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世界还没有最终全部转化成固态的物质，还保留着各式各样具有模糊和神圣性质的区域，但这一对兄弟觉得生活很舒适，也很有自信。哥哥古斯塔夫干着一份搬运家具的工作，弟弟碰巧暂时失业，不过尚未灰心丧气。古斯塔夫脸色相当红润，细眉倒竖，肩宽体阔，像个碗橱，老穿着一件灰色的粗羊毛套头衫。他粗胳膊的肘关节处系着松紧带，固定住衬衫的袖子，这样手腕处显得干净利落。安东的脸长满麻子，八字胡修剪成一个黑黑的梯形，瘦长的身上穿着一件深红色毛衣。不过他俩一起支着胳膊肘靠在阳台栏杆上时，他们的后背简直一模一样。都显得肩宽腰阔，颇有派头，穿着一样的花格布裤子，紧紧包住突出的臀部。
再说一遍：这个世界要流汗，也要吃饱饭。游手好闲的人、寄生虫和音乐家不受欢迎。一个人只要心脏在供血，这个人就要生活，见鬼！古斯塔夫到现在已经攒了两年的钱了，为的是娶安娜，买一个餐具柜，买一块地毯。
她隔一晚来一次，是个胳膊浑圆的丰满女人，宽鼻梁上长着雀斑，眼睛下面有一道铅灰色的阴影，牙齿缝很大，有一颗还拔掉了。兄弟俩和她总是痛饮啤酒。她习惯把两条光胳膊垫到脖子后面，露出胳肢窝里汗津津的红毛。她往后一仰头，嘴大大张开，旁人就能看见她的整个下腭和舌根，好像煮熟的鸡屁股一般。兄弟俩都很喜欢变着法子让她开心，为逗她乐不遗余力。
白天哥哥去上班，安东就坐在一家相熟的酒吧里，要么躺在运河岸边凉爽却仍然碧绿的草地上，在蒲公英丛中四肢大展，羡慕地望着快活的乡下人往船上装煤，要么傻乎乎地静观空荡荡诱人入睡的蓝天。不过没过多久，兄弟俩平稳顺当的生活就遇上了些障碍。
从他推着手推车走进院子的那一时刻起，罗曼托夫斯基就在兄弟俩心中激起了一种既恼火又好奇的复杂感觉。他们看人从不走眼，凭这一点他们意识到来了个与众不同的人。一般情况下，随便看一眼也看不出罗曼托夫斯基身上有什么特殊之处，不过这兄弟俩偏偏就看出了。比如说，他走路的姿势就很特别：每一步都要用一种特别的姿势轻快地踮一下脚尖，走得也很快，健步如飞，好像一脚踩下去这么简单的动作就能给他一个机会，让他越过平常人的头顶，发现什么不平常的东西。他是那种所谓的“流线型”，很瘦，白脸，尖鼻子，一双眼睛极不安分。他双排扣外套的袖子太短，致使他的长手腕露出半截，露得荒唐可笑，惹人厌（就好像在说：“我们露出来了，现在该怎么办？”）。他出门回家没个准点。开头几天的一天上午，安东看见他在一个书摊旁：他在问价钱，要么是已经买下了什么书，因为小摊主麻利地把一本落满灰尘的书在另一本上磕了几下，然后拿着两本书去了书摊后面的隐蔽角落。还注意到其他奇怪之处：他的灯几乎亮个通宵；他不与人交往，怪得很。
我们听见安东的声音：“那位高雅的绅士在摆谱呢。咱们应该更仔细地观察观察他。”
“我去把烟斗卖给他。”古斯塔夫说。
烟斗来历不明。是安娜有一天带来的，但兄弟俩只认小雪茄。一个很贵的烟斗，还没有被熏黑。烟斗柄里插着一根小钢管，另外还配着一个羊皮烟斗套。
“是谁呀？有什么事？”罗曼托夫斯基隔着门问。
“隔壁的，隔壁的。”古斯塔夫用低沉的声音回答。
两位隔壁邻居进了屋，贪婪地四处张望。饭桌上堆着一摞参差不齐的书，旁边放着半截吃剩的腊肠。其中一本书打开着，那一页上是一幅千帆竞发的画，画面的一角上飞着一个鼓腮的婴儿。
“咱们认识一下，”兄弟俩声音低沉地说，“大家可以说紧挨着住在一起，可不知怎么的就是见不着面。”
五斗橱的顶上放着一个酒精炉和一个橘子。
“幸会。”罗曼托夫斯基轻声说。他坐在床边，低头去系鞋带，额头上的青筋胀得通红。
“你刚才休息了，”古斯塔夫客气地说，但不带好意，“我们来得不是时候？”
这位房客居然一个字也没回答，倒是突然站起身来，转向窗子，举起一根手指，僵住不动了。
兄弟俩看看窗子，没发现任何反常现象。窗框里有一片云，有白杨树的树尖，还有部分砖墙。
“怎么，你们难道什么都没看见吗？”罗曼托夫斯基说。
红毛衣和灰套衫一起走到窗前，实际上还探出身去，两人变成一对一模一样的双胞胎了。什么都没有。两个人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劲，非常不对劲！他们转过身来。他站在五斗橱旁边，神情很怪。
“我肯定是看错了，”罗曼托夫斯基说，眼睛并不看他们，“刚才好像有个东西飞了过去。我曾经见过一架飞机掉下来。”
“是有这种事。”古斯塔夫表示同意，“听着，我们来是有点事。你想买这东西吗？崭新的。还有个很不错的套。”
“套？是个套吗？只是，你们要知道，我很少吸烟。”
“那不要紧，你以后会越吸越勤的。我们便宜卖，三马克五十芬尼。”
“三马克五十芬尼。明白了。”
他用指尖摸着烟斗，咬住下嘴唇思索。他的眼睛其实没有看烟斗，而是在转来转去。
与此同时，兄弟俩开始膨胀，越胀越大，充满了整个房间，整个公寓，然后胀到楼外去了。和他们相比，那棵年轻的白杨树这时就和一棵染色棉絮做成的玩具树那么小，放在圆形的绿色支架上摇摇晃晃很不稳当。这栋公寓房也变成了一个玩具房，一个落满灰尘的胶纸板做成的东西，还到不了兄弟俩的膝盖那么高。他们无比巨大，专横地散发着汗味和啤酒气味，声音粗壮，言谈愚蠢，头脑里换成了渣滓废物。他们造出可耻的恐怖气氛，令人不寒而栗。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推我。求求你们，别来我这里了吧。我没碰你，那么你也别碰我。我让步，只求别来我这里了。
“好吧，可我零钱不够，”罗曼托夫斯基低声说，“要是你能找我六马克五十芬尼……”
他们找了他六马克五十芬尼，呲牙咧嘴笑着走了。古斯塔夫对着灯光检查了一下那张十马克的纸币，收起来放进了一个铁皮钱盒。
然而他们还是没有让他们的隔壁邻居得到安宁。他们已经认识了他，只觉得更气恼，这个人还是和以前一样难以接近，这气得他们发疯。他躲着不和他们打照面，他们非得埋伏起来，设好圈套，才能飞快地瞧一下他躲躲闪闪的眼睛。安东已经发现了罗曼托夫斯基的灯整夜亮着，就再也不能听之任之了。他光着脚溜到他的门口（门底下露出一缕细细的金色光线），敲了敲门。
罗曼托夫斯基没有应声。
“睡吧，睡吧。”安东一边说，一边用手掌拍门。
灯光从门上的小裂缝里不声不响地露出来。安东摇摇门把手，细细的金色光线断了。
从此以后，兄弟俩（尤其是安东，幸亏他没有工作）针对他们邻居的失眠症建立了监视机制。可是敌人很机敏，耳朵极好使。不管走到他门口的脚步有多轻，他的灯都会立刻熄灭，就好像从来没有亮过似的。只有在冰冷的过道里屏住呼吸站上好久，才有希望看见那敏感的灯光再亮起来。甲虫就是这样晕过去又醒过来的。
结果侦察工作变得极其耗人。有一次兄弟俩总算在楼梯上碰见了罗曼托夫斯基，挤住了他。
“就当晚上读书是我的习惯，这又关你们什么事呢？请让我过去。”
他转身要走时，古斯塔夫开玩笑地把他的帽子撞掉。罗曼托夫斯基没说一个字，捡起了帽子。
几天以后，兄弟俩傍晚时分找了个机会堵住了他——他去厕所回来，没有很快地回房间。他们只有两人，却设法将他围住。他们邀请他去他们房间。
“去了有啤酒。”古斯塔夫一挤眼说道。
他想拒绝。
“走吧！”兄弟俩叫道。他们抓住他的胳膊，推着他下了楼梯（抓住他的时候，他们能感觉到他有多瘦——肩膀以下那么单薄，那么虚弱，真是难以抗拒的诱惑——哈，狠狠捏他一把，让他的骨头嘎吱作响；哈，手痒痒管不住，让我们至少边走边戳他一下，就一下，轻轻地……）。
“你们把我戳疼了，”罗曼托夫斯基说，“放开我，我自己会走。”
屋里果然有啤酒，有古斯塔夫未婚妻的大嘴，还有好浓的味道。他们试图灌醉他。他的上衣没有衣领，突出的喉结没有任何遮挡，下方扣着一个铜纽扣。他的脸又长又白，眼睫毛抖抖索索，坐姿也很复杂，腰弯得如叠起来一般，身子突了出来。等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时，身子就像一根弹簧伸直了。可是他们逼着他重新弯腰坐下，而且这一次，在他们的建议下，安娜坐到了他的膝头上。他不停地斜眼打量她的脚背，那脚紧紧地束在鞋里，脚面鼓了起来。他很气愤，尽量隐忍不发，不敢甩开这个赖在他膝头的红头发女人。
有过短暂的一瞬间，他们觉得已经制服了他，他变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事实上古斯塔夫说了：“你明白了吧，你瞧不起我们那是你犯傻。你一声不吭的样子我们一见就来气。你一晚上不睡觉都在看些什么呀？”
“看很老很老的故事。”罗曼托夫斯基回答，那声调让兄弟俩突然觉得好没意思。一旦没意思了，好不烦闷，糟糕透顶。可是喝下的酒阻止了风暴的发作，不但没发作，反而把眼皮都拉了下来。安娜从罗曼托夫斯基的膝头溜下来，昏昏欲睡的屁股刷过桌子。空酒瓶子像保龄球的木柱那样摇摇摆摆，有一个倒下了。两兄弟又是弯腰，又是摇晃，打着哈欠，困得泪眼迷离，还不忘打量他们的客人。只见他晃晃悠悠，红光四射，身子舒展开来，又变细了，最后渐渐消失了。
这么下去不行。他毒化了老实人的生活。对了，他极有可能月底就搬走了——完完整整，毫发未损，没有被打垮，仍然高傲地昂首阔步。知道他走路喘气与众不同还不够，麻烦的是我们摸不清究竟不同在何处，不能像逮兔子那样揪住兔子的耳朵尖把兔子拉出来。凡是摸不着、测不准、数不清的东西，都可恨！
一系列的小折磨开始了。星期一，他们设法在他的床单上撒满了土豆粉，这东西据说可以引起发疯般的奇痒。星期二，他们埋伏在他们住的这条街道的拐角处等他（他贴胸抱着一大堆书），非常巧妙地挤了他一下，结果他抱的那些书掉进了他们事先挖好的水坑里。星期三，他们在坐便器上刷了一层木工用的胶水。到星期四，兄弟俩绞尽脑汁想不出新招了。
他什么也没说，任何话都没说。星期五，他快步如飞在院子门口赶上了安东，递给他一本带插图的周刊——也许你愿意看看这东西？这份出乎意料的客气让兄弟俩感到迷惑，同时也让他们的怒火烧得更旺了。
古斯塔夫命令他的未婚妻去撩拨罗曼托夫斯基，这会创造一个向他找碴的机会。你要踢球，总会不自觉地让它先滚动起来。爱闹着玩的动物也总是喜欢一个活动的目标。安娜奶白色的皮肤上满是虫子一般颜色的雀斑，浅色眼睛里毫无表情，牙齿之间的湿齿龈宛如突起的海岬，这些都无疑令罗曼托夫斯基深为反感，但他还是觉得把厌恶之情隐藏起来为妙，怕的是看不起安娜会激怒她的情人。
他一周看一次电影，一贯如此，那么他就星期六带上她一起去，希望这么厚待她总可以了吧。他没注意到那两兄弟戴着新帽子，穿着橘红色的鞋，偷偷地跟在他们后头，小心地拉开一段距离。在那些颇为可疑的街道上，在蒙蒙的暮色中，有几百个和他们一样的人，但罗曼托夫斯基只有一个。
在细长的小电影院里，夜开始闪烁，一个人工造出的月夜。兄弟俩偷偷摸摸地溜了进来，坐在后排。他们感觉到罗曼托夫斯基就坐在前面什么地方，黑乎乎看不真切，但他在，他们就开心。在去电影院的路上，安娜没能从她这个合不来的伙伴身上探出任何秘密，也不大明白古斯塔夫到底想知道些什么情况。走着走着，一瞅他那瘦身影，还有他那副愁容，她就不由得想打哈欠。不过电影一开始，她就不再想他的情况了，把一侧没有真情的肩膀靠在他身上。幽灵用喇叭一样的声调在新发明的有声银幕上交谈。男爵品了一口酒，小心地把杯子放下——那声音就像丢下一颗炸弹似的。
过了一会儿，侦探们开始跟踪男爵。谁会看出他是个高明的骗子呢？他们穷追不舍，几近疯狂。汽车雷鸣一般飞速驶过。在一家夜总会里，他们用酒瓶、椅子、桌子大打出手。一位母亲把一个可爱的孩子放到床上。
电影演完了，罗曼托夫斯基跟着安娜走进清冷的夜幕中，步履有点蹒跚。安娜感叹道：“啊，真是太美妙了！”
他清清嗓子，顿了一下才说：“咱们不要太夸张了。在现实生活里，所有的情形都要平淡得多。”
“你才平淡呢。”她不高兴地反驳。过了一会儿，她又想起电影中那个漂亮的孩子，就轻轻笑起来。
在他们身后，那两兄弟一路悄悄跟了过来，保持着和先前一样的距离。两人都很阴郁，两人都在用阴郁的暴力给自己打气。安东阴郁地说：“这样做总归不对——和别人的新娘子一起出来散步。”
“尤其是在星期六晚上。”古斯塔夫说。
一个过路人走了过来，跟他俩并排而行，碰巧往他们脸上看了一眼——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
夜风沿着树篱吹得垃圾沙沙作响。这是柏林一个昏暗荒凉的区域。路左边，运河上方，远远闪烁着稀疏的灯光。右边是一片片空地，几座匆匆显出剪影的房子又变得昏黑一片。过了一会儿，两兄弟加快了步伐。
“我妈和我妹妹住在乡下，”在天鹅绒般的夜色里，安娜柔声细语地对他说，“我想等我一结婚，就和他一起去看她们。去年夏天我妹妹……”
罗曼托夫斯基突然扭头朝后看。
“……赢了一张彩票。”安娜继续说，也机械地回头看。
古斯塔夫吹了一声响亮的口哨。
“原来是他们！”安娜叫道，高兴地笑起来，“哈，这两个坏小子！”
“晚上好，晚上好，”古斯塔夫喘着气匆匆说道，“你这头笨驴，在这儿和我女朋友干吗呢？”
“我没有干什么。我们刚才……”
“说眼下吧。”安东说着往回一收肘，朝罗曼托夫斯基软肋处一击，打得干净利落。
“请不要动手。你完全清楚……”
“伙计们，别惹他吧。”安娜轻轻地嗤笑着。
“必须教训教训他。”古斯塔夫说。他摩拳擦掌，预感到他将学着他兄弟的样子，摸摸那些软骨组织和那脆弱的脊梁骨，不由得异常兴奋。
“顺便说说，有一天我遇到一件好玩的事。”罗曼托夫斯基开始讲话，而且讲得很快，但是才说到这儿，古斯塔夫巨大的指关节并拢起来直捣他的肋下，引起根本无法描述的疼痛。罗曼托夫斯基连连倒退，脚下一滑，差点摔倒：假如摔倒了，那就意味着当场死亡。
“让他走吧。”安娜说。
他转过身，捂着肋部，沿着沙沙作响的昏暗树篱走开了。兄弟俩跟在后面，几乎踩着他的脚后跟。古斯塔夫在杀戮欲的折磨中沉重地走着，这种心情随时都会转化成凶猛的扑击。
前方很远处，一丝闪烁的亮光向他预示着平安。那光亮意味着一条有路灯的街道。虽然看见的也许只是一盏孤灯，但是它的光划破了黑暗，仿佛盛大的节日焰火一般。那是一个光明的极乐地带，到处都是得救的人。他明白他现在要是跑起来，到那儿人也就不行了，他现在的状况是不能很快到达那里的。他应该默默地、稳稳地走，这样还有望走过这一段路。路上不要出声，尽量不要把手紧按在他疼得发烧的肋骨上。于是他大步前进，迈着平时那样的轻快步子。他这样走路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在有意为之，为了嘲笑没有飞跑的人，兴许在下一刻他就飞奔而去了。
安娜的声音：“古斯塔夫，别跟他纠缠了。你很清楚，再纠缠下去你会停不住的。记得你有一次是怎么纠缠那个砌砖工的吧。”
“收起你的舌头，老婊子，不用你教训他该怎么做。”（这是安东的声音。）
终于到了有光的地方——可以看清一棵栗子树的枝叶，一根好像是贴海报的石柱，更远一些，靠左边，有一座桥——那缕望眼欲穿、气喘吁吁期待着的亮光，终于，终于，不是十分遥远了……不过还是不能跑。尽管他明白一跑就会犯致命的错误，可是突然之间，他实在控制不住自己，飞跑起来，呜咽着冲向前去。
他跑着跑着，好像开心地大笑起来。古斯塔夫猛跳两步，撵上了他。两个人都倒下了，只听见激烈的打斗声和撕扯声中还有一种特别的声音——平滑、湿润，一次，又一次，直至刀柄——接下来安娜手里提着她的帽子，一眨眼飞也似的跑进黑暗中去了。
古斯塔夫站起身来。罗曼托夫斯基躺在地上，用波兰语说着什么。他的声音突然中断了。
“现在我们可以走了，”古斯塔夫说，“我刺了他一刀。”
“把刀拔出来，”安东说，“从他身上拔出来。”
“我拔出来了，”古斯塔夫说，“上帝，多狠的一刀。”
他们匆匆跑了，但没有朝亮光跑，而是从那几块昏暗的空地穿了过去。从公墓旁边绕过去后，来到一个偏僻的小巷，交换一下目光，放慢脚步，恢复了正常的速度。
一到家他们立刻就睡了。安东梦见他坐在草地上，看着一艘船漂了过去。古斯塔夫什么也没梦见。
第二天一大早，警察来了。他们检查了被害人的房间，简短地问了安东几句话，他已经从屋里出来站在过道里。古斯塔夫睡着没起来，吃得饱，睡得好，他的脸色就像威斯特伐利亚火腿般红润，和他发白的蹙眉形成鲜明对照。
一会儿后，警察走了，安东回来了。他高兴得异乎寻常，笑得噎住了，两只膝盖直晃悠，用一只拳头不出声地砸手掌。
“太有意思了！”他说，“你知道那家伙是什么人吗？一个列奥纳多！”
在他们的行话里，列奥纳多（源自那位大画家 (1) 的名字）就是指假币制造者。安东讲了他设法探听出来的情况：那家伙看来属于一个黑帮团伙，刚刚从监狱出来。入狱之前，他一直在设计假钞：那么毫无疑问，是一个同伙刺死了他。
古斯塔夫也笑得发抖，不过他的表情突然变了。
“他把他的假币塞给我们了，这个混蛋！”古斯塔夫叫起来，光着身子跑到放钱盒的衣橱旁边。
“没关系，我们可以再转手给别人，”他兄弟说，“外行看不出差别来。”
“对，可他还是个大混蛋！”古斯塔夫翻来覆去地说。
我可怜的罗曼托夫斯基！我本来和他们一样，相信你的确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我本来相信，让我坦白相告吧，你是一个出色的诗人，被贫穷所迫，住在这么一个险恶的地区。我本来根据一些有力的迹象，相信每天夜里，你要么在推敲一行诗句，要么在酝酿一个逐渐成熟的想法，以此庆祝对那兄弟二人不可争辩的胜利。我可怜的罗曼托夫斯基！现在一切全完了。唉，我召集起来的物体也都散去了。年轻的白杨树暗淡下来，离开了——返回了它原来的地方。那堵砖墙融化了。公寓楼把它的小阳台一个个拉了进去，然后转过身，飘走了。每一样东西都飘走了。和谐与意义消失了。缤纷世界，一片虚无，又让我烦恼起来。
* * *
(1) 即列奥纳多·达·芬奇。参见书末《注释》。
纪念希加耶夫
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希加耶夫逝世……俄罗斯讣告中常常出现的省略号，肯定代表词语的踪迹。这些词语踮着脚尖毕恭毕敬地排成一列纵队离去了，把它们的足迹留在了大理石墓碑上……不过，我还是想打破这死一般的寂静。请允许我……只是些零零散散、混乱无序、基本上没有必要的回忆……不过说说没关系。他和我相识于大约十一年前，那对我来说正是多灾多难的一年，事实上我当时已经濒临崩溃了。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年轻人，还非常年轻，整日孤单无助，怀着一颗永久受伤的心灵（它就像伤口处裸露的肉，轻轻碰一下都不行），无法承受悲伤的爱情带来的阵阵剧痛……恕我冒昧，我就先从这事说起吧。
那个身材瘦弱、留着短发的德国姑娘其实本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那时每当看到她，看到她那晒得黝黑的面颊，看到她那满头浓密的金发，尤其是看到她那泛着金黄和橄榄色的光滑闪亮的发卷从头顶侧垂到脖颈时，我都忍不住想温柔地大喊几声。我那一腔柔情不愿就这样简简单单、舒舒服服地待在我心里，执意要破门而出，结果却偏偏塞在门缝中，既不得入，亦不得出——块头大，却很脆弱，对任何人毫无用处，对那个姑娘来说最没有用处。长话短说，我发现她背着我每周都在她家和一个受人尊敬的有妇之夫鬼混一次。顺便说一下，那个人是个一丝不苟的人，走到哪里都会自带鞋撑。这一切都随着我狠狠地打了她一记可怕的耳光而结束了。那耳光如马戏团闪亮登场般在她耳边炸开，她倒在那里蜷缩成一团，眼睛透过摊开的手指缝隙亮闪闪地看着我——现在想来，还算开心。我不假思索地想要找件什么东西朝她扔过去，结果看到了复活节时我送给她的那个瓷糖罐，于是我拿起糖罐夹在腋下，砰的一声摔门而去。
一条脚注：这只是我想象中和她分手的众多场景之一。当我酩酊大醉、头脑发热时，我想象过很多这种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场景。一会儿想象着痛痛快快地扇她一耳光该是多么心满意足，一会儿想象着用一把旧帕尔贝卢姆手枪打死她和我自己，或者打死她和那个有妇之夫，或者只打死她，或者只打死我自己，然后，终于是冰冷的讽刺，崇高的悲哀，沉默——唉，事情的发展有诸多可能，而我早已忘了实际情况是怎样的。
我那时的房东是一个体格健壮的柏林人，却常年患有疖疮病：脖子后面贴着一块令人恶心的粉色橡皮膏药，上面还有三个整整齐齐的孔眼——可能是为了透气，要么是为了放脓。我在一家流亡人士出版社工作，老板看起来无精打采的，实际上都是狡猾的骗子。普通人一见他们，胸口就会阵阵发紧，如同爬上了高耸入云的峰顶一般。我开始迟到（他们称之为“系统性迟到”）、旷工，或者我人虽到了，他们却不得不打发我回家，这样我们的关系就变得水火不容了。在几个人的通力合作下——簿记员和一个拿着手稿进来的陌生人——我终于被解雇了。
我那可怜、可悲的青春！往事历历，如在眼前：月租五美元的寒酸小房间，墙纸上丑陋的小花朵，难看的电灯吊在绳上，裸露的灯泡发出惨白的光，有时一直亮到天明。我在这里活得如此凄惨，如此狼狈，可怜到了极点。这四壁之内，到现在一定还充满着霉运和疯狂！真是难以想象，在我离开之后，会有个快乐的家伙住在那里，还能吹着口哨，哼着小曲过日子。时光荏苒，转眼十年，可现在我依然能够清晰地回想起那时的我：一个脸色苍白的小伙子坐在微微泛光的镜子前，额头发青，胡须黝黑。他穿一件破旧的衬衫，纵情狂饮着廉价的酒，和镜中自己的影子碰杯。往事不堪回首！我不仅对世上任何人没有用处，也想象不出在什么情况下还会有人给我一丁点的在乎。
由于长时间持续不断地一个人喝闷酒，我的视觉也变得粗俗不堪，出现了典型的俄国人式的幻觉：我开始看见鬼了。每天晚上，当我从白日梦中醒来，打开那盏可怜的灯去驱除早已吞没了我的暮色时，我就会看到鬼。是的，我确确实实看到了鬼，甚至比眼下看到我这双不停抖动的手还要真实。那些宝贝闯了进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甚至习惯了它们的存在，因为它们不怎么折腾。它们身材矮小，却十分肥胖，像超大号的蟾蜍那样大小——一些小怪物，举止安静，行动迟缓，皮肤黝黑，身上或多或少地长着疣。它们行动的样子与其说是在走，不如说是在爬。然而，它们貌似笨拙，实则难以捕捉。我记得曾买过一条打狗的鞭子，待到它们在我的桌子上越聚越多时，就试图狠狠抽它们一顿，但它们奇迹般地躲开了我的抽打。我挥鞭再抽，却见离我最近的那个鬼眼睛狡猾地转动一下，一闪身就躲过去了，活像一条紧张的狗，守着一点诱人的粪便，赶也赶不走一般。其他的鬼拖着后腿散去了。我擦除溅在桌上的墨水，扶起一张倒掉的画像，这时它们再次悄然而来，聚集在一起。一般来说，它们最喜欢聚在我那张写字台的附近。它们在桌底下现出身形，然后悠哉游哉地沿着桌子腿往上爬。它们黏黏的肚子拍打着木头，劈啪作响，那姿势颇似攀爬桅杆的水手。我曾试着用凡士林涂抹它们攀爬的路线，但并不管用。有时我碰巧看到个特别招打的小浑蛋正专心致志地往上爬，就一鞭抽下去，要么拿鞋子拍下去。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它才扑通一声掉到地上，像个肥胖的蟾蜍一般。可是不一会儿，它又出现了，正从另一个角落往上爬。由于全身发力，它那紫色的舌头也伸了出来。一到桌面上，它就加入到同伴中去了。这些多得数不胜数的东西，乍看之下，还和我有几分相似：同样的矮小、黝黑，都有着肥胖和蔼的面庞。它们时常五六个一群，聚在桌上。有的坐在各种文件上，有的坐在一本普希金诗集上，神情漠然地注视着我。其中一个用脚挠了挠耳后，长长的爪子发出刺耳的刮擦声，然后便一动不动，全然忘了一条腿还在半空中。另外一个则别别扭扭地靠在同伴身上打瞌睡。它的同伴让它挤着了，本身也有不是之处：这些两栖动物本就不懂得相互体贴，长得越大，应对复杂形势的能力也就越差。渐渐地，我能把它们一一区分开来了。我现在想起来了，我还根据它们与我认识的人或是各种动物的相似之处给它们取了名字。它们中大一点的和小一点的都好认出来（不过基本上都长得很小巧），有些长得难看，其他的外貌尚可接受。有些身上有肿块或瘤子，其他的则十分光滑。有个别的还有互相吐口水的习惯。有一次它们带来一个新成员，是一个变种：遍身灰色，眼睛就像是红鱼子酱的颗粒。它看起来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慢吞吞地往上爬。如果竭尽全力，集中意志，我可以暂且阻止这种幻觉。但那么用力很痛苦，仿佛我全身是一块磁铁，硬要抗拒一个可怕的铁疙瘩。而我别无选择，只好放弃，轻轻地一点一点散了定力，于是幻觉再次出现，而且越发细致真实，恍若身临其境一般。这时我就感到非常放松，其实只是假象而已——绝望的放松，唉——当我放弃定力，任凭幻觉再次出现时，那些又冷又湿的厚皮家伙也就再次出现，对着我坐在桌子上。我不仅尝试用打狗的鞭子抽它们，还使用了一种久负盛名的方法。如今看来，是我使用不当，尤其不当的是，我想必用错了地方，完全用错了地方。不过，第一次使用时，这个方法还是管用的：我做了一个指头合拢的手势，是某个宗教圣礼的手势，不慌不忙地在这群密集的鬼魂上方几英寸处缓缓掠过。这手势从它们身上压过，如同滚烫的烙铁，发出烧灼汁液的嘶嘶之声，痛快，也刺耳。就这样烧得这些无赖蠕动着四散奔逃，扑通扑通地纷纷坠地。可是当我用这个办法对付新聚起来的一群时，效果就不显著了，到后来根本不管用了，也就是说，它们很快就产生了免疫力……真是无可奈何啊！我大笑一声——除了笑我还能做什么呢？——又大喊一声“T'foo！”（顺便说一下，这个感叹词是从俄语的“魔鬼”一词里借来的，相当于德语的“Teufel”），然后就和衣睡了（当然，我睡在被单外面，生怕和那些讨厌的家伙同床共枕）。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如果这还能称之为过日子的话——真不是人过的日子，而是一团永不散去的迷雾——我一觉醒来后，却发现自己滚到了地板上，和健壮的房东扭打在一起，家具乱成了一团糟。我拼命一扑，终于挣脱开来，冲出房间，跑到楼梯上。接下来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我走在大街上，浑身发抖，衣衫不整，手指上还粘着一块肮脏的外国膏药。我全身疼痛，脑子里嗡嗡作响，但人却十分清醒。
就是在那段艰难日子里，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照顾了我。“老兄，你怎么了？”（我们那时彼此有了点了解，他一直在编一本俄德技术术语袖珍词典，经常光顾我工作的办公室。）“等一下，老兄，你看你都成什么样子了。”就在那个拐角处（他刚从一个熟食店走出来，公文包里装着买好的晚饭），我放声大哭起来。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一言未发，把我带到了他的住处。他把我安顿在沙发上，给我吃了些肝泥香肠，喝了些牛肉汤，往我身上盖了一件棉大衣，大衣的俄国羔皮领已经破损了。我又是抖，又是哭，后来就睡着了。
简言之，我在他的小公寓里住了两个星期，就在沙发上对付着睡。之后我租了他隔壁的房间，两人每天都能见面。然而，谁会想到我俩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我们都是截然不同的！他的年龄几乎是我的两倍；他踏实可靠，温文尔雅；他身材魁梧，总是穿着一身燕尾服，整洁而简朴，就像我们流亡者中大多数井井有条的老单身汉一样。值得好好看看，尤其是值得好好听听，他是如何在清晨一丝不苟、有条不紊地刷他的裤子的。那刷裤子的声音在我的记忆中印象极其深刻，如今与他密不可分了——尤其是刷子的节奏和刮刮停停的动静：只要怀疑有不干净之处，就停下刷子，用指甲轻轻刮一刮，或是拿到灯下细细查看。唉，这些“不明不白的污点”（他的说法），让天空的蔚蓝色在膝盖处闪烁，拿起来刮刮，不明不白的污点就不明不白地净化了！
他的住房尽管寒酸简陋，但却朴素整洁。他总是用一个橡皮图章（橡皮图章！）在信件中印上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他知道怎么做botviniya，就是一种用甜菜做的冷汤。他会连续几个小时向别人展示一件他认为是天才作品的小饰品，比如一个新奇的袖口链扣，或是叫卖小贩花言巧语推销给他的一个打火机（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本人倒是不抽烟的）。要么展示他的宠物：三只脖子像老太太般皱巴巴的小乌龟。其中一只总是喜欢绕着桌边爬，好似一个跛子在匆匆行走，以为它走的是一条通向遥遥远方的直路，我眼看着它从桌边掉下来摔死了。还有件东西我记忆犹新：他的床就像监狱小床一般平整，床上方的墙上挂着两幅石版画：一幅是从亚历山大凯旋柱上鸟瞰的涅瓦河风景，另一幅则是亚历山大一世的肖像。这是在他一度怀念帝国时代时偶然买到的，他一直认为这种怀旧情绪和对故乡的怀念是截然不同的。
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毫无幽默感，他对艺术、文学，还有如今大家都知道的自然常识，一概不感兴趣。比如说，谈话碰巧转向了诗歌，他只能贡献一句这样的话：“不，随你怎么说，但莱蒙托夫总比普希金离我们更近些。”我缠着要他引用哪怕一句莱蒙托夫的诗行时，他就绞尽脑汁地想，结果想出来的却是鲁宾斯坦的歌剧《恶魔》，要么答道：“很久没有再读他了，‘一切都是昔日辉煌’，随你怎么说，亲爱的维克多，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吧。”顺便说一句，他根本没有意识到他这句话恰好引自普希金的《鲁斯兰与柳德米拉》。
在夏季的周日，他总是去镇外游玩。他对柏林市郊了如指掌，并为自己熟知那些别人不知道的“精彩景点”而颇为得意。这是一种纯粹的自得其乐，或许和收藏家的快乐差不多，又或许和古玩业余爱好者的快乐差不多。否则，就很难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煞费苦心的路线设计，花样百出的交通方式（去时坐火车，回时坐汽船，接着坐巴士，一趟下来也花钱不多，谁都不知道，就连德国人也不知道可以如此便宜）。不过，当他和我最终来到树林中时，他却分不清蜜蜂和大黄蜂，也分不清桤木和榛木。他只是例行公事似的大体一看：绿色的植物，晴朗的天气，长有羽毛的鸟，小虫子。当乡下长大的我纯粹为了好玩而说起我们周围的植物群跟俄罗斯中部森林的不同时，还惹得他生了气。他觉得，眼前的植物和俄国的森林没有什么重大区别，只是见景生情才觉得二者大有区别。
他喜欢舒展身子躺在树荫下的草坪上，用右肘撑起身体，然后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论国际形势，或者讲他兄弟彼得的故事。显然，彼得是一个多事的家伙——他喜欢女人，喜欢音乐，爱打架。很久以前的一个夏日晚上，他淹死在第聂伯河里——真是个轰动一时的结局。这个故事由亲爱的老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讲出来，就变得索然无味。他讲得那么认真细致，那么面面俱到，以至于有一次在树林里休息时，他突然面带微笑地问道：“彼得有次骑了村里牧师的母山羊，这故事我可曾跟你讲过？”我一听都要哭喊起来：“听过，听过，你早就说过了，现在就饶了我吧！”
可惜如今再也听不到他那又臭又长的故事了，再也看不到他那茫然却又和善的眼神了，再也看不到他发红的秃顶和日渐花白的双鬓了。如果他的一切都是那么无趣，他如此迷人的秘密又在哪里？为什么每个人都那么喜欢他，为什么大家都对他依依不舍？他做了什么而如此受人喜爱？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答案。我只知道，那些他不在我身边的早晨，我常会感到不安。有时候他去社会科学院（他在那里专心研读《经济世界》的合订本，用工整而秀气的字体抄下他认为重要的、最值得注意的段落），有时候又会上门做俄语家教。他一直在给一对老夫妻和他们的女婿教俄语，和他们的交往使他对德国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多误解——我们这些知识分子（也是世上最不被注意的群体）认为自己对德国人的生活方式最有发言权。对，我会感到不安，好像我早就有不祥之感，预料到他会在布拉格的街上突然心脏衰竭而死。尽管当初得到布拉格的那份工作时，他曾是那么快乐，笑得那么开心。给他送行那天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想想看，一个人终于有了机会去讲授他最喜欢的课程，那该是多么快乐啊！他给我留下了一堆旧杂志（若论过期之快，尘封之久，没有什么比得上苏联的杂志），留下了他的鞋撑（好像我命中注定躲不开鞋撑），还留下了一支崭新的钢笔（那是留作纪念的）。他走后还是很关心我，后来当我们的通信渐渐减少、终至停止时，生活又一次陷入了深沉的黑暗之中——黑暗中成千上万的人在哀号，我好像不大可能从中逃出——我知道，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一直没有忘记我，一直在打听我，尽力给我些间接的帮助。他是在一个美丽的夏日里走的，给他送别的人情不自禁，泪如泉涌。一个近视眼的犹太女孩，戴着长腿眼镜和白手套，捧来一大束罂粟花和矢车菊，列昂尼德·伊万诺维奇笨拙地闻着花香，满脸笑容。我当时是否意识到这有可能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呢？
当然我是意识到了的。我当时确确实实想到了这一点：对，我是来见你最后一面的。事实上，我从来都是这么个想法，对每件事情，对每个人。有些东西，有些人，我痛苦地、简短地、疯狂地向他们致意，他们往往不理不睬，我就不断地和这样的人和事告别，一辈子都是这样。
循环
其次，他突然疯狂地迷恋上了俄国。第三，也是最后一点，他痛惜逝去的青春年华，痛惜随着青春年华逝去的一切——那时的义愤填膺，那时鲁莽冲动，那时的万丈豪情。还有那绿色明媚的清晨，矮树林里黄鹂啁啾，吵得你耳朵发聋。他坐在咖啡馆里，一边用带吸管的苏打水稀释着黑醋栗甜酒，一边揪心而忧伤地回忆过去。是什么样的忧伤呢？——唉，至今也没有好好思量过。一声叹息，胸口鼓起，随之也鼓起了遥远的过去，他父亲从坟里爬了起来，昂首挺胸站在他面前。他就是伊利亚·伊里奇·比奇科夫，le maître d'école chez nous au village， (1) 打着一条炭黑色的领带，领结打得漂亮别致，穿着府绸夹克，纽扣是传统式样，从胸骨以上扣起，往下不远就没有扣了，这样衣服的下摆就不会遮住横过马甲的怀表链。他脸色红润，头顶已秃，不过尚残留一簇软发，宛如春季里鹿角上的绒毛。他两颊上布满小皱纹，鼻侧长了个肉疣，这东西在肥大的鼻孔的映衬下，好像是一个趴在那儿的涡螺。上中学和大学的时候，每逢假期，因诺肯季叶都会从镇上出发，去勒什诺看望父亲。他于是陷入了更深的回忆之中：村头的那座旧学校拆除了，清出建新校的场地，然后是奠基仪式，风中举行的宗教仪式，康斯坦丁·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伯爵掷出一枚旧金币，金币一侧栽进了泥土里。新学校的外面由灰色粗粒花岗岩砌成，里面散发着阳光晒胶水的气味，三四年里一直这样，又过了好长时间还是这样（也就是说，这气味和记忆粘在一起了）。教室里配备了闪闪发亮的教学设备，比如放大了的农田和森林害虫的图像。不过因诺肯季叶对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提供的那些鸟类标本很是厌恶。就想愚弄普通民众！是的，他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平民：年轻的时候，看河对岸的那座大庄园，透着古老的特权和帝国的气势，在绿色的水面上投下黑沉沉的巨大倒影，他就心生憎恨（也就是说好像很仇恨一般）。那片绿水一带依稀可见淡黄色的聚伞圆锥花，在冷杉林中到处开放。
新学校建于世纪之交，那时戈杜诺夫——切尔登采夫正好结束了他的第五次中亚探险回国，和他的年轻妻子（那时他四十岁，大妻子一倍岁数）在圣彼得堡政府为他建造的勒什诺庄园避暑。上帝啊，潜入往事之水，那是多深啊！一层透明的薄雾渐渐消散，这层薄雾仿佛起自水下一般。在这层薄雾中，因诺肯季叶看见自己三四岁时的模样，进了那座大庄园，在那些富丽堂皇的房间中跑来跑去。他父亲则踮着脚尖走动，手上还捧着一束湿漉漉的山谷百合。他手握得如此之紧，以至于攥得吱吱作响。周围的一切似乎也很潮湿，一层薄雾泛着微光，微微颤动，吱吱作响，这便是唯一能看清的东西。可是几年以后，这层薄雾变成了一段耻辱的回忆：他父亲紧攥花束，踮着脚尖走动，两鬓暗暗流汗，一副感恩戴德、奴颜卑膝的样子。原来一个老农民告诉因诺肯季叶，是“我们好心的主人”帮助伊利亚·伊里奇从一件虽说无足轻重但却十分麻烦的政治事件中解脱出来，要不是伯爵出面说情的话，他就被流放到帝国的蛮荒之地去了。
塔尼娅常说，不只是在动物界，就是在植物和矿物界，也同样能找到他们家的亲戚。的确，一直以来，俄国和外国的博物学家都用“戈杜诺夫”来命名新发现的野鸡、羚羊、杜鹃花等种群，甚至还出现了一整套的“戈杜诺夫系列”（他自己只命名昆虫类）。他有过这么多重大发现，对动物学作出过杰出贡献，还历险上千次，并以藐视风险而闻名，然而这一切都无法让人们宽容他的贵族出身和万贯家产。更有甚者，别忘了，总有些知识分子会我行我素地进行些毫无用途的科学研究，所以戈杜诺夫常受人指责，说他关注“新疆臭虫”胜过关注俄国农民的疾苦。因诺肯季叶年轻时听了伯爵的故事，总是深信不疑。其实那都是些荒唐的传言，说他走到哪里都有情妇，像中国人一样凶残，还执行沙皇的秘密使命——和英国人作对。他的真实形象一直模糊不清，只记得他摘下手套投出一枚金币（在因诺肯季叶更早一点的记忆里，他只记得他初来庄园时，庄园主人在迎客厅里见到一个卡尔梅克人 (2) 领着的这个身穿天蓝色衣服的小孩，有点犯糊涂）。后来戈杜诺夫又去了撒马尔罕 (3) 或是维尔内 (4) （他通常都从这两个地方出发开始他传奇般的游历），这一去就是好长时间。他外出时，他的家人就到南方避暑，看样子他们喜欢克里米亚乡村胜过自家的乡下别墅。他家的冬天都在首都度过。在首都，他家的房子靠着码头，是一幢二层私宅，漆成了橄榄色。因诺肯季叶有时会碰巧经过那里，所以他还记得透过落地窗前饰有图案的薄纱，依稀可见一尊女人雕像，撅着凹凸有致的白色屁股。几个肋骨暴突的橄榄色男人雕像柱子支撑起一个露台：这些石像紧绷着结实的肌肉，痛苦地扭曲着嘴巴，这让我们那位容易激动的贵族想起受奴役之苦的无产阶级形象。在涅瓦河多风的早春里，有那么一两次，因诺肯季叶在码头上看见过戈杜诺夫的女儿，牵着她的猎狐狗，身边陪着家庭女教师。她们也就是一闪而过，但给他留下的印象却历历在目：塔尼娅穿着齐膝的靴子，一件海军蓝短外套上镶着黄铜色的圆纽扣。她快步走了过去，还拍了拍海军蓝短裙上的褶皱——用什么拍的呢？我想是用那条牵狗的皮带。拉多加湖 (5) 的风吹起她海军帽上的丝带，身后不远走着家庭女教师，穿一件大尾羊皮的夹克衫，一边扭动着腰肢，一边甩着一只胳膊，手上套着一个紧紧卷起来的黑色皮手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