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尼急于要得到桑多·特拉弗坎特的欢心，扫清一切道路，好让我们向前推进，以便在通过和特拉弗坎特的合作中赚到一切可能赚到的钱。他认为：他的未来主要在佛罗里达。
孙尼和尼基·桑多拉于7月20日，星期五，来到了这里。他们要罗西和班尼·胡西克安排一下，能不能在星期六举行会见。会见地点要放在荷里得，不要放在坦帕，因为孙尼觉得那里的天气太热，他们受不了。罗西到了迈阿密，在贝肖乡间俱乐部找到了胡西克。胡西克说：他们将争取在星期六下午5点到达荷里得。
我们计划，在这个周末要尽可能从孙尼和尼基嘴里多得到一些东西。过去几个星期，琐碎事儿如山，千丝万缕需要理一理，我们当时仍然像平时一样，没有四处伸手。现在，我们真的到了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加紧一点，正如一个投掷手只有最后显示自己的机会了。我们清楚，这是我们和他们相见的最后一次。我们想让他们谈论谋杀，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是我们还想使谈话涉及党徒的任何领域，以得到我们想得到的一切。我们可以追得紧一点，这没有关系，因为过了这个周末，一切将成为历史。
我们说干就干，想让他们思想松弛下来。星期五晚上，我们到巴巴斯饭店吃晚饭，接着又逛了几个地方。我们到了清水海滨的一家旅馆，那里正在进行一场喜剧表演。然后回到了俱乐部，到了星期六早上6点左右把一切都安排停当。他们玩得很痛快，没有谈论党徒的事务。
特拉弗坎特和胡西克在星期六下午5点准时来到了塔希提车站饭店。他们来了以后就直接进了孙尼的房间。几分钟以后，他们3人离开房间进了咖啡馆，在一起谈了大约40分钟。然后，特拉弗坎特和胡西克同孙尼握握手，就乘特拉弗坎特的卡迪拉克轿车走了。
孙尼把我和罗西叫到了咖啡馆。他情绪特别亢奋。会谈的效果好极了。他给了特拉弗坎特2，000美元、胡西克1，000美元，让在拉斯维加斯之夜工作的伙计们都分点红。特拉弗坎特说，那天晚上的搜查“只不过就那么一回事而已”。
孙尼对我们说：“我们回到这儿，他非常高兴。现在你们只管四处张罗，着手工作，因为我们已经到了这儿和这个家伙一起干。”
宾戈、赌场、彩票、赛狗场、毒品等等，这一切的规模现在更有声势，就因为和桑多·特拉弗坎特联了手。佛罗里达就会成为我们的地盘。
我们的情绪特别好，整天就是大摆筵席，搞庆祝活动，想提前行动。这个周末成了“忙碌不停”的周末——他们想的是尽情欢乐，我们想的是要他们尽可能谈一些最新的动态。
我、尼基·桑多拉、孙尼·布拉克、艾迪·舍农以及托尼·罗西，大家在俱乐部里玩了一个通宵。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晚上，我们只是设法休息了一会儿，根本没有上床睡觉。我们无论怎么想办法促使谈话，可是尼基和孙尼都无兴趣谈论党内的事务。除了我们自己俱乐部的女招待和酒吧招待以外，当地其他娱乐场所的女招待和常客都参加了庆祝活动。到了清晨，孙尼带了个女人回到了旅馆。
星期天早上，太阳已经升起，俱乐部以及我们的工作到了最后时刻。我带着尼基先到了丹尼饭店吃早饭，罗西和舍农稍停一些时候，以便清点现金帐目，帮助工作人员清场。
我和尼基走了以后，罗西说，他们的帮忙使他们得到了一个意外的两个星期带薪的假期，因为我们就要关闭俱乐部，使俱乐部作一番更新。
我和尼基单独在丹尼饭店，时间已经不多了。我决定发动攻势，一定要打听到3个副官被谋杀的一些情况。我换了个角度，问到了科伦坡家族里有两个家伙失踪的有关情况。
尼基说：“他们受到了打击。他们克扣毒品的钱，和孙尼·雷德搞到了一起。”
我说：“那一定是有问题，这问题与他、腓利·鲁克以及比格·特林都有关系。”
“我这辈子还从来没见过这种事，多尼。比格·特林块头那么大。50磅的肚子，子弹炸得肚皮满天飞。”
“别的家伙怎么样？”
“这事儿以后再谈，多尼。”
舍农和罗西已经走了进来。我不能示意要他们离开。尼基在这个周末以前还没有见过舍农，一下子沉默不语。
我们吃过早饭，回到了塔希提车站饭店。尼基和孙尼打点行李，我和罗西送他们到了机场。在途中，孙尼不停地交待我们：现在他已经和特拉弗坎特联手走上了正道，我们只管把事业向前推进；我们要抓紧毒品方面的联络，把高利贷、赌场、宾戈及赛狗场都要搞起来。各项工作都做好起动的准备。
尼基突然想起来：他丢了什么东西。“多尼，我的蓝皮革甲克丢在了旅馆房间，那里有些重要的通讯记录本在衣服里，我需要用。你能不能帮个忙，立刻回去替我拿来？”
“一定，尼基。”
我把他们丢在机场。我感到宽慰，同时也感到不畅快。我估计，我大概再也见不到孙尼，甚至在法庭上也见不到他了。我认为，他已成了历史。我和他没有任何大的交往就这么分了手。
“明天我和你谈，”我说。
我开车到了塔希提车站饭店，从房间里拿到了尼基的甲克，以及两本通讯录和一个口袋大小的折叠夹子，里面有些私人证件和信用卡。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了特工迈克·朗斯福德。
我们清理了寓所。家具是租用的，因此我们只需要把自己个人用品收拾一下就行了。
第一流网球俱乐部已经锁了起来。办案的特工将会来处理这里的事务。
这天稍后一些时候，罗西乘飞机回到首都华盛顿作述职情况汇报。我要直接飞往密尔沃克，那里的大型审判团正在审判巴里斯特艾里一案，我要在法庭上作证。那件案子同其他许多案件一样，暂时休庭，一直要等到我们的整个行动结束。艾迪·舍农和我同乘一架飞机，完全是为了互相保护。然后，我要到首都华盛顿，作述职情况汇报。几个星期我都没有回家的机会。在家待了几天以后，我又到了纽约，和美国律师一起，着手准备起诉的工作。
我不想对自己作深刻反省。在这一段期间，我根本没有时间思考自己的问题。我心情多少有些沮丧，因为我和孙尼·布拉克毕竟比较亲密。和他在一起有点像亲兄弟的味道。但是对于背叛他，我并不感到内疚，因为在我的思想深处，我始终保持着不同世界的隔阂。就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各人都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如果他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他会按照传统的方式把我干掉，不会就此同我谈什么话。他会设下圈套。在这种买卖中，谁会杀你，你心中是清楚的。或许他会叫勒菲蒂下手，或许会亲自动手。这是冷酷无情的现实。
孙尼干事很内行，不是那种华而不实的人。他并不到处拿架子，为人坦率公正。有些说不清的理由，我非常喜欢他。我并不老是想着这样的事实：我要送他进牢房，或者因为我，他会受到杀害。那属于公事公办。
我知道，勒菲蒂和孙尼都喜欢我，但表现方式不同。他们都会在一刹那间把我干掉。要干掉我倒不一定因为我是特工，很可能把我当成通风报信的知情者。我本来也可以输给墨拉，他们都可以奉命干掉我，轻而易举地就可以那么干。
我们双方的世界不同之处在于：我并不想杀害他们，只是想把他们关进牢房。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孙尼处在这种情况下会被他自己的人干掉。他们有谁遭到杀害，我并不想负有什么责任，那不是我的准则，是他们的准则决定要杀害他。我不用记下这些准则。写下这些准则的是他们的团体，而不是我们的社会。
因此，我心情不好受，但我并不耿耿于怀。我在工作中，无论是同孙尼或是其他人打交道，没有任何地方受这种感情的影响。这是我的纪律。有的工作人员在这方面有些麻烦。在从事隐蔽工作中的一个朋友准备出席法庭作证时，他说他不能正视被告的眼睛，因为他曾欺骗了他，从而感到有罪。我对他说：你只是执行你的任务。
在这样的工作中，你不能夹杂个人的感情。我搞隐蔽工作，并不是要同这些人亲亲热热，不能让自己受到那种感情的纠缠。就我而言，我的生活每天都在视平线上。
孙尼和尼基回到纽约后的第一天，勒菲蒂就试图在荷里得那里和我联系。第二天，特工见了孙尼·布拉克。
道格·冯茨、吉姆·基尼以及杰里·罗尔3位特工来到了影院俱乐部。
孙尼认识冯茨特工，这很重要。“直截了当”工作的特工有时找像孙尼这样的党徒，只是让他们知道；特工就在周围监视他们。要是他们制造麻烦或者搞情报活动，特工们可以采取措施。几个月以前，我和孙尼、勒菲蒂一起谈到使自己免受法律制裁的种种方法。他们认为：真正令他们担心的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孙尼说，有几个特工偶尔就停在影院俱乐部，他提到了冯茨：“这伙计不错，很文明，不胡扯乱说。他只是把自己的想法如实告诉我。”
因此，冯茨会是孙尼可以相信和信任的一个特工。他们3位特工把一张照片拿给孙尼看，那张照片是特意为这样的场合而拍摄的：照片上是我和这3位特工在一起的合影。他们问孙尼：“你认识这一位吗？他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我们正是要通知你。”他们并没有向他提出什么条件，因为那么做总是很含蓄；而直接要求什么对于像孙尼这样的人将会是一种侮辱。
孙尼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说话的口气也跟平常一样：“我不认识他，不过我要是碰到了他，我会明白：他是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
然后，我们通过窃听装置和知情人把所发生的情况一一追述出来。
正如预料的那样，孙尼在特工见过面以后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把自己同伙中的主要人员召集起来。勒菲蒂、布比和尼基都来到影院俱乐部会见孙尼。孙尼对他们说我不可能是联邦调查局特工，如果调查局抓到了我，那一定是绑架了我，甚至可能是要对我清洗头脑。
他们对这消息一直封锁了一个多星期，与此同时他们在寻找我。他们来到了第一流网球俱乐部，甚至还问了一些女招待员。勒菲蒂到了迈阿密，和玛鲁卡在这一带搜查，查遍了所有旅馆和娱乐场所。他们还从纽约派出两个伙计，到芝加哥、密尔沃克以及加利弗尼亚去看看可能查出什么线索。
10天以后，孙尼给桑多·特拉弗坎特打了电话，把特工的相见以及谈话内容告诉了他。孙尼并没有就此作出说明或解释。他还把消息报告了在牢房中的勒斯蒂·拉斯苔尼。接着他又告诉了保罗·卡斯特拉诺——甘比诺家族的老板，也是各个家族的共同老板。
党徒们就此事在纽约召开了几次会议，并就此带来的损失作出了估价。他们到处散发我的照片，把我和勒菲蒂或孙尼或其他人几年来在一起的照片散到各个家族的党徒中，叫他们密切注意我的行踪。
各家族的老板都在考虑采取什么措施。他们决定向任何人公开：凡能干掉我的人可以得到500，000美元的重赏。他们还有这样的意见：党徒里凡与我有牵连的都要干掉。很显然，有人会因此而倒下去，可是我们对此无能为力。在没有得到确切消息说某人要遭到暗杀之前，我们无权在大街上抓人，尽管这是为了保护被抓的人自己。我们没有得到任何要被杀害的人的具体名单。
除了我们隐蔽的特工以外，联邦调查局派遣特工小组走访能找到的所有黑手党家族的老板们，当面告诉他们：不要找那个特工了，他已经打败了你们，这事儿已经结束。如果他们要伤害我，司法部门将动员一切力量对付他们。我和联邦调查局是不会被吓倒的。
8月4日，即特工把我的情况告诉孙尼以后的第17天，各家族老板在新泽西召开了会议。孙尼出席了会议，这一点也不奇怪。他能选择的道路要么是变为知情告密者，要么潜逃，要么出席会议。他出席了会议以后就失踪了。
我们一旦发现孙尼失踪以后，我就对罗尔说：“如果你发现有人拿下鸽子笼，那末孙尼·布拉克的案子就可以了结了，因为他已经成了历史。”大约一个星期以后，就看到两个家伙在屋顶上取下了鸽子笼。
一个月以后，孙尼的女朋友朱迪给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打了电话，想找我谈话。我和她接触以后，她说：她为孙尼、也为自己感到担心，她很想和我在一起就此事谈一谈。我说可以。别的特工与她联系，并作了安排。
尽管是朱迪，我们还得当心，因为这也有可能是圈套。我们要有一个可以控制的局面，因此我们决定将会见安排在首都华盛顿。两名特工乘飞机把她带到国家机场附近的玛丽奥特饭店。
我们到了饭厅吃饭，别的特工坐在餐厅对面的一张桌子旁。
她说：她既害怕又担心，挂念孙尼。
我说：“朱迪，现在孙尼不回来的可能性很大，我的意见是你不要再和他们这一类的人打交道。他们并不是你真正的朋友。你过你的日子吧。”
“这些情况我现在已经明白，”她说，“不过我和孙尼的确有段美好的时光，我真的喜欢他。”
“我也喜欢他。”
她很悲伤，有点哭泣。“多尼，我一向以为，你和那一类人不一样，因为你的样子跟别人就是不同，你很机灵，你知道吗？我知道你决不仅仅是个盗贼。你对孙尼、对我都很友好。孙尼对你一向是没有歹意的呀。”
“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
她说：孙尼把特工和他谈话的情况告诉了她，他对他们所说的话不能相信，从我所干的事，我和他们一起的谈话以及我们在一起的感情，怎么说我也不可能是特工。“你知道他对我说些什么吗？他说：‘我真的喜欢那个小子。’他在知道你是特工以后，心都碎了。但是他说，那并不改变他对你的感情，因为你是那一类型的人。你干了你的工作，你干得对。”
“我一向喜欢孙尼，”我说，“我对孙尼的这种感情也不会改变的。”
“他告诉我，他去参加新泽西的会议，就说这么一句。我发现，他在动身参加会议前，把所有的珠宝、寓所的钥匙以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酒吧招待查利。他只带了汽车的钥匙。”
我说：“他知道自己不会再回来了。”
“是啊。可是我会不会有问题，你知道吗？”
“不会，我能肯定，你不会有问题。你用不着担心什么，谁也不会去和你过不去。你就只顾过你的日子，和那一帮人不要再有什么来往。”
谈话快结束时，她说她心里感到好受些，知道孙尼不会再回来。对我们的交谈觉得挺高兴。
“随时都可以找我，”我对她说。
我们估计，由于我的关系，孙尼、勒菲蒂和托尼·墨拉已成了最明显的暗杀目标。党徒要干掉墨拉，这是因为是他第一个把我带进了小意大利区，是我和第一个布拿诺家族成员在一起出没，还因为他们以为他是个告密者。我们的情报表明，他们以为：他在会谈中对我的斗争完全是一场戏，他和我实际上是联合在一起为联邦调查局干事，好让我更进一步深入到党徒内部。勒菲蒂和孙尼成了明显的目标，这是因为他们和我在一起共事。
但是，我们得到的消息，唯一要采取暗杀行动的对象是勒菲蒂。他是我们唯一能保护的对象，使他免遭他自己人的杀害。8月30日，星期天，正当勒菲蒂从寓所大楼出来的时候，特工抓住了他。
墨拉一直到1982年3月才被暗杀。在布拿诺家族顾问斯蒂夫·坎农所住的大楼外面，在摩尔大街的北面和西面的拐角停车场那里，人们发现墨拉的尸体躺在他的车上。有人对他头上开了4枪，当时他的口袋里有6，700美元。
1982年8月2日，我开始为美方对多米尼克·拿波尼塔诺等人起诉的诈骗案中作证。审案地点在南区联邦法院的318号房间。
1982年8月12日，斯塔藤岛的海港一带，靠近南大街的一条小溪里，人们发现了一只医院尸袋，里面装着一具严重腐烂了的尸体。本来尸体已埋在地下，最近的一场大雨把泥土冲走，尸袋露了出来。死者被枪打死，手被剁断——这表明是黑手党的谋杀行为，也特别表明死者损害了党徒的安全。
勒菲蒂、尼基·桑多拉、菲什·拉比托先生、布茨·托玛苏罗以及其他党徒判刑的前5天，即11月10日，经过牙科档案验证，那正是孙尼·布拉克的尸体。
我感到遗憾，因为那是孙尼的尸体；我又感到高兴，因为那毕竟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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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1981年，我脱离了隐蔽工作，当时并没有什么庆祝活动，没有什么“回老家”聚会，也没有恢复正常的家庭生活。实际上，由于死亡的威胁以及歹徒对我的谋杀计划，我的家庭在我脱离隐蔽工作以后担惊受怕的程度比我隐蔽工作期间还要严重。我立即着手准备许多案件审判工作，并且为这些审判作证，时间长达6年。
我虽然随时应召去法庭作证，但是在1986年我就退出了我服务过17年的联邦调查局，开始写这本书。我不属于联邦政府的证人保护法的保护范围，我和全家再次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除了涉及联邦调查局事务和写本书以外，我不使用皮斯托尼这个姓。和家庭在一起时，我用的是他们所用的姓名。除了法庭作证和家人在一起以外，我到任何地方干任何事，都用其他姓名。
到了48岁，我改了姓名，过着一种新的生活。除了亲密朋友和一些政府官员以外，谁也不会知道我作为乔·皮斯托尼和多尼·布拉斯柯所过的生活。
往后想一想，我会不会再一次干隐蔽工作呢？从职业上说，会的，在我的思想上对此没有任何疑虑；作为个人来说，情况就两样了。我失去了10年的正常家庭生活，我不知道这么做是否值得www奇Qisuu書com网。但是有一点我确信无疑；一旦我再干这样的工作，我还得认认真真地干好。
本书中部分主要人物的结局情况：
“鲍尔达塞尔·鲍尔多·阿迈托”：纽约，“皮扎饼联络一案”中罪犯，听候审判；
弗兰克·巴里斯特艾里：密尔沃克，罪犯，判刑13年；堪萨斯市，罪犯，判刑10年；
约的·巴里斯特艾里：密尔沃克，罪犯，判刑8年；
约瑟夫·巴里斯特艾里：密尔沃克，罪犯，判刑8年；
凯撒·帮万特：1984年被谋杀；
“斯特法诺·斯蒂夫·比夫·坎农”：1985年死亡；
“詹姆斯·福特·李·吉米·卡巴梭”：在本案中他没有受到指控；
鲍比·卡巴奇诺：失踪，据知情者报告，被暗杀；
“保罗·比格·保罗·卡斯特拉诺”：纽约，“家族委员会一案”中罪犯，1985年被谋杀；
萨尔瓦多·卡塔拉诺；纽约，“皮扎饼联络一案”中罪犯，判刑45年；
“约翰·布比·塞拉萨尼”：在纽约被宣告无罪；在坦帕服罪，判刑5年；
杰里·吉利：纽约，罪犯，受指控诈骗，1987年释放；
乔·吉利：在本案中没有受到指控；
“安托尼·托尼·答克斯·卡罗尔”：纽约，“家族委员会一案”中罪犯，判刑100年；
乔伊·达米科：纽约，服伪证罪，1987年；
阿尼艾罗·戴拉克罗斯：1985年死亡；
阿蒙德·戴拉克罗斯：纽约，罪犯，没有出席审判，逃亡者；
史蒂夫·迪沙弗：密尔沃克，罪犯，判刑8年；
约瑟夫·唐纳韦：佛罗里达，罪犯，1983年自杀；
“萨利·喷特格拉斯·多塔维尔”：纽约，罪犯，1987年；
“阿尔·阿尔·沃克·艾姆巴拉托”：本案中未受指控；
“詹姆斯·吉米·莱格斯·艾匹斯科比亚”：纽约，罪犯，1983年判刑5年；
卡明·甘兰特；纽约，1979年被杀；
“萨尔瓦多·萨利·弗努茨·法努吉亚”：在本案中没有受到指控；
“菲力普·腓利·鲁克·加科”：纽约，1981年自杀；
吉利·格里卡：布鲁克林，1980年被谋杀；
班尼·胡西克。坦帕，服罪，判刑3年；
“阿尔奉斯·孙尼·雷德·英德利卡托”：纽约，1981年被谋杀；
安托尼·布鲁诺·英德利卡托：纽约，“家族委员会一案”中罪犯，判刑45年；
“亨拿诺·杰里·朗·朗格拉”：纽约，“家族委员会一案”中罪犯，判刑100年；
约瑟夫·马西诺：纽约，罪犯，判刑10年；
尼古拉斯·马伦格罗：纽约，罪犯，判刑10年；
史蒂夫·玛鲁卡：关几期牢房，本案中没有被指控；
安托尼·墨拉：纽约，1982年被谋杀；
“多米尼克·孙尼·布拉克·拿波尼塔诺”：纽约，1981年被谋杀；
“查利·查利·摩斯·巴拿瑞拉”；近10年被判关在各地监狱，保释；
“阿尔奉斯·阿里·鲍伊·帕希科”：纽约，“家族委员会一案”中罪犯，判刑100年；
乔·普玛：1985年死亡；
“安托尼·菲什先生·拉比托”：纽约，罪犯，判刑8年；
“菲力普·勒斯蒂·拉斯苔尼”：纽约，罪犯，判刑12年；
“本杰明·勒菲蒂·甘斯·鲁吉埃诺”：密尔沃克、坦帕、纽约，罪犯，判刑20年；
迈克·沙贝拉：密尔沃克，宣告无罪；
“安托尼·法特·托尼·萨莱诺”：纽约，“家族委员会一案”中罪犯，判刑100年；
尼古拉斯·桑多拉：纽约，罪犯，判刑20年；
汤米·斯巴诺：1984年被谋杀；
“安托尼奥·布茨·托玛苏罗”：纽约，罪犯，在上诉过程中罪行推翻；
桑多·特拉弗坎特：佛罗里达，罪犯，1987年死亡；
“多米尼克·比格·特林·特林契拉”：纽约，1981年被谋杀；
米奇·扎法拉诺：1980年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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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1988年7月
约瑟夫·D·皮斯托尼
这本书以精装本问世以来，《时代》周刊、《人民》杂志以及《美国晨安》报等都派记者采访了我和妻子蓓基。在拉里·金和杰拉尔多·瑞伏拉主持的电视节目里，我们还和观众见了面。
这些新闻记者、摄制场观众以及打电话来的人们特别想知道我的破案工作对黑手党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年来的隐蔽工作对皮斯托尼家庭有什么影响；我还会不会再干那样的工作等等。
我的破案工作，使黑手党在接纳新成员的规章方面有了一些改变。党徒们在重整旧的规章制度的同时，还提出了在发展新成员时必须“刺刀见红”，或者说，他要亲手杀掉某个人以后才可以成为入盟党徒。因为特工混进来作为歹徒，他是决不会干谋杀的事的。
另外，提名发展成员一定要有两名黑手党党徒担保，这样，责任由原来一名老练党徒改为两名共同负责。他们要对新发展的成员有所熟悉，即使不是孩提时代就了解，至少也要相识15到20年。
与此同时，由于外界、特别是联邦调查局的压力越来越大，党徒的上层人士现在倒戈成了知情告密者人数越来越多，超过黑手党以往历史的任何时期。
由于以上情况，再加上我们审判的罪犯有一百多人，这很自然地使黑手党的领导集团发生了问题。这么多上层党徒失去领导作用，因此每个家族里以及家族之间普遍存在着不信任感，笼罩着疲惫情绪。我很高兴地说，党徒的领导集团，其问题正是在此。
黑手党的价值正在降低，我加速了这种降低的进程。
老一代的党徒，他们具有旧时代的价值观念。认为一个党徒无论干什么，你是为了你的同伙，一直干下去，最终是为了组织的利益。这些老党徒现在死的死，坐牢的坐牢。
还有，他们在哀叹：“我们的事业”到了年轻一代人手里正变成“我的事业”。
新的黑手党组织，其成员大部分是在美国生长的，他们过着舒服的生活，并不像老一代老练党徒那样有强烈的骨肉情和“家庭”的荣誉感。黑手党组织的美国化，再加上法律制裁和破案工作的双重打击，使黑手党的力量正受到分化瓦解。
还有一种情况使黑手党的力量逐渐削弱：在一个大型团体里，黑手党的亚文化群的特殊模式，使他们正面临毒品侵袭的问题。
黑手党组织贩卖麻醉毒品已有几十年的历史。大规模买卖活动的确只在某些家族的某些人中间进行，但是每个成员都试图干毒品交易，因为那是有利可图的事。在老一辈的党徒中却很少有人吸毒。
现在，尽管黑手党长期有着未成文的规定不许吸毒，可是年轻的党徒许多人吸毒，主要是可卡因。
想一想这样的情景：如果你用了可卡因，那你在生活中每次吸的量决不是一克或两克，一旦你上了瘾，那你就会成为盗贼，尽管可能是个很蹩脚的盗贼，来维持你的习性。再想一想买进卖出的情景吧。你掌握了大量的毒品，你自己已经以盗贼为生。一个黑手党可卡因吸毒成瘾的人，最终完全有可能把别人卷进这个圈子，从事这样的交易，而导致亡命。如果你的寿命长，你会使自己疯狂的。
内幕就是这样。“我这一代”的黑手党党徒们就像一群孩子待在可卡因店铺里，抢可卡因糖果吃。
我出现在电视访谈节目的时候，99％的观众似乎非常赞成联邦调查局的做法，有人甚至说我是美国的英雄。对我来说，我很难想象自己是个英雄——那仅仅是工作任务，奇*shu$网收集整理我完成了任务。
人们还想知道；由于我是美国籍的意大利人，我是否感到清除黑手党是我的使命。
我执行破案任务并不是代表正直的美籍意大利人，我不是个异族的警察。黑手党对于我个人来说的确没有什么关系。我会接受任何隐蔽工作，完成联邦调查局所反对的任何组织。
对于工作的结果，我还是感到自豪的。
许多美籍意大利人对我说，他们为我感到自豪，因为我有勇气执行了这样的任务，同时，我向全民族表明了；并不是所有意大利人都支持黑手党。
有些人甚至还说：他们根本就不曾认识到黑手党是可以战胜的。许多人以为：像黑手党这样的组织，连法律手段对它都显得无可奈何。他们感到高兴的是；我们的政府进行了干预，这是大快人心的事，所谓黑手党的神秘破了产。
现在人们认识到：黑手党并不是不可战胜的。
人们还能清楚地看到：黑手党不仅蹂躏其他人，同样也对意大利人下手。
至少我认为：我帮助人们消除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想象。像《教父》那一类的电影里所表现的黑手党的形象与现实生活中黑手党的形象并不相象。在实际生活中，黑手党过的是重复不止的老一套日子。他们的谈话已麻木不仁：“今天我们要出门偷些什么？我们打算怎么偷到手啊？”
另一方面，有人还问了这样的问题。“对于别的意大利人，你怎么能这样干呢？”
我倒并不那么看问题。我搜查过一伙人，他们都是在搞一些非法活动。
看问题要有一个恰当的角度，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要用异族的观点去看待他人。破案工作取得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明白，无论我干的是什么工作，我并不是要把属于黑手党或接近黑手党的人改造过来；无论我是否在那儿，我所接近的人都会撒谎、偷盗、欺骗和搞暗杀。我的目的是为以后的起诉搜集证据。我不是在搞社会工作。
在破案工作中，联邦调查局还作出了决定给勒菲蒂钱。有一些人对此提出了疑问。隐蔽特工坎特和罗西给了勒菲蒂大约40，000美元，因为他们都被当作“容易受骗上当的人”。他们给他钱，是因为他作为一名老练党徒为他们服务，在别的家族企图干涉他们的活动时，他们能得到布拿诺家族的确切保护。
这笔投资完全值得，这有许多理由。给了勒菲蒂钱，坎特和罗西就可以使他确信：他们愿意与他在一起干，他相信他们是歹徒。
联邦调查局因此而获得了所有党徒家族的极有价值的情报；我们甚至成了纽约、密尔沃克和坦帕的三个家族的“合作伙伴”。这些情报在法庭上都成了证据。
断断续续给勒菲蒂一些钱，我们的破案工作比常规情况要少花许多时间，或许要少花好几年。而那种常规工作还不一定能获得起诉的罪证。
在黑手党里生活了6年，并没有改变我做人的价值。如果问到我的家庭，那倒是破案工作不能算是理想的成功的原因之一。
那么长的隐蔽工作，也完全没有改变我外表上的举止言谈。摆脱在破案工作期间所表现的一些习俗或举止，对我来说没有任何问题。
我还保留了一些老练党徒的架子。
老练党徒不用事先保留位置。他们大摇大摆地进了某个饭店，只报了一下名字。店主人总是说：“抱歉，我们没有那个人的位置。”老练党徒虎视眈眈地说：“没有位置，什么意思？”主人立刻就把桌位安排好。
我曾以“公民”的身份干过几回那样的事。我从眼角上看到蓓基在一旁直摇头……但是我都干成功了。
有许多人在公开场合下遇到矛盾就后退。但是，在老练党徒的世界里，没有后退可言，对于招待员、售货员或其他人都不会后退。他们对自己不会说“算了吧”，而是勃然动怒。这并不是欺负别人，至少不是有意动武。
可是我弟弟见我那么干，他会说：“乔，你又不是和老练党徒一道。”我的回答是：“当你觉得自己所干的事是正确的，为什么要惧怕别人？”
在我打交道的所有党徒中，人们问得最多的是关于勒菲蒂·甘斯·鲁吉埃诺。
勒菲蒂出狱以后，他会不会要干掉我呢？他的保释期到1992年生效。
我认为会这样。我还知道，黑手党也会想干掉他，因为是他把我作为伙伴带进了黑手党。
像勒菲蒂这样的党徒，毫无疑问属于旧派范畴。他知道自己犯了错误，知道黑手党已经有了要干掉他的协议。但是，他并没有变节。他比年轻一代的党徒大多数人更具有适应能力。他有强烈的荣誉感，尽管他完全有可能被自己同伙干掉，他仍然保持那种荣誉感。他坚决拒绝与联邦政府合作，不肯为了减轻判刑而受到联邦政府证人保护法的保护。
联邦调查局逮捕了勒菲蒂，首先就保护他，在他受审、坐牢期间继续对他保护；可是他发誓要干掉我，而我却不能受到联邦政府的保护，这自然很有讽刺意味。不过，事情就是这个理，我还得靠自己。
勒菲蒂如果能活到出狱的时候，如果他要想干掉我……我不会为此而担惊受怕。无论是他出于报复的动机，或者是别的党徒为了干掉我而得到那500，000美元的悬赏，我都会作好准备。我身上随时都带着0.38口径的手枪，想赢我的人非出类拔萃不可。
我所接触到的黑手党成员或与黑手党接近的人中，我比他们任何人都强，我有这种感受。我是好人——我没有干什么坏事，我只是执行我的任务。
我采取了正常的预防措施，每天正常地生活，尽量不去想他们对我的暗杀协议。
我说尽量不去想，可有时候也想到那样的事。但是我没有因此而做噩梦。
黑手党并不是世上第一个组织相信这样的事实，即任何事物都不能和坏了名声相比。当这本书以精装形式问世以后，外面传来的消息说：大部分老练党徒都看了这本书。知情者向联邦调查局特工报告说：除了勒菲蒂以外，党徒们都喜爱看这本书。不过，他们还说：我本不该写这样的书。除此以外，他们没有更进一步的反应。党徒们毕竟没有水平做读书评论。
他们看了此书有什么感受，我们没有得到更多的情况，这些毕露无遗的评论大量揭露了黑手党社会。那些评论使我想到了勒菲蒂说过的话。他当时教育我一个老练党徒应该如何言谈举止。他说：当了老练党徒的伟大之处就是可以撒谎、偷盗、欺骗以及杀人，而且这一切都是合法的行为。
我所接触到的党徒都认为自己的行为合法，他们从来不以为自己在犯罪，不承认自己是歹徒。他们来自亚文化群地方，那里的犯罪是允许的，正常的，甚至还很“光荣”。我在书中暴露了他们真实的情况，老练党徒显然为此而高兴。
第二种反应是，我不该写这本书，这可能表明：他们仍然以为“多尼·布拉斯柯”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在他们看来，我背叛了他们。这种看法倒符合情理。党徒们认为，同政府合作在道义上应受到谴责，那是一种“犯罪”。如果一个老练党徒背离了黑手党的价值体系，他不仅玷污了自己，也玷污了他的罪恶的家族。这个家族在街坊邻里中、在商业团体中都失去了尊严。
当然，勒菲蒂看了这本书所作出的反应又当别论，因为这本书公开告诉了党徒：他已经列入了被谋杀的名单之中。
1986年9月，我就脱离了联邦调查局。在写本书期间，我还在反对黑手党的案件中为政府作证。我希望要我作证的日子尽快结束，好使我结束过去，走向未来。
我计划写另外一本书，把我的经历搬上银幕。也许我这本书还会再次成为畅销书，甚至获得电影艺术科学院颁发的年奖。但是，我家里没有任何人会大吹大擂。
这里我指的并不仅仅是我自己这个家，还包括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包括蓓基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以及其他一些亲属。
我的隐蔽生涯改变了我和他们所有人的关系，我干些什么同他们怎么也说不清。
他们知道我干隐蔽工作，但为我担心，因为不知道我在什么时候、会不会因为需要而对他们讳莫如深，会不会因为某种原因而改变了我的人品。有些隐蔽工作者确实发生了那样的情况。在那些日子里，我无法使他们思想上安宁。
在黑手党家族委员会和皮扎饼联络一案的审判过程中，我们双方家庭的生活比我在隐蔽工作期间更加糟糕。我在法庭上作证，我的姓名和身份都公开了，我每天24小时都有人保护。蓓基和女儿们都更换了姓名住到了远远的地方。但是，我的家以及蓓基的家里个个都处在担惊受怕之中。我的岳父早上不敢开车出门。打电话时，家里人个个都不敢提到我的名字，生怕电话线上有窃听装置。不久，危险的气氛似乎笼罩在各个地方。几年前，我弟媳和我弟弟在纽约开了一家饭馆。未想到有个在那儿吃饭的人和党徒有联系。等我的情况在报上公布以后，那人对黑手党的一个头头说，他有办法找到我。
对于蓓基、女儿们以及我自己，我与黑手党的整个经历永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我的大女儿至今没有看这本书。她说：她不想再次重温我隐蔽工作的那些往事。
今天，我和蓓基及女儿们外出时，用的都是不同的姓名。有时候还绕道旅行，分开乘坐飞机。
我们遇到人时，还得编造一下过去的历史。对于联邦调查局，我和蓓基还是有点自豪感，可是现在我不能说我是个调查局的特工。
6年的生涯……蓓基说，如果再有这样的事，她就要另找出路，因为6年没有丈夫这太过分了。
我对此无话可说。
还有6年，我在重大审案过程中都作为主要证人出庭。我的家庭与黑手党的牵连已达12年之多。
我和代表政府审案的律师们在一起待的时间，和我同党徒打交道的时间实际上同样多。
至于在我写作中，我们这12年已经搬了6次家，今后搬家的次数还会更多。
我还会干隐蔽工作吗？我先前已经说过，从职业上说，我会。从个人上说……
可以这么说吧。如果我和勒菲蒂再次相会，我知道我不会谈什么；我也知道，他也没有那种机灵说些讥讽话。但是我想象中会有这样的最后一次对话：
“勒菲蒂，我为自己所干的事而自豪。如果要我再干，好啊，我就干，”我会这样同他说。“我揭露了黑手党，我们抓获了100多名罪犯……”
“好啊，是好，你真不错，揭露了我们。”勒菲蒂会这样回答，“既然你干了好事，揭露了我们，那你和你的家庭今生今世还为什么要过着隐蔽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