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在这些年里对形式主义的骚动兴趣盎然，而形式主义的活跃还不只表现在音乐和民间故事分析方面。在1953—1956年间，福柯还是莫里斯·布朗肖的忠实读者。布朗肖是一位评论家，每个月都在《新法兰西评论》（Nouvelle revue Franaise）上发表书评。他像巴拉凯和福柯一样，对艺术品形式的同一性和迷恋死亡问题的艺术家的苦恼之间的关系极为关注。
在50年代，莫里斯·布朗肖是法国最有名的隐身人之一。这个孜孜不倦的评论家在他自己国家里的地位，堪与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在美国的地位相媲美。布朗肖从不和他的读者群直接接触。像塞林格（J. D. Salinger）一样，他制造了一种神秘气氛，并维持了一种崇拜，由此又造成了一种匿名的时尚。他不允许流传他的任何照片，从不公开演讲或宣读他的文章，也从不接受采访，但他还是养成了一个“采访”他自己的习惯。
福柯感到布朗肖的神秘气氛简直太诱人了。多年后，他向一个朋友坦白说：“那时候，我做梦都想当布朗肖。”他潜心学习布朗肖的批评理论，也研究他的修辞法，在自己的《雷蒙·鲁塞尔》（Raymond Roussel）一书中和《知识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的结尾部分都使用了“采访”自己的手法。出于对这位无面孔作者的一种感人的敬意，他甚至拒绝了一次同布朗肖共进晚餐的邀请。他对达尼埃尔·德费尔说，他已认识了文章，就没有必要认识作者了。
文学研究者们则不如他那么虔诚。他们不顾布朗肖自我淹没的种种努力，想方设法地拼凑了一幅大致的肖像。布朗肖是萨特的同辈人，承认自己出生于1907年。他也坦白了这一事实，即他是透过和伊曼纽尔·勒维纳斯（Emanuel Levinas，一位立陶宛籍犹太移民，后成为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最早的法国研究者之一）的友谊，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于1927年问世后不久便发现了这本书的。
像海德格尔一样，布朗肖也在这些年里为《西方的没落》而感到震惊。在30年代，他支持过法国最大的法西斯政党——法兰西行动，并在右翼报纸《战斗报》（Combat）上发表文章，大骂法国政治精英的懦弱无能。
德国对法国的入侵改变了这一切。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布朗肖参加了抵抗运动。这一经历使他学乖了。战争结束后他便放弃了行动主义，而像写“关于人道主义的信札”的海德格尔一样，采取了“一种消极得不能再消极的态度”。
在战后的10年里，布朗肖用通俗但又适当地有点含糊性的法文，译介了海德格尔的许多最神秘和最富于个性的思想——即海氏对于死亡和“虚无”、对于“隐姓埋名”和“无思想”等问题的关切。他还在一系列风格越来越严肃、情节越来越少的“故事”中探访了这些思想，这些故事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后来阿兰·罗伯—格里耶等人的“新小说”的兴起。一位恼怒的美国书评家曾这样评论布朗肖的小说，说它的文体“既优雅得体又能把人气疯”，如同“一道神秘兮兮的瀑布直泻而下，其间闪烁着夸张的情感，并夹杂着一些哥特式的华而不实的东西”。
“极难找到一种能忠实描述这一思想的语言，”福柯在他于1966年发表的一篇论布朗肖作品的文章中承认。当一个像布朗肖（或海德格尔，就这一点来说）那样的作家将语言使用到极致的时候，——福柯写道，“这语言所发现的，已不是一种与它相抵触的确信，而是那种要把它淹没的虚空。”但福柯仍然觉得，透过写作来与这种虚空对抗，是作者的真正工作，即使这工作令人难以捉摸。他断言（与布朗肖和海德格尔的看法一致），只有这种对抗，才能使作者放开手脚，“另起炉灶，重新开始——而这个新的开端就是一种纯粹的本源，因为它仅有的原则就是它自己和虚空”。
按布朗肖的看法，每一件真正有力量的艺术品，都是形式与混乱的一种独特的复合物：“作品是这样一种纯粹的循环，那里存在着一种要求作家写作的压力，而正当作家写作的时候，他便危险地暴露在这种压力面前，但他同时也在对抗这种压力，进行自我保护。”像安德烈·布勒东和超现实主义者们一样，布朗肖把为谵妄、梦幻和可怕失控的美所扭曲的作品看作是一种特殊智慧的传达。他曾宣称，梦相当于一种“危险的信号”，一种关于“他者”，一个“还是某个别人的相似者的预兆”。透过探索无意识和无思想，作者发现的是“他自己的一部分，以及比这更进一步的他的真实，他的孤独的真实”，这个真实在“一种沉闷的静止状态中”盘旋翻飞，而那种静止状态“他既无法摆脱，又不能在近旁停伫”，因为重复和复发（repetitions and recurrences）乃是关于“死亡本身”的迷魂曲（正如弗洛伊德在他关于死亡的分析中所猜测的那样——布朗肖特别提到这一点）。
这样，作家在布朗肖心目中成了一个和爱伦·威斯特莫名奇妙地相似的人物：这个人情不自禁地被死亡迷住了，“被这样一场严峻考验吸引住了，——在那场考验中，一切都受到了威胁，都被卷入了一次重大冒险行动，这种冒险使存有危若累卵，使虚无悄然逝去，连求死的权利和力量都被押作了赌注”。
然而，如若从这场严峻的考验中产生的作品是成功的，则作者将不仅会幸存下来，他还将（正如海德格尔所许诺的）经历一种奇迹般的向善的提升：“透过一种莫名其妙的花招，透过某种精神错乱或只是透过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坚忍气概”，作者会发现他自己“突然到了圈子里边”，折回到自己身上，虚空现在已为作品所包容，“已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他感到自己不再受羁于虚空，作品也为他摆脱它的结束出了一份力”。
借助某些形式，一个作品完成这种魔术般的转变（因而也是“拯救”）其作者的业绩。这些形式恰如各个真正有创造力的个人的创造才能，是千变万化、多种多样的。在鉴别力方面，布朗肖是现代主义的权威。在40年代和50年代，他为诗人波德莱尔、兰波、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里尔克（Rainer Marin Rilke）、勒内·夏尔和长短篇小说家卡夫卡、贝克特、博尔赫斯和罗伯—格里耶等人写过深刻的评论文章。在这个时期，他是法国惟一的一位像福柯一样认真研究过萨德侯爵的著名评论家。而且他是现代哲学的热心读者，除了海德格尔，他还崇拜尼采和法国的尼采派先驱巴塔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