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菲亚回到了店里，准备开工。
“是个男孩。”我对卢卡说。
“是啊，真是太棒了。”
“都准备得差不多了吗？孩子还健康吗？”
“医生说长得不错。”
“那就好。”
“你怎么样？”
我没有直接回答，卢卡还从来没问过我的好坏。
“很忙。”我说。
卢卡没说话。
“要读好多东西。”我说。
“会在鹿特丹待上一阵子吗？”
“过两个星期去苏格兰。”
也许我们就不该见面，毕竟我睡过他的老婆。
“你会给他起个什么名字呢？”卢卡问。
“这我还从来没想过。”
“那你觉得什么名字好听？”
“你这是给我出难题呢。”
“你总能想到一两个名字吧？”
我想了想。
“奥赛罗。”
“奥赛罗？这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名字？肯定是个诗人。”
“不是的，是莎士比亚的一部作品，一场悲剧，不过我没有别的意思。”我不想让索菲亚和卢卡的儿子跟一个杀死了老婆，之后又终结了自己的生命的人拉上关系。
“冰激凌机器的发明人就叫这个名字，”我说，“奥赛罗·卡塔布里格。”
卢卡点了点头。他跟冰激凌机器比跟人待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父亲当年买的是二手货，看来机器的寿命比冰激凌人的要长多了。
我觉得那名字好听极了，长短音节相互结合，很有韵律感，还蕴含着力量。叫这个名字的人，总有一天会研究出一项重要的发明。当奥赛罗·卡塔布里格在1927年申请专利后，他发明的冰激凌机器就传遍了全世界。奥赛罗·塔拉米尼，要是我父亲也叫这个名字，没准还就真研究出什么伟大的发明了呢。
“我们想叫他古斯配，”卢卡说，“跟爷爷的名字一样。”
“跟太爷爷的也一样。”
“没错。”
这是一个传统的名字，一个冰激凌人的名字。
我从酒店的房间拿着无绳电话拨通了冰激凌店的号码，母亲一接通电话就叫出了古斯配的名字，这是她说的第一句话，接着还大声说：“是个男孩。”她不知道我已经知道孩子的性别了，事实上她什么都不知道。
我躺在床上，把电话贴在耳边。
“真可爱啊，”母亲说，“长得可漂亮了，头上还没长头发呢。”这是一种刚当上奶奶的愉悦。
父亲也接过电话，说：“卓凡尼，你在哪儿呢？快回来，这么漂亮的小家伙，你肯定从来没见过。”
“我后天一到鹿特丹，就马上过去。”
“就连睡觉的时候也在笑，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简直是个奇迹！”
电话里发出了沙沙声，还是店里的声音呢？我看着写字台上的烧水壶，看着夹着旅游信息的文件夹，看来现代艺术博物馆离酒店很近。
“你还在吗？”父亲问。
“在，索菲亚怎么样？”
“挺好的，她真是太棒了。对了，明天就可以回家了。”
“卢卡呢？”
“在厨房里做冰激凌呢。”
也许孩子刚生下来，卢卡就又回到了厨房里。
那时候店里还没有无绳电话，我说：“我晚点打给他，他要做好多冰激凌，肯定很忙。”
“是啊，春天里冰激凌机器还没停过这么长时间呢。”
第二天我没有工作，跟国际诗歌节的组织方打了个招呼，把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了门上。阳光透过窗帘的一条缝隙照了进来，灰尘在那道刺眼的光线里打转。我想到了索菲亚的手，其实不该去想她的手，该想的是那个睡在妈妈身边的小男孩。画面是那么平和，梦里出现了那天鹅绒般的子宫。今天索菲亚就可以回家了。她的双手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仿佛一部一再重播的电影。按摩油，缠绕的手指，波浪式的运动。卢卡也享受过这种快感吗？我试图把画面暂停下来，好看清那个从床头柜里拿出来的瓶子里还剩多少按摩油。真是太舒服了，九个月过去了，我还在想着当时的场景，还想要那双手。除了那双手，我别无所求，只是一种纯粹的欲望。
快十二点的时候，一把钥匙插进了锁里，门开了。是服务员，黑色的头发盘了起来，穿着一件白色的围裙。
“对不起，”她说，“对不起！”门又啪的一声关上了。
直到后来，思念才向我袭来，是在我见过小古斯配之后。一到火车站，我就立刻赶到店里。那是五月里无云的一天，太阳高挂在空中。到店里时，我都被汗水浸湿了。母亲站在柜台后面，索菲亚在楼上，卢卡在厨房里，父亲在咖啡机后面。
“她在休息，”母亲说，“一会儿就下来。”
我摇了摇头，打算上楼去，很想看看那个孩子。
“让她再睡会儿。”父亲说。我经过他身边，直接上了楼。我上楼去睡索菲亚的时候他们什么也没说，而现在看我的眼神就跟我是个罪犯似的。
飞行途中一个年轻的母亲和一个宝宝坐在我前面，是个三个月大的小女孩。妈妈抱着她在过道里转悠，好哄她入睡，而她就只顾着看周围的乘客，也包括我。
我在很多地方都看到了小宝宝，在巴塞罗那，在机场检票柜台的队伍里，在荷兰史基浦机场。我突然希望索菲亚会出现在到达大厅里，手里抱着古斯配，站在捧着玫瑰、拿着气球的人群中。在荷兰，还从来没人来机场接过我呢。
古斯配很小，衣服很大，侧躺着睡着了，手臂摆在身体两侧，小拳头捏得紧紧的。终于见到了，我想把他抱起来，紧紧地拥进怀里。
索菲亚睁开了眼睛，仿佛还没完全醒来，轻声说：“我不知道你今天会来。”只见她穿着内裤躺在床上，毯子丢在一旁。阁楼里很热，她也就没穿衣服，没盖被子。见到我倒也没被吓一跳。
“我想见他。”
她面带微笑看着古斯配。我们一起看着他，看着那扁扁的耳朵，那柔软的小脸蛋。
“好看吧？”
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没能阻挡住，便从眼睛里滚落下来。
“我猜他一会儿就醒了，”索菲亚说，“已经睡了两个小时了。”
看着他，仿佛看着一个奇迹。就是这个小男孩在春天里让冰激凌机器停止了转动。瞧那小小的手和粉粉的手臂。
我弯下腰仔细看他的脸，那对眉毛就跟用画笔画出来的一样。一只小手微微动了一下，拳头松开了，不过还没醒来。绒毛般的呼吸，正如怡达·赫尔哈德在诗里写的一般，轻轻地一上一下，几乎察觉不到。
索菲亚也侧身躺着，面对着宝宝，说：“我再休息一会儿。”
“要我出去吗？”
她摇了摇头。
“那我再待一会儿。”
她嗯了一声。
这时我才闻到怡达的那首小诗里的味道：蜂蜜的香味，新鲜的牛奶，一窝刚出生的小动物，睡得正香。
索菲亚的乳头变宽了，颜色也变深了，胸很大，看起来很强壮，很美丽。不仅是她，他们俩躺在一起，形成了一幅无比美好的画面，是母亲和孩子之间的牵连。赤裸的身体看上去很自然，保护着宝宝和她自己。
卢卡在楼下做冰激凌，很晚才会上楼来，到时候我就该走了。
索菲亚闭上了眼睛，好像睡着了，一条腿跷在另一条腿上。我小心翼翼地在古斯配的脑袋上亲了一下，使劲嗅了一口他的味道。是一种事实已成的味道，是出生，也是秘密。他没什么反应，和他的第一次接触就这么过去了。我见到了他，而他却没见到我，不过这已经足够了。
古斯配出生后不久，我便第一次前往特拉维夫，去参加莎尔国际诗歌节。我在鹿特丹待了一个星期左右，抱着古斯配，只见他满额头的褶皱，盯着我的脸看。他似乎还没弄明白，不明白我在微笑时露出的洁白的牙齿，不明白我那三天没刮的胡子。我把自己的鼻子贴在了他的小鼻子上。
卢卡白天晚上都待在厨房里，要准备三十种不同的冰激凌。下午就帮母亲卖冰激凌。他话不多，见了店里的常客，连声招呼都不打。那个星期我都没见他抱过古斯配。索菲亚每时每刻都跟宝宝待在一起。我要是从办公室里看见她坐在店外面，就会立刻下楼。很多时候古斯配都在睡觉，一只小手搭在妈妈胸前。
索菲亚告诉我，宝宝出生后体重总会下降一点，接着便一天接一天地长大。医护人员觉得古斯配长得很好。
我在鹿特丹的那七天里倒是没看出什么变化来，古斯配还是那么小，穿的衣服仍然那么大。也许头发的颜色变浅了一点，不过那么细微的变化很容易就从记忆的筛子里落下去。
卢卡的变化倒是很明显：眼睛变小了，眼袋一天比一天大。
“你儿子不让我好好睡觉。”一天下午他开玩笑似的对我说，可是谁都没有笑。
当我抱着古斯配的时候，也许小家伙已经看清了一切，所以额头上才出现了褶皱。两张非常相似的脸，一个把胡子剃得滑溜，一个面带微笑；一个微微皱眉，一个被太阳晒黑。
到了特拉维夫我才知道组织方给我安排了一个翻译。诗人们用母语朗诵，再被翻译成以色列语。我需要英语翻译，于是一个系着围巾的小个子男人整天跟着我。他在欧洲议会上班，对诗歌毫无兴趣。不管我坐在哪里，他都跟在我后面，嘴巴贴在我的耳边，把诗句同步翻译出来，还时不时给出一些评论：“妈的，怎么又是玫瑰！去他妈的玫瑰花，去他妈的玫瑰花。”看来他不怎么喜欢比喻的手法。
众多节目中，有一个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诗人互相翻译对方的作品，所有作品都跟冲突有关。在能够翻译之前，得了解对方看待斗争的态度。诗人们必须钻进对方的脑袋，而这必然会引起一番争论，翻译仿佛在我耳边做一场比赛的现场报道。虽说诗人们很少同意对方的观点，倒也把别人的故事听进去了。
回到鹿特丹，我便全身心投入到世界诗歌节的准备过程中，六月中旬诗歌节就要开幕了。我跟记者们见面，纠正英语翻译，和其他编辑商量节目安排，有时候到了晚上十点，还待在办公室里。那些天很忙，不过肯定没有冰激凌店里忙。卢卡吃力地搬装冰激凌的盒子，把甜筒和奶昔送到店外面的小男孩和小女孩手里。他一定腰酸背痛，从走路的样子就可以看出来，简直跟父亲一个样。
索菲亚的气色倒是越来越好，推着婴儿车漫步在新马斯河岸边。有时候坐在岸边的椅子上，一边看着大船开向腹地，一边给古斯配喂奶。只要她伸出食指在古斯配的嘴唇上摸两下，古斯配就会笑起来。
索菲亚很快就恢复了苗条的身材，穿上了裙子。看着她，真是一种享受。身体线条紧致，胸部丰满。有一次我在公园街遇见她，当时刚跟一个诗歌节的赞助商聊完。正直柳絮飘飘的季节，城里有些地方就跟下雪了似的，无数的柳絮飘在空中。
“卓凡尼！”
我转过身，看见索菲亚站在六月的雪花里，推着婴儿车向我走来，头发上粘着白色的绒毛。
古斯配醒了，躺在车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盯着我俩的脸，好看极了。小手臂挥来挥去，发出了愉悦的声音。
看来还有一些东西留在了记忆的筛子上。我看见他的脸变胖，也变圆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出他的变化来，我发现他长大了。
“怎么样，爱上他了吗？”索菲亚问。
“嗯。”
我的确陷入了爱河，就像曾经爱上她一样。
古斯配的小腿蹬个没完，索菲亚在他的肚子上挠痒痒，只听他大声叫起来。
“夜里怎么样？”我问。
“他一动，卢卡就醒。”
“是经常哭吗？”
“也没有，饿了就会哭。”
索菲亚想了想，又说：“卢卡说古斯配一直踢他。”
“睡得这么闹腾吗？”
“他呀就是个调皮的小家伙，一般睡在我们中间，主要怕他半夜从床上掉下去。”
她看着飘落的柳絮，宛如从前的雪花。我想起了第一次在雪地里看见她的场景，那扬起的头、张大的嘴巴，不过一切都变了。
“这也能用舌头来接，”索菲亚说，“不过味道不怎么好，而且还有很多灰尘。”
我们一起走向店里，也没怎么说话，婴儿车里时而发出一点声音，就跟所有的年轻父母一样，我们一起看向古斯配。那双黑色的眼睛一直高兴地扫来扫去。
世界诗歌节开幕两天前，我在冰激凌店外面遇见了索菲亚。一大早凉凉的，不过太阳已经升起来了。她穿着一条火红的裙子，宛如罂粟花。
“陪我喝杯咖啡吧？”
“我得去上班了。”
“就一杯意式浓缩。”
我答应了，在她对面坐了下来。
“还有很多准备工作吗？”她问。
“今天第一批诗人就要来了。”
我注意到她手臂上的鸡皮疙瘩。跟她妈妈在山里一样，穿衣服从来不去管天气。
“今天要去机场吗？”
“是的，早上一趟，晚上还得去一趟。”
父亲走了出来，伸手去抱孙子，还对我们说：“没这个可爱的小家伙，才不给你们免费的咖啡呢。”
“轻点，”索菲亚说，“刚喝完奶。”
古斯配在跟自己同名同姓的爷爷手里叫了起来。
“我们再捏鼻子玩，好不好啊？”父亲一边说，一边抱着古斯配自豪地走进了店里。作为爷爷的他比起冰激凌商人的身份来有意思多了。
我们看了一会儿街上来来往往的人，正赶去店里上班的女售货员的高跟鞋踩在地上，发出踢踢踏踏的声音。
“我的胸都烦死了，”索菲亚说，“一连几天都硬邦邦的，就跟每时每刻都要爆炸似的。”
我没忍住，看了过去，心里想：今后闭上眼睛，这幅画面会不会一直出现在眼前，永远不会消失呢？那躲在红裙子里装满奶汁的胸，我真希望这幅画面会从筛子里落下去，怕的是机会不大。
父亲拿着两杯意式浓缩走了过来，古斯配在奶奶怀里，两人一起看各种各样冰激凌的颜色。有浅绿色的开心果味、黄色的柠檬芒果味、红色的石榴红根菜味。卢卡在他们身边待了一会儿，在古斯配的小脑门上亲了一口，朝我们招了招手。
索菲亚也挥了挥手，说：“来坐一会儿吧。”
“就一会儿，”卢卡一边说，一边坐下了来，“一会儿还有好多事儿呢。”
古斯配站在卢卡腿上，手指塞在嘴里，口水从嘴巴里流了下来。
“要热了，”卢卡说，“不知道去你那儿的人有没有来买冰激凌的人多。”
他指的是诗歌节。以往平均每天会有五百人来到现场，天气一热就少多了。炎热的夏天是诗歌节的致命伤，然而冰激凌店外面就会排着几十人的长队，宛如一条缓慢蠕动的蟒蛇。具体来了多少客人，也没时间去数。
卢卡笑了，这场比赛赢的人是他，也许他早已赢了一切。十八岁那年我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做了一个选择，然而并没有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后果，而且还越来越严重。
古斯配不安地动来动去，吃不到手指就哭了起来。卢卡摸着他的脑袋，试图安抚，不过效果不大。
在威尼斯冰激凌店的厨房里
古斯配的金发、牙齿，迈出的第一步，宛如记忆筛子上的金子。我还记得当我从伊斯坦布尔国际诗歌节回来时，古斯配说出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词：“妈妈。”在这之前，他还念不出完整的词，只会支支吾吾。索菲亚可骄傲了，让古斯配不停地叫妈妈。
我试着教他用意大利语说叔叔—zio，可是z这个字母对他来说太难了，整天叫我io，在意大利语里是“我”的意思。只要我走进店里，古斯配就会兴奋地叫起来：“io！”索菲亚听了，每次都会笑，用十指指着古斯配的胸，一边说“io”，一边又指向我，说：“zio”。哎，太复杂了。
对于古斯配说的第一个词，卢卡什么也不记得了。到了夏天，古斯配一岁大了，也能走路了，就是还走不大稳。不是撞到椅子上，就是被自己的腿绊了一跤，摔在了地上。我们全都跟在他后面，好接住他。有的客人也时常站起来，保护这个跌跌撞撞的小家伙。
“他这是要逃跑，”坐在店外面的一个顾客时常说，“看，又来了。”
我听了这话，只觉得好笑，说：“他这就已经开始烦冰激凌店了。”
“不，不是的，”父亲说，“他这是在练习呢，明年就能端盘子了。”
这场景卢卡也记不起来了。要是问起来，他就说：“我在厨房里做冰激凌呢。”一说到古斯配，这就是他一贯的回答。只有一连几天下雨，冰激凌的销量下降，他才有时间去关注他的儿子。然而雨天里的冰激凌商人是不幸的。
“爸爸”是古斯配说出的第六或是第七个词。
“你连他吃的第一个冰激凌也不记得了吗？”
“是我亲手喂的，”卢卡说，“他觉得太冷了，大哭起来。”
我当时不在现场，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卢卡做了香草冰激凌，拿着冰激凌从厨房里走了出来。古斯配坐在婴儿车里很无聊，可是索菲亚要工作没法陪他玩。那时候古斯配十个月大，有时睡上一个小时就够了。卢卡拿着一把勺子，送到了古斯配面前。
“这可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香草冰激凌，而且还是你老爸做的。”
古斯配张开了嘴，两只小牙齿露了出来，都长在下面一排。卢卡把勺子塞进了古斯配嘴里，小嘴巴闭上了。低温会麻痹味蕾，淡化一切味道。一秒钟后，才能尝到甜味，宛如一阵越滚越大的波浪。可是一秒钟对古斯配来说还是太久了。跟所有第一次吃冰激凌的人一样，古斯配闭上了眼睛，突然流下眼泪，大哭起来，就像有人弄疼了他似的，而那个人就是他的父亲。麻痹味蕾的香草冰激凌从嘴里喷溅出来。
“我也不爱吃，”这时父亲端着盘子从外面走了进来，说，“不过那些买冰激凌的人才是最可恶的，没耐心，又懒，还总爱大声嚷嚷。往椅子里一座，挠着大肚子，随便放屁，还要求冰激凌三秒钟内就上桌。”
“爸爸，”母亲大声说道，“你就不能不把那些消极的念头灌输给你孙子吗？”
“安妮塔，你就不能让我清静一会儿吗？”父亲把脸凑到古斯配面前，说，“你奶奶可不是个省事人儿，你还记得我给你买的那把十字螺丝刀吗？她死活就是不同意。”
古斯配没听见爷爷说的话，还在一个劲儿地哭。一直到下个季度，他才敢再去尝一口冰激凌。当冰激凌在嘴巴里融化后，古斯配享受着那重新回到味蕾的味道和那股席卷全身的香甜。“还要一口，”他大叫起来，“还要！”这些词毫不费力地就说了出来。
“那么漂亮的一个工具，”父亲还在嘟囔，“你奶奶呢？一把就抢了过去。”
一天早晨，父亲和古斯配去散步，推着婴儿车走进了钉子蓝店里。跟爷爷一样，古斯配瞪大双眼看着四周，两人在一个气锤前站了好久。
“这个，”小古斯配说，“这个，这个。”
“这个，”老古斯配说，“这个漂亮吧，嗯？”
最后父亲还是给古斯配买了一把螺丝刀，很小，就算一般螺丝刀够不着的地方也能用。母亲知道了，让父亲立刻把螺丝刀退回去。
“你知道对一个小孩子来说，这有多危险吗？”母亲说，“哪是给小孩子的玩具？”
“没错，”父亲说，“不是玩具，是一把十字螺丝刀。”
“古斯配能拿它来做什么呢？”
“他觉得螺丝刀很漂亮。”
“他觉得什么都漂亮！你是不是还要去给他买辆赛车啊？”
“不，当然不了。”
“你现在就把螺丝刀退回去。”
“不。”
“退回去。”
“不。”
“那我去退。”
“好了，好了，我算是明白了。我们就是不可以好好享受生活，年轻的时候不可以，年纪大了也是一样。”
父亲跟古斯配回到钉子蓝店里，把十字螺丝刀退了回去，却又一鼓作气把气锤买了回来。“就那个。”父亲对售货员说。“就那个。”他的孙子也这么说。
父亲把气锤放进婴儿车里，推着小车回到了店里。古斯配坐在爷爷的肩膀上，笑开了花，根本没有意识到聚拢在威尼斯冰激凌店上方的乌云。
母亲拿着挖冰激凌的勺子真想朝父亲丢过去，可又怕砸到了孙子。
这种情形索菲亚再熟悉不过了，尽管有时无比荒唐。看来自己出马的时候到了，于是说：“在新里路上有一家卖木头玩具的店，店里也有特别漂亮的工具，我们今天下午去那里看看，好不好？”
索菲亚在说这些话时非常平静，语气很轻，没做任何手势，尽量保持中立。
父亲看着婴儿车里的气锤，似乎有那么一瞬间明白那是一个多么荒唐的决定。那一瞬间并没有持续很久，不过也足够了。那天下午古斯配拿着一个长方形的大盒子，里面装着一把木锯和一把木钻。爷爷在一边演示应该如何使用这些工具。
就这样，索菲亚保持着店里的和平、友好，把一家人凝聚在一起。
“你确定那是一把气锤吗？”卢卡问。
我们待在厨房里，只有一架冰激凌机器在运转。现在是晚上十一点，索菲亚已经睡觉去了，父亲和母亲在意大利，莎拉在挖冰激凌。莎拉也来自卡多雷地区，已经在店里帮了几年忙了。她之所以来店里帮忙，是因为母亲不想把父亲一个人丢在维纳斯，不过她自己年纪也越来越大了。莎拉才二十出头，虽说长得不漂亮，却很值得信赖，整整一季都待在店里，晚上睡在阁楼上。卢卡和索菲亚搬到了一楼，住在从前父母的房间里。
“这都是母亲告诉我的。”我说。
“有时候我觉得你在编故事，要不就是扭转了故事情节，来填补空缺。”
“那是一个能把墙打穿的锤子，一台巨大的机器，根本不适合一个十个月大的孩子。她就是这么告诉我的。”
“我说的不是那把锤子。”卢卡说。
突然我们俩都不说话了，冰激凌机器发出的嗡嗡声充斥了整个厨房，刮刀无声飞快地旋转着，还得过好一会儿冰激凌才能出桶。
有时候我们坐在店外面，要是有客人来到柜台前，卢卡就得站起来。每个星期有两个晚上莎拉休息，卢卡就要负责卖冰激凌。不过大多数时间他还是坐在店外面。十月了，天已经没那么热了，这是整个冰激凌季度的最后一个月，晚上十点以后就没什么人来了。
我们一会儿聊天，一会儿沉默，看着对方，又转移视线。古斯配离开快三个月了，从打来的第一通电话后就没了音信。有时来了一个客人，我们俩都会松口气。这时卢卡就要走进店里，拿起一个小杯子或是一个甜筒，又或者为一个孤单的老人做一杯奶昔。
待在厨房里是不会受到外界打扰的，卢卡一个人躲在那些机器背后。每次冰激凌一做好，他就让我回家。他想一个人待着，而我就回家，第二天晚上又会来到店里。
我们开始聊天，聊自己知道的一切，试着把两个部分编制成一个整体：有我的记忆，也有卢卡的记忆。
“有时候我觉得你在刻意回避一些事情，”我说，“你说你记不起来了，其实是想逃避。”
“那你说我必须记得什么呢？看看你周围，看看那些瓷砖、柜子、冰激凌机器，还有端冰激凌和咖啡的盘子。”声音越说越高。看来卢卡生气了，就跟父亲一样，感觉生活背叛了自己。所有人都跟他们对着干，就连亲生哥哥也一样。“看看那些日光灯，装冰激凌的盒子。这些我都看着呢，每一天每一刻，怎么都不会忘记。”
卢卡已经有多久没享受过夏天了？他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呢？
“我不是在厨房里、店外面，就是在泡咖啡、挖冰激凌。”
父亲刚退休的那几年，卢卡一个人得做两个人的活儿。早晚做冰激凌，一天里剩下的时间就店里店外跑个不停。母亲和索菲亚站在柜台后面，坚持了五年，最终还是回到了山里，回到了父亲身边。那时候她都快七十岁了，头发成了无花果杏仁冰激凌的颜色。下一季度莎拉就来到了店里，不过还是总缺一个人手。直到古斯配满了十六岁，不用再去学校了。
“你觉得我比你更了解他，在我看来刚好相反。”
我还记得古斯配来店里帮忙的第一天。那是六月中旬，意大利的学校放假了。古斯配背着一个双肩包，头戴一副耳机，一个人坐火车来到了荷兰。那时的他已经是个大男孩了，正直青春期，衣服上有一股火车车厢里的味道。坐了一千多公里的火车，当天晚上还得在店里帮忙。
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一点兴致也没有，眉毛之间拱起一道悲伤的褶子。他在意大利的朋友全都闲着，享受着暖和的夜晚。天空蓝蓝的，很空旷，仿佛等待着他的漫长的白天。他得店里店外地跑来跑去，接客人的点单。这是他被剥夺的第一个夏天。
在这之前古斯配就经常在店里帮忙。小时候跟卢卡一起做过冰激凌，分离过蛋清和蛋黄，把水果磨成泥，把坚果碾碎，还发明出了一个新口味：杏子、桃子、芒果、李子外加一点橙汁，这就成了属于他自己的冰激凌。父子俩一起把冰激凌从机器里挖出来，大拇指扣着勺子柄，勺子几乎有两个古斯配那么高。后来他还擦过桌子，端盘子的样子仿佛握着卡车的方向盘。当他的个头冒出柜台，就开始跟妈妈一起挖冰激凌。一勺又一勺，还时不时吃一口彩糖。
只要兴致过去了，或者是想出去玩了，古斯配就可以离开冰激凌店。他总是飞奔到西单广场上，跟邻居男孩踢足球。奔跑的速度极快，还一边大喊着男孩们的名字，就跟要传球似的。有时候古斯配会带着十个小男孩来店里，一个个小脸通红、满头大汗。每个人都有甜筒吃，全都站在太阳下面舔着美味的冰激凌。对古斯配来说，那时候的夏天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夏天。
后来古斯配就得留在店里帮忙，不可以再出去了。只见他一脸苦涩，很不高兴的样子。卢卡似乎没注意到，仍然在故意回避。
这个星期我突然看见他坐在剧院的大厅里，一开始还想着是看错了，以为是个跟古斯配很像的男孩子罢了。两人都有着同样单纯的面庞、同样的深色的长头发。然而那就是他，他是家人中第一个来到世界诗歌节现场的。我试图去看他的眼睛，可他并没有看见我，而是一直盯着舞台，南非诗人格尔特·福洛克奈尔正在台上朗诵。格尔特个子很高，胳膊健壮，作品里充满了愁绪和个人情感，跟他在咖啡馆里弹唱的歌曲很像，仿佛一个用天鹅绒般柔软的声音吟唱的海员。格尔特看着观众，宛如看着一个多年未见的女人。
节目结束后古斯配就不见了，不在前厅，也不在吧台。我是多么想把他介绍给格尔特啊。那个带有诗作的气息、夹着旋风和桉树的香味、透着独木舟味道的诗人。我们本可以三个人一起喝杯啤酒，或者做点别的什么。
原来是古斯配跟卢卡吵架了，溜了出来。这不是古斯配告诉我的，而是卢卡。“他不想工作，”卢卡说，“说是已经忙了一整天了，有权利休息一个晚上。”
卢卡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的父亲在店里整整站了五十七年，他自己也有三十来年了，而古斯配才待了四天。“你得先忙八个月，才可以休息四个月。”卢卡对儿子说，“就这样，这就是冰激凌人的生活。”
“我不是冰激凌人。”
“当然是了，我们都是冰激凌人。”
“卓凡尼叔叔就不是。”
卢卡几乎就要气炸了，说：“卓凡尼叔叔就是个叛徒！”
“不是的。”
“就是，他把我们全都丢下了。”
“他只是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东西。”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得有人去工作。”
他俩站在厨房里，门关着，可是大伙儿都听见了他们的对话。索菲亚和莎拉听见了，坐在店里拿着勺子吃水果奶油冰激凌的客人也听见了。
“卓凡尼叔叔在世界诗歌节上工作。”
“那不是工作，至少不是真正的工作。你知道为那个诗歌节买单的人是谁吗？并不是现场的观众，而是那些真正工作的人。他们缴的税就用来赞助诗歌节和付你叔叔的工资。我这是在为他工作呢。”
“你就是嫉妒。”
“不是。”
“就是。”
“你才十六岁，有些事还不明白。”卢卡说，“快给我闭上嘴，干活儿去。”就这样，父子俩的对话结束了。
古斯配紧紧皱着眉头，干活去了。到了八点钟就脱下了围裙，一句话也没说，穿过红白相间的遮阳布，走了出去。
“索菲亚叫他的名字，不过他没有回头。”
“我看见他了，”我说，“在我的诗歌节上，我看见他坐在大厅里。”
“什么？”
“他来听诗人朗诵。”
每当我们谈起那天晚上，卢卡总是很恼怒，这件事一直刺激着他。
“他这么做是想气我。”卢卡说。
“他这么做是因为好奇。”
“不是的，他就是为了伤害我。他知道我有多讨厌诗歌，不然他就去电影院或者公园了。”
我们不能认同彼此。卢卡没有看见古斯配听诗时的神情，那么专注，那么动情，没有半点报复的情绪。
“那时候他已经开始喝啤酒了吗？”
“你问这个干吗？”
“我想知道。”
卢卡不知道古斯配看格尔特时的神情，我却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喝酒的。我们不停地为彼此填补故事里的空缺。
“应该是喝的。那时候他十六岁，冬天里我跟他去过波斯塔酒吧，回家的路上我们俩都醉醺醺的。对了，我记起来了。古斯配喝了两瓶啤酒就醉了，而我醉是因为见到了他，跟他一起坐在酒吧里喝酒，感觉太幸福了。那是他第一次跟我一起去酒吧。”
当一方讲出一段另一方不知情的故事，我们就仔细地聆听。比如说几天前卢卡在厨房里听我讲古斯配在西单广场上踢球的场景，我在那儿看见过他好几次。
“他是那群孩子中最棒的，”我自豪地说，“所有孩子都想跟他一队。”
“你看见他进球了吗？”
“我看见他欢呼了。孩子们都冲向他，跳到了他身上。拥抱他的样子仿佛在拥抱一个专业球员。”
“你在那儿干吗？”
卢卡的语气里带着气愤，这在我们的对话中经常发生。不过这次他似乎也听出来了，又立刻提了一个问题。
“你是特意去那里看他的吗？”
我点了点头。我刚从瑞典回来，和几个荷兰诗人一起去参加了哥特兰岛诗歌节。托马斯·特兰斯特姆坐在轮椅里，倾听诗人们的朗诵。我拿着行李箱，直接来到了店里，可是古斯配不在，去一个小广场上踢足球了。索菲亚指着西布拉克的方向，说：“在那后面呢。”我认识那个小广场，我和卢卡小时候也在那里踢过球。如今广场上画上了白线，有边线、进球线，还有中场。两边立着巨大的球门。
“他忙着踢球，只看了我一眼。进球后，便向我奔来，和我击掌庆祝。‘叔叔，你看见了吗？’他兴奋地大叫起来，‘是我用后跟进的球！你看见了吗？’然后就又奔向广场中，孩子们都跳到了他身上。每年他只有两个半月待在荷兰，却成了那些荷兰孩子中的一员。”
“我从来没见过他们踢足球，”卢卡说，“在店外面的椅子上倒是见过。古斯配跑进厨房，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他的朋友都坐在外面，要请他们吃冰激凌，妈妈让他来问我。其实我心里不同意，不过也知道如果我答应，他会有多开心。那笑容，叫我做什么都愿意。”
那是我在维纳斯见到的灿烂的笑容。那年古斯配六岁，住在外婆家，我去那里看他。六岁前，跟当年的我和卢卡一样，古斯配每年都跟着父母去荷兰，到了上学的年龄就要留在意大利了。索菲亚非常舍不得，每天都非常想念儿子。卢卡并没有流露出什么感情，整天忙着做冰激凌，早早地起床，直到深夜才上楼睡觉。他的父母当年也没能把他带走，事实如此，这就是冰激凌人的生活。
索菲亚无法忍受古斯配被送去寄宿学校的事实，那里的修女当年还打过我们，到了晚上卢卡就钻到我的床上来。索菲亚的母亲愿意承担起照顾古斯配的责任，每天送他去学校，给他做饭、洗衣服。
我第一次去看他的时候是春天。四月里，天空湛蓝，洁白无瑕的白雪覆盖着山顶。我在威尼斯机场租了辆车，是一辆金属色自动挡的SUV。一下车，古斯配就冲到外面来。索菲亚的母亲站在门前，过了一会儿她的老公也出现了。古斯配跳进了我的怀里，手臂和背上的肌肉立刻因为小家伙的体重紧绷起来。
“叔叔！叔叔！”古斯配大叫起来。
我把他抱到空中，像个锦标似的举在面前，想：你是我的，你是我的。在接下去的一段时间里他也是我的，索菲亚和卢卡两人都在冰激凌店里。
古斯配笑了，眼睛、眉毛，特别是嘴巴全都笑起来。他换牙换得晚，乳牙还在，一颗颗洁白无比。
在接下去的几年里，这个灿烂的笑容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跟汽车的金属色和远处雪地里的阳光一起，形成了一道光的回音。
“叔叔！”
这些都是闪亮的记忆。我们都住在金子上，却无法企及。
“我当然很想他啦。”另一天晚上，卢卡在厨房里说，“冰激凌人的心可不是冰做的，也有期盼拥抱的手臂，也想把一个小男孩高高举起，丢向空中再伸手接住。可是店里实在太忙了，一直有事情做，脑子也一直转个不停。不管是冰激凌在机器里转动的时候，把冰激凌从汽缸里挖出来的时候，还是把食材装进机器里的时候。”
卢卡突然不说话了，看着盘子，里面装满了菠萝，等待着削皮，磨泥，丢进糖水里一起煮，煮完了还得过滤，放凉。我不知道卢卡究竟在里面加了什么，也许只是一点柠檬汁或者几个打成气泡的蛋清，好增加绵密的口感，吃在嘴里仿佛含着一团云朵。不过也可能是别的配料，我看见灶台上放着生姜和一把薄荷，简直跟炼金术一样。
有开头，就有结尾
度过了两个寒冷的冬天和一个充满蝉鸣、蓝天、圣约翰草、苜蓿和亚罗的夏天，古斯配又回来了。卡多雷的时间过得很慢，四季过去了又回来。大树被砍倒了，奶牛生出了小牛，男孩都变成了男人。玛利亚·格拉兹亚知道人们都在看她，只要有人在街上跟她说话，她就加快脚步。她把自己藏在卧室或者森林里，回到那些曾经和古斯配一起去过的地方。她要把那些地方一个个找回来，阳光透过树缝洒下来的地方，和古斯配一起捡松果的地方，两人一起摘蒲公英的草场，还有一起躺过的草地，玛利亚躺在地上，仿佛一个巨大的时钟。只有安特劳山没敢去。
古斯配已经走了一年了，没人明白他的选择，他的母亲坐在他的房间里等了好几天。房间的窗户打开着，好让古斯配爬进来。他是一大早在一片漆黑中出发的，连一张字条也没留下，也没跟弟弟妹妹说什么。玛利亚本可以解开谜底，却不敢告诉古斯配的母亲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那天晚上她向他诉说衷情，求他跟自己生个孩子。她把这个秘密藏在心里，有时候负罪感来袭，也有些天简直不敢相信古斯配是因为她才离开的。她到底做错了什么？只是把自己的身体给他看，想要把那白白的胸和琥珀色的乳头交给他。
没人知道古斯配在哪里，消失的前几天全村的人都行动起来：钉子匠、锁匠、安里寇、他的父亲。父亲但凡出门在外，就总爱吹口哨，而现在却默默地在大自然里穿梭。人们在大山里走了好久，站在安特劳山的冰川上，都以为他在采雪的时候摔下山去了。
两个月过去了，秋天到了，当糖炒栗子的香味传遍维也纳的大街小巷，木匠把锅子支在人民公园的转角时，也没忘了找古斯配。有一次布鲁诺以为街对面的那个人是古斯配，可当他喊出古斯配的名字时，才知道认错了人。那个男孩跟古斯配一样，肩膀强壮结实，头发黝黑，却长着另一张脸，一张细腻无忧的脸。
尽管时间一天天过去了，玛利亚还是相信古斯配会回来。她敢肯定不管他走到哪里，都会想着她。她要等他回来，就这样，一个夏天过去了。农民把草捆了起来，水果都煮成了果酱，装进了瓶子里。冰雹如核桃般从空中落下来，村子的上空雷声轰轰。
“你还要等多久？”玛利亚的母亲问。
玛利亚没有说话，看着外面，看着那些乌云。
“你想一辈子都一个人过吗？”
玛利亚还是没有回答，只是额头上的皱纹更深了。两天前玛利亚的母亲看见女儿从树林里走出来。只见她抓着裙摆，看着捡回来的松果。
“玛利亚，”母亲说，“我问你话呢，你要一辈子都这么等下去吗？”
“不。”
“那你就得看看周围，不要总盯着地面。”说完便看着女儿，她比另外几个女儿都漂亮，是村里最美的女孩。看着玛利亚嘴角的悲伤，朦胧的眼神，作为母亲再也看不下去了，于是说：“他不会回来了，你必须忘了他，重新找个人，一个不会突然消失的男人，一个早晨起来后就去干活的男人。听见了吗？他不会回来了！”
玛利亚并没有听母亲的话，那些句子她全都听见了，却没有让它们进入内心深处。她知道有一天他会来敲门，就跟过去一样。她仿佛看见他回到了村子里，衣服很脏，鞋子都磨坏了，终于从远方回来了。这是一场梦，却清晰得如同现实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