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第一排，旁边是我的父母和索菲亚的母亲，她也是证婚人，穿着一件皮草披肩，不过并没有起到什么遮盖作用，她是教堂里唯一一个裸露着肩膀和手臂的。那条深蓝色的裙子刚好遮住膝盖。
管风琴师开始演奏，大伙儿几乎同时转过头，索菲亚挽着父亲走向前来。她穿着白色的婚纱，裙子很长，胸部闪闪发光，宛如珍珠。一头金发被编成了辫子，绕在头上，仿佛一个金色的皇冠。她迈过教堂光滑的地砖，那么美丽，那么自信，一路走来，眼睛一直看着前方。当她走向卢卡时，卢卡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教堂里坐满了人，还有人站在最后面。当两人互相承诺时，教堂里一下子安静下来。牧师穿着肩膀上镶着金线和紫色装饰的长袍，看着新娘新郎，叫他们站起来，握住彼此的手。接着便开始念那些延续了几个世纪的词句，卢卡和索菲亚得跟着他重复。
我是见证人，我看，我听，会永远记住这一幕，然而内心却有一种想离开这里的念头。我不想坐在这个教堂的这张木头椅子上，想回到印度，回到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飞机晚点了，旅客们在等待一架天蓝色的飞机。广播里开始用英语念乘客的名字，又有一群旅客到达了目的地。
好像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现在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掌声响起，母亲哭了，索菲亚的母亲用手帕去擦拭眼角的泪花。新人转过身，看着教堂里的宾客。卢卡看着父母，我看着索菲亚，冬日的阳光照在她的脸上和那身圣洁的裙子上。现在我才发现索菲亚变了，从一个伸舌头接雪花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女人。她笑了，我也笑了，那一刻我仿佛抱住了她。
教堂外面孩子们捧着米粒，撒向新郎新娘。索菲亚低下头，闭上眼睛。卢卡转过身，看着索菲亚，两人在一片白雨中亲吻。我也捧着米粒泼撒起来，这时记忆又回到了打雪仗的那天。就在那一天，我倒下了。
卢卡和索菲亚坐进了从贝鲁诺那里租来的阿尔法·罗密欧，这辆车曾经把无数对新人送入了新婚生活。司机戴着一顶帽子，身上有香烟的味道，指甲泛黄，不过那辆老爷车上却没有一丝刮痕。我仍然站在教堂前，看着汽车开远，仿佛小岛上一个溺水的人看着远处的一艘轮船。
触摸无须靠得很近，即使遥远也无妨。这是印地诗人曼哥拉·达布来尔的声音，是我在新德里听到的，现在这声音跨越大海，来到了我的耳边。宛如长长的草叶蔓延开来，触到月光似的抚摸。
父亲母亲走向汽车，其他人跟在后面，就跟星期天一样，街上出现了一队人，大家都穿着最漂亮的衣服，走在狭窄的路沿上。
“下一个结婚的就是你啦。”有人说。一只有力的大手在我的肩膀上拍了拍，大拇指上长着厚厚的老茧。
来年春天，我们又见面了。我以为会看到一个大肚子，然而索菲亚还是那么苗条，站在柜台后面，一副很无聊的样子。
“嗨，哥哥。”她笑着跟我打了声招呼，“我很想亲你一下，可是我太矮了，从柜台后面够不着。”
“给我泡一杯意式浓缩，也能让我高兴起来。”
我走到一张小桌子前，坐了下来，听咖啡机的声音，数咖啡流到杯子里的时间。二十六秒，一秒不多，咖啡机如马达一般轰鸣着。
“都下了一整个上午的雨了，”索菲亚端着一个托盘，向我走来，说，“下午会暖和一点，不过还是会下雨。”
“欢迎来到荷兰。”
“这个星期一直是多云的天气，风也会越刮越厉害。”
我差点以为是母亲在说话。
索菲亚告诉我，店已经开了一个星期。这可是个不好的开头，卖的咖啡比冰激凌还多。
父亲和母亲去买东西了。卢卡在厨房里，我透过那扇小窗户看见了他，也许他也看见了我。
我又仔细看了看索菲亚的肚子，还是没发现什么异样，她的脸也一样，什么变化也没有。
从前碰上下雨天，我们就会做甜筒。后来甜筒被装在箱子里送到店里来，我们就有时间来数雨滴了。我是家里唯一一个读诗的，读海曼送的，或者是从隔壁书店里买来的诗集。那家书店的橱窗很高，一只黄色的猫高傲地在装满书的书橱前走来走去。书店的女主人是个金发美女，自己也写了几本书，不过从来都没出版过。她的店跟冰激凌店的情况刚好相反：每到阴冷的雨天生意就很好，大热天里就没人来光顾了。不过她想到了一个对策。一到夏天，她就会穿上薄薄的衬衫，衬衫的领子开得很低。给书包装的时候，有的人就会不停地盯着那里看。有一次她问一个顾客：“这两本也要包吗？”
钟响了五下，女主人开了一瓶葡萄酒，有时候会早一点。猫咪躺在玻璃橱窗里，阳光透过乌云，照在猫咪身上暖洋洋的。
回过头来看，冰激凌店对面是世界诗歌节的办公楼，不到十米的地方还开着一家书店，事情也不可能朝别的方向发展。这条街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磁场，我的父母和弟弟什么都感觉不到，每到下雨天就只会发呆，也算是个奇迹了。要是我把一本诗集放在冰柜上，是没人会拿起来读的。
索菲亚好像对诗歌也没什么感觉，有时候会问问我的工作，不过通常只想了解我去过的那些城市。咖啡厅，餐厅，还有人们晚上光顾的地方。有几次我一开始朗诵诗歌，索菲亚就立马去做别的事了，就好像我做的事是明文禁止的一样。她是我弟弟的妻子，当然明白冰激凌和诗歌是无法同时存在的，要不就是冰激凌，要不就是诗歌。警笛声响起，人们迷失了道路。
厨房的门开了，卢卡拿着两个勺子走出来，要我们尝冰激凌。
“番茄。”索菲亚说。
“罗勒。”我补充道。
“太好吃了。”
“味道很特别，不知道爸爸会怎么说。”
卢卡转过身，在厨房里消失了。
在那个多雨的春天发生了三件事，表面看起来好像并没有什么联系。父亲买了两只鸟，弟弟专心研究新的冰激凌口味，我把家搬到了鹿特丹。
之前，我一直住在阿姆斯特丹，一个星期去出版社上一天班。我对罗伯特承诺了两件事：第一，我还会参与诗歌杂志的出版；第二，我会尽可能地邀请社里的诗人去参加世界诗歌节。这些承诺发生在酒吧里。在他喝了第一口国王啤酒后，我把去世界诗歌节工作的消息告诉了他。那天晚上开了很多瓶啤酒。就跟拉尔森说的一样，罗伯特理解我的选择，也为我能拥有这样的工作而高兴。“这是个不错的机会，”他说，“我特别想知道你会发掘出哪些诗人。”
我们谈论了一些他参加过的诗歌节，他说：“比利时列日的诗歌节很亲密，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诗歌节了。诗人们就差没坐到彼此的大腿上了。而麦德林的是最棒的，一百多个诗人受邀前往现场，很多场地都参与到诗歌节中来。咖啡馆，休息室，大街上，大学里，整个城市里全都是诗歌的影子，你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开幕式那天晚上，上万个人连续七个小时在户外听诗人们朗诵。即使下雨，也仍然坐在原地，直到深夜。”
罗伯特的眼睛越眯越小，咖啡馆里没剩下几个人了。穿上外套后，他又对我说：“这工作真的很棒，对我们的诗人来说也一样，他们很快就会被邀请去鹿特丹了。”一边说一边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经拉尔森的允许，我把诗歌杂志设定成世界诗歌节的合作伙伴，每年都会出一本诗歌节特别期刊。诗人朗诵的作品、采访和论文都会收录进去。然而，成为编辑后的第一届诗歌节还未拉开帷幕，我每天都在忙着阅读、翻译、打电话和写信。有个学俄语的实习生来帮我，她的童年是在圣彼得堡度过的，在她眼里，世界上就没有比茨维塔耶娃更伟大的诗人了。
我根本没有反驳的机会。
小心地念想着一些事，一些隐形的事，被埋葬的宝藏，一步步，一朵罂粟花接着一朵罂粟花，就这样，我把花园里的花都摘光了。有一天，在夏天干燥的呼吸中，死亡会不知不觉地，摘下我的头颅。
她叫珊尼亚，金发，白皙的脸，火红的嘴唇。下班的时候，男朋友通常会来接她。他的手很黑，有时脸也被抹黑了。他在一家修车厂工作，他们俩就是在那里认识的。她的大众风扇的皮带吱吱吱地响个不停，看来得换了。见到他的那一刻，就立刻爱上了他。
“他也念诗吗？”她讲完那段相遇后，我问。
“不，当然不，他是个汽车修理员，喜欢长腿金发女郎。”
“你爱他？”
“是的，”她说，“你觉得这很奇怪吗？”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觉得这种组合很特别，不过并不想给她留下保守的印象。
珊尼亚给我讲她的大学老师，当老师自己还是个学生的时候，跟教授有过一段多年的恋情。现在呢，跟一个清洗玻璃的人结婚了，生了两个孩子，有了一个装修精美的家。她每天都去大学里教书，而他就开车去郊外，竖起高高的梯子。
“你认为他们幸福吗？”
“是的，我是这么想的，”说完又立刻纠正自己，“哦不，我肯定。”
我的父亲跟一个来自冰激凌家族的女人结了婚。母亲还年轻的时候，曾经发誓永远不去冰激凌店里工作，她想成为一名护士或者一个幼儿园老师，然而事与愿违，无法逃避命运的安排。卢卡爱上了一个来自摩德纳的女孩，一个董事的女儿，然而她却拿起了挖冰激凌的勺子，一切都发生得那么自然。
我在鹿特丹买了一间公寓，阁楼打通到天花板，从下到上足足六米多高。空间狭长，并不十分宽敞。厨房是客厅的一部分，床前立着一面屏风，这之外，一点拓展的空间都没有了。
公寓离世界诗歌节的办公楼就五分钟的走路时间，跟冰激凌店也一样近。我上班去的时候，店门还关着，不过几乎每次都能看见有个人站在昏暗中。有时候父亲会跟我招手，让我去喝杯咖啡。一天早晨，他拿着一个鸟笼让我看，笼子里有两只小鸟，是他从一个经常和几个朋友来店里吃冰激凌的苏里南顾客那里买来的。
“它们会唱歌，”父亲说，“至少那只雄鸟会唱歌。”
“那雌鸟呢？”
父亲耸了耸肩膀，说：“雄鸟得为她唱。”
我看着笼子里的鸟，它们一动不动，一副很害怕的样子。
“卖鸟的那个人是苏里南候鸟协会的主席，”父亲说，“还在公园里举行比赛呢。”
“什么比赛？”
“候鸟比赛，还会有什么比赛？”
“它们都会唱歌吗？”
“那不重要，一只能哼出普切尼的咏叹调的候鸟也没什么用，重要的是它们不停地叫，就算不好听也没关系。”父亲拿来了另一个鸟笼，把那只雌鸟放了进去，说，“得把它们分开来，这样雄鸟才会尽最大的努力。”然而那只雄鸟并没有叫起来，而是在笼子里上下扑腾，狠狠地啄食槽里的食吃。鸟食落在了地上。
我在想母亲是怎么看父亲的这个新爱好的。
“你也打算参加比赛吗？”
“不行啊，”父亲说，“我得工作，得帮你弟弟的忙。”
是时候回到对面去了。我注意到父亲的脸，注意到他的眼神。他已经拥有了全世界的工具去实现一项重要的发明，却要在冰激凌店里工作。他有一只候鸟，却不能去参加比赛。
“来，”他对那只雄鸟说，“给你的女朋友唱首歌，快唱。”
几天后我又听见他说同样的话，只不过声音提高了，语气变得不那么友好。母亲就站在他身后。
“它们不想唱。”母亲说。
“该死的，快给你的女朋友唱歌，唱歌！快唱啊！”
“你这么吼，它们会害怕的。”
他把雌鸟放进了另一个笼子里，现在两只鸟之间的距离差不多三米，然而那只雄鸟还是不张嘴，在笼子里飞来飞去。
“别再扑腾了，”父亲大声说，“你就不应该扑腾，该唱歌。要我做个示范吗？嗯？唧唧！就这么难吗？唧唧！”
“爸爸，让它们安静一会儿吧。”
“你让我安静一会儿吧！”父亲说，“我都快被你逼疯了。不让我做这个，不让我做那个，整天都盯着我。就让我清静清静吧，我要跟我的鸟儿们单独待一会儿。快走开！”
父亲还从来没这么跟母亲说过话。他们之间当然会有分歧，也会就事进行讨论，然而父亲从来没跟母亲大声吼过，总能编出一个笑话，虽然有时候并不那么好笑，也算尽力了。
看来这是一支序曲，是争吵的开头，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怨气。
“我要静一会儿！”父亲在店里大吼大叫。
弟弟的身影并没有出现在厨房门上的那扇小窗户后面。他在称糖，在分离蛋清和蛋黄，尝试各种新的食材，又是转，又是听，又是尝，不断地改进，工作的时间比父亲当年还长，一忙就是十八九个小时，一切都是为了研究出新的口味。有干酪做的冰激凌，有迷迭香和巧克力的，有酸奶和黑樱桃的，红白两色交融在一起。
索菲亚还没起床，这些天越起越晚。冰激凌店每天十点开门，有时候到十一点她才下楼，这是母亲告诉我的。“可能是因为天气的关系，”母亲说，“如果太阳出来了，自然就好了。”
她头发的颜色变深了，仿佛失去了光泽的金色画框。这是因为夏天待在店里，冬天又回到意大利，春天里没去长满蒲公英的草地里奔跑，也就是说几乎没晒到太阳。
按摩浴缸和烫衣板
酒店前台的工作人员一般都是女人，晚上值班的男人四十多岁。走廊很长，跟街道似的，两边的门一模一样。灯光昏暗，墙面暗淡，地毯吞没了高跟鞋、拉杆箱和深夜里的各种声音。有时候在走廊中还会突然出现一架自动擦鞋机。
连锁酒店一般都用门卡，而小型旅店的前台人员会把一把钥匙交给客人，门牌号也一同挂在钥匙上。卢布尔雅那的中心酒店的钥匙串是一个荧光小矮人，泰托沃的皇家酒店把一个沉沉的小球挂在钥匙上。“千万别把钥匙弄丢了。”这是前台人员交待我的唯一一句话。用门卡打不开房间门的几率比用钥匙大一些，总共有四种方式可以把门卡插入细缝里。可有的时候，即使四种方法全都试过一遍，门还是开不了，这时除了去找前台也就没有别的选择了。
两星、三星、四星和五星的房间里基本都有一把椅子，一张写字台，一盏灯，一台电视。还有一扇窗户，窗前挂着窗帘；一张床，两旁分别摆着一张床头柜。一般而言，左边柜子的抽屉里摆着一本《圣经》。在奥斯陆利卡酒店的抽屉里我还发现了一盒安全套。在麦德林安全套就摆在桌子上，旁边还有一盒香烟和止疼片。在布里斯班等待我的却是一个发亮的绿苹果，埃德蒙顿的桌子上则摆着一小盒薄荷糖。
写字台上放着一个文件夹，里面有宾馆信息，餐厅的点菜单，旅游向导或者是一张城市地图，两个信封和两张信纸。托盘上摆着一个烧水壶，电视上的欢迎字幕有时候是双语的，有时候也会出现三种语言，而布鲁塞尔大都市酒店的电视屏幕上竟然有九种语言。
衣橱里一般有一个保险柜，烫衣板要不是折叠型的，要不就靠着墙。大一点的柜子里还会挂着衣架。马斯特里赫特的范德法特酒店里只有一个塑料衣架，而乌特勒支的查理五世皇家宾馆里挂着二十四个，衣橱的最底层还有一条毯子。
浴室的洗脸池上摆着两个杯子。擦鞋子用的海绵和浴帽分装在小袋子里，吹风机在抽屉里。另外还有一块小肥皂、一瓶洗发水和一瓶沐浴露，有时候是二合一。除此以外，通常还能找到一个针线盒、火柴和印有酒店标志的圆珠笔。
至于颜色嘛，就各不相同了。一般而言，黄色、粉色和浅蓝色是最常见的。现代一点的房间的墙是白色的，就跟牙医诊所似的。墙上的画从来不会挂斜，十有八九是复制品，有时“出自”经典大师之手，更常见的是毕加索的作品或者米开朗琪罗的天使。吉姆·莫里森也很受青睐，我跟他大概有二十次在同一个酒店房间里度过了黑夜。他通常半裸着身子，色彩都是流行色，又或是银版画。在圣安德鲁斯的奥尔巴尼酒店的九号房间的墙上挂着三幅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出自一本和植被有关的书，是一副水飞蓟的黑白画。过了四天我才发现那三幅画没有任何区别，连画框也是一样的。
从前的修道院，也就是如今的根特修道院宾馆的餐厅里挂着一幅人体画，画上的人个个都长着茂盛的阴毛。
有的连锁酒店把房间装修得一模一样。虽说远隔两千公里，房间里的床没有任何区别，床旁边的灯、桌子和柜子也是一样的。墙面、天花板和地毯也没什么不同的。客人一觉醒来，不知道自己是身在柏林、多伦多还是圣保罗。不同的是窗外的景色。透过柏林高高的窗户看下去，映入眼帘的是博物馆岛，在多伦多看到的是加拿大国家电视塔，圣保罗则是一家家电商店，店里也卖二手沙发。然而波隆尼亚的全景酒店里，看不见任何窗外的景色。
德班海景酒店的每条走廊里都安排了一个安保人员，窗外是印度洋。科托努迪拉克酒店的窗外是大西洋。站在阳台上，就能看见鲸鱼露出海面的鳍。就是角落里的房间也要提前三个月预订。
都柏林韦斯特伯利酒店的十六号房间里有个桑拿。起床时一不小心膝盖就会撞到木头墙。厕所的门也只能打开一个小缝。奥德赛布里斯特酒店的所有房间都配备了按摩浴缸。装着酒店信息和餐厅菜单的文件夹里还有一个婚姻中介的册子。巴黎第一酒店402房间的床上方挂着一面镜子，黑色的绸缎窗帘闪闪发光。第比利斯万豪酒店的大厅里，门卫穿着蓝色的制服，负责帮客人提箱子，还时常在客人耳边轻声说晚上可以带小姐过来。特拉维夫电影酒店里有两个免费的色情频道。
总的来说，酒店房间的地上很少有铺地板的。
莱普西的温德姆特里普酒店的空调是坏的。博纳诺富特酒店126房间的烫衣板会让整个房间短路。房间里容易坏的东西有：灯、电视、热水壶、电视、闹钟和吹风机。不计其数的浴室里，莲蓬头都是坏的，贝尔格莱德巴尔干酒店13号房间里，马桶的座圈坏了，像是被人咬了一口。一般来说，打个电话去前台，问题就立刻解决了，不过这家酒店的策略是诬陷客人。工作人员告诉我早晨马桶的座圈还是完好的，在我入住后就坏了。也就是说那一口是我自己咬的。
乌兰巴托的沃夫酒店的顶是漏的。
我在海法的海湾俱乐部酒店的窗台上发现了指甲。
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酒店的清洁员即使看见“请勿打扰”的门牌，也会走进房间。特里艾斯特诺福帝国酒店有个别服务人员是来自斯洛维尼亚的美女，红色的蕾丝从站在走廊里的美女的裤子里露了出来，不过大多数还是穿着灰色围裙的彪悍女人，也肯定从来不戴加布里埃尔·丹在电影《萨瓦酒店》里一直梦想的白色小帽子。
鲜花或者摆在枕头上的小诗也很罕见。敦劳海尔皇家海事酒店612房间里挂着一个野猪的脑袋。
小型酒店濒临灭绝。
有些酒店很大，住得下所有的与会人员。早晨七点还没到就吵闹起来，走廊里好像开了个大市场一样。伦敦旅行酒店的墙跟纸板做的似的。要是有人在隔壁房间的被窝里放了个屁，没准还以为是自己放的呢。
柏林斯皮鲁博格酒店里，有人半夜来敲我的房门。
格罗宁根宫殿酒店的109房间里，床在一个柜子里。
经过训练的工作人员在客人入住五分钟后就会打来电话，问是否一切满意，要不要点些吃的喝的。
孟买那家酒店外面的支架还没拆，顶上的几层还得接着盖。我的头顶上又是震动声，又是敲打声，还时而传来一阵巨响。窗外是建筑工人丢建筑垃圾的地方。脏兮兮的流浪狗追赶着推土机，垃圾被分几次烧掉。厨房里还没装吸油烟机，酒店里到处是洋葱味。光秃秃的长走廊里有老鼠窜来窜去。房间角落的一根管子里溅出带锈的水滴，水滴落在了还没浇筑好的水泥地上。浴缸里满是灰尘和沙子。
电话摆在床边，每隔半个小时，前台就打来电话问：“先生，您住得还满意吗？”
弟弟的精子
弟弟见我不说话，便说：“努力了三四年，可就是不成功。”我们面对面站在厨房里，其中一个冰激凌机器正在运作。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脑子里全是问题，却一个都说不出来。毕竟我们已经很久没说过话了。
“就是怀不上，”卢卡说，“问题出在我身上。”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不断地尝试跟他交流，努力拆掉他亲手筑起的高墙。他却一再忽视我，看我的眼神就像看一个陌生人似的。他无数次地转过身去，埋头做冰激凌，要不就是假装睡着。如今我已经放弃了希望，我们也都有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相比兄弟，我们更像是陌生人，而他却在这个时候开口对我说话了。
“我的精子有问题，都不动。”他并没有指向下面，指向那个生孩子要用到的地方。眼睛一直盯着我，继续说：“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去医院，医生说我们得有耐心，要不停地尝试。我们还年轻，还有的是时间，不过这正是我害怕的，我们这么年轻，却要不了孩子。”
就我自己而言，有几次差点让女孩子怀孕，每次都吓个半死。我并不是每次都用避孕套，有时候是没带，有时候是用光了。有一次，一个女孩在完事后服用了事后避孕药。就我知道的，至少有四个女孩的月经没准时来，我吓得满头大汗。有两次，我和女孩一起看测孕试纸的结果，感谢老天没让第二根横条出现。
大学里有个女孩曾经给我讲她的打胎经历，孩子的爸爸住在葡萄牙，她只知道他的名，叫埃德尔多，连他姓什么也不知道。另一个女孩也怀孕了，结果以流产告终，流产后总算松了口气。两个女孩都发誓再也不会冒险做了，一边讲，一边从钱包里拿出一个避孕套来。
我身边发生的“意外”举不胜举。我亲眼看见我的同龄人，其中有来自鹿特丹的朋友，有诗人，有从前的同学，都纷纷坐在了摇篮后面。天气暖和的时候，冰激凌店外面坐满了年轻的妈妈和可爱的宝宝。而我对孩子的期望还在沉睡中，还无法想象家庭生活的模样。
卢卡听了听冰激凌机器发出的声音，仍然站在原地，刮刀告诉他还有足够的时间继续讲他们的故事。“我们觉得时刻被人盯着，”他说，“冬天是最麻烦的季节，索菲亚的妈妈会不停地问‘怀上了吗？’，要不就是‘我要当外婆了吗？’，好像一结婚就要马上有孩子似的。九个月，就只有九个月的时间。父亲也问个不停，在餐桌上就问我们有没有亲热。我们能说什么呢？除了盯着面前的盘子还能做什么？我们羞愧极了，有时候就整天待在家里，父亲待在地下室里，母亲在厨房里，我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个没有孩子的冬天就跟夏天的维纳斯一样死气沉沉。同时我们还得不断努力。索菲亚看准时间，我们便在黑暗中脱掉衣服，跟比赛似的，有时候她就只把睡裤拉下去。我听着床的响声，听着床垫嘎吱作响，还有地板发出的声音。什么都逃不过我的耳朵，甚至是教堂的钟响，可就是听不见索菲亚。她无比沉寂，完事后又把裤子拉了上去。”
卢卡毫无隐瞒地吐露心声，就跟童年一样。那时他爱上了索菲亚，要我帮着出主意。我给他轻声念那些诗句，还陪他去她们家。他把一切都告诉了我，而我一直耐心地听。
“要是我突然兴致来了，想亲热，她就说时候还没到。虽然并没有转过身背对着我，却用她的膝盖和坚硬的骨头抵着我的肚子。”
数年的沉默毫无意义。沉默是真空的，一把就捏了起来，直到完全消失。十二年，每一年都有一片雪花，在落地前就已经升华了。
“后来医生让我们去看专家门诊，治疗就正式开始了。简直糟糕透了，那些个候诊室都快把我逼疯了，里面尽坐着挺着大肚子的孕妇，我们俩也挤在中间。”卢卡停了下来，看看我还在不在听，我点了点头，让他继续讲，“索菲亚没问题，她的子宫和排卵都很正常。是我，问题出在我和我的精子身上。”
我从来没有对弟弟真正敞开过心扉，把一切都留在自己心里，除了在酒吧打牌的那次。不过那是因为索菲亚也在，我多半是在跟她讲自己的经历。卢卡只是坐在一旁，面前摆着一个空啤酒杯。
“我的精子跟死了一样，一动也不动，一点生机也没有，专家说怀上孩子的机会为零，除非出现奇迹。”
我不由得看向他的私处，就看了几秒，然而卢卡还是注意到了。
“我感觉自己就不是个男人，”卢卡说，“那些精子一点用也没有，我就是个废人。”
我不禁想到一个在阿姆斯特丹托法尼店里打工时听到的故事。跟大多数冰激凌界的故事一样，那是一个和冰激凌商人有关的趣事。我一直没敢在家里讲，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人说故事发生在斯沃勒的一家冰激凌店里，又有人说是在布雷达。故事跟一个年轻的做冰激凌的人有关。他不是冰激凌店老板的儿子，而是一个来自卡多雷的帮手。长得很丑，脸上全是痘痘，女孩们都不喜欢他。他看见那些年轻漂亮的女孩穿着美丽的裙子坐在店外面吃冰激凌，宛如一群色彩斑斓的蝴蝶落在了店门口。
丑陋的男孩决定去厨房里报仇，一边想着女孩们赤裸的双腿、发光的嘴唇，一边在一个装着冰激凌原料的容器旁边手淫。外面阳光灿烂，没人注意到男孩的行踪，也没人愿意看他一眼。然而，那些城里最漂亮的女孩却舔着注满了他精子的冰激凌。
卢卡娶到了城里最漂亮的女孩，得到了她的芳心，然而他的精子却无法在她的体内发挥作用。
“我还记得我们离开专家门诊，走进电梯的情景。几个穿着白大褂、胸前的口袋里装着呼叫器的人站在电梯里，另外还有两三个人。我看见泪珠从索菲亚的脸上流了下来，好想伸手抱住她，就是没这个勇气。我怕她会推开我，怕她很生气，因为这全都是我的错。
“走出电梯时，太阳光好刺眼，回去的路上我们什么也没说。走到店里只要五分钟，感觉上却有五天那么久。我还记得我闯了红灯，索菲亚却停了下来，直到绿灯出现。就算闭上眼睛，我也能看到这个画面，一辈子也忘不了。我们站在路的两旁，汽车从我们之间呼啸而过，摩托车呼呼直响，一路向前。我看着索菲亚，看见了一个不幸的女人。
“到了店里，她穿上围裙，拿起勺子。我走向后面的厨房，全身心投入到冰激凌中。那天天气闷热，天上挂满了大朵大朵的蘑菇云，然而暴风雨却不见踪影。到了下午，店外面排着长队，一直排到了街对面。索菲亚的背、父亲和母亲的背都被汗水浸透了。我把冰激凌送到店里，又飞快地回到厨房。冰激凌机器不停地运作，直到深夜还在一个劲地转，结果第二天比第一天更热。那些天就跟蒸桑拿似的，不用想也知道索菲亚不可能在那些天里怀孕。
“等我好不容易上楼了，索菲亚已经在床上躺了好几个小时。我听着她的呼吸声，知道她还没睡着。我本来以为她想跟我聊聊，于是伸手去握她藏在毯子下面的手。‘别碰我。’她说，这是她那个星期对我说的唯一一句话。”
说到这儿，卢卡停了下来，我们之间出现了一丝沉寂，虽然只有三四秒，却足够孕育出一个想法。我们看着对方，并不是陌生人，也永远不会成为陌生人。我年纪大一些，他强壮一些，我皮肤黑一点，他个子矮一点，然而我们终究是兄弟。
“人工授精对我们而言毫无意义，也没有别的诊疗方法，就跟专家说的一样，我们只能期待奇迹出现。医院给了我们一本关于领养孩子的小册子，结果被索菲亚扔掉了，她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每当她看着我，那双眼睛就在说：你失败了。到后来我都不敢看她了。只有在一片漆黑中，我们才跟对方说话。我们俩躺在床上，做了一天冰激凌，我都累坏了，而她就让那些憋了一天的眼泪全都流出来。她不愿接受这个事实，也不能接受。‘对你来说不一样。’她说。‘不，’我说，‘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可她又不说有什么不一样。也许她是对的，在我心中已经有一部分妥协了，也许是因为错在我，不孕的是我，不是她，所以我可以接受这一切。这就像一种机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不过千万别误解我，我也很想要个孩子。一个整天坐在我肩膀上的小伙子，一个可以一起踢足球的宝贝。要是个女孩的话就肯定很像索菲亚，一个漂亮的金发女孩。”
我闻到了开心果和微微的柠檬味。冰激凌的味道出来了，经过混合，气泡出现在冰晶和奶油之间。冰变得轻盈起来，体积也越来越大。原来是橙子，我终于闻出来了，是开心果和橙子冰激凌。
“就算一句话、收音机里的一首歌、一个不经意的观点，又或者是某个来店里买冰激凌的孩子都能让索菲亚伤心不已。你知道小孩子们点冰激凌的样子，个子刚好能看到柜台里的冰激凌，一看到这么多味道，都快晕了。可是通常只能挑两种味道，二十二种味道只能挑两种！对一个四岁的孩子来说可不容易。小脑袋努力想出所有的可能性，把想吃的味道混为一团。索菲亚拿着勺子，问他们想要哪种味道，却迟迟没有答案。时间在那一刻静止下来，索菲亚和小孩子看着彼此。
“我的负罪感越来越强烈，好像我们之间有东西被打破了似的，就跟你去阿姆斯特丹那会儿的感觉一样。那时你依然选择了诗歌，丢下了冰激凌店，也丢下了我。你以为我就没有梦想吗？你以为我就只配在店里忙吗？你想过你的选择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吗？嗯？大脑能做出的选择很有限，答案就只有一个：我得留在这里，我得让冰激凌店运转起来。”
这一刻、这些话、这些指责时常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当我到了另一个时区，躺在一个摆着一张椅子、一个书桌、一盏灯和一个电视机的房间里，睡不着觉的时候。天黑了，我的精神却无比清醒，不停地想。“嗯？”卢卡的问题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耳边，不管我身处何地，是在新不伦瑞克，在悉尼，还是在芝加哥。为什么我当时没能给出答案？是因为从来没有怀疑过卢卡想接手冰激凌店的事实吗？我从来没想过他可能还想做点别的，想走一条与为我们设计好的路不同的路。当年我十八岁，只想着自己。
嗯？
再说我也没有回答那些问题的时间。卢卡在问完问题后并没有就此终止，继续说了下去。我本可以打断他，不过我俩都明白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冰激凌就快做好了。冰激凌的质感很松，口感很饱满，刮刀发出的声音越来越长。我听不出冰激凌做好的具体时间，只能听个大概，冰激凌就快完成了。
“你走的那会儿，”卢卡说，“我就没有选择了，得接手这家店。我全身心投入生意中，履行自己的责任，同时也决定不再跟你说话，一个字也不说，不管你尝试多少次，也不管你坚持多久，我就是不说话。你选择了自己喜欢的诗歌，去了南美、亚洲，而我却像头黄牛似的在这里忙碌。现在我跟你说话是因为这样下去行不通了，因为所有人都在沉默。索菲亚整天都在伤心，越来越孤僻。我几乎不敢去看父亲和母亲的眼神。他们不再追问，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此罢休。母亲整天默默地祷告，不管是在挖冰激凌的时候，找零钱的时候，还是在看雨的时候。”
我确实看见过母亲祷告，比平时要频繁得多。不过我以为她是在为父亲祈祷，希望他精神健康。
“有时候我会问自己，人怎么会为自己没有的东西伤心。可是当我看着索菲亚，看见她那不再发光的头发，红红的眼睛，便发现最后的一丝幸福也不见了。我伤心是因为她伤心，我无心生活是因为她无心生活。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冰激凌，卖冰激凌。”
闭上眼睛，我看见了无数个画面。索菲亚伸出舌头接雪花，索菲亚用冰凉的手指拉我的鼻子，接着还摇了摇头。索菲亚穿着她妈妈的裙子，簸箕里那缕金色的头发，婚礼上灿烂的微笑和落在那条发光的裙子上的冬日的阳光。
“你必须帮我。”卢卡说。
必须，就跟我欠他似的。
为了帮他，我曾经陪他去索菲亚家，他沉默的时候我就说话。为了帮他，我去了别处，再也没回来。现在我又得帮他了。
我那比我年轻、也比我强壮的弟弟，我得帮他。
“你跟索菲亚说过这事吗？”
“说了。”
“这是她的主意？”
“不是。”
这一刻他仿佛只会发音，丧失了说话能力，只会咿咿呀呀地发声。
“她怎么看？”
卢卡没说话，一定是觉得这主意糟糕透了，不过已经没时间沉默了，一上一下的刮刀声飘进了他的耳朵。跟其他冰激凌商人一样，冰激凌无时无刻都能跟他交流。告诉他自己既结实又绵柔，轻声耳语丰满的体型和一刻也等不了的焦急心情。
“她想要个宝宝，一个孩子，好把他拥在怀里。”我看见卢卡左边的眼睛泛着光，只见他立刻擦掉泪水，佯装坚强。小时候他经常在寄宿学校里哭，从那以后，在我的记忆里他就再也没掉过眼泪。冰激凌商人不会流泪，只会流汗。他们承受着一切，既没有夏天，也不能享受真正的生活。
他用那黑色的泪汪汪的双眸盯着我，我欠他的。他替我接手了这家店，现在轮到我顶替他的位子了。
也许是我的脑袋动了一下，也许是他看到了我的眼神。卢卡一惊，说：“你可千万别跟父母提这事，也不能告诉任何人。”
我点了点头，不是很明白，至少在那一刻是恍惚的。对那个即将问世的孩子我必须保持沉默，那个属于我和索菲亚的孩子。
“好了，我得干活了，冰激凌做好了。”
就那几秒又有什么关系呢？
树与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最近几年每逢回到维纳斯，我都会注意到这个现象。父亲认为这是一派胡言，坐在白色路虎的方向盘后面，说：“树又不会走路，都长着根呢。”也许是莎士比亚读多了的原因，我看到那些从前没有种树的地方，如今却出现了细细的、柔韧的落叶松。“那儿，”我说，“快看那儿！”父亲看着我指的地方，摇了摇头，他不想看见任何新事物。
父亲来接我。当我走下火车时，看见他站在站台上，一个拄着拐杖的老人。
“你胖了。”父亲对我说。
“你瘸了。”我对父亲说。
我们互相拥抱，络腮胡子在那一瞬间互相摩擦。
父亲终于在口袋里找到了车钥匙，系上了安全带，发动了路虎，面带微笑地踩下了油门，马达仿佛一头大熊怒吼起来。这已经不是上次那辆路虎了，是最新版的，不过和之前的那辆四轮驱动发出的声音一模一样。
“看见那座房子了吗？”车子开过多比亚科的时候，父亲说，“以前住在那里的人赢了彩票的大奖，一百多万呢！一个星期后就被人发现死在了家里，心脏病突发。”
过了一会儿，车子经过了多比亚科的皇家酒店，那家匈牙利奥地利风格的酒店我还从来没进去过。里面总共有57个房间，侧面还有一个小教堂。父亲放慢了车速，说：“这家酒店的老板去年冬天自杀了。”
“你认识他吗？”
“所有人都认识他。”
“我是说个人交情上。”
“这和个人交情没关系。”
父亲一副气呼呼的样子，不过也可能是脸上褶皱的关系，那些再也抹不去的皱纹。看来他时常做出气恼的表情。
“你知道他为什么自杀吗？”
“他没有欠款，也没有别的问题，”父亲说，“比我还年轻十岁，家里的车库里停着一辆白色的跑车。”
我以为父亲会继续说下去，然而他再次唤醒了车前盖下面的那头熊。路上没什么车，我们一路开向柯蒂娜。
现在是九月底，有点凉，许多山顶上已经出现了积雪，不过滑雪还太早，散步又太迟了。迎面开来的车屈指可数，一辆奔驰，一辆丰田，一辆大众。遇到急转弯，我就紧紧抓住窗户上方的把手。
大约开了半个小时，拉法雷多巨石便出现在眼前。三座巨大岩石山中间的那座有2999米高，这些神奇的大山每年都会吸引上万个登山者前来接受挑战。白云岩地区找不到十分美丽的大山，然而站在山前的人，却无法挪开眼睛。卡多雷地区的冰激凌商人只是远远地看着那些巨石。从柯蒂娜到多比亚科的路上，可以从车里看见那些巨石，不过只有一点五秒的时间，就比闪光灯的时间长一点。大家都知道什么时候该向左看（从多比亚科出发），什么时候该向右看（从维纳斯、福多、批围、法乐、卡拉佐或是斯比阿诺出发）。我还记得父亲第一次指巨石给我看的场景。“快，卓凡尼，”父亲说，“快看右边！”可惜我太慢了，也不知道父亲要让我看什么。卢卡坐在车里睡着了。
前往巨石岩的最佳时机是每年仲夏。父亲和卢卡从来没有站在巨石面前过。他们仰着脖子，目光在三座巨石间不停地转换，最后停留在500米高的北侧山脉上。
到了福多，父亲把车停在路边。我以为他要去面包房买面包，然而他坐在车里没有下车。
“怎么了？”我问。
他没说话，只是看着柏油路沿发呆。
“奥斯法多·贝尔飞就是在这里晕倒的。”父亲说，“78岁，就这么倒在了大街上。”
我看着父亲，看着他下巴下面松松的皮肤，还有那双浑浊的眼睛。不久前父亲刚满八十岁，却没有庆祝生日。我从锡乌比给他打电话，两分钟后通话就结束了。他在看电视，看卫星电视能接收到的上千个电视台中的一个。也许在看北极风光片，也许是厄瓜多尔的火山爆发，又或者是贝蒂的一场钻石联盟杯赛，丢出去的铁球横扫过柏林抑或巴黎的天空。
“从前恩纳斯图·赞格兰朵就住在那里。”父亲一边说，一边指向山坡上的一座房子。
我等他继续往下说，可是并没有等到下文。贝尔飞、赞格兰朵，这些都是冰激凌商人的名字，都拥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历史，历史里包括了装着铜罐的小车、碎了的甜筒，包括爱情，还有以为自己老公疯了的老婆婆。父亲踩下油门，路虎开出了村子。
离维纳斯越近，父亲看到的阴影就越多。影子从路边残破的房子里飘出来，从漏风的、弯曲的木门里挤出来。百叶窗松了，窗框也烂了。鸟儿们在屋檐里筑了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