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实话实说。世上有许多人，其灵魂已沉沉入睡。相反，也有许多人，有原则，有理想——痛苦的灵魂饱受信仰和道德问题的折磨。他们不是敏感的艺术家，但灵魂就是他们挖掘的宝藏。他们用宗教良知的挖掘机越挖越深，原罪、小罪、伪罪如黑煤尘一般呛得他们头晕目眩。格拉夫不属于这类人：他没有特定的原罪感，也没有特定的原则。他自个儿忙碌，全为他自己，就像有些人研究绘画，有些人收藏小东西，有些人辨认复杂的手稿。手稿前后置换的地方很多，插入的东西也很多，页边上还像是胡思乱想地信笔乱画了不少，也随意删除了不少。这些删除了的东西烧毁了大量意象之间相互联系的桥梁——把这些被毁的桥梁再造出来，真是太有意思了。
现在他的研究被另外一些想法打乱了——这是他没有料到的，使得他万分痛苦——该如何是好呢？在窗前徘徊一阵后（尽最大努力寻找防守之道，抵御这个可笑、渺小，却又摆脱不开的想法：再过几天，六月十九日，他就到了童年之梦中提到的那个年龄），格拉夫轻轻离开渐渐昏暗下来的房间。房间里所有的物品都不再固定，而是随着昏暗的波涛轻轻地起伏，像是大洪水中漂浮的家具。天还没有完全黑——但不知为何，一看灯早早亮起，人的心也随之紧缩。格拉夫立刻注意到一切都不对劲了，一种奇怪的不安感觉蔓延开来。人群聚在街头，做着神秘的笨拙手势。他们走到街道的对面，到那里后又指指远处的什么东西，然后便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模样诡异，如同动物冬眠。暮色昏暗，名词消失了，只有动词留下来——或者说只留下不多几个动词的古老形式。这样的情况可能意味深长：比如，意味着世界末日。突然，他感到全身每一个关节又麻又痛，他明白了：那里，就在那里，穿越楼房间狭长的街景，一艘飞艇漂浮而过，轮廓轻柔地映在明晰的金色背景中，在一朵灰色长云下面，很低，很远，很慢，也是灰色的，也是细长的。它移动得那么古雅，和傍晚无比美妙的夜空交融在一起，橘黄的光线，蓝色的剪影，看得格拉夫的灵魂都要出窍了。他把它当作是一种天体象征，一个古老的幽灵，让他想起了自己大限将至。他在心中默念这无情的讣告：我们尊贵的合作者……英年早逝……我们如此了解他……如见其幽默……如见其庄重……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讣告从头至尾又转述了普希金……“那冷漠的大自然会闪闪发光……”——报纸的花朵，国内新闻的杂草，社论的牛蒡草。
在一个安静的夏日夜晚，他过了三十三岁。一个人待在自己的屋子里，穿一条长衬裤。裤子上有长条纹，像囚犯的裤子一样。他没有戴眼镜，眼睛眨巴着，庆祝他不请自来的生日。他没有邀请任何人，原因是害怕别人的突然出现，像一面小镜子被打破；要么是害怕谈论人生脆弱。客人的头脑里不知会想起什么来，一旦说起人生脆弱，肯定会使之成为不祥之兆。别走，且留片刻——你说得不如歌德好——不过还是别走。在这里，我们有个独一无二的人，有个独一无二的环境：书架上有久经风雨的旧书，有一小杯酸奶（据说可益寿延年），清洁下水管道用的簇毛刷子，一册厚厚的相片簿，灰白颜色，格拉夫把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贴，开头贴着他的诗作剪辑，最后贴着一张俄国的电车票——这就是格拉夫·耶茨基周围的东西（格拉夫·耶茨基是他的笔名，是在一个雨夜等下一班船的时候想到的）。此刻，这个长着招风耳、嗓音嘶哑的矮个子男人正坐在床边拿着他刚刚脱下的紫色破洞短袜。
自此以后，他开始惧怕一切事物——电梯、草稿、建筑工地上的脚手架、街上的汽车、示威者、修理电车电缆的货车吊机平台，还有煤气厂巨大的房顶，怕这东西在他去邮局的路上经过时可能爆炸。邮局那里就更可怕了，一个大胆匪徒戴着自制面具，会来一通射击狂欢。他意识到他的思想状态很可笑，但又无可奈何。他试着转移注意力，去想些别的事情，却也是枉然。思绪就像一辆雪橇马车疾驰而过，就在每一道思绪后面的踏板上，站着无时无刻不在的马车夫斯马利。另一方面，他不遗余力地投给各家报纸的时政诗歌变得越来越戏谑，艺术性也越来越差（没有人温故知新，从他现在的诗作中注意到死之将近的预感），那些木然的对偶句，韵律让人想起农人和熊玩跷跷板的俄罗斯玩具，还让“shrilly”与“Dzhugashvili”押韵。 (2) 正是这些对偶句，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最终变成了他本人最本质的写照，最能反映他的实际情况。
依常理，灵魂永生的信仰是禁止不了的。不过这里头有个可怕的问题，据我所知，这个问题还不曾有人提出过（格拉夫边喝啤酒边沉思）：灵魂要通往来世，会不会受到无端变故的阻碍，如同一个人要生在这个世界上，会遭遇各种不幸一般？难道人活着时就不能想想办法，采取一些心理的甚至物理的措施，帮助灵魂成功地通往来世？具体有哪些方法？人应该有何预见，有何储备，有何规避？可不可以把宗教（格拉夫争论道，他还游荡在昏暗下来的酒吧里，酒吧里已空无一人，椅子也在打哈欠，被放在桌子上睡着了）——把宗教，用神圣的图画盖住生活之墙的宗教——看作有助于创造有利环境的东西？（同样的道理，根据某些内科医生的说法，专门给一些胖脸蛋的好看婴儿拍些照片，用来装饰怀孕妇女的卧室，此法对其子宫中的胎儿大有益处。）但话说回来，即使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也知道了X先生（喝这样或那样的牛奶，听这样或那样的音乐——也就是说喝啥听啥都可以）为什么安全地通向了来世，而Y先生（他的营养略有不同）为什么卡住没过去，死在这个世界上了——难道就不存在别的险情，正好发生在通往来世的那个关键时刻？这种险情不知为何就挡住通往来世的道路，从而毁了一切。请注意，就是动物或普通人，大限一到，也会悄然离去：不要打搅，不要妨碍我完成我困难而又危险的任务，就让我平静地向不朽的灵魂过渡吧。
所有这些想法已经让格拉夫颇感压抑，但还有更差劲、更可怕的想法，那就是压根就没有“来世”这回事，人生固有一死，就像巨大浴缸里的肥皂泡，在如雨喷洒的水龙头下方飞舞，最终破灭一样。格拉夫坐在市郊一家咖啡馆的露台上看着雨水管的喷头——雨下得很猛，秋天来了，他已经到了那个预言式的年龄，又过去四个月了，现在死亡将随时来袭——柏林附近的松林泥炭地阴沉昏暗，去那里是极其冒险的。不过，格拉夫心想，要是压根没有来世，那么与独立灵魂这种想法相关的一应事情也就随之消失了，也就不会有什么不祥之兆或警示之兆了。万事大吉，让我们变成唯物论者，所以说我这种遗传良好的健康之人也许能再活半个世纪之久呢，那么何必在意神经过敏的幻觉呢——它们只是我社会地位暂时不稳的结果，人之所以不朽，是因为他的社会地位不朽——资产阶级的伟大地位（格拉夫继续想，脑中此刻高声响起令人不快的激励之词），我们又伟大又强大的阶级一定会征服无产阶级这只九头蛇怪，我们这些奴隶主、粮商，还有他们的忠诚诗人，肯定会登上我们这个阶级的高台（请更激昂些），我们所有人，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所有大地上的资产阶级……各民族的资产阶级，起来，我们的石油狂人（或者黄金狂人？）kollektiv (3) ，打倒平民的胡乱创造——现在，只要有“团结”意思的动词副词都可以入诗为韵，然后再来两句重复诗行：起来，各国各地的资产阶级！我们神圣的资本万岁！节拍延长（只要有“各国”字样的都延长），我们的资产阶级国际歌！这样的结果有趣吗？好玩吗？
冬天来了。格拉夫从邻居那儿借了五十马克，买了东西吃了个饱，因为他不打算给命运留下丝毫漏洞。那位古怪的邻居初来乍到，住了五楼两间最好的屋子，竟然自觉自愿（自觉自愿！）地给了他钱财资助。他叫伊万·伊万诺维奇·恩格尔——一个矮胖的好好先生，一头灰发，看起来很像大家心目中的作曲家或者国际象棋大师。但实际上，他代表着某个外国机构（非常外国，也许来自远东，或者来自天外）。有时在楼道里偶然相遇，他总是亲切地笑笑，有点怯生。可怜的格拉夫把这份好意解释为他的邻居是个没有文化教养的商人，与文学无缘，也没去过别的人类精神的度假山庄，一见他格拉夫伊茨基这个梦想家，便不由自主地肃然起敬。这份敬意挺受用，也挺吓人的。不管怎么说，格拉夫自己的烦心事太多，顾不上关注他的邻居。但他倒是有意无意地一直在利用这位老先生天使般的善心——比如，夜里没有烟抽，熬不住的时候，他就会敲恩格尔先生的门，讨根烟抽。但他并没有真正和他拉近关系，老实说，还从未请他进屋里一叙。（只有一次例外，那晚灯坏了，房东太太正好选了那晚出去看电影，这位邻居便带着一个崭崭新的灯泡过来，小心翼翼地给安上了。）
圣诞节，几位文学界的朋友邀请格拉夫参加一个yolka（圣诞树）晚会，晚会上听了各种谈话，他怀着沉重的心情自忖这是他最后一次看这些花花绿绿的小装饰了。又有一次，在宁静的二月子夜时分，他注目苍穹良久，突然觉得人类的意识如沉沉负重，压得他难以承受。人类的意识是不祥的、荒唐的奢侈品：一阵痛苦的痉挛，抽得他大口喘气，繁星点点的天空如怪物一般摇摆起来。格拉夫拉上窗帘，一只手放在胸口，另一只手敲响了伊万·恩格尔的房门。恩格尔带着亲切的微笑和一点点德国口音，递给他一些缬草药剂。顺便说一下，格拉夫进门的时候，正好看到恩格尔站在他的卧室中间，往一只杯子里滴那种镇静剂——毫无疑问，这是他自配自喝的。只见他右手拿着杯子，左手高高举起，握着暗红色的瓶子，默默地移动嘴唇，数着数：十二，十三，十四，然后突然加快，好似踮着脚尖飞跑一般，数到十五，十六，十七，然后又慢了下来，数到了二十。他身穿一件淡黄色的睡袍，一副夹鼻眼镜横跨在他专心致志的鼻子上。
又过了一段时间，到了春天，满楼梯全是乳香的气味。街道对面的人家有人去世了，黑亮黑亮的灵车在那家门口停了好长时间，宛如一架大钢琴。格拉夫噩梦连连。他觉得他所看见的各样东西都是不祥之兆，纯粹巧合的事情把他吓坏了。巧合无端，命在必然。命运的提醒那是绝对可靠的，命运的目标那是顽固不变的，命运用它黑色的线条坚持不懈地透出生命的笔迹，怎能叫人不信命？
这些巧合你越是在乎，它们就出现得越频繁。格拉夫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他喜欢查找报纸上的印刷错误，有一次，他把一张报上的一句话“唱过一首歌，害过一场大病后”剪下来，把报纸扔了。几天以后，他看见同样的这张报纸，剪过的那个整整齐齐的小窗口还在，就握在市场上的一个女商贩手中，她用这张报纸给他包了一颗卷心菜。同一天晚上，远远望去，只见遥遥屋顶下一朵恶云，蒙蒙似雾，开始膨胀，渐渐吞没了初上的繁星，这情景让人突然觉得窒息一般沉闷，就好像背着一个巨大的铁铸箱子上楼——过了一会儿，没有任何预兆，天空失去了平衡，巨大的箱子压垮了楼梯。格拉夫赶紧关上窗扉，拉上窗帘，因为众所周知，穿堂风和闪电会引起霹雳。一个闪电闪过百叶窗，他用本国常用的计算方法计算闪电落在离此多远的地方：数到六时雷响起来，这就是说落到六俄里以外的地方。风暴加剧了。干打雷不下雨是最糟糕的。窗框抖得咚咚响。格拉夫去睡觉，但是他又想这会儿闪电会随时袭击楼顶，穿透七层楼，把他电成一个抽缩作一团的小黑鬼。他想得活灵活现，一骨碌跳下床来，心口狂跳（百叶窗外窗扉闪动，窗格的交叉十字在墙上映出一个游动的影子）。他从脸盆架上拿下一个重重的彩陶盆（擦得很干净），放在地板上，弄得黑暗中一阵叮当乱响。他哆哆嗦嗦地站进盆中，光脚趾擦着盆边，发出吱吱的声音。就这样折腾了整整一夜，直到天亮方才罢休。
在五月的雷雨中，格拉夫吓破了胆，深深坠入可耻的怯懦之中。清晨来临，他的心情发生了变化。他望望明亮的快乐蓝天，看看快干的沥青路面上暗淡潮湿的枝状花纹，意识到再过一个月就到六月十九号了，那一天他就三十四岁了。大地啊！他能撑到那个时候吗？他熬得过去吗？
他希望能熬过去。他饶有兴致地决定，进一步采取措施，不让命运索走他的性命。他不再出门，不再刮脸。他假装生病，饮食由房东太太来照顾。恩格尔先生常托房东太太给他送来一只橘子，一本杂志，或泻药粉，装在很雅致的小信封里。他抽烟少了，睡觉多了。流亡报纸上的填词游戏他都要做完，从鼻孔呼吸，睡觉前小心翼翼地在床边小地毯上铺开一条湿毛巾，为的是凉气一旦袭来，他就马上惊醒，免得他的身体梦游一般偷偷逃离思想的监视。
他熬到头了吗？六月一日。六月二日。六月三日。到六月十日，邻居隔着门问他是否安然无恙。十一日。十二日。十三日。就像那位举世闻名的芬兰长跑健将，在跑完最后一圈之前，扔掉了一路努力顺当跑来一直帮他计时的镀镍手表，格拉夫一见终点在望，突然改变了行为方式。他刮掉了草黄色的胡须，洗了个澡，邀请客人共庆六月十九日。
日历的小精灵狡猾地暗示提前一天庆祝生日（他出生在上个世纪 (4) ，那时候在旧历和新历之间相差十二天，而不是十三天，他现在就按十二天后的新历来算），他实在扛不住这个诱惑。他倒是给住在普斯科夫的母亲写了信，让她告诉他出生的确切时间。但她回信说得闪烁其词：“生在夜里，我记得疼痛难忍。”
十九号天亮了。整整一上午，他的邻居都能听见他在自己屋里走来走去，异常烦躁不安，甚至一听大门门铃响，就跑到楼道里，好像在等什么消息似的。格拉夫没有请这位邻居出席晚上的聚会——他们本来就不熟——但他倒是请了房东太太，因为格拉夫的天性很奇怪，既心不在焉，又很会谋算。后半晌，他出了屋，买了伏特加、肉馅饼、熏鱼、黑面包……回家的路上，过马路时，尽管抱着一大堆收拾不住的东西，步履不稳，他还是看见了恩格尔先生站在阳台上望着他，身子照在黄色的阳光中。
八点左右，格拉夫精心布置好餐桌，斜身探出窗子，就在此刻，出现了如下情景：在街道拐角处，一小伙男人聚集在酒吧门前，高声怒吼，随后突然发出几声清脆的枪响。格拉夫感觉到一颗流弹呼啸着掠过他的脸庞，险些打碎了眼镜，他惊恐地喊声“啊”，往后一缩身。门厅那边传来前门的门铃声。格拉夫全身发抖，摸索着走出屋子。就在此时，伊万·伊万诺维奇·恩格尔穿着浅黄色的睡衣，冲进门厅里。来人正是信使，送来了他等了整整一天的电报。恩格尔急忙打开电报——一看高兴得满面红光。
“Was dort für skandale？ (5) ”格拉夫朝信使问道。信使却一脸困惑，没有听懂——毫无疑问，发问者的德语太差。格拉夫小心翼翼地朝窗外望去，只见酒吧门前的人行道上已空无一人，各店的工友坐在门廊附近的椅子上，一个光着小腿的女仆正在遛一条粉红色的宠物狗。
约摸九点，所有的客人都到了——三个俄国人，再就是德国房东太太。她拿来五只喝利口酒的杯子，还有一个她自己制作的蛋糕。她体型不好看，穿着唰唰作响的紫罗蓝色连衣裙，颧骨突出，脖子上长满斑点，戴着喜剧中丈母娘的假发。格拉夫的朋友是流亡文人，神情忧郁，都上了年纪，动作迟缓笨重，患有各种各样的病痛（他们讲这病那病，格拉夫听得心里受用）。他们三下两下就把房东太太灌醉了，自个儿也喝多了，还没有快乐起来。谈话当然用俄语进行，房东太太一个字也听不懂，但还是咯咯笑着，转动妆化得很差劲的眼睛卖弄风情，也没人理睬。她一个劲地自言自语，但谁也不听她的。格拉夫时不时在桌下伸出手腕看表，盼着附近的教堂塔楼敲响夜半钟声。他喝着橙汁，把着手腕上的脉。快到半夜时，伏特加酒劲发作，房东太太打着趔趄，大笑不止，拿出一瓶法国白兰地来。“来，为你的健康，老规矩。”客人中的一位冷冷地对她说。她乖乖听话，上去就和他碰杯。接着又朝另一位客人凑过去，那人却伸手挡开了她。
太阳出来时，格拉夫伊茨基和客人道别。他注意到门厅里的小桌上放着那封让他的邻居惊喜万分的电报，现在被撕开了，弃在一旁。格拉夫一念电文，不得其解：“SOGLASEN PRODLENIE（同意延期）。”然后他返回自己的屋子，稍事收拾，打了个哈欠，心中充满奇怪的无聊感觉（好像他根据当年的预兆计划好了一生的长度，现在只好把生命的建构重新来过），便在一把扶手椅里坐了下来，随手翻开一本破损不堪的书（某一位送的生日礼物）——是一本俄语的精彩故事和双关妙语的集子，在远东出版。“你儿子如何，诗人？”——“他如今是个悲伤人 (6) 。”——“什么意思？”——“他只写悲伤的对联。”渐渐地，格拉夫坐在椅子上打起盹来，睡梦中看见伊万·伊万诺维奇·恩格尔在一个花园模样的地方唱歌，抖动着一对毛茸茸的鲜黄色翅膀。格拉夫醒来时，明媚的六月阳光正在房东太太的酒杯里照出一道道小小彩虹，所有的东西不知为何都显得柔和明亮，高深莫测——好像有什么事情他没有搞懂，没有想通，现在再想为时已晚，另一种生活开始了，过去已经消亡了，死亡已经把毫无意义的记忆清除得干干净净。记忆中的往事只是偶尔从简陋偏远的老家隐隐传来，在那里，往事如烟，已经结束了它那不为人知的存在。
* * *
(1) Caran D'Ache，俄裔法国著名讽刺漫画家伊曼纽尔·普瓦尔（Emmanuel Poire，1858—1909）的笔名。
(2) “shrilly”是英文词，意为“刺耳地”，“Dzhugashvili”是俄语人名，朱加什维利，斯大林的真名叫约瑟夫·朱加什维利。
(3) 德语，团结起来 。
(4) 这里指十九世纪。俄国历法十九世纪旧历比新历早十二天，二十世纪早十三天。
(5) 德语，那边在闹事吗 ？
(6) 原文sadist，双关语，本义为“施虐狂”，此处由词中的“sad”引申出“悲伤”之义。
未知的领域
瀑布的声音变得越来越低沉，直到最后完全消失。我们继续前行，穿过了一座至今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我们走着，一直走着，已经走了好长时间了——走在前面的是我和格雷格森，跟在后面的是我们的八个当地搬运工，一个紧跟着一个。最后一个是库克，每走一步都要发牢骚，提抗议。我知道格雷格森是在当地一位猎手的建议下聘用了他。库克坚持认为他已经为走出棕拉基做好了充分准备，在这一带，大家都是花半年时间酿造当地独特的酒，又用另外半年来喝这种酒的。不过这个库克是何许人也，仍然不清楚（也许是个逃亡水手？）——要么就是我走得太久了，已经开始忘事了。
格雷格森大步走在我身旁。他长得瘦长健壮，露着两只瘦骨嶙峋的膝盖。他扛着一副长柄的绿色捕蝶网，就像扛着一面大旗似的。那些搬运工都是当地的巴多尼亚人，身材高大，棕色的皮肤光滑闪亮，头发如鬃毛一般密实，两眼之间还有阿拉伯式的深蓝色图饰。这几个人我们也是在棕拉基雇到的，他们走起路来步履稳健。库克掉了队，落在他们后面。他大腹便便，一头红发，耷拉着下嘴唇，双手插在衣袋里，没扛任何东西。我隐约记得此次探险刚开始时他话还挺多，爱说点半文不白的笑话。从待人接物看，他身上既有傲气，也有奴性，活脱脱一个莎士比亚笔下的小丑。不过他的劲头没多久就蔫了下来，变得沉闷了，该他干的事情也不好好干。该他干的事情里有一项是当翻译，因为格雷格森听巴多尼亚当地方言的能力仍然很差。
天气热，令人有懒洋洋、软绵绵的感觉。瓦利埃根开花，发出扑鼻的香气。这种花颜色和珍珠母贝一样，团团簇簇如肥皂泡般，形成一座拱桥，搭在我们沿路走去的干河床上。枝繁叶茂的大树上缠着黑叶藤，形成一个通道，零零星星透进一丝丝雾蒙蒙的亮光。上方草木茂盛，密密实实连成一大片。花团悬垂，奇怪地纠结缠绕，黑压压看不清楚，里面灰毛猴子又打又闹。一只彗星模样的鸟一闪而过，宛如放了一道信号烟火，发出又细又尖的叫声。我不断告诉自己，由于长途跋涉，天气炎热，色彩多得晃眼，林中声音嘈杂，我的头才会昏昏沉沉。其实我心下明白，我这是生病了。我猜想这病是当地的热病。但我下决心不让格雷格森得知我的病情，所以就装出一副高高兴兴甚至欢天喜地的样子，结果招来灭顶之灾。
“这是我的错，”格雷格森说，“我压根就不该让他参与进来。”
我现在和格雷格森单独在一起。库克和八个土著人撇下了我们，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带走了帐篷、橡皮船、日用品和采集到的标本。我们两个只顾自个儿在密林中忙碌，追捕迷人的昆虫。我想我们曾尽力去追赶那几个逃亡者——现在记不清楚了，但反正是没有追上。我们只好做出选择，要么返回棕拉基，要么按计划继续我们的行程，穿越至今一无所知的地域，朝谷拉诺山脉前进。一无所知的地域得胜了，我们继续往前走。我已经全身发抖，吃了奎宁药，耳朵也听不见了。我仍然采集一些不知名的植物，格雷格森虽然完全明白我们的危险处境，但还是继续捕捉蝴蝶和双翅类昆虫，热情丝毫不减。
还未走出半英里，库克突然赶上了我们。他的衬衣撕破了——明显是他自己故意撕破的——直喘粗气。格雷格森二话不说就拔出左轮手枪准备结果这个恶棍，但库克跪倒在格雷格森脚下，双臂抱头，开始发誓说是那些土著人强行带走他，还想把他吃了（他这是撒谎，巴多尼亚人不是食人族）。那些人本来生性蠢笨，又胆小怕事，我怀疑他稍加蛊惑，就轻而易举地劝得他们放弃了这前途未卜的旅程，只是他没料到他跟不上土著人有力的步伐，掉了队，赶又绝对赶不上，便回来找我们。因为他，我们丢失了采集到的珍贵标本。理应打死他。但格雷格森收起枪，我们继续前行，库克喘着气，踉踉跄跄地跟在后面。
树木渐渐变得稀疏了。我胡思乱想，苦恼不堪。有些树干长得好怪，上面盘着粗壮的肉色巨蛇，引得我定睛观看。突然间，我觉得我看见了两树之间有一座半开的衣橱，如在两指之间一般，衣橱的镜子闪着昏暗的光。但随后凝神细看，却发现原来只是一株合欢灌木闪着微光，让人看花了眼（这种灌木是一种带卷须的植物，结着大浆果，这种浆果有点像圆鼓鼓的李子）。走了一会儿后，树木整个分开了，天空宛如一面坚固的蓝墙立在我们面前。我们站在一面陡坡的顶部，下方是一大片茫茫沼泽，微光闪闪，水汽蒸腾。再远处便是淡紫色的山峦剪影，影影绰绰，但轮廓分明。
“我向上帝发誓，我们必须返回去，”库克带着哭腔说，“我向上帝发誓，我们会死在这些沼泽中的——我家中还有七个女儿，一条狗呢。让我们回去吧——我知道怎么走……”
他紧握双手，汗水从长着红眉毛的胖脸上滚滚流下。“回家，回家，”他反反复复念叨着，“你们带来的麻烦够多了。让我们回家！”
格雷格森和我开始沿着一道石子斜坡往下走。刚开始下坡时，库克站在坡顶就是不下来，远远望去，一个小白影，背后便是一望无际的莽莽森林。但后来他突然抬起双手挥舞，发出一声尖叫，跟在我们后面摇摇晃晃往下走了。
斜坡渐渐变窄，最后形成一个小山尖，像个长长的鸡冠，伸进沼泽地中。沼泽地透过水汽蒸腾的薄雾隐约可见。正午时分的天空，摘去了树叶的面纱，沉闷地悬在我们头顶上，压得人睁不开眼睛——对，沉闷得令人睁不开眼睛，除此之外，不知该怎么形容这样的天空。我尽量不往上看，但就在我的视野边缘触及之处，只见天上飘浮着幽灵一般的灰白影子，总和我不差先后，像是用来装饰欧式屋顶的石膏材料，刻有卷曲线条和玫瑰花饰。可是我抬眼直视时，这些影子就消失了，热带的天空好像又明朗起来，万里无云。我们还在沿着那个小山尖走，不过它越来越窄，随时会让我们偏离方向。山尖周围长着金黄色的沼泽芦苇，像百万把出鞘的剑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处处闪现着长条形的水洼，水面上密集着黑压压的蚊蝇。一朵很大的沼泽花儿，大概是兰花，萎靡不振地向我伸出它毛茸茸的唇，唇上仿佛涂了蛋黄一般。格雷格森挥动他的捕蝶网——他沉下身子，屁股几乎陷进凹凸不平的沼泽泥浆里去了，原来是一只巨大的凤尾蝶，锦缎般的翅膀呼啦一扑，从他身边飞走了。只见它飞过芦苇，朝一个微微闪亮的地方飞去，那里有一棵垂柳，枝条隐隐如帘。我绝不会，我对自己说，我绝不会……我移开目光，继续跟在格雷格森身旁往前走，一会儿翻过一块岩石，一会儿蹚过咂嘴一般吱吱作响的泥潭。尽管天气像温室一般闷热，我却感到阵阵寒意。我预见到我将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天上和金色芦苇中的曲线和花纹看得人神智迷乱，最终将彻底控制我的意识。有时候，格雷格森和库克好像变成透明的了，这时我就心想，我的目光穿透他们，看到了墙纸，一望无际的芦苇便是墙纸上一成不变的图案。我打起精神，使劲睁大眼睛，继续往前走。库克走到现在，已经是匍匐爬行了，一边叫唤，一边拉着格雷格森的腿不放。格雷格森则不停地将他甩开，再往前走。我看看格雷格森，看看他坚韧的面容，暗自庆幸：我眼看就要忘记格雷格森是谁了，也要忘记为什么跟他在一起了。
与此同时，我们越来越频繁地往泥潭里陷，一次比一次陷得深。欲壑难填的泥潭不停地吞吸我们，我们要扭动身体，才能逃脱。库克不停地摔倒、爬行，虫子咬遍了全身，大疱小疱全部都肿了起来，往外渗水。上帝啊，不知有多少次恐怖时刻，淡绿色的水蛇受到我们汗气的吸引，腾空而起来追我们，库克那个尖叫真是钻心啊！那水蛇身子一紧一松，便飞出两码远，再一紧一松，便又是两码。不过我更担心的是别的东西：时不时出现在我的左边（不知为什么总是在我的左边），藏在千篇一律的芦苇丛中，好像一把很大的扶手椅，其实是一个奇怪而又笨重的灰色两栖动物，格雷格森不愿意告诉我它的名字。它眼看就要从沼泽里一跃而出了。
“休息，”格雷格森突然说，“咱们休息一下。”
幸运的是，我们设法爬上了一个岩石小岛，岛周围全是沼泽地植被。格雷格森卸下背包，给我们分发了一些当地的小馅饼，闻起来像吐根树，还有十来个樱桃般的水果。我渴得要命，小樱桃的几滴汁少得像眼药水，能管什么用……
“注意了，好生奇怪，”格雷格森对我说，没有用英语，用了另一种语言，为的是不让库克听懂，“我们必须穿过那些小山包，可是你看，多奇怪——难道那些小山包是海市蜃楼吗？——它们现在看不见了。”
我从我的靠垫上抬起身来，把胳膊肘支在坚硬的岩石表面上……是的，他说得对，那些小山包的确看不见了，沼泽地上空只弥漫着蒸腾抖动的水汽。我周围所有东西又一次隐隐约约变得透明。我靠了回去，对格雷格森轻声说道：“也许看不出来，不过有什么东西一直想脱困而出。”
“你在说什么？”格雷格森问道。
我意识到我在胡言乱语，便停住不说了。我的头有点眩晕，耳朵里面嗡嗡响。格雷格森单膝跪地，翻他的背包，但背包里没有药物，我带的东西都用光了。库克一言不发地坐着，愁眉苦脸地抠岩石。透过他衬衣袖子上的一个破缝，他胳膊上的一个奇怪纹身露了出来：一只水晶酒杯，一把茶匙，纹得非常精致。
“瓦利埃病了——你有药吗？”格雷格森对他说。他们说的话我没有听得很清，但我能猜到大概的意思。等我凝神细听时，他们的话变得很可笑，不知何故漫无边际。
库克缓缓转过身来，那玻璃一样的纹身滑到他皮肤的另一边去了，悬在半空中；然后它越飘越远，我瞪大惊恐的双眼盯着它远去，但就在我一转脸时，它最后忽闪一下，消失在沼泽的雾气中了。
“你活该，”库克喃喃说道，“太可惜了。这事你我也会遇上的。太可惜了……”
在最后的几分钟里——就是说，从我们在这个石岛上休息时算起——他似乎变大了，膨胀起来了，现在他的状况很可笑，也很危险。格雷格森摘下他的太阳帽，掏出一块脏兮兮的手帕，擦了擦额头。他眉头部分是橙黄色的，再上去是白色的。然后他把帽子又戴上了，斜身靠近我说了一句“打起精神来”（就是这类打气的话）。“我们还要往前走。雾气挡住了小山包，但小山包肯定在这一带。我能肯定这沼泽地我们已经走过一半了。”（走过一半也只是个大概。）
“杀人犯。”库克压低声音说。那个纹身又出现在他的小臂上了，但不是整个杯子，只是杯子的一面——余下的没有足够的地方显示。只见它在空中抖动，幻影重重。“杀人犯，”库克抬起怒气冲冲的双眼，很痛快地又说了一遍，“我早说了，我们会困在这里的。黑狗吃肉，越吃越臭。咪， ，发，唆。”
“他是个小丑，”我轻轻对格雷格森说，“一个莎士比亚笔下的小丑。”
“小丑，小丑，小丑，”格雷格森答道，“小丑，小丑——小丑，小丑……你听到了吧，”他继续说，冲着我的耳朵大叫，“你必须起来，我们必须前进。”
这块岩石就像床一样洁白柔软。我稍稍抬身，但身子一软，又倒回靠垫上。
“我们得抬着他走，”格雷格森说，声音很遥远，“帮我一把。”
“无聊，”库克答道（或许我听来如此），“不如趁他没风干，我们来点鲜肉吃吃。发，唆，咪， 。”
“他病了，他也病了，”我朝格雷格森叫道，“你在这里陪着两个疯子。你自己一个人走吧，你会成功的……走！”
“要他一个人走，没那么容易。”库克说。
一片混乱之中又平添了种种迷乱的幻象，此刻悄悄地、坚定地飞舞在我的眼前。昏暗的顶棚一字儿排开，直上云霄。一把硕大的扶手椅从沼泽里升了起来，好像底下有什么支撑。光滑的鸟飞过沼泽雾霾，栖息下来时，其中一只变成了一个床柱的木把手，另一只变成一柄酒壶。我聚集起我全部的意志力，凝神定睛，要驱散眼前这危险的乱象。芦苇上方，飞着真实的鸟，拖着火红的尾巴。空气中响着昆虫的嗡嗡声。格雷格森正在驱赶一只杂色的苍蝇，一边赶，一边不忘辨别它的种类。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就把它捕进了网里。他的动作经历了奇怪的变化，就好像有人暗中操纵着他。我见他同一时间就做出了各种不同姿势，好像自己把自己甩出去一般，人仿佛是玻璃做的，一动就光影绰绰，样子各各不一。接着他又凝聚起来了，稳稳地站着。只见他抓住库克的肩膀不停地摇。
“你得帮我抬他，”格雷格森一字一顿地说，“要不是你背信弃义，我们哪会落到这步田地。”
库克还是没有说话，但脸渐渐涨得通红。
“听着，库克，你会为此后悔的，”格雷格森说，“我现在最后说一遍——”
就在这时，一件酝酿已久的事情突然发生了。库克像头公牛一般一头撞向格雷格森的胸口。两人都倒了下来。格雷格森不失时机地拔出左轮手枪，但被库克击落。于是两人扭在一起，抱成一团滚起来，发出震耳的喘气声。我望着他们，无可奈何。库克的宽背紧绷起来，脊梁骨透过衬衣清晰可见。不过突然间，他的背看不见了，能看见的是一条小腿，也是他的，长满棕红色的毛，暴起一道道青筋。这时格雷格森正压在他的身上，只见格雷格森的头盔跌落了，一晃一晃地滚远，像半个硕大的纸板做的鸡蛋。两人的身体扭打成一座迷宫，不知从这迷宫的何处，库克的手指抖抖索索蠕动出来，紧攥着一把生了锈却异常锋利的刀。这把刀插进了格雷格森的背，好似插进泥里一样，但格雷格森只是哼了一声，两人抱成团又滚了几滚。接下来我再看见我朋友的背部时，刀柄和上半段刀刃还露在外面。他的双手紧锁着库克的粗脖子，只听见那脖子在挤压之下嘎嘎直响，库克的腿也在一蹬一蹬地抽搐。他们使尽全力进行了最后一搏，这时露在外面的刀刃只有四分之一了——不，只有五分之一了——也不是，现在连五分之一都没了，刀刃彻底没入背中。格雷格森一直压在库克身上，这时安静了下来，库克也一动不动了。
我看着，这情景我觉得（我现在烧得迷迷糊糊）像是一场毫无害处的游戏，一阵儿后，他们就会站起来，缓过气息后，就会和和气气地抬着我穿越沼泽，去往凉爽的青葱小山，到达一个流水潺潺的阴凉之地。可是，就在我这要命的疾病进入最后阶段之际——因为我知道再过几分钟我将死去——就在这最后的几分钟，所有的事情突然间变得一清二楚。我意识到发生在我身边的并不是我头脑发昏而幻想出来的游戏，不是披着面纱的迷幻症。当初迷迷糊糊时，反复出现的是令人不快的景象，好像我自己在一个遥远的欧洲城市（墙纸、扶手椅、盛柠檬的玻璃杯）。我意识到，那显眼的房间是虚幻的，因为死后一切都是虚幻的：生命装模作样地匆匆凑到一起，设备齐全的房屋原本不存在。我意识到，眼前的情况是现实，现实就在那片奇妙的、可怕的热带天空下，就在那些剑光闪闪的芦苇中，就在蒸腾在芦苇上方的水汽里，就在簇拥在平坦小岛周围的厚瓣花丛中；就在这个小岛上，就在我的身旁，躺着两具紧紧纠缠在一起的尸体。一旦明白了眼下的情况，我发现自己体内有了力量，便爬到他们身边，从我的领路人、我的朋友格雷格森身上拔出那把刀来。他死了，真的死了，他衣袋里的小瓶子也破了，碎了。库克也死了，他那炭黑色的舌头从嘴里吐了出来。我掰开格雷格森的手指，把他的身体翻转过来。他的唇半张着，沾满血。他的脸，好像已经僵硬了，看样子没有刮干净。眼皮之间露出蓝莹莹的眼白。我最后一次清醒而又清晰地看到了眼前的这一切——他们磨掉了皮的膝盖，四周盘旋着成群的绿头苍蝇，其中的母苍蝇已经准备在他们的膝盖上找地方产卵了。我伸出瘫软的手摸索着，从我的衬衣口袋里掏出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可是这时我全身瘫软无力，便坐下来，垂下脑袋。不过我还是战胜了这难捱的死亡之雾，抬眼往四面观瞧。蓝天，炎热，孤寂……我为永不还家的格雷格森深感惋惜——我甚至想起了他的妻子，他家的老厨师，他养的鹦鹉，还有许许多多别的事情。接着我又想起了我们的发现之旅，想起了我们发现的珍贵物品，尚未描述过的稀有动植物，如今这些动植物永远不会由我们来命名了。我孤独一人。闪闪芦苇渐渐朦胧，火红的天空渐渐暗去。我的目光随着一只纤细的甲虫移动，它正在爬过一块石头，但我没有力气抓住它。我周围的一切都暗淡下去，只剩下光秃秃的死亡景象——几件实用的家具，四堵墙壁。我最后的动作是打开那本被我的汗水打湿了的书，因为我一定要写下一番记述。可是，唉，书从我手里滑落了。我在毯子上找了个遍，却再也不见它的踪影。
重逢
列夫有个兄弟，名叫塞拉菲姆，年龄比他长，身形也比他胖。尽管在过去的九年里——哦，不对，等等……上帝，是十年，十年多了——很可能他已经变瘦了，可谁知道呢。过一会儿我们就知道了。列夫离开了俄罗斯，塞拉菲姆却留了下来，离开留下都纯属偶然。事实上，列夫可以说是个左翼分子，而塞拉菲姆呢，刚从理工学院毕业，除了他专攻的学科领域，对其他事情概不关心；对于政治动向，更是谨言慎行……真是奇怪，太奇怪了，一会儿他就到家里来了！需要来一个拥抱吗？毕竟分别这么多年了……他是个专家。英文是specialist，简略成了spets。唉，这样掐头去尾简略了的词就像剁掉了的烂鱼头……
那天早晨，列夫接到一个电话，一个说德语的陌生女人告诉他说塞拉菲姆来了，想今晚过来拜访，因为他明天又要离开。虽然列夫早就知道他哥哥在柏林，但这消息对他来说，还是太过意外。列夫的一个朋友的朋友认识一个苏联贸易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因而他知道塞拉菲姆曾负责安排一些采购工作。他是个苏共党员吗？都十多年过去了……
这么多年来，他们始终不曾联系过。塞拉菲姆对他弟弟的情况一无所知，列夫对他哥哥的情况也几乎一无所知。有几次，列夫在图书馆偶然看到过一些烟灰色的苏联文件，上面有塞拉菲姆的名字。“鉴于工业化的基本前提，”塞拉菲姆长篇大论道，“是广泛整合我们经济体制中的各种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所以农村的快速发展也就成了当前极其重要和迫切的任务。”
列夫已经完成了布拉格大学的学业，虽然毕业有所推迟，也是情有可原的（他的论文写的是斯拉夫文化崇拜对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如今，他正打算在柏林闯出一番天地，却又不知道该如何闯荡才是。是像列什车耶夫建议的那样贩卖些小装饰品，还是像富克斯建议的那样做个印刷商？顺便说一下，那晚正是俄罗斯的圣诞节，列什车耶夫、富克斯以及他们的太太们打算前来聚会。列夫用他最后那点钱买了棵十五英寸高的二手圣诞树，另外还买了些深红色的蜡烛，一磅烤干面包，半磅糖果。他的客人们说好要带点伏特加和葡萄酒来。然而，他一收到那个遮遮掩掩、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他哥哥要拜访他，就立刻取消了这次聚会。列什车耶夫夫妇外出了，他只好留话给女仆，说他有些突发事情要处理。当然，和他哥哥单独促膝而谈，已经是种折磨了，但情况有可能更糟……“这是我哥哥，俄国来的。”“很高兴认识你。对了，他们会不会又要呱呱乱叫了？”“你到底在说谁啊？我不明白。”尤其是列什车耶夫，他一向慷慨激昂，偏执难处……不行，这次圣诞聚会必须取消。
现在已经快晚上八点了，列夫在他那寒酸但却整洁的小屋里来回踱步，时而撞到桌子上，时而碰到单薄小床的白色床头板——尽管他生活拮据，但一向干净整洁。他身材不高，一件黑色西装早已穿得磨出了光泽，大翻领对他来说也显得太大了。他面净无须，鼻梁塌陷，貌不出众，眼睛窄小，略带迷离。他总是穿着鞋罩，为的是盖住他袜子上的破洞。最近他刚和妻子分居了。真想不到，她居然背叛了他！而且，看看她是为了谁做出这种事的吧，为了一个俗不可耐的人！为了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他把她的照片收了起来，否则他将不得不回答他哥哥提出的问题（“她是谁？”“我前妻。”“前妻，什么意思？”）。他把圣诞树也移走了，征得房东太太的同意后，把它放到了她的阳台上——否则，谁知道他哥哥会不会取笑一个流亡者的多愁善感呢。当初他为何首先买了棵圣诞树呢？无非是传统使然。宾客盈门，烛光摇曳，然后关掉电灯——这时就只有这棵小圣诞树独自发出幽幽的光，在列什车耶夫太太那美丽的双眸中映出明镜般的光泽。
他应该和哥哥聊些什么呢？是否应该轻松随意地告诉他内战期间自己在俄罗斯南部冒险的故事呢？是否应该开玩笑似的抱怨一下目前的贫穷状态（目前真是不堪忍受，令人窒息）呢？抑或应该表现得心胸开阔，以至于超脱了那些流亡者的怨愤，并且能够理解……理解什么呢？或许塞拉菲姆更乐意看到我一贫如洗，简单纯朴并且乐于与人合作的样子……可是和谁呢，和谁合作？或者，恰恰相反，他会攻击他、侮辱他、驳斥他，甚至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从语法上说，列宁格勒只能指内尔城。”
他给塞拉菲姆画像：厚实的斜肩，巨大的胶鞋。他家别墅前的花园里到处是水坑，他们的父母去世，革命开始……他们从来没有特别亲密过——即便上学时也不亲密。那时他们各有各的朋友，各有各的老师……他十七岁那年夏天，塞拉菲姆与住在附近别墅里的一位律师的妻子闹了段很不光彩的绯闻。那位律师挥舞着拳头，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而那个长着一张猫脸、并不年轻的女人，衣衫不整地在花园的林荫路上飞跑；花园后面什么地方传出恼羞成怒摔碎水杯的声音。还有一次，塞拉菲姆在河里游泳时差点淹死……这些就是列夫对哥哥比较真切的记忆，上帝知道这些加起来也顶不了多少。你常以为你可以准确无误地记住某个人的生动形象，然而当你逐一核实，就发现你所记住的很空洞，很贫乏，很肤浅——只是靠不住的表象，你的记忆其实是冒牌货。但不管怎么说，塞拉菲姆还是他的兄长。他吃起饭来食量惊人，做起事来有条不紊。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有天傍晚，在茶桌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