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姆利尼一家人以前就住在那里。”
还是就这么一句话，没有对那家人的介绍，就像在跟自己说话，测试自己的记忆似的。
“格雷霍利一家人住在那儿，不对，还是巴提思度兹呢？”
我不知道，那些名字我都不记得了，却记得百叶窗的颜色和种在阳台上花盆里的花儿，是红色的天竺葵。
他们都离开了，全家人再也不会回来了。现在在荷兰或者德国开了冰激凌店的冰激凌商人几乎一整年都待在那里。有些店冬天也开门，卖咖啡、面包和热汤。
“艾利欧·托斯卡尼住在那里，”当车子开进维纳斯的时候，父亲说，“皮特罗·索拉威亚住在那儿。”我朝那些房子望去，百叶窗开着，窗帘也拉开了，有人在家，行动非常缓慢。那些寡妇的年纪越来越大，动不动就在沙发上睡着了。他们的孩子在德温特、格罗宁根、汉堡，又或是曼海姆。白天家里的电话会突然响起来。
“帝托·德拉斯塔也走了。”
那个高个子、整天乐呵呵的帝托，是他教会了我滑雪，我和他的女儿是同班同学。
“他的冰激凌店很棒，”父亲说，“就是老婆难缠了点。”
我们经过帝托家门前，只见阳台上晾着衣服，有白色的内裤、袜子，还有抹布。维纳斯的女人比男人长寿，在整个卡多雷地区都一样。男人们劳碌了一辈子，把身子都累坏了。退休那会儿早已精疲力尽。
“法斯图·奥利弗没能熬过冬天，上个星期走了，坟上还摆着花呢。”
“你去参加葬礼了吗？”
“去了，我不会错过一场葬礼，这也是大伙儿的期望。人到了这个年纪也就没有理由不到场了，因为你整天没事做呀。”
路虎开进了一条陡峭的街道，我们家就在那条街上，车子飞快地往上开。
父亲笑了笑，说：“这简直就要变成一个消磨时间的爱好了，冰激凌商人就快灭绝了。”
与此相反的是，大树越长越茂盛，已经没人为了煮饭或是取暖去砍树了，一座座冰冷的空房子的墙上布满了裂缝。
母亲在厨房里，拥抱了我，我感觉到她的骨头，她瘦了。“太阳出来了，”松开彼此后，她说，“不过不太暖和。”就在她谈论贝鲁诺省和鹿特丹的天气预报时，父亲偷偷溜进了走廊，走向地下室，工具藏宝室就在那里。
“他还在雕刻爱心吗？”我问母亲。
“已经刻三个了。”
“他是打算把它们都寄出去吗？”
“不知道，只要别拿着它们晃来晃去就好。”
母亲拿起木勺，在炉子上的锅子里搅了搅。锅子里是用西红柿、培根、洋葱和西葫芦做的酱料，一会儿用来拌意大利面吃的。桌子已经铺好了。
我看着摆在橱里的照片，是我和卢卡的黑白照，是在批围的阿尔弗雷多照相馆里照的，离画家提香出生的地方不远。提香在批围生活了十二年，接着便去威尼斯跟卓凡尼·贝里尼学画画，专画神像。当时人们都觉得我们的脸肥嘟嘟的，两兄弟一个十四岁，一个十二岁，发线清晰。为了拍照我们还特意去了理发店。我仍然记得相机的闪光灯和摄影师给我们的糖果，却不记得一路上我和卢卡有没有牵着彼此的手。这是唯一一张有着白色波浪边的照片，其他照片距离现在就没那么久远了，大多数都是彩色的。其中一张是一家人在鹿特丹的冰激凌店里。照片不太清晰，有些褪色了。得仔细看才能认出哪个是卢卡，哪个是我。
还有卢卡一家的照片。索菲亚抱着刚出生的儿子，一个额头上布满褶皱的宝宝。宝宝传承了爷爷和太爷爷的名字，也叫古斯配。那双深色的眼睛也跟爷爷和太爷爷一样，头发遗传了索菲亚，是金色的。但凡有人看见了，他们都会伸手去摸摸那头无比柔软的金发。人们很快便发现，他跟妈妈一样，舌头也很长。有一张照片上，母子俩同时用舌头去碰鼻尖，不过那张照片没有摆在橱里。古斯配头发的颜色明显越来越深。在最近的一张照片上，他十七岁，留着半长的、几乎成了黑色的头发。“这发型实在太糟糕了，”卢卡说，“和冰激凌商人的身份一点都不配。既危险，又不卫生。”
母亲尝了尝酱料，又加了一点盐。她仍然弓着背，几年没碰过挖冰激凌的勺子了，却还保持着当年挖冰激凌的姿势。
“去叫爸爸，”她说，“再过十分钟就可以吃饭了。”
“叫他上来需要这么长时间吗？”
“可能还不止十分钟呢，要他说，最好能整天待在下面。”
我经过印第安头饰，走向父亲的地下室。
他在碾磨，所以没听见我的脚步声。白金色的火花四溅，地上铺满了木屑和发光的铁屑。我不想吓着他，于是在最下面的那级阶梯上坐了下来，就这样看着那个曾经想成为发明家的冰激凌商人。八年前父亲退休了，离开了鹿特丹。“不然就该伤痕累累了。”他是这么跟母亲说的。五十七个夏天，也够了。
母亲不想退休，不过话说回来，她比父亲年轻七岁，不忍丢下卢卡，而卢卡也需要她的帮助。最开始的几年，每到二月，她还是会去鹿特丹，而父亲就一个人留在维纳斯。母亲一待就是八个月，从开店一直到关店。每天晚上七点整，母亲都会给父亲打电话，问他好不好。“越来越好。”是父亲的回答。
事实呢，灶台上摆满了用过的盘子和烧焦了的锅子。父亲不洗衣服，每个星期都会买回一打新袜子和新内裤。床单透出一股酸味，枕头也成了黄色的。他把机器拖到车库，每个星期都会去见指头黑黑的男人们，跟他们谈论打钻、锯片和打磨盘。剩下的时间不是在地下室里，就是在电视上千个频道里。
夏天，我回去看他，被家里肮脏的程度吓了一跳。
“你干吗？”当我把所有窗户都打开时，父亲吃惊地问。
“你闻不到那股臭味吗？”
“闻不到。”
“碗也不洗？”
“没时间。”
他一直待在地下室里碾磨，打钻，锯木头，削木片。
我把被子掀开，把被套和衣服都丢进洗衣机，又把所有的盘子、锅子、刀叉和杯子都冲洗一遍。接着便开始扫地、拖地，到处擦洗，最后把洗干净的衣服挂到了暖和的太阳下面。
“快把窗户打开，”父亲说，“这是什么味道啊？”
“是洗洁剂的味道，薰衣草香。”
“臭死了。”
我心里明白，如果打扫房子的是卢卡，他肯定会很满意。我仍然是那个什么都做不好的儿子，这顶帽子会永远扣在我的头上。至于我接替了拉尔森，成了世界诗歌节的董事，还有我去年担任了荷兰最重要的诗歌大奖评委会的主席，这些都无所谓。
我带他去位于法乐村的薄地科餐厅吃饭，每次去那里他都点同一款比萨——玛格丽塔配薄切生牛肉片和芝麻菜，外加一杯最爱的啤酒。啤酒杯很快就空了，父亲又跟女服务员点了一杯。打扫卫生的过程中我发现了无数个空啤酒罐，每个罐子上都有一个凹陷，好像遭到了某个无事可做的男孩的袭击一般。有一次我看见他举起手，冲一个罐子打过去，还一边嚷嚷：“嘿哈！”
“你不想妈妈吗？”我问。
“刚跟她通过电话。”
他切了一块比萨，我心里想：我是多么像他啊。我从来没有思念过一个女人，是受了他的遗传吗？早晨醒来时，就跟诗歌里写的一样，我的肚子总是空空的，从来没有出现过蝴蝶。
“你还爱她吗？”
“天呢，卓凡尼，我正吃饭呢。”
“以前你想过她吗？你们刚刚恋爱的时候。那时候妈妈得回乌尔姆去帮她的父母卖冰激凌，而你得留在鹿特丹。你还记得那个夏天吗？”
“你是怎么知道的？”
“妈妈告诉我的。”
他吃了一口比萨，一小块牛肉挂在嘴巴外面，被他用手塞进了嘴里。
“你给她写信了吗？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呢？”
父亲差点没被那片牛肉噎着。
“你就从来没想过她？”
“快让我好好吃这块比萨吧，你这是怎么了？”
我也不明白自己怎么这么直白，可能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地面对面坐在一家餐馆里，跟对方聊天。
“婚姻很复杂，”父亲说，“不过你是永远不会明白的。”这是一种嘲讽，就跟捅了我一刀似的，又仿佛是父亲嫉妒我人生中的那一部分，那些孤单的日子。好像他不仅仅要成为一名冰激凌商人，还得结婚，因为店里需要一个女人。
一直到晚餐结束前，我们都一直盯着餐厅主人挂在墙上的丑陋壁画。父亲没有点意式浓缩咖啡，又要了一杯啤酒。
“我明天下午出发。”我说。
父亲什么也没说，过了一会儿，只是笑了笑，没有别的反应。
走到路虎旁边，父亲不肯罢休，硬是要开车。
“你喝多了。”
“警察都不怎么检查，”父亲说，“再说也不远。”
“我还想去一趟批围。”
“批围？去那儿做什么？”
“我想吃冰激凌。”
“我看你是疯了。”
“我就是想吃。”
“我还想再喝一杯啤酒呢。”
“那我们先去冰激凌店，再去酒吧。”
他像个气呼呼的孩子一样坐进了副驾驶座，一句话也不说，直到车子开进了批围，父亲突然说：“我在外面等你。”
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就在停好车，我们走向冰激凌店的时候，他坚持要站在角落里等我，离冰激凌店的柜台大约二十米远的样子。
中心冰激凌店已经在批围开了十五年了，店老板原本在荷兰的帝尔堡市有一家冰激凌店，却不想一年八个月出门在外。一开始人们不适应这家开在卡多雷地区的冰激凌店。有人曾经在酒吧里说过：“这就跟在猪圈里开餐厅没什么区别。”结果呢，店老板赚的钱维持生活并没有问题，尽管这几年来越来越困难，因为村子里越来越安静。他们店里的冰糕味道很好，是用山里的新鲜水果做的，草莓是从1736米高的地方摘下来的。
我要了两个球，覆盆子味，拿在手里，朝父亲走去。
“快走开！”他嚷嚷道。
“我不能站在你旁边吗？”
“别靠近我。”
“我可是你儿子。”
“你拿着冰激凌呢，我不要你靠近我。”
“冰激凌又不会爆炸。”
父亲听了并没有笑。
我觉得他在装样子，便走了过去。没想到他飞快地往后退了几步。
“你就不想尝一尝？”
“除非我死了！”
“好吧，”我说，“那我就在这儿吃。”我坐到了一面矮墙上，把塑料小勺塞进了嘴里。那天晚上挺暖和的，有的人家开着窗，孩子们在小巷子里跑来跑去。冰激凌很甜很爽口。有人说覆盆子和草莓是由只穿着内裤的女人采摘下来的，而我却从来没在炎炎烈日下看见她们弯着腰劳作的样子。也许这就只是冰激凌界的一个故事，不过相信的人吃起来会更香甜。
最后一口冰激凌在我的舌头上融化了，我试图延长享受的时间。父亲背对着我和冰激凌店，盯着柏油马路，仿佛看着一道深渊。
我坐进车里，本想伸手搂住他，也不是特别夸张，就只是搂一会儿，抱一抱。父亲吓了一跳，差点没撞到车顶上。
“你干吗？”他大叫，“快把那黏乎乎的手指拿开！”
碾磨机器停止了转动，父亲用那长满老茧的大拇指抹去了爱心上的铁屑。
“马上吃饭了。”我尽量放低音量。
“还有几分钟呢，”父亲说，“看，多漂亮。”
我走了过去，看着那颗用铁做成的爱心。
“一定得四公斤重，差一点都不行。”父亲说，“这是最难的。结果还是有了十五克偏差，不过那无所谓。”
他把其他的爱心也拿给我看，它们各不相同。“这个是最大的，”父亲说这话时，仿佛成了一个雕塑家，“不过不是很厚。”
我拿起了另一颗爱心，比起先前那个短一点，厚一点。
“不错吧？”父亲说，“我要做出整整一个系列来，总共十个。”
父亲先前的愁绪消失了，阴影全都散去。在这个地下室里，他又成了那个曾经在卡拉佐的工作室里做螺母和螺栓的男孩。
“我还要做一个拴着铁链的，没准贝蒂能丢出个世界冠军来呢。”
我无法想象这个画面会变成真的。
“也许她还能破了自己的纪录呢。”
“我们上去吧？”
“那神奇的八十米！真是叫人不可思议的距离。”
我看着钻柱，从前觉得它们好大，现在就只比我高个几厘米。我和卢卡绝对不可以碰它们，只能打开冰激凌机器，往里面填配料。
“你看过她的照片吗？”父亲问。
我点了点头，曾经在网上搜索过她的照片。那是一个肌肉发达的红发女人，我完全无法理解父亲为什么就看上了她。当父亲拿起那颗最小的爱心，捧在手心里，对着它小声地甜言蜜语时，我的记忆突然回到了二十年前，两个画面交融在一起。
原来那只会唱歌的鸟儿变成了如今的链球运动员。
父亲、母亲和我，我们三个围坐在餐桌前，转动着叉子。过一会儿，盘子都空了，纸巾上沾满了番茄酱时，我们就得开口说话打破这沉寂。不过时机还未成熟，我们不停地嚼，往肚子里咽，还时不时喝两口红酒。我时而看着母亲的眼睛，长长的眉毛下灰色的双眸，还有脸上的皱纹。有一次我看见父母彼此对视。
是那张空椅子的原因，那是古斯配的椅子。两个月前，他开始周游世界，穿过墨西哥、危地马拉和伯利兹。只打过一次电话回来，告诉家里他安全抵达的消息。是卢卡接的电话，那是个星期六下午，天气很热，店里很忙，店外面坐满了人，顾客们一个接一个挤到柜台前。电话响了十次，卢卡才拿起了听筒。
“威尼斯冰激凌店，”卢卡说，“我是卢卡。”从声音就可以听出他心情不好。不过只要有人在大夏天给他打电话，他都是这副德行。
电话里发出沙沙声，仿佛在非常遥远的地方轻轻地嘀嗒起来。过了一会儿，古斯配的声音才从电话那头传了过来：“是我。”
那时墨西哥城还是早晨，阳光明媚，空气凉爽，不过天空里飘满了烟尘。我去过那个机场，是贝尼托·华雷斯国际机场，总共去过两次。第一次是去参加米却肯诗歌节，第二次是一场在科利马举行的新生代诗歌节。出租车停靠的地方有电话亭，我还记得一个穿着紧身裙的年轻女人打电话的情景。她举起一只胳膊，撑在电话亭上，戴着一副全黑的太阳镜。也许在机场巨大的候机厅里也有电话，也许古斯配是从那里拨通了鹿特丹的电话。这一切卢卡都不知道，也不记得听到的是汽车和公交车的声音，还是出发大厅里嘈杂的声音：上百种声音交杂，有小孩的吵闹声，也有推小车和急匆匆地拉行李箱的声音。
弟弟在做格拉巴酒冰激凌，我在忙着帮他生小孩
在卢卡提出让索菲亚怀孕的请求后，我得去马其顿参加斯特鲁加国际诗歌之夜。拉尔森并没有一起前往，和他的妻子在地中海的波浪之间扬帆起航，就在离雪莱淹死不远的地方，雪莱临死前，口袋里还揣着叶芝的诗歌。这次由珊尼亚陪我，这是她第一次去国外参加诗歌节。
斯特鲁加诗歌之夜的董事在斯克鲁里机场接到了我们，他穿着一件过紧的西装，纽扣没扣。他站在游客必经的阶梯下面，握手的时候很用力。“你们的诗歌节上已经死了多少个诗人了？”这是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
曾经有个尼日利亚诗人在城市里迷了路，三天后才现身。一个波兰诗人喝得烂醉，上不了台。一个智利诗人曾经缺席。不过还从来没有一个诗人死在鹿特丹。
他的司机负责开车，两人三言两语地告诉我们已经有两次带着棺材飞去俄罗斯了。有的诗人在环游奥赫里德湖结束后，下船时一下子没站稳。“俄罗斯诗人就是喜欢喝酒，”董事说，“不过游泳就不怎么样了。”珊尼亚听了这话，笑不起来。
诗歌之夜的节目编排可以用卓越来形容。每年都会有二十个俄罗斯诗人受邀前来，不过基本上都是同一群酒鬼，时而会有一两个新人。他们之所以受邀，是因为他们的朋友是诗歌节的赞助商，跟鹿特丹世界诗歌节的独立性相差甚远。不过也会有十个国际诗坛的巨匠前来与会，也算是弥补吧。负责编排节目的人叫乐立夫·法罗，在大学里教英语，已经为诗歌节效力好多年，简直就是一只被书包围的恐龙。有人说他的生活方式犹如隐者，然而在开幕式的晚上却携手美丽动人的妻子出现在文化中心灯光璀璨的台阶上。奥登、金斯伯格、恩岑思贝格、聂鲁达，还有休斯，都是他请来的。
那二十个俄罗斯诗人不会掺和到其他诗人中去，有自己单独的行动计划，仿佛一个独立团体，或是一辆迷失了方向的大篷车。一个个饱经风霜、不太干净的样子，而且总也喝不够。
第一天晚上珊尼亚就遇到了麻烦。她洗了个澡，穿着一件长裙子走了下来。除了脚踝和一部分小腿，其他的什么都看不见，不过两条腿却是赤裸裸的。俄罗斯人一下子就起了火，把她团团围住，争着引起她的注意。
大多数诗人是下午到达斯特鲁加的，在德林酒店的酒吧里互相打个照面，还有几个第二天早上才会到，也就是开幕式那天。董事跟前来与会的每个人握手致意，不过现在却被一群人围住，很可能是诗歌节的赞助商。一个个人高马大，雪茄一根接一根地抽。外面停着一排汽车，个别的还装了有色玻璃。
我去跟以色列诗人聂胡达·安米海聊天，他是诗歌节的荣誉诗人，即将获得金冠奖，那是一个诞生于1966年的奖项。斯特鲁加诗歌节的荣誉诗人会在诗歌公园里得到一块纪念碑，还可以在公园里种一棵树。聂胡达是跟妻子一块儿来的，这也是其他诗人没有的特权。只有荣誉诗人的伴侣的机票可以报销。
这个事事都想得周到的女人比她的老公高一头，不光给老公拿饮料，有时还会回答我向聂胡达提的问题。我已经适应了世界诗歌节，国际诗坛巨匠的妻子们把一切都献给了她们的老公。她们承担起一切，好让诗人们专心创作出神圣的作品。妻子们总走在前面，走向酒店的前台，走向自助餐厅，走向站在即将朗诵诗作的大厅里的主持人。
在斯特鲁加也一样，聂胡达的妻子突然走向电梯，明天还有很多安排，她对我说。接着诗人便无声地消失了，一会儿就被那闪亮的电梯门吞噬了。
“我跟他们说你是我的未婚夫。”珊尼亚说着，把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上半身贴了过来，那二十个醉醺醺的俄罗斯诗人嘴里吐出来的热气足以让我窒息。一双双无神的眼睛盯着我，我注意到他们说话的声音越来越高。
“我看他们都愿意为你献出生命。”
“你得保护我。”
“他们一共二十个人呢。”
“我男朋友就不会害怕。”
那个双手黑黑的男孩，那个汽车修理工。珊尼亚说过他会在酒吧里赶走粘在珊尼亚身边的男人们。有一次还从裤袋里掏出了一把扳手，用以威胁。可我的包里就只有一本诗集。
“你就不能对他们说你会跟最强壮的那个共度良宵吗？”
“我跟他们说我会跟你共度良宵。”
“他们会集体杀了我的。”
“不会的。”
“他们可是俄国人，”我说，“而且还喝醉了。”
“我看俄罗斯诗人一点都不暴力，我现在能想到的只有科贝林，不过他是个话剧作家。”
“他做了什么？”
“杀了他的情人。”
这丝毫无法安抚人心，吧台前的俄罗斯人一直盯着我们，如饿狼一般，看着珊尼亚的背影，和那条把臀部包得紧紧的裙子。
“相反的情形倒是经常发生，”珊尼亚说，“被谋杀的作家不计其数，就跟自杀的诗人一样。”接着把拿在手里的酒杯送到嘴边，继续说，“不过目前为止，因为跌进河里而躺进棺材被送回家的俄罗斯诗人倒是不多。”
大多数诗人都上楼，回酒店的房间。这样一来，董事要承担的后果也减少了一半。
“我们也走吧？”我问。
“哦，对了，我们还要一起共度良宵呢。”
电梯里只有我们俩，不过我们什么也没说，如大多数电梯里的沉默。跟往常一样，电梯里有一部电话，进门是一面镜子。维尔纽斯里诺酒店的电梯里有一个插着塑料百合的花瓶，北京建国宾馆内置的音箱里传出极其甜蜜的音乐来，柏林华美酒店闻起来则有苹果的味道。
就在电梯门即将打开时，珊尼亚看了看两旁。我们走进走廊，就跟大多数酒店的走廊一样，厚厚的地毯把所有声音都吸收掉了，珊尼亚高跟鞋的嗒嗒声也消失了，宛如一只优雅、行动敏捷的小鹿。从这一边房间的窗户看出去是奥赫里德湖。早晨白色的阳光洒在阳台上，水面上出现了涟漪。
“要不我们听听？”我说。
“听什么？”
“听深夜里的诗人。”
海曼经常这么做，有一次他向我坦白了这个“爱好”。所有人都去睡觉了，他就在鹿特丹希尔顿酒店长长的走廊里游荡，把耳朵贴在房间门上。他听见诗人们咳嗽、打呼噜，听见他们睡觉时翻身、说梦话。有的诗人大半夜还醒着，房间里有电视机的声音；又或者是跟家里打电话的声音。有个罗马尼亚女诗人抱怨起必须支付的账单和怎么都不愿意起床的孩子来。
我把耳朵贴在了一扇门上。
“怎么样？”珊尼亚问。
“什么也没听到。”
她走向下一个房间，也把耳朵贴在门上，笑着说：“里面有一头牛，要不就是一头大熊。”
我站在她身后，不用把耳朵贴在门上就能听到里面的声音，说：“天呢，这么大声。”
“会是谁呢？”
“可能是聂胡达。”
“要不就是他老婆。”
海曼对诗人们住的房间、不同的诗人发出的不同的声音，还有哪些诗人到了晚上会接待访客都了如指掌。
“晚安。”我们俩站在各自的房间门前，我说。
“晚安，我的未婚夫。”
只见她坏笑起来，跟一个手里持刀的女人的笑没什么两样。我没有反抗，也不想被拒绝。结果我们分开还不到一分钟就响起了敲门声，敲的并不是房间大门，而是另一扇，在房间的侧墙上。我转动门锁把门打开，发现站在门后的是珊尼亚。
“这是个秘密通道。”珊尼亚一边说，一边走进我的房间。
经常有人来敲我入住的房间的门，不过还从来没有人敲过那扇。我总认为一个对诗歌了如指掌的年轻金发女孩走进我房间的概率应该为零。
“迷你吧里有一瓶伏特加。”珊尼亚说。
我打开那个小小的正方形的冰箱，看见了几瓶饮料和半升伏特加。杯子在写字台上，旁边还有个烧水壶。
珊尼亚推开阳台的门，在一张塑料椅子上坐下来。脱掉高跟鞋，把脚搁在阳台的围栏上，长裙子滑向了膝盖。
我们小口喝着酒，看着漆黑的湖面。码头边的湖岸线还尚且可见，远处就成了漆黑的一片。这是八月里一个温和的夜晚，周围隐隐约约传来音乐声。
“真舒服。”珊尼亚说。
“嗯。”
她并没有刻意跟我聊什么，也许在她看来这是我的任务，又或者是觉得在忙碌的一天后，待在室外，光脚跷在围栏上，手里拿着一杯冰镇伏特加也够了。
“那些俄罗斯诗人到底对你哪里感兴趣？”过了一会儿，我问。
“就那些，”她说，“男人们喝了酒就想知道的东西。”
“他们就那么粗俗吗？”
“他们会先问我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就一个接一个地念出俄罗斯诗人的名字来愚弄我。有著名的诗人，比如普希金、莱蒙托夫、秋切夫，也有二十世纪的诗人。他们以为我是个年轻愚昧的小女孩，每念出一段诗句，我就必须说出对应的诗人。其中有布洛克和布宁的经典诗句，几乎每一本诗集里都有。我回敬了一首谢盖尔·叶赛宁的诗。谢盖尔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每天只有一个小时是清醒的，就那么短短的一个小时，还能创作出伟大的诗句来。最后一首诗是用他的鲜血写出来的，因为墨水用光了。”
“你念他的诗了吗？”
“我就知道他们猜不出来，只能继续喝酒，最后还是由我揭开了谜底。”她的一只腿在另一只上搓了搓，继续说道，“其中一个人问我已经跟多少个男人睡过觉了，其他人听了全都大笑起来。”
“你是怎么回答的？”
“他们随便喊出了一个数字，大多数人认为我还是处女。我说男人的多少跟帕斯·捷尔纳克一生发表的诗集是一样的。”
我不知道帕斯·捷尔纳克一生中写了多少诗集，应该不会很多。那个时代没有一个诗人会发表大量的诗集。
“八本，”珊尼亚说，“不过我并没有把具体数字告诉他们，就让他们想破脑袋好了。”
突然我们都沉默起来，我看着她洁白的脚踝，脚趾甲被涂成了紫色，跟裙子的颜色是一样的。她在我前面喝完了杯子里的酒，又给自己倒了一点。
“女人喝酒的时候都想知道些什么呢？”
“什么都想知道。”
喝了一大口后，她又问：“你呢，有多少个女人？”
“不知道。”我说。
“都已经到数不清的程度了吗？”
“不是，我只是没刻意去数而已，觉得这不重要。”
“普希金跟第113个爱人结了婚，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
“没这么多，差远了，我可才三十岁。”
“普希金结婚的时候也就三十岁。”
她看了看我的杯子，给我倒了点酒。
“我看呀，你就不想结婚，也不想要孩子。”她说。
“怎么听起来跟残废似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她说，“可我觉得那样会很……无聊。”就像她得从几个词中做出选择似的，比如孤单、浅薄，最终选出了那个最不尴尬的词。
我经常意识到这一点，只要人们发现一个人没有伴侣，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那个人没有生活，名字背后也并未藏着故事。
“不过我也无法想象你结婚生孩子的样子，”珊尼亚接着说，“你总是在出差，只要一有机会，就会躲到诗集后面去。”
我也无法想象，不过这一切还是会发生。并不是结婚，而是小孩，除非我跟卢卡一样——不育。
“这是究竟为什么呢？”
“什么为什么？”
“那些旅行，还有你对诗歌的爱。”
“肯定不是因为我的家庭，不过我的太爷爷曾经踏上船板，去了美国，参与建设了一座摩天大楼，还真敢去追梦。不过他读不读诗，我就不知道了。”
“普希金的太爷爷是沙皇彼得大帝的领养子，得到他仿佛是上天赐予的礼物，当时还是一个不到十岁的埃塞俄比亚小男孩。”
“这我还真不知道。”
“诗人们曾经为那位先父叙写普希金的热情。”
就好像是编出来的故事，一个神奇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在宫殿和蜀锦衣服的时代，在马车和白马的时代，故事被一代接一代地传下去，情节越来越庞大，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故事里有一个北非的穆斯林，一个沙皇，还有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
一个藏在名字背后的故事。
闭幕式结束两天后，大约两千名观众欣赏完了诗人们在德林湖的木桥上的朗诵，我得负责让索菲亚怀上孩子了。聂胡达已经在妻子的帮助下种了一棵树。“就跟俄罗斯的宇航员出发去太空前一样。”珊尼亚说。诗歌公园里还举行了一个庄严的活动，立下了纪念碑，大伙儿一起乘船前往斯特鲁加对岸的那个小岛。岛上有一座古老的修道院，还有一口一直嗡嗡作响的水井。诗人们弯下腰，去听井里的声音，仿佛卡斯塔利亚的源泉，试图从中获得灵感。尽管俄罗斯的诗人都喝了酒，好在没人提早上岸、脚下踩空的。所有人都安全地回到原地，搭飞机回家了。
珊尼亚的男朋友来机场接她，她问要不要送我一程。我还是决定坐火车回鹿特丹。那个双手黑乎乎的男孩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就跟所有男人看某个跟他们的老婆一起过了几天的人的眼神一样。另一天晚上，珊尼亚又来到了阳台上，拿着一瓶还没开的酒，告诉我自己曾经出过轨的事实。“难道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九本诗集吗？”我问。“还有人说十本呢。”她一脸坏笑地回答道。
坐在开往鹿特丹的火车里，我在读查尔斯·米西克的散文诗，是乐立夫法罗在斯特鲁加送给我的。查尔斯是在美国出生的塞尔维亚诗人，曾经获得过普利策奖，却被文学评论家唾骂。并不是所有人都欣赏散文形式的诗歌的，尽管好多大家也都选择过这样的文体，比如波德莱尔、劳特门特，还有兰波。
火车开到代尔夫特的时候，我念到了下面这一段：“我被吉卜赛人偷走了，父母把我偷了回来。接着吉卜寨人又把我偷走了，就这样来来回回持续了好些日子。”那个孩子一天喝“新”妈妈的奶，第二天又坐在长长的餐桌前，拿着银勺子吃早餐。“今天是春天里的第一天，一个父亲坐在浴缸里唱歌，另一个正用五彩斑斓的笔调画出一只栩栩如生的麻雀。”
诗很短，两段而已，就在火车停靠在鹿特丹中心站，我离开车厢时，才读懂了字里行间的潜台词。
我跟着人群走进城里，经过上千辆自行车和叮叮当当作响的电车。那时火车站的对面还有一座陈旧的桥，一个男孩合唱团正在桥上练习。从那里经过，时而还能听到那些穿着水手服的男孩子们高昂的歌声：上帝的羔羊，是那么无辜，却被宰杀在十字架上。
我熟知鹿特丹的每一条街和路上的每一块石头，然而整座城市却在不停地发展中。从南美旅行回来，人们会发现一座大楼就这么消失了。从前只要骑车经过那里，就总会抬头看一眼。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个个广场也变了模样，一道道铁轨消失在地底下。这是我第二次去斯特鲁加，和第一次隔了六年之久，却没有发现什么大的变化，也没有崛起的闪亮的大厦。整座城市给人一种亲切感，而在鹿特丹，唯一的亲切感来自打桩机的轰鸣声。
回到家，我发现厨房的桌子上摆着一叠信封，看来负责打扫屋子的人来过了，水池锃亮，灶台上空空的。每次一到酒店，我总会先去床上躺一会儿，连鞋都懒得脱。看着墙纸上的花纹，还有天花板挂灯上的苍蝇屎。这下到了自己家，我得竭力压制住那种诱惑。
晚上我走向冰激凌店，到了街角，又往回走起来。我看见店门外排着长长的队，改天去应该比较好。在飞机里我听说天气会转凉，还会下雨。看来坐飞机回家的旅客跟卖冰激凌的人一样痴迷天气。
那确实是这个夏天最后一个晴天。当我第二天晚上走向冰激凌店时，街上出现了一大摊一大摊的水洼。现在是十点钟，街上很安静。母亲一个人站在柜台后面，父亲在咖啡机旁，三个来自索马里的男人坐在店里。他们经常来店里喝咖啡，用母语谈论那些我们只能猜测的话题。卢卡在厨房里做冰激凌。
我跟父母打了个招呼，经过柜台，来到收银台后面，走进了那扇通往楼上的门，上次爬这个楼梯已经是好几个月前的事儿了。谁都没说话，父亲没有，母亲也没有，就跟他们知道我要来店里，也知道我要做的事情一样。几年后我问卢卡，才知道他早就把我要回来的消息告诉了父母。我因此责怪他，他却恼怒地说：“没错，我是告诉他们你要回来了！”接着又大声嚷嚷道：“没有，我当然没说你要跟索菲亚上床的事，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又不蠢！”他说我是来念诗的，希望索菲亚听了我念的诗，能好一点，高兴起来。母亲听了，什么也没说。父亲一边摇头一边说：“要是她从今天起一直卧床不起，我也不会感到惊讶。”
我以为楼上会一片漆黑，房间里会很闷，索菲亚会闭着眼睛躺在被子里，以为她什么都不会说。我想她应该没有洗澡，应该很累，甚至筋疲力尽。出现在眼前的应该会是一张悲伤的面孔，嘴唇干裂，眼圈浓重，头发像章鱼的鱼须一般散在枕头上。我刚走上最后一级台阶，索菲亚就打开门欢迎我的到来。我发现她把头发编起来了，脸上还红彤彤的。她穿着一条印着牡丹花的裙子，粉色、紫色和白色相互交映，美极了。
我们就这样站在门口，什么也没说。“哥哥，你好。”最后还是索菲亚先开的口，脸上带着一丝微笑。就跟她第一次站在店里卖冰激凌，我走进店里时的那个微笑一样，当时她手里还拿着拖把。一切是那么不可思议，却又那么自然。对，应该就是这样的，既不可思议，又无比自然。
我在她的脸上亲了一下。她抓起我的手，并没有把我带向那两张我和卢卡曾经睡过、如今拼在一起的床，而是来到了阁楼中间，站在了一块铺在小小的正方形天窗下面的地毯上。如果天空晴朗，我们便可以在星空下亲吻。这时我们的嘴唇在巨大的蓝色云朵下互相靠近，她闭上眼睛，轻轻地掐着我的手，身体靠了过来。我看着她那浓密的眉毛和略有斑点的皮肤，还有额头上的凹陷。
她的嘴唇慢慢地松开了，只听她轻声说道：“卓凡尼，把眼睛闭上。”
我闭上了眼睛，她开始用那柔软的手、有如小枕头般的手指摸我的脸。手指划过我的脸庞、我的嘴唇，她开始无声地吻我的耳朵。
她把我的右手放到了她的背上。“摸我。”她一边轻声说，一边又在我的嘴巴上亲吻起来。她的嘴唇微微张开，我想到了白雪，想到了无数片雪花，还有几百万个冰晶；也想到了弟弟卢卡，那时的他还是个小男孩，那时的我们都被那个把细细长长的粉粉的舌头从嘴里伸出来的女孩给迷住了。
绒毛般的呼吸
五月一个寒冷的早晨，我的儿子来到了人世。索菲亚和卢卡去医院的路上下着雨，两人又着急又紧张，一个装着宝宝衣服的小箱子放在后座上。夜里，街上很安静，红绿灯眨着眼睛。那几个小时里，卢卡一直站在索菲亚身后，紧紧握着她的手。在这之前，他还从来没体验过这般亲密感。在婚礼上没有，床上也没有。他摸着索菲亚的脑门，给她加油。当宫缩持续来袭时，天上的云朵散开了，飘向了北方。太阳照在河面上，天空透着浅蓝色，载满集装箱的大船开向了大海。古斯配·塔拉米尼，一副皱巴巴、湿答答的模样，降临在护士的手臂里，五斤重。他闭着眼睛，嘴唇光亮，头上几乎没什么头发。小鸟在茂盛的大树间唱起歌来。
当时我在巴塞罗那，夜里天气晴朗，早上很暖和，到处充满了生机。穿着西装的男人站在吧台前喝咖啡，宽阔的大道上汽车一辆接一辆，地铁里很闷。我晚上才收到从鹿特丹发来的消息，白天一直在听诗人和声音艺术家的表演。他们一起来到巴塞罗那国际诗歌节，用字词和声调做实验。一位法国诗人在沙丘发出的声音的伴奏下朗诵诗歌；另一个诗人发音不清，看来这也是表演的一部分。
加泰罗尼亚酒店的前台小姐在递给我房门钥匙的同时，也递给了我一张折叠好的纸，上面写着鹿特丹冰激凌店的电话号码，看来索菲亚生了。是个小男孩，早在今年冰激凌店开门的第一天她就把这个消息悄悄告诉我了。
“过来一下，我有事情告诉你。”索菲亚说。
我站在柜台前，她站在柜台后，手里拿着挖冰激凌的勺子。
我们俩弯下腰，身体悬在今年的第一批冰激凌上面。只听她轻声说：“是个男孩。”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复、该说些什么。
“我们要有个儿子啦。”她又说。
我看着索菲亚，她的脸胖了一点，眉毛粗了一点。蓝色的围裙并没能遮挡住那个大肚子，还有就是她的胸也变大了。
“可别告诉别人哦，”她说，“爸爸妈妈都还不知道呢。”说完就又站直了身子。
“你高兴吗？”
“嗯，很高兴。”
只见她满面红光，好像刚听说这个消息，就跑来第一个告诉我似的。在她的身体里孕育着一个小男孩，一个有手有脚、有指甲有头发的、蜷缩着的小生命，而这个小生命就是我和我弟弟的儿子。
“我猜他在睡觉。”索菲亚说，声音仍然很低，“要是醒着，就能摸到他在动。”
几天后索菲亚让我摸她的肚子。当时我站在世界诗歌节的办公楼前，手里拿着钥匙，她从街对面跑了过来。还是早晨，店还没开门。索菲亚还没穿上围裙，看起来就跟什么也没穿似的。丰满的身体裹在衣服里，臀部、屁股、胸，还有那个大肚子，我都看得一清二楚。她抓起我的手，放在了那紧绷的T恤上。
“感觉到了吗？”
我没有立刻就感觉到。过了几秒钟，便清楚地感觉到手掌心微微动了一下。
索菲亚把手放到了我的手旁边，我感觉到了她手指的触碰，也许这就是为人父母的体验吧。我们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周围的一切都在运动。有云朵、树上的叶子、城西运河路上的电车、汽车、骑车的学生，还有屠夫们唰唰的挥刀声，把火腿切成了薄片。
卢卡走了出来，我把手抽了回去，很自然，仿佛条件反射。
“早上好啊，叔叔。”卢卡说。
没错，这是我的角色、我的职责。
“卓凡尼摸到他动了。”索菲亚说。
“应该是他的小手，”卢卡笑着说，“在梦里做冰激凌呢。”
我们几乎没什么交流的机会。秋天里我经常出差，紧接着冬天就来了，全家人都回到了维纳斯，而我待在鹿特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