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回家了，”布鲁诺说，“你母亲肯定很想念你。”
太爷爷点了点头，很期待回程，可是他还想去拜访一下一个星期前跟他聊过天的意大利人。那个人是做冰激凌的，住在维也纳。太爷爷可以在他那里买一个做冰激凌的机器。
“你知道怎么用吗？”太爷爷来到了店里，意大利人问。
太爷爷想着安里寇的话，转啊，转啊，转，还有那散发出来的凉气。
“最重要的是要有个好配方。”意大利人说。
“去哪里才能找到好配方呢？”
“最最好的当然是秘密啦，不过我可以送你一个。如果成功了，还可以再去尝试别的。”
意大利人说话的声音突然变低了，也许是无意的：“记住，一切都有可能，用冰几乎什么都做得出来。”那语气仿佛一个先知。
那个意大利人个子很矮，却很强壮，五十出头的样子，有个很长很凝重的名字：米西米连安诺，不过在维也纳人们都叫他马科斯。太爷爷走来的那条路，意大利人已经走过无数回了。春天出发，翻过一座座蓝天下的大山，到了秋天再回去。现在他在城里有了住处，就在自家的店楼上。
第一个去维也纳卖冰激凌的是安东尼奥·托密欧·巴雷特。他来自邹尔多村，离太爷爷住的村子不远。1865年安东尼奥获得了卖冰激凌的许可，可以正式在奥地利的首都做买卖了。后来安东尼奥前往德国莱普西，在那儿拥有二十四家冰激凌小车。再后来又去了布达佩斯，开了好多冰激凌店，六十个人推着小车在城市里穿梭。他们戴着帽子，系着皮质腰包，好用来放钱。是安东尼奥把维也纳的许可证卖给了米西米连安诺。
一路上太爷爷独自扛着冰激凌机器回到了村子里，布鲁诺根本不用帮忙。那是一个装着汽缸和小手轮的木桶。
回到村里，布鲁诺给太爷爷提供了一份工作，可是太爷爷不想锯木头。父亲摇了摇头，问：“那你想做什么？你是个男人，得干活。”
“我要做冰激凌。”太爷爷说。
“现在不是冬天吗？”
“春天就要来了。”
“我看你是疯了。”
奶奶也加入到对话中来：“这是家传的，你们的爷爷在新婚之夜也疯了。”
大伙儿七嘴八舌地聊起来，只有母亲没说话，弟弟妹妹们纷纷轻声议论。只见他们站在走廊里，充满了极大的好奇心，盯着木桶里锃亮的汽缸。年纪最小的那个弟弟非常小心地握着手轮，转了起来，然后便飞快地溜走了。
米西米连安诺送给他的配方是用来做樱桃奶油冰激凌的，可现在才二月，六月里樱桃才会成熟，最早也得到五月底。安里寇家的田里长着一棵樱桃树，每年夏天太爷爷都会偷偷爬到树上，享受那可口的甜味。
母亲每年都会从市场上来买来樱桃，做成果酱，把果酱罐子摆进地窖里。用果酱抹在厚厚的面包片上，好吃极了。
太爷爷跟母亲要了三罐，结果母亲给了他五罐，这已经是所有的储备了。
一大早太爷爷就背着个大篮子上了山，夏天里他也用这个大篮子把干草从陡峭的山坡上背下去。今天天气晴朗，挺暖和的，太爷爷走啊走，直到脚下出现吱吱嘎嘎的白雪才停下来。太爷爷站在安特劳山上，位于海拔两千米的高度，这是白云岩群山之王。北边更高的地方，有两座冰川，在太阳的照射下宛如一条项链。太爷爷放下篮子，开始挖雪。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挖雪声回荡在山间，感觉不像在收获，而是在偷盗，偷的是国王的白雪。
玛利亚看见太爷爷背着个装满白雪的大篮子从山上走下来，上次见到太爷爷已经是几个月前了。玛利亚发现太爷爷的肩膀变宽了，露在外面的小手膀子肌肉发达。太爷爷越走越近，这时她看到了那双深蓝色眼睛，有点怕羞，却又藏着几分神秘。这让她再次想起自己看不上别人、唯独爱太爷爷的原因。
太爷爷也看见了玛利亚，她是那么年轻，那么耀眼。这样的美能使人入眠，带人们进入一个欢乐的世界。那娇艳的上唇，棕色的眼睛，还有那衣服怎么都遮挡不住的好身材，简直完美至极。冬季的洁白还留在她的肌肤里，简直可以用神圣来形容眼前的这个画面。
太爷爷看了玛利亚一眼，那双眼睛好像在说：是不是醉了啊？然后便飞快地冲进屋里，感觉自己逃跑成功了，可心里很明白外面等待他的是什么。是能够战胜一切的美好。
太爷爷打碎几个鸡蛋，把蛋清和蛋黄分离开来，往蛋黄里加入在迪兹阿诺·德罗伦佐那里买的糖。迪兹阿诺是个商人，曾经去过阿根廷和美国，长着个歪鼻子，有个很现代的父亲。从热气球上观赏美景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往雪里加盐也是他的主意。
太爷爷把加了糖的蛋黄搅成了白色，也不十分肯定在忙什么，只是盲目地跟着米西米连安诺的配方做。把适量的牛奶小心地加入蛋液中，整体加热。操作过程并不容易，太爷爷想加快速度，想象中他已经开始转动机器的手轮，品尝自己做的冰激凌了。这将是太爷爷一生中的第一个冰激凌。
他打开妈妈的果酱罐子，把果酱倒进了锅子里，再把剩下的用勺子挖干净，还把勺子舔了个一干二净。味蕾跟着想象的车轮旋转起来，好像又回到了安里寇家的那棵大树上。
等锅子凉的时间，太爷爷一边把雪碾碎，加上盐。太爷爷和他的冰激凌机器一起待在地窖里，把通向楼上的门关上了。他不想被任何人打扰，不过也明白弟弟妹妹们正在楼上焦急地等待。
伟大的时刻终于要来临了。太爷爷把锅子里的混合物倒进了木桶里，握着手轮，转动起来，尽管速度不快，太爷爷却等不及去品尝最终的结果。配方里给出了水、糖和水果的比例，太爷爷希望母亲的果酱能够达到要求，不过米西米连安诺也说过要敢于尝试。
手轮越转越快，妹妹躺在楼上的木地板上，大叫道：“快，你们听。”大伙儿都趴到了地板上，把右耳贴在地上，听到哥哥在转动机器，这时一个个想象的车轮也跟着转动起来。
“他在做冰激凌。”一个妹妹说。
“冰激凌比白雪还凉，比糖果还甜。”
“咽下去的时候，全身都会发抖。”
过了一会儿，太爷爷亲眼看见汽缸边上出现了一层脆脆的冰。这跟他之前见过的任何景象都不同，宛如第一次看见女人的蛮腰一般，着实被震住了。桶里的冰颜色越来越浅，声音越来越大，太爷爷的心敲打着胸口，仿佛一个捶打着大门的拳头。
转啊，转啊，转。
太爷爷拿着从母亲那里借来的大木勺，大拇指紧紧地扣住勺子把柄。那时太爷爷的手上还没有老茧，不过已经为将来一段漫长的路埋下了种子。那长满老茧的大拇指将一代代传承下去。
冰激凌做好了，很结实，很厚，微微泛着粉色。太爷爷把木勺送到嘴边时，嘴巴早已张得老大。他闭上眼睛，尝了一口，宛如亲吻着一个女孩。味蕾再次来回晃动起来，仿佛一下子爬上了那棵樱桃树，下一秒又醉醺醺地摔了下来。那味道真是太美了，怎么吃也不会腻。就这样，太爷爷把半汽缸都吃空了。
随之而来的是一种罪恶感，仿佛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似的。楼上传来了一阵响声，是不安的弟弟妹妹，大声叫着他的名字，用力地敲门，像等不及吃肉的野兽。太爷爷拿着冰冷的汽缸和木勺走了上去，让弟弟妹妹排成一队，全都闭上眼睛。太爷爷走过他们身边，看着那一张张面孔，好像全都羞红了脸似的，然后又睁开了眼睛。似乎有那么一瞬间，大伙儿全都离开了地面，飘到了空中。
“我还要！”年纪最小的那个弟弟嚷嚷道。
“我也要！”另一个弟弟也嚷嚷起来，“我也要！”
这时大伙儿全都嚷嚷起来。母亲从厨房里走出来，也想尝一口。她走到太爷爷面前，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太爷爷。太爷爷把装着樱桃奶油冰激凌的勺子送到母亲嘴边。母亲张开了双唇，太爷爷觉得它们美极了。这时一阵殷红出现在一个四十岁的女人脸上。
父亲放不下架子，不愿品尝。太爷爷说：“尝尝吧，就一小口。”
奶奶醒了过来，说：“如果他不要，就让我吃两口。”
“好吧好吧。”最终父亲还是放下架子，被那股香味征服了，没能抵挡住眼前的诱惑。只见父亲笑了起来，眼睛周围的皱纹清晰可见。
这时安里寇来到门前，原来是碰巧路过，听到了屋子里的欢笑声。汽缸里只剩最后一口冰激凌了。太爷爷拿着冰激凌走向安里寇，大地主安里寇立刻发现这个伐木人的儿子竟然变得那么成熟，那么强壮。木勺靠近安里寇的嘴唇，那双眼睛便自动闭了起来。还没来得及说出这冰激凌是多么美味，太爷爷就在那个光秃秃的脑袋上敲了一下，声音清脆动听。
春天来了，小草从冬眠中苏醒过来。村子一天一个样，少了几缕蜡黄。有的地方已经变成嫩绿色的了，还有的正在等待太阳的召唤，天气也越来越暖和。人们在河边锯木板，维修谷仓的屋顶。有时一夜过后，草是湿的，树叶是湿的，光朦朦胧胧的，仿佛一个迷雾的世界悄悄地降临了，大树间悬挂着几缕白云，大山里还在下雪。
一到蒲公英开放的季节，太爷爷就开始做深红色的覆盆子冰激凌和浅黄色的杏子冰激凌。在安里寇的建议下，太爷爷没有用牛奶和鸡蛋。他用妈妈做的果酱做实验，做出了无比美味的冰糕。村子里来尝冰激凌的人越来越多，太爷爷把冰激凌拿到树荫下让大家品尝。对村民们来说，这仿佛是个奇迹。有人闭着眼睛大喊起来：“就是不睁眼，我也能看到冰激凌的颜色！”
玛利亚穿上了性感的鞋子，敲响了太爷爷家的门。父亲打开门，那个曾经的女孩已经变成了如今的女人。玛利亚捧着四罐草莓酱，颜色比她的嘴唇要淡一些。父亲立马叫起太爷爷的名字来。
“我要吃冰激凌。”玛利亚抢在太爷爷前面说道。
太爷爷看了看她的眼睛，又看了看果酱。目光转移的过程中，还在她的胸部稍稍停留了一小会儿。这一切发生得是那么自然，美人不就是给别人看的嘛。太爷爷先是听到了自己咽口水的声音，之后才听到玛利亚说：“我可以帮你一起收集白雪。”
说完便笑了起来，牙齿白得无法形容。
太爷爷突然害怕起来，不敢再去看她的脖子、手和手腕。
玛利亚把四瓶果酱塞给太爷爷，就跟把一个宝宝塞进他怀里似的。
“谢谢。”太爷爷说，他当然明白除了这两个字，还应该说点别的。短暂的沉默后，太爷爷看着地面说：“那明天早上见，我去接你。”说完便立刻关上了门。
两人早早地上了安特劳山，海拔比较低的草地已经披上了一层黄色的蒲公英。小时候他们经常把蒲公英花的花茎折断，看着白白的汁液流出来，再把汁液抹到身上。玛利亚的护肤之路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有点黏。”玛利亚一边说，一边把白色的汁液往胳膊上抹。
“会不会有毒啊？”
“我喜欢。”
“你尝过？”
玛利亚摇了摇头，说：“我猜的，好凉爽啊。”说完也在太爷爷的胳膊上抹起来。
第二天太爷爷摘了十几朵花，把花茎里的汁液全都挤了出来，好让玛利亚把全身涂个遍。就这样，她的手脚，棕色的双腿、手腕和弯曲的手臂上全都涂满了汁液。
“你把我的脑袋给忘了。”玛利亚说。
太爷爷二话没说，立刻又摘了几朵，把汁液挤到了玛利亚的脸上和嘴边。
玛利亚伸出舌尖，飞快地舔了一口，说：“有点苦，你要不要也尝尝？”说完便傻傻地笑起来。
太爷爷摇了摇头。
“你不敢？”
太爷爷没做声，就在快起身时，突然大叫起来：“别！别！”
那时两人身材相似，玛利亚还占有地理优势，跳到了太爷爷身上，把他的手按进了草地里，叫他无法挣脱。她踩住太爷爷的手臂，从太爷爷的耳边飞快地拔起一朵蒲公英。太爷爷像一条鱼似的挣扎起来。玛利亚用膝盖卡住了太爷爷的脑袋。她骑在太爷爷身上，开心极了，一边大笑，一边把白色的汁液挤到太爷爷的嘴唇上。
这时两人一声不吭走在草地旁的小路上。太爷爷走在前面，玛利亚跟在后面，他们要去到很高很高的地方，比太爷爷第一次去的地方还要高。太爷爷时不时回头看看，也时不时停下脚步，等玛利亚赶上来。
“我们得去冰川那里。”太爷爷指着山顶上那圈冰冷的“项链”说。
玛利亚看见太爷爷背着的篮子皮背带旁边的衣服都湿了，她自己也流汗了，鼻子上渗出了小小的汗珠。不过两人还是一路往前走，并没有停下来休息。周围越来越安静，也越来越空旷。最先不见的是小鸟，然后就是大树，最后连歌颂清晨的叶蝉也不见了。薄薄的空气中剩下的只有玛利亚和太爷爷的呼吸声，两人把袖子都卷得老高。
有一瞬间，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或者说变的只是外表，不是本质。当太爷爷和玛利亚站在那永不消融的皑皑白雪中时，强烈的日光叫他们睁不开眼。这时两人找到了彼此的手，是那么自然，没有丝毫的害怕，只是纯纯如孩童般享受着阳光。
太爷爷放下篮子，在雪地里挖了个坑，捧了满满一手雪，送到玛利亚嘴边。她吸着冰里的水，嚼着冰块，那股冰凉直冲大脑。
“啊。”玛利亚突然揪着脸大叫起来。
“精神世界里唯一的想法”
在我们家的走廊里挂着一个醒目的印第安头饰，上面粘着老鹰羽毛，老鹰是世界上最大最强壮的鸟。头饰是太爷爷从美国带回来的。到达克林顿城堡后，他和一群移民聚在一起，还参与建设一座摩天大楼。也许大楼还在，却没人给那座装了无数个窗户的大楼起个名字。在这之后他还跟一群意大利人一起去了北方铺铁路、砍木头，把木头一块块铺好。铁轨越修越长，最终消失在远方。然后呢，画面就越来越模糊。到了怀俄明，太爷爷开始放牛。那些牛一个个都长着大大的脑袋、坚实的犄角、棕色的粗糙的长毛。在我的印象里，太爷爷是在放牛的过程中遇到黑足印第安人的，那时他们在南达科他州定居了下来。神话般的酋长红云在拉勒米堡条约签订后便把自己的人带到了那里。头饰里的每一根羽毛都代表了与异族抗争的勇气，比如波尼人、克罗人，还有之后的殖民地统治者。白色的羽毛宛如雷电，然而那一次次失而复得的土地，最终还是落入了别人手中。
当太爷爷回到意大利北部的山里，遇到第一个人时，他说：“白色的面孔，您好。”这个场景被世人传了一代又一代。
我那跟太爷爷同名同姓的父亲经过印第安头饰，走向了地下室，地下室已经被重新翻修过了。父亲打开灯，灯光从水泥磨反射到钻柱上，经过无数个螺丝刀、钥匙、扳手、钳子和挂在墙壁上的钩子，照在凿子、刷子、砂光机和工作台上。这简直是一个藏宝室，是父亲一生的成果，又或者说是对他一生的报复。他卖了57年冰激凌，其实最想成为的还是发明家。
我的爷爷是个很古板的人，不相信他儿子的梦想和志向，但他需要父亲去冰激凌店里帮忙。父亲十五岁那年，就骑着一辆冰激凌小车穿梭于鹿特丹的大街小巷。“有时候冰激凌融化得比卖得还快，”过去每当我们抱怨工作辛苦时，他总这么说，“一天下来准是腰酸背痛。”
到了冬天父亲就去卡拉佐的工厂里干活，用大块的钢铁做出螺母和螺栓。他眯着眼睛，黑色的鞋子踩在满是扳手的地上。每年他都用挣来的钱买新的工具，从日常物件开始，倒也不算夸张。然而当他接手爷爷的冰激凌店，开始自己挣钱的时候，就买下了人生第一批用来钻、磨、碾、锯的机器，那些大声吼叫的“怪兽”都配有大大的工作台。不过他也会买可爱的活动扳手和手表工匠及雕刻家使用的微型工具。只要没有的，就会买下来，比如七英寸钉、螺帽、锁紧螺母、压铆螺母、右旋螺丝、左旋螺杆、双螺杆、无尾螺杆、盲螺栓。
有一次一个卡车司机出现在门口，是从贝鲁诺的钢铁工厂里被派过来的。过去的几年里他一直在寻找一种螺栓。父亲听他描述螺栓的样子就跟小孩子听神话故事一样。听完了，父亲就把他带进地下室，打开灯，藏宝室尽显光芒。卡车司机的瞳孔迅速地膨胀起来，看着眼前的情景，完全摸不着头脑，要知道那时候工具的数量也就是现在的一半而已。现在车库里也堆满了那些闪闪发光的工具。
一般来说父亲是不会把自己的收藏展示给别人看的，那是因为没人能够理解他的行为。大多数人会以为这是一种病，然而卡车司机却感慨起父亲的财富来。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卡车司机说。
这样的收藏，除了父亲的这个地下室，也许根本就不存在。
父亲在几个金属小盒子里翻了翻，几分钟后拿出了一个螺栓。
“没错，”一开始司机只说了这两个字，后来却热泪盈眶地说，“没错，真是不敢相信，居然叫我找到了，就是它，真的是它，这个螺栓……”
那一天成了卡车司机人生中最美好的一天，也许对父亲来说也一样。
当母亲不让买新的钻孔或者打磨机器的时候，父亲就会把这个故事搬出来。
“没人理解我，就连我的老婆也一样。”
有一次母亲给父亲下了最后通牒，说：“爸爸，你要是买，我就不跟你过了。”
结果父亲还是买了，母亲也没有离开他。当时我和弟弟无法理解母亲的决定，我们还小，对婚姻知道的还很少，包括那些威胁、妥协和厮打。对于父亲的收藏，母亲再也没说什么，不过额头上的皱纹却越来越深，就跟被凿子凿出来似的。
父亲把现有的生活当作买工具的借口。他从来没有想成为一个卖冰激凌的人，也从来没想接手父亲的冰激凌店，不过这两件事都发生了。
“整整五十七年我都没好好过过夏天了。”退休后，父亲经常唠叨这句话，说完便打开一个装着水平仪的盒子或者一把收藏里缺憾的锯子。
大半个世纪都没有长长的、阳光灿烂的夏天，没有初夏，没有仲夏，没有闷热的夏天，也没有凉爽的夏天，没有甜甜的、忧愁的夏天，也没有海边的夏天。这是父亲的抱怨之歌，也是他用来说服自己和他人的口头禅。
我曾经无数次与他进行过毫无结果的讨论：“为什么你就不去做点别的事情呢？”
“这不可能。”
“一切都有可能。”
“不，从前跟现在不一样。”
“你就应该选择自己想走的路。”
“那条路已经给我铺好了，”父亲说，“就在我可以选择的时候，你却来到了这个世界。”
父亲总把他卖冰激凌卖到七十二岁的这个事实怪罪到我的头上来。
“你被那些诗歌圈的朋友游说后，我就不得不去叫卢卡来帮忙了。”
“我没被游说。”
“那就是被洗脑了。”
“那叫热情。”这句话听起来比我想表达的意思听起来戏剧化一些，不过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也找不到其他词了，于是接着说，“就跟你爱电锯一样，我爱的是诗歌。”
“你就是被洗脑了。”
父亲指的是世界诗歌节的工作人员，有当时的董事、董事的编辑，还有漂亮的女实习生。诗歌节的办公室就在冰激凌店对面。夏天下班后，那里的工作人员就会来店里吃个冰激凌。董事早上也会来，只要店门开着，店里没什么人，他就会来喝杯咖啡。董事名叫理查德·海曼，长着一双水汪汪的蓝眼睛，说话的声音很深沉。他总是随身带着一本诗集，摆在桌上翻阅，时不时喝一口咖啡。
我已经不记得给他送咖啡的时候他看的是哪本诗集了，只知道那本书缺了封面，侧面是红色的。那印着金色字母的深红色，伸手去摸就能感觉到字母的凸起。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才能看出真正的美好，孩童时期是看不见的。这并不是说那时候美不存在，只是会被忽略而已。我回想着看到那酒红色诗集上发亮的字母的第一刻，就在那一刻，美这个概念进入了我的生活。
我经常看到顾客坐在外面的太阳伞下或者店里的小桌前阅读，一般都是在看报纸，也有女性读者拿着封面狂野的口袋小说。他们一边看，一边用极慢的速度吃香草、榛果或者巧克力味的冰激凌。
“您的冰激凌都化了。”有时候父亲会在柜台后面提醒他们。
只见一个女顾客抬起头，脸涨得通红，就像父亲看透了她的想法似的：那些荡漾于字里行间的火热的画面。
理查德·海曼看的那本书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那年我十五岁，在家乡的一所语法学校读中学，不过整个暑假都待在鹿特丹，啊，终于又见到父亲和母亲了。当我站在他身边时，他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完全沉浸在诗歌中。
这么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我仍在试图回想那些金色的字母。是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致乌拉尼娅》还是菲利普·拉金的《高窗》？是安娜·安和木托法的《最后的玫瑰》还是保尔·克兰的作品合集？我无法再去追问，他已经穿过河流，带走了一切的回忆。
“您好，要点什么吗？”我问。
他惊讶地抬起头，就说了一句话：“不好意思。”同时那双蓝色的眼睛试图往店里看，又接着说，“您是不是已经在这儿等好久了？”
还从来没有一个顾客称我为“您”呢。这个词跟他很配，不过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那时我发现他之所以这么迷人，他看起来仿佛来自另一个时代，一个他深爱的诗人的时代。比如湖畔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瑟斯。当然还有雪莱、济慈和拜伦。
他又点了一杯意式浓缩咖啡。
第二天，另一本诗集出现在桌子上，我决定不去问他要点什么，就直接给了他一杯意式浓缩。让我惊讶的是，他停了下来，抬起头，对我说：“您真是太客气了。”接着眼神又消失在诗集里。
过了一个月我才敢问他读的是什么书。
“这个，”海曼回答道，“是一些现代的、叫人无法理解的诗歌，偶尔才会出现清晰可懂的句子。你要看的话，我还是给你推荐些别的吧。”
他邀请我跟他坐到一起，于是我便在他对面坐了下来。刚坐稳，他就开始朗诵雪莱的自传诗歌《心之灵》。一开始用的是英语，后来转到荷兰语的译文：“我不是统治者，因为在统治者眼中，人们不可以同时拥有几个爱人，要懂得回避旁人的诱惑。”他一边朗诵，手一边跟着摆动，好像拥有一整个大厅的观众似的。店里的顾客纷纷投来目光。母亲正在给一个小女孩挖冰激凌，也转过头来。“心很小，只容得下一个爱人；灵魂也如此，只容得下一个想法。一生只有一个目标的人，便失去了永生的机会。”朗诵完后，海曼用那双水汪汪的、苍老的眼睛看着我。
仿佛有什么东西从那些诗句中冉冉升起，啊，是一阵香味。
我无数次地问自己，他为什么偏偏选了这首诗，为什么是《心之灵》中的这几句。同时又想，如果我要向人们展示诗歌的美好，应该选哪一首呢？该从哪里着手？有好多老师在向学生介绍人生的第一首诗歌时，就让学生望而却步。还有更糟糕的，有的学生会因此一生都憎恶诗歌。选择那么广，其实就只有一个可能。对每个人而言都有那么一首合适的诗，老师们就不该在教室里统一朗诵。
海曼问我觉得那首诗怎么样。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那时的我还很年轻，都还没变声呢，又能说些什么呢？说我的生活会发生变化？说我会对几百个女人敞开心扉，她们都将成为我生命中的爱？还是那首诗已经起了作用？在我发觉之前，万物之门已经打开了一个小缝？不过有时候想想，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
海曼打破了沉寂，开始讲述雪莱的英年早逝，三十几岁的他就离开了人世。在名叫唐璜的帆船淹没后，雪莱也淹死在莱瑞希湾里。几天后，被冲到马沙和维亚雷焦之间的沙滩上。人们发现在他的水手裤袋里还装着一本约翰·济慈的诗集。那些诗歌连同他的躯体一同在沙滩上燃烧起来，那是个瘟疫和霍乱横行的时代，所有冲上岸的东西都要被大火吞噬。灰烬被埋葬在罗马庄严的英国墓地里。城墙边那片绿色的草地，微风轻轻地荡漾在树叶之间。三年前，他的小儿子威廉也埋葬在了那里。海曼说：“雪莱的心并没有被烧死，而是回到了他的妻子玛丽身边。”在玛丽1851年去世后，人们在她的写字台的一个抽屉里找到了那颗不死的心。看来心化作物，全都写进了《阿多耐丝》这首诗里。
再待一会儿，再跟我说一次话;
亲吻我，不要停下;
在我那无心的胸和燃烧的头脑里，
因为那个词，那个吻，所有的想法都将存活下来。
那颗没有烧死的心在他的儿子珀西·佛罗伦萨死后被一同埋在了伯恩茅斯，玛丽也葬在那里。那时，他的情人克莱尔·克莱尔蒙特已经去世了，根据她的遗愿，人们把她跟雪莱送的一条围巾葬在了一起。
在成为世界诗歌节的董事前，海曼在阿姆斯特丹大学教英国语言和文化。此前，在斯坦福大学也待过一阵，校园里有好些低矮的建筑和高大的皇帝树，松鼠们经常噌的一声爬上树顶。那时海曼爱上了一个比自己小二十岁的女学生，女学生的爸爸是一位著名的律师。连州长也请他去立遗嘱，大学校长请他制定各种规定。尽管有着良好的名声和同事们的景仰，海曼还是没能保住自己的位置。这是他人生中唯一走错的一步，然而他自己并不这么看。每当想到加州，他的内心就会产生一种爱慕之情，想起那漫长温和的夜晚和永不知疲惫的太阳。她叫娜塔莉，有着一张美丽的面孔，脖子上戴着一根细细的项链。项链上挂着一个小蜜蜂，海曼已经记不清到底是她父亲还是第一个男朋友送的了。
然而，他从不会忘记，一个诗人比任何人都熟知诗歌，并且无法想象没有诗歌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
“胡说。”我父亲说，“没有诗歌照样可以活得很好，我这不是已经活了四十年了。”
海曼的意思是另外一种生活，一种并不那么美好的生活。他在说那些话时毫不犹豫，却丝毫没有贵族的架子，就像从前叫病人多吃橙子的医生，诗歌能够丰富人们的生活。在大学课堂上他也是这么讲的。站在讲台后面，双手跟着嘴里的辞藻不停地挥舞。
他能用五种语言来引用诗句，荷兰语、英语、法语、德语和拉丁语；不管是哪个诗人，他都能讲出一段趣事来。
“查理斯·波德莱尔把头发染成了绿色，还在派对上跟大伙儿说小孩子的脑子吃起来有核桃的味道。
“热拉尔·德·内瓦尔在皇家宫殿里养了一只系着蓝丝带的螃蟹，还常常带着这只螃蟹出去散步。
“当安娜·阿赫托娃被秘密警察监听后，就开始在卷烟纸上写诗。访客把诗记熟后，她就一把火烧了那些纸。
“没有人做的大蒜汤比约尼·范多恩的味道更浓了！汤里足足有四十瓣大蒜，喝了这汤，就能抵御抑郁症、消化不良、皮肤疹子、月经不调和眩晕。
“艾德文·安玲顿·罗宾森让家人把床抬到星空下，好在那里死去。”
我父亲十五岁时就骑着小车在街上卖冰激凌，而我却在听诗。海曼来到店里的那些日子，每天都给我上关于诗歌的课，从伊索到康纳里斯·巴斯提昂·范德拉格尔。就这样，我开始鸟瞰这个诗歌世界，越来越期望在那个充满了秋日的气息、平静的湖面、白色的花朵和广阔的海洋的世界里轻轻地着陆。
“好了，够了够了，”每天早晨父亲都会说，“是时候工作了。”
刚开始他还微笑着跟海曼打招呼。那时我们刚买了一台咖啡机，是意大利名牌，有着跟跑车一样的流线形。咖啡机是从米兰运过来的，吸引了不少住在鹿特丹的意大利人的目光，一个个都称赞咖啡机的外观，尤其是意式浓缩咖啡的香味。
“真是美味啊。”
“太完美了。”
有人甚至还闻出了咖啡中的玫瑰花香。相比意大利人，荷兰人就没那么积极了。第一个喝意式浓缩的荷兰客人惊讶地看着咖啡杯，问：“这是什么？”
“意式浓缩。”
“可是杯子里几乎什么都没有啊。”
“意式浓缩就是这么喝的。”
“我几乎都能看见杯底了。”
一个星期后咖啡机旁边多了一个小桶。要是有人抱怨咖啡的性价比，父亲就说：“您可以免费喝杯水。”
只有海曼跟意大利人一样喝意式浓缩。他享受其中，仿佛一首短小的诗，比如俳句。
父亲总是满怀热情地欢迎他，直到一个月后我在他的身边坐了下来。那些诗句宛如长鸣的警笛。奥德赛把自己绑在了船的桅杆上，父亲觉得最好能把我拴在冰激凌机器上。
“就凭诗歌是活不下去的。”父亲说，“你没看见他身边的那些诗人跟苍蝇似的围着他转吗？”
有时候海曼跟几个诗人一起坐在店外面吃冰激凌，每次都是他掏钱。
“看，那个男孩的鞋子用胶带粘着，”父亲轻声说，“看见没啊？”
或者：“要是海曼不在，我早就把他们当作流浪汉从店里赶走了。”
海曼从来不会看不起人。他的西装是手工定制的，几乎每天都打着领带，然而他却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他的父母都是普通百姓，就跟莎士比亚的父母一样。莎士比亚的父亲曾经是个鞋匠。海曼对于童年最深刻的记忆来自洋葱面包的香味。每个星期六家里就会吃洋葱面包，母亲总是吃最小的那块。他并不位于其他诗人之上，他景仰他们，至少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海曼看来，想要成为诗人，只有才华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些别的品质，然而具体是什么却很难用语言来描述。既和隐居、坚持，也和与事物之间的距离有关，是一种与占有之间的距离。一张桌子、几张纸就够了。就跟和尚一样，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有些诗人没能坚持下去，酗酒，吸毒，还有的选择了自杀。这样的人很多，海曼就认识两个。他们走的时候年龄比雪莱还小。
我从来没想成为一名诗人，因为我的血液里没有诗人的才华，那种万物皆会为之让路的圣境。早些年我也试过，曾经被叹息的灵魂和伟大的死者的语言感触，写了三首诗，其中一首是十四行诗，和皮特拉克的风格一致——《沃克吕兹的天鹅》。然而我的十四行诗比较抒情，成了威尼斯的天鹅。不过并不是拥有迷雾的早晨和看着平静湖面的狮子的湖城，而是有着如彩虹般色彩斑斓的香味四溢的冰激凌店。
尽管如此，每年至少有两次，我还是会以诗人的身份被邀请到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参加一些重要的诗歌节，有时我还会出现在海报上。我的名字曾经多次出现在各种小册子里，那时我便成了一个出生在意大利的著名荷兰诗人。我的作品一方面以宏观的人文视角而著称；另一方面，我擅于玩味死亡、体察死亡的细微感觉，并将这二者结合。
许多诗歌节的董事都是诗人，都很想在那个最有声望的世界诗歌节的舞台上“演出”，把这看作一种交易。几年前我曾因此跟一个以色列的诗人吵了起来。他给我打电话，说很想在鹿特丹朗诵他的诗歌，觉得登台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你说不行是什么意思？”他气愤地问。
“我从不约当董事的诗人。”
那个以色列诗人是莎尔国际诗歌节的董事，诗歌节的重点落在希伯来和阿拉伯文化之间的对话。世界各地著名的诗人都会去参加，是个对诗人而言非常重要的诗歌节。
“我也会请你来参加我组织的诗歌节的。”他说。
“我不愿意。”
“我让你上主场。”
“我不是诗人。”
“你不是写过几首诗吗？”
“那些我不想朗诵，就算拿枪指着我也不想。”
电话那头没了声音，一会儿，诗人接着说：“我参加过好多诗歌节，比如麦德林、柏林，还有斯特鲁加。”
也许麦德林、柏林和斯特鲁加诗歌节的董事们也曾经在特拉维夫朗诵过自己的作品，不过这句话我并没有说出来。
父亲头顶一袋洋葱唱国歌
“他在做子弹。”我排队站在都柏林机场的检票柜台前，母亲打来了电话。两个在费尔莫伊国际诗歌节上朗诵诗作的年轻的荷兰诗人站在我身后。
“子弹？什么子弹？”
“他已经忙了两天了，都不肯从地下室里出来。”
“医生来过了吗？”
“嗯。”接着母亲便大哭起来。我没有阻止她，往前挪了一步。检票柜台上面的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新时刻，航班延误了一个小时，乘客们纷纷抱怨，还有人忍不住诅咒起来。要是我把一生中经历的晚点全都加起来，就能把查尔斯·布考斯基的诗读个遍，也许还能搞懂他的赌马战略。
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医生星期六来过了，在正式检查开始前母亲和他单独聊了一会儿。虽然不太敢，她还是对医生说：“我担心我老公得了老年痴呆症。”她告诉医生父亲对着电视说话，还拥抱呢。父亲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红发女人，想要亲吻她的肌肉那一段，母亲给省略掉了。不过医生很快就会得知这一切的。
“我才没病呢。”父亲说，“我感觉好着呢。”
父亲母亲和医生三个人坐在厨房的餐桌前，父亲穿着那件在地下室工作间里穿的蓝色的长外套，肩膀上还飘落着铁屑。千层面在烤箱里，一阵惬意的暖流蔓延到厨房的每一个角落。
“我爱上贝蒂了。”
母亲不好意思地盯着桌布。
“贝蒂是谁？”
“是我一生的爱。”
“您不是跟安尼塔结婚了吗？”
“那就换一换。”
父亲就这臭脾气，跟要发酵的酏似的，一阵恶臭和肮脏从气泡里钻了出来。
“他最近是不是很健忘呀？”医生问母亲，“会不会同一个问题问几遍？”
“嗨，”父亲说，“我可就坐在这儿呢。”说完还冲医生招了招手。
“最近他时常会找不到想说的那个词。”母亲说，“比如门垫。他说：‘那个放在走廊里，鞋子旁边的，那个东西，那破东西叫什么来着？’”
“是典型症状。”
“我没得老年痴呆症！”父亲大叫起来，“我恋爱了！”
“老年痴呆症的症状之一就是性格的改变。”不知道医生这是对谁说的，也许他自己也不肯定。
“他的变化可大了。”母亲肯定地说。
“大多数病人在初期都会否认自己出了问题。”
“我否认！”
“还有什么别的症状呢？家人都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失忆。”
母亲突然想到了什么，说：“法斯图把内裤套在了脑袋上。”
“那是失用症，”医生说，“到那时，就算是一些天天做的事，病人也会不知所措。”
“我的内裤好好的穿在屁股上呢。”父亲说，“要是出门，我会袋上帽子。”
“老年痴呆症恶化的速度因人而异。”
“法斯图的病就恶化得很快。”
“还是要我把一袋土豆顶在脑袋上呢？”父亲问，“是不是那样你们就满意了呢？脑袋上顶个几公斤土豆就能换来你们的好心情了吗？”
医生没说话，看父亲的眼神越来越惊讶。母亲仍然盯着桌布。
“好！那我就把五公斤土豆放到脑袋上唱国歌。”说完，父亲便站起来，走进走廊，走向了储藏室。一扇门开了，又合上了。过了一会儿父亲顶着一袋洋葱走进了厨房。
“我就说嘛。”医生说。
母亲点了点头。
父亲唱完一整首国歌后，镇定且庄重地说：“安塔，家里没有土豆了，别忘了添进购物清单里。”
厨房里一片寂静，那种寂静和烤箱里千层面的香味我都记得。这不是想象，而是一种鲜活的记忆。孩童时代我和弟弟经常待在厨房里，盯着烤箱的小窗户看里面的千层面，比看电视有意思多了。
“那个贝蒂，”过了一会儿医生说，“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啊？住在附近吗？”
“她是德国的链球运动员。”
“真有意思啊。”
“她的手臂可强壮了。”
“我相信。”
“我好想亲吻她。”
“爸爸！”
“她在奥运会上拿了铜牌。一开始大家还以为张文秀会拿走铜牌呢，不过幸好老天有眼。”
“谁？”
“一个中国肉球。”
“我老公不喜欢中国人。”母亲说。
“中国人可多了。”
“爸爸！”
医生看了看母亲，又看向了父亲，说：“我想我还是先走吧。”
“您不给他看病了吗！”
医生把茶杯挪到一旁，时钟动了一下。母亲看了看烤箱，千层面放在里面，这样就不会冷掉了。
“您可以来检查检查我的耳朵，”父亲说，“还是要我把舌头伸出来？”说完，父亲还真把舌头伸出来了，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医生无奈，只好把包放在了桌子上，从包里拿出了一个袋子。
“一切正常。”检查了一会儿，医生说。
“我没得老年痴呆症。”
“没有。”
“也没有别的病？”
“没有。”
“我现在可以下楼了吗？”
“马上吃饭啦。”母亲说。
“您在地下室干吗呢？”
“给贝蒂做礼物。”
母亲摇着头说：“看来他的确是神志不清了。”
“我要做一个链球，”父亲自豪地说，“一个心形的链球。”
坐在检票柜台后面的女工作人员看着我的证件，问我是想坐靠窗还是靠过道的位子。我总会选择靠过道的位子，飞机里多出来的每一寸空间都能减轻乘客的痛苦。她微笑着把护照还给我。如果是小机场，检票的工作人员一般也会出现在登机口，不过通常情况下检票时的那一照面就成了最后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