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那天早上天亮整理行李时，奥薇朵说了一句话。前一晚为了躲开塞尔维亚迫击炮的攻击，他们窝在乌科瓦主要街道旁看似安全的庭院柱廊下过夜。塞尔维亚人对近郊轰炸了一整晚，红色的火光将附近大楼的破碎屋顶照亮了好几回，但接下来就是持续三个小时的平静。这两位摄影师在黎明时分站起身来，清晨的第一道光芒如同灰白的透明颜料笼罩着一切，就在那时，奥薇朵环顾四周，看着那些空荡房屋的墙壁以及碎了满地的砖瓦和玻璃，她并没有看着法格斯说话，而像是自言自语高声表达出一种她正沉陷其中的思绪。观点远不及想象力来得重要，她说。然后沉默地看着那条阴暗的街道，手上照相机机身的背盖打开，底片装到一半。喀啦一声，她关上背盖，马达转动卷片声随即响起，她心不在焉地对法格斯微笑，仿佛那时占据她脑子的一切都非常遥远。那些人，她突然补上一句，席里柯［1］和罗丹说的有道理：只有艺术家才是真诚的，摄影是骗人的。
那天早上稍晚，奥薇朵行走在被炮弹打得坑坑洼洼的公路上，她的白色运动鞋把地上的砾石踩得喀喀作响，走在另一边的法格斯听着那声音，他把双手放在两架照相机上，注意观察眼前的地面和交叉路口的动静，他们必须穿越那片空旷地区前往波罗沃拿歇尔捷。一群克罗地亚士兵走在他们前面，另一群则跟在后头。远处响起自动武器的枪击声，一阵爆炸的闷响和近处一间失火房子屋顶木头燃烧的噼啪声互相呼应。整条公路都布满迫击炮的星状弹痕，路中央还躺了一个前一天被击中身亡的塞尔维亚军人，他的衣服被炮弹碎片划破，全身覆满了灰色尘土，微睁的双眼和张开的嘴巴也被土盖住，身上所有口袋都被翻了出来，鞋子已经不见了。他身旁散落了掠夺者不屑带走的一些物品：一顶刻有红星的绿色钢盔、一只打开的皮夹、几张证件、一串钥匙、一支圆珠笔和一条皱巴巴的手帕。法格斯一边靠近尸体，一边思考着能否拍下以起火房屋为背景的照片。因此，他以一百二十五之一秒的快门速度和5.6的光圈估算光线，提前准备好那架尼康F3，一走到尸体旁边，便跪在地上停顿片刻，随即把尸体纳入景框。那具尸体的双脚开成V字形，没了鞋子的脚从袜子破洞中露出一根趾头，双臂交叉成十字，杂物则散落在臂膀旁，左侧的起火房屋和公路形成另一个夹角。没办法拍下来的是苍蝇的嗡嗡声和现场的味道，苍蝇的确赢得了每一场战役。这些让他想起许多其他的味道和嗡叫声，在萨布拉（Sabra）和夏蒂拉（Chatila）那些肿胀身躯上的苍蝇和臭味［2］，在圣萨尔瓦多（San
Salvador）某座垃圾场里被铁丝捆绑的那些手［3］，在科卢韦齐（Kolwezi）推土机推扫着卡车上倒下来的尸体［4］：嗡嗡嗡。有人说过，一位优秀的摄影师可以拍好任何东西，但是法格斯知道说那句话的人根本未曾亲临战场。危险或罪过都是不可能拍下来的。子弹炸开头颅的声音；一个刚刚赢得七支香烟的男人笑声，赌的是刚被他用刺刀开膛的女人，肚子里的胎儿是男是女；至于没穿鞋的塞尔维亚人尸体，或许作家可以找到某些字眼来形容，譬如形容苍蝇，可以用嗡嗡嗡嗡嗡嗡，而味道，就另当别论了。满身灰尘的死者那种直接了当的孤寂也是另一回事，因为没有人会去拍拭尸体上的尘土。法格斯想起来：只有艺术家是真诚的。他告诉自己，或许那是真的，而摄影也可能是真诚的，最初当它还很单纯且未臻完美的时候，照相机只能拍静态的物体，在古老的感光板上，城市拍起来都很像荒无人烟的景象，人类和动物也不过是一闪而过的线条，鬼魅般的模糊痕迹更像极了后来那张广岛照片里的留痕，那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在广岛拍下的照片：墙上遗留下被原子弹爆炸瓦解前的一个人和一座阶梯的两片影子。
法格斯放下照相机时，看见奥薇朵为了不走入他的镜头而在公路另一边停下来，而且正盯着他看。那时他站起身来，穿越公路走向奥薇朵，他一边走一边确认她仿佛仔细研究着他的每个动作、神情和外表那般，并没把视线从他身上移开。最后那几天，他好几次发现奥薇朵都是那样看着他，从一开始的偷瞄，到后来直盯着猛瞧，好像试图在记忆里烙下一切和他有关的东西，烙下那段即将结束的怪异长途旅程的所有画面，那段她口袋里有回程票的旅程。法格斯走着，感到一股无尽的悲伤与寒冷。为了掩饰这种情绪，他看了看周围：士兵们往交叉路口和起火的房屋那边走远了，那里的天空晴朗无云，太阳还没走到不适合拍照的高度，阳光把奥薇朵的影子投射在公路散乱的砾石上，砾石的错落起伏使她的轮廓变了形。刹那间，法格斯考虑要不要拍下她边缘模糊的影子，但是他没拍。就在那时，她看到地上有一本褪色的破笔记本。那本蓝色的小学笔记本摊开在草上，其中几页已被撕下。她握着照相机，往前走了两步取景，又往左踏了一步，踩到了地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