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激凌家族De ijsmakers
作者：恩斯特·凡德奎斯特【完结】
译者:孙远
内容简介
我已经决定好了，今后每个选择都忠于自己。
在意大利北部一个小村庄里，塔拉米尼家族已经做了近一百年的冰激凌。每年春天，他们举家前往荷兰鹿特丹卖冰激凌，直到冬天才回山间老家。手艺一代代传承，但到了卓凡尼一代，出现了危机。
卓凡尼酷爱诗歌，有一个文学梦，他想离开。
作者简介
恩斯特·凡德奎斯特（Ernest van der Kwast,1981—）荷兰作家，出生于孟买，成长于鹿特丹，从小酷爱写作。2010年，他出版了小说《我的印度老妈》（Mama Tandoori），用悲喜交织的手法描绘一个移民家庭的趣事与遭遇。小说在荷兰和意大利大受欢迎，也让他成为欧洲文坛备受瞩目的新生代作家。
《冰激凌家族》是他的第四本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家庭牵绊与自我实现的故事，文字犹如冰激凌般清凉甜美，迷倒整个荷兰。作品斩获荷兰“迪欧普特文学奖”，荣登德国《镜报》畅销书榜。德国媒体评价：“恩斯特创作的故事就像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无比优美。他美丽的文字一定会俘虏每一位读者。”
目录
就这样，我的父亲爱上了一个83公斤的女子链球运动员
1881年，我的太爷爷开始做冰激凌生意
太爷爷为什么逃入了那个新世界
“精神世界里的想法”
父亲头顶一袋洋葱唱国歌
骗子马可·波罗和甜筒的问世
从前的雪
在阿姆斯特丹的日子
跟索菲亚·罗兰的屁股一样
弟弟的婚礼和父亲那会唱歌的鸟儿
按摩浴缸和烫衣板
弟弟的精子
就那几秒又有什么关系呢？
弟弟在做格拉巴酒冰激凌，我在忙着帮他生小孩
绒毛般的呼吸
在威尼斯冰激凌店的厨房里
有开头，就有结尾
就这样，我的父亲爱上了一个83公斤的女子链球运动员
在八十岁生日前夕，我的父亲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可以说是一见钟情，从一片虚无缥缈中油然而生，宛如一道闪电劈倒了一棵大树，力量无穷。母亲给我来电话时，开场白是：“你爸疯了。”
这段恋情产生于观看伦敦奥运会的现场直播，说得更具体些，是女子链球决赛。父亲托人在屋顶上装了一个卫星天线，这样一来家里的电视就可以收到一百多个频道。他整天坐在那台豪华平板电视前，用极快的速度不停地按遥控器。从日本的足球比赛到北极的自然风光片，从西班牙的小众电影到萨尔瓦多的灾难新闻，从塔吉克斯坦到斐济群岛。还有世界各地光彩照人的美女。胸部丰满的巴西主持人，穿着暴露的希腊模特。再就是那些嘴唇圆润发亮的女新闻播音员。一看到她们，观众的注意力就早已不在播送的新闻上了，更不用说播送新闻的语言了（是马其顿语还是斯洛文尼亚语来着？）。
每隔五到六秒钟，父亲就会转换频道。有时候，他也会停留在一个频道上，整夜关注墨西哥的选举或是介绍波利尼西亚绿宝石般的热带海水的纪录片。
父亲是在土耳其的某个体育频道“中的枪”。就在刚才，他那长满老茧的大拇指在遥控器上按了下去，一部埃及肥皂剧在五秒钟内展现了无数个夸张的女人面庞，可惜的是没能吸引父亲。于是他又开始按遥控器。那个按钮曾经是黑色的，后来变成了灰色，现在又成了白色，几乎透明。就在那一瞬间，他被一道闪电击中，心中的公主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白白的皮肤如奶油一般，珊瑚色的头发，手臂跟屠夫有得一拼。只见她走进赛场，提起链子，链球离开了地面，抬到了左肩旁。这时公主转起圈来，一圈，两圈，三圈，四圈，五圈，使出全身的力气把铁球丢了出去。链球宛如一颗冲破大气层的流星，划过了伦敦湛蓝的天空。只见一个黑乎乎的大坑出现在精心修剪过的草坪上。
父亲手上的遥控器掉在了地上，遥控器的后盖开了，一节电池在木地板上滚了起来。土耳其评论员激动地评论着刚才的一幕，然而父亲根本无心去听那些歌声般的话语。这时那个强壮的美女再次出现在屏幕上，那利索的回旋，瞬间就成了一把无比优雅的弓。
父亲好像也跟着一起转了一圈又一圈，越转越快，坐在沙发上心花怒放，晕头转向，就跟被那个四公斤的铁球砸到了脑袋一样。
女链球运动员名叫贝蒂·海德勒，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去年在德国哈勒的国际比赛中，以112厘米的优势刷新了纪录。那是五月里的一天，很温暖，没有风，人们都戴着墨镜，穿着短袖。贝蒂迈着轻盈的步子走向了赛场中的绿网，似乎没费什么力气就扔出了一个天文数字。铁球并没有砸出一个大坑，而是弹跳了几次，就跟小朋友们夏天丢进河里的小瓦片似的。在没有比赛的日子里她是个警察，深蓝色制服两边的肩章上各有四颗星星，红色的头发利索地盘了起来。这就是海德勒警官。
理论上贝蒂·海德勒在伦敦的成绩应该可以拿到铜牌，可是测量系统出了问题，所以成绩暂时出不来。足足等了四十分钟，才出了结果，这四十分钟对父亲来说简直就是一部爱情电影。他头脑发热地看着那个频繁出现在镜头里的红发链球运动员，急得都快哭了。贝蒂的竞争对手、浑圆的中国选手张文秀已经把五星红旗披在了宽大的肩膀上，在赛场上一边奔跑，一边跟观众打招呼。
“不，拿铜牌的怎么可能是那个1000公斤的中国人？”父亲大叫起来。
土耳其评论员没有父亲那么直白，不过他也认为不是张文秀而是贝蒂应该获得铜牌。除此以外，中国选手的体重是113公斤，比父亲的红发女神重30公斤。
“快把国旗收起来！”父亲说，“瞧你那臃肿、满身肥肉的样子！”这时贝蒂出现在屏幕上，父亲说，“别哭，我的小公主，可爱的小亲亲，可千万别伤心啊。”
父亲用的这些词句让我想起了从前。三十五年前，我还在上中学的时候，满嘴冒着诗人作品里的那些形容词，叫所有人都吃了一惊。在父亲看来，我和整个家庭之间的距离就在那时播下了种子。他惯用的总结性话语是：“从那时起，情况就再也没有好转过。”一想到我用的那些形容词，父亲就受不了。比如，跟我调情的美丽女子，母亲不愿看见的乌云密布的建筑，父亲亲手做的酒红色的樱桃冰激凌。而现在，他却用我惯用的创作方法来形容他心爱的链球运动员。
广告时间到了，一个头发定型喷雾的广告出现在屏幕上，看样子那个新娘的发型怎么也能保持一个星期。
“贝蒂！快回来！”父亲冲着平板电视嚷嚷起来，喷雾在慢动作的特效下喷到了栗棕色的卷发上，新娘满脸微笑。父亲的大拇指自然而然地动了起来，那个长满茧子的苍老的大拇指，那个握了数年勺子把柄的大拇指。对了，那把大勺子是专门用来挖冰激凌的。
“啊，贝蒂。”父亲叹了口气，那语气好熟悉，就跟男人们念出那些几乎被遗忘的女演员的名字一样：贝蒂·凯乐特、贝蒂·休顿、贝蒂·格拉贝。
这时，父亲的贝蒂又出现在屏幕上。她坐在赛场的一张橘红色格子花呢板凳上，伤心地看着前方。评论员不停地叫喊，父亲感觉自己好像听到了运动员的名字，不过也可能是搞错了，毕竟是土耳其语。他明明知道卫星电视可以收到很多别的频道，而这些频道也在转播这项比赛，比如丹麦语、德语、意大利语、荷兰语。可遥控器躺在地板上，父亲迟迟不愿意换台，因为他连一秒钟也不想错过。
那是眼泪吗？一颗银色的水珠从贝蒂左边的眼睛里流出来了？这场景宛如一场电影，父亲一定得对她说点什么，一定得安慰安慰她。母亲站在小房间的门前，就在那个房间里，电视机像一幅画似的挂在墙上。母亲刚才听到父亲在说话，便在厨房里嚷嚷起来：“爸爸，怎么了？”
我父亲名叫古斯配·巴提斯塔·塔拉米尼，而母亲已经叫了他一辈子“爸爸”。
“我爱你。”父亲说。
应该是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是四十年前母亲从父亲嘴巴里听到过这三个字。
“你说什么？”
“我爱你，我觉得你好美！”父亲回答道。
母亲不说话了，贝蒂·海德勒的眼睛里还噙着泪花。
“你的雀斑，你那强壮的臂膀，我好想亲吻你的肌肉。”
“你这是怎么了？是不舒服吗？”
后来母亲才明白，父亲是在跟电视屏幕说话，接着父亲又冲着房门说了一句：“你是我今生的爱，快给我走开！”
评审团的主席，一个袖子上绑着根粗带子的女人，终于走到贝蒂面前，跟她握了握手。慢慢地，宛如冰雪消融，一丝笑容出现在贝蒂的脸上。贝蒂和主席拥抱起来，不过当这一幕发生时，母亲已经回到了厨房，站在灶台前，在一个装满肉馅的孤零零的锅子里绞来绞去。明天是星期六，是吃千层面的日子，酒杯里会斟满红酒，整个下午宛如一块酒斑悄悄地蔓延开来。这是个众人周知的秘密，千层面，就跟提拉米苏一样，隔一夜味道才会更好。
电视里传来欢呼雀跃的声音，父亲大叫起来：“耶！她赢了！贝蒂拿了铜牌！耶！耶！”当他像个孩子似的又是跺脚，又是蹦跳的时候，母亲给我打来了电话。
在春天和夏天里，如果母亲给我打电话，准是有什么事。弟弟卢卡在店里忙活，我的脑海里便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以下画面：当我在电话里听到母亲的声音时，也就看到了卢卡在鹿特丹冰激凌店里工作的情形。
我也在忙，不过接个电话还是可以的。
“你在哪儿呢？”母亲问，她每次都以这句话开场。
“在爱尔兰的费尔莫伊。”
电话那边突然没了声音，我那74岁的母亲还得适应手机这种现代化科技。虽然她自己没有手机，但还是对无论对方在什么地方，时刻都能说上话的这个事实充满了惊奇。有时候她从地球的另一端打来电话，我半梦半醒地接通电话，说：“我在澳洲的布里斯班。”趁母亲适应的那几秒，我努力去看床头柜上手表发光的指针。我总是游走在世界各地，手机问世前，母亲很长时间都无法适应我不在身边的日子。
我有一个住的地方，不过感觉上怎么都不像个家。没有种植物，冰箱里也没有牛奶。没人来送报纸，也没有水果盘，不过窗帘和浴巾还是有的。以色列女诗人在短诗《今天我想要》中写道：“我想疲惫地坐在世界的边缘，不再行动。但我依旧一路向前，只为了不去引起他人的注意。我和无家可归的人之间的距离到底有多大？”我和我家人之间的距离是有原因的。有时候那段距离会变得很小，很短，几乎到了虚无的程度。有时候呢，测量器具也无法计量出来。
“爱尔兰天气怎么样？”
母亲对天气的关心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当年还在鹿特丹店里上班的时候，打开报纸第一件事就是看天气预报。到了超市里，也会偷听别人谈论雷雨寒流的对话。虽说现在退休了，住在离冰激凌店很远的地方，还是忍不住跟所有人问当地的天气。今天的天气，明天的，后天的，下个星期的。对她而言，地点不重要，最终总有可能影响到鹿特丹。母亲总觉得荷兰的天气跟大杂烩似的，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出现，不过最常见的还是雨水、寒流和风暴。一只蝴蝶只是在巴西上空扇了几下翅膀，就可能引起冰激凌店外的一场冰雹。
“晴天，”我说，“这个夏天一直挺平静的，早晨时不时会有雾。”说完还补充了一句，“天上没有乌云。”
母亲没说话，不过我知道她笑了。对于我的选择，母亲的态度大大没有父亲的强硬。就跟她痴迷天气，父亲痴迷各种工具一样，我爱的是诗歌，而我的弟弟是唯一一个还在卖冰激凌的。
“你爸他疯了。”说完母亲便开始重复父亲的话，听到父亲要亲吻贝蒂的肌肉的那一段，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他是不是老年痴呆了？”母亲说，“法斯驮·奥里佛就是得了这个病，还把内裤套在了头上。”法斯驮·奥里佛是荷兰莱顿城里威尼斯冰激凌店的老板，退休好几年了，把店交给了大儿子。
“奥里佛太太说法斯驮以为她是邻居太太，还一直捏她的屁股。”
看来我母亲对老年痴呆症的了解多过手机。
母亲突然不说话了，可能是在看厨房柜子上的照片。那是她的小孙子，一个星期前去了墨西哥。
“她的头发是红色的，”母亲接着说，“你爸的新欢留了一头红色的长发。”
我突然想到在爱尔兰街上看到的女人。那里的红发女人很多，她们的脸很容易红，由于皮肤薄，血色很容易就从皮肤里映出来。遇到生人，也会尽量避免目光的交流，国际诗歌节上那位年轻的礼仪小姐除外。她站在一个小小的柜台后面，我发现她的衬衫下面穿着一个粉红色的胸罩，皮肤上有银河似的雀斑。当我再次抬头，看着她的眼睛时，那双眼睛并没有回避，甚至连眨都没眨。她发现了我眼神的扫描路线，最后还是我避开了她的眼神，看向了柜台上的那张表格。
“我应该对他说些什么呢？”母亲问，“我经常见他一副忧郁的样子，也知道他不喜欢春天，不会好好享受生活，因为他觉得这一生就快过去了。我得经常替他准备好衣服，不然他每天都穿一样的。”
一生中，有些人会变得越来越美丽，经过岁月的洗礼，性格会变得柔和，就像一杯陈年的酒，经过了时间的酿造。一生中所学到的知识、积累下来的经验、经历过的大事虽然不能延长生命，却能赐予生命无限的光环。我的父亲并没有遗忘过去，只是一生的经历让他成了一个脾气古怪的人。
“他还在跟电视讲话，”母亲说，“你要听吗？要不要我走过去？”
“不用。”我说，可是她已经走出了厨房。
“明天一早我就打电话给医生，”母亲坚定地说，“这情况紧急，就算是星期六他也得来一趟。”
“理智说这是无知，”我开始引用德国诗人艾里克·弗里德著名的诗句，“爱情说该来的挡也挡不住。”
“你说什么呢？”
我的目光在宾馆房间里的艺术品上停留了一会儿，那是一幅水彩画，一大片草地在画面上蔓延开来。远处有一个小男孩，似乎越走越远。
“是一首诗，”我说，“题目叫《这是什么》，跟爱情有关。”
“简直乱来，”母亲说，“他竟然在跟电视机拥抱！”
在酒店的房间里，我有时也会试图和那个跟我打招呼的平板电视产生接触。“亲爱的卓凡尼·塔拉米尼先生，欢迎您入住阿斯科特酒店。”“塔拉米尼先生，欢迎您的到来！希望您在罗第森酒店度过一段愉快的时光。”“亲爱的塔拉米尼先生，欢迎来到皇冠假日酒店，能接待您是我们的荣幸！继续，请按OK。”
“说了你也不相信。”电话里又传来了母亲的声音。刚才有个小小的信号干扰，也许是广播信号和电视信号相互干扰，只听母亲继续说道，“还是让他继续抱怨他自己和你的生活吧。”
这时记忆又涌了上来，我看见弟弟站在店里，头戴白色的帽子，右手握着冰激凌勺，那是给顾客挖冰激凌的。时间已经挺晚了，不过天还没完全黑下来，黑色的鸟儿在空中滑翔。在空中更高的地方，一架飞机正飞向美国，机舱里亮着灯，不过从地面上是看不见的。几个年轻的女人走在街上，有的穿着短裙，有的穿着短裤。裤袋的衬子露了出来，卢卡的眼睛一直盯着她们的屁股。他的妻子躺在床上睡觉，姿势好像在游泳，一只手摆在脑袋旁边，一只手摆在身体侧面。店面外还剩下最后几个顾客。刚刚看完电影的年轻人还有兴致吃上一个草莓芒果味的甜筒，再就是入睡前还想喝杯奶昔的老人。
1881年，我的太爷爷开始做冰激凌生意
我父亲的父亲的父亲也叫古斯配·巴提斯塔·塔拉米尼，留着波浪式的卷发，大大的鼻子，深蓝色的眼睛。他离开人世完全是个意外，跟一头逃脱的奶牛有关。那头奶牛属于蒂罗尔格拉维奇种，足足900公斤，冲破了草场的篱笆，从农场陡峭的斜坡上跑了下去。让人惊奇的是，奶牛竟然爬到了一个小小的干草谷仓的屋顶上，而我的太爷爷正待在里面，沉浸在小睡之中。
那头银灰色的奶牛从木屋顶上掉下来，砸在了我那七十六岁的太爷爷身上。也许他并没有被一下子砸死，而是因为伤得太重才身亡的。当太爷爷没有出现在晚餐的餐桌上时，全家人便展开了搜索。找到他的时候，太阳早就下山了。奶牛仍然躺在他身上，舔着他的衣服。太爷爷的神情格外安详，像是在微笑。
当天晚上，农夫就把奶牛送上了屠宰场，据说两条前腿全摔断了。天越来越黑，狐狸从树林里溜了出来，猎犬在寒冷的大山间嚎叫。第二天早晨大伙儿都在谈论古斯配·巴提斯塔·塔拉米尼的死。尽管他死得很突然，人们还是觉得这样的死法跟太爷爷很配。太爷爷的一生都充满了出乎意料的转折，就连他的死也一样。也许这就是太爷爷面带微笑的原因吧。
躺在奶牛下面没人来救、生还机会越来越小的太爷爷当时在想些什么呢？明知即将离开人世的人到底会怎么想？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上校想的是那个漫长的下午，站在行刑队前，爸爸第一次给他买冰激凌的场景。同样的场景也涌入太爷爷的脑海。
那年夏天，太爷爷的邻居女孩玛利亚·格拉兹亚穿着裙子，却没遮住那越来越圆润的身体。对太爷爷来说，简直是个奇迹。
太爷爷和玛利亚是一起长大的，小时候一起去树林里找松果，手拉着手躺在洁净的天空下。玛利亚很喜欢太阳，而太阳也很喜欢她那蜂蜜色的皮肤。在心里，太爷爷把她叫作向日葵。当太阳像个行动迟缓的老年人慢慢从西边落下去，玛利亚的身体也慢慢跟着动了起来。她要尽情享受日光的照耀，阴霾可别想来打扰她。太爷爷总是一动不动，这样一来，玛利亚就成了一个躺在草地上的巨大时钟。
那是他们孩童时代的最后一个夏天。后来，太爷爷遇到玛利亚，连看都不敢看。在太阳的照耀下，她的胸部似乎越来越大。它们越长越圆，也越来越丰满，就像烤箱里快要出炉的面包一样。他曾偷偷幻想玛利亚乳头的颜色：有时候像她的嘴唇，是粉红色的；有时候像她的手掌，是白色的；还有些日子像榛果，是棕色的。下午，山里刮来微微的清风，只见两个点点从玛利亚的衬衫里凸显出来。蝉在鸣叫，金龟子在低飞，玛利亚和太爷爷躺在高高的草地里，一句话也不说，紧握着对方的手，看着纯洁的天空。似乎一切都没变，又似乎一切都不一样了。
夏天快要过去的时候，太爷爷走过那扇每天早晨都会去敲的门。他跟在父亲身后，父亲是个樵夫，喜欢吹口哨。如果旋律是熟悉的，他也就跟着父亲吹起来。九月底是去山里砍树的日子，二十米高的落叶松，笔直的树干。这活儿很累人，也并不很安全。人们永远无法预测一棵树会怎么倒下去。砍，劈，切，单调的声音回旋在长满大树的森林里。沉闷的巨响和大地的颤动，宛如一辆机车开过。有一年在另一个斜坡上，一棵大树倒在了一个樵夫身上，樵夫当场就没命了。
太爷爷扛着一把斧头，帮着剥树皮，跟父亲一起把树干锯成小段，每段五米。汗水和木屑黏在了一起，树脂黏了一身。那股味道很刺鼻，也很扎眼睛。太爷爷还从来没有这么累过。
圣诞节前夕，到处都铺着一层似乎永远不会消融的白雪，锯好的树干用雪橇拉下山去，拉到流入威尼斯的皮亚福大河，威尼斯距离大山有两百多公里。树干被绑成大木筏，推进了水里，总共有几百个，几天后便到达了威尼斯，深深地插入满是沙子的河底，每平方米总计八根柱子。太爷爷无法想象，这座建在水里的童话般的城市，拥有无数的桥梁、高大的教堂和宫殿。在特殊的夜晚里，银色的蜡烛托住星星闪闪的烛光，照亮了壁画，而壁画则讲述着不朽的故事。
不过冬天还远，残存的白雪只会出现在山顶上。一天早晨，父亲把他叫醒，比平时要早些。外面黑乎乎的，明亮的星星在夜空中闪烁。太爷爷听到村子里其他人说话的声音，那个最深沉的肯定是钉子工匠安东尼奥·泽达斯。他们谈话的声音很轻，高大的身影全都弯下腰去，围成了一个圈。太爷爷突然觉得自己成了某个阴谋的见证人。七个人一起坐马车出发，太爷爷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当马车驶出村子，大伙儿都冲太爷爷笑起来，露出了皎洁的牙齿。
所有人都不说话，听着马蹄声，直到太阳从大山后面升了起来，金色的红彤彤的太阳，是诗人荷马笔下的黎明。这下太爷爷终于看清了那一张张面孔。坐在他身边的是修补匠，对面是钥匙匠。一个个都强壮极了。
“看。”父亲说着，指向了一个斜坡，只见两只欧洲狍像一幅画一般，一动不动地站在冷杉之间，被马车声吓住了。这一刻可遇而不可求，接着马车便冲进了森林里。
安东尼奥·泽达斯掰了一块面包，钥匙匠把一大块肉干切成片，大伙儿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嘴巴都张得老大。马车的木板上摆放着铁镐和铁锹，跟着马儿的步伐一起摇摆起来。太爷爷还不知道大伙儿这是有什么打算。父亲只是把他叫醒，叫他一起出发。他也就从被子里爬了出来，飞快地穿好了衣服。
“前后算算应该得有十年，”有人说，“两队人马从两头同时开工，每队都有一千多人。”说话的是安里寇·赞格兰朵，头上的头发还没有他养的奶牛多。朋友们会时不时敲他的脑袋，发出的声音可清脆了。安里寇一出生就继承了许多土地，不过并没有因此而觉得高人一等。
“这是世界上最长的铁路隧道，”安里寇说，“总共十五公里，穿过整个圣哥达地区。起先用的是压缩空气钻孔机，可是钻不透坚硬的石头，最后不得不选择炸药。”
爆破的结果很惊人，声响震天，就跟打仗似的。由于对炸药的需求太大，还在北边建了座炸药工厂，就在乌里湖附近。洞一挖就是几米深，爆破用的炸药就埋在洞里。有毒气体充斥了隧道，导致工人们眼睛和气管都发炎了。四十六个工人在爆破中丧了命，直到1880年2月28号才出现了一条通道。那紧握的双手，挖洞的铁锤和铁锹，还有第一个爬进通道的那个人，简直叫人不可置信，似乎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现在我们可以从山的一边穿到另一边去啦。”安里寇说。一百年前人们乘坐热气球成功地漫游于云朵之间。这个壮举就跟坐热气球一样，只不过不是从山顶上飞过去，而是从大山那无法穿破、又厚又重的肚子里穿过去。
太爷爷得忍住提问的欲望。安里寇坐过那辆火车吗？穿过隧道需要多少时间？隧道末端的光线是什么样的？其他人没什么举动，只有父亲朝他眨了眨眼。太爷爷暂时忘记了马蹄的韵律，瞪大眼睛想着圣哥达隧道。而他自己宛如一颗彗星，飞速穿过那个没有尽头的漆黑的空间。
村子里，玛利亚站在窗前，看着外面。她想逃离这座屋子，去草地里躺着，可是农民把草都割了。她的胸部有点疼，发现街上的男人都在看自己，目光似乎黏在了她身上。在家里，她经常托着胸部，一托就是几个小时。除了胸部，臀部也长大了，也疼得厉害。渐渐地，她变成了一个女人，需要一个男人，一个能“托住”自己的男人。
两匹黑色的马儿拉着马车开始登山，山路很长，很颠簸，太爷爷不知道这究竟是在哪里，不过从大伙儿的情绪来看离目的地应该不远了。安里寇卷起白色的袖子，其他人也跟着把袖子卷起来。大伙儿拿起工具、铁锹和铲子，一个个都坐得笔直。
马车在一段铁路旁边停了下来，一列火车停在轨道上，总共八节车厢，巨大的推拉门全都敞开着。太爷爷跳下马车，看了看四周，这是两座山岭之间，太阳没了踪影，肯定得等到下午才会出现在斜坡上。远处白雪皑皑，至少有半米厚。雪层下面隐藏着流水，一直流向山涧。大伙儿走进那冰冷的水里，水漫到了膝盖，直到刺得骨头生疼才停下，说是对血液循环有好处。
计划是把融化的积雪装进车厢里。太爷爷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所有人都拿起铁锹，铲了下去，白雪飞向了铁道，就跟农夫裹草堆似的。一大块一大块的雪都脏兮兮的，不过这不是什么问题。
太爷爷时不时撑在铁锹扶手上，看着同行的人。只见钉子工匠大汗淋漓，浑身都冒着热气。雾气从他的光膀子上升腾起来，健壮的肌肉闪闪发光，其他人也都被雾气包围着。太爷爷不敢动，生怕惊动眼前的场景：劳作的人用漆黑的双手在皑皑的白雪中忙碌，还有那越填越满的车厢。太爷爷担心只要自己一动，眼前的一切就会全部消失，宛如一个戛然而止的梦。
安里寇叫起太爷爷的名字来，问他是不是在想女孩子。其他人听了大笑起来，父亲也笑了。
两个小时后，休息的时间到了。三节车厢已经装满了，推拉门也已经拉上。大伙儿在一棵被砍倒的冷杉树干上休息，一个水袋传来传去。太爷爷不渴，他已经在雪地里挖了好几铲子，每次都捧起满满一手心雪，塞进嘴里。每一次他的手指都会因为寒冷而一连颤抖好几分钟。
太爷爷提问的声音很小，没人注意到他在说话。当他大声重复刚才说的“为什么大家都忙着把雪装进车厢里”时，大伙儿都瞪大眼睛看向他。太爷爷当时还很年轻，好奇心很强，也不仅仅局限于对普通事物的好奇。他怀疑在某些东西的背后，藏着他不认识的另一个世界，宛如隧道尽头的那道亮光。
“这是场大丰收，”父亲告诉他，“我们要把这里的雪带回去。”
提到“丰收”这个词，太爷爷首先想到的是土豆、红菜根、苹果，怎么也不会想到大山里的雪。太爷爷看着关上门的车厢，仍然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安里寇接着说：“我们要用这雪来做冰。”
“冰？”
“不是河里结的厚厚的、可以在上面走路或者滑冰的冰。”
“另一种冰？”
“对，不同口味的，比如草莓、香草，还有摩卡。”
安里寇还说：“城里的冰激凌店就有卖的，那味道闻起来比女人还香。”
貌似一道光从脑袋里直射出来，照亮了他的精神。
“我在奥地利维也纳吃过的冰激凌是用西班牙的橙子做的。”
“那不可能。”安东尼奥·泽达斯肯定地说，声音极其深沉。
安里寇不理会安东尼奥，继续说：“他们就在大街上卖，推着一辆小车，车里装着铜罐子。”
就像所有恋爱中的人一样，头脑发热，无法忘却对方的存在，安里寇描述的冰激凌对太爷爷就产生了这样的影响。数年后他仍然能把安里寇的话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
“小勺子一塞进嘴里，冰激凌就融化了。”
太爷爷试着想象，一勺草莓在舌尖融化，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这跨度也太大了，从硬邦邦脏兮兮的雪到无比美味的冰激凌。孩童时期，跟其他孩子一样，太爷爷曾经满怀期望地品尝夜里落下的雪花。味道跟水差不多，不过并没有水那么纯净，还有点金属的味道。跟所有孩子一样，太爷爷好失望。他曾经被路上和草地里那片平静的美好误导，还记得两岁那年，弟弟是怎样看着窗外，说“我要去雪地里摸摸”的场景。大雪好似一层皮毛，把全世界都遮盖住了，好抵挡冬季的严寒。
安里寇给大家介绍做冰激凌的程序，以及各个程序对应的方式，简直跟炼金术一样。用小锤子敲碎雪块装进一个小木桶里，撒上盐，好降低融点。一同放进木桶里的还有冰激凌机器的汽缸。做冰激凌的人要转动手轮，这样雪和盐便在冰冷的汽缸壁上旋转起来。转呀，转呀，转，最先出现在汽缸壁上的冰激凌很脆。就这样，一阵阵香味扑鼻而来，机器旋转的声音也越来越大。转呀转，只见冰的颜色越来越淡。有粉色的草莓冰激凌、灰绿色的开心果冰激凌，还有肉桂色的巧克力冰激凌。转呀转。
“直到冰激凌变得厚厚的，味道香香的。”
就跟爱情故事或者英雄传奇似的，讲故事的人可以把情节描述得非常详细，不过总也比不上亲身体验一把。
“来，”钉子工匠说，“我们得继续干活了。”
大伙儿一个接一个站了起来，只有太爷爷还坐在地上，感觉周围的世界跟着汽缸旋转了起来，就像一百多年后，他的后代跟着贝蒂·海德勒的链球旋转一样。他仍然坐在树干上，好像被对冰激凌的期待碾碎了一般。
父亲把他拎了起来，满怀鼓励地说：“快，继续干活，我来帮你。”一会儿，父亲便哼起一段小曲儿来。
太爷爷并不累，他还很年轻，很强壮，也许比不上传说中能把钱币敲弯的安东尼奥，不过也不差。他感觉自己被什么东西压倒了，被安里寇的故事和维也纳冰激凌小车上铜罐子里的甜味包围了。那画面不断升华，超越了雪地，飘过了大山。要是他当时已经尝过女人的味道，就可以把想象变得更具体。而现在他看见的是已知的事物，答案就在那些大山背后。
他不知道，其他人甚至安里寇也不知道的是，无形中他们已经成了世界采雪队的一分子。世界各地都在忙着收获冬天给人们带来的礼物。弗莱德里克·图多尔是波士顿一个著名律师的儿子，也是个少有的敢于尝试的人，建造了一座冰雪帝国。他才23岁就买了人生中的第一艘帆船，好把冰运到加勒比岛的马提尼克。冰块出自一个池塘，属于父亲的地产。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报纸上的评论认为他的计划极其可笑。虽然在三个星期的航行过程中，冰块融化了不少，可弗莱德里克·图多尔还是成功地将冰卖给了居住在马提尼克上的岛国居民。当时居民的表情和眼神里写满了惊奇与不真实。他们亲眼看着那些透明的冰块从船上卸下来，要知道船行驶了2400公里才到达了目的地。那一年是1806年。
融化的冰块价值几万美金，第二年也一样。弗莱德里克开船去哈瓦那，结果冰块化成了水，把船板浸湿了，导致弗莱德里克负债累累。回到波士顿后，便被关进了监狱。接下去的航行，一直到码头靠岸都有警察“陪伴”。船行驶在水面上，弗莱德里克给它起了个很大胆的名字：三叉戟。
图多尔试了很多隔离材料，比如干草、木屑、锯末，还有棕色的糠。不过最终的突破还是来自冰队的出现。在那之前人们徒手把冰块从新英格兰河里锯出来，而现在在马儿的帮助下，产率就高多了。那些棕色的、优雅的马儿被一队人拴住。其中一个人领队，一个人负责驾驭整个队伍，就这样，一个完美的正方形出现了，从水里慢慢地被拉上来。为此，人们还设计出特殊的工具。不仅在岸边，在异国的码头也纷纷出现了冰屋。冬季的那几个月，上千人因此有了活儿干，全都拿着锯子和斧头站在即将变成巨大的国际象棋棋盘的湖面上。
1833年，托斯卡纳船载着180吨冰从波士顿前往加尔各答，经过4个月，九月终于到达了孟加拉湾，驶入了神圣的恒河。船到岸的消息在民众间飞快地传播开来，很多人都以为是谣言。因为即便在阴处，气温也超过三十度了。然而当船到达加尔各答的码头时，还有整整100吨冰完好无缺，一块块透亮的冰块泛着蓝色的光。
从新英格兰到印度的远程运输就这么开始了。对图多尔冰工厂而言，在加尔各答搭建一座用白色石头砌成的、双层墙面的储冰室是一项很有价值的投资。那个被众人嘲笑、坐了两年牢、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突然变成了巨富，人们还给他起了个别名，叫“世界冰王”。他把船开到了巴西、澳大利亚和中国。
其他公司也纷纷上市，比如纽约尼克博克冰工厂和费城冰工厂。为了加快运输速度，还出现了铁路。蒸汽火车依靠火红的煤炭开遍全国，车里装着冰冷透明的冰块。
在挪威和英国之间出现了繁荣的冰块交易。男人们戴着黑色的帽子用钳子把巨大的冰块从宽阔的河面上捞起来。冰块通过长长的木质轨道滑进船舱，大船即将开向伦敦和其他的英国港口。卡洛卡提是一个在瑞士出生的意大利人，在首都开了好多小店。他的第一桶金是卖栗子和华夫饼赚来的，接着便打算改行卖冰激凌。一开始只是在街上推小车卖，很快便在繁忙的亨格福德市场落了脚。他卖的冰激凌一分一勺，后来小杯子取代了小勺子，就成了人们嘴里的“一分舔舔乐”。在那个年代，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冰激凌，是卡洛卡提把这个爽口的美味带给了大众，仿佛为人们打开了一扇梦想之门。
离家近一点的，在大山后面，比如萨尔费尔登、奥地利，也有采雪的人。他们把大块大块的雪装进火车里。如果有人碰巧坐进了热气球，在广阔无云的空中飘荡，兴许还能看见那些劳作的人。他们在世界上不同的地点忙忙碌碌，并不知晓彼此的存在，在雪地里一声不吭，期待着一顿热气腾腾的午餐。
太爷爷的那组人忙活了四个小时，车厢就装满了，太阳高高地挂在山岭之间。马儿吃了一口雪，大伙儿一个接一个上了马车，谁都没做声，看来是累坏了，靠着彼此的肩膀就睡着了，唯有太爷爷睁着眼。梦想之门打开了一条小缝，他不想别的，只想推门走进去。
太爷爷为什么逃入了那个新世界
邻居女孩变身一个女人，似乎只是一眨眼的时间，身体就变了样。女孩一下子成了美丽的女人，身材苗条、妖娆，这样看来玛利亚完全不用为这个全新的身体害臊。走在街上或者站在面包房里，玛利亚会主动去寻找男人的目光，很清楚嘴巴微微张开、嘴唇微微分离时能产生怎样的效应。也许这就是世界上最美的组合了，既高雅，又调皮。
太爷爷在门阶上看见玛利亚，就立刻瞥向别处。他有些害怕，光是那头披肩卷发发出的亮光就能扰乱他的心跳。两人没说话，可是太爷爷的右手很想念她的左手，那只他牵了一整个夏天的手。
我是在我父亲的父亲的父亲住的房子里长大的，房子就在村口，那时的村子和现在的差不多大。大多数房子的墙都很厚，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只是现在村子里的人少了，不仅仅是家里，就连街上也少了几丝生机。跟我同辈的人都搬走了，住进了大城市里。每年秋天，当卖冰激凌的季节过去时，弟弟都会跟妻子回到山里，他算是个特例了。维纳斯渐渐变成了一个老人村，一个越走越空的村子。
太爷爷年轻那会儿，梦想着冰激凌的时候，维纳斯村里住着许多农民和手工匠人。偶尔会有一两个人拿着箱子，去大洋彼岸寻找新的生活，不过真正的移民浪潮还没有到来。那时，人们住在出生地，死在出生地。家庭不断扩大，而不是不断缩小或者分立。卢卡和我都有自己的房间，就在那座房子里，曾经住了太爷爷一家八口人。太爷爷是家里最年长的儿子，他的奶奶是家里年纪最大的，七十多岁了。家里挤得满满的，充满了人和锅子的声音。
秋天来了，父亲叫来了儿子，说：“我给你找了个活儿，布鲁诺需要帮手。”
太爷爷两眼放起光来。布鲁诺是个木匠，每年都会去维也纳卖炒栗子。那一条条满是雄伟建筑的美丽的大街都弥漫着炒栗子的味道。这种强烈的香味是属于过往的冬天的味道。人们闻着香味纷纷前来，就跟无法抵挡报警器的响声一样，停下脚步，美美地品尝装在纸袋里的栗子，根本没人注意到发黑的指尖。然而，维也纳也是那个从铜罐子里卖冰激凌的城市。
那天下午，布鲁诺来到家里，看了看太爷爷的肩膀，他们得去搬一个大铁锅，好用来炒栗子。
“不错。”布鲁诺拍着太爷爷的背说，就跟在买一头奶牛似的。太爷爷发现母亲在看自己，一副骄傲的神情，不过什么也没说。她不想让太爷爷走，想让他在自己身边再多留一会儿。是她亲手把太爷爷带大的，每当太爷爷害怕的时候，母亲就会摸摸他的脑袋。母亲觉得自己的儿子很帅，特别帅，很想把这个想法告诉他，就跟从前每天在他耳边轻声说他有多完美一样。
跟大多数人一样，两人徒步出发。那时的距离比现在远，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需要好几个星期的时间。去维也纳要走上三个星期，锅子很沉，两人互相换着背。最开始的几天布鲁诺背着锅子，走了好远。他宛如一个巨人，力大无比。一路上在农家过夜，农民们的脸都红红的，牙齿都蛀了。有时候奶牛就睡在他们身边。日出前，用山里冰凉的水洗洗漱漱，就准备出发了。
一个星期后，太爷爷就觉得没那么吃力了，到了最后一个星期锅子好像变轻了，其实是肌肉结实了。一开始，太爷爷以为背着一口大铁锅一路走到维也纳是不可能的。可到了最后他像一头公牛似的扛着那口锅走进了那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
他们在人民公园的转角处卖栗子，离著名的兰曼咖啡不远，许多艺术家和政治家喜欢聚集到那里，弗洛伊德也常去那里喝咖啡。只用了一天，太爷爷就学会了炒栗子，不是很难，最重要的是不要把栗子炒焦了，也不要碰到铁锅烫着自己。第二天，布鲁诺拿出一个去年保留下来的炉子。就这样，整个街区充满了炒栗子的香味，住在附近和逛街的人被纷纷吸引过来。人们朝太爷爷走过去，手忙脚乱地等待着自己的那份栗子。这是一个神奇的瞬间，只见那棕色的壳儿开了口，甜甜的香味扑鼻而来，宛如一个藏着黄色琥珀的贝壳。只见人们吹着手上的栗子，一边吃，一边走远。
下雪了，大朵大朵的雪花落在了女孩子们的毛线帽上。小孩子们坐在雪橇上，爸爸妈妈们拉着雪橇往前走。去年冬天太爷爷跟玛利亚一起坐在雪橇上，从小山丘上滑了下去。两人从雪橇上摔了下去，一只脚深深地陷入了雪里，他的嘴巴在她那红彤彤的脸蛋上亲了一下。那时的他们还只是孩子，邻居男孩和邻居女孩。接着两人又飞快地奔向已经滑到山下的雪橇。
在维也纳的白色世界里，太爷爷想着玛利亚的肉体，一想就是几个小时。那时街上一个人都没有，就连雪花飘落的声音也震耳欲聋。
几天后寒流来袭，早晨天际出现一道白光，大风像刀子一般。人们都围坐在暖气旁，栗子卖光了，最后一份卖给了一个老人。
“谢谢。”老人的声音薄得如纸一般。
在维也纳的几天，太爷爷学会了几句德语。比如他住得很远，是走路来到维也纳的。“什么，一路走过来的？”人们诧异地看着他，就跟太爷爷能背着铁锅在水上行走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