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安检口，那两个诗人就不见了，兴许是为家人买东西去了。这里的选择很多，在金属探测器和登机口之间有一个超级大商店，一不小心就会“上钩”，店里的一切摆设都在促使顾客们掏出钱包。巨大的广告牌告诉人们有了一块百年灵手表或者一部新手机生活会变得多么美好。穿着黑色紧身裙的女孩手里捧着一瓶香水，一路跟着顾客。有些机场的大屏幕上已经取消了登机口的信息，取而代之的是距离出发剩余的购物时间。
在人群和那些商品中，我捧着一本诗集，看起来也许有点奇怪，不过我一点也不觉得尴尬，机场是我的归属感最强烈的地方。我喜欢那些叫着乘客的名字、毫无感情的声音，喜欢显示着无数目的地的屏幕，喜欢来来往往的人流，时而拥挤，时而冷清。一眨眼的工夫，400名乘客便消失在波音747的入口处。一群刚下飞机的旅客看着四周，一路走向行李带。通常情况下很快就能看出哪些人很少坐飞机，哪些人已经累积了几万公里的旅程。对那些常旅行的人来说，到了机场就跟到了家一样。
一个伊朗人曾经住在巴黎的戴高乐机场，名叫梅兰·卡里米·纳瑟里。他没有护照，不能回到祖国去。法国的法庭认为他是合法进入机场的，不可以被遣送回国，然而也不可以出机场。十八年来，他就在一号航站楼再见巴黎咖啡厅旁边的红沙发上过夜。他在那儿睡觉，在那儿吃饭，在那儿看乘客给他留下的报纸。日子久了，他就成了那里的一个名人，年纪也越来越大。
在等待去阿姆斯特丹的飞机时，我时而幻想着这样一种生活：迷失在那些行李箱中，在这样的空间里，温度和湿度是永远不变的。想象一下，你乘坐的飞机不起飞了，或者你不可以登机……当人们问纳瑟里在机场干吗时，他的回答是：“我坐在这里，等待。”然而他从来不说具体在等什么，也许自己也不记得了吧。他头顶开始变秃，脑袋两旁散落着几根发丝，嘴里少了四颗牙。
要说问题，机场就只有一个，就是那里的书店很少卖诗集。即使有，也是出自大众图书馆、跟友谊或者四季有关的选集。你也许永远都猜不到这世界上总共有多少部选集存在：跟爵士，跟蓝调，跟大海和爱情有关。还有的则跟狗，跟鸟，跟悼念，还有花园有关。
这都不是我想读的诗，这样的作品人人皆知。我想要发现诗歌，最好是能解读没人知晓的神秘诗人。比如印第安部落的某个巫师，西伯利亚一个孤独的农民。只希望他们不会一无所知。他们的语言是那么粗犷，不受任何诗派的约束。
去年我受邀去北京参加一个颁奖仪式。总共七万首诗歌参与了那场国家级别的诗歌比赛，作者由工厂里的工人、厨师、商店里的售货员组成。国家号召所有人都参与到比赛中去。评委会希望借此机会造出一座金字塔，创作出一首包罗万象的诗。最终评委选出了前五名，没有所谓的第一，没有冠军。
我的找寻之旅仍在继续，从一个机场到另一个机场，从一个诗歌节到一场颁奖仪式，从大都市到戈壁滩的小村庄，一个有老鹰在头顶上盘旋的地方。
骗子马可·波罗和甜筒的问世
父亲一辈子都在梦想着那些不存在的事物。夏天在店里幻想能够改变整个世界的机器，就算不能改变整个世界，也要让生活变得更方便快捷。一到冬天，他就钻进地下室，在冲击钻和砂光机之间把脑袋里的想法一个个变成现实。他还真发明了一些东西：一个装在锁上的支架，有了它即使一片漆黑，也很容易找到锁眼；一个长长的鞋拔，这样穿鞋子的时候就不用弯腰了；一个可以伸缩的盛蛋器，除了可以用来吃鸡蛋，还可以拿来当杯子用。不过他丝毫不关心商店里是否已经在出售这些东西了。当他听说长柄鞋拔已经存在时，可把他气坏了。
“他们偷了我的发明。”
“谁？”
“中国人！”
在我们家，中国人时常会被怪罪，在鹿特丹的冰激凌店里也一样。母亲觉得这全都跟一个中国老人有关，夏天里的一天，老人来到了店里。那时我和弟弟还小，就算听到他们之间的对话，也都不记得了。至少我是一点也不记得那场发生在艳阳天里的争吵了。
中国老人指着店外面红白相间的广告牌，上面写着威尼斯冰激凌店，对父亲说：“您知道冰激凌是中国人的发明吗？”
“不知道。”
“1296年，马可·波罗从中国回欧洲时，把冰激凌的配方也一起带了过来。”
“这故事我可从来没听说过。”
“这可是事实。”老人说，“所有的历史书里都是这么写的。看过的人都只会得到一个结论：是中国人发明了冰激凌。”
父亲大笑起来，说：“冰激凌是中国人的发明？这可是我这些年来听过的最搞笑的笑话了。”
“是真的，”老人说，“马可·波罗在中国待了二十多年，之后就把冰激凌介绍到了欧洲。”
“他介绍的是米饭，”父亲说，“不是冰激凌！”
“没错，就是冰激凌。”
父亲说：“是鸭肉米饭、鸡肉米饭，还有火鸡米饭。”
“是桃子味道的冰激凌、焦糖味的冰激凌，还有香草味的冰激凌。”
“这些我们店里都有。”
“这都要感谢马可·波罗，感谢中国人。”
“那么比萨也是中国人发明的吗？”父亲问。
“您什么意思？”
“您是不是觉得中国人还发明了玛格丽塔比萨？马可·波罗拿着一个正方形的盒子到了威尼斯？这么说他是个送比萨的？”
“您这是在笑话我呢。”
“是您在笑话我全家，笑话我们的传统。我今天早上六点钟就起来根据我爷爷的配方做冰激凌了，过去他还亲自去山里采雪呢。”
“马可·波罗比你爷爷早。”
“您还需要什么吗？”
“有覆盆子味道吗？”
“我们有真正的意大利覆盆子冰激凌。”
老人摇着头说：“这其实是中国的冰激凌。”
“要不要我把这句话贴到大门口去啊？”
“这就对了。”
“您知道什么才对吗？禁止中国人来到我们店里！”
“这可是歧视。”
父亲攥着拳头说：“是要甜筒还是杯子？”
“一个覆盆子味的甜筒，谢谢。”
父亲走进店里，把点单交给了母亲。母亲拿着勺子从巧克力和柠檬味之间的那个盒子里挖了一勺覆盆子味冰激凌。我把冰激凌的排序记得一清二楚，知道每种冰激凌的上下左右都摆着什么味道。后来弟弟把原有的顺序打乱了，加入了新的口味。
“您知道甜筒是美国人发明的吗？”当父亲把冰激凌送到桌前时，老人说。
“是哥伦布把甜筒带回欧洲的？”
“跟您还真没法说话！”
后来母亲告诉我们，父亲把甜筒扣在了那个老人的脑袋上。不过父亲坚持认为是那个老人推了他一把，紧接着就溜走了。于是父亲一边追，一边喊：“站住！您的中国覆盆子冰激凌和美国的甜筒！”说完便把甜筒丢了出去。甜筒飞到空中，翻了半个筋斗，落在了老人的脑袋上。
母亲拿着抹布走到街上，向老人道歉，叫父亲待在店里。父亲像头公牛似的站在柜台后面，气极了，碾碎了四个甜筒。那时候的甜筒和现在的比起来脆多了，父母一直用做华夫饼的机器和一个木制模具自己做甜筒。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股香味，也许是我童年里闻过的最香甜的味道了。在那些宁静的下雨天里，面糊在正方形的黑色铁板上滋滋作响。我合上铁板，过一会儿再由卢卡打开。等我们长大一些，父母还让我们自己用模具做甜筒。我们还小的时候，是父亲做的。他经常说：“瞧，这个甜筒做得真是太好了。”要不就是：“孩子们，这个我们可得保留下来，真是太漂亮了，吃了就可惜。”甜筒做好了，母亲就把铁板上剩下来的甜筒屑刮下来。我和弟弟张大嘴巴，争抢美味。
甜筒确实是在美国发明的，不过发明甜筒的人并不是美国人。1904年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世界博览会上，叙利亚的糕点师傅恩斯特·汉姆威摆摊卖一种甜甜的薄薄的波西饼。他隔壁是个冰激凌摊，有一天装冰激凌的盘子用光了，卖不了冰激凌了。那个极富创意的叙利亚人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把薄饼卷起来装冰激凌。顾客们都觉得这个主意棒极了。很快，汉姆威也给世界博览会上其他的冰激凌师傅做起甜筒。
十五年后，美国的冰激凌商人舒曼克尔在冰激凌制造商协会的大会上说：“甜筒的问世是冰激凌行业中不可忽略的一件‘小事’。”甜筒使整个冰激凌行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之前，只有在商店或者糖果店里可以买到装在一个小杯子或者摆在盘子里的冰激凌。是甜筒把冰激凌带到了大街上，带到了十字路口和学校旁边的小摊上，带到了集会和广场上，还有动物园里。
在科尼岛上住着两兄弟，两人在海边开了一家冰激凌店。就在生意日渐消落时，两人雇佣了几个非常养眼的女孩，让她们手拿甜筒，在海边漫步。就这样，卖出去的冰激凌比最热的那一天都多。
两年后，在奥斯陆诗歌节上，当我告诉挪威的金发策划自己出生于一个冰激凌世家，做甜筒是童年里最温暖的记忆之一时，她的脸突然红了。
她小声说：“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这个秘密我还从来没告诉过其他人呢。”我们坐在休息室的一张小桌子前，喝着红酒。周围坐满了闲聊的诗人。几个小时前，诗歌节就结束了，大厅空空的，只有这个专门为文字工作者开放的小酒吧里挤满了人。译者、诗人、志愿者还有诗歌节的组织方全都聚集到这里。这些夜晚非常美好，观众回家了，我们便尽情享受。
“小时候，”节目策划者说，“我每次吃冰激凌都会联想到性。”那双灰蓝色的眼睛盯着我，仿佛想吓我一跳。
“十四岁那年我就有了这样的想法。每次吃冰激凌，我就用舌尖去舔，一边舔一边转，用嘴唇呡下去，再慢慢把嘴唇舔干净。我脑袋里想的是：就应该是这样的，一定没错。”
我告诉她，在三十年代，家教严的女孩子是不会在大街上吃冰激凌的，而是回到家把冰激凌倒扣在一个盘子上，拿小勺子挖着吃的。
不过汉姆威究竟是不是甜筒的发明人还是个疑问，就跟比基尼一样。1946年，法国的汽车修理师傅路易斯·瑞安得发明了这套泳装，然而伊特鲁里亚的女人们在这之前就穿在了身上。在汉姆威之前，甜筒就曾经出现在历史里。1888年，《马歇尔太太的食谱》里就出现了玛格丽特·康纳斯的菜谱——装着冰激凌的甜筒。不过我不想父亲因此受到困扰，他确信是那个叙利亚的糕点师傅在圣路易斯帮了一个来自白云岩的意大利人。除了这个意大利人，根据当地记者以及业余历史学家达拉斯塔的记录，还有一个和太爷爷出生在同一个村子里的冰激凌商人也参与到了甜筒发明的过程中。
“所以呢，甜筒的发明还要多多感谢意大利人。”这是我父亲的观点。
还有就是，冰激凌绝对不是亚洲人的发明。在那个中国老人被赶走后，父亲让邻居家的男孩从图书馆借来了一大堆和马可·波罗相关的书。那天晚上，他读到《东方奇迹》的原稿丢失了的史实。最老的手稿是1400年的，那时马可·波罗已经死了75年。书里没有提及中国长城，没有写到用筷子吃饭，也没有描述喝茶的习俗，更别提什么冰激凌了。有些历史学家质疑这部旅行记录的真实性，有人怀疑马可·波罗是听了别人讲的故事，把耳闻都记录了下来。在这之后好多年，伦敦的中文学家弗兰西斯·伍德发表了极有争议的研究：《马可·波罗真的去过中国吗？》。那时我父亲就百分之百地肯定那个世界闻名的旅行家一步也没有踏入过中国。
“马可·波罗是个骗子！”半夜里，父亲突然大叫起来。
“快去睡觉。”母亲说。
父亲一直在等那个中国老人来店里，可他再也没来过。于是父亲便走向坐在店外面的另一个中国人，说：“冰激凌才不是你们发明的呢，我可是有历史证据的。”
“您说什么呢？我不明白。”中国人说。
“发明冰激凌的不是中国人，就跟长柄鞋拔子是一个道理！”
六十年代，许多荷兰的冰激凌店受到了意大利南部劳工的困扰。没事的时候，他们就成群结队地走进店里，一个人占一张桌子，大声地讲话。要不就是坐到一个刚刚点单的荷兰女孩子旁边。有些冰激凌店的玻璃上挂着大牌子，上面用意大利语写着：禁止意大利人入内。
父亲也想挂这么个牌子，写上：禁止中国人入内。不过被母亲阻止了。母亲说：“所有人，不管是年轻的年长的，富有的贫穷的，男人女人，都欢迎他们来店里吃冰激凌。”
一个世纪前，卡洛卡提在伦敦发明的“一分舔舔乐”也就是这个目的。
父亲最终还是妥协了，然而他一生对中国人的厌恶也就由此播下了种子。
数年后我在读一部中国经典诗歌选集时，发现了杨万里的一首诗，作诗时间在马可·波罗出生前100年。让我惊讶的是，诗人描写了一种奶制品：看起来冻得结结实实，烟雾缭绕，融化时宛如阳光照耀下的白雪。
我把这首诗念给父亲听，主要是想跟他开个玩笑。结果他只跟我说：“我不喜欢中国人，也不喜欢诗歌。”
从前的雪
六岁那年，父母把我送去了寄宿学校。这就是作为冰激凌商人的孩子的命运。当你还是个婴儿或者小孩子的时候，可以时常跟父母一起去冰激凌店里。可是等长大了，就要留在意大利，去上学了。不过呢，到了漫长的暑假（意大利的暑假有三个月）就可以跟父母去荷兰了。缺点是剩下的时间就得独自待在寄宿学校里，受修女的管教。她们很严格，很传统，教我们看书、阅读、计算。我是个很爱上学的孩子，常常趴在本子上，右手拿着一支笔，舌头从嘴巴里伸出来，卢卡经常模仿我的样子。两年后，卢卡也被送到同一所学校，却无法适应修女的管教，觉得她们太严格了。对了，她们还时常举起手来打我们。
“你不想爸爸妈妈吗？”卢卡每天都问我这个问题。
“有一点。”我试图坚强起来。
“我很想他们。”
“他们得工作。”我说，“冰激凌机器得不停地运转。”
“转啊，转啊，转。”卢卡说。正如父亲跟我们说的一样：我们得好好学习，冰激凌机器得不停地转动。
卢卡觉得阅读和写作很难，跟我不同的是他完全不能享受其中。他很讨厌看书，修女们一不留神，卢卡就会溜进寄宿学校长长的走廊里。只要被发现，就会遭到年纪最长的修女的一顿打。那个修女的下巴上长个一个疙瘩，疙瘩上还长出了三根毛。不过这还不是最恐怖的，据卢卡说，她身上很臭。
“你闻不到吗？”卢卡问我。
我摇了摇头。
“她只要举起手，长袍子就会跟着抬起来，那时一股奇怪的味道就会飘过来。”
也许是因为我经常看书的原因，书香对我而言就意味着寄宿学校的味道。那些潮湿的旧书的香味好闻极了。我把鼻子贴在纸上，一行一行往下看。也许是因为那些书的存在，我对父母的思念才远不如弟弟。
夜里卢卡经常爬到我的床上来，我们紧紧抓住彼此的手，就像一条永远不会断的铁链。我在他耳边轻声给他讲白天读的故事，直到他的呼吸变得平静、均匀。
中学时期我们寄宿在奶奶家。她有着深灰色的头发和因为关节炎而变得弯曲的手指，尽管如此，她依然健壮坚强。她的父亲在乌尔姆开了一家冰激凌店。战争时期店被英国人炸了，全家人都躲进了地窖里。“不要害怕，”父亲对女儿们说，“就跟打雷一样，一会儿就过去了。”母亲听了直摇头，好在女儿们都没有哭。他们什么都没有了，冰激凌机器、冰箱、小船形状的玻璃盘子，然而一家人都存活下来了，从一片废墟里爬了出去。
安玛莉亚奶奶用她那骨头分明、弯曲的手指切洋葱和西红柿，每天都给我们做意大利面吃。她把我们照顾得很好，不过有时候心也很硬，很少让我们给鹿特丹的冰激凌店打电话。我觉得自己应该照顾好卢卡。他做作业有困难的时候，我就会帮他。有时候我会帮他把算术做好，这样我们就能早点去外面玩了。走在街上，卢卡伸出手来，我们便牵着手去学校，奶奶很不喜欢我们牵着手到处跑。她的床头柜上摆着她老公的照片，他在从多比亚科去往科尔蒂·纳丹佩佐的路上遇到了车祸。那是一个冬天，就在即将转弯的地方，他试图去超车，坐在另一辆车里的是一名游客。朋友们给他做了一个十字架，钉在了路边，不过安玛莉亚却从来没去过那个殉难之地。就跟父亲经常跟女儿们说的那样，要走出困境，勇往直前。
暑假来临，我们打算前往鹿特丹，妈妈的姐姐会跟我们一起坐火车出发。细细算来，已经四个月没见到父母了。那可是一整个春天，小草渐渐发芽，蒲公英也开了，草地散发出黄色的光晕，太阳照在身上也越来越暖和。这一切发生得快极了，然而对我们来说那些天就跟冰冻的十二月一样，简直度日如年。面对即将到来的团聚，我们已经期盼一个月了。
我还记得母亲的眼泪和她那拥抱我们、不愿松开的双臂。
“能让我也抱抱吗？”每年父亲都会问这个问题，接着又说，“我也想抱一会儿。”
父亲把我俩拥入怀里，把他那扎人的面庞贴近我们稚嫩的小脸，不过我们一点也不介意。当我也开始长胡子的时候，事情才发生了变化。
我们在店里帮忙，享受那些漫长的白天。父亲和母亲通常在店堂里，我和卢卡在厨房里做冰激凌，试着去更新配方。
“你尝过芒果冰激凌了吗？”卢卡问，“糖太少了，口感也太硬。”
“我们还是先看一下香草冰激凌吧，”我说，“口感应该可以再顺滑一点，香草的分布也不是很均匀。”
这是在我发掘诗歌之前。正如雪莱诗里写的那样，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只存活着一个想法：冰激凌。
“我们往这里面加些白巧克力，你觉得怎么样？”
“西瓜冰激凌加白巧克力？”
“没错，”弟弟说，“更新版的巧克力冰激凌，跟普通的巧克力冰激凌完全不一样。”
“可别让爸爸听见了。”
我们经常跟父亲建议做一些新口味的冰激凌，比如焦糖香蕉味、肉桂橙子味，还有咸甜味的花生冰激凌。
“我们的顾客不会喜欢的，”父亲一直这么说，“他们只想吃同一个味道的冰激凌。”
“试试可以吗？”
“以后再说吧，”父亲说，“等你们接手了这家店。”
我们发誓，等到自己有了发言权，就会做出各种各样最奇特的味道。
晚上我们待在阁楼里，躺在床上，开始憧憬那个美好的未来，简直就是一部和味道有关的科幻小说。
“蜂蜜冰激凌。”弟弟说。
“凝乳加松子。”
“椰子肉桂味。”
“胡萝卜坚果味。”
“到了四月，还可以做芦笋冰激凌！”
“黄瓜冰糕。”
“血冰糕。”
“就跟血肠一样吗？”
“对，只不过是把血灌进冰激凌里。”
后来，弟弟接手了冰激凌店，我却像只罐头里的虾似的满世界游走。弟弟按照我们那天夜里列举的味道，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冰激凌，店里的选择越来越多。父亲那守旧的态度并没能抵挡住冰激凌的诱惑，当一勺冰激凌举到他面前时，他就像一个好奇的孩子似的尝了一大口，然后闭着眼睛说：“真是太好吃了。”就跟人们当年尝太爷爷做的冰激凌一样，称赞过后又问：“这到底是什么味道？”
“发霉蓝奶酪加苹果和梨子。”弟弟说。
“真不敢相信。”
有一次，我和几个年轻诗人坐在店外面吃冰激凌，最后是我买的单。父亲看了，问：“怎么要你来给那群穷酸孩子买单呢？”
“他们都是诗人。”
父亲用鄙夷的眼神看着他们，说：“要是他们想看真正的艺术家，就应该来看看卢卡。”
以前，弟弟一直是我俩之间那个最擅长做冰激凌的。他能在15分钟内分离360个蛋清和蛋白，而我则需要40分钟。然而卢卡从来不说什么，我们之间没有所谓的竞争，而是一起做冰激凌，拥有同样的梦想，也同时被对父母的思念侵袭。很快，在鹿特丹的最后一天就来了。
九月初我们得回到村子里去，而冰激凌店会开到十月底。足足两个月，我们寄宿在奶奶家，闻她身上的味道，感受她的手穿过我们的发丝，学习她的坚强。到了冬天，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在一起。四个人围在厨房里的暖炉旁，每个人都坐在自己的凳子上，手里拿着一把叉子在盘子里不停地搅动。
冰激凌商人的归来让整个村子都苏醒过来，就像春天到来，万物复苏一般。不同的是一切都发生得快极了。浅睡了八个月的村子突然打破了宁静，汽车马达轰轰、喇叭震天地开在路上，一扇扇窗户都打开了，一个个脑袋伸了出来，仿佛一场解放者的游行。
比萨店里又坐满了人，面包房里排着长队，人们谈论着各自的收益，还有那些开着新买的奔驰回来的人，一大早肉店老板就忙不过来了。走在街上的不仅仅有老人和小孩，到了晚上人们便来酒吧里打牌，几个小时后又摇摇晃晃地伴着空中熙熙攘攘的星星走回家。虽然喝醉了，还是很幸福，那些在乌特勒支、阿雷姆和马斯特里赫特忙活的日子现在终于得到了释放。星期天，同样的街道上出现了许多穿着整洁的人，教堂里座无虚席。接着又各自回到家里，桌上摆着香喷喷的炖肉。小杯红酒，窗外的山景，对别的人家的谈论，还有那泛着泡泡的、浓香四溢的、熟悉的咖啡香。
一阵风吹过整个山谷，从山潍拖一直吹到卡多雷。就跟过圣诞节似的，愉快又喧闹，只不过提前了两个月。大伙儿都不用上班，为此他们曾辛勤地工作，放弃了整个夏天。现在身体又恢复了平静，小毛小病也消失了，有的人开始忙着孕育下一代。大多数冰激凌商人的孩子都是在夏天出生的，我和卢卡都出生在七八月里。
当然冰激凌的比赛并没有就此中断。哪家的冰激凌味道最好？谁能用酸奶做出最完美的冰激凌？这些通常发生在荷兰，回到山里，仍然有人互相嚷嚷，说他们做的冰激凌味道更好更浓郁。有时嚷着嚷着就吵了起来，最著名的争吵发生在荷兰斯沃勒城里两家冰激凌店的主人之间。
“你的草莓冰激凌吃起来有覆盆子的味道。”其中的一个店主冲着街对面的竞争对手嚷嚷道。
“你的香蕉冰激凌有梨子的味道。”街对面嚷嚷回来。
“你的香草冰激凌和鼻涕没什么区别！”
“你的巧克力冰激凌就是一坨牛粪。”
接着最夸张的片段就出现了，任何人都没有料到，也不是所有人都明白。
“我家的杏子冰激凌有你老婆的味道！”
两人来到路中间，捏紧拳头，跟学校里的孩子打群架似的打了起来，直到被佐多·泽达斯拉开。佐多跟他的爷爷一样强壮，能把钱币敲弯。
第二天，冰激凌商人们在波斯塔酒吧里就昨天发生的事开起玩笑来。
“我家的梅子冰激凌跟格雷格丽的右眼一样蓝。”
“我家的樱桃冰激凌跟贝尔菲的血一样红。”
还有另一场争吵，没这么血腥，不过也吵得挺厉害的。在卡多雷地区的大多数村子里，比如维纳斯、飞多、批围、法尔乐、卡拉佐、自比阿诺，曾经有一个冰激凌商人说不是他的爷爷就是太爷爷发明了冰激凌。有的冰激凌商人加入到这场争论中，觉得这是消磨时间的好机会；然而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我和卢卡两人试图揭开谜底，去访问那些满脸皱纹的老人。那些老人的孩子在奥地利、匈牙利、德国和荷兰开了冰激凌店。
有时候我们进屋不到一分钟就又出来了，因为冰激凌商人是个聋哑人。还有一些老人我们根本就听不清他们到底在说什么。冰激凌这个词还能勉强听得清，其他的就成谜语了。
赞皮瑞先生曾经试图收买我们。
“我们听说是您的爷爷发明了冰激凌，您能证明这是真的吗？”我和卢卡第一次站在他们家门前时问。
“孩子们，快进来。”赞皮瑞先生说，“我们家有特别好吃的巧克力饼干。”
我们走进客厅，他把一盘饼干摆在我们面前，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我的爷爷最开始是在德累斯顿的市场上卖冰激凌的。”赞皮瑞先生说，“他卖的冰激凌都是手工做的，可是没人来买。人们都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连听都没听说过。冰激凌开始化了，爷爷便免费让路人品尝，还大声叫卖起来：‘不要钱的冰激凌！’太奶奶想：他准是疯了，把东西免费送人。当人们品尝过冰激凌后，爷爷的生意就好多了。”
卢卡问：“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呢？”
“让我想想，”赞皮瑞先生说，“来来，再吃块饼干吧。”
几分钟后，他又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那时候，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我父亲大冬天一路从荷兰骑车回到意大利，只是为了省点钱。当他回到村里时，母亲可气坏了，因为父亲把三条裤子都磨破了，它们加起来的钱跟一张火车票差不多。”
“赞皮瑞先生，”我说，“我弟弟刚才问您，您的爷爷是什么时候在德累斯顿卖冰激凌的。”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说，“在你们出生之前，也在我出生之前。”然后便指了指窗外的白云岩，接着说，“没人知道那些山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我看了看弟弟，他又从盘子里拿了一块饼干。
“你们知道我们住在金矿上吗？只可惜埋得太深，挖不到。”
“您能不要转移话题吗？”
“哦，对了，冰激凌。从前我们跟意大利小贩合作，”赞皮瑞先生接着说，“我支付他们来回的旅费，包他们吃住，每个月给的报酬是600里拉，外加10包香烟。”他想了一会儿，可能是在算账，又说，“如果你们聪明，就应该去挖个坑，没准还能挖出金矿来呢。”
卢卡虽然一副很感兴趣的样子，却接着问：“您为什么觉得是您爷爷发明了冰激凌呢？”
“他在德累斯顿的市场上卖冰激凌，”赞皮瑞先生又开始了，“可是没人买，因为他们都不认识冰激凌，一个人都不认识！所以是他发明了冰激凌。”
弟弟摇了摇头。
我说：“邻村的玛立那罗先生说是他的爷爷发明了冰激凌。”
“玛立那罗已经九十多岁了，记性不好了。”
在拜访赞皮瑞先生的前一天我们去了玛立那罗先生家，他年纪大了，坐在我们对面的摇椅里睡着了，我们也没敢叫醒他。
“你要是问是不是他的家人发明了汉堡包，他也会说是。”赞皮瑞先生站起来，从橱里拿出一本相册，说：“这是我，那时我还很帅很年轻。”照片上还有一个男人，手里拿着一顶草帽。“你们看见那个火车站了吗？那是在苏围，就在科提那附近。如今这个火车站已经不存在了，就在滑冰场对面。”
“您有您爷爷的照片吗？”我问，可赞皮瑞先生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你们要是问玛立那罗他有没有参加1956年奥运会的滑冰比赛，他肯定也说是。”
这时他突然想起什么，说：“冰激凌的发明比摄影的发明还早。”
“这么说，您无法证明是您的爷爷发明了冰激凌咯？”卢卡发现了事情的蹊跷。
“没人能证明，”赞皮瑞先生有些没好气地嚷嚷起来，“就跟没人能证明他们的奶奶发明了培根意大利面一样。”
他让我们看他的大拇指，跟我父亲那布满老茧的大拇指一样，弟弟的大拇指也会变成这样，我的就不会。不管我读多少首诗，翻多少页书，大拇指上都不会出现老茧，总是很光滑，在台灯下还会发光。
“这就是证据。”赞皮瑞先生说，“这沧桑的手指，那些故事，我父亲的三条裤子，还有德累斯顿的市场上免费的冰激凌，和以为爷爷疯了的奶奶。”
饼干都吃光了，赞皮瑞先生的故事还没讲完。
“你们最近还会再来吗？”他问。
我们和他告别，并承诺很快会再次拜访。不一会儿我们便手牵着手漫步走在满是冰激凌商人的山谷里。没错，我们依然手牵手，就算父母在村里也一样。有时人们会回头看看，因为他们觉得这很奇怪。
这是冬季里晴朗的一天，天空清澈，气温很低，大山的轮廓非常鲜明。还没下雪，再过九天第一片雪花才会落下来，很薄很薄，仿佛只有一片冰晶似的。雪花如鹅毛般飘落下来，怎么都落不到地面上。即使碰到地面，也不会融化，只会升华，仿佛被地面和草地吞没了似的。这是早晨的景象，到了中午，雪花宛如一群蚱蜢从空中落下来，大山已经看不见了。
这种景象自有它的神秘之处，对大山里的人来说又很平凡。他们早就知道要下雪了，有的能预感到，有的甚至闻到了雪的味道。大雪即将来临。就在第一片雪花落下来的前三天，所有的谈话都围绕着即将来临的大雪。有人说：很快就要下雪了，就在明天或者后天。大伙儿都同意。
接着就真的下雪了。
我和弟弟把雪橇从阁楼上拿了下去，从白色的小山坡上一路往下滑，地上的雪都是刚下的。我坐在雪橇前面，卢卡坐在后面，伸直双腿，我躺在卢卡的肚子上。我俩就这样坐在雪橇里，并且尽量不去踩刹车。六十年代批围村的恩里克和伊塔罗两兄弟是滑雪橇冠军。现在两人在荷兰乌特勒支开了一家冰激凌店。梦里我们也想成为冠军。
我们问父亲能不能用短铁棒做一个雪橇，这样雪橇的速度就会更快了。于是爸爸便消失在地下室里，几天后拿着一个雪橇出来了。我和弟弟可以完全坐进雪橇里，就像一个蚕茧，用力一推，我俩就先后跳了进去。
“快。”卢卡大叫一声，我便飞快地跳进雪橇里，躺在了他的肚子上。一开始经常会出错，不是我们躺在了对方的身上，就是打了对方的脑袋。雪钻进了我们的内裤，卢卡那红彤彤的面孔出现在我大笑的嘴巴旁边。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好，像两个专业雪橇选手似的从斜坡上滑下去。雪橇滑过坑坑洼洼的地面，飞过急转弯，离未来越来越近，然而我们的梦想却没有实现。
坐在桌前，父亲问我们冰激凌的发明者找得怎么样了。“你们也应该去跟瑟拉菲诺·达拉斯塔谈谈，”父亲说，“他知道是谁发明了甜筒，可能也知道是谁发明了冰激凌。”
我们不再相信自己能搞清楚冰激凌产生的历史，在对玛立那罗先生的第二次访问中，他一直都保持着清醒的状态，然而他讲的故事却没能使我们离事实更近一步。
“是不是很美啊？”他看着外面说。
“什么很美？”
“雪。”
我和卢卡没说话。雪一连下了好几天，是时候可以停一停了。
“我爷爷曾经在同样的雪地里走过，”玛立那罗先生说，“冬天，他在宝谷里练习如何烘焙糖，还在威尼斯学习如何避免冰激凌融化。为此需要的食盐是从西西里岛运过来的。”
听起来玛立那罗先生并不像个健忘的、突然会说是自己的家人发明了汉堡包的人。
“那大概是什么时候呢？”卢卡问，“您的爷爷是什么时候去威尼斯的？”
“也有可能是我爷爷的父亲，”玛立那罗先生说，“还可能是我太爷爷的父亲。”
卢卡扬起了左边的眉毛，而我却想给玛立那罗先生一个机会。
“我大概是在一百年前出生的，”玛立那罗先生说，“我的太爷爷应该是在那之前一百年。”
时间的跨度太大，什么也没留下来，没有照片，也没有其他证据，只有一个经数代人传下来的故事。
“都是因为厚厚的雪，”玛立那罗先生说，“一切都被覆盖起来，所有的痕迹全都消失了。”
尽管如此，还是有好多人看见他们的爷爷卷着袖子、拿着锄头站在大山里。他们之所以能看见这样的景象，也许是因为他们的父亲踩着爷爷的脚步，做着同样的生意，而他们又踩着父亲的脚步。有人还能看到更遥远的从前，因为那片白雪跟他们生命中的白雪是一模一样的，第一个冰激凌商人应该也曾经站在那里。烟雾缭绕，一片白得刺眼的冰天雪地。
在阿姆斯特丹的日子
毕业后我试着读博，不过更喜欢跟作家、记者和编辑们待在咖啡馆里。在浓烟之间，喝着小酒，聊着天，有人问我愿不愿意去一家出版社工作。其实这更像是一种邀请，不过在这样的夜晚即将过去时，邀请和提供之间的区别也就变得模糊起来。邀请我的人个头很小，手里拿着一个球形的酒杯，眼睛小得几乎都快看不见了，眯成了一条缝，好像见不了光似的。事实上，那双小眼睛很会笑，它们的主人名叫罗伯特·贝伦德森，一个除了热爱文学，也极其热爱生活的人，尤其是在几杯国王啤酒下肚后，对了，这是他最喜欢的啤酒。
“明天去我那里一趟吧，”他说，“我在找一个诗歌编辑。”
与其他晚上一样，那天晚上的对话跟书和作家有关。有人谈论起米歇尔的第一部诗集《没错！石头般的裸露》来，就在几天前这本诗集刚刚问世。
有人觉得他的诗太喧闹，简直就是一种吼叫，一个人突然大声嚷嚷起来：“诗里的感叹号太多，我都数不过来了。”
有的呢，则认为诗集很壮观，富有全新的语调。“我还从来没读过这样的作品，”一个给某家报纸写文章的人说，“很轻松，很清新，同时又很深刻。”
“我觉得那不算诗。”另一个人说。
这样的观点每个星期都会出现，也很少有人会去接下茬。有些人对诗歌的期待就跟对自来水的期待一样，清澈最重要。酒吧里的对话总是那么有趣，既能谈论对某个诗人或者某部诗集的不同的看法，还能跟大伙儿聚在一起喝酒。有时候讨论愈演愈烈，还有几次气大了都快吵起来了。每到那时酒保就出来了，说：“出去，都给我出去！到街上打架去。”
在大学里，我跟另外几个学生一起研究已经过世的作家，可以找到的文学评论不计其数。我们得说出自己的观点，却感觉受到了约束。现在我们站在滚滚的浓烟和尘嚣之间，几百米之外就住着写诗的人，可以说出别人还没有表达过的观点。
一个年轻的女子参与到对话中来，说：“我喜欢米歇尔诗里的好奇，那是一种不同一般的看待普通事物的方式。”
我感觉到一种冲动，想要说上两句。那确实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而语言和形式却不是最新的。
“从外部观察事物的视角，”我说，“火星派诗歌不是也有吗？已经是十年以前了。”那是七十年代末英国出现的一个流派，克雷特·雷恩和克里斯托·弗里德是这个流派的先锋。他们观察这个世界的角度仿佛一个来自火星的人，看着我们周遭的生活。在家里，一个抓鬼的仪器睡着了，只要拿起来，它就会打鼾。
“终于有个不是忧郁派的诗人下笔了，我倒是松了一口气。”
罗伯特点着头说：“再见啦，怀旧情结！”
这时大伙儿又点了一杯啤酒。
“为火星人干杯。”有人喊。
一年后米歇尔被提名布丁奖，却没有赢得最佳新作奖，奖项被别人揽入怀中，然而这并没有改变米歇尔作为诗人起航的梦想。他震动了文学界，至少文学界的一部分都被他的作品打动，那些诗作宛如一颗颗珍珠。对很多人而言，他的作品是一扇通向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年轻的诗人们试着用更多的好奇心去观察周围的世界，有人创新，有人吼叫，有人幻想。就在那个革新动荡的年代，我开始了编辑的职业生涯，所在的出版社拥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明天去我那里一趟吧。”走出咖啡馆，这样的承诺也就差不多烟消云散了。然而当我第二天爬上运河旁边一座庄严的楼房前的小台阶，走进去时，出版商热情接待了我。罗伯特的眼睛看起来更小了。下个星期我就可以开始上班。
到了店里，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我们坐在二楼的饭厅里，弟弟在楼下，为第一批的客人泡咖啡。“我有工作了，”我说，“下个星期就要在一家出版社担任诗歌编辑。”
“那你的博士论文呢？”母亲问。
这个问题在我的意料之中，可惜我没有答案。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把无名诗人的博士论文写下去，于是说：“我想工作，不想让这个机会不翼而飞。”
“他说他想工作。”父亲大声嚷嚷起来，“还说等不及了。要真是这样的话，现在是八月，快拿起勺子，卖冰激凌去，也好让我休息一会儿。”
说完，父亲便站起来，走向通向屋顶的门。屋顶上摆着一个躺椅，父亲那疲惫的身体在躺椅上伸展开来，躺椅发出了吱吱嘎嘎的声音。后来，等父亲退休了，就经常抱怨这儿疼那儿痛。背、腿，还有手，哪儿都疼，小腹和牙齿也疼。他的一生都在跟那些疼痛做斗争，从来没有屈服，不是弯腰、去核、敲打、碾磨、挤压，就是在店里走进走出，根本没时间去想那些疼痛。
“他是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过了一会儿母亲说，“一直都无法接受。”
我下楼走进店里，弟弟在给一个留着刺猬头的小男孩点冰激凌。柜台前站着一小队人，都是带着孩子的父母。今天上午还挺热的。
我穿上围裙走到卢卡身边，说：“嗨，我来帮忙。”卢卡没有反应。
他点了点头，就在我半个小时前走进店里时，他也只是点了点头。
“我有工作了。”我一边往小杯子里盛香草草莓冰激凌，一边说。
卢卡没有对我说“祝贺你”，什么也没说，就跟看着一个火星人似的看着我。
那之后的好多年，卢卡尽其所能回避我。就跟他不跟索菲亚说话一样，现在跟我的交流也就只局限在几个字。只有在我一再强求下，他才会说：“我都听见了。”这就算是回答，有时候我真想拿起大勺子揍他一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