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过得怎么样
〔美〕索尔·贝娄 著
郭建中等 译
内容简介：
《今天过得怎么样》收录索尔·贝娄3个中短篇小说，分别为《堂表亲戚们》《泽特兰：人格见证》和《今天过得怎么样》。索尔·贝娄的短篇小说视野宽广，将雷霆万钧的洞察化为洋洋洒洒驯服有力的词锋，不仅开创了描写自我意识和异化社会、反映自我和现实矛盾的主题，还在叙事艺术上创立了一种独特的“贝娄风格”，即一种将戏剧性自嘲和严肃思考相结合的风格。
在表现手法上，索尔·贝娄善于博采众长，开拓创新，既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又运用了现代主义的手法，擅长把内心活动和外在世界、把现实描绘和历史回忆巧妙地交织在一起，使我们得以同时看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他置身的现实世界。贝娄作品的语言既庄重、严肃，又诙谐、风趣，同时也有许多冷峻、睿智的思考，着重通过对生活的感受、启示和领悟来引起读者的共鸣。
目 录
堂表亲戚们
泽特兰：人格见证
今天过得怎么样
编后记
堂表亲戚们
就在坦基·梅茨格即将被判刑前，我在被人诱逼和扭住手臂的情况下给联邦法院艾勒法官写了一封信，原因是他家人对他的案子牵肠挂肚。我与坦基是表兄弟，他姐姐尤妮斯·卡尔格得知我熟悉艾勒，逼我出面求情。我与艾勒多年前就相识。当时他是法律专业的学生，我在七频道主持一个电视节目，辩论法律方面的疑难问题。后来，我主持了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宴会，我与艾勒身穿宴会服，相互握手微笑的照片随后出现在几家报纸上。
当坦基的上诉被驳回（本该如此），尤妮斯给我打了电话。她开口就热情洋溢地大叫一声，惊得我浑身颤抖。她在平静之后说，我必须施加我的影响，“很多人说你跟法官是朋友。”
“法官不是那样……”我制止道，“有些法官可能是，可是艾勒不是。”
尤妮斯逼得更紧，“求求你，艾扎，别把我推开。坦基会被判高达十五年的刑。我说不清整个的情况。至于说他的同伙，我是说……”我完全明白她想说什么。她在说他那群罪犯同伙。坦基如果不想让他们密令动手了结他，必须保持沉默。
我说：“我多少明白了。”
“你不同情他？”
“那怎么可能？”
“你与大伙儿生活得不同，艾扎，可是我常常说，你非常爱梅茨格家的人。”
“说得对。”
“而且过去的日子里，你很爱我们的爸爸和妈妈。”
“我永远忘不了他们。”
她又失去控制。她为何抽泣得如此厉害，任何专家，甚至明察秋毫的专家都难说出所以然。她不是因为脆弱，这个我敢肯定。尤妮斯不是易碎的碗碟。她像她已故的母亲，坚强、不屈，有毅力。她可敬的母亲直率、头脑简单，很原始。
说“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是个错误，因为尤妮斯把自己看作她母亲的代表，她如此哭泣，部分是代沙娜哭。我宁静的办公室电话里从没有传出过这样的声音。儿子是重罪犯，对沙娜是奇耻大辱。老太太如何承受得了这样的伤害！这个仍不承认母亲已去世的尤妮斯，只知道自己痛哭，而这原本应由她母亲承受。
“别忘了我妈妈特别宠你，艾扎。她说你是天才。”
“她是这么说过。家里人的看法而已，世人没这么看。”
尤妮斯为拉斐尔（坦基的真名）求情，可坦基并不把他的姐姐放在眼里。
“你们——你们两人——保持联系吗？”
“他不回信，也一直不回电话。艾扎！我要他明白，我很关心他！”
回首往事，我心情激动，神采飞扬，但闻听此言，顿感情绪低沉，无精打采。尤妮斯为什么会这样说话，真让人难以接受。如今的超级市场及借贷公司的墙上都有“我们很关心您”这样的话。也许是因为她母亲不懂英语，也许也因为尤妮斯孩童时说话结巴，而现在流利了，能像最出色的美国人那样说话了，便很得意。
我不能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别给我胡扯”。相反，我不得不安慰她，她有心脏病——夹心蛋糕般脆弱的心脏病。我说：“你放心，他知道你的感情。”
虽然他是个恶棍。
不，我不能一口咬定表弟拉斐尔（坦基）真是恶棍。是她姐姐的喋喋不休逼得我（弄得我快疯了）夸大其词。他与恶棍来往，但市政委员会委员、市政官员、新闻记者、大型建筑公司，以及为慈善机构募捐的人都与恶棍来往——恶棍出手慷慨，而这些恶棍并不是恶贯满盈的。我可以指出更大的恶棍。如果我是但丁，就会详尽地把一切都写出来。
我问尤妮斯为何找我（不用多聪明就能看出，是坦基让她找的）。她说：“你是名人。”
她指的是多年前的事。当时我独创了一个“著名审判”的电视节目，并担任节目主持人。我当时处于完全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以全班优等生的成绩从法学院毕业。几家主要的律师事务所都邀请我，并给我好的职位，可被我一一拒绝。我觉得自己精力旺盛，充满活力（精力过剩），不能保证在市中心这些声名卓著的事务所里行为不出格。于是，我突发奇想，编了一个电视节目，名叫《法律之庭》，由来自芝加哥、西北、德保尔或约翰·马歇尔的优秀学生，重新审理法律编年史里重大的、臭名昭著的案子。我们挑选学生时侧重于他们的机智，而非学府的知名度。最残忍的辩论者是几位夜校学生。律师显然有机会施展各种能耐，如狡辩、招摇撞骗、厚颜无耻、出其不意、自我陶醉等等。我的作用是挑选娱乐型的参加者（辩护方与原告及其律师）并把他们介绍给观众、掌握进程——定好基调。选案例时，得到了我妻子的帮助（我当时的妻子也是个律师）。她对涉及民权的刑事诉讼案兴趣颇浓。我偏爱个性奇特、性格神秘、解释模棱两可的案件，这种案例可看性不强，可事实证明我拥有导演这些舞台剧的诀窍。节目前，我一向在瓦巴希大街弗里策尔酒店为参加人员设一顿晚宴。自己吃的是老一套——一块大排，半生不熟，倒上一小杯罗克福尔(1)色拉调味酱。甜点是圣代冰淇淋，一边吃圣代，一边吞巧克力，其中夹着不少烟灰。我不是炫耀自己。早年的这种热情和鲁莽后来得到克制，现在已荡然无存，否则我有可能变成“小丑”，用《剧艺报周刊》的话说，一个“滑稽角色”。我很快看到，那些由我引导辩论的聪明的年轻人（主要是那些将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的活跃分子，他们早已在寻找顾客，迫切希望扩大自己的影响）对我的古怪行为特别欣赏。弗里策尔酒店的晚宴使他们大为放松。在节目过程中，我引导、刺激、放任他们你争我斗，并驾驭他们。结束时，我妻子塞贝尔(2)（我妻子叫伊莎贝尔，因她肤色较深，我就叫她塞贝尔）大声宣读陪审团的裁决和法庭的判决。参加辩论的许多人后来成了大律师，成了显贵。塞贝尔与我离婚后，先后嫁了其中的两个人。她最终在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获得了成功，成了名人。
艾勒法官当时是个年轻律师，曾不止一次应邀参加我们的节目。
因此，三十年后，在我亲戚们的心目中，我还是《法律之庭》的主持人和明星，还是媒界的名人。有些东西魔力无穷，永不衰竭。我仿佛是德国的哪个傻瓜或笨蛋，赚了大笔的钱。我现在知道，在尤妮斯心里，我不仅是一个媒体名人，而且是个神秘人物。“离开芝加哥的几年里，你不是在为中央情报局干吗，艾扎？”
“没有。我在加利福尼亚待了五年，在兰德公司工作，一个搞特殊研究的智囊团。我在那里搞研究，写报告，进行分析。我这里所供职的这家私人集团公司，为银行做着类似的研究工作……”
我想消除神秘——驱散艾扎·布罗德斯基的神话，但像“研究”及“分析”这样的字眼，在她听来犹如从事间谍工作。
几年前，尤妮斯做了一次大手术，出院时她对我说，偌大个世界她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说她丈夫厄尔“感情上不可依靠”（她想说的是他很小气）。她的两个女儿都已离家。一个在和平队(3)，另一个即将从医学院毕业，忙得没工夫看她。我请尤妮斯外出吃饭之前，先在湖滨路我的公寓里喝点酒。她说：“这么多阴森森的老房间，黑乎乎的旧画，一条条叠起来的东方地毯，还有外文书……而只有一个人生活（意思是说，我不必为八元钱的一张煤气账单与配偶吵个天翻地覆），你一定有女友吧——女性朋友？”
她在影射“男人问题”。我生活在这个阴沉、奢华的公寓里，难道它掩盖了我变得怪诞的事实？
不，那也没有。（对尤妮斯来说）只是一个人而已，没有新奇的地方，没什么新奇的。
但是，回到我们的电话谈话，我终于从尤妮斯的嘴里听出，是坦基的律师建议她给我打电话的。她说：“坦基今晚从亚特兰大城飞回来，”——赌博——“想明天吃晚饭时见你。”
“行，说我在门罗街‘意大利村’饭店见他，晚上七点，楼上私人小包房。让他问领班找我。”
坦基1946年退役后，我还没与他真正聊过，而那时交谈还是可能的。约十年前，我们有一次在奥黑尔邂逅。当时我要上飞机，他将乘下一班班机。他当时是联合会的实权人物（这与我近来从报纸上得知的一致）。他在人群中看到我，将我介绍给他同伴。“我给你介绍一下，我著名的表兄，艾扎·布罗德斯基。”他说。与此同时，我脑中出现一个奇怪景象：在悬浮于我们头顶的一个游魂面前，我们俩显得多么滑稽。坦基的身材像职业橄榄球员，使人联想到此人鸿运高照，人到中年，拥有自己的俱乐部。宽宽的脸像玫瑰色迈森(4)瓷品，留着鬈曲的金胡子。他的牙齿又大又方。该用什么词儿恰到好处地描述这时的坦基？肥头大耳，滔滔不绝，维生素充足，有权有势，富贵而傲慢。以取乐的方式展览他的表兄——光头艾扎，眼睛像猩猩，扁平的圆脸，天真的神色更像动物园里的野兽——长手臂，橘红头发。我身上发出的所有信号，都不会引起别人的尊重，与任何有意义的世界性杰作丝毫不沾边。这时，我脑中掠过一件事。这个世纪初，曾有人问毕加索，法国的年轻人在忙些什么，他回答说：“年轻人，在忙我。”可是，我从未表现或代表过任何事物。坦基逗乐式地把我作为知识分子介绍给他的同伴。我不介意被看作聪明人，可坦白说，我为被视为知识分子而感到羞耻。
反过来看坦基。他在那一行里干得很出色。他属于身材魁梧一族，做一件外套需半亩地面积大小的布，吃伊莱酒店的纽约窄牛排，集百万本钱飞到棕榈泉、拉斯韦加斯、百慕大。坦基还在说：“在我们家族里，艾扎是天才。至少是其中之一，我们家有两三个天才。”
我不再是具有光明前程、聪明好学的法学院学生——事实如此。既然我曾经因被视为家族中“希望的玫瑰”而得意过，这么挖苦也是合理的。
我不知道坦基的幕后合伙人是谁，也许是托尼·普罗文扎诺，或者是萨利（巴格斯）·布里古利奥，也许是美国国际工人兄弟会(5)保险集团的多尔夫曼。不会是杰米·霍法，霍法当时在监狱里。否则，像成千上万的其他人那样，我会认出他。我们认识他这个人，因为战后，我与坦基同受雇于亲戚米尔蒂·里夫金。米尔蒂当时开了一家旅馆，据说霍法也有股份。霍法与他那伙人只要到芝加哥来总住那里。我当时给米尔蒂的儿子哈尔当老师。哈尔极其机敏狡诈，不肯用功读书。由于他迫切想做事，米尔蒂就让他负责旅馆酒吧，那年他才十四岁。有年夏天，他父母觉得让他当经理很有趣，当推销酒的人找到米尔蒂时，他说：“你得找我儿子哈尔。他负责进货。去找那个长得像埃迪·坎托(6)的年轻人。”他们会发现，办公室里是个十四岁的男孩。我在那里督促哈尔，教他独立离格（他是拉丁语学校的学生）的用法规则，同时监督他工作。这是个令其父母骄傲无比的出色小孩。
自然，大部分时间我待在酒吧，因此认识了霍法那帮人。他们几乎都是粗人，只有哈罗德·杰宾斯彬彬有礼，谈吐中，至少与我谈话时，流露出书生气。其他人非常粗野。堂兄米尔蒂想与他们较量，男人对男人，阳刚之气，但他错了。他根本无法在这场自找的挑战中取胜。他也很粗野，原则上接受虚无主义，可是他缺乏压倒一切的领导者意志。他不可能说出恺撒大帝说的话。当警卫接到命令不让恺撒通过时，恺撒说：“与你争辩还不如杀了你更容易。”霍法却正是这样的人。
坦基当时刚退役，米尔蒂雇佣他查出拖欠税款者的财产，这是米尔蒂的副业。驱逐出门是惯用的手段。表弟坦基（拉斐尔）正是通过米尔蒂·里夫金见到了雷德·多尔夫曼。曾经当过拳击手的雷德·多尔夫曼，是霍法与芝加哥犯罪团伙间的中间人。多尔夫曼当时是个体操老师，从他父亲雷德那位老拳击手那里继承了坦基。一大批团伙关系户也是遗产的一部分。
以上这些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我曾想在他们统治的地方引导出所谓的“高尚活动”。渴望“出类拔萃”，这不是一个抽象目标。我并不是从学校小组讨论会上明白这一点的，这是健康、生理和性格的需要，它以无法获得的交感作用为基础。人类对脸面、事迹、身体的沉迷，将我引向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之于我，犹如飞行生物的雷达。我成熟时，才发现自己头脑里的形而上学。而正如我刚说过的，学校教育与此没多大关系。上大学时，我坐高架火车往返学校，在车里要坐数小时。火车轰隆隆地上下跳动着、尖叫着从城南贫民区呼啸而过，我则温习着佩里教授课上关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者是圣托马斯的内容。
别去管这些思维了。坦基来到“意大利村”，他交了五十万保证金保释在外，等待宣判。他气色不好，根本就没血色。成年累月的野蛮行径使他那张大脸浮肿。凭我业余内科医生的医术，我断定他患有高血压——上压250，下压165。即使不进监狱，他也面临突发心脏病的危险。坦基将他爱德华式的胡子修剪得很整齐，为了精神面貌，且就在这天早上，理发师将他的头发染成金色，这个时候不能露出白发。尽管如此费神，他已不再生气勃勃。坦基不会在乎我的同情。他已打起精神，准备接受惩罚。若我表示点滴怜悯，他会生气。当我说他那边麻烦成堆时，唯有常遇遗憾的人理解我。这些麻烦发出了信号，可我缺少破解信号的密码。
“意大利村”在第一国家银行对面，我的办公室在第一国家银行第五十一层（那些内向弯向上环绕，一直向上）。“意大利村”是城内为数不多设有私人包厢的酒店，它用于供人进行诱骗或欺诈活动。它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用一串串灯泡及旋转灯装扮得像小意大利(7)的圣人白日狂欢节。它也让人联想起靶场以及表现主义的舞台布景。禁令已消失，旧的大环商业中心为幢幢写字楼取代，于是，“意大利村”成了一个体面的地方，音乐界所有明星都熟悉这个地方。来访的著名女歌唱家及伟大的男中音歌唱家唱罢抒情曲，会来这里饱食意大利调味饭。墙上挂有艺术家亲笔签名的照片。不过，这地方仍保留肉食气息：红酱般的血、脚臭味的乳酪饼以及从海泥里聚拢起来的无脊椎动物做成的菜。
很少谈到个人私事。“你在街对面工作？”坦基说。“是的。”如果他问我日子过得怎样，我会说，六点起床打室内网球，促进血液循环，到办公室后，先读《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以及《巴伦周刊》，看看秘书准备好的一些打印材料以及信息资料，记录重要事件，之后就把一切全置之度外，把上午余下的时间全用于自己的私事。
表弟坦基没有问我日子过得怎样。他提及了我们各自的年龄——我大他十岁——并说我年纪大了，嗓音变得深沉了。不错。我深沉的男中音只在献献小殷勤上增加点魅力。晚宴上给女士让座时，女士可沉浸在深沉的男中音中。或当我安慰尤妮斯时——天晓得她需不需要安慰——我那些语无伦次的低语好像具有稳定情绪的作用。
坦基说：“出于某种原因，你与所有的堂表兄弟保持联系，艾扎。”
我回答的低沉声音模棱两可。我以为不该提及他在联合会的生涯或者提及他最近的审讯，即便是暗示也不应该。
“告诉我，米尔蒂·里夫金出了什么事，艾扎。我退役回来时，他与我断绝了来往。”
“米尔蒂现在生活在阳光地带(8)。他娶了旅馆的总机接线员。”
坦基也许会告诉我一些有关米尔蒂的惊人消息，因为我知道堂兄米尔蒂曾经非常想拉霍法进一步参与旅馆的经营。霍法有钱库，是养老基金会，成亿的钱。米尔蒂很壮实，近乎肥胖，长着一张俊俏的鹰脸，一脸骄傲。不加节制的身体穿着过分华丽，俗不可耐，目光里流露出目空一切和好斗的神情。他很会赚钱，但性情暴躁，发怒时拔拳就打，危险可怕。他经常打架，近乎疯狂。他前妻利比体重达二百五十磅，穿着尖跟鞋在旅馆里颠东颠西，大家常暗称她“不怕死的金发女郎”（她的金发是自己染的）。利比招待客人、记账、管理、威胁、痛骂厨师长、解雇管家、雇佣酒吧招待，无所不能，自己打扮得像个歌舞剧演员。为了能制约米尔蒂（他们与其说是夫妻莫如说是生意伙伴更合适），她减少自己的工作量。米尔蒂好几次向霍法抱怨他的一个伙伴个人账没结清。那个伙伴——一下子记不起他的名字来，为了停车而在他克莱斯勒的前挡风屏上贴了一张牧师标签——把米尔蒂打倒在大厅地上，又差点将他扼死。这事件引起了罗伯特·福·肯尼迪的注意，他当时出来找到霍法，发传票要堂兄米尔蒂到麦克莱伦委员会去做证。疯子才去做证，与霍法的人作对。听说传票将到时，利比大叫说：“瞧你做了什么？他们会把你剁成肉酱！”
米尔蒂出逃了。他开车到纽约，在伊丽莎白女王街往他的凯迪拉克装东西。他不是独自一人，有总机接线员陪着他。他们是爱尔兰美国大使的座上宾（是通过德克森参议员以及参议员的特别助手朱利叶斯·法尔卡什联络上的）。在美国大使馆逗留期间，米尔蒂买下后来建都柏林新机场的那块地，然而他买错了地。之后，他与他未来的妻子飞到欧洲大陆，乘一架运输机，载着他那辆凯迪拉克。飞行时，他们玩着纵横字谜游戏。在罗马着陆……
我省去这些细节，没有告诉坦基，他可能知道其中不少事。再说，他见多识广，这些事不值一提。谈及霍法或逃避传票就如谈及什么忌讳的事。坦基当然被迫拒绝通常联邦提出的豁免权。接受它是致命的。联邦调查局在威廉斯多尔夫曼案中使用电话窃听以及其他的证据的事公开后，人们对此更能理解了。消息如：“告诉默尔，如果他不以我方条件将他公司的控制股份卖给我们，我们就毁了他。不止他一人，我们也会劈死他妻子，卡死他孩子。而且请你告诉他的律师，我们也会给他、他妻子及孩子同样待遇。”
坦基本人不是杀手。他是多尔夫曼的生意人，是他法律及财务方面的人员。但他曾受命去威胁那些不痛快合作或付款的人。他曾在精美漆面的桌上掐熄雪茄，将人家妻子和孩子的镶框照片砸得粉碎（我想，在某种情况下这个主意不坏）。这涉及到几百万的美元。对无关紧要的事他不会发作。
很自然，谈及霍法会让坦基生气，因为他也许是少数几个知道霍法是如何失踪的人。我自己大量看书读报（出于对一个有牵连的表弟的关心），迫不得已相信，霍法在去底特律进行“和谈”会议的路上，上了一辆车，当即被敲碎了头，很可能被人谋杀在汽车后座上。他的尸体在一台机器里被粉碎，在另一台机器里化为灰烬。
坦基的神情及脸上的浮肿——牵涉命案秘密的水肿——都说明他对这些情况知之甚多。这给他带来危险。他为此得进监狱。有关机构认为，他顽固不化，将对他严加提防。他需要我做的只是给法官写封私信。“尊敬的法官，呈于您的陈述是关于被告拉斐尔·梅茨格的。我家里要求我以法官朋友的身份求情。我充分信任陪审团的出色工作。但是，我努力说服你在审判中给予仁慈。梅茨格的父母是体面的善良人……”也许还会加上，“从他一出生我就认识他”，或者“我参加了他的割礼(9)”。
下面这些方面法庭不会给予注意：他是个大孩子；坐高脚童椅的孩子里没见过有他这般大的；他脸上依然带着出生时的神情，就是那种宁静、可爱的傲慢神情。其情形就如西班牙的谚语所说的：
神形终生永随，
直至进入坟墓。(10)
神赐的，或像大多数人喜欢说的，遗传的特征，即便在腐朽和毁灭时都存在。我们具有相同的遗传特征，只是程度不同。我的骨架窄小，但类似的特征显而易见：脸颊上的皱纹，鼻子末端的转向，最明显的是下唇趋向饱满——嘴巴朝感觉世界做功时的方式。你还可以从老家的——正统教派，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同族人的照片上辨认出以上这些特征。可是，蓄胡男人的颧骨、大头盖骨下的宽额、隐蔽的双眼带着凝滞目光露出吃惊的神情，这些特征从他们后代脸上依然清晰可辨。
两个表兄弟在一家意大利餐馆里相互审视着。坦基鄙视我，这不是秘密。怎么可能是秘密？表哥艾扎·布罗德斯基，讲话用词古怪，表达的意思从未真正清楚，动机令人琢磨不透，明显是个怪物。他学弹钢琴，被吹为奇才，在金博尔大厦（欧洲落难音乐大师的诺亚方舟）引起极大轰动。他在康普顿(11)百科全书编辑室工作，编一本杂志，研究语言——希腊语、拉丁语、俄语、西班牙语——而且还研究语言学。
我曾错误地理解美国。对于讲究实际的人来说，只有一种语言，那就是霍法的语言。坦基属于霍法之流——从大半的必要条件看，基本上与肯尼迪之流相似。如果不说真话，就是说假话。如果不心狠手辣，就是心慈手软。而且我们别忘了，头头入狱期间，坦基作为他们的干事，曾经管理过一个大公司，而该公司拥有的房地产比曼哈顿蔡斯银行拥有的还多。
再回过来看艾扎：他没有从事音乐，也没有从事语言学，他对大学的空谈家们失望后，却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出了名。他也没有当律师，那是另一个层面的事。明星向来不从事具体的事务。他爱上了一个只有八个手指的竖琴手。单相思，结果并不理想，她忠于她的丈夫。艾扎的妻子组织电视节目，精明得出奇，但她也无法使他务正业。事实很明显，艾扎天生不是个愿意合作的人，而且也没有在这方面长进的可能，于是，她满怀踌躇，离开了他。她像堂兄米尔蒂的妻子利比，将自己看作婚姻中神圣不可侵犯的一方，统治的一方。
坦基想将艾扎这样的人变为什么样的人呢？艾扎并不被动。艾扎确实有人生计划，但他的计划不为他同时代的人所理解。事实上，他似乎没有同代人。他只与活着的人有联系，但这并不是一回事。
我们生存的主要特点表现为焦虑不安。没有人——绝没有人——说得准将来怎样。
让坦基感到奇怪而好笑的是，艾扎竟会如此受人尊敬，而且关系很多。这个嗓音低沉的艾扎是个绅士，是许多上层社会俱乐部和协会的成员。坦基的表兄是个绅士！报纸上常登着艾扎的照片，光着头，一脸宁静。他显然赚了不少钱（对于坦基来说，微不足道）。也许他不愿意向联邦法官透露，他是一个重罪犯的表哥。如果坦基这么想，那么他错了。
几年前，艾扎还是个疯狂角色。他的电视节目如“二市”(12)剧，像马克斯兄弟(13)的喜剧保留节目，办得都很红火。
现在艾扎的举止大不相同。今天他文文静静，是个绅士。当绅士需要些什么？过去需要有世袭的土地、高贵的血统与谈吐。在19世纪末，要懂希腊语和拉丁语，而我每种语言都懂一点，说到这些，我可以享有额外的优势，因为我不必成为反闪米特（反犹太主义）者或不必经放弃犹太籍来强化证明我是文明人，但别管这些。
“尊敬的法官，也许有必要听听已审案的真实情况。当法官很少有机会知道人类普遍的生存状况，作为梅茨格的表兄，我可以是广义上的‘法院之友’(14)。
“坦基在高脚童椅里时我就认识他。坦基这个名字是他在舒尔茨高级橄榄球队时叫出来的。他母亲叫他礼福儿，还叫他福儿亚、福儿卡。她是村妇，生他时还没有佩尔地区(15)。一个巨婴，用带子捆扎着，挣扎着想摆脱带子。声音洪亮，肤色清晰。与其他婴儿一样，他一定也吃宝宝乐或米粉，但姨妈沙娜还给他吃更稠的东西。她在厨房里烧像牛蹄冻这样的天然菜肴，我还记得给他吃过炖肺。肺吃起来像海绵，别有滋味，很耐嚼，有很多软骨。他家住在霍因街的一幢砖头平房里，有个白色和罗马甜瓜色相间的宽条遮篷。姨妈沙娜是个铁腕女人，将家治理得像有几百年的历史似的。她人宽大，像个鼓风炉，说话惯用惊叹语气。先用意第绪语说：‘听着！听着！听着！’然后告诉你她的想法。也许像她这种类型的人在美国已没有了。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喜欢对方，我去梅茨格家是因为我在那里觉得自在，同时也为感受原始家庭生活。
“沙娜的姑姑是我的外婆。在仅有的十多个能通篇背诵巴比伦《塔木德经》(16)（或者是耶路撒冷《塔木德经》？我对这很无知）的人中，我祖父是其中之一。我一生都在问：‘为何要通篇背诵？’但人们就这么做。
“梅茨格的父亲在大环商业区的波士顿商店卖男子服饰用品。他过去在奥匈帝国学过裁缝，也学过男子服装设计。他有很多手艺，穿着一向讲究，身材矮胖，秃顶，只在额上有一缕头发，梳向右边。有人秃头不易让人注意，可他却很明显。紧张时，秃顶鼓起一个个疙瘩，直到他平静下来才恢复原貌。他少言寡语，遇事咧嘴笑笑，如果说有什么好脾气的天然分界线的话，这条分界线就在他脸上。他长着坦率简洁的牙齿，空隙很大。还有呢？他苛求尊重，不容任何人任意践踏他的温良恭敬。脾气上来时，他会气得说不出话来，头皮下冒出大块的疙瘩，但这种情况不多见。他有眼皮跳的毛病。同时，他也会说些无伤大雅的意第绪脏话，表示对孩子的喜爱——这是信任你的标志。如果年龄相当，你们会成朋友。
“尊敬的法官，若你看重被告家庭背景，还有一件事。他父亲，即我姨夫梅茨格，喜欢晚上外出溜达，他经常来与我父亲和后母玩牌。冬天他们一起喝茶，吃罐头草莓；夏天，他们派我到店里去买三色冰砖——香草、巧克力以及草莓，买时称‘分层花色冰砖’。他们玩一种赌注小的扑克，经常玩到半夜三更。”
“我知道你是杰拉尔德·艾勒的朋友。”坦基说。
“熟人……”
“去过他家吗？”
“大约二十年前。但现在那幢房子没了，他妻子也没了。过去我常与他在聚会上见面，现在那些办聚会的人都已仙逝。圈内人近半数入了土。”
按惯例，我借一切机会表达我对生命的感受，提供太多的信息，其中有的对询问者是无用的。我父亲先前也有这个让人气恼的习惯。坦基不关心谁进了坟墓。
“你是在艾勒当法官前认识他的？”
“比这还早……”
“那么，你也许最合适给他写信谈我的事。”
奉献一个小时的伏案工作，我也许可免去坦基多年的监禁。为了往日，为了我喜爱的他的父母，何乐而不为呢？若我要继续保留以往的美好记忆，我必须这么做。如果让沙娜的儿子失望，我的纪念品会发臭。这样做是出于道义还是感情，我没有选择决定的余地。
我也许会给艾勒写信，炫耀我莫名其妙拥有的影响力。坦基如何解释我的动机令人好奇。在他看来，我似乎是个笨蛋，而这个笨蛋想让人有理由相信，他的信对艾勒这样经验丰富的联邦法官居然会有很大影响？或证明我的生活是正确的？他永远不会向我承认他的想法。但是，面临刑期长的判决，他没情绪研究生活中的奇怪现象。他病了，万分沮丧。
“街对面的第一国家银行相当不错。”
下面广场上有一幅价值连城的夏加尔(17)的巨幅镶嵌画，主题为美国人之魂。我常怀疑年迈的夏加尔是否有足够的体力读这幅巨画。他漂浮感太强，太奇思怪想了。
我解释说：“我所在的小组就外国贷款向银行家提供咨询服务。我们的专业是国际法——政治经济学之类的。”
坦基说：“尤妮斯很为你骄傲。她寄给我各种有关你的剪辑材料：有你在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发言、与州长坐同一包厢观看歌剧、安瓦尔·萨达特(18)夫人获荣誉学位时你作陪、与政治家们打室内网球。”
表兄艾扎深奥的爱好使他能接触显贵人物——艺术赞助人、政治家、上流社会的名流淑女、独裁者们的寡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坦基痛恨政治家。他对政治家的了解远胜我。认识真正的头面人物；与核心人物做过交易，与他们保持现金周转关系。他能说出谁从谁那儿收钱，哪一帮拥有什么，谁供养学校、公共住房、县监狱及其他机构，谁从公共住房里榨取好处，谁给予特许并私下签订交易。除非你长期是圈内人，否则你不可能发现歹徒及核心人物的秘密联系。这些人偶尔也会暴露。最近曾有两个职业杀手试图将一日本毒贩杀死在他车里。此人名叫江渡东京让卫。他头部中了三弹，然而，连弹道学专家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一颗子弹也没有射穿他的头盖骨。既然到了这个分上，东京让卫没什么可害怕的了，说出了两个杀手的名字，其中一个居然是领取县治安官津贴的代理人。难道其他市、县的领津贴者也在暗地里买吗啡？没人提出进行调查。表弟坦基大都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在被告席上嘲讽地看了我一眼。但即使这一眼也苍白无力。面临囚室的阴暗，他不舒服。家族里也曾有人犯过错，但没有严重到进监狱。他不想与我讨论这些。他想的是利用一下我可能有的影响力。值得一试。又一件棘手的事。至于我同意求情的动机，无须费神查考。多愁善感。蠢举怪事。虚荣。
“行，拉斐尔，我给法官写封信试试。”
我这么做是为姨夫梅茨格的眼皮跳，为了三色冰淇淋，为姨妈沙娜疯长的红头发，为她太阳穴及额中央搏动的筋脉，为她拖地时以及在地上一页页地铺《先驱论坛报》时光着脚向前移动的力量，同时也是为表妹尤妮斯的结巴，为治结巴而上过的演讲课，为她给着迷的家人背诵詹姆斯·惠特科姆·赖利(19)的诗以及她勇敢面对《霜降南瓜》(20)的难度，为发好“a——a——a——a”所显示出的决心。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参加过坦基的割礼，听到过他的哭声，是因为他笨重的身体现在锁在失败的迷雾中。胡子上的小卷不见了。他面露曾与死神进行小打小闹过的神色，眼下的脸颊严重损伤。但是，若他以为我多愁善感，而他是虚无主义者，那么他错了。我自己见过罪恶，见过旧生存枷锁的腐朽，见过人类躯体遭受的痛苦，凡此种种，我都冲动地要亲自经历体验一番。
我之所以写信，是因为堂表兄弟在我记忆中占着独特的位置。
“尊敬的法官，拉斐尔·梅茨格的父母是勤劳、遵纪守法的人，他们连违反交通规则的记录都没有。五十多年前，布罗德斯基家初到芝加哥时，是梅茨格家收留他们住了几个星期。我们睡在地上，当时身无分文的移民都这样。梅茨格太太给我们衣服、食物，让我们洗澡。这一切发生在被告出生前。不可否认，拉斐尔·梅茨格性格残忍，但他没有犯枪杀暴力罪，而且，鉴于他有这样的家庭背景，也许他还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预审时，医生已证明他患有肺气肿和高血压。若他必须在恶劣的监狱里服刑，他的健康可能会被无可挽回地毁掉。”
最后的话是胡扯。良好的联邦监狱犹如疗养院。我听到不止一个以往的囚犯说过：“监狱使我焕然一新。他们治好了我的疝气，给我的白内障动了手术，给我换假牙，给我安助听器。要是靠我自己，永远付不起这些钱。”
艾勒这样的法官收到的求情信件不少，它们成千上万出自市民领袖、国会议员之手，更有目标明确的其他联邦法官。这些信都用低劣的语言大谈高尚的道德——为遇上麻烦而又关系密切的某个人，或政界伙伴，或老朋友写的满纸好话的贿赂信。让艾勒法官自己在字里行间去琢磨。
我还是有作用的。坦基判了很短的刑期。艾勒当然知道坦基的行为是受他上司指使的。即使有酬金也不会很多。也许钱少不烫手，但他绝不会像他的一些头头那样，拥有四幢房子。我也明白，法官知道当时正在进行秘密调查，知道大陪审团正在起草起诉书。政府要捕捉更大的猎物。艾勒不会跟我谈这些事。我们见面谈的是音乐和网球，有时谈谈外贸生意。我们聊聊大学的事。艾勒清楚，重判将危及坦基的生命。他会被怀疑为早日出狱而出卖情报。大家一致认为，坦基的资助人多尔夫曼就在被控与内华达贿赂案有牵连后，于去年被杀。原因是一旦他被判终身监禁，他可能会愿意与当局达成某种交易。多尔夫曼去年冬天头部中两弹身亡，地点是停车场。杀手技术高超，未留痕迹。摄像机对着血迹斑斑的弹口拍了许多特写镜头。没人去将伤口的血洗净，我心想，耗子们半夜会出来舔食它。多尔夫曼想到了死，没有做任何防范。没有雇佣保镖。保镖与杀手进行混战的结果可能要他的家人给予赔偿。因此，他等待不可避免的枪杀，默默地承受濒临死亡的情感折磨。
有句话概括人们如何看待芝加哥的这种事情，这种全都赞同的生活，即贱买贵卖，这是交易的灵魂。按杰出哲学家的理论，政治和民主的稳定建立在欺诈和诡计的基础之上。目前，欺诈的圆滑性为自身安排豁免权。高层执法者、处于权力核心的律师、致命法网的铺设者等，他们绝不会被碎尸、焚毁，他们绝不会有脑门血洒停车场的结局。因此，芝加哥人对冒生命危险明目张胆犯罪而拥有四幢别墅的歹徒，反而怀着一份敬意。我们用是否害怕死亡来判断中产阶级的本质。芝加哥公众审视它对此事的态度却没这么仔细，但你已知道：歹徒的大头目在灵魂深处都准备死亡。他必须如此。以这种基本方法作为提醒：正义一定形式上还是存在的。普通百姓应有所感激（我顿时感到一种无能为力的愤怒；不说了）。
我必须陈述这样一件事。在审判前，有人给我送来一箱拉斐特
罗思柴尔德，让我很难堪。当时我还没寄出给法官的信。作为律师（不积极参与的），我对此不当行为感到不安。神不知鬼不觉。齐默门公司的车子给我送来十二瓶美酒，但这酒玷污良心，不能喝。我将酒送给了女房东，作为晚宴礼物。坦基至少懂得什么是好酒。
在“意大利村”我要丁诺泽尔，一种高雅的意大利红酒，坦基几乎没有尝。他不让自己喝醉，这太糟了，否则我也许可以让他当一回我堂表兄弟中让人感到愉快的知己（在我俩的历史上没有过这样的事）。我本人也与大笔放贷有牵连。坦基做的是数百万的大生意。作为撰写简要文件的一员，我参与了向墨西哥、巴西、波兰以及其他一些困难国家放贷数十亿的事。就在那一天，一个西非国家的代表到我办公室，讨论他国家面临的硬通货困难，尤其是限制进口欧洲高档产品，特别是执法阶层使用的德国和意大利进口车（他们周末开着车，带着夫人孩子去观看当众处决——一周里最让人快活的事。那代表用一口迷人的巴黎大学校园英语告诉我）。
但坦基绝不会将他们的秘密告诉我。我绝不可能打开两个都做大钱生意的犹太表兄弟间各怀鬼胎的交谈话匣。
无论这个隐蔽的、参与秘密活动的人走到哪里，沉默都跟到哪里。万丈深渊的沉默，使得像我这样的男中音再次开口说话时，会产生巨大的回音。
应该说，最吸引我的不是坐办公室，而是不同的爱好和激情。我正要谈这个。
由于表现出色，坦基减了刑期，他只需在阳光地带一家体面监狱里再服八个月的刑。他是受过培训的会计，可指望派他干些轻活，最有可能是摆弄电脑。你会以为他会感到满足。没有，他既不安分，又很迫切。他显然觉得，艾勒可能听到他表兄艾扎的低声咕哝就会心慈手软。假如我对芝加哥人的思维方式略有所知，我想，坦基甚至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艾扎对法官“很有办法”。
不管怎样，表妹尤妮斯又打电话来：“我必须见你。”若是为她自己，她的话应这么说：“我想见你。”于是我知道又是坦基。现在又要什么？
我知道不能拒绝。我入了圈套。还在柯立芝当总统时，布罗德斯基一家就在姨妈沙娜家的地板上睡过觉。我们挨饿时，她喂我们。基督以及先知的教导永远留在某些人的血液里。
注意，我完全同意黑格尔的说法（ 1806年在耶拿上课时），一直延续至今的全部观念——“世界的枷锁”——正在像梦中的幻觉一样自行消亡、崩溃。一种新的精神正在——或不得不——诞生。或如另一位思想家和幻想家所说，人类长久以来为一种听不到的音乐支撑，它使人类流动、延续，和谐一致，但是这种和谐的音乐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粗野的音乐。一种迥然不同的自然力已经开始展现出来，虽然其形式还没有明确。
还有一个很好的解释：传播音乐的宇宙乐队突然取消表演。那么，我们堂表兄弟们互相的关系又将是如何的呢？我把自己与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有自己的兄弟，一个是外交官，我从未谋面过，另一个在特古西加尔巴(21)经营一个出租车车队，早将芝加哥彻底遗忘。可以说，我被封闭在一个历史的小港湾，无法远航，甚至无法从犹太堂表兄弟的束缚中解脱自己。看来世界枷锁的消亡对犹太人的影响完全不同。一直延续至今的全部观念——这一世界枷锁……
坦基与这枷锁有何关系？成年在地狱生活，瞧不起自己的姐姐，视表哥艾扎为怪物。我们面前的生活是大家认同的生活，但表哥艾扎不认同。他为什么要固执己见？他以为自己是哪半球人？如果他按兵不动，不去满足周围的达官显贵，他从何满足自己的天性？
是的，我们在“意大利村”见面，喝诺泽尔。“意大利村”有三层，三个餐厅，我分别将它们起名为地狱、炼狱及天堂(22)，我们在天堂厅吃柠檬小牛肉。坦基因需要找到艾扎。犹太人的亲族观念——特殊现象，是犹太人自身一直都在抛弃的文物，但目前的时代却阻止了他们。显然，崩溃的世界压在了他们身上，抛弃无法继续。
好，我现在带着尤妮斯来到第一国家银行大厦的顶楼用午餐。现实奇特世界的一个纪念碑。（现实世界还有多奇特？）我给她指点景色，在我们下面很远很远的地方就是那家“意大利村”酒店，窄窄的一条汉塞尔格雷特尔(23)时代的旧建筑。它的一边是施乐集团新总部绿色的富丽堂皇的大厦，另一边是贝尔储蓄公司的大楼，它被挤在中间。
我痛苦地意识到，尤妮斯做过癌症手术，我知道她衬衣下有一痛苦的红色刀疤。上次见面时她告诉我腋下很疼，害怕再次复发。顺便说一下，她掌握医学术语的能力很惊人，而且你绝不会忘记她对行为科学颇有研究。为抵消那些旧情感和同情心，我自卫地思索着梅茨格家人不好的地方。首先是坦基的粗鲁。其次，老梅茨格在经营波士顿商店时，只要有一小时的空闲，他就会频频光顾粗俗低级的歌舞表演，我逃学时能在色情的低级场所见到他，但那不是大罪过。说是罪过，其实令人同情。那是他活力的体现方式，是人为的复苏。一个性敏感的男人在低矮的平房里履行了夫妻职责后，也许会感到自己生殖器疼痛。姨妈沙娜可亲可爱，但她决非淫猥多情的女人。但是，在庸俗的芝加哥，南州大街除庸俗的低级趣味外不再有别的特色。在高雅的东方，即便在圣城，展现在公众面前的是更为糜烂庸俗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