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勒姆深信，如同牛顿从哥白尼的理论中汲取智慧，爱因斯坦从牛顿那里汲取养料，而他从达尔文那里获得灵感，在生物学上有一个新发现，这个发现的发展和应用可能会在哲学领域带来突破，且是自《纯粹理性批判》以来第一个重大突破。也许我能从我对肖勒姆早年生活的回忆中预料到，他做事不会半途而废。他是耐用材料制成的。意志消沉了？在自然进程中，人人都会消沉，但生活永远不会将他压垮。过去，我们经常散步走遍雷文斯伍德的每一个角落。他一口气可说许多话，任何一个谈话者都不如他，事实上，他不让自己停顿片刻，换口气。他脸白净，身材消瘦，步态里带着奇怪的弹性，大拇指钩住裤子的口袋。他总是走在我的前面，脸激动得发白。他的呼吸有一种煮沸的牛奶味。上课时，他口角边上出现白色黏液。他处于如痴如醉状态时，根本听不到你所说的话，只是不停在你的脑际里回响着一个急促得气也透不过来的声音。后来当我读到兰波(61)时，特别是他的《醉舟》时，禁不住会想到肖勒姆：同样的沉浸，同样的宇宙般的怒哮，只是肖勒姆用的是深奥解释，不是感性描述。在我们散步时，他会探索诸如像康德的死亡范畴这样的主题，我们边散步边探讨，沿着福斯德大街一直往西走，然后向南到波希米亚人公墓，还一遍遍地绕着北公园学院走，在排水河的桥上不断往返。在劳伦斯大街上汽车展厅前，我们也没有停止讨论，也不可能注意到我们在厚玻璃窗里的形象是否被扭曲。
在他寄给我的许多资料里，夹着他一张彩色照片。从照片上看，他大变了样。眉毛又粗又浓，一脸严峻的神色，双眼眯起，嘴扁扁的，深陷在皱纹里。肖勒姆没有垮，但不难看出经受了许多磨难。这一切都刻在他的脸上，头发也被压在头颅上。在我公寓的一个圣墓般黑暗角落里，我仔细地端详着照片。这是一个真正值得认真研究的人，一个可敬的表兄弟，一个坚固材料制成的战士。
与他相比，我似乎微不足道。我能理解自己为什么在娱乐业试身手，在七频道的半严肃半诙谐的节目——“二市”的卡巴莱歌舞内容——混饭吃，混在弗里策尔饭店的年轻无赖或半无赖中用餐，在库普西内特愚蠢的脱口秀节目中干傻事，直到自尊告诫我离开为止。我现在对自己的看法中肯多了，但论智力，我承认我最推崇的是堂兄肖勒姆·斯塔维斯。即使现在，他那张不妥协的严肃的脸、他鼻孔张大朝下喷着的怒火都会告诉你他是何许人也。由于这张快照摄自他公寓附近，你可看到他奋斗的环境。他身后是芝加哥住宅区，一条盖着六层公寓的芝加哥街道，六十年前的好地方。20世纪的建筑师充分考虑到中产阶级的体面。但对肖勒姆这样的人来说这却是可怕的地方。那里能写出哲学？就因为有这样的地方，我才痛恨进化论主义。进化论主义认为，人种最终会达到完美，而在未完美之前，我们必然会在各个漫漫无际的阶段厌倦地死去。
然而，肖勒姆正是在这些街道上写哲学。二十五岁前已在理论上有所突破。他告诉我，自18世纪以来，只有他才真正发展了哲学。然而，杰作未写，日本就偷袭了珍珠港。按他生物学、哲学和世界历史学中带有革命性发现的逻辑，他必须加入武装部队，当然，是自愿参加。我一页页认真读他寄来的东西，设法弄懂所有这些生物学和世界历史学的依据。接合体与接合孢子的改良，单子叶和双子叶植物、有脊椎与无脊椎动物的分化——这些我较熟悉。当他进而讨论现代政治的生物基础时，我无法理解，但我衷心祝愿他能成功。拥有广袤土地的是顺服的、逆来顺受的民族，而小国却孕育侵略力量。他写道，读摘要帮不了忙，得读全文。但他想告诉我，左右派是并存的。主流最终会转化为广泛的、中立的、自由进化连续体制，而这种连续体制已在西方民主国家初现端倪。依此看，不难理解肖勒姆为何去从军。他要捍卫的不仅是民主，还有自己的理论。
他是步兵，在法国和比利时作战。当美军和俄军在易北河会师、将德军切割成两半时，肖勒姆是越河的巡逻队队员。俄军与美军的战士们欢呼雀跃，饮酒跳舞，流泪拥抱。那些来自芝加哥西北部、父母是俄罗斯移民的年轻人，发现自己在托尔葛作战，在康德和贝多芬的故土上作战，与发起和亲手屠杀犹太人的民族作战，不难想象他们的特殊情感。不久前我注意到一个名叫艾扎·布罗德斯基的人。此人已将自己迷乱的灵魂交给了楚科奇和科里克，面对聚集在第一国民大厦内的众多智者，面对处于最敏锐的现代美国资本主义的弄潮儿们，居然无法确定自己的思想是否最奇特。自然，在托尔葛欢呼的士兵，拥抱、哭泣、痛饮（我还不想漏掉俄军中的姑娘们和坐在河边任河水——此时水流湍急——阴凉脚的老妪们），不能保证其中不会有人同样沉浸在生物和历史学理论中。但在这土地上的肖勒姆……对，施本格勒——我们为什么要遗漏施本格勒？其古今平行论曾极大地影响我们。那时我们在列文斯伍德，还是孩子——肖勒姆不仅只是读世界历史，或只限于思考，或解开了从军前其中一些最令他迷惑和棘手的结和乱麻，而且他还以一个士兵的身份卓有成效地进行亲身体验。双方军队的士兵——肖勒姆是其中的一员——发誓要永做朋友，永不忘对方，建立一个和平世界。
此后多年，我这位堂兄一直忙于组织工作，向各国政府呼吁，从事联大活动，参加各种国际会议。他随一个美国代表团去过俄罗斯，在克里姆林宫，将一张他的巡逻队向易北河挺进时使用的地图，交给赫鲁晓夫。这是美国人民给俄罗斯人民的一份礼物，表示真诚友好的愿望。
他认为他的著作是对20世纪纯哲学无与伦比的贡献，但它的完成和出版不得不被推迟。
肖勒姆在芝加哥做了近二十年的出租车司机。现在已退休，从出租车公司领取养老金，住在城北。但他生活得并不安宁，他最近在退伍军人医院动了一次癌症手术。医生告诉他，他已活不了多久。这也是我收到他许多邮件的缘故。有文件，文件中夹着星条旗复制品；有两军在托尔葛会师的照片；有官方文件、最后的陈述的影印件，既有个人的，也有政治性的。我再三端详了肖勒姆最近的照片——半合的双眼目光内敛，一张脸充满情感力量。他曾立志要活得有意义，死得有意义。我有时也想，我死后人类会是什么样，我不能预见我最终消失后会有何特殊影响。然而肖勒姆却动情地信仰成就，认为他的影响将为人类的荣耀和尊严而流芳百世。我读了他的遗嘱。他提出不少具体要求，有些涉及仪式方面。他希望将他葬在易北河畔的托尔葛，靠近打败纳粹军队的纪念碑。他要求葬礼开始时朗读加尼特翻译的《卡拉马佐夫兄弟》(62)的尾声，结束时演奏贝多芬《第七交响乐》第二乐章，使用苏尔蒂公司录制、维也纳交响乐团演奏的录音。他为自己撰写了墓志铭，记述他留给人类的永垂不朽的知识财富，以及他参与了有历史意义的宣誓。铭文最后写道，《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63)
遗嘱后还附了一封陆军部军务局长办公室的来信，要求斯塔维斯先生了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在管理将遗体运入他们国内进行安葬有什么规定。他可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盛顿特区大使馆询问。至于费用，美国政府的可靠性有限，它不会承担肖勒姆遗体的运费，支付他哀伤中家人的旅费也少得可怜。葬礼及墓穴的费用可由退伍军人协会补助。信的语气得体，合情合理。当然，不知道签发此信的上校是否了解肖勒姆·斯塔维斯是一位多么杰出的人。
最后一封信的内容是来年（ 1984年9月）的巴黎聚会，纪念马恩战役七十周年。信里主要在表彰出租车司机，他们以运送战士去前线的方式参加了城市保卫战。聚会邀请世界各国的出租车司机参加，甚至包括东南亚三轮车夫。壮观的游行队伍将从拿破仑墓附近出发，沿1914年的行军路线行进。肖勒姆的用意是向在伤残退役军人协会展出的，也是硕果仅存、令人崇敬的出租车致敬。作为筹委会的成员，他将很快去巴黎，参加此次聚会的准备工作。回家途中，他将在纽约市停留，拜访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代表，请他们记住托尔葛的那个伟大日子产生的精神，然后向每一位热烈道别。上午九点三十分，他将拜访联大法国代表团，十一点拜访苏联代表团，十二点三十分拜访中国代表团。下午两点拜访大不列颠代表团，三点半拜访美国代表团，五点去见联合国秘书长。然后返回芝加哥，开始“新生活”——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中承诺的生活。
他以人类自身的名义，重申了本世纪人类的尊严，呼吁给予经济资助。
还有些次要的材料，关于销毁核武器和期望超级大国之间永久和解的声明，体现着托尔葛精神。凌晨三点，我的头已经毫无兴趣保持清醒，无法再看下去了。
根本睡不着，于是我没去睡觉，喝了点浓咖啡。睡也没用，脑子不会停止思考。
遇到深夜头脑清醒兴奋时，我不会使用“失眠”一词。白天，那些终生习惯大惊小怪的人使你无法有真正的发现。我学会享用夜间时光，它折磨神经，撕扯情绪——“无法入眠而出神入化地躺着。”要想达到这个境界，并承受住它，就需要坚强的意志。
我拿着咖啡躺在一个叙利亚风格的角落，（我没故意创造这种东方氛围，这个角落是怎么形成的？）躺在近乎平缓、有光线、空旷月明的过道上思考。也许能为堂兄肖勒姆做些什么。为什么要做？为什么不把他介绍给慈善部门？等他去过慈善部门五六次，我也就可认为我已为他尽了力。然而，在堂兄肖勒姆这件事上，一般的逃避方法不起作用。作为犹太移民的儿子（他的父亲在富尔顿市场上做鸡蛋买卖），堂兄肖勒姆决心在自然和历史中为自由寻找依据，并减轻、抑制和消除死亡的恐惧，它统治人类——震慑人类。再者，他是一个爱国的美国人（一种非常古老的情感），一个世界公民。总之，他想确保一切都美好，奉献一份别致的礼物，保佑人类。所有这一切，肖勒姆为全球犹太人树立了典范。与芝加哥董事会议室和幕后活动场所的背景，以及欺诈、纵火、暗杀、职业杀手、毒品贩子抗争，这种理想的正直源于看不见的力量——道德法则，而在芝加哥，它一向比蒜皮或手纸还薄弱，现在更像氩气一样稀少。不管怎样，想想他，也许是驾驶出租车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乘客们是使《哥林多后书》(64)相形见绌的彼勒(65)的后裔。而在这空前绝后的堕落中，肖勒姆的思想却更加纯洁。这种努力使他身患恶性肿瘤。我一直认为，每天在城市的车流中开十个小时的车，足以使人身患癌症。这是强迫性的静坐不动导致的，再加上越发加深的恶感，器官释放出愤怒的逆流，也许还有机械装置的缘故。
我能为肖勒姆做些什么呢？疏远三十年后，我不可能径直上他家去按门铃。我没法给予经济资助——我没钱帮他印刷成千上万页的东西。他至少需要十万，或许他希望艾扎从大环商业区凭空变出钱来。艾扎不是属于怪物式的精英财务分析家吗？但堂弟艾扎不是具体操作员，无法攫取大笔钱用于“知识”项目或开明的改革，也不是玩弄大钱的政治拨款人。
我不敢与他同坐在六层公寓他的客厅里，讨论他倾注毕生心血的著作。我缺乏所需的语言。大学的生物知识无济于事。我们曾在波希米亚公墓讨论过的那些了不起的问题：显贵的环境、众多的坟茔、腐败的花朵，但我的施本格勒比波希米亚公墓里的那些东西消失得更加无影无踪。
我与莫迪舅舅也没有共同语言，无法向他敞开思想。在肖勒姆看来，若我不用几年时间钻研，使我具备资格，他无法将我列入他哲学体系支持者的行列。毫无疑问，时间根本不够。既然如此，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募集资金，将他安葬在东德。渴求硬通货的共产党人不会拒绝合理的提议。早晨洗脸修面时，我记起了伊利诺伊州埃尔金市的一个堂兄弟——尽管不是近亲，但我一向与他关系友好，且挺有感情，也许他能帮忙。处在一个变态的时代，要尽量维护感情。储存起来，感情会保持原样，因为人们并不经常明白维持感情的目的。然而，这些精神水生物也令人奇怪地持久和顽强地存在。人们似乎能够相互长达数十年或无数年地“保持不变”。如此的分离，具有永恒色彩。“无同时代人”的一种解释是，任何有价值的联系都受时间限制。而人不在，就会感觉到他们的价值犹存。这种关系犹如用使人昏睡的乐器演奏渐慢乐段，而整个交响乐队的其他乐器声则轻得微乎其微。
我说的那人仍活着，住在埃尔金。他叫梅迪·埃克斯丁，曾经做过自由撰稿人和广告人，现在一半时间赋闲。他与肖勒姆·斯塔维斯属完全不同类型。我的堂哥埃克斯丁喜欢打台球、拳击和爵士乐。梅迪有一个奇特爱好，即做他那个时代的美国人。他出生于俄亥俄的马斯金根。父亲在那儿经营一家男厕装潢用品店。他在芝加哥读了中学，长成一个活泼的、满口俚语的小伙子，爱打棒球，玩杂耍，吹小号，是个布基伍基乐手，喜欢赌博，是骗人老手，十足一个市政府内的胡闹人。他特爱机灵的乡巴佬这种人——“乡巴佬出身的机灵的亚伦(66)”。梅迪满头浓发鬈曲，梳理得竖直，颧骨凸出，长着难看的粉刺，脱落处留下一个个小瘢。他的脑袋会漂亮地一抖，声称即将要打出好成绩。在威斯康星拉斯凯勒大学打台球时，要先将香烟置于台球桌沿，然后拿球杆，研究下一杆怎么打，然后就会出现这个习惯动作。就如曾向塞克尔那里学歌，我也从梅迪那儿学会一些歌曲。他喜爱乡村爵士乐的韵味，比如“我听上去像个怪人”，尤其是：
当他吹起了喝彩的小号，
啊，奶牛没了奶，母鸡不下蛋。
总之，是个可敬慕的人，就如一件艺术作品，从形式上以及整体风格上看都是一个完全的美国人。他曾经仿效过的榜样不复存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他和我一起从军，一起去莉萨俱乐部演奏爵士乐。
为了肖勒姆，只能找堂兄梅迪，因为一位死了多年的亲戚不知在哪儿设立了一项基金，他是他那一族门里的最后一位。我知道一些这个基金的条款，主要用于家族贷款，如果穷亲戚们有天赋，也用于支付他们的教育费用，甚至更高层次的文化活动。我了解得不详细，但我想梅迪了解。我很快打电话找到了他。他说第二天进城，并告诉我说，很高兴与我谈谈。“老兄，好久没见你了。”
基金来自一位老阿卡迪斯·埃克斯丁的遗产。人们称他阿迪。人们对他没有什么指望。他一生没系过鞋带，不是因为太胖（只是块头大），而是他向世人宣称爱随便。阿迪临终前意外获得一笔钱。俄国革命前，他将一本俄国小学生阅读的普希金传带入美国，一知半解地给我们背诵普希金。现代的经验从未触动过他。从头顶看，阿迪的脑袋圆圆的，长着棕色头发，与孩童无异，充满童真。他的脸颊和眼睑浮肿，眼睛呈猕猴桃绿。1917年他在威士忌酒厂失去一个手指，也许是想逃避服役自残的。有一幅阿迪和他守寡母亲的袖珍肖像画，作于七十年前。画中他的大拇指顶在西装翻领后。他的母亲丹娘身材矮小、肥胖，带有东方风格。尽管神色拘谨，其实面带笑容。为什么笑？如果说她的腿又粗又短，够不着地，其原因是物质世界本身就可笑地不完美，滑稽地无法适应丹娘。丹娘的第二任丈夫是个身价百万的船员，在他那个犹太教堂是个名人，一个思想正统的诚实人。丹娘是个电影迷，喜爱克拉克·盖博(67)，从不错过《乱世佳人》。“哦，克拉克·盖博，我多爱他！”
她老公先死，五年后，她八十五六岁时随老公而去。她死时，阿迪是个脱水苹果酱推销员。消息传来时，他正在一个偏僻的小百货店里展示他的产品。他和妻子，这对没有孩子的夫妇立即退休。他说他要重新研究哲学，他曾经在安妮阿伯(68)主修过哲学，天晓得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他要管理家产和金钱，故无法接触书本。过去他常对我说：“艾扎，你对乔·杜威有什么看法——啊？”
等这些姓埃克斯丁的亲戚去世了，人们才了解到，他已设立了一个基金，根据遗嘱用于高等教育。按梅迪的说法，叫基金会。
“这笔钱用过吗？”
“几乎没有。”
“我们可不可以为肖勒姆·斯塔维斯的事用点基金的钱呢？”
他说：“那得看情况。”暗示他也许可以更改遗嘱。
我早已为他准备了一番陈述，他很快抓住了肖勒姆这件事的要点。“没有足够的钱来出版他一生的著作。再说，我们又怎么能证明他等同于达尔文，就像牛顿等同于哥白尼一样？”
“让我们来证明确实很难。”
“你会邀请谁？”梅迪说。
“我们得花钱请几个专家，我对大学里的人没有足够的信任。”
“你认为他们会剽窃一个无抵抗力的业余天才的成果？”
“接触灵感，常会干扰你稳定的工作……”
“假定肖勒姆是个有灵感的人。阿迪和他老婆去世了，没能享受他们的遗赠。我不想一时冲动大花他们的钱，”梅迪说，“如果肖勒姆的形象不这样高大，我对他就更有信心。”
时下的人，如果你不向他们暴露你最微妙的人性，就不会信任你——在户外厕所里，利奥波德·布卢姆(69)，他渐起的恶臭，他妻子的山羊乳房，等等。给普通人定的标准已向低层次的细节靠拢。
“再说，”梅迪说，“那是什么基督教精神？为什么他非要引用《福音书》中最反闪米特人(70)的话？在我们经历了无数磨难之后，不该再朝这个方向走。”
“据我所知，也许他是伊曼努尔·康德的传人，不接受全犹太色彩的观点。同时，他声称在知识史上拥有占重要地位的天然权利，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美国人。”
“即使这样，”梅迪说，“为什么还要求葬到铁幕(71)后？他难道不知道俄国人那么仇恨犹太人——与德国一个鼻孔出气？他以为躺在那儿，就能像吸墨纸一样吸掉仇恨，治愈他们的恨？也许他以为他能——只有他，其他人不行。”
他竭力指责肖勒姆的狂妄自大。这些心理学术语俯拾即是，咄咄逼人地诱惑我们去使用。它们都应该被铲进车里，倒进垃圾堆。
想想梅迪自己的发展很有意思。他很聪明，当然，如果你见过他如何装腔作势成胡佛时期或早期罗斯福时期的美国中产阶层人士，你也许不会这么认为。他追求愚蠢行为，甚至忍受新教徒(72)所受的痛苦，忍受丈夫和妻子隔阂的不幸，在性生活上自我惩罚。他会在大环商业区醉酒，像其他美国人一样，醉醺醺地乘坐市郊往返列车回家。他买了一只英国哈巴狗，气得他妻子发昏。他和岳母用种种美国怪诞详尽发挥相互之间的反感。他在家时，她躲进地下室，等他上床睡觉了，她才上来去厨房冲杯可可喝。他会对我说：“我送她去见营养师，我弄不懂她不吃甜卷饼和可可，却又看上去气色很好，面孔红润。”（我猜想，是矫揉造作使她身体状况出色）梅迪与小儿子是同盟；一起去钓鱼，一起去参观南北战争的战场遗址。他一生都是一个中西部人，靠写中西部户外材料生活。在戴着浅顶软呢帽的人眼里，总混杂着犹太味。六十多岁时，犹太人特征更为明显。我已经说过，他模仿的美国模式现在早已完全过时。《旧约》中的祖先们也要比他们这班自作聪明的乡巴佬更现代化。梅迪不想继承他父亲一辈的宗教，远离那种宗教，但在半赋闲生活中，在埃尔金他变得令人注目，像莫迪舅舅在他的更衣室内有过的情形一样，变得令人不可思议。因此，我对堂表兄弟的兴趣并没有使他吃惊。他自己也来了兴趣。他的脸现在变了形，长着疙瘩，但充满热情，如果我没有理会错那上面的表情的话，那么他是在祈求我对他的兴趣。他盼望亲近。
“你不会是因为与肖勒姆曾在一起散步度过美好的时光而多愁善感吧，艾扎？如果你读读他了不起的著作，你也许就能判断了。兰德公司不雇佣蠢材——过些时候我会来请你跟我谈谈那个超级思维库。”
“我看还是称之为同情好，不是多愁善感。”
在道德范畴内，这是疯狂、无知，彻头彻尾的无法无天。
梅迪说：“如果你试图对他说话，他会高人一等地给你上课，对不对？既然你对那些接合体和接合孢子不了解，你就不得不坐下听他说……”
梅迪想要说的是他和我——我们能互相理解，因为我们同辈。我们这些长大于美国街头的犹太人根本不是外国人，我们给美国生活注入了那么多热情、朝气和爱，以至于我们就是美国生活本身。奇怪的是，正当我们在这令人羡慕的民主国度内完善自我时，这种美国生活却在被遗忘。而我们的民主已经过时，带有新抽象概念的新的民主又残酷地使人沮丧。成为一个美国人其实一向是一种抽象目标。你作为一个移民来到这里，得到一个最合理的提议，你接受了，找到了目标。而在新的概念之下你又迷失了。他们要求你断然放弃个人的判断力。尤妮斯致医学院的信就是佐证。“正直”一词，可以欺骗良心。一旦接受了新的概念，你就再也无须担心是非善恶了。不用顾虑善恶的借口是你在教育上倾注了心血。你在有限的课程上拼命用功，掌握了它，你就永远清醒了。你会说：“负罪感必须消亡。人类有权享受没有负罪感的快乐。”上了这宝贵的一课，你现在能接受女儿混乱的性生活了，而在过去，这会使你休克。你上好了这一课，得到了补偿，你得感谢才是。于是，你又有了新思索。很可能我们的幸存依赖于我们的思索——必须做出所有理性的抉择。听着，我根本没有离题。堂兄肖勒姆是生活在一片旧思索中的圣人，他就是真实，是个出类拔萃的人。堂兄梅迪说他不是。堂兄梅迪想提醒我，我与他是一种独特的犹太美国人（为历史所淘汰）发展出的代表，并且要比任何已淘汰的天才们能理解的更具无限共同性。
“我想为肖勒姆做点事，梅迪。”
“我不敢保证我们是否能用亲戚阿迪的钱将他安葬在东德。”
“完全可以。假定你募集钱以便他的著作有人读……得找个生物学家来审查一下，还得有一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也许吧。我会与遗嘱执行人着手处理此事。我回头跟你联系。”梅迪说。
我猜想他自己就是遗嘱执行人。
“我要到国外去，”我说，“也许会在巴黎见到肖勒姆。他在辞别信里提到要旅行，筹划马恩的出租车的事情。”
我把罗丁逊小姐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梅迪。
“乘协和飞机去，对吧？”梅迪说，脸上没有嫉妒。有他相伴我会很高兴。
我在华盛顿停留，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人商量重新由商业银行向巴西人提供贷款的事。我抽了几小时去了国会图书馆，寻找有关乔基尔森和博戈拉斯的资料。顺路去东德大使馆咨询了一下，然后给我在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前妻打了个电话。伊莎贝尔是人们最熟悉的播音员之一。三次婚姻之后，她又恢复用她的本姓。有时在欢跃的音乐之后，播出节目主持人姓名时，我会听到她的名字：“请听记者伊莎贝尔·格林斯潘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我邀请她与我一起吃饭。她说不行，可能是为我没有早点从芝加哥给她打电话而生气。她说她会来哈伊亚当酒店与我喝一杯。
相会时伊莎贝尔一再暗示的思想是，人这种动物的心理还未达到平衡。我的理解是，不仅有缺陷的、有病的、发育不完全的人很普遍（顺便说一声，伊莎贝尔既无缺陷，也无病），而且人类中的绝大多数永远也不会心理平衡。他们天生就是吹毛求疵的、烦躁不安的、动辄生气的、浑身不舒服的，他们寻求解脱这种痛苦，而又痛恨找不到解脱的办法。像伊莎贝尔这样的女人，下决心要给人留下完美平衡的印象，却反映出这种令人不快的不稳定。她认为我身上具有她已摆脱的缺点；她以我们越来越显著的分歧作为衡量她进步的标准。她很聪明，自然是门萨(73)（高智商）团体的一个成员。在广播中，她是快活迷人的，然而与我在一起时却一向郁郁寡欢，似乎她对自己的“洞察力”一直不满。作为一个全国知名的人物，在节目中向成百上千万听众传播开明思想。塞贝尔是“全心全意的”“投入的”，但作为一个有才智的女人，她心里暗自对这种开明感到痛苦。
她对我谈了芝加哥。在一定程度上，她将我等视为芝加哥。“市政委员会委员们是白色机器，一方面捆住黑人市长的手脚，一方面又一文不剩地花完这个城市的钱。而你，当然，你全明白，你一向都非常明白。你却宁可悠闲地过你的日子。”这天下午塞贝尔有个显著的变化。下午四点多时，她穿得如黎明一样亮丽。她的深肤色是即逝的黑夜。黎明没有香水味。否则两者将非常相似。不用否认，她是一个风姿秀逸的女人，深茶色底色的真丝服装上配着传统的深红色图案。我们相会时，她并不总是打扮得如此风姿绰约。
假装我“全明白”是徒劳的，但她说到“悠闲过日子”时，用意相当明显。这里具有两个明白无误、相互联系的内容：（1）我特殊的爱好；（2）我终生与弗吉·邓顿·尼·米勒特斯——一位只有八个手指的竖琴演奏家——梦恋般的关系。尽管弗吉先天有缺陷，她仍然掌握了竖琴的几乎全部演奏曲目，只放弃了几首不可能演奏的作品。她的演奏事业很成功。绝对没错，我确实从没有治愈我对弗吉的感情——那双黑眼睛，圆圆的脸洁白、坦率，女性味十足，充满人性或者说从中可以获得善良的保证。就连她短鼻子上微小的破损——一次车祸的结果，她拒绝移植塑料鼻子——也很有魅力。在我看来，说“女性”一词用于她身上最富有代表性是绝对正确的。只要可能，我总去听她的音乐会；我在她家附近散步，希望能与她邂逅，还想象在百货商店见到她。偶尔几次的相遇——三十年中有五次——具体细节都记忆犹新。当她的丈夫，一个酒鬼，将她在印度写完的《加尔布雷斯(74)传》借给我时，我每个字都读了一遍。这唯有用感情膨胀或精神发泄来解释。弗吉·米勒特斯，这位缺了拇指的维纳斯，带着她充满激情而又使人无法摆脱的力量，当然成了塞贝尔“你还是继续悠闲度日”的真正目标。我与米勒特斯
邓顿夫人也许会有幸福，犹如阿里斯托芬(75)爱情神话中两个分隔的人渴望团聚。我当时是个富有灵感的哲学系学生，长期乘坐喧闹的电动列车，从范布伦(76)街及许多当铺来到第六十三街及它的吸毒者们中间。在漫长旅途中，我克制自己不去想苏格拉底形容的高高在上的厄洛斯(77)。我与米勒特斯邓顿夫人之间的爱完全是不自然的爱之梦幻，应该遭到塞贝尔的蔑视。
在哈伊亚当酒店，我们喝了杜松子酒，塞贝尔发表了一番令人称奇的言论，这不像她平时的洞察力，确实不一样。她说：“我认为‘悠闲度日’一词并不令人满意。更准确地说，你拥有一种热情，并且独自享用。你拥有一种独特疯狂的高能量。正因为这种高能量，你可以无视平庸的肮脏的事实，而其他人不论喜欢与否都不得不忍受。你其实就是一个热情的宝窟，艾扎。你依赖你自己的热情宝窟生活。像其他人一样，精神不振会使你窒息。”
这是令人奇怪的一击。说得有些道理，我为此对她刮目相看。不过，我没有立刻做出反应，等空闲时再好好思考一下。我开始跟她说起肖勒姆，将他的事情描述给她听。假如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对他进行专题访谈，使他受到应有的关注（战争英雄——哲学家——出租车司机）。他也许能成功激发起人们的热情，更重要的是，使公众慷慨解囊。塞贝尔当即反对。她说，他会沮丧的。如果他宣称康德和达尔文的最终继承人是他，听众们会说，这家伙是谁？她承认人们对马恩的出租车会兴趣大增，但庆祝仪式要等到1948年才举行，还有一年的时间。她还说她的节目不会一播就能起募集基金的作用。她说：“你肯定那人真快死了？你只是听他自己这么说罢了。”
“这话一点儿人情味都没有。”我说。
“也许吧。你一向对亲戚们善良。家属向你的热情泼冷水，你就投向亲戚。我过去曾想过，假如有人告诉你停尸房可能有一个堂表兄弟，你会打开停尸房的每个抽屉查看。你自己问问自己，有多少亲戚会来找你。”
这句话让我发笑。塞贝尔一向很有幽默感。
她还说：“核心型家庭(78)破裂时，投给那些旁系亲戚们的热情又有什么用？”
我能想出的唯一答复来自旁门左道。我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为堂表亲戚间的忠诚所控制。”
“是吗？结果很不错，对吧？”
“有人认为那是一个黄金时代——最后的古老的甜蜜生活(79)。”
但这不是我的真意。数千年的无政府状态于1914年达到顶峰，在凡尔登(80)与坦尼堡发生的野蛮事件只不过是为1939年之后的更大的毁灭拉开了序幕。这又是普遍的悬虑不安——历史缝隙裂开了，枷锁在消亡（黑格尔语），数世纪的桎梏解除了。如果你意志不坚强，它会使你头晕目眩，假如你不会头晕目眩，你将会走向自由。如果无序没有使你毁灭，那它将给你创造一定的机会。当我夜晚坐在那套圣墓般黑暗的公寓里时（每次尤妮斯来看我，都对身边的环境大惑不解，“瞧这些东方的地毯、灯笼，还有那么多书。”她说），你不会知道我正专注于思考，枷锁的消亡和桎梏的崩溃使得自由成为可能，我将如何充满热情地扑向自由。书有无数，但仅有半架管用。学识的增长不保证美德的增加。我常读的一位作家侧重于热情。他引你思考爱与恨。他否认恨是盲目的。相反，恨是条理分明的。一旦你让恨萌发，它会一路向内心吞食，吞噬你整个身躯，强化内省。它不是盲目的，它只会越来越明晰，打开人的思想，向外延伸，思索自身，最终把握自己。同样，爱也是明白的，不盲目。真正的爱不虚伪。与恨一样，爱是本源。但爱难求，恨易得。等待稀有的热情，无疑会危及你自身。若你毕竟欲求明晰，且因恨丰富，故你应设信心于恨，倾你全部灵魂拥抱它。
尽管塞贝尔有能力讨论此话题，但我不想与她讨论。她仍在喋喋不休我对堂表亲戚的弱点。她说：“如果你也像对那些疯子、那些蠢笨的亲戚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一样，对我多一些关心，我们绝不会离婚。”
“诸如此类”是暗指弗吉。
塞贝尔在暗示我们再试一次？难道她是为此而亮丽梳妆、漂亮装扮自己的吗？我觉得受宠若惊。
我上午去了杜勒斯，然后乘协和式飞机离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等候巴西的国会议员们做出决定。我为自己的报告匆忙写下要点，然后无拘无束地想其他事情。我思忖塞贝尔是否要我向她提出复婚。我喜欢她所言贮藏的热情。依她所见，自亲戚们、自弗吉，我的格调已沉溺于简单的内心情感。我缺乏真正的现代严肃性。也许她以为我通过参观旧画廊、信步美术馆、洋溢于亲情、喜于粉饰的遗迹，来满足一位艺术家的需要，可是又没有坚强到能承受住极大的狂喜，也没有因虚无主义之火的洗礼而得以净化。
至于婚姻……独身生活是沉闷的，然而，要结婚也不可避免要做些不愉快的思考。我到华盛顿能做什么？若塞贝尔移居芝加哥，她能做什么？不，她不会自愿移居。我们将飞来飞去，往返两地。若一件件详述，塞贝尔已是个驾驭公众舆论的人物。舆论即是力量。她属于拥有巨大权威的群体。此种权威非我所关心。与保守的对手相比，她所属的群体不属于很愚蠢的蠢人，但毕竟是蠢人，且在她的行业中，蠢人比其他行业数量更大，更具影响力。
我现在到了巴黎，在蒙阿朗贝尔酒店前停车。我放弃了一家我喜欢的酒店，因我在行李内发现了蟑螂，这些黑色昆虫随我重新越过大西洋，准备征服芝加哥。
检查完蒙阿朗贝尔酒店的客房，我沿巴克林荫道走向塞纳河。这些不朽的首都依然对美国人有着极大的魅力，多么神奇。感觉告诉我，就连此地的太阳亦具不朽的形状，犹如墨西哥的日石，照亮了圣教堂、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第九大桥及其他中世纪的古迹。
晚餐后回到酒店，我收到罗丁逊小姐发自芝加哥的消息。“埃克斯丁基金会愿向斯塔维斯先生赞助一万美元。”
梅迪太棒了！我现在可向肖勒姆交代了。我曾决定去巴黎，参加筹划行动，那么，如果他还活着，他明天就会出现在伤残退役军人协会。而相别数十年重逢时，我给予他的将不仅仅只是同情。梅迪曾说此笔赞助应用于证明肖勒姆以科学为依据的纯哲学是否如他所称，是对《纯粹理性批判》的发展。我立即开动脑筋，思考说服梅迪的方法。我可自己挑选肖勒姆的读者，给他们一点钱——反正他们不应得厚禄，他们都是学院式的糊涂虫（瞧，对他们愤怒，是因为他们未力阻美国的腐败。实际上，我谴责他们，是他们加速了美国的堕落）。五位专家，每人两百美元，这些钱由我支付，那一万赞助费全部用在肖勒姆身上。在华盛顿找找门路，也许可以从东德大使馆搞到安葬许可证，这需花两三千美元，包括贿赂费。剩下的足够支付遗体运输和最后的安葬仪式。假如肖勒姆的洞察力确信，他在托尔葛的安葬可将全球业已膨胀的疯狂缩小成丹丸，那就值得一试。埋葬在芝加哥的瓦尔德海姆，伴随哈莱姆林荫道上隆隆的卡车声，是无法指望产生什么影响的。
为适应欧洲时间，我熬了夜，玩玩单人纸牌，纸牌奇大，无须戴眼镜。这么玩玩，睡觉时就不会仍情绪高涨。只要平静与平衡，我可以理解我的处境。边玩牌边沉思，我理解了塞贝尔的指责。她说我缺乏热情的投入，毁了我们的婚姻。说起我对堂表亲戚的多情，她迂回曲折地暗示了犹太人的神秘性。塞贝尔有一个漂亮的犹太人鼻子，也许犹太味太浓了点。她了解我的弱点，显眼地向我展示她的腿。她胸脯匀称，喉部光滑，臀部丰满，两腿仍能在卧室里踢蹬——我过去常称“你的跳绳的腿”。那么，塞贝尔现在经过了三次婚姻，是否认为唯有我是她真正的丈夫？或是否她想最后一次与她的亚历山大对手（埃及人）竭尽全力较量一番？无过的弗吉是她一生所恨，仇恨使人条理分明，失去爱情。海德格尔亦会赞同此看法。可以说，他的思想传染了我。我打算去追求这两种使人条理分明的情感。爱不是太多，而恨则犹如氮或碳那样，无处不在。也许恨本身具有遗传性，因此它就是人身的组成部分；我们的血液也许为恨所膨胀。对于北极区内的道德冷漠，我在科里克和楚科奇生活的西伯利亚环境——霜冻不亚于烈焰的严重的副极地荒漠，适合建立奴役营的地方——中发现了具体形象。综上所述，我对弗吉·米勒特斯田园诗般的感情也许可以理解为对普遍的冷漠的胆怯逃离。
我应该告诉塞贝尔，面对许多年都未实现的爱，(81)她是赢不了的。毕竟女性魅力无穷，你不拥有这样的女性魅力。
然而，我承认的真正挑战是捕捉和驯服邪恶。没有这种挑战，你将停止不前。面对新精神的诞生，却任疑虑摆布……
沉思到此，我睡着了。
上午，我的餐盘上放着一份罗丁逊小姐寄来的快件。此时我没情绪打开看。里面也许是关于事务性约会的通知，但我现在不需要它。我要去伤残退役军人协会见肖勒姆。但愿他在那儿。我在《世界报》上读到，由来自五十个国家的近两百个代表团参加的世界出租车司机协会成立大会，将于十一点举行。我将罗丁逊寄来的东西塞进衣袋，与钱包和护照放在一起。
我乘出租车急忙向圆顶大厦赶。这是一个宗教建筑艺术作品——是17世纪的布卢盎(82)，18世纪的芒萨尔(83)。它的壮观不时地引起我的注意。我极度兴奋，思维混乱，在我看来，这个已有裂缝的大厦圆顶与一个蛋杯差不多。我腋下的汗斑在扩大。喉头干得发燥。我去打听马恩的出租车的情况，有人指了个角落给我看。司机们还未到。我只好游荡近半个小时，爬到上层(84)向下看圣日耳曼教堂的地下室。哇！多么壮观！多么美丽！如此精美的拱、立柱、雕像，还有行云漂浮、骏马奔腾的壁画，精致的拼花大理石地。我想亲吻它们。另外还有来自圣赫勒拿岛(85)的拿破仑所说的沉痛的话：“我愿我的骨灰安葬在塞纳河边，安葬在我多么热爱的法兰西人民中间，安葬在这个国家的中央。”(86)现在拿破仑安葬在重达三十五吨的磨光斑岩下，富有罗马式辉煌。
下台阶时，我取出了罗丁逊小姐写的信封。读着尤妮斯的信——信封里只有这封信，我清晰地觉得心里激动，或是狂喜。是坦基的第三个愿望：我再给艾勒法官写封信，要求将最后几个月的刑期判在拉斯韦加斯的过渡教习所内服刑。尤妮斯解释说，过渡教习所只有基本的监督。上午签字出去，晚上回来再签到。白天时间归你，可以做些私活。尤妮斯写道：“我看监狱简直成了我弟弟获得无数经验的地方了。他毕竟很聪明，因此从监狱里学到了所有能学到的东西。你给法官谈谈这一点，用你自己的话说。”
用我自己的话说，大鱼在富丽堂皇的楼梯上摇晃了一下，内心一片昏暗，耳边响起了大海的咆哮。心中有个声音对他说：“终于来了！”他想张开一个血盆大口，用牙将信撕得粉碎。
我也想回信：“我不是笨蛋表兄，我是条能许愿、有无穷力量的大鱼。”
我一边让自己平静下来，一边将尤妮斯的来信撕成六片、八片、十片，然后在废纸篓里寻找克制。等回到集合地时，情绪已差不多复归正常，但还没彻底正常，还有些反复和不平。
大约有一百个代表团已聚集在出租车司机角落，也许用“聚集”一词来形容这群异常激动的人较合适。这些人来自世界各个角落。他们戴着帽子，别着军功章，身穿制服，还有蜡染布裤子、秘鲁帽、马裤、印度绉纹马裤、非洲大红长袍、苏格兰褶子短裙、希腊衬衣、锡克族穆斯林头巾。整个聚集的人群使我想起了由赫鲁晓夫和卡斯特罗参加的联合国大会。在那次联大上，我见到了身穿白色服装的尼赫鲁，他的翻领上别了一朵红玫瑰，头戴一顶面包师戴的那种帽子。就在那次联大上，赫鲁晓夫脱下他的鞋子，愤怒地敲着讲台。当时我正好在场。
这时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在芝加哥上的地理课。我们发了一套小册子：“我们日本的小堂表亲戚”“我们摩洛哥的小堂表亲戚”“我们俄罗斯的小堂表亲戚”“我们西班牙的小堂表亲戚”。我读完了这套小册子，读到了小伊万和小孔奇塔，叙述缓慢。我向他们敞开我渴望的心。瞧，我们贴近了，我们毕竟是一家（正如坦基“毕竟”非常聪明一样）。我们不是英国佬，不是意大利佬，不是德国佬，我们是堂表亲戚。这个观念很辉煌，我们中凡是将激动的心敞开，面对世界亲戚大团聚的人是幸福的，我就是。我们将零花钱捐给基金会，用于重建20世纪地震后的东京。珍珠港事件后，我们应当将它夷为平地。而日本儿童不可能有他们的美国小堂表亲戚这样的书。芝加哥教育委员会也从没想了解此事。
两位九十多岁的法国老人，1914年的幸存者，他们的出现，顿时成了人们更加关注的中心。多么令人愉快的聚会啊，我想，或如果我不是那么激动的话会这么认为。
我哪儿也没见到肖勒姆。我想我本应该让罗丁逊小姐打他芝加哥的电话，问一下情况，但他们肯定会问是谁打来的电话，什么目的。我不遗憾来到这个震撼人的大厅。事实上，我不会错过它的。我热切地盼望与肖勒姆相见。甚至准备好了对他说的话。我不能漏过他。我走出人群，在人群外寻找他。代表团的人已被领去开会的地方，我策略地站在一个门口。五颜六色的服装令人眼花缭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