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是这样吗？”对方问，四周再度暗了下来。
“我印象中是这样。”
两人都沉默着。马克维奇移了身，或许在找自己的座椅。黑暗给法格斯一种暂居优势的感觉，他并不想打开手电筒或手边的瓦斯提灯帮对方。他想起桌上的调色刀与楼上的猎枪。但是访客再次开口，音调听起来一派轻松，对战争画师此刻的想法毫不知情。
“尽管您拥有非常好的工具，技巧应该很复杂。法格斯先生，您以前作画吗？”
“年轻时画过一点。”
“那时您是画家啰？”
“我曾经想当个画家。”
“我曾在某份资料上读过您学的是建筑。”
“为期很短。我比较喜欢画画。”
香烟的星火瞬间亮了一下。
“为什么放弃呢？……我是指绘画。”
“我很早就不画了。因为我发现，每当自己想开始画一幅画，别人早已经画过了。”
“所以您就改行当摄影师？”
“或许吧。”法格斯在黑暗中笑着说，“一位法国诗人认为摄影是蹩脚画家的避风港。我想，以他那年代而言他说得有道理……但不可否认的是，摄影可以在分秒内看到一般人无论多仔细看也注意不到的东西。包括画家。”
“三十年来您都那样认为吗？”
“没那么久。很久以前我就不那样想了。”
“那就是您为什么重拾画笔的原因？”
“没那么快，也没那么简单。”
香烟的火光在黑暗中再度燃起。“那和战争有什么关系？”马克维奇问，“摄影或绘画仍有其他更不费力的表现手法啊。”法格斯简略地回答：“这跟一趟旅程有关。”他解释道，孩提时代，他曾在一张临摹画前度过许多时光，最后他决定到画中一游，说得更恰当些，到画中的场景里一游。那幅画是布勒哲尔的《死亡的胜利》（El
triunfo dela Muerte)。
“我知道那幅画。就在您那本《临死者》里，书名有点做作，如果您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
“我不介意。”
“尽管如此，”马克维奇接着说，“您那本摄影集还是颇有意思，有创意，也发人深省。相片里，人们好像事不关己地观看挂在博物馆的所有战争画作。人们彻底的错误被您用相机捕捉到了。”
法格斯判定，这个曾是技师的克罗地亚人一点都不笨，而且相当聪明。
“有死亡，”法格斯喃喃地说，“就有希望。”
“是另一句引文？”
“是个不好笑的笑话。”
的确不好笑。那是奥薇朵说的笑话。圣诞节期间某天，在齐奥塞斯库［2］的秘密警察执行大屠杀以及街上爆发革命之后，她在布加勒斯特说出那句话。法格斯和她开着租来的车子从匈牙利穿过边境，发狂似的翻越喀尔巴阡山，他们轮流开了二十八个小时的车，后来在冰冻的公路上打滑，公路两旁经常出现拿着猎枪自卫的农民，他们有的用拖拉机封锁桥梁，有的则像西部电影里那样，从峭壁高处看着他们穿越公路。两三天后，当死者家属用挖土机在冰冻的墓园土地上挖洞时，法格斯观察到奥薇朵以谨慎的猎人步伐，在覆雪的十字架和墓碑之间移动，拍下用纸箱做成的简陋棺材、一排露出墓穴的尸体脚掌，以及掘墓人堆放在黑色冻土上的铁锹。一位身着丧服的可怜女人跪在一个刚铺上土的墓穴前，闭着眼低声哼唱着像祈祷文的歌。奥薇朵转身询问她的罗马尼亚翻译，“你现在住在阴暗的房子里了……”翻译说，“女人在为过世的儿子祷告。”那时法格斯看到奥薇朵慢慢地点头，一只手拂去头发和脸上的雪片后，拍下那女人的背影，一团落在溅着白雪的黑土堆上的黑色剪影。随后奥薇朵将照相机垂放胸前，看着法格斯，然后喃喃说道：有死亡，就有希望。说那句话时，她心不在焉地笑着，几近于残酷。他从未看过她那样笑。
“或许您说的没错。”马克维奇承认，“仔细想想，世界已不再想到死亡了。要是我们相信自己不会死，反而会让我们变得脆弱，而且变得更恶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