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AS,第38页;英译,第17页。
②《尼采·谱系学·历史》(Nietzsche,la généalogy,lhistoire),载《伊波利特纪念文集》(Hommage à Jaen Hyppolite),Paris,1971,第145—146页;英译载LCP,第140页。尼采:《快乐科学》,W.Kaufmann英译,New York,1974,第81—82页(§7)。MC,第224页;英译,第211页。
③《第二次会谈:关于写历史的方法》(Deusiéme Entretien:sur les facons décrire lhistoire)谈话,1967,重印于雷蒙·贝鲁尔(Raymond Bellour);《别人的书》(Les livres des autres),Paris,1971,第201—202页;英译载FLI,第25—26页。NC,第xii页;英译,第xvi页。贝鲁尔在1990年3月30日和我谈话时回忆说,他1967年和福柯交谈时,就感到了那个恶梦的故事意义非同小可——就是说,福讲这个故事,是在用他自己的观点,刻意提示他的工作中所蕴含的某种难解的和重要的东西。
④NC,第xiii页;《在寓言的后现》(LArrièrefable),载《拱门》(LArc),第29期,1966,第11页;英译:Behind the Fable,译者Pierre A.Walker,载《批评文集》(Critical Texts),第V卷,第2期(1988),第4页。
⑤MC,第13、16页;英译,第xxi、xxiv页。
⑥德勒兹(Gilles Deleuze):《福柯传》(Foucault)(Paris,1986),第22页;英译,Sean Hand,(Minneapolis,1988),第13页。
⑦关于福柯这个时期作为一种“游戏”的工作,主要可参见他最后一次谈话:“道义的回归”(Le retour de la morale),载《新闻周报》(Les Nouvelles),第2937期,1984年6月28日—7月5日,第37页。关于公众对《事物的秩序》的反应,见米歇尔·德· 塞尔托:“语言的黑日:福柯”(The Black Sun of Language:Foucault),载《反常现象研究》(Heterologies),译者Brian Massumi,Minneapohs,1986,第171页。
⑧见艾里邦:《福柯传》(Paris,1989年),第164页;英译,Betsy Wing,(Cambridge ,Mass.),1991,第138页。艾里邦的这部传记记载了福柯这个时期生活的大量细节。
⑨见同上书,第158、164页;英译,第138、133页。关于和利科等人的电视讨论,见“哲学和真实”(Philosophie et Vérité),载《广播电视党校教学资料》(Dossiers pédagogiques de la radiotélévision scolaire),1965年3月27日电视节目的记录稿。
⑩见艾里邦:《福柯传》,第170—176页;英译,第144—150页。
布尔丹(G.S.Bourdain):“罗伯—格里耶论小说和电影”,(谈话),《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89年4月17日,第13页。
关于罗伯—格里耶,见布鲁斯·莫里塞特(Broce Morrissette):《罗伯—格里耶传》,(Paris,1963)。
罗伯—格里耶:《为了新小说》英译,Richard Howard,(New York,1965),第29、44—45页。
同上书,第138页。
罗伯—格里耶:《镜中的幽灵》(Ghosts in the Mirror)英译,Jo Levy,(New York,1991),第5、27、98—102页。关于罗伯—格里耶要抽去小说的本质,见罗兰·巴尔特:《评论文集》(Essais critiques),(Paris,1964),第39页;英译Critical Essays,译者Richard Howard,(New York,1972),第23页。
罗伯—格里耶:《镜中的幽灵》,第10、21、29页;《为了新小说》,第24页。
“距离、外貌、起源”(Distance,aspect,origine),载《批判》,第198期,1963年11月,第931页。
巴尔特:《评论文集》,第107页;英译,第98页。就在这短文(发表于1959年《泰尔盖尔》创刊前不久)里,巴尔特自己同超现实主义建立了联系。关于《泰尔盖尔》的简史,参见苏里曼(S.R.Sulieman):“1960:原原本本”(1960:As Is),载丹尼斯·霍利尔(Danis Hollier)编:《新编法国文学史》(A New History of French Literature)(Cambridge,Mass.,1989),第1011—1018页。
伊丽莎白·卢迪内斯科(Elisabeth Roudinesco):《拉康及其同仁》(Jacques Lacan & Co.),Jeffrey Mehlman英译,(Chicago,1990),第528页。尽管其关注中心是精神分析学,卢迪内斯科此书是迄今最生动的一本有法国60年代理论爆炸的专著。关于《泰尔盖尔》对萨德的看法,见巴特尔:《萨德/傅立叶/罗约拉》(Sade/Fourrier/Loyola),Richard Miller英译,(New York,1976),第36、170页。关于《泰尔盖尔》对福柯的看法,见朱利亚·克利斯特娃(Julia Kristeva)的影射小说《武士》(les Samourais)(Paris,1990),尤其是第186页——书中的“舍尔内”(Sherner)即福柯。
“关于小说的辩论(主持人福柯)”(Débat sur le roman,dirigé par Michel Foucault),载《泰尔盖尔》,第17期,1964年春季号,第12页。
见同上书,第13页。
同上。
“距离、外貌、起源”(1963),参见注释前文,第940页(黑体字是笔者强调的)。关于福柯的文学研究法,雷蒙·贝鲁尔作过一次鞭辟入里的分析——见“走向虚构”(Vers la fiction),载MFP,第172—181页。参见“让·伊波利特(1901—1968)”一文关于“哲学思想”的神秘描述,此文载《形而上学道德评论》(Revue de métaphisique et de morale),第74卷第2期,1969年4—6月,第131页:“这个时刻转瞬即逝,极难把握,其间哲学论述作出决定,摆脱沉默,离开以往的那种类似非哲学的状态。”实际上,可以表述这种“哲学思想”特有“离开”的语言,惟有“虚构”。
参见德尼·奥利埃:“上帝说:‘我死了’”。载MFP,第150—165页。
NC,第v页;英译,第ix页。RR,第190页;英译,第150页。
NC,第1、133、128、139、139、199、175页;英译,第3、131、127、136、137、195、170页。初版中,福柯说的“句法的重组”[NC(1963),第197页],在1972年修订版(清除了“结构主义的”用语)中被改为“认识论的重组”。福柯在这里,像在《疯癫与文明》中一样,玩弄着法文“Mal”一词的模糊性。
NC,第200、175页;英译,第196、170页。关于福柯对死亡的迷恋,除福柯自己的研究外,还可参见约翰·艾希伯里(John Ashbery):〈论雷蒙·鲁塞尔〉,重印于RR,英译,第xix页。关于鲁塞尔的毒瘾和疯症,也可参见安德鲁(Wayne Andrews):《超现实主义运动》(The Surrealist Parade)(New York,1990),第124—125页。(一个有趣的巧合:鲁塞尔在自杀之前的那段时间里,曾打算去咨询一位著名的专家——瑞士精神病学家路德维希·宾斯万格!)
RR,第209页;英译,第166页。参见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G.M.Anscombe英译,(Oxford,1958),I,§23。福柯在AS中明确提到维特根斯坦,见第36页。在1966年5月16日发表于《文学半月刊》第5期中,也是如此,见第14页。参见保罗·韦纳:“最后的福柯及其精神状态”(Le Dernier Foucault et sa morale),载《批判》1986年8—9月,第940页注1。1974年福柯在巴西讲学时,也曾公开声称他的“语言即游戏”概念来自一些“英美哲学家”(姓名不详)——见“真理与法律形式”(La Verite et les Formes Juridiques),1974年赴巴西讲学记录(我译自一个未发表的法文手抄本,第6页)。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把《维特根斯坦论文集》译成法文的是福柯的朋友柯罗索斯基(Pierre Klossowski)。另一方面,柏克莱哲学教授、维特根斯坦研究专家汉斯·斯卢加(Hans Sluga)也是福柯的朋友。他在1989年9月28日的谈话中告诉我们,福柯在和他聊天时曾承认,他从未仔细读过维特根斯坦的作品,但他极想多了解一些。
艾希伯里:“论鲁塞尔”,载RR,英译,第xxiv—xv页。亦可参见安德鲁:《超现实主义运动》,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