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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语，星期五 。
(2) Kharkov，乌克兰哈尔科夫州首府，乌克兰第二大城市。
滞烟
悬在暮色里的街灯亮起来了，实际上是一齐亮起来的，这时通往拜仁广场的路上那些没有亮灯的屋子里，每样物品都受到门外光线的影响而发生轻微的变化。变化反映蕾丝窗帘上，外面的光线一照，窗帘的花纹图案就映了出来。他懒懒地躺了三个钟头了（一个四肢瘦长、胸部平坦的年轻人，夹鼻眼镜在若明若暗的夜色里闪着微光），只是吃晚饭时有过一点短短的间歇，那也是在仁慈的沉默中度过的：父亲与姐姐又吵了一场，这会儿都在桌边看书。这种不知何时结束的压抑感他非常熟悉，如今已经麻木了，所以他躺在床上，目光穿过睫毛望去，每一条线、每一道边，或者每一道边的影子，都变成了海平面或是一片狭长遥远的土地。他的眼睛一旦习惯了这种变形规律，变形就自动发生（就像小石子连续不断地从巫师的背后变出来一样，毫无用处）。现在，在这间屋子的宇宙里，某一处就形成了一幅梦幻图景，一个遥远的幻象，框架透明，孑然独立，非常诱人：比如说，那是一片水域，一个黑色的岬角，长着一株南洋杉，小小的一点轮廓。
隔壁的客厅里有时传来模糊简短的说话声。那时候俄国流亡者在柏林租的中产阶级公寓里，客厅是比较宽敞的中央地带。他的房间和客厅之间隔有滑门，透过滑门的波纹亚光玻璃，一盏落地灯在那头闪着黄光。往下一点，可以看见一把椅子模糊的黑靠背，仿佛从深水里浮现出来一般。椅子之所以放在这个位置，是为了防止房门经过多次推拉后门扇错开缝。客厅里（也许在客厅最远一头的长沙发上）坐着姐姐和她的男朋友，有几次神秘的短暂停顿，最后变成了轻轻的咳嗽或者关心体贴的笑声，估计两人是在接吻。大街上传来其他声音：小汽车的声音自远处连绵传来，在十字路口又加上了喇叭声；反之亦然，喇叭声先传进来，紧接着是轰隆隆声，门扇抖动声也及时地加入其中。
水母在水中游动，每动一下便发出点点微光。他心中所想，正如水母游动一般。那种流动感变成了某种超凡的视觉。他平躺在沙发床上，觉得阴影浮动，把他带到了路边，同时，他好像在护送远处的步行之人，想象着现在人行道的路面正好在他眼底（自己的视觉简直就像狗一样敏锐）。指向天空的秃树枝还有点颜色，要不然就是商店的橱窗一个接一个：理发店的人体模型，对解剖学发展的贡献简直要超过红桃皇后了；一幅框架展览头像，配着紫色石楠花茎，肯定是《塞纳河畔的无名少女》，在德国非常流行，和许多兴登堡总统的肖像挂在一起。接下来是一个灯罩商店，所有的灯泡都亮着，人们不禁要问，这么多灯里面，哪一盏是商店自己日常用的灯呢？
猛然间他想到，他在黑暗中像木乃伊一样躺着，这是很别扭的——姐姐也许以为他不在家里，或以为他在偷听。但是要动一下实在不容易，因为他的存在形式已经失去了所有特定的标志，以及固定的界限。比如，房子另一边的小巷也许是他的手臂；东方的星星闪着寒意，一朵细长稀薄的云拖过天空，这可能就是他的脊背。他房间里是一道道暗影，客厅门上的玻璃变成了夜间金波闪闪的海，这两样东西都不能给他提供可靠的方法来测量或划分他自己。他找到的可靠方法仅仅是他有感觉的舌尖灵敏地一动，在嘴里突然一卷（好像半醒半睡间来了精神，要看看是否一切都好），通过触觉开始为一点点柔软的陌生东西而担心。那是一点熟牛肉，牢牢地塞在牙齿里，这时他才意识到，那个可见的、触摸得到的牙洞，十九年来已经改变了。如今舌头要将牙洞里的东西舔出来才舒服，留下一个大洞等着以后重新填满。
这时门那头公然不知羞耻地静了下来，于是他不好动得太厉害，但又想找一个好使的尖头小工具来帮一下那个孤独的瞎眼工人。他伸伸腰，抬起头，打开靠近沙发的灯，这样他的身体形状就完全显露了。他看着自己（夹鼻眼镜，稀疏的小黑胡子，粗糙的前额皮肤），心生厌恶。每次从疲倦的迷雾中醒来一看自己的身子，就会产生这种感觉。这预示着什么？那种压迫、戏弄他灵魂的力量到底是什么样子？那种在我身体内不断增长的东西，它究竟源于哪里？想从前我的日子基本上天天一样——大学，公共图书馆——可是后来，受父亲的差遣，我长途跋涉，去了奥西波夫家。在那儿，空地边上有个客栈，潮湿的顶棚，烟囱里冒出的烟贴上屋顶，又缓缓爬下来。湿气凝重，滞烟伴着湿气昏昏欲睡，不肯升起，不愿脱离它心爱的沉迷状态。就在这时候，那种冲动出现了，就在这时候。
台灯照亮了一本油布封皮的练习本。旁边一张落满墨水斑点的吸墨纸上放着一叶剃须刀片，刀片孔里落满一圈灰尘。灯光还落在一枚别针上。他掰开别针，顺着舌头舔剔的方向，把那一小块牛肉挑出来，咽了下去——胜过任何的美味。随后那个得到满足的器官平静了下来。
突然，一只美人鱼似的小手从外面伸到了门上的水纹玻璃上，门扇抖动着被拉开，他姐姐乱发蓬松的头探了进来。
“亲爱的格里沙，”她说道，“做个天使，从父亲那儿弄点烟来吧。”
他没有回答，她睫毛浓密的湿润眼皮眯成了一条线（不戴角质架眼镜的话，她的视力非常差），想看看他是否在沙发床上睡着了。
“给我弄点烟来吧，格里沙，”她又说，求得更见可怜了，“唉，求你了！昨天刚吵完，我现在不想找他。”
“也许我也不想呢？”他说。
“快去，快去，”姐姐亲切地说道，“快点去吧，亲爱的格里沙！”
“好吧，你别说了。”他总算答应了。他姐姐小心地合上门，消失在玻璃后面。
他又检查了一下他那块被灯光照亮的小岛，充满希望地想起他曾在某个地方放了一盒烟，是有一天一个朋友来碰巧落下的。闪闪发亮的别针不见了，原先放别针的地方放着半打开的练习本（就像睡着的人睡着睡着换了位置）。也许放在我的书中间了。书架在书桌上方，灯光只能照到书脊。都是一堆胡乱堆上的垃圾（绝大部分是垃圾），政治经济手册（我想要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可是父亲最终赢了）。也有一些他喜爱的书，曾有益于他的心灵：古米廖夫的诗集Shatyor （《帐篷》），帕斯捷尔纳克的Sestra moya Zhizn’ （《生活，我的姐妹》），加斯达诺夫 (1) 的Vecher u Kler （《克莱尔家的夜晚》），拉狄格 (2) 的Le Bal du Comte d'Orgel （《欧杰尔伯爵的舞会》），西林 (3) 的Zashchita Luzhina （《卢仁的防守》），伊里夫和彼得罗夫 (4) 合写的Dvenadtsat' Stul'ev （《十二把椅子》），还有霍夫曼 (5) 、荷尔德林、巴拉丁斯基，以及一本旧的俄罗斯旅游指南。那种轻柔神秘的冲动又来了一次。他聆听着。这感觉还会来一次吗？他神经高度紧张，思维逻辑都混乱了。他缓过神来后，花了好长时间回忆他为什么站在书架旁摸着书。一个蓝白相间的袋子夹在桑巴特教授 (6) 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之间，打开一看，是空的。唉，只好放回去，里面没有东西。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他穿着破旧的卧室拖鞋，短裤松垂，无精打采地拖着脚，几乎无声无息地从卧室走到了门厅，摸了摸门闩。梳妆镜底下的平台上，挨着客人漂亮的米色帽子，有一张皱皱的软纸：是玫瑰花的包装纸，花已经打开了。他在父亲的外套里翻找，手指抖抖索索地插进一个陌生口袋里，那是一个冷漠无情的世界。他以为在口袋里会找到一个备用的烟盒，但没有找到，便知道父亲已有防范。没办法了，我必须去找他要。
这时他的梦游行程又到了一个不确定的点，再度陷入迷雾地带。这一次他体内再次出现的冲动具有强大的力量，是比所有外部的感知都活跃，以致他都没认出镜子里的人是谁。镜子里只见一个肩膀软塌塌的年轻人，没有刮过的苍白脸颊，红耳朵，无声无息地滑了过去，这正是他的模样和面容啊。他赶紧回过神来，进了餐厅。
餐厅里，父亲就坐在餐桌旁，女仆去睡觉之前往桌上放了晚间茶，已经放了很久。父亲的一只手捻着有几缕已经花白了的黑胡须，另一只手高高举着夹鼻眼镜，食指和拇指捏着眼镜的弹簧夹子。他坐在那里研究一份巨大的柏林地图，被折得很破旧了。几天前，在几个朋友家里有过一场激烈的俄罗斯式争论，争的是从一条街步行到另一条街最短的路是哪一条——顺带一提，这两条路争论的人谁也没去过。现在看他父亲皱着个脸，神情又惊又气，鼻翼两侧拉出了粉红色的八字纹，可以断定老人家这回是争输了的。
“你在看什么？”他问道，打量儿子一眼（也许他心里希望我坐下来，揭开茶壶的保温罩，给他倒一杯茶，也给我自己倒一杯）。“香烟？”他又问道，还是询问的口气，注意到儿子在往香烟那边看。儿子已经走到父亲身后去了，要拿放在桌子另一头的烟盒。但是父亲已经把烟盒推到另一头去了，一时间有点尴尬。
“他走了吗？”这是他问的第三个问题。
“没有。”儿子答道，伸出软软的手抓了一把香烟。
走出餐厅的时候，他注意到父亲整个身子转了过去，看着墙上的挂钟，仿佛挂钟说了什么似的。接着转回身来——但这时我正在关的那扇门合上了，我没有看见他最后做了什么。我没有看到他最后做了什么，我心中又想起了别的事情。还是和刚才一样，遥远的大海，姐姐通红的小脸，再就是澄澈夜幕边缘上听不真切的隆隆声——不知为何，每一样东西都有助于形成最终的景象。我的灵魂仿佛被一场无声的爆炸点亮了，我极其清晰地看到了未来自己对往昔的回忆。我突然明白，将来有一天我会不得不回忆起我父亲令人心酸的双肩，就像回忆起当年饭桌上的争吵太厉害时，死去的母亲总是紧按两鬓，泪流满面。那情景残酷无情，历历在目，难以抹去：父亲心情郁闷地靠在那张破旧的地图上，穿着家里保暖的夹克衫，上面满是灰尘和头皮屑。这一切极有创意地和最近的景象混在一起：青烟滞留在潮湿屋顶上的枯叶里，久久不散。
透过双页门的缝隙，看不见的手指急匆匆拿走了他握着的东西。现在他又躺在了沙发床上，不过先前的懒散已经消失了。一条有韵律的线，巨大，活跃，蜿蜒伸展，弯曲时出现一个优美的韵，如雷霆般闪亮。它闪到哪里，哪里就出现又一首诗的移动剪影，如同你点着一支蜡烛上楼，走到哪里，墙上就投下你的影子。
意大利音乐一般的俄语头韵令人陶醉，带着对生活的渴望，废弃的词汇产生了新的诱惑（现代的bereg回归到breg，一片更远的“水岸”；holod回归到hlad，就是更古雅的“寒冷”；veter回归到vetr，“北风之神”更好的表达）。幼稚的诗歌容易消亡，等印刷下一版的时候它当然就枯萎了，就像以前那些写在黑色练习本里的诗歌一样，一首接一首凋零。不过不要紧：此刻我相信仍然活着、仍然流传的诗歌是有美妙前景的，我泪流满面，心中充满了快乐，也知道这种快乐是地球上现存的最了不起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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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aito Gazdanov（1903—1971），俄国流亡法国的小说家，《克莱尔家的夜晚》是其第一部长篇小说。
(2) Raymond Radiguet（1903—1923），法国诗人、小说家。
(3) 即纳博科夫，西林是其早期的笔名。《卢仁的防守》现在的书名为《防守》。
(4) Ilf and Petrov，两位俄国讽刺作家，两人合著的《十二把椅子》是代表作，也是讽刺名作。
(5) E. T. A. Hoffmann（1776—1822），德国作家、作曲家。
新遇
他年老，他有病，世上没人需要他。因为贫穷，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已经沦落到不问明天怎么过，只奇怪前一天竟然过来了的境地。就个人的财物来说，除了他的病，这世上任何事情都对他没有多大意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和姐姐一同从俄罗斯流亡到柏林。姐姐一生未婚，十年前就去世了。姐姐的形象已经成为虚无，他习惯了，也不再思念她。不过就在那一天，他从俄罗斯流亡者公墓参加D教授的葬礼回来，在电车上，突然忧郁地想起姐姐的墓破败不堪的状况：十字架上的漆皮零零星星地剥落了，椴树树荫掠过墓碑，擦拭着墓碑，墓碑上的名字已经很难看清了。约有十来个没有工作的老流亡者参加教授的葬礼，怀着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的粗俗心理聚到一起。就像葬礼上常见的那样，大家稀稀落落站在一起，伤心地等候着。仪式很简单，没有走宗教规程，用树枝在头上方隔一阵晃一晃，很快就结束了。阳光强烈，难以忍受，尤其是饥肠辘辘，更难忍受。然而，为了不失体面，他外面穿了一件大衣，以遮掩外套的寒酸。他和教授是老熟人，站在令人愉快的七月暖风里，他想把死者的音容笑貌端端正正、稳稳当当地摆在自己心灵的眼睛之前，可是风轻轻一动，就把死者的相貌卷起来，吹散了，他怎么抓也抓不住。他的思绪老是拐到别处，在他记忆的一角，他姐姐真真切切地死而复生了。只见她和他一样又沉又胖，长着个男人一般的鼻子，又红又大，油光闪亮，宛如涂了一层漆，上面架着她常戴的眼镜。她身上穿着一件灰夹克，就像如今活跃在社会政治圈里的俄罗斯女性一样。初看之下，她是个活力四射、光彩照人的人，聪明，能干，活泼。可是说来奇怪，她还有忧郁沉闷的一面，令人费解，也只有他才能注意到她的这一面。不过话说回来，姐姐的各个方面里，他最喜欢的还是她忧郁沉闷的这一面。
柏林的电车挤得不像是人坐的，乘客中另一位年老的流亡者几乎一直坐到了终点站。他是一个目前没有执业的律师，也是参加完葬礼返回的。也是对任何人没有用处的人，眼前可能只对我有点用。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对此人也就是略知一二，如果在疾驰的电车上挤在混乱的乘客中二人有缘相遇的话，那要不要和他聊几句呢？与此同时，另一位仍旧贴窗而坐，看着窗外的街景，他过于平庸的脸上露出冷嘲的神情。（这是我看到的片刻情景，之后我的视线就一直没有离开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这位新遇之人。）他终于下车了。他身子沉，行动笨拙，售票员扶着他下车，站到车站的长方形石板候车岛上。落地之后，他不紧不慢地表达了谢意，从车上收回自己的胳膊，售票员刚才一直抓着这只胳膊的袖口。然后他缓缓迈开脚步，转弯，小心地四面看看，朝马路走去，想穿过危险的街道，到一个街心公园去。
他安全地穿过马路。一小会儿之前，就在教堂墓地，颤巍巍的老牧师根据仪式提议唱诗班为永久纪念死者而咏唱，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花了好长时间，费了好大劲，这才跪下身来，一直跪到唱诗结束。那时他的膝盖和地面连在了一起，竟然站不起来了。老蒂霍茨基像刚才那个电车售票员扶他下车一样扶他站起来。这两次相似的印象加剧了他格外疲惫的感觉。毫无疑问，这种疲惫感觉有旱田干透的味道，但也自有乐趣。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觉得现在返回那些呆笨的好心人和他一起寄宿的公寓无论如何都太早，于是他拄着手杖朝一个长凳挪过去，缓缓地往下坐，直到最后一刻才顺应地球引力，总算瘫坐下来了。
不过我想了解，这种快乐，这种膨胀的幸福感，是从何而来的。有了它，人的灵魂立刻就变得巨大，透明，珍贵。不管怎样，想想看，这里有个病老头，死亡的迹象已经显在他身上。他已失去了他所有的心爱之人：他的妻子，当年还在俄罗斯时就离开他投奔了有名的反动分子马林诺夫斯基博士；他工作的报纸关闭了，他的读者、朋友、和他同名的亲爱的瓦西里·伊万诺维奇·马勒在国内战争期间被红军折磨致死；还有他的哥哥，在哈尔滨死于癌症；后来又失去了姐姐。
他又一次难过地想起姐姐坟墓上字迹模糊的十字架，它已渐渐融入大自然的阵营。算来肯定有七年多了，姐姐的坟墓他再没有管过，就随它去了。突然间，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清晰地记起了姐姐曾爱过的一个男子——也是她爱过的唯一一个男子——他的相貌历历在目：一个有着加尔申 (1) 气质、半疯癫、患肺痨的迷人男子，留一把黑炭般的大胡子，长着吉卜赛人一般的眼睛，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为了另一个女子开枪自杀了：血滴在他的假胸领上，小巧的脚上穿着精致的鞋。接着，没有任何联想，他就看见了中学时代的姐姐，患伤寒后理了个新发型。他俩坐在搁脚凳上，她向他解释自己陷入了一种复杂的触觉感知系统，这么一来，她的生活就变成了不停地在物体之间保持神秘的平衡：走路要摸着墙走，先是左手掌顺墙轻轻滑动，然后再换右手，好像要用两手来感知物体。似乎只有这样，她的手才干净，才能和世界和平相处，感知世界。久而久之，她的兴趣集中在女性问题上，办起了各式各样的妇女药店，发疯一般地害怕鬼魂，原因是，如她自己所言，她不信仰上帝。
姐姐常夜里流泪，对此他特别关心，也特别喜欢她这样。如今这样一位姐姐不在了。在墓地的时候，可笑的话语，几铲新土，复活了他对往事的记忆。身体沉重，虚弱，笨拙，都到了很严重的程度，这使得他要么跪下去站不起来，要么在电车上下不来（我觉得那位宅心仁厚的售票员不得不俯身伸手扶他下车——乘客中有一位也扶了他）。从墓地回来时，困倦，孤独，肥胖，羞愧，和人不一样的地方太多了：过时的谦恭，缝缝补补的内衣，褪了色的裤子，还有那一身不干净、讨人嫌、穿戴寒酸的肥肉。尽管如此，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还是不由自主地感到一种来源不明的快乐，想来不好意思，但这种快感在他漫长而艰辛的一生中不止一次地突然袭来。他非常平静地坐着，两手平摊（手指很少有舒展开来的时候）歇在手杖的弯头上，两条宽阔的大腿分开，肚子的底部鼓圆了，露在解开纽扣的外套外面，安放在长凳边上。头顶上，蜜蜂在开花的椴树上忙碌。密实的树叶间飘来一阵甜丝丝的暗香，底下树荫里，沿着人行道，躺着些酸橙树的残花，活像压扁了的马粪。一根红色的湿水管穿过小公园中心的整个草坪，稍远一点，清亮的水从管中喷涌而出，水雾里出现了幽灵般的虹彩。山楂林和一个小农舍风格的公厕之间，一条浅灰色的街道隐约可见。街边一根贴满海报的广告石柱像个胖小丑矗立着，一辆又一辆电车驶过，发出咔嚓声和哀鸣声。
这个小小的街心公园，这些玫瑰，这个花房——他看了上千次了，见过它们并不复杂的所有变化。但不论何时，当我和他经历着这样的幸福瞬间，它们自始至终都闪烁着生机与活力，参与到人的命运之中。一个男子拿着当地的俄文报纸在同一张长凳上坐了下来。这深蓝色的长凳被太阳晒得暖暖的，谁来坐都热情接纳。要我描述这个男子不容易，再说，也没有必要描述，因为自画像很少是成功的，也因为他的眼神一直显得很紧张——眼神如镜，反映出心灵中了催眠之咒。为什么我断定坐在我旁边的那个男子名字就叫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呢？因为这个姓和父名的组合看起来像是一张扶手椅，宽厚温柔。他的大脸盘上露着惬意，双手搭在手杖上，舒适地、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只有眼珠在眼镜片后面来回移动，扫过一片向一个方向移动的云朵，又移向一辆朝另一个方向奔驰的卡车，或者扫过一只在沙石地上喂养雏鸟的母麻雀，又移向一辆磕磕绊绊前行的木制小汽车——小汽车后面拴着一根绳子，一个孩子拉着它，拉着拉着就忘了，它侧翻过来，但还继续前进。D教授的讣告在报纸上占了一块突出的位置，这就是我为什么给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安排了这次葬礼行程，也匆匆给他那天的上午尽可能安排了典型的忧郁背景。虽然报纸上说对葬礼的日期会有专门交代，但我再说一遍，我是在匆忙中安排的。我确实希望他真的去了墓地，因为他就是你在国外俄罗斯葬礼仪式上能见到的典型代表，虽然站在一边，但正是因为他来了，这才加强了葬礼的传统性质。他的整个脸刮得干干净净，神色温柔，透出的某种气质让我想起一位莫斯科社会政治活动家安娜·阿克萨科夫女士——她是我的一位远方亲戚，我从童年就认识她，所以几乎是不经意地，但又好像早已了解了压抑不住的细节，我把她当成他的姐姐。这一切以令人眩晕的速度发生了，因为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创造一个像他这样的人物，用在我已经奋斗了两年多的一部小说的一章之中。即使这个我第一次看见时正从电车上下来，现在就坐在我旁边的胖老先生也许根本不是俄罗斯人，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让我如此满意！他的容量如此之大！说来奇怪，我百感交集，我正在用我炽热的创作快感感染着那个陌生人，那种快感足以让艺术家全身皮肤战栗。我希望，不管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年岁多大，多么贫困，胃中还有肿瘤，他总可以分享给我带来快乐的强大力量。我的快乐虽不合法，但有他分享，也算得以弥补。如此一来，我的快乐就不再是独一无二的感觉，不再是比较少见的疯狂种类，不再是跨过我整个心灵的巨大日虹。它至少让两个人得以感受，变成他们谈话的主题，从而让日常生活取得存在的权利，否则我那粗野的、原始的、沉闷的快乐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我坚持用这个名字）摘下他的黑色软呢帽，好像不是为了让头脑清醒，而是表示他完全赞同我的想法。他缓缓摸着头顶。椴树叶影婆娑，掠过他那只大手上的青筋，又落在他的满头灰发上。还是这么缓缓地，他朝我转过头来，瞅瞅我手里的流亡者报纸，又瞅瞅我装模作样读报的脸，神情凝重地移开目光，重新戴上帽子。
但他已经是我的了。过了一会儿，他使劲站起来，挺直身子，将手杖从一手换到另一手，试探着迈开短短一步，然后平静地离开了——如果我没想错的话，他是永远离开了。然而他带走了像瘟疫一般的罕见疾病，因为他神圣地与我缚在了一起，注定要短暂地出现在某一章的末尾，出现在某一句的转折之处。
我的代表，那个拿着俄文报纸的男子，现在独自坐在长椅上。随着树影移动，他已经坐进了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坐过的树荫之中，刚才给前一位客人盖上一层凉爽阴影的椴树树荫此刻在他的额前，簌簌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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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sevolod Garshin（1855—1888），俄国作家，性格敏感、脆弱，痛恨谎言与暴力，深受契诃夫赞赏，称之为“加尔申气质”。
一段生活
隔壁屋里，帕维尔·罗曼诺维奇在讲述他妻子是怎样离开他的，边说边哈哈大笑。
我忍受不了那么可怕的喧闹声，就冲进这个屋子里（房东的餐厅）——连镜子都没照上一照——当时我正好是午饭后和衣小睡了一会儿，衣服压得皱皱巴巴。一进去就碰上了这么个场面：名叫普列汉诺夫（和那位社会主义哲学家 (1) 全无关系）的房东坐在那里听，一副欲罢不能的样子——一边听，一边用一只烟草填充器往烟管里装烟草，做成俄国香烟。帕维尔一直绕着桌子转悠，一脸标准的悲伤神情，苍白的脸色似乎蔓延到了剃光的头顶——那个光头在不伤心的情况下倒显得生气勃勃。这光头是典型的俄国式干净整洁风格，令人习惯性地想起干净利落的特种工兵部队，但眼下的情景让我想起了不好的事情，像犯人的光头那样可怕的东西。
他来这儿实际上是找我兄弟的——他刚刚走了，但找没找着他也无所谓。反正他要倒倒苦水，找个现成的人听就行，哪怕这个人是个素不相识的路人。他在哈哈大笑，但眼神里并没有笑意。他说他妻子把他们居住的寓所扫荡一空，卷走了所有东西，也不仔细看看，连他最喜欢的一副眼镜也带走了。还说她的所有亲戚都先于他知道内情，他真不知道……
“对了，有一点甚为关键，”他接着说，现在直接对着敬畏上帝的鳏夫普列汉诺夫讲（此前，他的话不论多少都是自说自话，没有冲着谁讲），“关键的一点，有趣的一点，是从今往后将会如何——她是和我一起过呢，还是和那头猪一起过？”
“我们到我的屋里去吧！”我用清晰的语调说——这时他才注意到我的存在。我一直站在那里，孤独地斜靠着餐具柜的一角。餐具柜颜色很深，我个头太小，似乎融化进了餐具柜的黑色之中——是啊，我穿着丧服，为每个人服丧，为每件事服丧，为我自己服丧，为俄国服丧，为我流掉的胎儿服丧。他和我进了我租的小房间：里面有一张盖着绸布的长沙发，宽得出奇，险些就放不下了，紧挨着沙发是一张小矮桌，桌上沉甸甸压着一盏台灯，台灯的底座是个仿真炸弹形状的厚玻璃缸，里面装满了水。我这个私密环境很舒适，帕维尔·罗曼诺维奇立马变了一个人。
他坐下来，一言不发，揉揉他红肿的眼睛。我盘腿坐在他旁边，拍拍我们周围的靠垫，陷入沉思，女人托腮的那种沉思。我看着他，看着他青绿色的头，看着他结实宽大的肩膀，心想这样的身材穿一身古代的战袍要比现在这身双排扣夹克衫合适得多。我盯着他，好生奇怪，这么个又粗又矮的家伙，相貌也非常一般（除了牙齿——我的天，真是一口好牙！），怎么会让我站不稳脚跟呢？就在两年前，我在柏林的流亡生活刚开始的时候，就迷上了他，当时他正计划娶他的女神。我对他多么着迷啊，为他痛哭，多少次梦见他戴在毛茸茸手腕上的细钢链。
他从裤子后兜中掏出他的“战地”（这是他的叫法）大烟盒，沮丧地点点头，拿出一支俄国烟来，烟管一端抵住烟盒盖，连敲好几下，比平时敲的多了好几下。
“是的，玛丽亚·瓦西耶芙娜，”他终于说话了，一边点烟，一边从牙缝里挤出声来，高高抬起他的三角眉毛，“是的，没人能预见这种事情。我信任那个女人，绝对信任。”
他喋喋不休地说了好多之后，一切都显得出奇地安静。能听到雨打窗台的声音，普列汉诺夫装烟的敲击声，还有狗的哀鸣声。那是一条神经质的老狗，锁在走廊对面我兄弟的房间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么是因为天气太阴沉，要么也许是因为已经降临在帕维尔·罗曼诺维奇身上的不幸要求周围的世界（分散的世界，没有光彩的世界）做出一点反应——不过我的印象是：天色已然很晚了（虽说实际上只是下午三点），我还是得横穿柏林到城市的另一头去办一件我那位迷人的兄弟亲自去才能办好的事情。
帕维尔·罗曼诺维奇又说开了，这一次声细如丝：“那个老臭婊子，她和她钻在一起拉皮条。我老觉得她讨厌，这情绪也没瞒着列诺什卡。好一个婊子！我想你见过她的——六十左右，头发染得像匹杂色马。胖，胖得背都鼓起来了。尼古拉斯出去了，真遗憾。让他一回来就给我打电话。你知道的，我是个有话直说的简单人，长期以来一直告诫列诺什卡，说她母亲是坏婊子。现在我脑子里想的是这么个主意：也许你兄弟可以帮我一把，给那老妖婆写封信——算是个正式声明，就说我原本知道，现在也完全明白，这一切都是谁教唆的，是谁带坏了我的妻子——对，字里行间是这个意思，但措辞当然要十分客气。”
我什么也没说。这就是他第一次拜访我的情形（不算他多次拜访尼古拉斯），第一次坐在我的kautsch (2) 上，把烟灰抖在我的彩色靠垫上。这次拜访若放在过去，会给我天大的快乐，现在却让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很久以前，正派人都在说他的婚姻是个败笔，他的妻子是一个低俗轻佻的傻瓜——还传出颇有远见的谣言，说她找了个看上她一身肥肉的怪人当情人。所以我听到这桩婚姻触礁沉没的消息时，并不觉得意外。其实没这个消息，我也会隐隐有所预感，帕维尔·罗曼诺维奇迟早有一天会被一阵风浪打到我的脚前。然而到了这一天，我无论多么深刻地作自我检查，都找不到一丁点快乐的感觉。我的心情恰恰相反，唉，太沉重，我都说不上有多沉重。我所有的恋爱，在那些男主角的合谋之下，都毫无例外地走上了预先设定的平庸和悲剧的不归路。要么更准确地说，是他们的平庸，迫使我的恋爱向悲剧倾斜。我都不好意思回顾他们的开局招式，一想到结局的卑劣，更让我胆战心惊。中间一段，本应该是某段恋爱的本质和核心部分，留在我脑中的印象却是无精打采的沉重脚步，拖着走过泥水和湿雾。我对帕维尔·罗曼诺维奇的迷恋至少有让人高兴之处，那就是和过去所有的恋爱形成对照，比较冷静，也比较愉快。不过这种迷恋颇为遥远，被过去深埋。以现在借鉴过去，回顾之下生出一丝不幸之感，失败之感，甚至明明白白的悔恨，原因仅仅是我不得不听这个男人不停地抱怨他妻子，抱怨他岳母。
“我真的希望，”他说，“尼古拉斯早点回来。我又有了另外一个计划，我认为是个很好的计划。同时，我也好出去溜达溜达。”
我还是什么都没说，满怀哀伤地看着他，拉起黑披肩的穗边遮住嘴唇。他在玻璃窗前站了一会儿，窗玻璃上有只苍蝇往上爬，又是翻滚，又是扑打，又是嗡嗡叫，刚爬上去一点，又滑了下来。后来他的指头点过我书架上的书脊。和大多数很少看书的人一样，他对字典有着深藏不露的喜爱。这时他抽出一本粉红色的厚底书，书面上画着蒲公英种子球和一个鬈发的小姑娘。
“Khoroshaya shtooka。 (3) ”他说道——说着就把那shtooka（东西）塞了回去，突然间痛哭流涕。我让他挨着我在沙发上坐下来，他侧身倒在一边，哭得更厉害了，最后脸贴在我腿上才止住了哭。我轻轻摸着他那像砂纸一样热烘烘的头皮和红润强壮的颈背，我发现这部位是男性最吸引人的地方。慢慢地，他抽搐得不太厉害了。他隔着裙子轻轻咬我，坐起身来。
“怎么样？”帕维尔·罗曼诺维奇说道，边说边将他平放着的双手合掌一碰，发出一声响（我忍不住笑起来，因为这声音让我想起了我的一个叔叔，他是个伏尔加地主，经常学一队威风凛凛的母牛夹着阴部啪嗒啪嗒走路的声音）。“怎么样，亲爱的？我们到我的住所去吧。一想到我要在那里孤身一人，我就受不了。我们在那边共进晚餐，喝一点伏特加，然后去看电影——你看如何？”
我虽然知道去了会后悔，可是我拒绝不了他。原本是要去尼古拉斯以前上班的地方的（他把橡胶套鞋落在那里了，需要取回来），现在打电话取消此行。就在打电话时，我在门厅的镜子里看见了自己，活像一个孤独的小修女，板着一张苍白的脸。不过一分钟后，我就打扮起来，戴上帽子，可以说是一头扎进我那双又大又黑、阅历丰富的眼睛深处，发现那里闪动着远非修女一般的东西——那双眼睛甚至透过我的香粉在闪闪燃烧——上帝啊，那双眼睛烧得多厉害啊！
在去往他家的电车上，帕维尔·罗曼诺维奇又变得冷淡起来，闷闷不乐：我告诉他尼古拉斯在教会图书馆找到了新工作，但他眼神游离，分明没在听。我们到了。他和他的列诺什卡曾住的三个小小的房间，现在乱得让人无法想象——好像他和她的东西刚刚大战了一场似的。为了让帕维尔·罗曼诺维奇开心，我开始扮演轻佻女仆的角色。我穿上了早被遗忘在厨房一角的一件极小极小的围裙，给拉得乱七八糟的家具带来和平，餐桌也收拾得整整齐齐——于是帕维尔·罗曼诺维奇又一次拍起双手，还决定做个罗宋汤（他对自己的厨艺很自傲）。
喝了两三杯伏特加后，他一下子来了精神，一副说干就干的样子，好像真的有什么事情现在就要去关注一般。我迷惑起来，不能确定他这是故作姿态演戏呢（老练的喝酒专家能用这种办法让人看不出他喝了俄国酒），还是真以为他和我，还待在我房间的时候，就早已开始做规划，讨论要做些什么呢。不料他在那边给自来水笔灌上了墨水，然后神情庄重地拿出他称为档案的东西：去年春天他在不来梅收到的他妻子写给他的一些信，他当时是代表他受雇的那家流亡人士保险公司到那里去的。他开始从这些信中引用一些段落，以证明她爱的是他，而不是另外那个家伙。这中间不停地反复说些简短的套话，像“就是这样”、“好的”、“现在咱们看看”——还继续喝酒。他说来说去就一个意思，列诺什卡只要写了“我在内心拥抱你，亲爱的宝贝诺维奇”，她就不可能爱上别的男人。如果她以为她爱上了别人，那就是她的错误，必须耐心地给她说清楚。又喝了几杯后，他的态度变了，神情凝重，气也粗起来。他无缘无故地脱下他的鞋子和袜子，然后开始抽泣，边走边哭，从寓所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只当没我这个人。一把椅子挡在他走来走去的道上，他抬起一只强壮的光脚，凶猛地将它踢到一边，顺便又带倒了玻璃水瓶。一会儿后进入了醉酒的第三阶段，就是醉酒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分。现在三部曲已经联合起来了，遵循严格的辨证原则，最初表现得活蹦乱跳，中间阶段便是彻底的消沉。在目前阶段，有些情况看样子我和她已经搞清楚了（到底搞清楚了什么，依然相当模糊）。那么她的那个情人是个坏透了的人渣，应该明白无误了。于是计划以我为主，由我主动提出去见她，好像去“警告”她一般。也有了以下这样的理解：帕维尔·罗曼诺维奇仍然坚决反对别人干涉，给她施加压力，他自己提出的建议则像天使一般置身事外。我还没来得及理清自己的思路，就已经被紧紧缠在他密集低语的网中（他在低语的同时匆匆穿上鞋子）。我不知不觉间拨通了他妻子的电话，直到听见她又高又响、傻里傻气的声音时，我这才突然意识到自己喝醉了，做事像个白痴一样。我摔下话筒，不料他开始吻我一直紧攥着的冰冷双手——我又拨通了她的电话，毫无热情地报了姓名，说有急事定要见她。她迟疑片刻后同意马上过来见我。直到这时——也就是说直到他和我动身了，我们的计划这才明晰起来，每个细节都成熟了，也惊人地简单。我将告诉列诺什卡，说帕维尔·罗曼诺维奇要交给她一些极其重要的东西——和他们破碎的婚姻绝无关系，什么关系都没有（这一点他一再强调，像个谋士一样做了特别叮嘱），他将在她家街对面的那个酒吧等她。
爬上楼梯花了好长时间，宛如过了昏暗的漫长岁月。一想到我们上次见面时我戴着和这次相同的帽子，穿着相同的黑狐皮大衣，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列诺什卡则正好相反，穿得光彩照人，出来迎接我。她的头发似乎刚烫过，不过烫得很差，整体来说，比从前朴素多了。她的嘴唇涂得很讲究，可是周围长满肿起来的小水疱，害得那点儿涂出来的优雅也消失殆尽了。
“我根本不相信，”她说，好奇地打量我，“事情就有这么重要。不过他要是觉得我们还没有吵够，那好，我同意回来，但我要当着证人的面吵。和他单独在一起，我害怕，我已经受够了。非常感谢你。”
我们进了酒吧，帕维尔·罗曼诺维奇坐在挨着吧台的桌边，胳膊肘支着身子。他一边用小指揉发红的眼睛，一边用单调的声音给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的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和盘托出他所谓的“一段生活”。陌生人是个德国人，极其高大，分头油滑光亮，但脖颈上长满细细的黑毛，手指甲咬得一塌糊涂。
“不管怎么说，”帕维尔·罗曼诺维奇用俄语说，“我父亲不想和官府惹上麻烦，就决定在房子四面围上篱笆。好，问题解决了。我们家到他们家和这里到——”他回头望望，心不在焉地朝他妻子点点头，完全放松下来，继续讲，“和这里到电车轨道那么远，这样他们就不能提出任何要求。不过你必须同意，没电的情况下，在维尔纳度过整个秋天可不是开玩笑的事。这么说来，最无奈的是……”
我发现要听明白他在讲什么是不可能的事。那个德国人半张着嘴，听得很尽心：他对俄国知之甚少，想听明白的努力过程让他觉得快乐。列诺什卡开始在包里乱翻，她紧挨着我坐着，我能感觉到她身上令人不快的体温。
“我父亲的病，”帕维尔·罗曼诺维奇接着说，“促使他下了决心。要是如你所讲，你真的在那里住过，那当然会记得那条街。一到晚上就很黑，有人碰巧看见也不是稀罕的事……”
“帕夫里克，”列诺什卡说，“这是你的夹鼻眼镜，我不小心把它放在我的包里拿走了。”
“一到晚上街上就很黑。”帕维尔·罗曼诺维奇又说了一遍，说着打开了她隔着桌子扔过来的眼镜盒。他戴上眼镜，掏出一支左轮手枪，朝他妻子射击。
她大吼一声，拖着我倒在桌子底下，那个德国男人在我们身上绊了一跤，和我们摔在了一起，就这样我们三个人纠缠着躺在地上。不过我还是来得及看见服务员从后面冲向肇事者，抡起一个铁制的烟灰缸，兴致昂扬地狠狠砸到那人头上。之后就是这类事件的常见尾声，慢慢收拾残局，加入其中的有吓得目瞪口呆的行人，有警察，有救护人员。列诺什卡放声呻吟着（子弹差点射穿了她晒黑的胖肩膀），被救护车送去了医院，但不知怎的，我没看见他们是怎样带走帕维尔·罗曼诺维奇的。等一切收拾完毕——也就是说，所有的东西，街灯、房屋、星星，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后，我发现自己在我们这位德国幸存者的陪同下走在空无一人的人行道上。这个高大英俊的男人，没戴帽子，身上的宽松雨衣在我身边飘摆。起初我以为他是要送我回家，后来才明白过来，我们是在朝他家的方向走。我们在他家门前停了下来，他向我解释——说得很慢，很沉重，不过并非毫无诗意；不知为何，他讲的是蹩脚的法语——说他不能带我进他的房间，原因是他和一个好朋友住在一起，这个好朋友对他而言就像父亲、母亲、妻子一样。他的借口欺人太甚，我命令他立刻叫一辆出租车，送我回我的住处。他露出了一个惊讶的微笑，冲着我的脸关上了房门。我沿着一条街走去，雨虽然几个小时前就停了，但街上仍然很湿，而且潮气逼人——是的，我独自一人一路走去，就像我从时间之初走来一般，眼前不停浮现出帕维尔·罗曼诺维奇，只见他站起身来，从他可怜的头上擦掉血迹，抹去尘土。
* * *
(1) 指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Georgi Plekhanov，1856—1918），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文艺理论家、美学家。
(2) 德语，沙发 。
(3) 拉丁文转写的俄语，什么东西 。
菲雅尔塔的春天
菲雅尔塔的春天多云且沉闷。各种东西都泛着湿气：悬铃木斑驳的树干、杜松灌木、围栏、铺路的小石子。远处几幢淡蓝色的房屋，错落排成一行，摇摇晃晃爬上斜坡（一棵柏树指示了爬坡的方向）。就在那些高低参差的屋檐之间蒸腾着一片水汽，水汽中影影绰绰的圣乔治山显得越来越不像明信片上画的样子。画着圣乔治山的明信片自一九一○年以来一直是招徕观光旅游者的法宝。它们（如那些戴草帽的年轻出租马车车夫所言）始终在旋转售卖支撑架上，和带紫晶的岩石以及壁炉上梦幻般的贝壳装饰待在一起。空气中没有风，很温暖，隐隐有一丝烧糊了的气味。雨水冲淡了海水中的盐分，大海这时不是碧蓝而是灰色，海浪懒懒涌动，不愿碎成泡沫。
三十年代初，就在这样的一天，我不知不觉间走在了菲雅尔塔一条陡直的小街上。我所有的感觉都敞开着，各种景色马上尽收眼底：货摊上摆着品种繁多的海产品，商店橱窗里有珊瑚做的基督受难十字架；墙上贴着一家巡游马戏团垂头丧气的演出海报，被浆糊浸湿了，一角已从墙面上脱开。灰蓝色的旧人行道上扔着一小块尚未熟透的柑橘的黄皮，是它留住了即将消逝的记忆，时不时令人想起古老的马赛克图案。我喜欢菲雅尔塔。我喜欢它，是因为在流淌着紫罗兰色音节的山谷里我感受到了一朵遭受风吹雨打最厉害的小花隐隐散发出的香甜湿气，也是因为这个可爱的克里米亚小镇有一个中提琴般的名字，仿佛有浓浓情思回响在琴音中。我喜欢菲雅尔塔，还因为这里的四旬斋 (1) 湿气凝重，昏昏的睡意中自有净化心灵的特殊之物。所以我故地重游，非常高兴。我沿着排水沟中的潺潺流水溯流朝山上爬去，没戴帽子，脑袋湿了。虽然衬衣外面只罩了一件轻便雨衣，皮肤上却早已暖洋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