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我竭力寻找姨妈沙娜可被指责的地方，如何否定她。在暮年时，她拥有了一幢大公寓楼，却又为省车费在谢里顿路上搭车。有位亲戚说，为留给尤妮斯更多的钱，她宁愿挨饿。人们还说，尤妮斯需要她的每一分钱，因为她当公园雇员的丈夫厄尔，每周刚发工资就存上，封在他个人的账户里不动，不承担任何经济责任。尤妮斯只好全部用自己的钱供孩子求学。她是教育委员会的心理学家，职业是心理测试（坦基或许会说成，她的扯淡）。
在第一国家银行的顶部，我与尤妮斯在我们订的桌旁坐下，她说了坦基新的要求。迫切为弟弟服务的心情吞噬着她。她是一个类似于她自己母亲的母亲，富有牺牲精神，当姐姐也是一样。坦基过去是五年看望尤妮斯一次，现在频频与她联系。她将他的信息带给我。我像格林童话里的那条大鱼。渔夫将它从网里放走，它答应满足他三个愿望。我们现在面对第二个愿望。鱼在餐厅里聆听。坦基想要什么？再给法官写封信，要求经常进行医疗检查，能常去看专家，饮食要特殊。“他吃的东西让他作呕。”
大鱼这时应该说一声：“留神！”
可是，他却说：“我可以试试。”
他以更低沉的声音开口说话，一种极美的低音，几个音符用双重低音奏出，又仿佛是出自稀少的中音提琴(24)，海顿酷爱中音提琴，专为它写了动人的三重奏。
尤妮斯说：“我的特殊使命就是要让他从那里活着出来。”
以便让他活着在非法赚钱的领地里陷得更深，在拉斯韦加斯式的酒店进行操纵，看上去健康（其实有病）地混在头上擦着亮闪闪的发油的人堆里，发油的目的就是使人看上去充满活力。
尤妮斯百感交集，无以言表。她将她的语言能力转移到易发挥的主题上。使交谈陷于困境的原因在于，她对已掌握的专业词汇异常骄傲。对她获得的教育心理学学位沾沾自喜。“我是专业人员。”她这么说。她一有机会就说这样的话。她实现了她母亲的不甚明确却非常强烈的愿望，以及对她孩子的奢望。尤妮斯并不漂亮，但在沙娜眼里是心肝宝贝。她曾像其他女孩一样，打扮得花枝招展，裙子和内裤（看得见）是同样质地的印花料，当时是二十年代流行款。在同龄孩子中，她是巨人。除此以外，一紧张就结巴，她的脸就涨得通红。那时她学会了大胆使用祈使句，里面饱含她结巴时的巨大能量。经严厉的自律，她抑制住了骂人的冲动。
她说：“你一向愿给我忠告。我也一向找你帮忙。艾扎，我很高兴你那么富有同情心。大家都知道，我丈夫不可依赖。他对我提议的事都反对。所有钱都得分开。他对我说：‘我管我的钱，你靠你的钱过日子。’姑娘们高中毕业后，他就不愿让她们再受教育，他自己也是高中毕业。我不得已卖了母亲的楼房，我自己去抵押。糟糕的是，当时的房价太低。现在可高入云霄。我经济上遭受了很大损失。”
“拉斐尔没有给你什么忠告？”
“他说，我将所有遗产都用在两个姑娘身上，太傻了。年老时我怎么办？厄尔也是一样的意见。每个人都该自立。他说我们都得靠自己。”
“你对你的女儿格外全心全意……”
我只认识她小女儿卡洛塔。她有着说不清的冲劲，身材像北极因纽特人。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极地及极地人令我神往。卡洛塔的手指甲长而尖，还涂着指甲油，她的神情像得了热病，说话易激动，语无伦次。我曾参加过一次家庭晚宴，她弹钢琴，但声震如雷，让人没法交谈。亲戚珀尔请她弹柔和些，她哭了起来，将自己反锁进厕所。尤妮斯告诉我，卡洛塔将退出和平队，加入西岸(25)的武装部队。
大女儿安娜洛志向较稳定。她的成绩不太好，进不了好的医学院。表妹尤妮斯现在向我详述她的职业教育，令我震惊。“我得付额外的钱，”她说，“我得给学校捐一大笔钱。”
“你说的是塔尔博特医学院？”
“就是。即使找院长谈话，还得付钱。你需要找一个可信赖的人。我不得不答应斯卡佛——”
“哪个斯卡佛？”
“我们的堂弟斯卡佛，那个基金募集人。得找个牵线搭桥的。斯卡佛说，要是我先给他的公司送上一笔礼金，他会安排我与院长会面。”
“在医学院，私下进行？”我说。
“否则我进不了院长办公室。我送给斯卡佛一万两千五。他开的价。还有，我得保证给塔尔博特医学院五万美元。”
“不包括学费？”
“不包括学费。不难想象医学学位值多少，想象它确保的收入。像塔尔博特这样的小学院，没有捐款，就没有基金。除非在薪水上有竞争力，否则就聘不到好的老师，没有好的老师，就保证不了水平。”
“所以你非得捐款？”
“我分期付，先付一半，答应毕业前再付另一半。不付就没有学位。一般人永远不知道有这些秘密交易。”
“所有这些你都能兑付？”
“即便安娜洛当了班长，学校仍传话来，希望交清余下的钱。当时我很绝望。心想，我有百分之五的抵押，而现在大约是十四。厄尔不愿跟我谈这事。我带着这个问题去找心理医生。他建议给医学院院长写封信。我们构思了一个声明——承诺善待这两万五。我说我是‘无比正直’的人。我找律师看看措辞上有没有问题，他建议‘正直’足够，无须‘无比’。于是我写道：‘我以一个正直的人向你保证。’基于这，安娜洛才被允许毕业。”
“于是……”我说。
我的问题使她迷惑。“二十五美分邮票省去我一大笔钱。”
“你不付钱了？”
“我写了信……”她说。
我们的分歧在于强调点不同。她坐得更直，不碰椅背，整个脊梁挺得笔直。矮小的尤妮斯已变得瘦骨嶙峋，一副老妇形象，只是气质仍显高贵，侧影高凸，满脸她母亲的气色，半血色，半非理性。如果可能，用高雅古老的目光，对她视为骄傲的这些当代“时髦”看上几眼，将它们综合起来考虑。
但是，如果我们中有过时的人，这个人就是我。表兄艾扎再次不妥协。什么动机？不知出于何因，我未向她的成果道贺。她却渴望我称赞她，干了一件多么聪明的事，多么出色，可我似乎注定让她失望。我这种令人不解的执拗意味着什么？
“那几个词，‘无比正直’省了你两万五？”
“我告诉过你，艾扎，是‘正直’，我删去了‘无比’。”
尤妮斯为什么不该使用好词？所有的词都是供人使用的。她对外交的把握比我强。我不想让“正直”一词被嘲弄。恐怕我最好的理由是维护诗一般的美好事物。这个理由太蠢，她要维护她单乳房的躯体。癌细胞的转移会毁了她。
话题换了。我们谈了谈她丈夫。他在临湖大公园忙着。由于犯罪率急剧上升，公园委员会已决定砍去可藏身的灌木，拆除老式、舒适的洗手间。强奸犯用灌木作掩护，女人在公厕里遇刺身亡，故现在出现了像岗亭一样的罐头公厕，一次只容一人。厄尔负责这些新罐头房子的安装。尽管从坦基谈丈夫，谈他所做的一些事上，他并没给我什么好印象，但她述说时的语气中带着骄傲。他的嘴奇紧，使人无意交谈。谈话毫无价值。也许他是对的。我明白他的意思。从正面看，他毫不在乎人们对他的看法。他是个敢说敢为的怪人。他的独立意识深深打动了我。毕竟他没有趋附。
“我得付一半的房租，”尤妮斯说，“还有公用设施费。”
我没有轻易相信她的不幸故事。“你们为什么待在一起？”
她解释说：“他的蓝十字与蓝盾(26)也保我……”大部分人会相信这个解释。我则是将信将疑，将所有事情放在一起看。
饭后她想看看我的办公室。“我的天才表兄。”她说，很满意房间的规模。我是重要人物，应该在大厦第五十一层占有这么大空间。“这些小玩意儿、文件以及书有什么用途就不用打听了。比如这些巨型绿书。要你解释，你肯定会感到厌烦。”
这些褪色的巨部头绿色书可追溯到20世纪初，与我拿薪水的工作无半点关系。读这些书时，我在逃学。那是两卷本杰瑟普远征系列报道，由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出版。西伯利亚人种志，很吸引人。这些专著减轻了我的痛苦（不小的痛苦）。乔基尔森和博戈拉斯在书中描述的两个部落——科里克(27)和楚科奇(28)深深地吸引了我。脱衣舞像磁铁将老梅茨格从波士顿的店里吸走（着魔似的离开他的伙计岗位），同样，我也因这些书而疏忽了公务。政治激进分子瓦尔德马·乔基尔森和瓦尔德马·博戈拉斯（两个俄国犹太人起这样古怪的名字），于19世纪90年代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两位瓦尔德马在这个地区数年潜心研究当地部落。苏联人后来在这个地区建了马加丹和科雷马两个最差的劳动营。
我像读《圣经》一样为了超脱而读，北极荒原，为冷酷如火的冰霜所净化。冬季的黑夜，即使在西伯利亚驻地内，一旦你被风吹倒，就可能失踪。积雪的速度快得惊人，没等你站起来，已将你掩埋。如果将狗拴紧，等早晨挖出，你有时会发现它们已奄奄一息。在这块黑暗的土地上，你得从烟囱里的梯子爬进屋。大地扬起大雪时，狗爬上去嗅嗅在煮什么。它们互相争夺烟囱顶部的位置，有时掉进大锅里。有狗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照片，常见的祭祀形式。你为各种力量——黑暗所包围。一个提供资料的楚科奇人告诉博戈拉斯，人类四周存在无形的敌人，各种贪得无厌的幽灵始终张着大嘴。人们卑躬屈膝，花钱买安全，免受这些丧心病狂的魔鬼的侵扰。
大脑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的游历历程不可能相同，黄金领域游移别处，漂泊到了过去。在办公室读着这些部落、幽灵以及萨满教僧侣的故事，我的四周一片奇妙的寂静——它两倍、四倍地增加……十倍的寂静，周围是喧哗的大环商业区。我的窗口面向大公园，我不时地凝视湖滨，我的表妹夫厄尔剪掉了那里开花的灌木，不让它们掩护色情狂，还修建了单人用窄小公厕。这座巨大的公园有供游艇游划的小湖，那些窄长的游艇则属于律师或公司的经理们拥有。工作日时这里是性暴力的场所。而周末，施暴的色情狂们却携妻儿宁静地泛舟湖上。我们在准备一种新精神的诞生，还是在准备最终崩溃的痛苦（而这是不是前几页所提及的悬虑不安），这取决于你的所思、所感，以及对灵魂或幽灵的驾驭，取决于你在诠释这些当代事物时所形成的神秘(29)技能。我的直觉是，科里克和楚科奇人引我走上了正路。
于是，我在办公室里读着博戈拉斯和乔基尔森的书，神思恍惚。没多少人来打扰我。开会时，我醒过来。我变成预言家，同事们则听我分析。我对巴西分析正确，对伊朗分析正确。我预见到了毛拉(30)革命，而总统的顾问们却没有，但我的观点必定要遭到反对。借贷机构的利润巨大，又有政府担保的保护，我不可能指望我的建议被采纳。人们称赞我“深刻”和“聪明”，这是我得到的回报。在洛根广场的孩子过去常看到猩猩般眼睛的地方，我的同事看到的是天才的目光。无人从中看懂什么，但大家都读我的报告，主要内容是我独自进行我的精神探索。我盯着一张旧照片出神，照片上是一群尤卡各赫尔(31)妇女，在纳仑姆河岸上。远处的河岸很荒凉——积雪、岩石、瘦长的树。照片的前景上有一堆大白鲑。妇女们蹲着，在零下三十摄氏度的天气里用针线串大白鲑。劳动使她们出汗，于是她们脱掉皮背心，半裸身子。她们甚至“将大块的雪饼塞进胸口”。原始妇女在零下三十摄氏度浑身冒汗，用雪块给乳房降温。我边读边问自己，在这幢大楼里，在这幢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里，有多达几千人，谁具有最奇特的想象，谁知道别人心中的秘密？谁知道这些银行家、律师、职业妇女的梦想、怪念和幻觉？他们被自己的疯狂吓倒，不会自己抖搂出来。从定义上说，人类一半时间是疯狂的。
因此，要是我将这些书吞吃了，谁会在乎？其实我在重读这些书。最初读这些书是许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是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的州议会大厦附近一间酒吧的钢琴手。我甚至还有几首保留的歌曲，其中有一首是《木瓜公主有许多木瓜》。那时，与堂哥伊齐基尔（泽克）住在一个房间，我与他并不同行。在家里，大家叫他塞克尔。泽克在州立大学教原始语言课，他的专业使他每周都要去北部森林。每周三他开着那辆沾满尘土的普利茅斯，去记录莫希干人的民间故事。他找到了一些幸存的莫希干人。而在北半岛上，他所做的，与乔基尔森当时在东西伯利亚所做的基本一样，由他妻子黛娜·布罗德斯基博士相助。塞克尔肯定地告诉我，这位布罗德斯基博士是位堂姐。在世纪之交，两位乔基尔森来到纽约市，与法朗兹·博厄斯(32)一同在美国自然博物馆工作。塞克尔还说，当时布罗德斯基博士查阅过家谱。
为什么犹太人都是如此如饥似渴的人类学家？人类学的奠基人有涂尔干(33)、利维布吕尔(34)、博阿兹、马塞尔·莫斯、萨皮尔(35)、洛伊(36)。也许他们认为自己是消除神秘的人，动机是进行科学研究，最终的目标是增进共识。我的看法不同。更真实的解释是犹太人区与《启示录》划的范围近似，心灵可轻易从腐烂的街道和恶臭的碗碟直接升华至超凡境界。这当然是亚洲犹太人的状况。西欧犹太人像有学问的德国人，神气活现，趾高气扬。但波兰和俄国的犹太人（患有结核病和眼病，失宠于文明的评判）是不是与野蛮行径扯不上边了呢？他们不必象征性地决定自己发狂；他们天生就疯狂。外来人种竭力对外来人种进行科学研究。于是，研究的成果或是希伯来语与德语杂交，或是笛卡尔哲学与犹太教法典杂交。
堂哥塞克尔没有建立理论的癖好，他有学习稀有语种的才能。为学一种印第安方言，他到路易斯安那州牛轭湖乡间，向最后一位传人学，而这位传人已近暮年。不过数月，他便能讲得十分流畅，结果使得这位印第安老人临终之时还有人交谈。他死后，只有塞克尔一人懂这门方言。那个部落只在他一人心中继续存在。我向他学会过一首印第安人的情歌： H aiy’heey’ho。（《吻我后你再走》）。他要我在鸡尾酒会的休息室里弹奏这首歌。他还教我克里奥耳人的什锦饭的制作方法（火腿、米饭、小龙虾、胡椒、鸡以及西红柿），我这个单身汉没机会制作这种饭。他是各种原始绷绷线的行家，还就印第安人的翻线戏写过一篇学术论文。我现在还能玩某些绷绷线游戏，有时用来逗逗孩子。
塞克尔年轻时体胖背圆，脸色苍白，像个犹太教哈西德派教徒。丰满的脸庞上刻着真诚的线条，额上的皱纹像弦乐器指板上定音的档子。满头的黑发全是展示着雄风的鬈发，沾着他每周去五百英里外的印第安乡间的尘土。塞克尔不常洗澡，也不常换内衣，但那个爱他的女人并不在乎。她是荷兰人，叫珍妮·鲍士马，身背装着书的帆布包。在我记忆里，她戴苏格兰式便帽，穿齐膝袜，半裸腿，在威斯康星的冬天看上去像火焰。与塞克尔同床时，她的喊叫声特响。我们的小房间没有门，只有隔帘。塞克尔急得团团转。他的腿肌和臀部非常结实，白白的，肌肉很发达。我弄不懂这个家族如何会产生如此一流的肌肉组织。
我们租的是机车工程师寡妇的底楼，整幢房子为古老的框架结构。
那年塞克尔唯一读的书是《最后的莫希干人》(37)。他只读第一章，用来给自己催眠。就理论而言，他自认是多元论者。马克思主义已过时。他否认历史学——他在这点上立场非常坚定。他将自己说成文化传播论(38)者。所有文化都是一次性产生，并以单一的文化源传播。他还真读过G.埃利奥特·史密斯的书，坚信凡事凡物都起源于埃及这一理论。
他睡眼蒙眬，很能迷惑人。那迷茫的目光掩盖了他对语言学永不停息的耕耘。他的酒窝具有双重作用，因为有时它们起着批评的作用（我这里指的是现代危机，悬虑不安状况的根源）。1947年我在墨西哥城邂逅塞克尔，不久他就去世了。他当时在给一队不懂西班牙语的印第安人带队。由于墨西哥行政机构里无人会说他们的方言，塞克尔就成了他们的翻译。毫无疑问，他怂恿他们诉苦。这些沉默的印第安男人，戴着阔边帽，穿着宽松裤，嘴角上蓄着黑胡子，他们从阳光里走来，离开他们的生存环境，走进有廊柱的政府大楼。
这些都历历在目。唯一想不起来的是我自己因何事去的墨西哥。
我通过黛娜·布罗德斯基博士从塞克尔那里了解到，瓦尔德马·乔基尔森（也许结婚后成了亲戚）写了关于科里克部落的书。在妇女备用品市场上，我买了一本颇具诱惑力的书，名为《地球的两极》(39)，发现其中有一章写了东西伯利亚的部落。于是，我想起了几年前我在威斯康星的麦迪逊初次见到的专著，便到雷根斯坦图书馆借了两卷本杰瑟普。我在书中读到，科里克传说里的女人，必要时能够卸下自己的生殖器，高高挂在树上。还有那个雷文，传说中该部落之父，一个非人间的小丑。当他从妻子身后进入妻子体内，探索她内部时，竟然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巨大的房间里。在思索这种创造或幻想时，应记住科里克人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他们在挣扎中求生存。在酷冷的冬季，渔夫得在坚硬的冰河上打出六英尺深的洞，然后将钓鱼线放下去。过了一夜，打出的洞又结冰封冻。科里克人住的小屋拥挤不堪，而女人却庞大无比，传说中的部落之母如宫殿一般雄伟。
我的助手罗丁逊小姐很同情我（我肯定，她并不只是爱管闲事），走进我办公室，问我为什么在窗口趴了一个小时。显然是在看下面的门罗街。其实这只是因为从雷根斯坦图书馆借来的灰绿色的专著太大，难以捧住，于是，读时我将它放在窗台上。罗丁逊小姐迫切表达她的关心，也许希望进入我的思想，帮些忙。可是，她能给予什么样的帮助呢？最好不要进入这个毫无诱惑可言的绿色书卷里，它只是了解野蛮时期的西伯利亚的途径，而那个西伯利亚早已不复存在。
两周后，我将被派往欧洲参加一个会议，重新安排债务支付计划，她希望确认旅行安排。我先在巴黎停留吗？我模模糊糊地说，是的。在蒙阿朗贝尔酒店住两夜。然后到日内瓦，再途经伦敦返回。这一切都是日常事务。她意识到，这些没有对我产生影响。于是她将从《先驱论坛报》剪下的材料递给我，因为我曾与她谈到过江渡东京让卫（自从坦基的资助人多尔夫曼被暗杀后，我对这样的消息兴趣陡然增加）。两个残杀江渡东京让卫的人，自己也遭到杀害。他们的尸体是在停在内皮住宅区的一辆别克车的行李箱内发现的。车里散发出难闻的恶臭味，苍蝇在箱盖上飞来飞去，密密麻麻，比红场上五一劳动节时的人还多。
尤妮斯又给我打来电话，但这次不是为了她兄弟，而是为舅舅莫迪凯。他是我父亲的“头”表兄弟。就家族而言，有家族就得有个头，而他就是这个家族的头。莫迪凯——大家都称他莫迪舅舅——在车祸中受了伤，由于他已年近九十，这就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与尤妮斯通话时，我站在黑暗公寓一个黑暗角落里。我真说不清我怎么会让它这么黑的。我喜欢柔和静谧的光线，喜欢线条简洁的轮廓。可是，东方地毯买得太多，是从马希·菲尔德店赫林先生（他近日退休了，一心一意扑在他的马场上）那里买来的，还有那些装帧老式的书，这些书早就不读了。因此，我显然创造不出我喜欢的光线和轮廓，相反却弄得像圣墓(40)一般黑暗。连续几个月，除了经济学和国际银行方面的书，我只读杰瑟普的远征报道。我也读海德格尔(41)的书，但读海德格尔时不能掉以轻心，他的书很难读。有时，我也读读奥登(42)的诗歌，或读奥登传记。还有点风马牛不相及。我猜想，我创造这些令人厌恶的黑暗，是为了强迫自己进行内省或重新整理思想，使自己集中于事物的本质（为了消除这种悬虑不安）。事物的本质都显现在眼前，所需做的只是恰到好处的整理。
在美洲超级大国的一个大都市，竟有人探索这样的问题，这同样也很有意思。尽管我从没与别人谈过，但我的同事却对我说（感觉到我在思考一些怪僻的问题），在一个像芝加哥这样的城市里，发生着许多事情，令人目不暇接；在外部世界，事情层出不穷；这座城市本身满是进行真正发展的各种各样的机会，它是财富、权力、戏剧性事件的中心，同时也滋生无尽的犯罪和罪恶、疾病以及固有的而不是偶发的暴行。因此，沉溺于自身是愚蠢的，是一种自怜自哀。普通的日常生活比人的内心深处更值得关注。是的，而且我想我的内心深处与大多数人相比，缺乏浪漫的幻想。可憎的内心幻想潜伏于无形，当你审视这些幻想时，自觉的思想以模糊的形式仁慈地显现出来。另外，我尽力避免任何形式的雄心勃勃和别出心裁。再说，我孤独，并不是因为我喜欢孤独，而是我似乎找不到我所需的同代人。
我马上回到这个话题上来。莫迪凯舅舅与这些关系密切。
尤妮斯正在电话里告诉我事情的原委。当时是莫迪的妻子莉瓦开车，莫迪的执照几年前给吊销了。太糟了，他开了五十年的车，刚发现后视镜的作用。尤妮斯说，莉瓦的执照也早该没收。她一直不喜欢莉瓦（沙娜与莉瓦长期不和，这种不和延续到尤妮斯身上）。莉瓦制伏了每一个人，死活不愿放弃她的克莱斯勒。她人变得很小，无法摆布那么个庞然大物，最终她还是将它给毁了。
“他们受伤了吗？”
“她一点也没伤着。他受了伤，鼻子和右手，伤得不轻。他在医院里又染上了肺炎。”
听到这，我心头一紧。可怜的莫迪，出事前，他的身体就不好。
尤妮斯继续往下说。从科学前沿传来的消息说：“他们现在对肺炎有办法了。这种病过去常常会很快置人于死地，因此被医生称为‘老人的伴侣’。现在他们已将他送回了家……”
“哦。”我们又获得一次延缓。不会延缓很长，但每次延缓都让人感到轻松。莫迪凯是他这一辈人里最年长的幸存者，也快临终了，感情上必须做好准备。
尤妮斯还带来消息说：“他不愿离床。她这一辈子天天与他同去店里。她说莫迪这么钻被窝，太不可思议，是行为失常。于是，她强迫他到斯科基(43)的家庭顾问去看看。那个女人心肠很好。她说，他一辈子都是清晨五点起床到店里，不必奇怪他那么嗜睡，他是想补回失去了的睡眠。”
“我现在告诉你最新情况，”尤妮斯说，“他肺里有痰，所以非得让他坐起来，他们强迫他这么做。”
“他们怎么做得到？”
“将他绑在椅子上。”
“我看我这次还是不去看望他为好。”
“那不行。他过去一直最宠你。”
那不假，当时的行为仍历历在目：声称莫迪爱我，也给予他我的爱，敬重他，留意他每一个生日，用爱自己父母之心爱他。为了这些，我没有机会去了解过去数世纪的一些革命性的发展、启蒙思想的进步观点，以及塞缪·巴特勒(44)诱人而又尖刻地说明如何表示对父母的蔑视。他说人出生时最好只有一个人，尿布上别一张两万英镑的钞票。为了这种爱，我耽误了许多经典课，有米拉波(45)与父亲、腓特烈大帝(46)、高老头(47)与他的女儿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骨肉相残的故事。那振聋发聩的内容就是海德格尔向我们展示的“恐惧”，用古希腊的话说就是deinon及deinotaton，意思是说恐惧是通往崇高的门槛。大众正在逐渐背弃家庭。天真的莫迪舅舅没意识到这些变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及其他混合因素，我才不愿去看望莫迪舅舅。而尤妮斯说得也不错，她提醒我，这会使人怀疑我对他的爱。我进退维谷。这些关系一旦产生，就必须坚持到底。我不能背弃他。坦基是莫迪的外甥，却二十年没去看一眼这位老人。这完全合理，始终如一。我上次看望他时，老人说不出话来，或许不愿说。他怕见我，对我转过身去。
“他过去很爱你，艾扎。”
“我现在还爱他。”
尤妮斯说：“他一切都清楚。”
“我所担心的正是这点。”
撇开理性思维不论，扪心自问，我是爱那老人的。我承认，那是不完美的爱。但毕竟是爱，而且始终不渝。
尤妮斯早已发现我完全受亲情左右，便加码施加她对我的影响。于是我开车去接她，带她到了林肯街，莫迪和莉瓦住在那里的一幢平房里。
我们进门时，莉瓦伸出已弯曲的双臂，做出高喊“好啊”的姿势说：“莫迪不知会多高兴……”
说是这么说，可她机敏的蓝眼睛里的神色却表示了另外的含义。她不喜欢尤妮斯，而且五十年来对我也一直抱怀疑态度。这不是缺乏理解，而是等待我变得正常可信。在我看来，她倒是成了一个可爱的老太婆，只是仍非常固执。我记得，莉瓦曾身材很高，满头黑发，体形丰满，两腿笔直。现在浑身几何线条都发生了变化。双膝像汽车千斤顶一样下坠，变成钻石样外形。她仍然想快速行走，似乎在跟着过去的莉瓦学跳舞，但她毕竟不再是过去的莉瓦。圆脸蛋拉长了，出现了伏尔泰式的严肃神情。她那蓝眼睛的目光本身在对你说：向我解释一下，这些荒谬变化、白发以及粗哑的声音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的变化，还有你的。你的头发哪去了？你为何佝偻身子？或许存在着某些普遍的先决条件。所有这些形体上的变化似乎是对大脑的解放。我觉得这里存在更多的含义：社会秩序杂乱不堪，存在了几百年的枷锁废弃了，历史接合缝打开了，墙壁四角裂开，束缚消失，于是，我们的自觉思维得以解放，只要我们能找到不失良机的勇气，就能从裂隙中逃脱，不再软弱地哀悼往日，而是超越废墟，登上顶峰。
儿孙满堂，莉瓦无疑是满足了，但她不是你奶奶，她是一个商人。她与莫迪从一个只有两辆送货车的小店起家，最终创办了一个大企业。六十年前，莫迪舅舅、他的兄弟希曼、我父亲——他们的第一代堂表兄弟以及一批波兰面包师，一起给几百家移民办的杂货店供应面包、凯撒卷和各式各样的糕饼——煎饼、夹心蛋糕、咖啡蛋糕、奶油松饼、俾斯麦饼、巧克力泡芙。这些全靠三只大烤箱烤出来，燃料是工厂的废木料——上面留着树皮，靠墙堆放——沿墙还堆放着一袋袋面粉和糖、一桶桶果子冻、一盆盆糕饼松脆油、一箱箱禽蛋、面浆桶状的揉面桶，还有十四英尺长的长柄铲。这些长柄铲不时在烫手的烤箱里伸进伸出取面包。人人粘满面粉，只有莉瓦例外。她在楼梯下的办公室里，记账、开票、给大家发工资。我父亲在店里的头衔是经理，听起来似乎这些烤箱以及弥漫于整条街的面包香与“管理”有什么联系。他从来不管理。给他“精神焦虑中心”的头衔更合适。他的眉心是焦虑的中心，犹如第三只眼，留神夜间他当班时可能会出现的差错。他们的生意做大了（没我父亲的份，他自行辞职，从未做成过大点的生意），而且不断扩大，直到受到时代的局限为止。超级市场兴起，冷冻食品长途运输，产品规格统一（一订就是百万打的凯撒卷），他们的面包房适应不了这样的形势。于是，公司清账停产。这不是谁的过错。
生活进入了新阶段，进入了美妙或假定美妙的退休阶段，佛罗里达这些气候温暖的地方适于做梦。人们如果还未变得烦躁和扭曲，会重新赞美先前的生存方法。我们都清楚，这不可能。莫迪竭力想做个称职的美国人。一个称职的美国人，不论生存状况如何，都得为这种不得不为的生存状况吹嘘呐喊。在芝加哥，莫迪每天到市中心的俱乐部去游泳。他在那儿是个“人物”，给俱乐部成员讲了十多年的笑话，逗他们乐。他的笑话讲得很出色。我听父亲复述过其中的大部分笑话。要听懂这些笑话，大都需要具备故国知识——希伯来语课文、寓言、谚语。其内容大都古老，若你不了解小村里的东正教犹太人在干活时口哼赞美诗，你就得要人解释。莫迪希望成为，而且也称得上是优秀的、性格开朗的老头，他一生颇有成就，也许是全城最出色的面包师。他富有、大方，是个公认的正直人。但是，当年长的俱乐部成员相继去世以后，就没人与他交流这些东西。莫迪快九十了，可他仍然缠住别人讲有趣的故事。那是他的礼物。他不断重复。在俱乐部里锻炼的商品经纪人、政客、人身伤亡案律师、贿赂中间人及疏通人、销售员及推销员，对他感到不耐烦了。在更衣室里，他裹着被单，让人生厌。没人清楚他在说些什么，一派胡言乱语，俱乐部要求家人将他留在家里。
“他当了四十年的俱乐部成员。”莉瓦说。
“不错，但他的同代人死了，而现代人又不欣赏他。”
我一向觉得，莫迪没完没了的笑话是祈求别人的认同，为自己申辩。他在更衣室里想逗人取乐是在糟蹋自己的人格。他年轻时少言寡语。我幼年时与成年人同在俄国人的浴室里洗澡。我蹲在蒸汽里，羡慕过莫迪高大、强壮的身体。他赤身裸体时像个印第安勇士。鬈曲的头发从头中央往下长。他的威严来自于他的人格。现在他头顶中间已无头发。人萎缩了，脸变小了。在他快乐的年代，他参加游泳，满脸微笑，心中充满爱，见到我总是非常高兴。他说：“我已shmonim，”——八十岁了——“可我每天在游泳池里游二十个来回。”接着他会问：“你有没有听到过这个词？”
“肯定没有。”
“听着。有个犹太人走进一家饭店，以为不错，可很脏。”
“嗯。”
“那里没有菜单。你在桌布上点菜，桌布上满是斑斑点点的油污。你指着上面的一个斑点说：‘那是什么？tzimmes(48)？给我来一些。’”
“嗯。”
“招待没有开账单，客人直接到收款员那里付账。收款员拿起他的餐巾说：‘你吃了tzimmes。’这时客人打起嗝来，她又说：‘哦，你还吃了萝卜。’”
这不再是笑话，而是精神生活的源泉。当你听了无数遍后，它就成了神话，就如库里克传说里的雷文爬进他妻子的内部，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巨大的房间里一样。但是，所有的笑话现在都停止了。
在上楼前，莉瓦说：“我明白，凡是联邦调查局设格雷洛德圈套调查你所有活动的地方，都遭到不少起诉。”
莉瓦并没想伤害谁，只是开开玩笑，没有恶意，仅仅在发挥她的聪明才智。她喜欢逗我，明知我不当律师，不弹钢琴，没有从事任何一项我曾出过名的事（指家里出名）。她接着说：“我们不能让莫迪躺下，必须强迫他坐起来，否则他肺里的痰液会越积越多。医生指示我将他绑起来。”她说话时的调子依然不紧不慢。
“他不能接受这一点。”
“可怜的莫迪，他讨厌被绑。他逃了几次。我感到很不好受。我们都……”
莫迪被绑进一只扶手椅内。皮带扣在他的身后。我第一个冲动就是不管医生的指示放了他。医生延长人的生命，但是我们不知道莫迪对他们的强行规定有什么感受。看到我们进来，他略微示意了一下，动作微妙得连点头都称不上。然后他掉过头去。让人看到这个样子是一种羞辱。我突然想到，在给艾勒法官写信时，我脑中闪过这样一幕：坦基坐在高脚童椅里，不声不响地挣扎，非要从紧扣的皮带里挣脱出来不可。
莫迪不讲话，他还不能说，因此，什么也没说。于是我们站着探望了一下。我还要莫迪怎么样呢？而且我为何要从大环商业区来这里打扰他？他的脸比我上次见到时还小——神和形(49)的最后面貌，其组成部分即将消失。他现在全然是一副自然状态，他直接考虑的事是死亡。来观望这些，并没有多少善意。
在我最初的印象里，尤妮斯站着咬大拇指，个子矮小。现在，尤妮斯高了，而莉瓦矮了。莉瓦外表萎缩，无法看出她的心思。电视没有开。外凸的玻璃像是某个入侵者的额头，这个入侵者退回到他罪恶的神秘中，进入他光滑的屏幕中那易碎的灰细胞组织里。窗帘拉拢着，外面是北里士满街。与所有其他漂亮的住宅区的街道一样，它一片静谧，空空荡荡，人们对它们的兴趣都被更为强大的力量以及国家行为带走。任何没有参与国家行为的行为会枯竭，会被死亡吞噬。莫迪在他的公司破产清账后，成为年高德劭的家长和会说笑话的人物，而现在没有他继续生存下去的角色。
最后总该说些什么，于是尤妮斯鼓足勇气说了较为科学和可取的话，而且，她似乎是在喜剧直觉的鼓动下说出来的。她说：“你得给莫迪舅舅的手进行理疗，否则会没用的。真让我吃惊，这一点竟会疏忽了。”
莉瓦听了快气炸了。她早已为这起事故自责不已，大家曾劝她不要开车。还有绑带椅子也让她自责，但她不允许尤妮斯批评。“我以为，照顾我丈夫这件事上我是称职的。”她说着离开了这间房子。尤妮斯尾随出去，我听到她坚持向这个“外行”作详尽的解释。五十年前，她治好了结巴的毛病，从此她始终不渝地相信专家治疗。“看最好的医生”成了她的口号。
我将莉瓦的书和杂志推向一边，坐到床上。我想起她曾喜欢埃德娜·费伯(50)、范妮·赫斯特(51)以及玛丽·罗伯茨·莱因哈特(52)。一次在伊利诺伊州苏黎士湖畔，她给我读《环形楼梯》(53)。想到这些，具体的细节都涌现出来，无须触及便生情。有一年夏天，全家驾了三辆车外出。在出城的路上，莫迪舅舅在密尔沃基大街一家五金店停下，买了晾衣绳索，将野餐食物篮子固定在道奇车上。他一会儿站到保险杠上，一会儿站到踏板上，将那些篮子用绳索四面来回系紧。
苏黎士湖，如洗彩笔的水盆，呈黄绿色，软泥很深，芦苇茂密，空气闷热，周围的树林散发出的不是大自然的气息，而是三明治及香蕉味道。由莉瓦的母亲主持的野餐，桌上摆开了扑克牌。她拉下大帽子上的纱巾，罩在脸上，挡蚊子，也许也是掩护偷看别人的牌。坦基当时大约两岁，光着膀子，从他母亲身边逃开，她在后面追他，要他吃土豆泥。沙娜的兄弟，莫迪和希曼，在野餐地四周散步，谈论烤面包方面的事。希曼的背上隆着小山似的肉，是经常用力导致的，不是天生的驼背。衣袖里露出两只巨手。他身上穿着漂亮绉条纹薄外套，可他并不太在乎。他买来了，拥有了，但穿在身上便糟蹋了它。这成了某种反美玩笑。他强有力的脚步踏死了地上的植物。他绝对机敏，小孩子的秘密经他蓝眼睛否定的目光一瞪，便化为灰烬。希曼不喜欢我。这与真实生活不符。莫迪舅舅为我抱不平。我不能说他说得全在理。沙娜常这样评论我：“那孩子脑袋开窍得很。”她指的是我读书很轻松。就他们的争论而言，希曼的直觉更正确。在苏黎士湖岸边时，我应该与别的孩子一同到软泥里去呼叫闹腾，而不是捧着玛丽·罗伯茨·莱因哈特写的愚蠢书（书的封面装着凹凸的棕色单色面）。我当时不愿将自己的灵魂奉献给“真实的现象”，而那种现象现在联邦调查局已给予揭露（腐败现象的揭露不会太深入，恶贯满盈的坏蛋们没什么可担心的）。
沙娜所说的话是离题的。那是形而上学的哲理。事情并不在于脑袋开不开窍，而在于别的东西。我们在没有预知的情况下来到这个世界，先有存在，然后才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有一个本我存在，或许你喜欢说有一个本原灵魂的存在。或许正如歌德所暗示的，灵魂是本性表演的剧场，且是本性表演的唯一剧场。当你满怀激情观察——如观察你的堂兄弟们——并试图说明所见现象时，就会明白这一点。如果你的观察只限于通常意义上的观察，那有什么价值？但如果你的观察是“人如此，见如此；如此眼，力无比”，情况就不一样了。当我在奥黑尔邂逅坦基和他的狐朋狗友时，我想，游离肉体的威廉·布莱克式的眼睛，在我们上方会见到什么。我当时乞求自己的内在存在保佑。这个内在存在能忍受平庸视觉的扭曲，却一贯是将本原的我或本原灵魂的观察视为真正有价值的观察。
我相信，沉默中的莫迪正在向“本原个体”咨询。扭曲的人可以无憾而终，也许早已死亡。
裂缝已打开，枷锁已崩溃，原本脆弱的存在解放了你，使你返回本我。于是，你可自由地在现代观念的废墟下寻找真实的存在，而无论你仍神志恍惚，或清醒，这种清醒与已被认同的知识形态的清醒不能同日而语。
就在这时，莫迪舅舅用头向我示意。他有话要说。少得可怜，等于没说。我企盼听到的话，他只字不提，我想，他不会叫我给他松开皮带扣。我向他弯下身子，一只手扶在他的肩上，我觉得他希望我这样。我敢肯定是这样，而且也许用他的母语与他讲话更好，就如塞克尔在牛轭湖与那个族里最后一个印第安语传人讲话一样。莫迪现在用的词不可能是“Shalom”(54)。他为何要用传统的问候语呢？见我神情茫然，他便极专注地看我——眼睛很大。他又试了一次。
我只好问莉瓦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她解释说：“哦，他说的是‘Scholem’(55)，他一遍遍地提醒我，我们一直在为你代收肖勒姆·斯塔维斯的邮件……”
“是堂哥Scholem？……而不是Shalom。”
“他一定没有你的地址。”
“我的地址未编入册。再说，我们已有三十年未见面了。你们本可以告诉他我的地址。”
“亲爱的，我一直很忙。但愿你将这些东西全部拿走，我食品间里有整整一抽屉，而且成了莫迪未了的心事。你拿走了，他就会感到舒坦了。”
当她说到“将这些东西全部拿走”时，目光重重地落到尤妮斯身上。其真正的意思是“将这个杂种从这里带走”。她叹了口气，带我到了厨房。
肖勒姆·斯塔维斯，娘家姓布罗德斯基，与希曼和塞克尔一样，也长着一双蓝眼睛。当坦基在奥黑尔机场那难忘的一刻提到家族的天才——“我家有两三个”，他指的其中一个就是肖勒姆，拿我与他取笑，而他的真正用意是：“你们这么出色，怎么会没有钱的？”与“教皇拥有多少个师”(56)如出一辙。老式的移民家族曾迫不及待地挖掘天才，孩子当然竭力满足他们的愿望。坦基嘲笑这种愿望的落空，谁能责备他？
我与肖勒姆一同长大，住相邻街道，上同一所学校，经常交换书籍。由于肖勒姆没杂七杂八的爱好，总是康德和席勒，还有达尔文、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高中毕业班时读的是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57)的《西方的没落》，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肖勒姆在信（莉瓦给我一只金奶岛购物袋装信）中提到了我们以上这些共同的兴趣。让我钦佩的是，他的信文笔古派，有点像康斯坦斯·加尼特(58)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笔调。他称我“布罗德斯基”。我仍然喜欢加尼特的翻译，好像不说“正是，波尔菲利·彼得罗夫斯基”，或者不用“丹娘令我五体投地”，就读的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自己对事没有这么持之以恒。我嗜好现代速度，甚至达到亵渎的程度。可以用奥登关于里尔克(59)的评价作为例子。他说里尔克是“萨福(60)以来最伟大的同性恋诗人”，只是为了强调我们不能忘记枷锁的崩溃和消亡（1806年在耶拿说的话）。肖勒姆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贝多芬视为巨擘，我当然不会为他们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争论。肖勒姆曾经是而且还是个崇尚巨擘者。从莉瓦食品间里拿回家的材料使得我一直到了次日凌晨四点还没睡觉。那天我根本没有上床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