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这类精神病医生为了表明自己不偏不倚，故意对双方当事人都十分粗暴。”中尉说，“不过，多蒂的怀疑是有根据的。你是否与你的律师谈起过多蒂的看法？”
“他没有发表意见。律师只有在同行中才会开诚布公，如果他们也会说实话的话。”
“也许这个医生颇有点道德观念。不过有些问题仍然令人费解。在瓜达尔卡纳尔岛(19)上，我部队里的一个好朋友常说，奸诈之徒往往貌似公正——我可以代你去和那精神病医生谈话。必要的证件我都有。”
“噢，千万别去！”卡特里娜说。
“从客观上说，我去说对你有利。”
“你打个电话给医生的秘书，本星期末约个时间就行了。”
多萝西娅一直警告卡特里娜要留心克里格斯坦。多蒂是在一次枪展茶话会上见到中尉的。“我不喜欢和他待在一起。这个人简直是个疯子。他是真的警察呢，还是电视连续剧中那个粗鲁的警察科杰克？”
“为什么他不是真的警察呢？”卡特里娜问。
“他也许是个守夜人。不——如果他上夜班，就不会有时间和那么多单身中年妇女约会，把她们带去跳舞了。你打听过他的来历吗？他身上佩的三支手枪，是否都有证明？”
“那些枪倒没什么。”
“他可能只是个交通警察吧。不过，我敢肯定，他是个疯子！”
克里格斯坦问卡特里娜：“你有没有告诉精神病医生，你正在写一本儿童读物？”
“没有。我从来没想到要告诉他这件事。”
“你看，你这么做对自己就不利了——你得尽力给人一个好的印象。”
“真的帮个忙吧，萨姆；带狗去散散步吧。这家伙真可怜，今天一直没出去过呢！”
“当然可以，”克里格斯坦答应说，“我自己也早该想到了。”
他带着苏基走出门口，地上的积雪在他脚下咯咯作响，新装的路灯美观漂亮，灯光明亮，这是大家一致的看法。夏天，光线太亮，使鸟儿不辨白昼黑夜；当街灯一亮，它们以为太阳又出来了，就从巢里飞出来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冬天，那光线犹如从太空中射来似的。克里格斯坦穿着风雪衣，跟在身躯高大的雌狗后面，缓步走着。维克托把这个警察称为幻想家。别人有谁会用这种词语？“是个幻想家，却又没有任何发明创造。”维克托是这么说的。但中尉在身边，等于有了保镖。他曾带卡特里娜去麦考马克那儿去见美籍俄裔著名电影演员尤尔·布林纳；他身上的三支手枪使卡特里娜增加了安全感，她感到自己受到了保护。克里格斯坦是她忠实的朋友。
克里格斯坦走后，卡特里娜与姐姐多萝西娅通了话。她又一次向姐姐表明了自己对中尉违法的看法。她与她姐姐经常深夜在电话里长谈。
多萝西娅在丈夫死后，卖掉了在海兰公园的大住宅，搬到了时髦的“旧城”，把她和丈夫温斯洛在旧金山冈普商场买的中国式新婚床也搬了去。卧室不大，一扇窗面向幽黑的小巷。但她不愿丢弃那张中国床。现在，她正躺在床上，身边放着电话机。床架四周都有雕刻。在卡特里娜看来，这些雕刻犹如荆棘编织的王冠，难怪多蒂抱怨失眠和周期性偏头痛；而现在，她竟也要来规劝卡特里娜？“你堕入这种毫无希望的恋爱；你孤单一人，唯一你感到可以保护你的人，就是那个傻瓜警察！现在，你又要飞到布法罗去了，啊？”
“克里格斯坦是个正人君子。”
“他差得远着呢！”
多蒂把头发理成圆球形，身材修长，手臂和大腿瘦得像木棍；她们的父亲称之为“患了神经衰弱症的木棍”，又黑又大的眼睛似乎随时会蹦出来似的。多萝西娅神情焦躁不安，说话泼辣尖刻，抱怨起来舌头不饶人。
“孩子照样与邻居家的小朋友一起去上学，伊索尔十点钟到家来。”
“你得匆匆忙忙去赶路，还得在云彩里翻斤斗呢！就只是因为那个大人物说了一声要你去。你说你没有办法，我看是你也高兴去。你倒叫我想起了主日学校的那个女人——‘她双脚从不待在家里。’在法国留学一年，对你我毕业后都大有好处，但也产生了不好的影响——这是我的看法。爸爸当估税员时，蚀掉了一些他从前搜刮到的钱。他倒好，花些钱把我们培养成巴黎小姐。当然，这比用在其他方面好。他是想以此来炫耀炫耀自己；而我俩呢，给丢在巴黎，无人过问。要不，那笔花在巴黎的钱，我现在可派些用场呢！”
噢，多蒂！又要自吹自擂，又是悔恨交加。多蒂的丈夫开了一家小塑料厂。他去世时，小厂已很不景气了。所以，多蒂现在到处兜售塑料产品。她儿子正在攻读工商业管理硕士学位，但那并非是一所名牌学校。像多蒂这样地位的女人，需要有一个讲得响的地址，她在“旧城”所付的房租贵得要命。“这样昂贵的租金，可以把老鼠都灭尽。而我却签了为期两年的租约，连房东都在笑我。”由于不得不进入工商界，她说起话来越来越像过世的父亲了。然而，她最恨的事莫过于到处兜售产品了。要多萝西娅到处奔波，要她做点什么正经事，那简直是要她的命！要她清晨起床，那是绝对做不到的。她会一边煮咖啡，一边乱七八糟地骂人；听到茶壶咝咝作响，她那突眶而出的眼睛会怒火四射。用梳子梳头，她似乎要用尽全身力气似的。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像拉辛作品中的太太所说的：‘他们个个都想谋害我(20)’。”（她所受的法国教育中渗透着芝加哥传统，而所受的芝加哥教育，却又渗透着法国传统。）“只是费德尔是你，傻丫头，患了恋爱病了！”
多萝西娅把车子开出车库，身子簌簌发抖。她得去一一走访同一公司下属的各商店的进货员，或者是各类公共机构的采购员；想一下，这等差事对多蒂来说是多么艰辛啊！她甚至到地铁去兜售她的产品，并巧妙地获得宣传伦理道德的电台的聘请，做它们的女董事。有时，她看上去似乎快累倒了，深红色的眼睑闭了起来。但在电视上出现时，她却生气勃勃，其表演令人折服。一旦引她发怒，她就厉害万分。
“伍尔皮生病，就让他回家好了。为什么他自己的婆娘不把他领回去呢？”
“别忘了，去年我差点儿永远失去了维克托。”卡特里娜说。
“你差点……差点失去他？”
“是这样。那次你也正好动手术，而我不能照顾你；但你的病情不怎么严重，是吗，多蒂？”
“我不是说我自己，而是说他那老婆，那可怜的女人。因为你以及还有其他一些女人，她受了多大的冤屈啊……只要她一走出房间，你这个埃文斯顿的傻丫头就会马上冲进去扑在那生病的老头子身上。”
多蒂就是这样粗俗，你再对她怎么讲也没有用。卡特里娜无动于衷地听她唠叨；甚至还感到有点满足感——这种满足感最后又升华为欢乐的情绪。多蒂接着说：“这老头子利用自己的声望，去勾引一个乡下姑娘，这样做是不道德的，这正如桶里抓鱼，手到擒来。你会对我说，你有秘密绝招，使他性欲勃发……”
“我说，多蒂，我没有那样做，只不过这事正好碰到我头上。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他甚至喜欢我突出来的静脉血管。要是在其他人面前，我还得尽量设法不让人家看到呢。他还爱我高低不平的牙床；这在我一生中是最使我难堪的了，连我眼泡发肿，他都喜欢。”
“耶稣啊，这么说正是那么回子事了！”多萝西娅不耐烦了，“你运气好。他迷上了你！”
卡特里娜想，她一点也不同情我，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心思倾吐给她听呢？这真是太可悲了。当然，另一方面，也不应该责备多萝西娅，尽管她气恼、愤怒、嫉妒，她的事业日趋衰落。她需要有个丈夫。她没有什么前途可言；而我呢，则成了一个与她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对这一事实，她尤为恼恨。这四年来，我接触的都是社会名流，像约翰·凯奇(21)啦，布基·富勒(22)啦，德·库宁(23)啦，等等等等。回家时，我与她谈起与杰克·奥纳西斯(24)或弗朗西丝·德拉伦塔(25)等人闲聊的情景；而她呢，只能告诉我推销塑料产品是如何不易，那些采购员又是怎样难弄、心术不正。
多萝西娅没有耐心再谈下去了。当想到卡特里娜与维克托的风情只是昙花一现的可能，她还比较容忍，也愿意多听听。卡特里娜甚至说服了她，叫她读了几篇维克托写的文章。她们先读较容易读懂的一篇文章：《从阿波里耐(26)到卡明斯(27)》，然后再读难懂一点的，像《保尔·瓦莱里(28)与完人》和《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当代思想界》。她们不去钻研马克思本人，但她俩法语很好，足以研究瓦莱里的《泰斯特先生》这类文章。她们吃中饭时在老果园购物中心见面，一起来讨论这本奇妙的书。她们先去看时装；那儿是个大商场，商品琳琅满目，她们当然难以一下子静下心来研究《泰斯特先生》这篇论文。卡特里娜一直努力增加自己的见识。她学开飞机已好几年了，并取得了驾驶单引擎飞机的执照。她还开始去上中断了二十年的钢琴课。她学弹吉他。为了练习法语，她常去昂泰里奥街的法语中心。一次，她心境特别坏，就去学开外国赛车，在芝加哥北郊的高速公路上一次又一次漫无目的地兜圈子。她还学会了拉丁语，尽管这对她毫无用处。有一度她还想吃法律饭，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水平测试。她的目标是想使自己在某方面获得较为完善的发展。老果园餐厅的座位是火车座式的，她俩坐在火车座上，边抽烟，边研究起瓦莱里来：“健全的头脑”是什么意思？是指“知觉完善的人”吗？泰斯特研究其夫人，为什么泰斯特夫人反而会像丈夫爱她一样幸福？为什么泰斯特夫人称其丈夫为“纯知觉的天使”？要读懂瓦莱里的文章可真不容易；伍尔皮论瓦莱里的文章，对多萝西娅来说更是不可企及的了。她要卡特里娜解释。“他把泰斯特先生和卡尔·马克思相提并论——这是什么意思呢？”
“噢，”卡特里娜竭力想解释清楚，“我们先回到前面那个句子……‘思想由虚无而进入奇妙的意念，并从外界获得灵感……’”
听到这里，多蒂就叫起来：“什么样的虚无？”她把头发梳成球形，因为她自己也知道脑袋长得又瘦又小，球状的发型可以掩盖一下这一生理上的欠缺。然而，这种做法也许仅仅是一种策略而已，其实她处世行事十分聪明。在她的心胸中，既隐藏着一种同胞姊妹之谊，又有一种烦躁愤懑之情。她对卡特里娜只能宽容一会儿，然后，她就会说：“你与那些知识分子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因为我们上庞蒂大酒吧间，那些哲学家就看不上我们吗？或者可以说，你是在与那老头的夫人进行一场智力比赛吗？”
不，贝拉·伍尔皮倒没有这种虚荣心。这位大人物的夫人，扮演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角色。但她尽其职责，颇以为荣。她体格强壮，皮肤黝黑，自有其特殊的魅力。看到她，会使你想到英国亨利三世的王后凯瑟琳(29)——一位受到轻蔑的王后。尽管贝拉本人不能算是知识分子，但她懂得怎样做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她是个聪明的女人。
卡特里娜尽力回答她姐姐的问题：“‘奇妙的意念’是指人类文明的历史对空虚的头脑所产生的影响……”
“这方面我们一窍不通，”多蒂最后说，“这种文章，不是为我们这种人写的，卡特里娜。何况，你的头脑，也不是他所感兴趣的东西。”
“但我认为，我可以读这种文章，至少能以我自己的方式来读。”卡特里娜坚持自己的看法，并竭力想掌握这场讨论的主动权。“我们这种人”这句话刺伤了她，她感到自己有点眼泪汪汪了。当她感到自己快要流泪或哭出来时，她就会出现一种自己称之为“肌肉反应”的行为来控制自己；这时，她双颊鼓起，四肢无力，感觉迟钝。多蒂说话尖刻，这是她从在市政厅里任职的父亲那儿学来的。她说：“我只是个低级的女人。只好向人兜售塑料袋，只要互相有利就行。”卡特里娜完全懂得，多蒂说“我只是个低级的女人”，其言外之意是“你卡特里娜也是”！多蒂然后说：“别再来给我什么‘奇妙的意念’这类货色了。”最后，她问卡特里娜：“你的大象故事写得怎么样了？”
这话问到卡特里娜的痛处了，有好一阵子，卡特里娜在写一个关于大象的儿童故事。她想借此赚点钱，并争取自立。真不该给多蒂提这件事。当时与多蒂谈及这事，只是因为这个关于大象的故事，是以前在家里经常讲的一个故事。“就是爸爸常给我们讲的那个大象的故事，你还记得吗？我想把这个故事派一下用场呢！”但不知为什么，她至今还没有全部写好。多蒂用这个话题来挖苦她，真有点儿太缺德了。在“老果园”讨论有关瓦莱里的文章，就以多蒂这个讽刺性的问话结束了。
当然，她还是不得不告诉多蒂，她明天要乘飞机去布法罗。一听这话，多蒂在四周雕刻着图画的中国式大床里坐起，手握电话，说：“这就是说，如果有什么麻烦的话，你要我设法瞒过艾尔弗雷德，是吗？”
“我想不至于会有什么麻烦吧？不过，以防万一，给我个电话号码，明天下午我会找你。”
“我明天得在城里到处奔波。我的对手想从我手里夺走我的化学工程师。没有他，我的厂只好关门了。我自己都快要垮了，哪有闲心再管别人的事！听我说，卡特里娜，你真的那么认真吗？法院要是把孩子判给艾尔弗雷德，你怎么办？”
“我不接受判决！”
“也许你不必那么认真吧。我们自己的母亲，对我俩都极少尽母亲的责任；她更关心的是她自己穿的裙子的皱褶；直到今天，她住在海湾港的岛上，还是这个脾气。当然，你会说，你不是像我们母亲那样的人。真是往事易忘啊！”
“这与母亲有什么关系？”
“我只是想到人们一般的处世态度而已。你要带那两个孩子，会有什么结果呢？今天，就是那幢房子，也已成了你的一大负担了。艾尔弗雷德把东西统统拿走了，维修这幢大宅第就得花不少钱！如果艾尔弗雷德真的胜诉做了两个孩子的监护人，那结果会怎么样呢？你就得迁到东郊去，与那些画家和学者之流为伍。那儿除了文人和画家，没有其他什么人住的。维克托那一类人……”
“维克托不属于那一类。”
“成群成群的人追随他。你可以坚持在更多的场合下，与他一起公开露面。如果你败诉失去了孩子，这完全是维克托之故。趁他现在还活着……”
“你这么说，多蒂，使我想起了一句女人的口头禅‘有个姐姐多好啊’！”
多萝西娅笑了。“有姐姐的女人就不会那么说了！要我做姐姐，就进屋开上所有的灯。你一直不要孩子，你孩子生得太迟了。艾尔弗雷德对此很有意见呢！他这种人，行动迅捷果断。珠宝商就得这样。他在同行中是个佼佼者。只要瞥一眼宝石，他就马上可以开价。他不想让孩子跟他？你还想有选择的自由？你想等个好机会？毫无疑问，只要艾尔弗雷德有可能，他就非把你整垮不可！”
多蒂说得不错，卡特里娜心里想，这是最可怕的结局了。
但对我的所作所为，我决不后悔。卡特里娜说：“我得去把闹钟拨好了。”
“我给你几个电话号码，下午四五点钟打这几个号码也许能找到我。”多萝西娅说。
五点三十分，闹钟响了。在冬天，天不亮就得起床，这是卡特里娜最讨厌的事。她关上壁橱的门，就穿起衣服来。心里郁郁不欢。她选了件黑色的开司米羊毛衫和黑色的裤袜，好与绿色的外套相配。她倒在长沙发上，高抬双腿，笨拙地套上裤袜。她那双靴子是鸵鸟皮制成的，还是从南州街上的新产品商店买来的。那是家城市牛仔们喜欢光顾的商店，颇合黑人纨绔子弟的胃口。斑斑点点的鸵鸟皮，尚算光滑漂亮，但靴子尺码小了点。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靴子，以及卡特里娜的模样儿也正合维克托的胃口呢！
她还挤出十五分钟的时间带狗去散步。今天，伊索尔不肯带狗出去散步。像她那样大的年纪，在冰上摔一跤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摔碎了屁股你会照顾我吗？”那黑人老太婆问）。但卡特里娜很喜欢带苏基出去遛遛。部分原因是像多蒂所说的，“她双脚从不待在家里”。家也确实使卡特里娜感到空虚而痛心，因为，艾尔弗雷德把最好的地毯、椅子、印度瓷像、中国卷毛狮等等，都席卷一空。当然，她从来就不喜欢干家务活。她需要的是活动，而遛狗也是一种活动嘛！要是碰到其他遛狗的人，就可以攀谈几句。他们谈话的内容，有时倒着实令人吃惊——他们甚至会提出一些不像话的建议。卡特里娜当然不必认真对待这些建议，只是听听而已。至于苏基呢，她已经老了。兽医一直转弯抹角地表示，像苏基这样又病又瞎的老狗，早该处理掉了。也许，克里格斯坦可为苏基做件好事——把她带到森林保护区一枪打死。那两个孩子会不会为此伤心呢？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这两个孩子，沉默寡言，真看不透她俩的心思。她们一直在注意观察自己的母亲，但从不发表意见。克里格斯坦却说，这是两个了不起的小女孩。但卡特里娜认为，像这样的孩子，朋友家是不会喜欢的。当然，像那些属于美国黄金时代的迂腐人家，也许又当别论了。克里格斯坦曾经提出过一个十分古怪的建议，要这两个女孩子进武术训练班，要卡特里娜鼓励她俩的进取心。他还曾想说服卡特里娜，让他带孩子去看警察的手枪射击训练。卡特里娜说，枪声会把孩子们吓坏的。可克里格斯坦却认为，情况恰恰相反，这对孩子会大有好处。多萝西娅则把她的这两位侄女称为“神秘莫测的小鬼头”。
带苏基散步不能走得太快。这条老狗毛发是黑色的，背脊下陷，温和可亲；它走在雪地上，一碰到其他狗撒下的尿粪，总要上前闻闻嗅嗅。它兜着圈子，然后又改变主意。它该在哪儿撒尿呢？撒错了地方，就破坏了事物的平衡。在直觉的交响乐中各司其职（维克托语）。在这寒风刺骨的天气里，脚下的冰块咯咯作响，但苏基还是不紧不慢地走着。一轮灰蒙蒙的太阳升起了。有那么一会儿，空中飘起了雪花；之后，天空彤云密布。这将是阴沉的一天。
卡特里娜唤醒了两个女儿，吩咐她们起床穿衣，然后到楼下吃燕麦薄饼。妈妈得去开会。隔壁的基蒂八点钟来送她们上学。两个女孩子好像根本没有听她在说什么。她俩什么地方像我呢？卡特里娜有时不禁怀疑起来。她俩的嘴和母亲一样，半开半闭，有一种似无意而有情的魅力。维克托不喜欢谈论孩子，尤其避免谈论卡特里娜的孩子。但就年轻一代而言，他还是作了一些理论上的阐述。他说，年轻一代似乎获得了一种权利，他们可以用罪恶来摧残老一代。无权无势的小人物的子女是可怜的。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和家里的大人疏远；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大人是不合格的孩子。也许你以为这种看法会使维克托沮丧。不，恰恰相反，他反而兴高采烈。这种事例，对维克托来说也不是偶然的。他秉性平稳冷静。卡特里娜准备走了。她穿着羊毛夹里的大衣走进厨房。两个女孩子还坐在桌上吃燕麦薄饼。她俩磨磨蹭蹭地吃着，牛奶都已变色了。“我在墙上贴了一张条子，上面写了今天该做的事；伊索尔来了你们告诉她。放学后见了。”没有回答。卡特里娜离开家里感到高兴；她能驾车去奥里尔国际机场，随后坐飞机去布法罗，这多惬意啊！即使维克托病了也没有关系。然而，她又不太愿意承认自己的这种急于离家的心情。
喷气式飞机吞进冰冷的空气，咆哮着升空而起，离开地面。灰色的大地在机下滑过；飞机逐渐上升，经过飞机库，越过工厂、池塘、平房、橄榄球场以及雪地里断断续续蜿蜒伸展的铁轨。然后，在飞机的南边，出现了一幢幢高耸的摩天大厦。在下面已经无法分辨的人行道上，两个女儿正走在上学的路上；她们也许听到了飞机飞过的声音吧，可她们怎么知道，她们的妈妈正从她们的头上飞过呢？现在，飞机已飞临大湖上空，下面一片灰茫茫的水面；风吹过水面，时而掀起片片涟漪，时而刮起阵阵白浪。再见了！坐在飞机上在云层上空飞行，往往使卡特里娜感到平静安宁。忽然，明亮的阳光穿过无垠的空间照进了机舱，使机舱内充满了温暖和色彩（那广漠无垠的空间，据说是一片寒冷的黑暗）。有一次，她在维克托房间里拿起一本康定斯基(30)写的书，她读到里面这么说，这位画家定居俄国僻远之地，那儿屋内都挂满了圣像；他说，一幅画也应像房子的室内一样，艺术家应吸引看画的人进入其间。谁不愿意进入画内呢？卡特里娜想。在密歇根州上空，卡特里娜喝着咖啡，那一小时过得平静而又舒畅。飞机上乘客奇少，几乎是空的。
她一度又想到了写那个大象的儿童故事的计划。她写得成，还是写不成呢？
卡特里娜的故事是这样的：一家大百货公司，为了推销五楼上的印度玩具，租了一头雌象；大家都认为，这个主意很聪明，还颇有创造性。驭象人想叫象走进运货升降机，但这绝非易事。那头象用一只脚踩了踩升降机的地板，发现有点摇摇晃晃，就逡巡不前了。但驭象人尼拉德最后总算把象引进了升降机。到了五楼玩具部，这头象可神气了。存货一下子就卖完了。这头象叫玛吉，但报纸上称它拉吉，意思是“大个子”；当然，各种报纸上都大规模报道了这个“大个子”。营业部顾客盈门。一个月到了，这位玛吉（拉吉）又被牵到运货升降机前。这一次，它又用脚踩了踩升降机的地板，可怎么引它都不肯走进升降机。这样，在瓦巴斯街的一家百货公司的五楼玩具部，一只大象待在那儿，上不去下不来。谁也想不出办法把象弄走。
经理们又是开会，又是讨论，还召来了专家。各种各样异想天开的人，不断地打来电话，提出离奇古怪的建议。捅开屋顶，用大吊车把象吊出来怎么样？是否可以推倒一边的墙壁，然后用几个钢琴搬运器慢慢把象放下来？用麻醉药把象麻倒，再拖进升降机不行吗？但这么大的象一旦麻倒了，怎么能拖得动呢？何况，保护动物协会反对用麻药。出租玛吉（拉吉）的马戏团就要走了，坚持要百货公司信守合同。驭象人尼拉德似疯如狂；“大个子”象则忧郁成病，患了失眠症了。难道没有什么办法了吗？卡特里娜脑子不怎么灵，不知怎样结束这个故事才好。灵感就是不来，克里格斯坦则想，军队里是否有特大型直升机，要不，百货公司里是否有中央顶楼，或者像铁路运货场上的那种升降机井道。卡特里娜曾与维克托讨论过这个故事两三次，现在不得不放弃这种想法了。你总不能老是用那些无聊的故事去纠缠维克托吧！维克托和克里格斯坦两人真是天壤之别啊！
如果维克托真的病得厉害，就会取消这次讲座。所以，他要卡特里娜去，是想见她（这是最好的设想了）；或者，他仅仅是希望有个人陪陪他而已。这些想法，合乎情理，使卡特里娜颇感安慰。在阳光明媚的高空中，卡特里娜飞了约一小时，她感到自己犹如画中人了。当飞到克利夫兰市东面，阳光消失了；这就是说，飞机开始下降了。又是一片黑暗。飞机下是伊利湖——一个露天的大粪池，这是卡特里娜从一个研究环境问题的专家嘴里听到的。这时，喷气式飞机正向阴沉沉的布法罗市滑下去，卡特里娜越来越焦躁不安了。要她来布法罗干吗？是因为他病了，老了，尽管他会名垂千古，还是因他去布法罗，是为了卡特里娜之故？确实，他来布法罗是为了会见卡特里娜。他出来不带助手（像亨利·穆尔或其他像维克托一样的名人，出外都带助手），是因为性爱需要保密，是因为艾尔弗雷德正在千方百计打听卡特里娜的行踪——艾尔弗雷德当然比卡特里娜精明狡猾，棋高一着。而这次竟败在卡特里娜手下，不禁使他狂怒万分。如果艾尔弗雷德胜诉，维克托就有责任照管卡特里娜了。可维克托会要她吗？当然，这种事是绝不可能发生的。
在布法罗机场走下飞机后，卡特里娜先进了盥洗室。她对着镜子仔细打量了一下自己，发现脸上的粉涂得太厚，眼神焦虑不安，感到很不满意。她开始涂口红（艾尔弗雷德怒火冲天，而她竟还在涂口红）。她又把头发梳了一遍，就出了盥洗室，向贵宾休息室走去。
维克托乘飞机从来不坐头等舱——为什么要浪费金钱？他只是享用头等舱乘客享用的设备。他没有乘坐头等舱的那些大董事长的派头。他永远是个艺术家，只配坐飞机的后舱。由于他膝盖有毛病，所以总是与老幼病残者一起先上飞机。尽管他看上去身体还健康，但他总是要求坐在靠过道的位子上，因为他的腿不灵便。事实上，他老是要人家为他服务，好像他是个总统似的。不知什么原因，这一点使多萝西娅感到特别恼火。她说：“他把什么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那次，他来到芝加哥的西北部——就是那一次要命的访问——借了一辆又旧又破的车子，连出五十元美金买个蓄电池都不肯，可每天他打电话请来一批批吃白食的人吵吵闹闹。他这个人，光在当代绘画界，就值上百万元美金。”其言下之意是“他算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卡特里娜说，（当她固执己见时，眼睛就向下看；她表面上越顺从，内心反抗就越激烈。）“维克托是确确实实主张平等的。但就他来说，身有残疾，人家对他稍加照顾，也不为过。”
维克托在社交场合一出现，大家也确实为他让路：有人给他送上膝垫，有人则给他递上酒杯。他接过人家送上去的酒杯时，从不中断自己的谈话。即使他那些有钱的朋友，也竭力为他捧场。给他派小汽车，给他租好高级套间（譬如，在像华道尔夫饭店(31)这类豪华的旅馆里），而他自己从不住高级旅馆。他本性是个老派的乡下人，在沙利文街租了一个房间用来写作；那儿是意大利人聚居区。他工作时，一边从面包盒里吃着意大利熏干酪和面包屑，一边从派热克斯玻璃杯(32)中喝着威士忌或咖啡，躺在床上（床单也许一年才换一次）苦思冥想，各种思想在他头脑里翻腾起伏；可以说，在这种时候，他的头脑犹如一系列高级反应室。重要的是思考。在他思考的时候，乌黑的眼睛在浓密的睫毛后闪闪发光；他那眉毛又粗又长，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其神态是不容置疑的，但还算和蔼。他眼睛向两颊伸展，形成一种奇特的角度——从各个方向看上去都是奇特的。他在沙利文街的寓所里，不需要别人的照顾。他自己上街在意大利店铺里买意大利蒜味咸香肠和香烟，自己拿着物品走上三楼的房间——因为公寓里没有电梯，然后一直工作到晚上。这种时候，他是完全依靠自己的。要是外出，他就让人给他派一辆大型高级轿车。有一次，卡特里娜坐在装配着隔音玻璃的劳斯莱斯高级豪华的大轿车里，听维克托与亿万富翁伯林纳的谈话。（豪富伯林纳20世纪30年代从纳粹德国逃亡到美国，随身携带着制造合成橡胶的专利证，后来买下了十多幅当代法国名画家马蒂斯(33)的作品。）这一次，维克托与他的谈话是十分认真的；从七十六号大街到华盛顿广场的路上，卡特里娜一直仔细听着他们的谈话：从神圣罗马帝国到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签订苏德和约时期的现代德国政治，超现实共产主义之真谛，格斯勒的建筑风格，汉斯·霍夫曼(34)的影响，自由民主派对艺术发展所规定的种种规范。还有其他两三个精彩的话题，卡特里娜已记不起来了。此外，还谈到了关于经济危机、冷战、形而上学和性学等问题。这位柏林犹太人的头长得像一只发酵的圆面包的面团，表面凹凸不平，四周粘着面粉，但他是聪明的、幸运的，他提的问题都恰到好处。这倒不是因为给维克托派了高级轿车，所以维克托就想讨好人家；这种事他是从来不做的。
多萝西娅想尽力找出最坏的字眼来形容维克托。她常说：“他是个塔蒂夫(35)。”
“你叫我包法利夫人，”卡特里娜说，“这两个人怎么能匹配呢？”
啊，多蒂！你获得了硕士学位，这是货真价实的，可现在你却只能兜售塑料袋。
这种看法往往会通过巧妙的措辞，从卡特里娜的嘴里脱口而出。她的嘴角上经常浮现出一种嘲弄的神情，好像在说，维克托是个名副其实的大人物，她因为与他保持着特殊的亲密关系而感到骄傲。他能对她说知心话，而她知道他真正的想法。对此，他俩对外界都秘而不宣。在维克托愉快超脱的时刻，卡特里娜能与他待在一起；人们（几乎绝大部分人）是不可能像维克托那样有超然物外的时刻的。在这有言论自由的国度里，维克托发表自己的意见。卡特里娜成了他唯一收下的学生，她付的学费就是使他愉快。
就他俩的关系而言，这至少是一种可能的解释吧。卡特里娜最喜欢的也是这种解释。
机场的走廊，两侧都是玻璃。走过这玻璃走廊时，卡特里娜望了望天空；天空阴沉得可怕，飞雪纷纷扬扬，飘落在机场的水泥地上。她的心也与天气一样阴郁。交通尚能维持正常，飞机一架接一架地飞向机场，降落滑行在跑道上。天气是阴沉的，但自己的心绪不宁也不见得都是天气之故。何况，一进入贵宾休息室，天气好坏也就毫无影响了。贵宾休息室一般都设有套间，光线柔和，环境安静，是休息的好地方。饮料是免费的。这时，维克托一只脚正搁在咖啡桌上，手里拿着一杯酒；他的手杖丢在身边的沙发垫上。那杯威士忌的作用也许不大，因为他那件黄绿色的灯芯绒外套拉上了拉链，纽扣也扣得严严实实的——他还怕冷。卡特里娜吻他时，一阵浓郁的卡伯查德牌香水味从她的衣服、围巾和喉头散发出来——连她自己也闻到了。然后他们互相凝视了一会儿，都想猜透对方的心思。她看不出维克托有什么病，他看上去没有病，身上也没有药味，这种药味在他上次生病期间，卡特里娜是闻惯了。至少他没病！这就不必担心害怕了，但他的情绪不好，这一点倒是一下子就看出来了——他似乎又焦躁，又厌烦。她了解他那种沉默忧郁的火气。沙发边放着几件行李。那只军用帆布袋她是很熟悉的：布料又粗又厚，上面满是斑迹，里面可以装上一个管道工的全套工具。沙发边的角落里，还有另一样东西放在那儿。
好啦，你叫我来，我就来啦。是真的需要我吗，还是因为他今天脾气特别不好？
“准时赶到。”她边说边瞧了一下手腕上的手表。
“很好。”
“原来想做的事，只好以后再做了。”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没有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吧，呃？”
“只是得与法院指定的精神病医生重新约个时间，另外，要是给艾尔弗雷德知道的话，又要惹出什么麻烦了。”
“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在他这样的年纪，还要那么做，”维克托说，“为什么你丈夫总是装作像个独裁者那样呢？为什么他的所作所为像是歌剧里的疯子一样呢？”
“是啊，维克托，你也知道，艾尔弗雷德是个非常自信的人；现在你成了他的情敌，这无疑大大地损伤了他的自尊心，他怎么能受得了呢？”
维克托这个人从不关心个人的烦恼，任何人的烦恼他都不感兴趣，包括他自己的在内。
“那旅行袋旁边的是什么东西？”
“先来杯威士忌再告诉你吧！”一般，维克托早上不喝酒。现在喝酒，说明他情绪不好，要想借酒浇愁呢！他一举手，侍者就看到了，马上把酒端上来。在古老的地中海沿岸国家或在亚洲，也许可以看到像维克托这样身材魁梧的人。他给人一种鹤立鸡群之感；同时，由于腿不好，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卡特里娜怎么也搞不清楚，他的腿到底是什么毛病。在开刀时，采用了导液法，在肌肉里穿了两个孔。有时，在穿孔的周围出现一些颗粒状的沉积物。后来，她也慢慢看惯了。维克托还就自己魁伟的身材开玩笑，说是他身坯太大了，不宜做给一般人做的精细的开刀手术。他老说自己是古代的一种巨象——猛犸象，说是他们没有把手术做好；他还提到，许多天才人物都是小个子。当然，这些只不过是说说罢了。他心里对他自己的模样是十分满意的。他根本不像猛犸象。在世界上，像他这样有风度的人，也是屈指可数的，而且，他自己也知道，他头脑反应非常灵敏。像维克托这样的一张脸，完全可以用作一本以古代世界为内容的书的封面：他的脸盘轮廓分明——额头、颧骨、狭长聪慧的眼睛，那老年人特有的眉毛，那下巴上的山羊胡子往往带有一种顽皮的意味。他的嘴也很大，胡子修剪得非常整齐。他讲起话来，整个脸盘就变得更宽大，使你感到他的意见是不容置疑的。他双颊绯红，好像化了装的演员；即使在他病危期间，他的脸色照样十分红润。如果说他也会死，这似乎是造化的误会了。他的身材特别高大，真不知道他躺在一般人睡的病床上会多么难受。当他睁开眼睛时，眼神里流露出一句话：“我快死了！”然后，不到几个月，他又忙碌起来了：吃啊，喝啊，写评论文章啊——照样忙个不亦乐乎。维克托·伍尔皮，一个坚毅不屈的人！即使他那一瘸一拐走路的样子，也表现出一种坚毅不屈的精神；他不像一般瘸子拖着那条瘸腿行走，而好像是要把挡在路上的障碍物一一踢开似的。维克托只尊敬那些有思想的人，因为，不管你自己是否意识到，人人都有思想，或高尚，或低卑，或聪明，或愚蠢。他的神态俨然像个什么君王——也许是犹太君王吧。不久，你就会发现在维克托身上，高下之别是多么鲜明；他既不高贵，也不低卑。简而言之，他的鞋子已穿旧了，他的裤子穿得歪歪扭扭。
但第二杯威士忌下肚，他感到暖和起来了，就脱掉了灯芯绒外套，露出了他常穿的那种衬衫。那衬衫像保罗·克利(36)的画布——那些由绿色、红色、黄色、紫色的线条构成的图案，图案虽已褪色但仍非常好看。他那只大箱子是暖色的，可称得上是件艺术品。不管怎么说，他是艺术界的首领和权威，是个有影响的人物。甚至他的怪癖，也自然而然地染上一层权威的色彩。他既是国王，又是艺术家，还是个民主主义者，一直十分活跃。当然，他现在衰老了，但女人们竟然还在追求他。
喝过威士忌，他的嗓音洪亮起来，就开始谈话了。他说：“文萨莎说，她的几位老师竭力要她把父亲请来做个讲座，而实际上这主要是她自己的主意。然而，她却没有出席讲座，说要去演奏室内乐。”
“你有没有见到她的古巴男朋友？”
“我正要讲到他。他比其他人好多了。”
“这么说，不存在什么宗教问题啰？”
“曾经吵吵嚷嚷过一阵子，说要做拉比，要让她进希伯来联合学院，后来她就不再谈这些事了。她的思想似乎是要在犹太人的神庙里当犹太人的头头——当犹太成人的头头，并且从讲坛上向他们大喊大叫。他们中的不少人都堕落了，不仅会默许人家对他们叫骂，还要把自己挨骂的事到处吹嘘呢！现在，你骂人，挨骂者还会在报上登广告，说当众挨骂是自己进步的表现。”
“她现在爱上了那个古巴学生了。在卡斯特罗政权下，他们还信天主教吗？她给你安排了讲座，而那天晚上自己却去参加音乐会的演奏。”
“还不止这些呢，”维克托说，“她要我把她的小提琴拿到芝加哥去修理。这架小提琴倒颇为名贵，我得送到美术厅的贝因
富希公司去修理。可不能放在布法罗给修坏了。那是一把格瓦尔尼里斯(37)小提琴。”
“你们一起吃早饭了？”
“对。后来她就带我去男朋友家里。他是个阿基米德型的年轻人，是个奇才。他们一家是难民，可能是因为战争逃难出来的吧。说句公道话，古巴人送给我们的罪犯中，总有一两个天才……”
“你能肯定他是天才？”
“当然你不能光听我这么说。他获得四年的生理学奖学金，数目还相当可观呢！他的几个兄弟是餐馆里的打杂工，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就是尼莎与之交往的一家。他们的母亲身体不好。”
“后来她就把小提琴交给你——叫你给她跑腿？”
“我接受了这个差事，否则事情可能会更多。买这把小提琴的时候，我付了不少钱；现在价钱可能涨了五倍了。我要让贝因-富希公司的人估估价，我怕尼莎心血来潮，把小提琴卖掉，然后和她的古巴男朋友私奔。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我们可以一起去贝因富希公司。”
这下卡特里娜的事更多了。维克托把文萨莎支走了，以免遇到自己的女朋友包法利夫人。
“我们可以把小提琴放在座位下。我想，那位左翼学生出席了你的讲座了吧。”
“为什么不出席呢？那天听众多得很。18世纪雾月政变对美国政治和美国社会的影响……第二帝国的闹剧。这些内容是十分适时的。”
“听起来好像不太符合美国人的胃口。”
“什么？难道比日本电子产品、德国汽车、法国烹饪更没有美国风味吗？难道比定居在堪萨斯州的老挝难民更富有异国情调吗？”
是的，她完全理解这一点，也理解这类题目自然符合维克托的胃口。因为他出生在纽约东头，是个流浪儿，所以对混血儿、移民和外籍美国人富有同情心，对女儿的男朋友是古巴人也毫不介意，他自己也那么富有异国风格——他那脸庞，他那希腊式的帽子也许还是台湾制造的呢！
维克托滔滔不绝地谈着。现在，他谈到他在旅馆里收到一位几年前相识的朋友给他的便条——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为此他很不高兴。“他用老朋友的口气说，阔别三十年后能再见，实在欣慰万分。他正好也在布法罗，是一个格林尼治村人——其实他们根本谈不上什么朋友关系，更不喜欢重温这种‘旧好’。不过，他已成了名人，这倒也是事实。”
“可以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吗？”
“拉里·兰格尔。最近，他的一部电影十分成功，叫作《克鲁诺斯原动力》，是部像《2001太空漫游》和《星球大战》一类的科幻片。”
“是啊，”卡特里娜附和说，“就是那个兰格尔吧，《人物》杂志上登了一篇有关他的人物特写文章。人们称他大器晚成。十年前他还在拍色情电影呢！真有意思！”她现在讲话措辞非常小心，因为旧金山的那次谈话使她大丢面子。直到现在，她还不敢肯定维克托是否原谅了她；那次，她硬要维克托去看电影喜剧片《陆军流动外科医院》。那一次卡特里娜的言行，一定在维克托的思想深处留下了一个污点。研究犯罪行为，情趣不高，维克托曾这么说过。“他一定非常有钱了。《人物》杂志中的那篇文章说，他那部电影总收入达四亿美元。他有没有来听你的演讲？”
“他便条上说，他事前已有个约会，所以要晚一些来，并希望演讲后一起喝杯酒。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可我没有给他打电话。”
“你怎么啦，累啦，还是不高兴？”
“过去，每次和他相处十分钟左右还可以——他就是那样的人，希望人家都重视他。这种人越认真，越使人讨厌。他是中西部人，到纽约大学学哲学。他去雪松酒吧间与画家们交往，又去赫德森大街与作家们交谈。我还记得他，记得很清楚，小个儿、诡诈、敏锐，但还算不落俗套。我想，他大概靠给连环画杂志写连载故事为生——像《巴克·罗杰斯》(38)啊，《蝙蝠侠》啊，《闪电戈登》(39)啊之类的科幻电影故事。他随身携带着草稿本，随时记下想到的故事情节。后来，我与他失去了联系，也不想再和他联系——卡特里娜，董事协会给我发出了邀请，但我发现，有些情况使我感到不安。”
“什么情况？”
“我发现，有一个叫布鲁斯·贝德尔的家伙，是演说家委员会的主要顾问，正是他决定邀请我，并一定要通知我这件事是由他经手和安排的。他知道我不喜欢他，他是个卑劣的小人，是个大学英语系的教师，后来成了华盛顿政府里的文化官员。在尼克松执政初期，他对斯皮罗·阿格纽寄予极大的希望。他老是对我说，阿格纽一直在读一些严肃的、有价值的书，并经常向他借这类大部头的优秀经典著作。什么读书！你要看透贝德尔的思想，就得用直肠镜。我突然发现，今晚发表演说的人中也有他。这还不够，更奇怪的是，将要给我作介绍的人是路德维格·费尔舍。这名字本身对我来说倒没什么，但他是个十分守旧的人。1917年之前，美国有一批俄国移民。俄国革命后，列宁利用了其中一些人为他服务——例如阿曼德·哈默；这个哈默就是利用和共产世界在政治上的关系大赚其钱，最后成了巨富。贝德尔把苏联列宁格勒一所博物馆里的一些名画带出来卖，为布尔什维克筹款。杜维思和贝伦森公司对这些国宝标价极低。”贝伦森曾得罪过维克托本人，因此，他死后维克托都余愤难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