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来，你的伙伴不好，你不喜欢和他们一起发表演说？”
他用双手捧着大腿移动了一下位置，以便坐得更舒服些。坐好后，他说话更尖锐了。“以前，我也曾与卑鄙的小人在一起过，我尚能容忍。但要和现在这些家伙在一起，真太令人厌恶了！仅仅为了几千元美金，不值一提！我认识这个费尔舍。从格伯乌(40)到克格勃，他与美国资本家的关系是无懈可击的。他年事已高，容易气急，脸色绯红，看上去像个割不开的脓肿。不管什么人，只要你有足够的钱，总统就会拥抱你。竞选中你出了钱，带着非官方的使命去莫斯科，回来后在白宫椭圆形总统办公室受到总统的拥抱。”
维克托确实烦恼不堪，因为他不得不与小人为伍。这就是他要卡特里娜来的原因，而不是因为发现自己有什么病变。
“我真不想见到贝德尔。他头脑里除了鱼泡泡什么也没有。他全身都散发着恶毒和阴谋。为什么这些大公司的老板那么愚蠢？”
卡特里娜设法让他谈下去。她穿着靴子的双腿盘了起来，脸上露出一副全神贯注倾听的神色；她手握拳头，下巴搁在拳头上。
“对这些人发起的演讲会，我只能对你直说，我感到讨厌。”他说。
“不过，维克托，你可以压倒他们，让他们尝尝你的厉害。”
当然，只要他高兴，他完全可以做到。尽管他也得花不少力气。但是，维克托不像当代那种神经过敏、胆小怯懦、纵容放任的知识分子。他毫不客气地疏远这种人。卡特里娜从两个主要方面来看待维克托。一方面，非常滑稽的是，维克托的形象，使她想起了卓别林无声片中的一个身材魁梧的坏家伙，这个坏蛋把街上的煤气路灯杆弯下来点燃自己的香烟，他那又宽又长的眉毛好像用油彩化装过的；另一方面，维克托兴趣细腻，对事物能辨微辨味，对卡特里娜来说，是根本无法看出其间的细微差别的。自从他那次得病后，就常常说，他要积蓄精力，做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些董事对他来说是否重要呢？对他来说，他们一文不值。与蔡斯曼哈顿、世界银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关系，对他来说不足挂齿，他曾这么说。他从不追求这些东西，而且，看来他们那些人也知道他的观点。他认为，不管东方、西方，在上层领导中，没有什么人格可言。在世界各国中，超级大国有能力毁灭全人类，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的最高层领导人具有人应有的才能。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权力掌握在小丑手中，掌握在伪君子手中。对艺术的忽视、轻蔑和排斥，是他们堕落的主要原因。要是维克托被激怒了，那些大董事长就会听到他谈论关于人生的价值的宏知卓见；这些见解又与他关于艺术的价值的看法紧密联系在一起。但现在，他病痛缠身，精力日衰，脾气乖张，这就是维克托其人。他甚至认为，他不该到这儿来。隆冬季节，他来布法罗机场干吗？他坐在这贵宾休息室里又干吗？去芝加哥干吗？像今天这样的日子里，他感到自己不是人们注目的中心，而只是陪衬而已，甚至感到有点黯然失色。有一些不佳心情应该绝对摆脱的，但他就是无法摆脱。他感到自己被一种莫名的恶势力所制约。
他说，“对兰格尔其人，我倒也还有一点好感。他是乐队的预备小提琴手，因为是个左撇子，他把他用的小提琴的弦线颠倒排列。那时，有那么一点小小的专长也颇为重要。他才智不高，走了很长一段路，终于成了大获成功的科幻电影编导。”
侍者给卡特里娜端上了一小瓶迪尤尔酒。她倒入玻璃杯里，把杯子举到光亮处，看了看杯里的烈性酒，只见酒气蒸腾，烟雾缭绕。然后她说：“看看我给你打的材料吧，也许有用。”
“好，看一下吧！”
她戴上了老花眼镜。维克托倒不用戴眼镜。在某些方面，他根本不像个老年人。他身材魁伟，却举止优雅；他年逾七十，却充满活力。克里格斯坦也许说得不错，勤于思考的人不易衰老——这是卡特里娜的那位当警察的朋友不知从哪儿听来的，也可能是从《论坛报》的“妇女问题”栏里看来的吧！他自己是决不会说出这种高明的见解的。
贵宾休息室的座位是飞机座，灯光从天花板上方斜射下来，因此，维克托只好举起稿子就着灯光看起来：“老话重谈，”他说，“不期望有多大反响。‘为什么人们总是说事实比小说更离奇’——我是不是说过事实比小说更‘有力’？因为自由民主主义思想使人们形成一种淡薄的自我意识。不知是谁说的，他宁可向公众发表意见，尽管公共社会既粗野不堪，又充满缺陷，但他不愿向私人社团讲话，因为这些社团自以为是，故步自封。这种薄弱的自我意识只能写成蹩脚的小说，缺乏思想。那些职业社团（律师啊，医生啊，工程师啊，等等）有集体的思想。这些思想形成了虚假的‘标准’；这些虚假的‘标准’又成了他们的职业道德。个人的欺骗意识消失了。对他们来说，取得‘稳定’的第一步是取消个人的道德准则，因此，领导地位就可由那些伪君子获得。”
“你认为我们的领导人都是伪君子吗？”
“你不认为这样吗？”
维克托看上去情绪很坏。两颊出现的红晕是由于愤怒，还有其他一些迹象也表明他正要大发脾气。他两眼瞪着卡特里娜的样子，好像又一次在审视她是否可信。这使卡特里娜感到羞辱，但她对他的疑虑表示同意，也对他的处境表示同情。最好的办法是让他发泄，即使他肯定人家不会理解他，也最好让他把话讲完。他低下了头，好像一头公牛正在考虑是否用牛角向对方发动攻击，接着，他又讲开了。卡特里娜最喜欢听他讲一些挖苦人的刻薄话——譬如，他说某君的头脑，无异于脑壳里塞着一只鱼泡泡之类的话。要是他认真起来，就令人担忧了，此时此刻，他正十分认真。他对卡特里娜说，这份材料没什么用处。在有关马克思的讲演中，他说过同样的话，而且说得更好。马克思把个人的觉醒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当社会上各阶级发现自己不能在政治上发挥作用时，阶级斗争就暂时中止了，觉悟也变得模糊不清了——觉醒、睡觉、梦幻，一切都难以区分了。
维克托是否还认为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卡特里娜很想知道。她对自己的轻率感到害怕，但使她更害怕的是沉默。“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你谈到了阶级斗争，也因为你认为那些共产国家都失败了。”
他说，在他青少年时期，他的思想受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训练，这种影响将是无法消除的——他现在怎么不会是马克思主义者呢？重读《雾月十八日政变》一书后，维克托深信，马克思预见到美国当前的情况。讲到这里，维克托的腿伸展开来，就像海军上将纳尔逊军舰上包着炮衣的大炮；在那纷乱的眉毛下，他的眼里闪烁着那特有的逼人光芒。他说，布法罗的演说与芝加哥的演说是有联系的。当工薪阶层、中产阶级和专业工作者对物质利益失去兴趣时，他们可以说是走出了历史舞台；这时，非阶级利益就占了上风。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一种精神病状态；一个做戏的时代就开始了。巨大的革命变革为演员们平凡的表演所掩盖。丑角演员或拙劣演员统治了社会，或看起来他们好像统治了社会。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场喜剧，但其实质也地地道道的是场喜剧！
维克托是个非同凡响的人物，因为他绝对与众不同。卡特里娜想到的是，与那些次要人物相比，维克托与他们有天壤之别。他自己给人的印象就是个演员。在这场严肃谈话的间隙里，他看上去更像他自己本人，而不像正在舞台上演戏的演员。这样的谈话使他恢复了本性。这时，卡特里娜向他承认说，“我刚刚还为你担心呢，维克。”
“为什么？因为我叫你来！我对芝加哥那些家伙感到恼火，所以我把你叫来对你说说。我感到灰心失望，精疲力竭。”
卡特里娜知道了，维克托跟她谈的事，在其他场合下是绝不会说的，因为他太高傲了。他像个孩子。卡特里娜想，不仅我自己的孩子跟着自己。身为母亲，我好像是个机器人。是不是因为做了母亲就不能再过性生活？她对维克托说，“我想，这阴沉沉的天气和长途旅行影响了你的情绪吧！”
噢，阴沉沉。维克托注视了卡特里娜一会儿，他知道“阴沉沉”对他来说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他谈到自己感到“灰心失望”，但并不是说感到沮丧。他情绪不低，而是很高，高得异乎寻常，有失常的危险。他现在头脑特别清楚，这是他以往达不到的；但他也要为此付出代价：越接近死亡，思想越清晰，犹如死亡来临前夕的回光返照。“我从不企望长生不老，但也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至于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呢？他也说不清。这种情况既明确无误，又模糊不清。在这种时候，卡特里娜给了他支持，给了他肉欲上的支持。卡特里娜，一个身材丰满的女人，正坐在他身边，肥大的屁股曲线分明。她身穿一件深绿色的毛线外套，黑色的靴子裹着她两条结实的大腿，撑得鸵鸟皮上斑斑驳驳的羽毛孔涨成了一个个泡泡。对他来说，卡特里娜的身材体形充满着一种肉欲的魅力——那结实的背脊，那叉开的大腿。她那模样对维克托产生了一种淫荡的感觉——不知卡特里娜自己知道不知道？维克托没有对她说过这种感觉；这样，她就不知道她的那双手对自己的吸引力，尤其是她那手关节上的折皱和她那手指尖——维克托暗自称之为刺激性欲的手指头。卡特里娜显然是他的爱神厄洛斯；对这个忧郁滑稽的女人，他怀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为此他只得容忍她的许多愚蠢的言行，并竭力克服自己种种恼怒的情绪。她有时激怒得他几乎心脏病都要发作了，因此，他不禁自问，这值得吗？为什么不摆脱这笨女人？难道他没有更好的办法安度晚年吗？难道他运气已尽？他以前总是能掌握自己事业的命运。现在，他不相信命运安排的信念开始动摇了。开初，卡特里娜只是他的情妇，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只是逢场作戏而已。后来就更可笑了，因为，维克托从卡特里娜身上看出，自己被她激起的性欲，只是一种维多利亚式的性爱，加上一些莫名其妙的特殊的吸引力。然后，发展到波德莱尔诗句中所描写的那样：
那熟悉的抚摩，
使他起死回生……
只是维克托不相信现实生活中会发生这种奇迹。他不是因为病态而性欲特别强烈。他感到，他与这类异想天开的名堂毫无关系。卡特里娜确实有那种魅力，她的抚摩使他死而复生，但其中不存在什么巫术或者色情狂的作为。显然，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具有正常人所有的那种正常的性欲。这一点不管他愿意或不愿意承认都如此。他并不因为有这样正常的性欲而感到羞耻。卡特里娜能使他保持强烈的性欲；他也不能不承认，如果没有性生活，他不知该怎么办。因此，他乘飞机到处跑来跑去。他还不想死；他对死毫不在意，就像小狗在拖他的裤脚管时一样不在意。
谈到阴沉的严冬天气，他对卡特里娜说：“我怎么也暖和不起来。听说吃辣椒能使人暖和，因为能使毛细血管扩张。昨晚最糟了。我把脚浸在热水里，穿了两双袜子还感到冷。”
“这方面我可以帮忙。”
真神奇！女人究竟有何等的力量啊！
“今天早晨，文萨莎——她怎么样？”
“啊，”他说，“这些孩子是想要你也为他们所服务的势力出力。老一代的人也正好愿与孩子们合作。那古巴青年的母亲感到困惑；这我从她的眼神里可以看出来——她的眼神似乎在说：‘你们这些人到底在干什么啊？’”
“噢，你见到了她！”
“当然见到了。今天早晨，我坐在她家的厨房里，那孩子当我们的翻译。这小青年智力非凡。他母亲说，她对文萨莎没什么意见。尼莎已使自己成了他们家庭的一员，她已取得了他们一家的信任。她帮他们削马铃薯、洗锅子。她和男朋友从不下馆子，也不看电影，因为男朋友没钱，而男朋友又不愿意让她花钱。因此，他们整日整夜地学习，他俩都是优秀生。我女儿只是在胡来。她诱拐了他们一家的天才，他是他兄弟姊妹和妈妈的救世主。”
“她说她爱他；她那长长的眼睛是你遗传给她的，看起人来那样子和你一模一样。”
“她是个小巫婆。我发现，她竟然给她母亲性生活方面提出劝告，告诉她母亲一个‘摩登’妻子应怎样在性生活方面取悦丈夫，还说必须寻求新的性生活方法取悦于老头子丈夫。她还告诉贝拉有关同性恋的种种奥秘。她给她母亲一家商店的地址，去那儿可以读到一些性交前如何刺激性欲的片段，但这种书不必买。”
卡特里娜对此并不感到有什么奇怪，但她仍然醋劲大发。“你也让她那样玩过吗？”
“让贝拉那样玩我？除非我们大家都疯了！”
不，贝拉决不会那样的。只要想一下，你就会明白，贝拉是绝不可能那样做的。她的言行举止表现出一个主妇的自豪感。她以红种印第安人的那种自尊心，维护着自己的威严。她是个忧郁的人（是维克托使她忧郁——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她像北美印第安人柴罗基部族酋长的妻子，或者像我们已提过的英国亨利三世的结发妻子凯瑟琳王后。那些女人，或穿着华丽，或衣饰朴素，但每个人的内在气质都不一样。贝拉沉默寡言，保持着一种惊人的自重。对这种高傲的人来说，要她按照性生活指南之类的书中所建议的方法行事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卡特里娜还是感到心中隐隐作痛。毫无尊严，恶欲邪念；要是贝拉一想到这些，也会感到有失尊严的。长期以来，贝拉受尽折磨。从根本上说，贝拉心胸开阔，这一点卡特里娜本人是深有体会的。
“这就是新一代人，”维克托说，“当你考虑到一些事实，你就会得出结论，这些事实为人工流产提供了论据。我最小的孩子，是三个孩子中最撒野的！现在她已放弃学做拉比的计划，但看上去比以往更像个犹太人，两耳边扎着小发辫。”
奇怪的是，维克托毫无私人感情。他谈起妻子、父亲、孩子等这类问题，从来不会影响到自己的见解。在谈论自己女儿时，他可以不掺杂任何个人感情地泛泛而谈，就像他谈论其他任何问题一样。这倒不是他毫无慈爱之心，也不是一般的利己主义。卡特里娜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说清楚。
不管怎么说，他俩一起坐在贵宾休息室里。对卡特里娜来说，使他和自己待在一起，是她最大的快乐。走在纽约的街道上，维克托常常会被人认出来——不是被读者强留住作长谈，就是被画画的人所打扰（要知道，成千上万的人都会画画）。但是，在这偏僻的小城市里，卡特里娜认为不会有人来打扰他们的。她错了。有一个人走进了休息室，那样子显然是在找人。要找的人也只能是维克托。她头一抬，给维克托打了个信号；维克托小心地转过头来，然后低声说，“就是他——那个给我留便条的人。”说这话时，维克托显得闷闷不乐。
“噢——噢！”
“这小子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身上的那件大皮袄倒挺不差，一定是斯华慈设计的。”这么一说，他的脾气似乎好了一些。他微微一笑。
“那件皮袄一定很贵。”
那皮袄完全是为了摆阔，非常漂亮，可是穿在来人身上，一直拖到地，毫无风度可言。拉里·兰格尔身材瘦小细长，那光秃的脑袋长得出奇：那两侧灰白的头发，没有好好梳过，好像头发弄湿后在床上睡过了那样；一条又长又厚的白色丝围巾搭在皮袄上，挂在身前，肮脏不堪；围巾下面，用一块从伍尔沃思百货公司(41)买来的红色印花大手帕打了个结。那白色的皮袄一定是他旅行时穿的外套，因为在加利福尼亚南部，根本不必穿皮袄。他的脸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很瘦，皮绷得很紧——也许动过整容手术，消除了脸上的皱纹？卡特里娜沉思着。他那光秃的头皮上布满了斑点——这是因为在加利福尼亚长期日晒而生的。浓黑的眉毛弯得很好看，他的嘴很薄。看上去既显得有点腼腆，又非常机敏。
两人握手时，维克托说：“昨晚我没法到你那儿去。”
“我也想你不可能来。”
兰格尔拉过一把当代瑞典式椅子，没脱下白皮袄就坐了下来。不脱皮袄，大概是因为想缩小维克托和他自己身材的差别吧——一个魁伟高大，一个瘦小细长。
他说：“我想，那么多人围着你，你当然走不脱啦。加上那么晚了，你也一定疲惫不堪了。天气那么坏，来听你演讲的人还真不少啊！”
兰格尔也没有怠慢女人。他边说边打量着卡特里娜。他也许正在琢磨为什么维克托选中了这个女人。从前，往往有整班整班野心勃勃的女研究生追随着维克托。
卡特里娜很快对兰格尔产生了好感——一个精明的小个子；对卡特里娜，他没有摆出目中无人的神气；这样的人显然不会对卡特里娜不友好。他只是渴望与维克托交谈；为了这次谈话，他已期待好久好久了；这是一次第一流的严肃的谈话。而维克托呢，身体不佳，情绪也不佳，当然想尽快摆脱他。
兰格尔快速地变换着话题，希望能尽快地找到维克托感兴趣的东西。他提到了古老的雪松酒吧间，也提到了第八街上的“艺术家俱乐部”；他谈到了巴齐奥茨，谈到了阿希尔·高尔基(42)和他在联邦广场(43)上的寓所。他也说到了帕克·泰勒(44)及其论帕维尔·彻里丘(45)的著作——彻里丘又名伊迪丝·西特韦尔，她后来爱上了彻里丘（伍尔皮嘲弄伊迪丝·西特韦尔说，“叮叮当当的诗句，像套在马脖子上的铃”）。兰格尔哈哈大笑；从笑声中可以听出，他情绪颇为紧张。他那腼腆而又机敏的表情，使他看起人来眯起了眼睛，甚至流露出一种嘲弄的神情。他竭力装出一副兴高采烈、讨人喜欢的样子，然而他又不知道如何讨好维克托。卡特里娜可以称得上讨好维克托的能手了，她完全可以指出兰格尔在哪儿做得不得法。维克托的态度是，很少掩饰自己的不耐烦情绪。卡特里娜感到，此时此刻，维克托是过于严厉了。他应该给兰格尔一个机会。维克托感到，与兰格尔这样的人谈话，大大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因为他自己是个名人。
仔细一瞧，原本该洁白无瑕的白皮袄，沾满了油渍和酒渍；他那丝围巾也肮脏不堪——这当然都是不应该的！ （只是因为他太有钱）尽管如此，卡特里娜对兰格尔还是颇有好感。兰格尔也注意到让卡特里娜也参加谈话。如果他提到像恰罗蒙德或布雷德这些人的名字，他总是解释说：“他在同行中是个杰出的知识分子，”或者说，“他是把德国现象学介绍到美国来的人。”
可是，维克托不想多谈这两位同乡。他问，“你来布法罗有何贵干？这种季节离开加利福尼亚不是见鬼吗？”
“拍一部关于精神病人的电影，”兰格尔回答说，“医院的精神病医生常建议我拍部片子，表现那些精神病患者的狂想。在布法罗这儿，我见到了几个年轻的电子计算机迷——他们被送进了疯人院。”
“这倒是个新招，”维克托说，“不过，我说，你不必离开加利福尼亚。”
“你是说，最疯的疯子是在太平洋沿岸的各州，是吗？”
“噢，也许现在不是那样。”维克托说。接着，他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只有严肃的政治家才能使现实保持真实。在我们国家有一些地方，思想温和化的过程正在加速进行。加利福尼亚南部从一开始就是专门培养美国错误头脑的温床。在那儿产生的怪念头与他们生产的莴苣和橙子一样多。”
“对，我也这么看。”兰格尔说。
“至于知识分子起的作用嘛……是啊，我想，在这方面，加利福尼亚与马萨诸塞没什么不同。他们与其他人一样，也正在演戏，‘他们’，我是指知识分子，他们不可能维持下去了。而且，他们毫无教养，连善恶都分不清。韦斯巴芗(46)在征收粪便税时，也不得不说明理由，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只有金钱不发臭。”
“说得对，现在的知识分子真可耻……”
卡特里娜发现，兰格尔的眼睛呈现碘色，就连他的眼白也染上了碘的颜色。
“那些有地位的有钱人轻视知识分子。我是特别指那些给娱乐业提出建议的人，他们的建议加剧了公众的僵滞症，或者说是歇斯底里症。”
兰格尔十分谦卑地接受了这种意见。他似乎自己独立思考了一番，并作了进一步考虑。“当然，那些银行……”他说，“像拍这样大部头片子，要花两百万元左右，他们大概能获得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谈到钱，我记起了杰克逊·波洛克(47)；他在东汉普顿的树丛中一边高速开吉普车，一边与车内的姑娘调情。要是他还活着，他是决不愿意靠政府发给的福利救济食品券过活的。他玩弄女人，玩弄艺术，玩弄死亡，最后成为大富翁。现在，他那些平庸的画能卖多少钱呢？”兰格尔说这些话时语气平和，因而没引起维克托的不快。“当然，那些投资者把我看成是一座金矿；他们讨厌我，我也厌恶他们。”他问卡特里娜，“昨晚你有没有听维克托的演说？四十年来我第一次像学生一样记笔记。”
卡特里娜不知道，此时此刻，维克托对兰格尔会有什么看法。如果他感到够了，就会站起来一走了之。那些想久久缠住他不放的人都无法拖住他。目前，他似乎不急于把来人打发走，对此，卡特里娜感到高兴，也感到兰格尔饶有趣味。她十分小心地转动了一下手腕上的手表，不露声色地撩起袖口看了看时间。不久，家里的两个孩子就要吃午饭了。沉默的珀尔，寡言的苏里。她给她这两个孩子讲过正在写的那个关于大象的故事，可是她俩毫无反应。只要她们有什么看法，也许就能启发她写完这个故事，可怎么也无法使她俩做出什么反应。甚至克里格斯坦中尉拿出手枪给她们看，她们也无动于衷。当克里格斯坦卷起裤腿，给两个小姑娘看绑在他那粗壮而又短小的腿上的手枪时，她俩十分困惑；另外，他有时戴假发，有时又不戴，这也使她俩感到不解。
维克托决定让兰格尔继续谈下去。如果他认为这种谈话纯粹是浪费时间，就会立即站起来，倒提着手杖，像马球运动员提了根马球棍那样；然后，一言不发，一走了之，像珀尔一样沉默，像苏里一样寡言。因为他喜欢与人交谈，他的这种做法就充分表明了对谈话人的蔑视。“你昨晚的演说引起了我的深思。”兰格尔恭维说，“你关于路易·拿破仑及其乌合之众穷汉的精辟见解，尤其是这一切在当前的应用——你把这叫作‘无产阶级化的当代’。”他拿出了一本小小的笔记本，卡特里娜一眼就看出，这是加西(48)的产品。他开始读自己记下来的笔记。“‘无产阶级化：人们被剥夺了以前称之为人性的一切品质。’”
兰格尔昨晚怎么样，那毫无关系。维克托正在使自己适应今天的活动。他挪动了一下身子，使自己坐的姿势不至于引起大腿的剧痛。自从去年动手术以来，他的肚子特别容易疼痛，容易发胀，容易积食；那些汗毛好像都倒竖起来，刺得他肌肉直痛。伤口四周的神经末梢犹如散乱的电线头。而兰格尔看起来则身体健康——年纪虽大却充满青春的活力，人虽瘦小筋骨却很不差，也许他是个吃素的人。维克托正在考虑兰格尔该属于哪一类人呢？介于古典思想（黑格尔）与报纸的滑稽漫画和字谜栏之间吧。这时，在他的头脑里，不由浮现出《卡曾贾马的孩子》(49)滑稽连环漫画中的那个快乐的无赖和船长这两个人的形象——那分明的色彩，那中国朱红色的条纹，以及片片绿色的森林。维克托坐在那儿听着，看上去庄重凛然，内心则心烦意乱。兰格尔眼睛红肿，也许昨晚他确实没有睡好。他脸上表现出一种讥讽、沉思而又饥渴的表情；他那白色的丝围巾，会使人想起勒断伊莎多拉头颈的围巾。他谈话的语气开始活跃起来。他读过《雾月十八日政变》，也可以证明自己确实读过这一本马克思著作。为什么法国革命采取了罗马方式？所有的革命者都读过普卢塔克(50)的著作。马克思谈到，他们受到过“古代诗歌”的启示，“古代的传统像梦魇一样对活人的头脑产生着影响”。
“看来你下过苦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
“他的著作真可算得上是杰作。”兰格尔不想生气。卡特里娜十分同情他。此刻他十分规矩。他说，“看看我能不能把你的想法连贯起来。目前，还是一场与历史传统负担的斗争。死亡与生命交接。你认为，当代先锋派希望摆脱传统的死亡和控制。艺术为生命为艺术家提供活动的素材，艺术家再运用自己的想象创造出自己的世界，与古老的人文主义毫无继承关系。”
“啊，对！那又怎么样呢？”维克托问。
卡特里娜的印象是，兰格尔对自己感到满意。他感到自己的口才也还不差。“后来你又说，历史只是一场笑剧，1815年的那次所谓的革命，是今天骗人政治的序幕——政府由丑角式的人物控制着；他们利用大规模的娱乐技术手段来欺骗人民；他们编造虚假的人物，虚假的事件。”
卡特里娜开始为兰格尔担心起来，就挪动了一下身子，坐在沙发的边缘上。她感到维克托可能会马上站起身来就走，把这场谈话打断。“这样，你就在全国各地跑来跑去，到处找精神病医生谈话，是吗？”她问。
她的插话并不受欢迎，但兰格尔还是非常客气地回答：“是的。”
“这倒是提供大众娱乐的一个新的途径，”维克托说，“把精神病患者也动员起来了。”
“怎么也不能不考虑这些人，”兰格尔说，只是稍稍有点儿拘谨，“在底特律，我碰到一个叫福克斯的人，他出版了一个叫达阿米斯的作者写的纪实材料；此人有时也用鲍利辛斯基的名字。据说这位作者突然失踪了，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他发现——这当然是一个危险的发现——我们这个行星被外星球的政权所控制着。这一切在福克斯先生的书中都能找到根据。外星人通过一种叫作‘机体、思维公司’输入了改变和控制人种的程序。他们是通过一个中央信息库来实施其控制的，许多最大的公司、银行界和政治界都已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其代表人物中有戴维·洛克菲勒、斯通·韦伯斯特公司的惠特尼·斯通和阿科公司的罗伯特·安德逊。整个计划是想破坏我们的生命机制，然后撤离地球。人类将迁居到更合适的星球上去居住。”
“那地球会变得怎么样？”卡特里娜问。
“地球将成为地狱，不适合于人类居住的地狱，‘机体、思维公司’准备放弃这个世界。鲍利辛斯基说，当这种以数量限定的长期的控制开始时，人类就会接受纯粹的人造智力，自然的头脑就会被科技的头脑所替代。”
“你认为，这可以拍部电影吗？”卡特里娜又问。
“如果他们在版权方面要价不太高的话，我也许会有兴趣。”
“那么，你将怎样来拯救我们呢？——我是指在电影中，你将设想用什么方法来拯救人类呢？”维克托问，“也许，马克思会给我们一些启示吧，你可以把马克思的学说与自然的头脑这样的问题联系起来思考。”
卡特里娜希望兰格尔能经受住维克托的追问；后者倒也毫不妥协。一味地敬畏不会有什么结果。要想听到维克托的高见，只有与他争辩才行。兰格尔回答说：“我忘了马克思是个多么伟大的作家啊！他的想象力又是多么丰富啊！罗马帝国的鬼魂包围了新时代的摇篮。资产阶级革命家像暴风雨般地席卷世界，节节胜利。‘人人都天天欣喜若狂。每个人、每件事物都闪闪发光。’但是从往昔的诗句中鼓动起来的革命，终于以沉寂和郁闷结束。真正的革命绝不是模仿或演戏。那是现实的事件。”
“噢，好吧，”维克托说，“你急于和我谈你的看法。为什么不把你的看法完全说出来呢？”
“我的问题与阶级斗争有关，”兰格尔说，“即关于社会各阶级的命运。你认为，各阶级停止在社会上发生作用，引起了虚假的行为——说谎、欺骗、虚伪。这一切看来似乎真实无疑，但真正的现实是在幻象背后的那些看不见的扰乱。你把欧洲人关于阶级的概念，强加到美国人的头上了。”
卡特里娜想，啊，他竟想与这位大人物开玩笑了。她担心维克托的感情会受到伤害。
“那你有何高见？”维克托问。
“噢，”兰格尔说，“我有位朋友，他说自然赐予人的灵魂，美国人的灵魂，已经被人造的灵魂所替代。因此，当人们想对任何事物做出判断时，不可能形成什么真实的看法。他们是以基本理论作为生活的准则的。他们制定了一套行为准则的体系。”
“这就是你的鲍利辛斯基的所谓人造智力吧！”维克托不无讥讽地说。
“这与鲍利辛斯基无关。鲍利辛斯基表达的观点在时间上晚多了。”
“你的那位朋友是不是加利福尼亚人？他是不是一个受下属崇敬的头头？”
“我真希望我们能有时间认认真真地谈谈，”兰格尔说，“你十分看重思想，维克托。这一点我记得。是啊，我从多方面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深信，大部分的思想是无关紧要的。真实的思想也是真实的印象。如果思想真实，现实也就真实，随之而引起的感情也是真实的。没有真实，思想就成为躯壳了……”
“噢，天哪！”维克托拿起手杖，卡特里娜担心，他会用手杖猛击兰格尔，并会使劲地猛打。还好，这事没有发生。维克托把手杖向前面的地上一拄就站了起来。这站起来的动作颇为复杂。他先把身子向座位前挪动，吃力地用膝关节支撑着身子，然后举起那条瘸腿，他的脸色绯红。记住（卡特里娜是记得的），他那伤残的腿时时刻刻在折磨着他。
卡特里娜边拿起行李袋和小提琴盒子，边解释说：“我们得去赶飞机。”
兰格尔凄然一笑，说：“是啊，航班时间不可更改，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
维克托把帽子正了正，就向门口走去，腿尽管瘸，步子却迈得又大又有力。
到了休息室外，卡特里娜提醒他说：“我们还得等半小时呢！”
“开车出去遛遛。”
“他太令人扫兴了！”
“对，确实令人扫兴，他来到东部，就是为了要和我斗嘴。也许，他的朋友告诉他，他已有足够的本领来和我较量。他谈到帕克·泰勒和彻里丘时，无意中暴露了自己的意图。彻里丘攻击过我，这你也知道。彻里丘说，他对世界有他的想象，而我主张的抽象画，则像一个疯女人等待医生上门给她看病，就把粪便当化妆品拼命打扮一番——像是别人的情妇。兰格尔想用这种污辱来刺痛我。”
天气坏极了，狂暴的加拿大北风夹着飞雪，刮过边境。但是，乘客照常走上飞机。维克托是第一个。由于他的特殊需要，他在后舱占了个靠走道的座位，这是理所当然的。卡特里娜走进幽暗的空机舱，心情不禁有点忧郁。天空灰沉沉的，使她感到不安。他们的座位在飞机尾部靠近厕所的地方。她把小提琴放在上面的行李架上，把拉链行李袋放在座位底下。维克托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挪了挪身子，往后一躺就闭上了眼睛。他这个样子，不是太累了，就是想独自静静地思考一会儿。
机舱内人坐满了。尽管天气恶劣，但与大家在一起，卡特里娜稍感安慰，这些人的思想要现实得多，他们毫不怀疑。他们将从布法罗起飞，在芝加哥降落——一次平平常常的公务旅行。当然，他们的命运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但这只不过是日常的旅行。和其他旅客一样，卡特里娜也完全知道这一些，可她总感到心神不定，不知怎么办才好；她无法集中思想，因而对自己的疑虑也感到莫名其妙。在某一方面，多蒂倒是千真万确的：卡特里娜只要有机会，就离家与维克托约会。维克托却与众不同，尽管他开始衰老了，随时可能离开尘世——他是活不了多久了。其他大部分人都显得黯淡无光。他们都显露出贫困的迹象，周围缺少空间和空气；作为人，他们一无所有，而维克托则放出明亮的光芒。奇怪的是，身材瘦小的兰格尔既自负又愚蠢；他竟然要与维克托严肃地交流思想。正如维克托所怀疑的，他是个骗子；他骄傲自大，令人作呕。但当他谈到“人人都天天欣喜若狂”或“每个人、每件事物都闪闪发光”时，卡特里娜完全理解他的话。他说到时代的潮流一旦停止流动，世界就会更沉寂郁闷；这话卡特里娜更能理解。进一步说吧，她自己决不会闪闪发光。但要是有人带动她，她就会参与其间并做出贡献。这种贡献是女性的、性爱的；这种贡献是重要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但不会有什么创造性的贡献。在骗人方面，她倒是颇有创造性的。她努力想写好那个大象的故事，好充分显示自己的才智。但关于那次看电影《陆军流动外科医院》的事，她的自尊心深深受到了挫伤。电影院里的情况也给他带来了不幸。他们四周都坐着一些嬉皮士(51)，而且年纪都不小了。坐在他们前排的那个人蓄着胡子，口中啧啧作声地吃着棒冰。他还站起来对着他俩大放其屁。维克托说：“这家伙吃的鱼子酱经过发酵后一并放出来了。”卡特里娜还没有明白过来，维克托已站起来说：“我不想再坐在这臭气熏天的地方了。”当他们走到街上时，看电影时受到的羞辱与震惊，以及旧金山的那些颓废派，使卡特里娜真想一头撞到从马克·霍普金斯山上开下来的电缆车上。
此时，她一手撑在额际，目光从维克托的身上移开；维克托凝视着窗外的机场。她能不能想出办法解决那该死的大象问题？让一个会催眠术的人把大象催眠。人们对大型的哺乳类动物的智力有新的发现。例如，鲸会互相唱歌，有人甚至认为它们还会做诗。鲸鱼还能用气泡筑起围墙，把成千上万的虾围在其中。如果让一位古怪的动物学家去百货公司，也许会想出什么新花招吧？与此同时，那家百货公司的经理还得派人送来大量的饲料，那头大象每天拉下的粪便犹如一座金字塔那么高。那头大畜生大为悲伤，掉下的泪珠大如杏桃。驭象人则要求运来大量的泥沙。如果不尽快让玛吉在泥沙中打滚洗个澡的话，她暴怒起来就会把整个五层楼破坏殆尽。阿贝克隆比费奇公司(52)（不知他们是否还在芝加哥营业？）愿意派个专打大型野兽的猎人来。对他们来说，要是能一枪把大象打死，等于给他们做了个大广告。可是保护动物协会的会员就会大发雷霆。那么，让一个漂亮的女中学生出来解决这个大难题怎么样？如果这个女中学生是个中国姑娘又怎么样呢？在中国的神话和传说中，在远古时代，这个世界的主人是大象，而不是人类。那么，此后该怎么办呢？
维克托也在动脑子，尽管说不上是在思考。他感到似乎有一种既轻柔又沉重的东西扩展到全身，好像照X光的技师把那件铅制围裙套到了自己的身上。他伸展一下自己沉重的身子，尽管他的体形看上去还是温文尔雅的；他感到好像刚从沉睡中醒来，连举起手臂的力气都没有。机场上，寒风凛冽，各种机械都停开了，其颜色比天空还灰暗；整个机场为白雪所覆盖，就像一座钢铸的雕像。这情景使他回忆起——噢，大约是1912年的下东城(53)。男孩子们（今天要是他们还活着，都已是年逾古稀的人了）读着基督教《旧约全书》的首五卷。街道、肮脏的人行道也正像一页希伯来文的经书——你如果懂希伯来文，就能翻译。雅各(54)躺在那儿梦见了天梯。看着上帝的天使沿着天梯上上下下。这并没有使维克托感到惊奇。那时他几岁了？大约六岁吧？对他来说，这不是梦。是雅各在做梦，维克托在读《圣经》。这不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这事就发生在现在。教室设在地下室，一扇狭窄的窗子正好对着人行道；向窗口上望去，勉强可以瞥见积雪下的太平梯，还可以瞥见挂在铁栅门上的中国洗衣店的金字招牌，以及爬上爬下的天使。这一切不必想象，而是恍恍惚惚地出现在眼前，犹如穿上了沉重而柔软的铅制围裙。这时，飞机开始起飞前的滑行；不久，“禁止吸烟”的信号就会灭掉。维克托本想抽支烟，可是他感到手臂沉重，懒得动一下。
他是不喜欢回忆的，尽管他回忆了；最近，回忆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现在，他记起来了，他母亲把一根大白鹅的气管放进荷兰烤锅，然后把锅子放在煤炉上。气管烤干后，母亲就给了他。他用父亲的折叠式剃刀在上面开了个洞，做成了一只哨子，但哨子一做好他就感到厌恶了。尽管气管烘干了，但仍然呈可怕的血红色；管子摸上去很粗糙，吹起来口里留下一股难受的味道。这绝不是马克思关于历史的梦魇，即人类必须从历史中解放出来。那生家禽的味道实在令人作呕。但在太平梯上爬上爬下的天使却十分可爱；他感到他们的存在是十分现实的，尽管这是四千多年前的事了。这些事发生在很久以前的遥远的地方，但维克托并没有感到有什么隔阂。包罗万象的光明照亮了每个人，其中有父母、父母的前辈、天使、上帝——还有你自己。维克托不想追根究底，他只是在恍惚中感觉到这一切，也许是由于疲劳和伤残的缘故吧。他也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马萨诸塞州医院；在那儿，医生在他血淋淋的肚子里切掉了一个瘤。他也提醒自己尚在病后恢复期——还提醒自己，波德莱尔认为，艺术家的精神状态，一直像在健康恢复期中的病人。（今天实在是波德莱尔的日子；不久前，正是那抚爱使人起死回生。）刚从死亡的阴影中逃脱出来，这个在健康恢复期的病人愉快地坐在飞机上，感受到了人类生命的气息。污染有什么关系！一个病后正在康复的人的精神状态，犹如一个孩子，对一切都感兴趣。天才必须以创造性的意愿，恢复孩提时期的聪明才智。对这一切，维克托了如指掌。把成人的分析能力和儿童的幻想结合起来，就会有新的发现。基督教《圣经·新约》中的《启示录》暗示了上帝的孩子犹太人要坚持不懈地以成熟的智慧，决心实现上帝对成人神圣的诺言。这使他们招恨于世人。他们往往是古老的，又是现代的——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进一步阐明。
但现在，我们假定，他并不是在病后康复期，而是在其他状态下。医生必须定期给他检查身体，不是因为他正在健康恢复期，而是因为他变得越来越衰弱，乃至一蹶不振。正在这个时候，卡特里娜闯了进来。她的抚爱使他起死回生，并把他本来正在日益衰竭的精力重新集中起来，组织起来。他扪心自问：她能刺激我的性欲，是不是因为我爱她？或者仅仅是因为她那样的女人正好能引起我的性欲？他并不喜欢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但他有许多许多的感触，有许多许多冬天的回忆——在这以前，他度过了七十个冬天。冬天的大地给他带来一种声音；这种声音不是能用耳朵听到的，而必须用其他感官去感受，而这又是不可言传的，实际上也是不值得言传的。这只是每个人生命延续的一部分。人人都充满想象，这些想象在平时被压抑下来了，很难浮现出来。但一旦你病了，就很难驱散这些想象。
“告诉你吧，维克托，飞机已升空了，我也放心了。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回芝加哥。”飞机倾斜着飞行，可以瞥见右侧倾斜的伊利湖绿色的水面，然后就上升飞进深灰色的雪云中去了。飞机颠簸得十分厉害。顶头风十分强烈。“我有没有跟你谈起过我家里那女用人的丈夫？他是个黑人，年纪很大了，但却长得相当英俊。以前他曾在餐厅里做过侍者。现在他爱赌博。他那模样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伊索尔很怕他。”
“干吗谈他？”
“我不知能否与他谈谈伊索尔。如果她受了艾尔弗雷德的贿赂，如果她在法庭上作不利于我的见证，那问题就麻烦了。艾尔弗雷德的律师会提出伊索尔曾抚养过我，她对我的底细了解得一清二楚。”
“难道她真的要和你过不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