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柏·马克维奇——法格斯没理由怀疑访客的名字——忘了拿走那张《新闻镜头》的照片封面。这是画师点燃瓦斯提灯时发现的，当他寻找空杯想重新斟酒[更多更新盡在福-哇小説下載站]，却看到那页封面摊在颜料罐、脏抹布和插满画笔的瓶瓶罐罐之间。不过，很有可能不是访客忘了，而是故意留下来的，就像那本破损的《战争之眼》也被故意丢在两人谈话时访客坐的那张椅子上。对方曾说，“我需要您先了解某些事，那么最后我便能杀了您……”
战争画师想，或许是白兰地对心脏和脑袋的影响，多少减缓了那股不真实感。这场意外的拜访，这一番对谈，以及如同照片封面或他的战地作品集直接铺展开来的回忆和画面，一切好像都恰如其分地被安置于熟悉的场景里。甚至连法格斯此时倚靠的石墙背后那幅凹型宽面壁画，以及笼罩这一切的夜晚，都保留了适当的地点、角落、视角，来摆放访客像是在入迷的观众面前变戏法那般，从背包内陆续取出的东西，那时渐渐消逝的光线先将所有景物的轮廓染红，然后变得模糊，最后没入黑暗。让原摄影师惊讶的是，另一个人说出或没说出的一切，包括自己被宣告的那个死亡，不像是预言反而更像承诺，都显得跟自己身处在塔楼的事实以及那幅大壁画的工程关系密切。如果，就像艺术理论家所主张的，摄影可以做出绘画永远不该再做的事，法格斯则坚信，他在塔楼进行的工作，则是摄影有能力提示，却无法达成的事：一盘混沌的国际象棋棋局浩瀚绵延的圆形景象，那盘国际象棋代表着毫无宽宥的法则，统驭着世界与生命里邪恶的偶然；然而，到底是法则统驭偶然，还是偶然统驭法则，这种暧昧关系却并非巧合。这种观点证实了邪恶具有的几何特性、混沌的规则，以及外行人所看不见的线条和形状，那些线条和形状和他之前拍摄过的某个男人前额和眼皮上的皱纹非常相似。为了拍摄那个男人，他在一个公共墓地旁窝了一个小时之久，男人屈膝蹲着，抽着烟，揉着脸，看着自己的兄长和侄儿被挖掘出来。没人会无缘无故馈赠那种不晓得算不算特权的“特权”，让你在物体、景象或人类身上看得到那样的线条和形状。一直以来，法格斯就怀疑只有在某种行程或旅途之后才有可能办得到：例如，手握回程票前往一趟特洛伊战争。旅馆房间里一片孤寂，标示着相片，擦拭着照相机，视网膜里依稀残存着鬼魂的影像，或者晚些，回来后，面对摊放在桌上的相片，像在玩复杂的单人纸牌游戏一般，拿照片来洗牌、发牌。白发苍苍的尤里西斯双手染血，骤雨打散了冒烟城市的灰烬，那时船只也启航了。到了那时，人可以一而再、再而三观看着那一切种种，喀嚓，喀嚓，喀嚓，暗房、冲洗相片、国际新闻摄影奖、欧洲焦点摄影奖，却也可以一辈子失败。而现在，法格斯是战争画师，把他带到那座塔楼的，是一位死去的女人和一个既定的事实：没有人可以在一百二十五分之一秒内将那一切通通捕捉进底片里。
刚刚离开的男人确认了这个事实。他是墙上巨幅圆形壁画里的另外一道线条，更像是一个针对斯芬克斯［1］的沉默之提问。访客在那幅壁画上理当有个光荣的位置，一个被世界的矛盾和斡旋所指派的位置。那个世界顽固地想证实的是：混沌的确拥有无情的笔直捷径，可通往时间和空间里的精确位置，尽管动物的天生外形并不存在直线，自然界里也甚少出现直线——除了地心引力拉紧上吊者脖子上的绳索那一刹那以外。法格斯震撼不已：好个尽管。下午，伊柏·马克维奇把摄影集放在桌上后，转向圆形壁画，兴致盎然且安静地看了好久。
“所以，这就是您所看到的。”访客最后喃喃低语。
那不是问句，也不是结论。听起来像是访客在确认一个长久以来的想法。法格斯深知，要切断那幅壁画和桌上那本摄影集的关联是不可能的。摄影集不可能只是凑巧地翻在一张他早期的黑白照片上，那是在柬埔寨军队的导弹击中金边的坡士东市场后所拍下的：一个受伤的男孩从地上稍微曲身坐起，爆炸的烟雾模糊了他的双眼，他正盯着平躺在地的母亲，尸体正好对角斜躺在照相机的景框里，她的头颅被炮弹碎片炸开，鲜血在地上勾勒出多条复杂的细细长流。好几年之后，在摩加迪沙［2］面对和坡士东以及其他许多地方一模一样的场景时，奥薇朵曾这么说：“太不真实了，我们体内竟然有这么多的血，我想有五公升多吧，不过把血流光也相当容易，是吧？”更久以后，法格斯想起那些话和那些照片，当时他右眼正贴着相机取景器，在萨拉热窝的市场里，一颗爆开的塞尔维亚迫击炮弹依旧冒着烟。五公升乘以五十或六十具躯体所流的血液，为数可观，血流成了细流、螺旋状和交错的线条，鲜红色泽渐渐褪去，随着一分一秒的流逝和哀号声消失，终至凝结。孩童们望着自己的母亲，母亲们望着自己的小孩，躯体和其他躯体形成对角线、直线、平行线，而地上那些不规则的液状线条，将所有的躯体网罗在一张红色巨网里。奥薇朵说的没错，人体内的鲜血多得惊人。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的血液不断倾溢，也永远不停止流淌。但是她人已不在那里，无法看到这种相似之处了，她自己的五公升已经流尽，就在金边市场和萨拉热窝市场之间的时空里的一个点——波罗沃拿歇尔捷公路的壕沟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