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还跟我保持着交流，他说的那些话里仍然荡漾着我有一天会重新回到冰激凌店的希望。我是迷路了，他的任务是帮我认清我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我选择了一个没有冰激凌店、没有家人的生活，在父亲眼里，我迟早都是要后悔的。
“你知道吗？”父亲说，“这是里诺加·埃塔诺的歌。”
已经是午夜了，店外面的椅子全都叠了起来，门也关了。爸爸打开了立体声音响，只有在生意好的日子他才会有这个心情。对冰激凌商人来说，生意好就意味着天气炎热，要更加辛勤地跟马儿似的工作。
我听过这首歌，名字叫《天空不是一直很蓝吗？》。歌很好听，凡是听到的人都会忍不住跟着唱起来。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经常跟着哼哼，虽然并不了解歌词的具体内容。
父亲先唱了起来：“谁住在茅屋里，谁为赚钱辛苦流汗，谁留恋爱情和名誉的梦。”卢卡接了上去：“谁抢走存款，谁记性不好，谁一天只吃一顿，谁喜欢射箭。”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仿佛成了一个局外人。那是一首反叛的歌曲，是里诺加·埃塔诺为每天辛苦劳作的老百姓写的。不是为我，一个信手得来工作的人。这样的人可以享受夏天，可以跟天使般的女孩亲热，可以一觉睡到下午。然而当埃塔诺的声音越来越高昂，歌词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的时候，我也忍不住跟着唱了起来：“天空不是一直都很蓝吗，啊啊啊；天空不是一直都很蓝吗，啊啊啊。”
母亲听见我们大声唱歌，眼里噙满了泪水。里诺加·埃塔诺出生在克罗托内，是爱奥尼亚海岸边的一个小城市。后来搬去了罗马，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了一个民族英雄，却在三十岁那年因为一场车祸离开了人世。生活就是那么不公平，不过天空却总是蓝色的，而且还越来越蓝。
接下去的这部分也许是我父亲最喜欢的一段，他扯着嗓门昂首挺胸地唱了起来，似乎每一句后面都用了感叹号：
谁思念家乡，谁一个人住
谁挣钱不多，谁在玩火
谁住在卡拉布里亚，谁为爱而活
谁在战争里杀敌，谁高举旗帜
谁活到了八十岁，谁因工作而亡
父亲钱挣得不少，不住在卡拉布里亚，也没有参加过战争，却缓慢地、一点点地为工作而亡。对他而言这就是歌曲的核心，也是他的生命的核心。
歌唱完了，我们仨同时大口喘气，胸部一个节奏地一上一下，父亲说：“这才是诗歌。”
这一招简直一箭穿心。
过了一会儿，父亲又说：“里诺加·埃塔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
还有一句话父亲没有说出来：“最伟大的诗人不是雪莱，不是辛波丝卡，不是卡瓦菲，也不是阿特伍德。”这些诗人的名字父亲都不认识，他们用的词太复杂，叫人捉摸不透。
对父亲而言，里诺加·埃塔诺才是一个真正的诗人，打动了父亲的肺腑，触碰到父亲那无形的灵魂。那个来自克罗托纳的年轻人也觉得，相比歌手，自己更像个作家。当第一部唱片准备完毕，该进录音棚的时候，他准劝过制片人，让他们去找别人来唱。他觉得自己的声音不够完美，太粗糙，太粗犷了，而制片人不得不把他拽进录音棚。
我觉得一个人既可以是诗人，也可以是歌手。诗人，如阿喀琉斯笔下怨恨般的吟唱，如铃鼓人的歌曲一般萦绕耳边。我曾经多次邀请鲍勃·迪伦来参加世界诗歌节，不过他从来没有接受过邀请，也许是在等着诺贝尔文学奖吧。从前世界上有两种人，分别是犯人和看守。现在却成了希望他获得诺贝尔奖和只要想到他得奖就觉得可鄙的人。
那天晚上我在鹿特丹留宿，睡在阁楼上，弟弟就在旁边。他假装睡着了，不过听到那呼吸声，我就知道他还醒着。我等待着童年时他常提的那个问题，希望他会问我在想什么。
我在想他，又或者说是在想我们俩，还有我们之间的沉默。
“你在想索菲亚吗？”过了一会儿，我问。
他没有回答。
“我问你是不是在想索菲亚。”
去年冬天我没回村里，打算继续写博士论文。这是我第一次没有跟家人一起回意大利。前年冬天我和弟弟一起在树林里砍了一棵冷杉，一起过圣诞节，和索菲亚一起在波斯塔酒吧喝啤酒、葡萄酒。她坐在我们之间，我们仨一起打牌玩。打牌的好处就是不用交谈。赌注仿佛是个天文数字，足足一千万里拉，只见卢卡全神贯注，跟个专业玩牌人似的一言不发。
我看见他的右腿靠着索菲亚的左腿，过了一会儿索菲亚的右腿碰到了我的左腿。
他故意让她赢，不过只有非常熟悉他的人，比如他的哥哥才看得出来。平时我们在暖暖的厨房里玩牌，父亲和卢卡是狂热分子，两人都不能面对输牌的事实，有时会气恼地拍桌子，要不就是大叫：“你们作弊！互相通气！”这里的“你们”是指我和母亲。我们家分两派。
我终于受不了了，既受不了这沉默，也受不了卢卡的假输。
“你故意让她赢。”说着，就把牌放到了桌子上，“真没劲。”
弟弟什么也没说，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
索菲亚把我扣在桌上的牌翻了过来，说：“就这牌你怎么都赢不了，是输不起吧？”说这话时她眼睛眨都没眨一下。
看来在这个酒吧里也出现了两个派别，我成了他俩共同的敌人。不过也有几局卢卡被挤得没了退路，索菲亚鼓励我出牌来破坏卢卡的牌局，一副很享受的样子。雪球早已丢了过来，我也早已倒下，躺在原地。
“我们继续玩吧？”
“好。”卢卡说，真是个阴险的人。
牌重新洗好了，这局我赢了，有复仇的痛快感。
最后一局也结束了，我们打算再坐半个小时聊聊天。
“给我们讲讲阿姆斯特丹吧。”索菲亚说。在夜晚接近尾声时，她总会提这个问题。我给他们讲了挤满作家和浓烟滚滚的咖啡厅，讲了首映仪式后的派对，讲了新书介绍会，然而这些还没能满足她的好奇心。
“你没把发生的一切全都告诉我们，”索菲亚说，“你有隐瞒。”
“隐瞒什么？”
“女孩子，女人。”
卢卡什么也没说，索菲亚不可能知道他不理我的事实。只要我们三个在一起，他一直是这个样子。
“那我就给你们讲讲罗莎吧。”
索菲亚点了点头，说：“让我猜猜，她个子很高，留着金发。”
“不是的。”
“那么她个子很小，长着巨大的牙齿。”
“也不是。”
“她今年十五岁。”
“不是。”
“那五十岁。”
“差不多。”
卢卡没有被啤酒呛着还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她四十二岁。”
“我妈妈四十四岁。”
“你妈妈很年轻。”我说。
我们在街上见过她，光彩四射，皮肤仍然很好。村里的女人在面包房里传她的闲话，说她跟瓦匠好了。夏天里她从草地里走出来，头发上还粘着干草。几分钟后那个强壮的、带着几分狂野的格里吉奥也跟着走了出来。
很快，故事便在村子里传开了，大伙儿都想知道下文。
我和卢卡都到了能够欣赏她的紧身裙的年龄，回过头，盯着她的背影。我想对卢卡说：索菲亚是你的，她妈妈是我的。可是卢卡早就走远了。
“我想知道关于你们的一切。”索菲亚说这话的时候，还是没眨眼睛。
一切，那就意味着我跟罗莎谈论过的诗集，还有那个时常出现在讨论中的问题：诗歌中的是与否。用马提纳斯·奈霍夫的话来说，就是：“到底是诗人该写出读者的感受还是读者该去感受诗人的作品？”索菲亚对这些不感兴趣，所以诗歌这一段可以忽略不讲。
“她长什么样子？都穿什么样的衣服呢？”
“经常穿裙子，她的胸是每个女人的梦想。”
索菲亚的胸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不是很大，也不很小，像一对梨子，一对漂亮的小梨子。
罗莎的胸不一样，有索菲亚的两倍大，却并不会因为不穿胸罩而瞬间变成软塌塌的布丁。它们很圆很挺，跟水果一样鲜嫩，得用双手捧住才好。
“你怎么知道的？”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不过可以看出来。”
她的乳头很坚硬，就跟种在胸上的两颗杏仁似的。可能是风把门吹开了，那是一场新书发布会，在我工作的出版社举行，富丽堂皇的大厅里铺着巨型大理石地砖，木头阶梯把人们引向楼上。一开始连二十个人都没有，后来人数几乎翻了三倍。
有时候跟某个人聊天，似乎什么都没发生。没有提示，也没有任何迹象，然而一句话就可以改变一切。
我们谈论起带圆点的布料来。一个打着长辫子的女孩穿着一件布满圆点的裙子，就走在我们前面。
“我喜欢圆点。”我说，“男人也不例外，衬衫和袜子上的圆点很好看。”
“那你也喜欢痣吗？”罗莎问。
我的目光自然而然地看向她的脖子、手臂和胸部。说时迟那时快，我突然发现罗莎满身都是痣。
从诗歌到圆点布料，从痣到摆在一个空空的阁楼上等待着我们的一床被子。
她不让我自己脱衣服。
“等等，我来。”她解开了我的衬衫扣子。手指还是冰凉的，不过应该只有老夫老妻才会介意这个。我的手顺着她那透明的黑丝袜滑了下去，掐了掐她的屁股。
“慢慢来。”她轻声耳语。
这就是年龄的区别，整整二十年。然而从她的身体，从她那既柔软又紧致的皮肤根本就看不出来。我只想抚摸她的全身。
“你的手指真好看。”她说。还是第一次有人夸我的手指。
“你的胸好美。”而我却不可能是第一个对她说这话的人。
我拉下裙子的肩带，她还不肯让我解开胸罩。
“为什么这么急？”
“我想要你。”
她笑了，看了看我的勃起，早已把裤子撑了起来。
“你应该知道女人和女孩的区别吧？”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下一步到底是什么。面前站着一个女人，我只想脱下她的胸罩，然而“仪式”却迟迟没有拉开序幕。
“吻我。”她轻声说。
我亲吻她的皮肤，亲吻我看见的每一个痣。这是一条轨道，通向她的腋窝，延伸到睡裙里。她轻声呻吟起来。
“我想看看它们。”我说。
她拉着我的手，不紧不慢地带我来到床边。我倒在床垫上，这时才听到房间里的歌声。肯定是我们进门后，她打开了音乐。那个男人的声音很低沉，伴随着缓慢的低音，仿佛一个苍老的灵魂。我看了看四周，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在哪条运河旁边。
罗莎踢掉了高跟鞋，爬到我身上，手指找到了我的裤子的纽扣，用一只手把扣子一个一个解开了，我的阳具冲了出来。我试着坐起来，却又被推了回去。她的嘴巴变成了一个O形，嘴唇紧紧地扣住了我的短裤。
“我的天。”
我抓着她的手腕，坐了起来，我们的脸靠得很近。我看见她的脸蛋泛着红晕，还看见了鱼尾纹。
“怎么了？”她问。
“没什么。”
“肯定有什么，我都看出来了。”
“我觉得你太美了。”
她自己脱下了胸罩，真的好美！
那是我第一次用指尖触碰它们，仿佛是在亵渎。
她说了几句调情的话，声音很轻很轻。我都听见了，还是我听错了？我握紧她的胸，嘴唇在她的乳头上挪动起来。
她不再反抗，任由我的手到处摸。我脱下了她的丝袜，发现她的内裤已经湿透了，全都是她的味道。她狂热地亲吻我，手指紧紧地抓住了我的阳具。
“想到我嘴巴里去吗？”
她的动作很谨慎，一开始只是把龟头放进了嘴里。当我几乎完全进入她的嘴巴里，便把手放在了她的头上，上下动起来。
我让她加快速度。
这感觉太强烈了，我闭上了眼睛。
她觉察到了什么，于是突然停了下来，说：“等一下，现在还不能到高潮。”
接着又说：“操我。”
我一下子就滑进了她的体内，仿佛在水上飞速滑行的独木舟。她转过身背对着我，突然翘起屁股来，用手撑着床，看着后面。我看见眼睛周围那些细微的纹路，越用力，纹路就越深。她上下摆动着臀部，还有那女神般的下体。
“继续。”她说。
这最后一段我并没有告诉索菲亚和卢卡，不过我也记不清是讲到哪儿停了下来。我在想索菲亚能不能猜到故事的结局。卢卡的杯子已经空了，他看了看酒保，看起来酒保跟卢卡一样，很想回家。
“我真希望能离开这里。”我们走在十二月璀璨的星空下，索菲亚说。
索菲亚在她父亲的眼镜厂里做行政管理工作。日子过得很单调，每天都是同样的人和同样的工作，跟她那愉悦的性格完全不配。这个女孩依然会用舌头接雪花，舔鼻子。虽说长大了几岁，却还是很年轻，比她妈妈还漂亮。优雅，纯洁，那双眼睛好像什么都不怕。
“你为什么不愿意把烦恼说出来呢？”我问弟弟，他仍然在装睡。他没说话，不过我能猜到。他会越来越像父亲。从大拇指开始，接着就是身体的疼痛，背部刺疼，膝盖酸疼。走路的时候背会越来越弯，对待周边世界的态度也会越来越尖刻。在他们眼里，这个充满背叛的世界剥夺了他们永生的机会。到最后他也会开始恨那个曾经无比深爱的女人。
跟索菲亚·罗兰的屁股一样
第二年春天，索菲亚站在冰激凌店里，把那头长长的金发编成了粗粗的麻花辫，挂在背上，手里拿着挖冰激凌的大勺子，和我的母亲一起接待客人。父亲负责泡咖啡，店里店外地跑来跑去。卢卡待在厨房里，煮牛奶，做出厚厚的奶油冰激凌。四个人再次一同出现在鹿特丹。
是去年冬天，也许是前年，具体什么时候卢卡是不会告诉我的。他还是不理我。他终于赢得了索菲亚的芳心，索菲亚取代了我在店里的位子，不过对卢卡来说，我还是我。当我二月底迈进店里，我们四目相交时，他没能抑制住那丝微笑。走进店之前，我已经看见索菲亚了，几乎一眼就注意到了，那时我的手还没有触碰到门把手。透过母亲正在擦的玻璃，顺着那条蓝色的围裙，我看见索菲亚站在父亲身后，父亲正拿着一块抹布，把意式浓缩咖啡机擦得闪闪发光。她就在那里，这场景既不可预料，又那么自然。只见她拿着拖把，在我脸上亲了一口，算是跟我打招呼。
“哥哥，你好。”她微笑着说。
透过厨房门上的那块小玻璃，我看见了卢卡，他也笑了，不过是一种轻视的笑，仿佛一个拳击手看着对手躺在地上。
他们正在打扫卫生，这是冰激凌店开门前最后的准备。明天应该就要正常营业了。
“这几天一直没下雨，”母亲高兴地说，“今天下午还会出太阳，这周末气温会上升，刮的是西南风。”
我就知道，春天已经荡漾在空气中了。
父亲给我泡了一杯意式浓缩。“你尝尝，”他说，“我今天早上才打开咖啡机，咖啡豆也是刚刚磨的。”
我喝了一小口，尝了尝。温度有点低，所以咖啡有点酸，不过这是因为咖啡机还没有暖透。
“味道不错，”我说，“就是太少了，都能看见杯底。”
跟别的客人不同，我没有免费的水喝，却得到了父亲一个大大的拥抱。他的胡子挺扎脸，我的也一样。在刚刚开市的第一天是没有冤仇一说的。几个星期后，冰激凌机器全速旋转，咖啡机喘不过气，父亲的关节也吱吱嘎嘎响起来的时候，父亲就会开始咒骂我，同时眼前出现了一个场景：我坐在一张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本诗集。他呢，不停地跑进跑出，火辣辣的太阳挂在空中。
父亲把一张双层滤纸放进了咖啡机里，按下了按钮。两道焦糖色的液体落进了事先加热过的咖啡杯里。整个过程一共26秒，一秒不多，一秒不少。
对大多数冰激凌商人而言，咖啡只是顺带买的。早上或者下雨天可以吸引不少顾客。再说自己能喝上真正的意式浓缩，也挺好的。卖冰激凌是他们维生的方式。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热情，又或者超越了热情，有的冰激凌商人一聊起自己的行业就停不下来了，一聊就是整个冬天。在酒吧里谈论横式和纵式冰激凌机器，谈论理想的温度，谈论配方的比例，在外面谈不够，到了家里的饭桌上还要唠叨。有些冰激凌商人的老婆都快疯了。
一到冬天，父亲便消失在地下室里，那个堆满了螺丝刀和砂光机的宝库。父亲很少谈论冰激凌，不过要是有人谈起咖啡来，便会掺和到对话中去。别的冰激凌商人通常谈论的是咖啡的香气，称赞的是自家咖啡特别的味道，比如巧克力味、肉桂味、肉豆蔻味，还有雪松味。曾经有一个冰激凌商人说他们家的意式浓缩闻起来有童年时彩色铅笔的味道。
父亲一再强调的是26秒，觉得香味不重要，都是浮夸之谈。
“一杯好的意式浓缩就该是意式浓缩的味道。”父亲大声说出自己的观点，“就像酸奶冰激凌吃起来是酸奶的味道一样。”
他试着去说服其他冰激凌商人那经过多年试验后发掘出来的理想时间。
“为什么不是28秒？”一个来自福多的商人问，“又或者是24秒？”
“28秒太长了，”父亲严肃地说，“咖啡会很苦，烟熏味会太重。24秒的话咖啡会很酸、很淡，还没来得及提取咖啡豆的味道。”
“爸爸，那23秒呢？”
“23秒的话咖啡杯有可能会爆炸。”
“一杯咖啡26秒？”另一个冰激凌商人说，好像遇到了一个很难的算术题，“我可没有这么多时间。”
“那么着急干吗？”父亲说，“零下十五度冰激凌是不会化的。”
“等得太久，顾客就都走啦。”
“走就走呗。”
冰激凌商人们全都扬起眉毛看着父亲。
那也许是一种逃脱、一种抽身而退的方式。躲在咖啡机后面，那闪亮的外壳，轰轰的气门，还有压力计。26秒一杯，精准得如同原子弹爆炸的时间。
如一个退休回到意大利卡多雷地区维纳斯村的愤怒老人一般，父亲终将承认：“一开始我只是恨冰激凌，现在也开始恨那些买冰激凌的人了。”
这种抵抗情绪到底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又是何时转变成一种极其罕见的厌世情绪，很难说得清楚。父亲本不想成为冰激凌商人，也从来没表达过对这个行业的热爱。计划是，等我们长大了，就要好好料理冰激凌店，父亲出现在厨房里的频率也就越来越低。当我去上大学，卢卡接手了冰激凌店时，父亲还是经常在店里帮忙，而我的弟弟成了那个对冰激凌负责的人。
咖啡机安静下来，咖啡泡好了。
“你一杯，你弟弟一杯。”父亲说。
我接过两杯咖啡，走进了厨房。
“啊，这么说你订婚了。”这是我对弟弟说的第一句话。
他什么也没说，连看也不看我一眼，盯着地砖，听着冰激凌机器旋转的声音。刮刀上上下下地摆动，嘶，嘶，嘶。一个优秀的冰激凌商人不用盯着汽缸，根据机器发出的声音就可以判断出冰激凌做好了没。“就跟婚姻一样。”一个来自泰迪村的老冰激凌商人曾经带着微微的醉意，在酒吧里说，“我了解冰激凌，冰激凌也了解我，会跟我说话。”其他的冰激凌商人也喝红了眼睛，一个个不停地点头。
我们俩什么也没说，同时喝完了咖啡。
也许没什么可说的，已经发生的事情是不可能扭转的。我是哥哥，本该接手冰激凌店，却选择离开了这家店。卢卡成了冰激凌店的继承人，得到了索菲亚，这一切都显得那么理所当然。需要索菲亚的是卢卡，不是我，也就没必要再为这争个面红耳赤了。
其他的话题嘛，也没什么好谈的，这一点兴许卢卡也明白。我们的生活已经变得截然不同。我看书，写诗，编辑。我约见别人，跟诗人们一起吃法国奶酪面包，去参加新书发布会。而卢卡每天工作十六小时，做冰激凌，卖冰激凌，把机器擦干净，晚上倒头就睡。冰激凌成了他的世界，而我的世界在冰激凌店收摊时才刚刚开始。
嘶，嘶，嘶。
卢卡关上了机器，拿着一把大勺子，大拇指紧紧地扣在金属勺柄上。弯下腰，接着又直起腰，左边的嘴角微微扬起。这不是微笑，而是因为期待变成了现实，冰激凌味道不错。
他做的是香草冰激凌。它们像水泥一般从大勺子上滑进了装冰激凌的盒子里。
卢卡发现我在看他做的冰激凌，就跟太爷爷的弟弟妹妹看着太爷爷做奶油冰激凌，跟每个人看冰激凌的眼神一样。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味的呢？有谁不爱吃冰激凌呢？看到冰激凌店，有谁会不高兴呢？那个把我们带回童年的甜筒，那个我们都曾拿着塑料小勺搅个不停的小纸杯。小勺搅啊搅，直到杯子里出现了另一种颜色和混合出来的新口味。谁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不爱冰激凌了呢？店外面竖着一个巨大的甜筒，上面有三个冰激凌球，分别是草莓味、香草味和巧克力味的。甜筒是用聚酯纤维做的，里面填满了泡沫。尽管如此，我还是看见许多小孩子从店门前经过时，忍不住上前舔一口。长大后他们也许会忘了这一幕，然而对冰激凌的渴望却从来不曾消失过。
卢卡拿着大盒子向我走来。冰激凌并没有跟着他的脚步一起颤动，既结实，又柔软。
“就跟电影里索菲亚·罗兰的屁股一样。”父亲尝过后，是这样说的。
卢卡举着勺子，送到我嘴边。我看着他那黑橄榄似的眼睛，他也看着我。我张开嘴，他把冰激凌送进了我的嘴巴里。口感无比细腻柔滑，如天鹅绒一般柔软。厚厚的奶油里凝结了几百万个极小的冰晶，形成了冰激凌的脊柱，不过只是整体的一部分。旋转过程中消失的气泡让冰激凌变轻，却没有变脆，一口下去，还有几分嚼劲。当冰激凌融化时，我的眼睛便自然而然地闭上了，整个人仿佛飘了起来。好像在亲吻一个女孩，身体变得好轻好轻。卢卡改良了配方，更加专业了。冰激凌的结构变得更加绵密，味道更加浓郁，香草也被均匀地分配在冰激凌里。我把冰激凌咽了下去，睁开了眼睛。卢卡一直盯着我，那轻视的笑不见了，嘴角微微上扬，嘴唇间出现了一条缝。他知道我在想什么。是我帮了他，因为店里的事我一概不管，因为我选择了离开，再也不会回来。就这样，他得到了村里最漂亮的女孩。他什么也没说，而他做的冰激凌却说明了一切。
那天下午我们五个人一起在二楼的餐桌上吃饭，母亲做了意大利面，面里有西红柿、大蒜、酸豆和凤尾鱼，桌上还摆着一瓶红酒。这一幕好似山里的某个星期六。
索菲亚换好衣服，从阁楼上下来了。我们全都看向她，瞧见了一大片长满水仙花的草地。她穿上了她妈妈的那条裙子，就跟卢卡穿父亲的工作服一样。我看着她那棕色的腿，心里想卢卡今天早上摸过了没。她拿着叉子在意大利面里转啊转，然后把面塞进嘴里，裙子安然无恙，面的汁水没有溅上去。
母亲没忍住，又谈论起天气来。她在广播里听到明天可能有十七度，两眼放光地说：“第一天就这么热了，还是第一次呢。”
父亲还记得有一年来到鹿特丹，气温还是零下十度，说：“灯柱子上还挂着冰凌，河上的冰厚得能滑冰。”
“那时候他们兄弟俩都出生了吗？”索菲亚问。
“卓凡尼出生了，”母亲说，“卢卡没有，还待在我肚子里呢。”
“我们俩都是在夏天出生的，”我说，“冰激凌商人只在冬天里做。”这后面一句话本是一个玩笑，却没什么好笑的。饭桌上突然安静下来，只剩下弟弟转叉子的声音。
他不做声，整个吃饭的过程中一个字也没说。我在想他会不会跟索菲亚说话，以前是因为不敢，现在呢？我还没听见他跟她说过什么呢。
大伙儿吃光了盘子里的面，又喝了一杯酒。爸爸说他在小店钉子篮的橱窗里看见了一把锤钻。小店离冰激凌店不远，就在同一条街上。
“真漂亮啊。”父亲说。
“你别买就行。”母亲开始警告父亲。
“我已经买了。”
我和索菲亚都笑了。
卢卡看了看四周，脑袋里早就想着冰激凌了。那副紧张的神情跟父亲的一模一样。从前父亲无法好好吃完一顿饭，至少在鹿特丹一直是这样的。总有事情要做，比如分离蛋黄和蛋清，把菠萝碾成泥，榨成汁。店里一共有两台冰激凌机器，却有22种冰激凌口味。做冰激凌的人是店里的核心，一个小错误就会影响到整个店的运作。最严重的就是其中一个口味卖完了。橱窗里摆着一个空空的盒子，来店里买冰激凌的小朋友又是哭又是叫。只要店开着，就别想休息，就一直得工作。冰激凌机器转啊，转啊，转。
“我可以再喝一杯酒吗？”索菲亚问。
“当然了。”说着，父亲把酒倒进了她的杯子里，酒瓶空了。父亲非常喜欢这个未来的媳妇。
“我老婆从来不喝第二杯。”父亲说。
“我们之间至少得有一个保持清醒啊。”
“我可从来没喝醉过。”父亲说。
“就算你喝醉了，也以为自己没醉。”
父亲突然想起了什么，说：“斯特凡·可乐迪有一次把自己的尿做成了冰激凌。”
“爸爸！”母亲嚷嚷起来，“大伙儿正吃饭呢。”
“不是都吃完了嘛。”
“索菲亚在呢，这样的故事不适合讲给小姑娘听。”
后来，索菲亚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故事，所有冰激凌商人的名字都出现在那些故事里。这些故事我们也都听过。斯特凡住在批围村，一天夜里把尿撒在了冰激凌机器的汽缸里，就这样机器运转起来，把尿做成了坚硬的冰糕。斯特凡还把“冰糕”放进了冷冻室里，第二天早上跟往常一样开始工作。由于酒喝多了，脑袋里跟钉了钉子似的，把装着冰激凌的盒子都放进了橱窗里。一不留神，便把那个新口味放进了柠檬冰激凌的位子。过了一个半小时，妻子拿着勺子去挖柠檬冰激凌时，怎么都挖不下去。因为没加糖，冰在零下十八度的温度下变得跟石头一样坚硬。
“斯特凡！”妻子大叫起来，“快给我过来！”
斯特凡看着冰激凌，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这是什么？”妻子问。
“柠檬冰激凌啊。”
“怎么这么硬？”
“好奇怪啊。”当时斯特凡就说了这几个字。
他走到厨房里，尝了尝冰激凌，这下记忆才全都回来。
父亲说：“据说他觉得那味道不错，还尝了第二口！”
关于冰激凌商人和他们的冰激凌机器的故事讲也讲不完，其中最悲惨的要属来自法尔乐村的艾特勒·普拉飞萨尼了。他如绅士一般，总系着一条领带，在海牙开了一家冰激凌店。七月的一个早晨，开始做草莓味的冰激凌，跟许多冰激凌店一样，草莓味是店里最流行的味道。机器发出嘶嘶的响声，不过他不能根据机器的声音来判断冰激凌好了没，于是弯下腰，看向汽缸里，结果领带和机器的转轴缠绕在一起，普拉飞萨尼先生就这样吊死在那红彤彤的冰激凌上。
父亲并没有把这个故事讲给索菲亚听。
“我还小的时候，”索菲亚说，“尝过一次自己的尿，一点也不好吃。”
“没准冷的比热的好吃些。”父亲说。
说完自己也觉得好笑，我们也都跟着笑起来，只有卢卡站起来，说：“我去忙了。”
今天是星期六，下午如同一块水斑蔓延开来，而我们并不在山里。
这一季冰激凌会卖得很好，暖和的春天，炎热的夏天。我经常想到水银柱升到三十以上那些天里的冰激凌店。办公室的窗户开着，办公桌上放着一叠纸，旁边摆着一支铅笔。我卷着袖子读社里诗人的新作。读别人还没有看过的作品是一件很神奇的事，宛如走在还没有被踩踏的雪地里。那种寂静，那种独处，还有那些金子般的文字。有时候我会迷失在两行诗之间，大白天，思绪飘到了冰激凌店里。我在想索菲亚穿着哪条裙子；挖冰激凌的时候，有多少男人试图去看她穿的内衣。
夏天就快过去的时候，维克多·拉尔森约我去鹿特丹，有事要跟我当面说，电话里讲不合适。我们约在冰激凌店见面。下午四五点，阳光落在摆在店外面的椅子上。弟弟走进走出，在帮爸爸的忙，给我们点单的是父亲。
“我要杯装的香草味和覆盆子味。”
拉尔森点了一个甜筒，要了榛果、摩卡和肉桂三种味道。
“要奶油吗？”父亲问。拉尔森还没回答，父亲就走开了。拉尔森经常来店里，父亲知道他吃冰激凌要加奶油的习惯。我也记得有些顾客喜欢的口味。有一位男顾客，来店里买了十年冰激凌了，每次点的味道都一样：满满一大杯开心果味冰激凌，那个杯子足足能装下五个球。他的狗半躺在椅子下面，每次都有甜筒吃，几大口就吃完了。
从父亲走路的样子可以看出他的关节炎又犯了。今天他店里店外已经走了多少趟呢？这个季度已经走了多少趟呢？现在是生意最旺的季节，他得里里外外不停地走，就跟地狱里的西西弗斯似的。我敢肯定过一会儿他就要对我冷嘲热讽了。在最热的那几天，他曾经咒骂过我。而现在，一个炎热的傍晚，他看见我穿着T恤，到他店里来吃冰激凌，肯定认为我脑袋里哪根筋搭错了。他已经五十好几了，早上五点半就得起床，还得整天帮小儿子削苹果。他十五岁那年就开始工作，已经有四十年都没过过夏天了，他恨冰激凌。而我还让他跑进跑出，自己却坐在太阳下面聊天。
索菲亚在挖冰激凌，母亲站在她左边，也在招待一个顾客。在那个巨大的甜筒和灯柱旁边，有一条队伍正慢慢地往前蠕动。我试图去捕捉索菲亚的目光，可是每当我看她的时候，她都弯腰在挖冰激凌。拉尔森说他很喜欢我们最近出的几期杂志，非常赏识那几篇译作。
父亲打断了我们的对话，只见他手里拿着一个托盘，把装着香草味和覆盆子味冰激凌的小杯子放在我面前，又把甜筒递给拉尔森。他并没有立刻走开，停留的时间也不算很长，局外人，比如某个顾客，是不会有所察觉的，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动作缓慢的中年男人。拉尔森也没有觉察到，只有我知道又要开始了。那是一种冤仇，一种堆积已久的怨恨。
“天气真好啊，”父亲说，“我们店外面也有位子，不错吧，这样顾客就可以坐在外面晒太阳了。”
我点了点头，希望他就此打住，然而他还站在原地。
“你得赶紧吃，不然一会儿就化了。”这话是专门说给我听的。
拉尔森已经吃了一口，肉桂冰激凌加奶油。摆在面前的冰激凌，我连碰都不敢碰。
“卓凡尼，是要我喂你吗？”
也许那时候他就已经开始恨买冰激凌的人了，没准那一刻也很恨我。
我决定开动，把扁平的塑料勺插进了香草冰激凌里。
“好吃吗？”父亲问。
我好期待吃到弟弟做的冰激凌，就像人们怀念童年里的某种味道一样。在阿姆斯特丹我去托法尼点过冰激凌，后来也去干巴和维罗纳冰激凌店里排过队，然而他们的香草冰激凌跟我弟弟卢卡做的真的没法比。
我的眼睛自然而然地闭上了，又很快睁开来。就跟初春那天弟弟在厨房里把勺子举在我面前一样，质地既结实又柔滑，奶味无比香醇。在冰激凌融化的那一瞬间，时间似乎停下了脚步。
“就跟电影里索菲亚·罗兰的屁股一样。”父亲说，这会儿也跟拉尔森说起话来，“卢卡就是个天才。”
“我弟弟。”我解释道。
“我的另一个儿子，”父亲说，“他做的香草味冰激凌跟索菲亚·罗兰的屁股一样结实，叫人无法抗拒。”
拉尔森看着父亲，似乎被惊到了，过了一会儿，说：“现在我终于知道您儿子对诗歌的热爱是从哪里来的了。”
我和父亲两个人都笑了，只不过他的脸涨得通红，差点没给噎着。还从来没人对他说过这样的话，就跟那个说中国人发明了冰激凌的老人一样，这两个场景还真有得一拼。父亲举着一个甜筒扔向那个老人，只见他没命似的逃跑了。
弟弟的婚礼和父亲那会唱歌的鸟儿
举行婚礼的那天，维纳斯天气很好。一大早太阳从山间升起，染红了一片天。草地上积了厚厚的一层雪，落叶松的松针也被白雪覆盖住了，不过路上没有积雪。父亲在多比亚科的火车站等我，之前我在新德里，和拉尔森一起参加一个诗歌节，大多数时间都坐在大巴里。在新德里的不同舞台上，诗人们纷纷朗诵自己的作品，观众却少得可怜。拉尔森跟我解释，诗歌节的目的是让诗人们碰个面，一起诠释他们的作品。他说：“观众是次要的。”我的房间对面是唐诺特广场，夜里，一只老鼠试图通过空调寻找出去的通道，弄得我整夜没合眼。
父亲看上去气色很好，一副很放松很愉快的样子，一个典型的冬天里的冰激凌商人。
“一路还顺利吧？”车子驶出多比亚科时，父亲问。他是开着白色的路虎来接我的，一踩油门，马达便轰轰作响，父亲非常喜欢这个声音。因为要开山路，父亲特意买了这辆四轮驱动吉普车。远程的话，比如每年来回开鹿特丹，就用那辆绿色的奔驰，开起来几乎不出声。
“还好，就是远。”我说。我从新德里飞到了罗马，坐夜车去了维罗纳，接着继续前往博尔扎诺和福尔泰扎，感觉身体的一部分还在旅途中，还没到达维纳斯。
“给，”父亲说，“这是妈妈给你做的薄饼。”
我打开锡纸，吃了一口，吃到了火腿和奶酪。要是热的就更好了，不过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温度已经无所谓了，两三口的工夫饼就没了。
“卢卡很紧张。”父亲说，“我结婚的时候好像没这么恐怖嘛。连袖口的纽扣就得你母亲帮忙扣。”父亲笑了起来，一脚油门，又说，“他可能是怕索菲亚不答应！”
马达像一头熊似的吼叫着，我们在白色的冬景中飞驰。每到急转弯，我就紧紧抓住窗户上面的把手。有时候困得闭上了眼睛，结果一头撞在车门上，又给吓醒了。
到了柯蒂娜丹佩佐的主干道上，父亲又开始说话了：“不知道教堂里会不会坐满人。华伦迪诺和安娜结婚的时候，教堂里就坐满了人，整个村子都来参加他们的婚礼。”那是父亲哥哥的儿子的婚礼，其实父亲自己也挺紧张的。
“我想喝点东西，”快到维纳斯的时候，父亲说，“可是我跟你母亲保证过了，接了你就直接回家。她担心我们迟到。”经过一个酒吧时，父亲还是松开了油门。
“不行，爸爸，”我说，“我们不能迟到。”
“还有时间。”
“不行。”
“就喝一杯，”他说，“一杯金色的透明的啤酒。”
“爸爸！”
“跟他妈一个样。”父亲一边嘟囔，一边踩下了油门，“我那金色的小美人儿啊，就这么走了。”
每到冬天，父亲一早就要喝一杯啤酒，几乎所有的冰激凌商人都有这个习惯，只是大多数都控制不住尺度。退休后，鼻子就越来越红。冬天里没什么事好做，整条街宛如死了一般。
我们经过索菲亚父母家的那座大房子，每个屋子里都亮着灯。她的父亲坐在客厅里，我没看见他的妻子和女儿，可能待在屋子后面的浴室里。我想着索菲亚那头金色的长发，那头我从来没梳过的头发。
一股烟从我们家的烟囱里冒出来，那片灰色溶解在早晨冷冷的空气里。父亲把路虎停在了奔驰旁边，车库前还有一辆水泥转筒车。父亲骄傲地说：“是我刚买的。”
“你不是已经有一辆水泥转筒车吗？”
“跟这个可不一样，这个容量大，还是橙色的。”
他是不会用这个转筒做出水泥或者混凝土来了，至少这辈子不会。
母亲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还说天气这么好，她真是太高兴了，整个人容光焕发。
“快来，”她说，“快去洗洗，把衣服换了，我们去教堂接着聊。”
卢卡刚从浴室里出来，穿着一件崭新的西装，把头发全都梳到后面，亮得跟乌木似的。我们经过彼此身边，过道很窄，都得微微侧身，背贴着墙，肚子和鼻子之间几乎没剩下什么距离。我看见了他的眼袋，也许他也看见了我的。
“大日子啊。”我说。
“是啊。”
“你看起来真帅。”
“一会见。”
他走了，把我一个人留在过道里。我是他的哥哥，是他婚礼的见证人。他只跟我说了三个字，一年中就只有这三个字，三个毫无意义的字，跟“啊”或“哦”没什么区别。
浴室里全是弟弟的味道，他身体的味道，他的卧室和鹿特丹的阁楼里也是这种味道。他每天早晨掀开被子，那股暖流便扩散开来，钻进我的鼻子。有时我会梦到这样的场景。
我洗了把脸，穿上那件我足足背了一万公里的西装。西装有些褶皱，裤子上的折痕更大。
我们四个人一起走向教堂，鞋跟敲打着砂石。母亲面带微笑，一会儿看看卢卡，一会儿又看看我，幸福极了，虽说婚礼还没正式开始。
圣马可教堂外面的广场上已经挤满了人，一个个都打扮得漂亮极了。男人们打着领带，有的还戴着帽子。他们的妻子闻起来香香的，裙子比平日里的短一些，看起来比实际年轻一些。冰激凌商人们互相握手，聊上几句，每个人嘴巴里都吐着白色的雾气。这时教堂的钟声响了，人们都走进了教堂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