另一只手插在两腿之间，操着公事公办的腔调说道：“那么，现在就……”又一看戈利耶额上暴起的青筋，便放缓语气，平稳地说起来。他说这个故事结构严密，看到农民自力更生兴建学校时，能感受到集体的力量。写到皮亚特对安纽塔的爱情，风格上还有些欠缺，不过可以听到春天的呼唤，旺盛情欲的呼唤。他一边说着，一边不知为何一直在想他最近给这同一位评论家写信的事。信中提醒对方注意他的写作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就在一月份，但他特别强调不组织任何庆典活动，原因是他为协会效力的岁月并未结束……
“至于你笔下的知识分子，你并没有把他写清楚，”他说道，“他落得如此下场，不合常理……”
评论家还是一言不发。他一头红发，瘦骨嶙峋，老态龙钟，传言说他得了痨病，其实也许健康得像头牛呢。他也已经通过书信的方式回复过了，说他同意诺沃德沃尔赛夫的决定，事情就到此为止。他肯定也通过秘密的方式给了戈利耶补偿……诺沃德沃尔赛夫突然觉得很伤心——不是痛心，只是伤心——于是他不再言语，开始用手帕擦眼镜片，露出了两只相当和蔼的眼睛。
评论家站了起来。“你这是要上哪里去？时间还早啊。”诺沃德沃尔赛夫说道，不过他也站了起来。安东·戈利耶清清嗓子，把公文包往自己身边按了按。“他会成为作家，这一点毫无疑问。”评论家漠不关心地说，说罢在屋里散起步来，拿着吸尽的烟头往空中戳戳点点。他哼哼着在书桌边俯下身来，牙缝里钻出刺耳的声音，然后走到陈列架旁边，站了一会儿。陈列架中央放着精装版的马克思《资本论》，一边是一部破旧的利奥尼德·安德烈耶夫 (1) 作品，另一边是一部没有装订的无名巨著。最后，他仍然弯着腰走到窗前，把蓝色的百叶窗往一边拉。
“有空再来。”诺沃德沃尔赛夫对安东·戈利耶说。安东·戈利耶猛地鞠了一躬，然后傲气地挺胸直立。“你再写出东西来，尽管拿过来看看。”
“好大的雪，”评论家边拉百叶窗边说，“对了，今天是圣诞夜。”
他开始无精打采地找他的外套和帽子。
“想当年一到这一天，你和你的同事们就大量印制圣诞书籍……”
“那不是我。”诺沃德沃尔赛夫说。
评论家咯咯一笑。“遗憾啊，你应该创作个圣诞故事。新风格的圣诞故事。”
安东·戈利耶冲握起来的手掌里咳嗽一声。“那就重返故乡……”他声音嘶哑地讲起来，接着又开始清嗓子。
“我是认真的，”评论家继续说，一步跨进他的外套里，“可以想出非常高明的办法来……谢谢，不过已经——”
“重返故乡，”安东·戈利耶说，“一位老师。他灵机一动，要为他班上的孩子们做一棵圣诞树。树顶上粘上一颗红星。”
“不，那是完全不行的，”评论家说道，“一个小故事，那么写手笔重了点。不妨给故事添点新气息。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之间挣扎。都用白雪皑皑的背景。”
“一般来说，写象征的东西要小心谨慎，”诺沃德沃尔赛夫闷声说道，“我现在有一位邻居——正人君子，党员，激进好战，可他还是用了‘无产阶级的各各他 (2) ’这样的说法……”
客人走后，他在书桌旁坐了下来，一只又厚又白的手托住一只耳朵。墨水瓶旁立着一个方形玻璃水杯之类的东西，底部是鱼子酱模样的蓝色玻璃小球，三支钢笔插入其中。这个东西有十年或十五年之久了——它经历了各种动乱，周围所有的世事都已震碎了——里面的玻璃小球却没有丢失一颗。他选出一支钢笔，移来一张纸，再往底下垫了几张，这样写起来更为平整柔软……
“可是写什么呢？”诺沃德沃尔赛夫大声说道，随即一挺大腿推开椅子，在屋里大步走起来。左耳中一阵嗡嗡声，难以忍受。
那混蛋是故意那么说的，他心想，边想边往窗子那边走去，如同踏着刚才评论家走向窗边的脚步一般。
装模作样地向我进言……听他那嘲弄的口气……也许还以为我的创造力所剩无几呢……我还偏要写一个真实的圣诞故事……印出来后他一看就会想起来：“一天傍晚，我有一两件事去办，中间顺便拜访了他，信口建议说：‘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维奇，你应该描绘新旧秩序之间的斗争，以所谓的圣诞之雪为背景。从头至尾可以贯之以你在“边缘”系列中锲而不舍的主题——记得故事中图马诺夫的梦吗？那就是我所指的主题……’于是那一夜就诞生了如此一部杰作……”
窗户朝向一个庭院。月亮没有露脸……不，定睛一看，一缕辉光从远处一座昏暗的烟囱背后升起。院子里高高堆着木材，上面覆盖着一层闪闪发光的雪毯。一扇窗里亮着一盏绿色圆顶的灯——有人在伏案工作，算盘闪着微光，算盘珠子仿佛是用彩色玻璃做成的。万籁俱寂，突然间屋檐上掉下几块雪来。然后又归于一片宁静。
他感到一阵挠心的空虚。他一有创作冲动，这种感觉便随之而来。这一次空虚之中有想法在形成，在发展。一种新的独特的圣诞节……雪还是古老的雪，冲突则是全新的……
他听见墙那边响起了小心翼翼的脚步声。他的邻居回家了。那是个谨慎礼貌的人，骨子里的共产主义者。诺沃德沃尔赛夫恍恍惚惚一阵惊喜，觉得胃口大开，便赶快回到书桌旁坐下。情绪已经调动起来，展开故事的浓墨重彩也已经具备。他只须搭起一个框架，创造一个主题。圣诞树——就从它写起。他想象着，在一些人家里，家里从前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后来遭遇恐怖之事，变了性情，难逃厄运（他想得非常清晰了……）。他们在树林里偷偷砍倒一棵冷杉，肯定是要把纸制的装饰品挂到树上去。如今已经没有地方去买那种金属丝了，圣以撒大教堂的阴影里也不再堆放着冷杉了。
传来一声敲门声，是垫着东西敲的，声音好似裹在布里一般。门打开了一道两英寸宽的缝。邻居头也没伸进来，得体地问道：“我能向你借支笔吗？一支钝笔也好，只要有就行。”
诺沃德沃尔赛夫借给了他。
“衷心感谢。”邻居说道，毫无声响地带上了门。
这种毫无意义的打搅不知怎的弱化了已经快要成熟的构思。他回忆起来，在“边缘”系列中，图马诺夫之所以思乡情切，是怀念从前节日的盛大壮观。简单的重复不可取。不巧又闪过一段回忆。最近一次聚会上，有位年轻女士对她丈夫说：“你在很多方面都颇像图马诺夫。”听了这话，他高兴了好几天。后来他和那位女士熟了起来，才知道那位图马诺夫原来是她姐姐的未婚夫。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大失所望。有位评论家告诉他，说他要写一篇文章论述“图马诺夫主义”。这还成了什么“主义”，算是吹捧至极了，再加个字变成什么“主义者”，也为俄语增光。然而这位评论家到高加索研究格鲁吉亚诗人去了。不过还有令人愉快的事情发生，比如有个名单如此而列：“高尔基、诺沃德沃尔赛夫、奇里科夫……”
在一部附有他全部作品（六卷作品，印有作者的肖像）的自传中，他描述了自己的父母地位卑微，他作为他们的儿子如何在这世界上取得成功的故事。其实他的青年时代很快乐。身体健康，有活力，有信仰，事事成功。自一本厚杂志登了他写的第一个故事起，到如今过去二十五年了。科罗连科喜欢过他。他不时遭到拘捕。一家报纸因他而倒闭。如今他人生的种种抱负早已实现。在刚出道的年轻作家群里，他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他的新生活成就了他的一套《图马诺夫六部曲》。他的名字人人皆知，然而他的声望却很惨淡，很惨淡……
他跳回到圣诞树的意象上，突然间，没什么明显的原因，就想起了一个商人家的客厅，一部页边镀金的诗文巨著（提供给穷人的慈善版本）不知怎的与这家人联系在一起。客厅里有圣诞树，还有那位当年他心爱的女人。她从一截高枝上摘橘子的时候，圣诞树上所有的灯如水晶一般在她睁大的眼睛中闪烁。这已经是二十年前或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有些细节怎么就在记忆中扎了根呢……
他懊恼地抛开这段回忆，又一次想象起来：就在此时此刻，一些同样的又老又寒酸的冷杉毫无疑问正在被装饰……那里没有故事，尽管作家完全可以添点新气息……流亡人士围着圣诞树哭泣，一个个穿着散发出樟脑丸气味的制服，望着树哭泣。就在巴黎的什么地方。老将军遥想当年，如何一掌扇在部下的门牙上，只因他用金色纸板剪了个天使。他想起了一位他正好认识的将军，如今正好在国外，他跪在圣诞树前哭泣的模样，他是没有办法描绘出来的。
“不过我的路子没有错。”诺沃德沃尔赛夫大声说道，急不可耐地追赶那些已经溜走的想法。接着一些新的出人意料的灵感开始在他脑海中形成——一座欧洲城市，营养充足、身穿皮衣的市民。一扇灯光明亮的店铺橱窗。窗子后面一棵巨大的圣诞树，树下堆放着火腿，树枝上挂着名贵的水果。富裕的象征。橱窗的正前方，就在封冻的人行道上——
他满怀胜利豪情，觉得找到了那一把唯一的、必不可少的钥匙。他就要写出精美之作了，两个阶级的冲突，两个世界的冲突，都要由他来描写，史无前例。他开始写了起来。他写了那棵豪华的圣诞树，写了那扇无耻地亮着灯的橱窗，也写了饥饿的工人。他们是业主停工的受害者，神情严肃而又忧郁地盯着那棵树看。
“那棵傲慢的圣诞树，”诺沃德沃尔赛夫写道，“燃烧着彩虹的每一种颜色。”
* * *
(1) Leonid Andreyev（1871—1919），俄罗斯作家，十月革命后流亡芬兰，代表作有《红笑》等。关于本篇中涉及的作家，参见书末《注释》。
(2) Golgotha，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引申为墓地，殉难地。
土豆小矮人
一
他的真名叫弗雷德里克·多布森。对他的魔术师朋友，他是这么说他的身世的：
“当年在英国的布里斯托尔，无人不知童装裁缝多布森。我便是他的儿子——我也以此为傲，无怨无悔。你可知道，他喝起酒来就像一头巨鲸。一九○○年前后，我出生前一两个月，我这位让杜松子酒泡透了的爹昏了头，给那些蜡像娃娃中的一个穿上配着男孩长裤的水手装——塞进我妈妈的被子中。这么一折腾，不闹得我早产才怪呢。你们大家都很明白，这事我全是后来听别人说的。不过话说回来，给我讲这事的好心人如果没有撒谎，这显然就是我如今这般模样的神秘原因——”
每次说到这里，弗雷德·多布森总是无可奈何地伸出两只小手一摊。魔术师听了总会带着习以为常的梦幻笑容，俯下身来，像抱婴儿一般把弗雷德抱起来，叹口气，把他放在衣橱顶上。这地方就是土豆小矮人睡觉的地方，他会乖乖地蜷起身子，开始轻轻地呜咽，打喷嚏。
他二十岁了，体重不到五十磅，个头只比著名的瑞士侏儒齐默尔曼（外号“巴尔萨泽王子”）高两英寸。弗雷德和朋友齐默尔曼一样，体型都生得极其标致，若不是圆圆的脑门上和细长的眼角边有一些皱纹的话，我们的这个小矮人很容易让人看成个八岁大的文静小男孩。另外他的表情有点怪，紧紧张张的（好像长不大一样）。他的头发是湿麦秆颜色，梳得油光水滑，正中间整整齐齐地分开，一条缝一直通到头顶正中央，和头上戴的戏冠对得恰到好处。弗雷德走路步履轻快，举止从容不迫，舞也跳得不赖。不过，第一个雇他的马戏班班主见他从他那血气过盛、爱调皮捣蛋的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个肥大的鼻子，便自作聪明地在“小矮人”前面加了个滑稽有趣的雅号。
土豆小矮人，单凭他土豆般的鼻子，就在全英国掀起了掌声和笑声的风暴，接着掌声和笑声又响遍了欧洲大陆的主要城市。他脾气温和，待人友好，这是他和大多数小矮人的不同之处。他跟那匹名叫雪花的小矮马好得难分难舍，曾骑着它绕着一家荷兰马戏班的戏台跑了好多圈。在维也纳，他遇上了一位来自俄国鄂木斯克的巨人，又笨又忧郁，小矮人一见他就扑了过去，闹着要他抱，就像个小孩子闹着要奶妈抱一样，一下子就把巨人的心征服了。
他通常不是一个人演出。比如在维也纳，他和那个俄国巨人一起上场，迈着小碎步围着他跑。他穿戴很整齐，条纹裤子，一件漂亮的夹克，腋下夹着一大卷乐谱。他带着巨人的吉他，巨人像一座巨大的雕像站在那儿，做着机器人的动作接过吉他。巨人穿一件长长的双排扣大衣，看上去像用黑檀木刻出来的，加高的鞋底，一顶高礼帽柱子般反射着灯光，这些使这位三百五十磅重的堂堂西伯利亚人显得更加高大。他使劲抬起下巴，用一根手指敲拨琴弦。退到后台时，他又用女人般的轻声细语喊头晕。弗雷德越来越喜欢他，分别时还洒了几滴泪水，因为他很容易和大家打成一片。弗雷德的生活就像一匹马戏班的马，一成不变地绕着场子一圈圈跑。有一天，在戏台侧厢的黑暗中，他被一桶建筑油漆绊了一跤，像个熟透的果子一般扑通一声掉了进去——这可是一件不同寻常的大事，让他念叨了好长一段时间。
就这样小矮人周游了大半个欧洲，也攒下了钱，用阉伶一般的清脆嗓音唱歌。在德国的大小剧院里，观众边看边吃厚厚的三明治和坚果棒，在西班牙的大小剧院里，观众吃糖渍紫罗兰，也吃坚果棒。缤纷世界他是看不到的。保留在他记忆里的只是冲着他哈哈大笑的深渊，无名无姓；散场后便是清冷的夜色，温柔迷茫，就好像你离开剧院之后台下那片空荡荡的深蓝。
一回到伦敦，他马上就找到了个新伙伴，名叫肖克，就是那位魔术师。肖克说话声音悦耳，一双手细长苍白，真的很有灵气，几缕深栗色头发垂下来搭在一条眉毛上。与其说他是个舞台魔术师，不如说他更像个诗人。他表演起他的戏法来，带着款款深情和雅致的忧郁，没有职业魔术师那种喋喋不休的烦人说头。土豆小矮人从旁帮助，让表演妙趣横生。每场临结束时，他总会出现在观众席上，发出一声鸽子般的欢快叫声，尽管一分钟前人人分明看见肖克把他锁进了舞台正中间的一个黑箱子里。
这一切都发生在伦敦的一家剧院里。伦敦的剧院很热闹，有在叮当晃荡的高架秋千上翻飞的马戏演员，有一个高唱威尼斯船歌的外国男高音（在自己的国家没有唱红），有一个身穿水手服的口技演员，有几个表演自行车特技的演员，还有那个必不可少的小丑怪人，头戴小帽子，身穿及膝的马甲，拖着脚在舞台上窜来窜去。
二
最近弗雷德情绪低沉，喷嚏很多，但打得不响亮，闷闷不乐，像只日本小狗。原来这位小童男几个月里没追女人的话，就会害起单相思病来，而且时不时害得很厉害，非常痛苦。不过他的单相思病来得突然，去得也突然，病一害过，他就暂且对女性无动于衷了。包厢里露在丝绒幔子外面的白花花的裸肩，那几个演杂技的小女孩，他看都不看一眼。还有那个西班牙舞女，她飞快旋转时，衬裙饰边上橘红色的绒毛就会翻起，露出光滑的大腿来，他也是看都不看。
“你需要找个女矮人做伴。”肖克沉思着说，用食指和拇指打了一个熟悉的响指，从小矮人的耳朵里变出一枚银币。小矮人一伸小胳膊，像赶苍蝇一般掸开了。
那天晚上，弗雷德演完节目以后，穿起小外套，戴上圆顶小礼帽，哼哼唧唧地沿着后台一条昏暗的通道东倒西歪地走，突然一扇门哗的一下打开，闪出明亮的灯光，两个声音唤他进去。原来是杂技演员齐塔和阿拉贝拉姐妹俩，两人都半裸着身子，皮肤黝黑，头发乌亮，蓝眼睛画成了细长的丹凤眼。屋里和舞台上一样乱，弥漫着化妆水的味道，梳妆台上乱放着粉扑、梳子、刻着花玻璃的香水喷瓶，一只空了的巧克力糖盒里放着发卡和口红。
弗雷德一进来，立刻被姐妹俩的说话声震聋了。她俩搔他痒痒，挤他，压他，挑逗得他双目圆睁，脸色发紫，在女人赤裸的臂弯里像个皮球似的滚来滚去。最后，爱打闹的阿拉贝拉把他拉到跟前，一起倒在长沙发上，弗雷德控制不住自己，便扑到她身上，喷着鼻息搂住了她的脖子。她抬起胳膊想把他推到一边去，他溜到她的胳膊底下，嘴往上一拱，把嘴唇贴到她刮过的毛茬儿腋窝上。另一个女孩抓住他的两条腿想把他拽开，却因笑得发软使不上劲。就在这时候，门砰的一声打开了，两个空中飞人的搭档穿着纯白紧身服进了屋子。他既不说话，也不生气，一把揪住小矮人的脖子根，只听见弗雷德的硬翻领啪的一声响，一边从饰扣上被扯了下来。他把小矮人提到半空，像扔猴子一般扔了出去。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肖克碰巧从这里走过，只见那条白色的胳膊一闪，又见一个小黑影缩着脚飞了出来。
弗雷德跌下来伤到了自己，躺在过道里一动不动。知觉倒是有的，只不过全身瘫软，眼睛只盯着一个点，牙齿抖得格格响。
“这下倒霉了，老伙计，”魔术师叹口气说，把他从地上捡起来，用几乎透明的手指抚摸小矮人的圆额头，接着说，“我跟你说了，别掺和。这下你倒霉了吧。你要找只能找个女矮人。”
弗雷德鼓着两只眼睛，不作声。
“你今晚就睡在我家里吧。”肖克作出了决定，抱起土豆小矮人朝出口走去。
三
肖克家有肖克太太。
她是个说不准多大岁数的女士，黑眼睛，瞳孔周围一圈淡黄色。她骨架子生得小，羊皮纸一般的肤色，一头死板的黑发，穿着刻意邋遢，发型也不整齐，还有个吸了烈性烟叶就从鼻孔里往外吐烟的习惯——这些都很难吸引男人。不过，肖克先生无疑是很喜欢她的。其实他好像从来不注意妻子，原因是他总是很忙，要想些表演的秘密机关；也总是脱离现实，心神不定，就连说起日常琐事时也在考虑别的事情。不过就在他沉浸于天马行空的幻想中时，他仍然能清醒地观察发生在他身边的事情。他妻子诺拉只好随时保持警惕，因为他从不放过糊弄人的机会，常耍些毫无意义却又精妙高超的小把戏。举个例子，有一回他胃口惊人，吃得非同寻常地多：津津有味地咂着嘴巴，把鸡骨头啃得干干净净，吃完高高的一盘，又要了高高的一盘。吃完后还伤心地看了他妻子一眼，这才走了。过了一阵儿，女仆用围裙捂住偷着笑的嘴，向诺拉告密，说肖克先生刚才压根一口都没吃，他在餐桌底下放了三口崭新的锅，所谓吃过的东西全扔到锅里了。
她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画家之女，那画家只画马、花斑猎狗和红衣猎人。诺拉结婚前住在切尔西，爱看泰晤士河上雾蒙蒙的夕照，学了绘画，参加了一些当地波希米亚人常开的荒唐可笑的会议——正是在这样的会议上，一个文静瘦弱的男子，长着幽灵般的灰眼睛，盯上了她。他很少说自己的情况，大家也不知道他的情况。有些人以为他是个写抒情诗的诗人。她立刻就爱上了他。这位诗人恍恍惚惚间和她订了婚，就在结婚当天，诗人苦笑着说他其实不懂如何写诗。就在两人谈话进行之中，他当场把一只旧闹钟变成了一个镀镍天文钟，后来又把这个天文钟变成了一块小巧的金表，从此这表就一直戴在诺拉手腕上。她明白，肖克虽说是魔术师，但仍有诗人气质，只是她不能适应他时时处处表现他的魔术艺术。一个人的丈夫如果是一座海市蜃楼，是让人摸不着边际的戏法大师，能把你的眼耳鼻舌身都欺骗过去，那做妻子的就很难过得快活了。
四
一只大碗里养着三四条金鱼，鱼儿看上去像是用橘子皮裁成的，嘴一张一张，鳍一闪一闪，她懒懒地用指甲盖弹着鱼缸玻璃。就在这时候，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肖克（歪戴着帽子，一缕棕色的头发盖在眉毛上）抱着一个缩成一团的小家伙进来了。
“总算抱到家啦。”魔术师叹口气说道。
诺拉飞快地想：是个小孩，迷路了，让他找着了。她的黑眼睛湿润了。
“咱们得收养他。”肖克轻声说，在门道里磨蹭。
突然间那小东西醒了过来，咕咕哝哝说了点什么，怯生生地摩挲着魔术师戴着硬领的前胸。诺拉看看套着麂皮鞋罩的小靴子，又看看小小的圆顶礼帽。
“要忽悠我没那么容易。”她冷笑一声说。
魔术师带着责备的神情看看她，然后把弗雷德放到长毛绒沙发上，给他盖上一条旅行毛毯。
“布隆迪内特打了他。”肖克解释说，忍不住又补充了一句：“拿个哑铃砸他，正好砸在肚子上。”
诺拉和没生过孩子的女人一样，向来心软，一听这话，特别同情，险些掉下泪来。她立刻当起了小矮人的妈妈，给他喂饭，给他喝了一杯葡萄酒，用古龙水擦他的额头，还用香水湿润他的太阳穴和婴儿一般的耳根。
第二天弗雷德醒得很早，在陌生的屋子里转了转，跟金鱼说了会儿话，轻轻地打了一两个喷嚏后，像个小孩子一样在凸窗的边上坐下来。
迷迷蒙蒙的雾，带着水汽，洗着伦敦的灰色屋顶。不远处一扇阁楼窗朝外打开，窗格玻璃上落下闪烁的阳光。一辆汽车按响喇叭，声音回荡在黎明的清新和温柔中。
弗雷德一门心思地想着昨天发生的事。两个杂技女孩的笑声奇怪地和肖克太太带着香气的冰冷双手混合在一起。起初他受到了虐待，后来又得到了爱抚。而且你听好了，他是一个很有爱心、很有热情的小矮人。他现在一门心思地想着有朝一日能从一个强壮、野蛮的男人手里救下诺拉，那个男人很像那个穿着白色紧身衣的法国人。在他凌乱的思绪中，浮现出一个十五岁的矮人女孩，有一段时间他和她同台演出。她是个脾气很差的小妞，长着个尖鼻子，身体也不太好。两个人一上台，观众就觉得他俩是订了婚的一对。他还得亲密地搂着她跳探戈舞，这让他恶心得浑身发抖。
又一声孤寂的喇叭响起，飞快地掠过。阳光开始把雾散在伦敦城温柔的大街小巷中。
七点半左右，公寓恢复了生机。住所里有了响动。肖克先生带着高深莫测的微笑出门去了，去哪儿也不知道。餐厅里飘来培根和鸡蛋的香味。肖克太太梳理了头发，穿着一件绣有向日葵的宽大晨衣，出现在餐厅里。
早餐后她递给弗雷德一支醇香扑鼻的烟，烟蒂像红色的花瓣。然后她半闭起眼睛，让他给她讲讲他的经历。他讲了一段又一段，细小的声音有点低沉。他说得很慢，字斟句酌。说来也怪，这种没有经过事先安排的稳重谈吐非常适合他。他坐在诺拉脚边，低着头，神情庄重，不慌不忙地娓娓而谈。诺拉斜躺在长毛绒沙发床上，双臂甩在后面，露出尖尖的光胳膊肘。小矮人说罢他的故事，不再言语，但仍然把他的小手掌这么翻一下，那么翻一下，像是言犹未尽。他穿着黑色夹克，歪着脸，肉乎乎的鼻子，茶色的头发，一直通到脑后的头发中缝，诺拉看得隐隐心酸。她透过眼睫毛瞧着他，竭力想象那边坐着的不是一个成年侏儒，而是她实际上不存在的小儿子，正在对她讲在学校里受同学欺负的事情。诺拉伸出一只手，轻轻地抚摸他的头——就在这时候，忽然心念诡秘地一动，她想起了别的事情，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报复她丈夫的想法。
弗雷德感觉到了在他头发里轻轻蠕动的手指，先是坐着没动弹，接着觉得很兴奋，默默地舔自己的嘴唇。他两眼斜望过去，盯着肖克太太拖鞋上的绿绒球，怎么也移不开目光。突然间，一切都动了起来，动得又兴奋，又荒唐。
五
那一天秋日高照，青雾袅袅的伦敦显得特别可爱。温和喜悦的天空映在平整的柏油马路上，街道口上光滑的邮筒闪着深红色。公园里挂毯一般的绿树丛中闪过小汽车，带着低低的嗡嗡声驶了过去。这个城市流光熠熠，呼吸着甜美温暖的空气，只有在地下，在地铁的站台上，才能找到一块凉爽的地方。
一年中的每一天都是一份礼物，只献给一个人——最幸福的那一个。别人都利用属于他的这一天，享受阳光，或埋怨下雨，却不知道这一天到底是属于何人的。那个有幸拥有这一天的人，自然得意，也为他的好日子不为别人所知而高兴。任何人都无法预知哪一天会落在他的头上，也无法预知会有哪一件小事让他永远铭记：也许是阳光如波映在临河的一堵墙上，也许是旋转飘落的一片枫叶。常见的是，只有在追忆往昔时，他才能认识到他的 那一天；这时已经不知过去多久了，遗忘了的那一天早已从日历上被扯下来，揉成一团，扔在书桌底下了。
上帝把一九二○年八月里的那个快乐日子赐给了弗雷德·多布森，一个穿着鼠灰色鞋罩的小矮人。那天是以一声悠扬的汽车喇叭开始的，接着是远处一扇窗户朝外打开。孩子们散步回家，惊得上气不接下气，告诉他们的父母，说他们碰上了一个小矮人，戴着圆顶礼帽，穿着条纹裤子，一只手里提着一根手杖，另一只手里握着一双茶色手套。
土豆小矮人热烈地吻别了诺拉（她在等客人）后，就出了门，来到宽阔平整的大街上。街上洒满了阳光，他马上明白了，整个城市原来是为他创造的，只为他一个。兴高采烈的出租车司机扳倒计程器的铁标，发出一声低响，街道开始往后流动，弗雷德不时从皮革座位上溜下来，同时还低声又笑又叫。
他在海德公园门口下了车，毫不理会周围投向他的好奇目光，迈开碎步，只管往前走，走过了几张绿色的折叠椅，走过了水池，走过了幽幽隐在榆树和椴树下的大片杜鹃花丛。花儿下面是草地，鲜艳柔嫩，像台球桌上铺的桌布。骑警策马经过，坐在马鞍上轻轻地上下晃动，黄色的皮绑腿吱吱作响。他们胯下坐骑的瘦长马脸一扬一扬地跳动，马嚼子叮叮当当响。昂贵的黑色小轿车车轮飞转，闪着令人眩晕的光，稳稳地驶过林荫道。斑驳的树荫投在地上，如同盛开的紫罗兰织成的花边。
小矮人一边走，一边呼吸着阵阵温暖的汽油味，也闻着树木的气味。树木分泌了过于丰盛的新鲜树液，闻起来好像腐烂了一般。他挥动手杖，噘起嘴唇，像是要吹口哨。轻松自由的感觉太强烈了，让他不能自已。他的情人含情脉脉地送他出门，但匆匆忙忙，还紧张得大笑。他从中看出来她非常害怕，怕那位经常来她这里吃午饭的老父亲，要是让他发现家里有个陌生的男人，他会起疑心的。
这一天到处都能见到他：在公园里，一个红脸蛋的保姆，戴着浆过的无边女帽，不知为何请他在她推着的婴儿车上坐了一程。一家大型博物馆里，所有的展厅他都去了。他站在隆隆作响的电动扶梯上缓缓上行，扶梯从低处冒出来，带出的风吹过一张张鲜艳的海报。他又进了一家专卖男士手帕的高档商店，还被一位好心人抱起来放到一辆双层游览大巴的敞篷顶层上。
不久他累了——一切都在动，都在闪光，弄得他头晕目眩。大家见他就笑，瞪着眼睛盯住他看，他紧张得受不了。自由、骄傲、幸福，这么多丰富的感觉一直陪伴着他，他必须静下来仔细想一想。
终于饿了的弗雷德进了一家熟悉的餐馆。这家餐馆是各种演员聚会的地方，他来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惊奇。他环顾四周，看来的都是哪些人。他看见了那位呆头呆脑的老丑角，已经喝醉了；也看见了那个法国人，昔日的仇敌，现在还冲他友好地点头。看着看着，小矮人多布森先生大彻大悟了，从今往后，他永远不再登台了。
这地方光线昏暗，里面的灯不够亮，外面的日光也没有滤进来多少。那个呆头呆脑的老丑角活像个破了产的银行家，那个杂技演员身着便装，模样很怪，好像穿着便装很不舒服似的，两人在不声不响地玩骨牌。那个西班牙舞女戴着车轮般的宽边帽，帽子在她眼睛上投下了一片蓝色的阴影。她跷着二郎腿，一个人坐在屋角里的一张桌子旁。还有五六个弗雷德不认识的人。他端详一番他们的脸，常年涂抹的化妆品把那些脸都漂白了。这时服务生搬来一个靠垫，让他支起来坐高一点，然后换了桌布，麻利地摆好餐具刀叉。
突然间，在餐馆的幽暗深处，弗雷德认出了魔术师灵巧的侧影。他正跟一个高大肥胖的老头说话，看派头是个美国人。弗雷德没料到在这里碰上肖克——肖克从来不进小酒吧——所以他事实上完全忘了还有魔术师这么个人。现在他觉得特别对不起可怜的魔术师，本打算把一切都隐瞒下来，可转念又想，诺拉无论如何不会骗人，她很可能会把那个晚上的事告诉她丈夫（我爱上了弗雷德·多布森……我要离开你……）——让她这么去坦白，太困难了，太别扭了，此事不能叫她担当。难道他不是她的骑士？难道他不为她感到骄傲？那么由他出面把这件痛苦的事告诉她丈夫，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不论她丈夫多么可怜，都得告诉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