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并没有很快就作出决议。我只好静心等待，一等就是几天、几个星期。勒菲蒂来到了荷里得，我和罗西开车把他送到迈阿密，他要在那里找人谈话。
他说：“我想把那些老家伙全摆脱掉，他们不可能对我们干出什么好事。他们一个个七老八十，也不想惹那么些麻烦。孙尼叫我要他们歇着吧。我们也不要理他们。我们不能叫他们退休，那不好。他们失去了威信，我们还是他们的人。”
勒菲蒂由孙尼指定为代理副官，他抓住了家族的权力。我尽量以个人的身份向他灌输点东西。我对他说：“杰里·吉利站在凯撒一伙人那边，是吗？”
“那兄弟俩都站到他们那一边去了，”他是指乔·吉利和杰里·吉利两兄弟。
“谁是他的头？和哪些人在一起？”
“和孙尼·雷德的一个叫特雷尼的人在一起，”他指的是反对派副官“阿尔奉斯·孙尼·雷德·英德利卡托”和“多米尼克·比格·特林·特林契拉”。“一个给特雷尼一星期1，000块，另一个给3，000块。所以，他们得了势，就他们俩。这帮兄弟赚了大量的钞票。我们按规矩办事，未捞到钱。这是别人对我们说的。”
“乔伊·马西诺还在搞咖啡买卖？”
“是在搞。乔伊·马西诺有一帮好朋友，他们对我都很好。我们一起长大，一起共事。他知道哪一处势力大。”
“乔伊去拜访勒斯蒂，是吗？”
“啊，那是，他肯定会见他。他不知道墨拉目前的情况。他不能干涉。乔伊·马西诺在一两个星期以内要到那里去，他要把情况向勒斯蒂报告。”
“那么说，孙尼会做正确的事。我看，谁也不会要对孙尼干什么不像话的事。”
他对墨拉还大声责骂了一会。
我说；“那末，他要反对你，不会是一对一地顶着干吧，这你是了解的。”
“纽约城里的那个混蛋不会和我个对个地对干，因为我同他对个地干我会不顾一切的。就在南大街上，彼此就隔一个街区。你想要几支枪？两支？我们就上阵，对干。不是我死就是你死，要么两个都死。我一定会这么干，决不会后退一步，你可得记住。我要和孙尼在一起，表示敬意。”
“那么勒斯蒂是知道的。”
“嗨，我对你说吧，我们在打仗，是布拿诺家族成员之间的打仗。勒斯蒂是我的司机，因为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他是个二老板，开车的时候还得听我说：‘快往这边开……让我的窗户开着。’他开车还开得挺不错的。”
但是，勒斯蒂还是很厉害的老板。勒菲蒂接着说：在家族之间打仗的时候，勒斯蒂在加拿大，打电话给勒菲蒂，叫他到那儿去。他连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告诉勒菲蒂，只是叫他去。
“我有4个兄弟。他说：‘把箱子包装好。’我就去包箱子，上了飞机。带了两支手枪，到了加拿大，订了房间。他说：‘我要和那边拐角上3个人相见，注意观察动静。如果我发生什么情况，就冲上去，拐角上有警察，把他们干掉。’”
“他让我在那儿一待就是6个星期，不准给家里打电话。幸好，那时候我那前妻对此表示了理解，从来不问我出了什么事或类似这样的问题。6个星期啊。现在我对新娶的老婆露易斯说：‘注意，不管发生什么事，你没看到我回家，不要向什么人大声嚷——他只是没有回家，你什么都不知道。’我说：‘你想哭，你就哭你的好了。不要向什么人打听我在哪儿。也不要问我的妹妹，只管说：我丈夫就这么交待我的，这是他的命令。这就行了。’”
“勒斯蒂知道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对吗？”
“啊，那是。他什么事儿都知道。这很麻烦。大家对此全都了解。”
“多尼，注意听我说。汽车，你朋友的汽车。明天在福特·劳得戴尔酒店那里见我。”勒菲蒂说。是4月11日，星期六晚上。平时我这时已挂好了电话。
“为什么，有什么事吗？”
“你就少插嘴不好吗？我立刻就能把你取消掉。我要你一个人来。我不知道这么做以什么名义。我要和某个人一道。你能不能弄到那辆车子？”
这是指罗西的四门林肯牌车子。“我想可以吧，为什么？”
“多尼，不要说什么‘可以吧，为什么？’要直接说行，你到劳得戴尔那里见我。”
“我当然弄到车。”
“我本可以叫斯巴格提，可是我朋友和我都想要你来。我在设法与尼克接触，因为我们不能这么冷淡下去。我在那旅店里还得待一天，然后从那儿走，好吗？”
“好的。”尼克是勒菲蒂朋友，悌维尔旅店经理。
“就这么定了，朋友。待会儿我再详细告诉你。我朋友想要你来，你和我们一道。我有事要干。如果你不愿意，不想来，也行，没问题。你回家去。不过，我还想叫你参加，很重要，因为我们说到了一些事，与你与我有关，知道吗？”
“我知道你们谈些什么。”
“我已经买了飞机票，10点钟起飞，德尔塔航空公司1051班机，一等舱，从肯尼迪机场起飞。明天下午12点半到达那里。你提前6个小时动身，从坦帕那里开车，驾驶那辆大车。到机场那里接我们。不要提前两个小时就到机场，我不想让人看到你。你好好计算一下时间，一直要到时候才进机场，不要早进去。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了。”
“我们一上车就走。现在，你想好了吗？我对你说过，如果你不想来，不想干，没问题，回去好了，没人说半个不字。我对你说，两个人，我和他，想叫你来，我完全负责。他问过我是不是想要你来，好不好？”
“就这么办吧。”
几年前，勒菲蒂就答应过，在适当的时候，他要带我一道搞谋杀。现在真的要动手了。
近几个星期，我和他多次谈话。我把谈话内容串联在一起，把布拿诺家族相互仇恨的派别理了理，看看他们之间的摩擦会有什么不祥之兆。与勒斯蒂·拉斯苔尼结盟的有：萨利·法努吉亚，斯蒂夫·坎农顾问，孙尼·布拉克副官和乔·马西诺。反对勒斯蒂的有：凯撒·帮万特副官，“菲力普·腓利·鲁克·加科”副官，“多米尼克·比格·特林·特林契拉”副官，“阿尔奉斯·孙尼·雷德·英德利卡托”副官以及他的儿子安托尼·布鲁诺·英德利卡托。
孙尼像平常一样，对任何事都采取谨慎的态度，特别是有关对我的问题的谈判还在进行，他什么话也不同我讲。尽管他和我关系很亲近，但是他把家族的事放在首位，严格遵守纪律。如果我现在待在纽约，或许我会多了解一些情况。打电话时，个个都很谨慎地谈话。勒菲蒂一再向他暗示，事情全都要通到头头那里，使他懂得了：孙尼是各派力量的关键人物，尤其是他现在和桑多·特拉弗坎特结了盟。反对派的副官们担心孙尼的势力越来越大。
我担心的有两大问题。第一，作为一个特工，我不能实际参与谋杀活动，不仅如此，我们的责任是尽可能地阻止这样的事发生；可是，作为一个党徒，要你参加谋杀，你如果拒绝就一定失去自己的可靠性。
另一个问题是：我并不住在佛罗里达的荷里得寓所里，根本也不在佛罗里达的任何地方，我是在家里。我有一个多月没有回家。这几年来，家里的孩子们许多大事我大都没能参加。这个周末，我最小的女儿要施坚信礼。我的工作暂时都还很平静，所以我溜回家度周末。这天是星期六晚上，明天施坚信礼，星期天正是佛罗里达那里搞谋杀的日子。
重要的事先办。我得去参加谋杀活动。从技术上看，我不是入盟党徒，可以拒绝参加，那么做无可指责；但是从实际情况看，如果拒绝，那么我自从1976年以来与党徒之间所建立的信誉就会受到很大影响。我尽管不去，他们的谋杀照样进行。我不知道谋杀的对象是谁，估计可能是反对派中的某个老练党徒，说不定是4个副官中的某一个。但究竟是哪一个，我摸不清，联邦调查局也提供不了情况。我不知道谋杀在什么地点，在什么时间。他们有可能直接下手，也可能先溜达一下，观察形势，等待时机。如果我和他们一道，至少我可以提前知道谋杀的对象是谁，这样好向我们的人通风报信，他们可以在大街上先把那人给逮起来。
我给在坦帕的案件特工吉姆·基尼打了电话。他认为：我们唯一可以干的是，从我到达迈阿密的时候起就派一个监视组对我监视。我和勒菲蒂及其一伙混在一起，如果在了解谋杀的对象是谁以后，时间允许或许可以打个电话。要么，如果不能立即知道谋杀对象，监视组可以尾随我们，直到最后可能的机会，等我发个信号或什么的，他们就可以以违反交通规则或别的随便什么理由来阻止我们。他们可以说，他们认识我们这些党徒，问我们这些人在一起行动，要干什么——以这样的方式干扰党徒的活动很正常，随时都这么做。这样，党徒们就不会怀疑有人告密，而又可能干扰他们，使他们取消谋杀。
基尼要尽快建立一支监视组。我要尽快乘飞机赶到迈阿密。这个局面很难预料会有什么结果。监视组可能盯住我们，也可能跟踪不到。跟随勒菲蒂的人个个都带有枪，执行开枪的任务有可能落到我的头上。如果监视组没有跟踪到我们，我们去干谋杀，开枪的任务由我来执行——我可怎么办呢？我从来没有面临过这种形势。
但是，在很久以前，我曾经想过，一旦面临这种可能出现的形势，我就自己做出一个决定：不论纪律怎么要求，如果对象是歹徒，在他和我之间，只能是他死。
我给罗西打了电话，把情况向他做了说明：我要乘飞机到迈阿密，他要把大车开到迈阿密，把汽车留给我用。然后，他再乘飞机返回到坦帕。
现在我不得不把情况告诉家里：我不能参加女儿的坚信礼活动。家里将有一屋子的亲戚和朋友，亲戚们来自各地。就是我妻子也不知道，我现在卷进布拿诺家族的风波已有多深。
我先要向妻子说明情况：我接到了电话，要我立即赶到迈阿密。我没有对她说明详细情况，因为我不想给她增加顾虑，她本来就已经够担心的了。但是，她听到了我和特工基尼的谈话，因此知道歹徒要我去杀什么人。
我对她说：我涉及到的这件事非常重要，我一定要去，因为有人的生命处在危险之中。我们只要有可能就要阻止谋杀发生。这次行动中，有许多人在对我抱着希望——这是老生常谈。除此以外，我能劝她的就是要她别担心。在这样的时刻、谈这样的事．我一向连话都说不好。
她既愤怒又害怕，对我大声吵嚷、哭哭啼啼。她恨联邦调查局，怎么能把我放在那样的位置上？谁去那儿保护我？为什么要我去干而不是别人？为什么不叫没有老婆孩子的人去干？她浑身在哆嗦。
自从车祸以来，这是她情绪最低落的时候。
我最小的女儿这年14岁。我和她坐在一起，对她说：我不能参加她的坚信礼庆祝活动，因为我工作中有事要干，我有责任去工作，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她哭着说：“爸爸，我希望你别走，因为对我来说这是有特别意义的日子。”
当时她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要是走，她会发狂的；不过至少还有爷爷在她身边保护她。
我要立刻赶到机场，我实在别无选择。
我到了迈阿密，驾着罗西送过来的汽车，开往福特·劳得戴尔机场，按规定，再过5分钟勒菲蒂乘坐的飞机就要到达。飞机到了，人们一个个地出了机场。我没有见到勒菲蒂，什么人也没见到。
我给在布鲁克林的孙尼打了电话。“怎么回事，孙尼？他们一个也没有来呀。”
“我们取消了。”
“你说的取消是什么意思？”
“你给另一个伙计打电话，他会向你解释的。”
“他在哪儿？”
“他在家，多尼。”
我驾车回到了荷里得的寓所里，肚里的火气三天两夜也没法消除。我女儿在举行坚信礼，我都没有参加，而谋杀一事却完全是无稽之谈。
我给勒菲蒂打了电话，他对我说：他去了机场，又应要求回到了孙尼那里。孙尼说取消了。他说：“因为太晚了，没来得及告诉你，因为你已经开车出了坦帕。”
本来的谋杀对象是腓利·鲁克。他们取消了计划，因为腓利是一个人来的。他们想把3个副官集中在一起干。如果一次干一个这个做法不明智。
“对不起，朋友，”勒菲蒂说。
“这没什么。怎么搞的，你也没能和我通一下气，竟然发生这种事。”
“我知道，就这样吧。”
“顺便问一下，如果有这事，会成功吧，对不对？”
“这事儿我不能说。”
“我只是说——”
“不，这事儿我不能说。如果他们要我干，你知道……。”
“勒菲蒂，下一次叫我干什么可不要说：‘你不一定非干不可’这样的话。我们要有什么事要干，我就干。不要有这种感觉：我会不干什么事。”
“不过，你有选择的余地。”
“有什么选择？我们在一起干嘛。我可不想有什么选择的余地。”
“安托尼·菲什先生·拉比托”是个胖乎乎的老练党徒，身高大约5英尺9，体重250磅，一脸的肌肉。他曾经营过海味食品饭店。他是个单身汉，在曼哈顿东五十三大街411号有个寓所。其他的党徒常常带着女朋友到他寓所里逗留一两个小时。他是孙尼的朋友。孙尼说：当你处在，比如说，打仗的时候，你在街道上有事情要干，那么你和拉比托这样的伙计有接触，和他在一起，总是有好处。
流产的谋杀两天过去以后，这天是4月13日，勒菲蒂给我打来了电话。
“多尼，注意听我说，好好听。我要和人出门，连电话也不能打。如果一切进展很顺利的话，你在纽约就是响当当的了。懂吗？”
“是，我懂。”
“你不懂什么意思。”
“我刚刚说懂，你就——”
“这次出门可能要两个星期，也可能很短。这是我出门前最后一次对你说话了，马上我就要上车。不要给另一个人打电话。”
“好的，不给任何人打电话。”
他只要我给一个人打电话，那就是露易斯。他要我一天给她打两次，以免她有什么问题。一次打电话在下午6点，即她下班回家的时候；另一次在晚上11点，她睡觉的时候。还要我给她1，000美元，作为她生活费用。
“你务必要帮我的忙，尽量别走远，这样一旦真有什么事，我们可以知道在哪儿和你联系。换句话说，比如我有事要用一下俱乐部。明白吗？”
“明白。”
“因为我要出街道搞工作。”
我提醒了在纽约的案件特工杰里·罗尔。一个监视组看到了勒菲蒂和露易斯离开了寓所，上了车，开往拉比托的住所大楼。勒菲蒂提着棕色纸袋下了车，进了拉比托寓所。露易斯开车走了。
一直等了5天，勒菲蒂才有电话来。我终于了解到：他们的会谈让我过了关。
“我刚刚从布鲁克林回来，”勒菲蒂说，“一切都很好，我们没事，我们胜利了。”
“好呀，太好了。”
“可是，这些狗娘养的，一个个都在饮酒作乐。他们以为我的力量削弱了，你知道吗？我什么时候有损失？这帮混蛋弄得我精疲力竭。因此，个个都在庆功。”
“他们是疯了还是怎么的？”
“连迈克·沙贝拉也是。他不知道我了解情况。他还在说：‘真可惜。不过我接受了他妻子的珠宝。’”
勒菲蒂把他妻子的珠宝作为抵押贷款。
“他会大吃一惊吧，唔？”我问。
“真想不到，这些混帐。等我明天和布拉克斯坦再谈。他知道他们以为我的力量削弱了，但是，他不知道这事儿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布拉克斯坦就是孙尼·布拉克。
勒菲蒂说：“他们不知道，再过一两个月，他们自己会大大吃惊的。我把消息告诉你，朋友。谁也不会再找你麻烦。等那人一出来，你就会是好样的。”
“啊，是吗？”
“我始终和你在一起。说来实在令人惊讶，他也站在你这一边。”
“是布拉克斯坦？”
“是他。”
“真好。”
“由于我这一个星期做了努力，到今天晚上，你的情况大大地好多了。”
“比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好多了，是吗？”
“局势的变化是没有完了的时候，我不能说得太详细。现在你到处转转，你想打谁的嘴巴，你就打好了。打谁都行，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
“打谁都行？”
“对，打谁都行。我到了你那里，你打了谁就把他指给我看。多尼，你现在可真让人刮目相看啊。布拉克斯坦那股高兴劲儿就别提了。”
他要我在迈阿密那里接他。在那里他可以把会谈的结果情况向我作更多的介绍。
“帮我一个忙，”他说，“叫托尼给我带一条领带，一件衬衫。不能穿得像宾夕法尼亚州的乡巴佬，我要穿得笔挺笔挺的。”
他让露易斯接过电话。
“你好，多尼，明天打算干什么？”
“像往常一样过星期天。”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晚餐吃点什么？”
“还不知道呢。”
“明天是复活节呀。”
“我知道。可是，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朋友再在一起过复活节呀，你知道吗？”
“啊，我们来安排。”
我对最近一些电话的内容开始作一番思考。如果勒菲蒂或孙尼再把事情凑到了一起会出现什么情况？在P．J．克拉克饭店那一回，我和拉里·基顿在一起的时候，拉里被人识别出来，暴露了特工的身份，这事有人告诉了勒菲蒂；什么时候他们会得到芝加哥党徒的消息，说托尼·坎特是个特工呢？回头再想一下，在布鲁克林的吉里店铺里，我曾经逮捕的那个家伙会怎么样呢？他会不会在大街上碰到我把我认出来呢？还有代号ABSCAM行动中的那艘船，目前又有罗基这件事。
在党徒里，正是亲密的朋友会杀掉你。我成天和勒菲蒂待在旅馆里，一天24小时不离，稍有一点疏忽就会被觉察。我好比在枪林弹雨之中，时刻要巧妙地躲开。
我和罗西在迈阿密机场接到了勒菲蒂。在谈判中，墨拉及其一伙失利，我很顺利。
“事情了结了，”勒菲蒂说，“不再谈了。他们失败，到处都是失败。纽约、迈阿密、芝加哥——到处都失败。注意罗，我花了5天时间，干了我该干的事，就是为了这个。”
“太好了。孙尼现在高兴吗？”
“别提，高兴得像鲁娜公园大放光彩。是啊，整个事情就是这样，大家都很满意，我很高兴。”
“对了，勒菲蒂，我们忙这么多日子，不就是为了有这么一天吗，对不对？”
“我们受些损害，就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钱不多。但是，我们今天有了权力。我宁可要权而不要钱。这些家伙都弄到了钱，可是他们不知道要钱干什么。他们到哪儿？谁也不受他们管。他们还有他们的副官。可是副官们又找谁啦？”
“那帮人仍然归勒斯蒂管吗？”
“谁都归勒斯蒂管。全国都是这个章程，到处一样。老板只能有一个。”
“是这样吗？”
“谁也代替不了他。”
我们到了悌维尔旅店的钢琴酒吧。勒菲蒂对我们说：他、孙尼、乔伊·马西诺以及尼基·桑多拉在纽约“为委员会”干了一件大事。他说：他们把各方“拧在了一起”；作为回报，委员会对他们明确表示，勒斯蒂将继续当家族老板。
勒菲蒂在那5天中，他究竟“为街道工作”、或是为委员会或者是为类似这样的工作干了些什么，我并不知道。联邦调查局派了监视组对他监视了两三天，没有发现任何情况，因此他们取消了监视——他们的人力有限，并不能对每个人进行长期地监视。我估计这可能与谋杀有关，因为他们所干的事处处都是典型的谋杀做法：街道上行动的诡秘，所有重大问题在会谈中提了出来，然后全都报到了头头那里，并且在事实上得到了解决。最后，整个决定都得到了代表各家族的委员会的认可。我认为，勒菲蒂进拉比托寓所夹带的纸袋里面装着枪支——以这种方式带枪是很普通的做法。
我不好直接问他们。作为一名联络党徒，我大概也有足够的经验，对某些事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分析出别人对我所说的话，而且正如勒菲蒂喜欢说的那样“别理它”。
尽管事事所指都与谋杀有关，但是我并没有想到有什么人失踪，也没有有关尸体的任何消息。
我们坐着听勒菲蒂说话。他谈到家族中各派之间的麻烦事儿，大骂墨拉，以及党徒中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和暴力事件。
“勒菲蒂，”罗西说，“我知道大家都想赚钱，可是当一名老练党徒究竟有什么实惠？”
“你在开玩笑？什么……多尼，难道你什么都没有同这位伙计聊过吗？托尼，当了老练党徒，你可以撒谎、可以欺骗、可以偷盗、还可以杀人——这一切统统都是合法行为。你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任何人都不能说三道四。哪个不想成为老练党徒啊？”
纽约那伙人中，有几个到这边来玩一玩。罗西想用投币式公用电话，没有零钱。他问一位伙计，是纽约一个退休的侦探，问他有没有1个美元的零钱。
“就用这些，”那位前警察递给罗西4枚紫铜色金属圆片，大小和25美分硬币相同。“这东西很管用。”他说：纽约那里有几个伙计有大量的这种假货币，全是10美分一枚，多达550美元。
罗西打电话时用了1枚，后来把剩下的3枚交给了联络特工。
第二天下午，我们坐在悌维尔旅馆的游泳池旁。勒菲蒂对我们抱怨不停，说我们工作进展不快。他想在海滩那里搞个娱乐场子，显示气派。他说：“我们立即就动手，因为我老了，累了。”他对什么都埋怨。“答应要搞个赛马场，可是自己给自己下不了台，吹了；答应要搞拉斯维加斯之夜，砸了锅；答应要搞个宾戈赌场，见了鬼。”
罗西到里面去了以后，勒菲蒂抱怨说：罗西工作不带劲，我没有很好地对他督促。他又连续谈了一个小时。大约在4点的时候，他说：“我要上去休息一会儿，这样晚上出门时还有精神。”
几分钟以后，罗西回来了。“你想不到我干了些什么。我打开了空调，把开关切断了。”
“简直是胡闹，”我说，“等会儿他会一路跑一路大吵大叫到这儿来。我又不到他那上面去，因为他又要罗哩啰嗦一大堆。”
勒菲蒂不喜欢开空调。夏天里，无论是在纽约，或是坦帕，无论在汽车里还是在旅馆里，他都不许我开空调。他经受不了空调吹进的冷风。在最炎热的日子里，我们开车到处跑，只是开车窗。我们经常争执。我要把空调开着，他就要关。我身上大汗淋漓，他根本就没有汗。我说：“待在车里，你怎么就不出汗呢？”他就回答说：“啊，只把车窗开着，用不着开空调。”
住旅馆时，我们总是住在同一套房子，他总要得感冒。有时候，即使是在夏天，他也要把房间的暖气打开。他总是说：“这儿太潮湿。”我说：“勒菲蒂，你妈的真怪，这简直是要人命。我要调个房间。”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英国奥佛香烟。如果他高兴，你可以把房间的窗户打开。
这一次，我们住在顶层公寓的一套房间里，3个人住在一起。后来，我和罗西进了房间。
“多尼，你真混蛋！这是你干的好事！”房间里很凉爽很舒服，可他跺着脚在骂。
“你说什么啦？”
“你把这鬼空调打开了，而且又关不住！”
“勒菲蒂，下午出去以后我根本就没有进房啊。”
“你他妈的偷偷溜进来，干这桩好事，就要弄得我不快活。快叫修理人员来把它关掉！”
“你干吗不关？”
“开关不知弄哪儿去了！”
罗西笑得不亦乐乎。勒菲蒂对我而不是对他大声斥责，他显然看不下去了。
勒菲蒂还在数落：“我简直一刻也不能睡，两个小时冷得我上牙咬下牙！”
“你自己怎么不叫人来修？”
“因为这是你干的事！”
“好，我去叫。”
“今晚你别跟我一起吃饭。”
“不去了，我自个儿吃。”
这时候，罗西爬在地下，从沙发椅子下面把开关拿了出来，说：“在这儿。”他把开关放还原位，关了空调。
房间里烟味太浓，勒菲蒂的盛气太浓，我无法忍受。我出了房间，罗西跟着我也出了门。我们站在大厅里。我说：“托尼，我回去，把那个混蛋一刀捅死。”
“嘿，多——”
“我实在对他忍不下去了。我要把他捅死，然后我们到游泳池那儿去，让别人发现那儿躺着个尸体。他们发现的是个党徒的尸体，谁管啦？”
“咦，多尼，不能性急。”
我有许多事心烦，平时每天还受这种窝囊气。罗西以为我真会那么干。我和勒菲蒂就这么在一起混日子。
5月5日这天早上，我和勒菲蒂通了电话，这是例行公事的电话。从他说话的口气说明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完全属于正常的闲聊。说完就再见。
到了晚上，我按惯例打了电话。露易斯说：勒菲蒂不在，她不知道他去了哪儿。
第二天早上我又打了电话。露易斯说勒菲蒂还没有回家。她仍然一无所知。
我给在纽约的案件特工杰里·罗尔打了电话，对他说：勒菲蒂不知去向。他说：他们接到两个知情人的报告说：3个布拿诺副官头天晚上被打死。3个人是：腓利·鲁克、孙尼·雷德和比格·特林。
这3个人显然是应召到布鲁克林参加“和平会谈”，以弥补分歧，地点在一家有饮食服务的商业单位。我们的情报表明：3个人正是在这儿被害。目前尚未发现尸体。
反对勒斯蒂·拉斯苔尼和孙尼·布拉克的核心人物突然一下子被干掉了。另一个主要反对派凯撒·帮万特由于受到武装指控而被关押在纽约纳塞县的监狱里。不过，有消息说：他已决定怎么也要投向孙尼那一边，而且还连同拉链分子一道投过去。
3天以后的一个下午，勒菲蒂给我打来了电话。“我刚刚到这里来了。”
“同露易斯谈过吗？”
“今天早上给她打了电话，谈了两分钟就行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来，因为她昨晚把我的衣服全都送了过来，满满一箱子。她把短裤给漏掉了。一开始她还哭。我说：‘哭什么，我已有了衣服。’”
“我给了她1，000块钱，你看，因为我不知道究竟要待到什么时候。”
他躲在拉比托的寓所里。他说：“在这儿还要待些时候，不过我先给你透点风声。”
“我在听，你说吧。”
“万事如意啊，我们胜利了。有几个小混蛋跑了，不过他们还回来。他们回来，我们给他们圣所。”
“是吗？”
“我们要你干的是：我们还打算再干一次。我和那个家伙日夜在一起，稍微耐心一点。”
“是啊，我估计有什么事要干，所以我不停地给露易斯打电话。你不知道要外出多久？”
“不知道。今天晚上我特别困。今天晚上余下的时间我要在家里待着。”
“那么，你就待在家里？”
“啊，一直待到有电话来叫我。你知道我说的话是关于哪一方面情况吗？”
“知道。”
“大家都非常高兴。他们那两个家伙外出到海滨去了——别提他们的名字。”
“好的。”那是指乔·普玛和史蒂夫·玛鲁卡。
“他们现在是我们的人了。多尼，现在你不要和我说话，想一想发生了什么事。”
“是，好的，”我想象到谋杀。
“你明白吗？”
“我明白你所讲的意思。”
“现在他们归我们了。那边天气怎么样？”
“天气很好。什么都清清爽爽的，你可以过来。”
“啊，我还要看看有什么情况。目前还不能去。我还得待在这儿。有什么事吗？”
“你知道，我正在注意某些事，说不定值得干一下，可能弄到10，000块什么的。”
“哈哈，那太好了，朋友。我们可以用一用。我正要付清那些乱七八糟的费用。”
“所以我估计一下，要送去1，000块。”
“她很感谢。”
“我看，你可能还要出去再待五六天。”
“那倒可能更长一些日子。因为明天是母亲节，大家都想回家，个个都闲着。明天早上我要去见他。”
“你还得有一次行动。”
“对。好了，再见。”
3名副官被谋杀以后过了6天，“菲力普·腓利·鲁克·加科”的妻子向纽约的苏福克县警察局作了报告，提供了她丈夫失踪的情况。
5月12日，星期二，勒菲蒂打电话对我说，孙尼要立刻见我。我对他说，我还有一两天时间清理一些业务，然后才能去见他。勒菲蒂说：“这事儿非常重要，你一安排好就尽快告诉我。”
我在佛罗里达并没有什么业务要清理。但是，尽管像现在这样的情况，我也不想给人以迫不及待的感觉。孙尼要召见我，有一两个原因。要么我去了被他们干掉，要么是同我谈谋杀的事，或许还有“另外一次行动”，仍然等着有人去负责执行。
无论是哪一种使命，对我来说作一次安排都是至关紧要的，时间不能拖得太久。
5月14日下午，我乘飞机到了拉瓜迪亚机场。一下飞机，我立刻就看到了我要找的特工比利·弗利恩。我默默地跟着他到了男卫生间，他悄悄送给了我一个装着发射机的袋子。我塞进了运动上衣的口袋里就走了出去。
我租了一辆车，开到布鲁克林的格拉汉姆大道与威瑟斯街道那里。车子就停在影院俱乐部对面威瑟斯街道上，到达的时间大约是3点30分。我没有把车停在俱乐部前面，因为我想走一段路，观察一下街区的形势。
近几个星期，我和总部的朱利斯·波拿伏龙塔保持了定期的电话联系。我和朱利斯在纽约曾一起搞过街道工作。搞隐蔽工作，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内部要有个完全可以信赖的朋友，他能对你以及你所处的形势有所理解。你不仅把他作为知己，和他谈心，而且他还有办法在政府官员中为你周旋。对我来说，朱利斯正是这样的朋友。他能处理内部的一些政策，让我得以授权并得到支持。每遇到挫折我总是给朱利斯打电话，而且在碰到某种刻板的态度时，我总要说：“真令人难以相信。”
在联邦调查局方面，他们在明白情况以后，经常能和我们的思想方法相一致。
最近，朱利斯不断地注意我的情况。“你累了吗？常回家吗？你以为很快就能撤回来吗？”
现在，对于谋杀方面的事，总部感到很紧张。他们得知我要和孙尼相见，有一两个人以为这是孙尼在对我设圈套，可能要加害于我。我说：“我是孙尼的人，他们为什么要害我？要我挺住的人当中，孙尼是其中之一。”朱利斯同意我的看法，认为孙尼并不会对我有什么企图。
不过，大家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紧张情绪。孙尼现在是反对派报复的对象。我紧跟着孙尼——因此，我也就成了一个被报复的对象。
他们不仅要派一个监视组跟踪我，这倒是合乎情理的，可是，他们还想把特种武器袭击队的队员隐藏在屋顶上。我说：“你们这是疯了吗？在那个里弄里，孙尼住的里弄，你们能把持枪的队员送到屋顶上吗？我觉得，把队员们分散到街道上倒还可行。”
技术安排的实际协调者是吉米·卡利斯特罗姆。这个安排包括监视组。我特别提出来，要求帕特·科尔根作为街道行动的督学员，负责监视组的工作。
监视组在进出行动中并不仅仅处于被动地位，一旦出现了麻烦，他们就可以主动打入。这些特工大多数不认识我，只是见到过我的照片。他们不了解我的谈话方式，也不了解孙尼的谈话方式，再加上静电和干扰使传话不确切，监视组可能对谈话引起误解，过早地采取行动，对我们进行搜查，从而破坏了整个行动计划。
对我来说，设立监视组比根本没有监视组更具有危险性。如果他们分散在那个里弄的街道上，某个队员要向某人通风报信，他首先到什么地方去呢？他首先就直接到影院俱乐部去告诉孙尼·布拉克，因为他是这个里弄的主要人物。
我来到街区，朝影院俱乐部那里走。我知道监视组的人就在附近一带。我在注意他们，肯定他们已经各就各位。我受过训练，也有经验，能够看清大街上这一类的行动。我仔细观察，知道他们已经到位。我从来不认识他们，根本没有见过他们。他们一个个都是好样的。
孙尼在酒吧间等候。外场上显得很平静。布比在玩电子弹球机；查利在酒吧后面；吉米·莱格斯也在那里。还有一个我不曾见过的伙计。他叫雷，我后来才知道他叫雷·威恩，是联邦调查局的一个知情人，和乔伊·马西诺及孙尼在一起于事。1980年，那次对伊朗国王妹妹的住宅进行的偷盗活动流了产，其实正是威恩开枪打伤了自己的手。当时我们彼此并不了解对方的真实身份。
我走进去，同孙尼·布比和吉米分别接吻拥抱——这都是正常的问候。“你怎么样？”“佛罗里达怎么样？”一切都很正常。孙尼要我到后室去。我们坐在牌桌旁。
他开头就说：“你知道，我们已经干掉了3个家伙。他们完蛋了。迈阿密那里有可靠的人吗？”
“有。怎么？”
“因为有个家伙跑了。是布鲁诺。你知道安托尼·布鲁诺那家伙吗？”
安托尼·布鲁诺·英德利卡托是孙尼·雷德的儿子。“我可能见过他，记不得了。”
“我以为他到了迈阿密，因为他吸可卡因成瘾，每天要花费3，000美元的可卡因。他和那里的科隆坡家族成员有联系。我要你找到他，一旦找到就把他干掉。要当心一点，他一旦吸了可卡因，很疯狂。赤手空拳他算不了什么，可是他一旦有枪，你知道……。”
“好的，我明白了。”
“他在那儿可能和他叔叔J．B．在一起。如果你碰到他们俩，干脆两个都干掉，尸体就扔到大街上。要不要我派勒菲蒂和你一道去那里？”
“你开什么玩笑？我宁可一个人干，动作还利索些。”
“那两个家伙在海滩那儿，就是普玛和史蒂夫，你可认识他们俩？”
“我认识。”乔·普玛和史蒂夫·玛鲁卡。“海滩”这个术语，他们用来指迈阿密一带。
“你觉得这两个人怎么样？”
“乔·普玛，我见过几次，能说什么啦？他给我的印象并不是个敢说敢干的人。”
“他们现在在那一带，心里很害怕。这对他们太难过了。他们的日子到了。我有许多事要做。”
“孙尼，你了解我，我不提什么要求，我什么都不知道。那一带有两处倒是他们经常出没的地方。我要和我熟悉的几个朋友联系一下。一旦做好了安排，我们就能注意观察几天，看看有什么动静。”
“好，你觉得什么方法好就怎么干。那末，我去那儿以后，你能在那儿弄到枪吗？我在那一带行动不能没有枪。我要两支。你能弄到两支枪吗？”
“能，我们有两支枪。不过有一件事要求，我要了解一下那家伙的基本情况。”
“我知道他，但我不能说得那么详细。他大概体重140至150磅，比你块头小，瘦削的脸，皮肤黝黑，样子像个意大利人。头顶光秃，他老是为此而抱怨。二十八九岁，小脸盘，是个最轻量级拳击运动员。是个危险的小子。他一吸了可卡因，简直就跟疯了似的。”
“是个高手偷儿，嗯？”
“喜欢女人。”
“如果我碰到他，对吧？就找机会带他出去。我不一定要告诉你，征求你意见？”
“不要，不要——当然是你行动你的。你带着他，就把他扔在大街上。”
“那好，不用担心，我会干好的。”
“我大概在下个星期或者什么时候到你那儿去，然后还得和老人谈一谈。那边你能找到合适地方？”
“那边合适的地方很多。有悌维尔旅馆，有女人。那儿有一大批女人。”
“那好，去那边的事就由你办。”
“乔和史蒂夫现在和你在一起，是吗？”
“是这样，因为干掉的伙计是他们的人（指腓利·鲁克）。这完全是在兜圈子。我们要把那一带封锁起来，局势很严峻。我有许多事要干。无论出现什么情况，能下手你就下手。这事儿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取决于你。”
我们到了屋顶喂鸽子。那儿已有个伙计在为孙尼牵拉电线。“今天把电视机搬上来。”他说。像所有别的老练党徒一样，他也非法安装了窃听装置。他有95只鸽子。他说：“95只当中，大约丢失了4只(奇.书.网--整.理.提.供)。今年冬天，我就要弄只取暖器，冬天就不再有鸽子会冻死。”
他提到了安眠酮的事。他想要我带些样品到佛罗里达，看看有没有销路。他这些毒品每颗花费80美分，要求我们每颗卖到1个美元。
我们下了楼，那个叫雷的伙计已经走了。当时我们谁都不知道，他是去给帕特·科尔根打电话去了。帕特是他和联邦调查局的联络人员，正巧也在负责跟踪我的监视小组。他给帕特打电话说：那个叫多尼的家伙刚刚从佛罗里达赶来，显然是孙尼的好朋友，因为他们在一起又接吻又拥抱，很亲热。那家伙显然是大贩毒分子。
我和孙尼过街到了卡布里咖啡馆，想喝清咖啡，吃奶油甜馅煎饼卷。我们坐在后面一张桌子旁。
孙尼说，他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我正在组建一队人马，这些人你可以睡在一起，完全信赖。”
我问到了迈克·沙贝拉。
孙尼说：“他以为我要削弱他的力量，但是我们在一起诚恳地谈了心。他说，他站到了另一方，是因为他们对他进行威胁。我对他说：‘你现在是我的人了。’他很高兴，会效忠我们。”
孙尼说，谋杀的头一天，托尼·墨拉还说他要站到反对派那一边。谋杀的当天，孙尼给墨拉的叔叔阿尔·沃克打了电话，叫他到影院俱乐部来。他们让他坐下，每边站了一个伙计，吓得他一身冷汗，到后来听说了谋杀的消息。孙尼说：“他听到消息时，脸上吓得惨白，以为我们也要对他下手。但是我只当他面骂托尼，说托尼不是好东西，他最好要认清这一点，要亲自管教管教他。多尼，他表示同意了。”
我问孙尼：由于乔·普玛和史蒂夫·玛鲁卡都是老练党徒，而我还不是。我现在让他们坐下来，对他们谈条件，他们对我会有什么感觉呢。
“这一点不用担心。这么长时间你都是作为我的代表，他们会听你的话。我还要你见一见另外一个伙计，我要派他和你一道到那边去，以防你需要什么帮助。待会儿要不要见一见勒菲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