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她老是疯疯癫癫的。以前她常常说自己是巫婆。她厉害得很，老是给我惹麻烦。”
“不知为什么飞机飞得这么低。现在早该飞在云层上面了。”维克托说。
飞机在广阔无垠的云层上空飞了约十五分钟。然后又坠入了黑暗之中。“是啊，怎么会飞得这么低呢？”卡特里娜附和说，“这是怎么搞的？”
机舱里，系上安全带的信号又亮了。乘务员宣布：“由于天气情况恶劣，芝加哥国际机场暂时关闭。五分钟后我们将在底特律临时着陆。”
“我可不能待在底特律啊！”卡特里娜说。
“放心，卡特里娜。现在，芝加哥时间还不到一点。我们在这里稍作停留，马上又会起飞的。”
突然，飞机下方出现了机场——仓库、飞机库、高速公路以及湖面。飞机速度开始减缓，卡特里娜经常从地面上看到飞机着陆的情景：波音客机底下的肚子打了开来，放下了直立起落架。维克托叫住了一位航空小姐。她对他们说，“芝加哥天气坏极了，下着暴风雪。”
他们一下飞机，就发现有一大批旅客因班机停飞而滞留在那儿。只要一混入滞留的旅客群中，你就会担心无法摆脱了。幸运的是，维克托没有显出忧心忡忡的样子。他一瘸一拐地大步向前走着。他的眉毛犹如长在老树干上突出而扁平的蘑菇。此时的卡特里娜却显得十分紧张。机场里的各种标牌对她来说毫无意义。“行李提取处”：他们无行李可提取。她手里提着文萨莎的宝贝小提琴。“出口处”：维克托一瘸一拐一直向出口处走去干吗？“那儿该有问讯处。”
“不，从他们这儿你问不出什么消息。”维克托说，“我们也无法去打电话。已有十多个人排队等在那儿了。找个座位坐下来再说吧！”
他们缓慢地向前移动着。从门口吹进来的冷风和从鼓风机里吹出来的热风，轮番扑向他俩的腿部和脸上。他们只找到一个座位，维克托径自坐了下来。面临不测事故，或原定计划受到干扰，维克托总是镇定自若，并希望卡特里娜也能像他一样沉着冷静。贝拉似乎已学会保持安定的情绪了，但卡特里娜还没有学会这样做。维克托把脚搁在旅行袋上，把小提琴盒子夹在两腿之间，然后又把手杖在自己前面一插。这样，来来往往的人就不会再碰着他。
卡特里娜想去打听打听消息。她碰到一个穿蓝灰色制服的人，看上去像个飞机上的机械师。他身子斜靠在墙上，双臂交叉在胸前。卡特里娜注意到，他那双黑皮鞋擦得闪闪发光，而且脸上气色极好。她想，他也许能告诉她点什么消息吧。她刚开口说“对不起”，这家伙竟掉过头去，看都不看卡特里娜一眼，但卡特里娜还是接着说：“请问哪儿能打听到点消息？我的班机被迫在这儿着陆了。”
“我怎么知道！”
“既然你穿着制服，我想……”
他伸手在卡特里娜胸前一推。“你想干什么？”卡特里娜叫起来。她感到眼泪快要流出来了，眼睛也开始模糊起来，并感到一阵刺痛。“你这是怎么啦？”但更糟的是，那家伙盯着卡特里娜的脸，也不向下看一下，竟一脚踩在卡特里娜的脚背上。他这么做倒不是因为生气之故；看来完全不是因为发怒，而是另一种强烈的情绪所致。她想看清楚别在那人胸前的姓名卡，但还来不及辨认清楚，那人就走开了。卡特里娜想，我现在竟落到如此地步，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伤害我，并一走了之。好像我不该离开埃文斯顿似的，而这一切别人也似乎一目了然似的。也许，那家伙是个穿着制服的厌婚者或精神变态者吧！她肚里不禁升起一股痛楚的怒火，几乎使人昏厥；这股怒火一直升至胸口，穿过喉头，直至脸颊。尽管她的感情受到了极度的伤害，她还是想，也许由于她自己对那人的职业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尊重吧，因而使他怒火中烧，好像没有把他当机械师看待，而只是把他当机舱里的侍者看待了吧；也可能他正好满肚子怨气，有人碰上他，正好让他借机发泄一通。如果维克托在场，一定会用手杖向他头上猛击下去。不管有病没病，维克托的头脑一直是十分清醒的。
卡特里娜排在问讯的队伍里。尽量不去想刚才不愉快的遭遇，并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从那人穿着整齐的样子看，也许出生在郊区一个相当不错的家庭，过着尚算舒适的生活——维克托在高谈阔论时，称这种人为“普普通通的动物人”；用他喜欢的一个作家的话来说“是一些充满欺诈的、不可捉摸的人”。维克托就是喜欢这种富于刺激性的话。还好她穿着鸵鸟皮靴；否则，她的脚趾头都可能给踩断了。
轮到卡特里娜了，但写字台后面的女人却提供不了多少消息。只要芝加哥国际机场一开放，马上就会宣布新的航次。“那时，大家都要抢着买机票了。我是否可以先买两张一等舱的机票？”卡特里娜问。
“我无法预售机票。计算机没有提供任何情况，我再按键盘也没有用。”
“不过，我还是想先买两张一等舱的机票。我有信用卡。如果没有班机再退票也可以。”
她从旁边走近维克托，发现他戴着鸭舌帽，看上去十分愉快——静静地、呆呆地坐在那儿出神。只是下半部的脸上，已呈现出年迈的痕迹：下巴凹进去了，两侧却凸出来了。从侧面看去，年龄的痕迹更为明显，更令人忧虑感伤。卡特里娜没有意识到自己难看的脸色，重新涂过口红的双唇，以及走路时胸部起伏的样子，都表现出颓丧的情绪。维克托的境况，拥挤不堪的人群，刚才那穿制服的人对她所表现出来的轻蔑并踩了她一脚，以及担心自己会被耽搁在底特律——凡此种种，都使她情绪低落。但从正面看维克托，却依然“容光焕发”。然而，她已无法从维克托身上获得多少力量了。即使在这底特律，也有不少伍尔皮迷。要是他们知道他在这儿，公路上就会出现长长的车队，风驰电掣般地开向机场。他们这些人当然比卡特里娜更能理解维克托的思想——她却只会死死缠住他去看《陆军流动外科医院》的电影。这些从城里来的伍尔皮迷，就会谈啊，唱啊，还会把他接到自己的家里。而她自己呢？只能回到自己原来的地位——一个埃文斯顿出生的女人，尽管处境恶劣，却无能为力，迟钝呆笨，头脑中缺乏创造细胞。
很少见到维克托会慌乱一团。他总是十分平静——什么也打扰不了他。“你饿了吗？我饿了。”维克托说。
“我想，我们该吃点东西了。”
“我看去找个快餐店吧。”
“光吃个汉堡包怕不够吧。”
“……吃太多了，今晚的宴会就吃不下东西了。”他说。
他们开始穿越中央大厅。在平时，维克托走起路来也还可以。尽管有残疾，但他从不为此烦恼。但今天这儿人太挤，确实令人感到有点畏惧。加上行李车、清道夫、轮椅等，东碰西撞的，行动大为不便。不多一会儿，卡特里娜就说：“我们这样走到什么时候去。现在，芝加哥时间已一点多了。”
维克托说：“我倒不怕。你的老用人在家，还有你姊姊，你那个当警察的朋友。”
“我姊姊其实并不怎么同情我。”
“你常说她好挑剔。不过，她总不见得看着你倒霉吧！”
“即使她处境最坏的时候，我也一直帮她的忙。去年夏天，她拿了一把铲子开车出去，说是去墓地要把她的丈夫挖出来。她说，她就是想再看他一眼。我把她拖到园子里，用酒灌醉了她。而她却说，正当她在医院动手术时，我却去波士顿和你约会，让她一个人受苦。她割掉了一个子宫瘤。”
维克托听了这话，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卡特里娜在诉说时，他还不时地点着头——伤心的妻子，歇斯底里的姐姐。读读描写这类事情的书，也是颇有兴趣的；当然，如果书写得不错的话。但听人家讲这类事情，却兴味索然。卡特里娜无法表达当时自己把姐姐灌醉后的心情——多蒂的脸上淌着汗珠，又湿又热。脚下的泥土使人自然而然地想到坟墓。想象一下吧：多蒂挥动她那骨瘦如柴的双臂，在挖坟墓！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幅图画啊！只要挖上几分钟，她就会昏倒过去。
维克托脑子里想的尽是历史的镜头：从华沙恩克拉帕拉兹被送到纳粹死亡营去的充满罪恶和斗争的历程，从西贡撤退的可怕景象；他当然不难想象多蒂挖掘她丈夫尸体的情景，但什么时候才会去想象这类情景呢？那就很难说了。维克托曾在文章中写过，“非人道主义”是当代社会的一个特征；他也曾写过当代人的懦弱、卑劣和醉生梦死，以及这一切对艺术、对政治的影响。他的名声是建立在他对现代派作家们的极端主义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他是名画家和名作家的导师。卡特里娜曾钻研过他的那些杰作；然而，你看，她得和他个人打交道。而作为私人朋友，他与她谈得更多的是对艺术的看法：艺术是对思想空虚的一种补偿，是对现代派赤裸裸思想的掩饰。关于怎样缩小他俩私人之间的差距并且减少缺陷，他却谈得不多。但即使谈到这些，维克托也不乏惊人之语，他常常妙语连篇。
“你怎么走路只着力在左脚上，靴子太紧吗？”
“有人踩了我一脚。”
“你撞了什么人了？”
“我向一个金头发的小伙子打听消息，他却冲着我走来，一脚踩在我脚上。”
维克托停住了脚步，低下头来居高临下地审视了她一眼。“你为什么不抓住他？”
“他走远了。”
“越来越多的疯狂行为冲着你来了。一切变得多厉害啊！在泰坦尼克号沉没时，首先抢救的是妇女和儿童。中产阶级的骑士风度，与比德米亚(55)一起消失了。”
“伤倒是没有伤，只是有些痛罢了。噢，维克，看我们为吃点东西浪费了多少时间！我们就这么耽搁在这儿吗？”
“我想打个电话给今晚主持演讲会的人。让我找找放在皮夹里的电话号码。”他把手杖往肩上一挂，从屁股裤袋里拿出一只军用钱夹。“对了，大陆银行。霍勒斯·金斯莱克。为什么不给他打个电话呢？如果他今天晚上要我去演讲，他得设法把我们从这儿弄出去。你给他挂个电话吧，卡特里娜，好吗？”
“你要我和他谈？”
“为什么不可以呢？他与联合航空公司或美洲航空公司的头头们一定有联系。我想，你带着电话信用卡吧？”
“我带了。”卡特里娜回答说。
“机场的电话通信设施是不错的，就是在纽约市曼哈顿的中央火车站，也有总机值班人员。看看我们能不能找个电话。”他们刚开始向前走，维克托突然又拉住了卡特里娜，说：“看，我们的那个伙伴兰格尔又来了。”
“他一定看到我们了。你太引人注目了。”
“他看到我们又怎么样？……他说过，他要来底特律，是吗？”
“当你走开时，我感到很尴尬。”卡特里娜说。
“他不该到机场休息室来找我。”
“应该这么说，他从加利福尼亚不远千里，特地来听你演讲，找你谈话的。”
“我看，他是来和我算老账的！现在这个时代，现实也如梦幻，”维克托说，“正如法国人说的：‘大白天见鬼了。(56)’”
“你把金斯莱克的名片给我吧！”
奇怪的是，维克托没有想要回避兰格尔，而兰格尔呢，当他发现了维克托他俩在中央大厅时，高兴无比——这也出乎卡特里娜意料。按理说，他因刚才受到维克托的怠慢，本该有点儿不高兴的。可是，他一点也没有生气的样子。尽管他仍显得有点腼腆，但还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你没有说你也要到底特律来啊！”
“我们本来不想来这儿。我们是去芝加哥的，因为天气不好给耽搁在这儿了。”
“噢，那你们只好在这儿等了。既然这样，何不和我一起去吃午饭？”
“那当然很好，”卡特里娜说，“不过，我们得马上去打个电话。事情很急。”
“到饭馆去打更方便。我刚才路过一家供应烤肉的酒吧间，那里看上去还不错。”
那酒吧间又大又暗，天花板垂得低低的，装饰颇有英国都铎王朝的风味。侍女一出现，卡特里娜就看到兰格尔向她手里塞了一张好像是十元的美钞。为什么他不能大手大脚地花钱呢？要知道，拍摄《克鲁诺斯原动力》一部片子，就给他净赚了四亿美元呢！他们立刻被带进放有皮座椅的沙发椅上。“喝酒吗？”兰格尔问，“先订饭菜，再打电话，好吗？”然后他对侍女说：“小姐，请让这位女士用一下你们的电话。”转头他又问：“你想要点什么吃的，亲爱的？”
“一客火鸡夹肉面包，要烤面包片夹鸡脯肉的。”
“橘汁鸭。(57)”维克托说。在这样幽暗的餐厅里，吃什么都看不清楚。要卡特里娜给他点菜的话，她一定会要一份简单一点的饭菜。琥珀色的灯光从上面射下来，照在兰格尔的头上和他穿着的那件白色的厚毛皮袄上。
“最好指名要他本人听电话。”维克托对卡特里娜建议说。
维克托建议对了。霍勒斯·金斯莱克这个人真难找。电话转来转去转了好几次。最后才听到对方说“金斯莱克”；卡特里娜从对方的声音中马上听出，这是一位机敏的经理人员。由于受了维克托的影响，卡特里娜对那些温文尔雅的董事先生也抱有轻蔑之感。当然，即使对方的客气并不十分真诚，但能与这样的人谈话还是颇感安慰的。“怎么，给耽搁在底特律了？这可不行，是吗？已经到了两百来人了，是从全国各地来的。要是伍尔皮……那就太糟了。我真有点担心，也非常抱歉。有没有早一点的班机？”到最后关头还节外生枝，他心里也许正诅咒着维克托呢！
“芝加哥天气真的那么坏吗？”卡特里娜想问清真实情况，以证实自己不幸的预感。
金斯莱克先生是在餐厅的雅座里接到卡特里娜的电话的；一个高级董事，整天待在第七十层楼上的办公室里，怎么会知道外面的天气怎么样呢？他听到过一些报道，说天气异常，有暴风雪。“不管怎么样，我们会设法让伍尔皮到这儿来的。我把王牌驾驶员找来。半小时左右听回音。”
“我们在底特律这儿的电话号码是……芝加哥国际机场今天关闭了吗？”
“还有米德威机场和梅格斯机场呢！”
卡特里娜心里定了一半，就回到了皮沙发雅座。她这样地位的女人，冒了风险，不顾一切后果和维克托交往——做这个大人物的情妇；但当她从侧面端详了维克托之后（那是在那个飞机机械师踩了她一脚之后，她真想哭出声来，但又压抑在心头），对他自从与自己相识以来健康状况的日益恶化，才有了新的认识。
维克托畅饮了两杯酒之后，精神显然好了起来，他手里拿着一只大口厚玻璃杯——这已经是第三杯了。他就是这样的人，只要有吃有喝，再加上一个可以休息的雅座，精神就来了。他完全可以自己把卡特里娜带到这儿来，自己给侍女塞张十元的美钞，并用这酒吧间里的电话。但，他是绝不会干这种事的。他如果这样做，等于牺牲了原则。所以，碰上兰格尔他感到很高兴。兰格尔使他十分兴奋。他要了一客橘汁鸭，真有点够呛的。其实，他需要有个随从。有个助手，才能满足他的虚荣心。另外，还得有人给他付账。卡特里娜承认，这一切对他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卡特里娜把打电话的事说了一遍，维克托说：“好啦，我们可以放心了，等他回电吧！关于今天晚上的安排，我会自己跟他谈的。坐下吧，小亲亲，喝杯酒。”卡特里娜靠墙角在他身边坐了下来。文萨莎的小提琴竖放在他俩的背后，当时，卡特里娜对兰格尔是十分感激的，因为，她需要有人一起和她帮助维克托。她感到维克托的情绪忽高忽低，有点儿失常。《今日心理学》杂志经常用到的一个术语叫“变态心理”。维克托就有变态心理。今天兰格尔陪他，他感到高兴。他好像忘记了自己对彻里丘那些尖利刻薄的嘲讽。卡特里娜想，兰格尔也许从未听到过维克托对彻里丘的讽刺。当然，在维克托看来，兰格尔拍摄的那类电影，对美国人，以至对国际社会的精神生活都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但，此时此刻，他们并没有在谈论兰格尔的电影。他们显然正在谈论春宫电影，因为，卡特里娜正好听到兰格尔在说，他本人没有干过这个行当。“拍摄这类电影，不需要电影脚本。”
“真的不需要吗？”维克托问，“只要让两个不同种族的男女进行性交就行了？”
“请您叫侍女给我来杯红玛丽酒(58)好吗？”卡特里娜说。
“当然可以，”兰格尔说，“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我离开格林尼治村后的写作生涯。我做过各种各样的写作工作。最有意思的一次是，我和一伙在得克萨斯州的人合作，写出了约翰逊总统的回忆录。”
“你怎么会干起这个来？”卡特里娜好奇地问。
“在一次粮食面包会议上，我碰到了几位华盛顿的记者，还有罗伯特·弗罗斯特(59)以及几位哈佛大学的先生。迪克·古德温推荐了我。这样，我就在奥斯汀参加了约翰逊的写作班子。那时，约翰逊已退休了。”
“你们怎么写的——就是那本回忆录？”维克托问。
“开始是上洗脑课。我们经常集中在奥斯汀的联邦大厦的顶层；这座大厦还是由约翰逊总统在任期末建造的。在大厦里，他有自己的套间，他从自己的农场坐直升机来，飞机停在屋顶上，然后他走下来和我们一起度过一天。他把他对每一个事件的经过和观点，反复向我们叙述和说明，直至他的谈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子里为止。你会碰到这类神话创作家，他们用不断重复的手法把你催眠，然后，你就毫不怀疑地接受了他们的说法。罗伯特·弗罗斯特也是向我们灌输约翰逊观点的人之一。谈话的是他们这些人；他们反反复复地谈，直到你无法接受其他的叙述和观点。约翰逊也把我们带到他的农场上去。我们坐在他的林肯牌轿车里，驶过片片牧场。他的保卫人员则坐在另一辆林肯牌轿车中，跟在后面。当他要喝酒时，就把车窗放下；保卫人员的座车从后面赶上来，和我们的车并驾齐驱，并给他斟上一杯威士忌。我们绝大部分人都被他慑服了——像我这样的人是很容易被吓住的，维克托，而不像你那么不易驯服。”
“噢，我也遇到过这类事。有一次，在贝伦森的别墅里，那位著名的妈妈出场了。我从小就受教育，要尊敬老年人，尽管我在文化界也颇负盛名，但我并不在意。”
“有句拉丁话说……”卡特里娜提醒他说。
“是lacrimae rerum吧，哇！要是拍拍庇护人的马屁就成的话，那狗娘养的会流下不少眼泪呢！后来，他又说，他知道我在纽约艺术界颇有声望。而我说，把我说成艺术家，犹如把施洗者约翰叫作水疗法医生。我曾想把讨论的话题转到当代绘画上来；当然，我一直没有成功。”
这是一次友好的闲聊。现在已两点半了，中午时，卡特里娜还担心维克托会把手杖向兰格尔的头上猛击下去，因为后者说了“大部分思想都是无关紧要的”这句话，而现在，他俩却谈得多么融洽啊！
“你的意思是，你不会是像施洗者约翰那样的人吧？”兰格尔问。
“不，要我找庇护人的话，除非我疯了！”
此时此刻，维克托正令人喜欢。“大部分人都知道怎样使人高兴，”维克托曾对卡特里娜这么说过，“即使粗暴的人，也自有其令人喜欢的地方。有些人永远让人喜欢，像富兰克林·罗斯福；有些人总是令人扫兴，像斯大林。当总是让人喜欢的人和总是令人扫兴的人在雅尔塔会晤时，总是令人扫兴的人轻而易举地获胜了。”在内心深处，维克托不喜欢讨人喜欢。风格，对了，风格才是根本的。要讨人喜欢，就不可能有清晰的思想。现在，维克托谈吐可人，开着施洗者约翰的玩笑，那是因为他怕兰格尔又要拿出那本加西公司生产的高级记事本，再谈论起“雾月政变”的话题。
显然，兰格尔的目的是想继续那次认真的谈话，并想把话题深入下去。正是想与维克托作一次认真的交谈，他才从洛杉矶出发，横越美洲大陆，来到布法罗。卡特里娜开始发现，兰格尔这人真有点坚持不渝、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他能赚上亿美元，也不是偶然的。在维克托面前，他似乎显得受宠若惊，但他还是谈自己的看法，并坚持自己的看法。在过去，不，即使是现在，维克托不屑与他为伍——完全没有把他看作一流的人物——但兰格尔决心提高自己在维克托眼里的形象。他认为，自己也完全当之无愧。当然，这只是卡特里娜的看法。这位穿着北极狐皮大衣的人，既腼腆又聪明，终于使维克托和自己长谈了一番。但维克托的健康已日益不佳了，这一点兰格尔当然是不知道的，因为，维克托的言谈举止，依然果断有力，尤其是几杯威士忌酒下肚后，又像一位王子那样，庄重威严。其实，他已今非昔比了。今天，他有意待在机场特有的那种灯光幽暗的餐厅里，这种餐厅，在平时他是绝不会去光顾的。他把桌上的芝麻糖和饼干一扫而光。当他把一只手放在卡特里娜的背上时，尽管她穿着羊毛线衫，但透过丝织衬衫，还是感到冰冷刺骨。
正当上茶时，维克托给叫去接电话了。兰格尔要侍者把饭菜端回厨房去热着。
维克托向右一歪，以免碰着用镀金链条悬挂着的装饰品，就站起来跟着侍女去接电话了。
“你知道吗？”卡特里娜等维克托一走马上开腔了，因为她不想让兰格尔与她谈论维克托，“你开始是怎么给科幻喜剧片写剧本的？我对此很感兴趣，你一定写得很快吧？我在写一个儿童故事，一只大象给耽搁在芝加哥一家百货公司的最高一层楼上。你不知道，这真使我大伤脑筋。当把大象牵到运货升降机前面时，它用脚踩了踩升降机的地板后，非常勉强地走了进去。那是驭象人——就是那个驭象人——用甜言蜜语把它骗进去的。在百货公司里，它扮演了一个十分成功的角色。可到了时间，要它下楼时，它又用脚踩了踩升降机的地板，却怎么也不肯走进去了。”
“他们拿它没办法了？怎么把它弄下来？”他笑了，像往常一样，这笑有点紧张而又克制，“你想了些什么办法呢？”
“用钢琴搬运架、救火队、麻醉剂、催眠法、推倒一面墙、在楼梯上架上木板。”
“可以用建筑工地的起重机嘛！”兰格尔说。
“这当然可以，但得打开屋顶。”
“屋顶当然得打开，即使有天窗也不够大。不过，看看这个办法怎么样——他们可以临时用铁条在升降机地板下面加固，它就会进去了。或者，让大象信得过的人先在升降机里，用干草和药蜀葵喂它，再利用机械力突然使升降机全速下降。这样，大象就可下楼了，并可让它在密歇根大街上走一遭呢！”
“啊，这个办法太好了，真是绝妙透顶！”卡特里娜说。
“只要在大象踩升降机时地板牢固就行了。”
“真是妙极了！大象真的爱吃药蜀葵吗？你真有办法。现在，我想可以写下去了。你看，在这方面我毫无经验。”
“能对你有所帮助，我真太高兴了。再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给我，这张名片上的电话号码都可打。”
“你真是太好了。谢谢啦！”
“这故事挺不错，是一个很好的儿童题材，很能吸引人。但愿你大获成功！”
当时，卡特里娜对他说，能依靠自己获得成功，对她来说可非同一般。尽管兰格尔已功成名就，但看得出来，他也有过不走运的时候，有过惨痛的失败，有过难言的失望。因此，她很想和对面这个人畅谈一番。这会给这阴沉而寒冷的冬日带来一些光亮和温暖，带来一种真挚的感情，但过分坦率却又有失体统。他帮我解决了大象问题，但还得想想维克托啊！这位兰格尔先生可能很想从我嘴里听到有关我自己的事；这样，他也就掌握了旁人不知道的有关维克托的事。对此，他也许正心怀叵测，贪得无厌呢！
“维克托是个了不起的人，”兰格尔说，“我一直对他钦佩之至。认识他时，我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他当然也不会认真看待我。我和他的关系，已有好久好久了；他自己也许并不在意。你看，我曾经仔细地研究过他。对他，我曾有过一番深入的思考。我得坦率地承认，他使我着迷了。我读过他所有的著作，搜集他的文章。”
“他认为，你是特地从东部赶来和他谈话的。”
“是的。他能猜到这一点，我也不奇怪。去年他生了一场病，是吗？”
“差点儿死了。”
“看得出来，他不如以前了。”
“我希望，你不会想把他的思想扭过来吧，兰格尔先生？”
“谁？我？你以为他会听我的？不，这一点我比你了解得多。”
“我也希望你知道，我是不会把你的看法告诉他的。”
“我为什么要你转告我的意见呢？我把意见写下来寄给他不是更简单吗？不管你信不信，加拉格尔小姐，这主要是感情问题。”
“尽管你三十年来没见过他？”
“心灵上的日历是不同的，”他说，“不过，你说得并不完全对。只要认识维克托的人，都自然而然地想谈论他。关于他，想谈的可多啦！”
“你可以和各种各样的人谈论维克托——受他影响的著名画家，或者像克莱门特·格林伯格、肯尼思·伯克、哈罗德、罗斯·伯克这一类人物——或者随便哪位第一流的艺术理论家。还有成百上千的各色各样人物的夫人。”
“你是个音乐家吧，加拉格尔小姐？你带了小提琴呢！”
“那是维克托的小女儿的。我们要拿到芝加哥去修。如果我真的是个小提琴演奏家，那我干吗还要写大象的故事呢？我知道，你以前拉过小提琴。”
“维克托还记得我用左手拉的吗？——那架小提琴是特制的。真献丑了。”
“噢，你不是想要谈谈维克托吗，兰格尔先生？”
“维克托应该说是个伟人。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的思想既广博宏大，又精细入微。他有他自己独特见解；他不能说是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上星期，我拜访了西德尼·胡克，他是我在纽约大学时的老师。我们谈到了在纽约的老一代的激进派。西德尼对他们嗤之以鼻。这些人从来都不认真，也没有组织起来形成什么气候；像欧洲的左翼分子和他们就不一样。他们兴高采烈，高谈阔论；他们谈论列宁，谈论罗莎·卢森堡(60)，谈论德国法西斯主义，谈论左翼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他们还谈论什么莱昂·布吕姆(61)啊，托洛茨基对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解释啊，詹姆斯·伯纳姆啊，等等等等。他们就这样什么都谈，在讨论中过日子。如果他们感到自己的思想是对的，就不胜满足。他们是群思想的蜂鸟。花儿正红，却无花蜜。但，只要他们是有独创精神的，只要他们画出一张很大很大的画——一张极大的画，那就够了。现在，我们用这个观点来看维克托在布法罗说的话吧，他说，只有严肃的政治家才能使现实保持真实……”
卡特里娜装作听不懂的样子，好像对方找错了谈话的对象似的。“理论问题，我一窍不通，”她说着，还把身子向前一探，好像要对方注意地看一下她的额头，表明在额头后的脑子里毫无思想可言。她是个农民的女儿，连一打有多少都没有记住，但她从兰格尔不出声的笑脸上看出——他脸上的皮肤绷得紧紧的，会不会他已在加利福尼亚用手术消除了面部的皱纹呢？——反正，卡特里娜从他嘴角上那种友好的嘲讽神态中看出，她根本骗不了他。
“维克托的文章，对许多画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告诉这些画家他们正在做什么和他们应该做什么。不管怎么说，社会并不关心艺术，而是正忙于其他事情。艺术成了知识分子的玩物。真正的画家、真正的作品是非常少的。受过教育的人成千上万，他们都会对你说：他们喜欢诗歌、喜欢哲学、喜欢绘画，但他们根本不懂这些，也没有写诗、学哲学或作画；实际上，他们也根本不关心这些，也不愿为此做出任何牺牲，更不可能为此花什么时间——他们不读，不看，也不听。他们真正的兴趣是在商业上、专业上、政治上、性生活上，以及财务上。他们不必靠艺术生活，没有艺术也照样可以生活，也不必通过艺术而获得生活。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又心甘情愿地受艺术的影响。这就是权威评论家们所做的工作。这些权威评论家也对艺术家产生影响。写文章的人引导了拿画笔的人。这就像一个叫作布思的将军(62)，带了一个大型的铜管乐队，把艺术家引向虚无缥缈的天堂。”
“你真会说话，兰格尔先生。你的意思是，维克托充其量只不过是个宣传家罢了！”
“不，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他是个十分复杂的人，丰富多彩，影响深广。维克托与其他那些蹩脚的评论家不同，他有自己的灵魂，真的。至于谈到宣传家嘛，他既然能居群龙之首，又怎么能不做一些宣传工作和实际工作呢？再说，清白纯真的人又怎么样呢？没有一点虚伪能获得成功？我不是说维克托是伪君子；我是说，他没有时间把精力浪费在傻瓜身上。而且，他也完全知道，在美国，做个傻瓜也无伤大雅。在这个安全而又舒适的国家里，思想上有点混乱，也没什么关系。当然，思想上的混乱对艺术和文化则是致命的……”
“你这么说，是不是在问我：维克托已堕落到什么程度了？”卡特里娜问。她感到十分苦恼；尤其使她苦恼的是，她百感交集，难以言状。她是不是应该斥责一下兰格尔呢？听兰格尔这么讲，是不是对维克托的不忠呢？然而，她又听得有点儿入迷了，并且还想听下去。而如果她提出这个忠诚问题的话，维克托本人就一定会把她当作傻瓜。像他这么一位大人物，决不会斤斤计较这种道德上的细枝末节。而兰格尔则乘维克托不在的时候，尽量倾吐自己对维克托的看法，他是个十分精明的人。现在，卡特里娜感到，自己真是个傻瓜，竟会和他谈起大象的故事。
他想给卡特里娜一个深刻的印象，还有点儿神气活现的样子，（难道他也有意于卡特里娜吗？）但是，他要了解维克托的热情则是真诚无疑的。
“维克托是位宣传家。他的宣传工作做得好，做得极好，并且是独自一人进行的，但他没有一点虚饰。他实实在在地研究了艺术这一重要的问题——艺术与技术、艺术和科学、艺术在大众生活时代中的意义。他了解，在美国，艺术家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实际上，美国并非是艺术的国土。在我国，艺术并不是什么严肃的东西，绝不会像预防天花而要种牛痘那样严肃对待。即使对那些有关的专业工作人员，像评论家啊，博物馆长啊，编辑啊，等等，艺术也只不过是废话而已！但艺术应该像你呼吸的空气和你喝的水一样，成为生活所必需，像营养和真理一样必需。维克托了解问题的实质。要是你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就会告诉你，没有艺术，我们就无法判断生活，也就根本无法区别和整理一切事物。那时，‘现实世界’就不再是现实的了；而正是这个‘现实世界’，是那些‘制订计划的人物’、将军、舆论制造者和总统的活动舞台。但即使维克托的兴趣在政治上，他的政治见解有时也是傻乎乎的；在法国的学生危机中，他就赞同萨特的意见，说什么我们正处于一场鼓舞人心的、真正革命的前夕。他被冲昏了头脑。他的政治见解只能产生蹩脚的艺术。在政治上，维克托依然有点感情用事。他有一些超绝的思想，对人类生活的复杂多样也有深刻的理解。但他对康百莱周围天空的色彩，不可能像普鲁斯特(63)那么沉迷入神。他对山楂花和教堂的尖塔不感兴趣；在横穿马路时，他也不会给车子撞死，因为他眼睛还看得见。”
卡特里娜说：“你对他研究得这么仔细，换了维克托，我真不知道会有什么想法呢！”
“要不要再给你谈件重要的事情？在科幻电视连续片《巴克·罗杰斯》中，不止一个地方暗示了维克托·伍尔皮。”
这位身材矮小的名人，他的照片登在《人物》杂志的封面上；他固执己见、生性敏感、感情丰富，真是个不折不扣的怪人。在火焰状的灯泡发出的闪闪的黄色光线下，他的脸上交织着敏锐、固执而又欣喜的表情。
他接着和卡特里娜谈起了自己的儿子，是个独生子。“是我第二个妻子生的，”他说，“是个年轻的女人。我的汉克现在已二十一岁了。他一生出来就带来了麻烦，好像他来到这世上就是要让大家吃惊一番似的。有的孩子服用麻醉品，打架，偷汽车——这要算是最好的了。如果他用我的名义开支票，我支票簿上就少存点钱。而他把家里闹了个天翻地覆，连他自己的母亲也待不下去了。他母亲实在无法忍受，就去和别人住在一起了。汉克大约十四岁时，就开始做起非法交易来。在高速公路上，他被警察跟踪追击过。他甚至去骗贩毒犯的钞票，他们几乎把他杀了。后来，我和孩子断绝了往来——他头脑里不知道乱七八糟装了些什么。现在他正关在教养所；那儿规定，亲人不能去探监。他们像对待婴孩一样对待关在里面的犯人。吃的是婴孩的食品——面粉糊，还强迫他们垫尿布。其理论必定是，这些犯人的问题出在婴儿时期，所以那儿制订的改造计划是，强迫犯人回到婴儿期。这是心理学家对人类生活的解释。”
“真使人伤心。”卡特里娜说。
“噢，我可不能伤心。他是我的疯狂的押沙龙(64)。他母亲和他脱离了母子关系。她只和我交谈，从来不和儿子说话。但他长得很像他母亲：金黄色的头发，瘦小的身材。一个天生的机械师，摆弄发动机的天才。只是他把我的波斯克牌汽车拆得一塌糊涂。零件丢得满地都是。”
“他恨你吗？”
“他不说这种话。”
是啊，也许有一天，这孩子会把他杀死呢，卡特里娜想。忠诚的人最终将以生命为代价。
“够了，孩子的事就谈到这里吧，”兰格尔说，“我们还是再来谈谈维克托吧。我对艺术的态度，倒不是受了他的观点的影响，而是受了他为人的影响。我实在并不怎么赞同他的思想。过去，在思想方面，我把他比作富兰克林·罗斯福；对罗斯福的为人，我是很敬仰的，但对他实行的政策，我却不敢苟同。”
像罗斯福！比得好！两位都有残疾。卡特里娜迅速地拿他们两人作了一番比较。贝拉就像埃莉诺·罗斯福，而她自己，卡特里娜，却像利汉特小姐。卡特里娜记得曾听说过，利汉特小姐与罗斯福曾有过一段风流韵事；后来，她病了，就离开了罗斯福，最后终于一病不起而死了。当时，罗斯福忙于战争，根本没有时间想到她，也从来没有问过她。罗斯福是伟大的，但也是冷酷的。维克托也谈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孤独和冷酷——并认为这是当今的时代特征。当代的现实是严酷的。与一位中产阶级的女子发生性关系，就必须满足她的温情。但用冷峻的目光来判断，这些都毫无历史的现实感。当代人真是又伟大又可怕，除非你否定非人道主义化。维克托像毕加索画中那个赤身裸体的老色鬼那样躺在床上时，就会说这种话。而卡特里娜则躺在他身边——一个丰满的女人，也可以说是一个肥胖的女人，充满着女性的气息——就会比维克托自己更了解他。
这时，他们看到维克托正向包厢这边走来。兰格尔示意侍女把饭菜端来。那浇上糖浆的橘汁鸭看上去真恶心。那调味汁漂浮着一圈圈的油腻。维克托已饿极了，就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那盛威士忌的玻璃杯上很快沾满了油腻腻的手指印。他把面包撕碎，放在菜盘子里，再用汤匙把沾满油腻的面包片舀来吃。他心情烦躁，兰格尔想进行交谈，以尽东道主之谊。当兰格尔指出童话片与抽象派思想之间的联系时，卡特里娜阴郁地看了他一眼，但还算不上有什么恶意——更确切地说，是瞪了他一眼。当人们谈论“清晰”的思想时，他们是不是指原始艺术(65)的思想呢？人在原始艺术中用事物来表现。如果看上去有新奇感的话，那也还可以接受得了。但，如果其创作意图没有什么新奇感的话，那你获得的印象就只不过是当代主题的抽象派的浓缩，就像用速写符号来代表人一样。假如把毕加索和杜米埃(66)看作漫画家吧（在这方面，他们对维克托这位专家是十分尊重的）。公正地说，杜米埃处理的是社会题材：中产阶级和审判室。但毕加索不同，在他的画中，有一种虚无主义的味道；其画越抽象，虚无主义的味道越足。兰格尔穿着皮袄，脖子下围着丝围巾和印花大手帕，显得神经紧张，语气犹豫，两颊抽搐不停。
“那理性是怎么回事？”维克托问，“你开始对我说，思想是无关紧要的，思想是一成不变的；那你现在又来和我讨论思想，这是什么道理？”
“我说，抽象派思想和漫画是有关联的，这就没有什么矛盾了，是吗？”
“我没什么兴趣讨论这个问题，”维克托回答说，“等你回到加利福尼亚去再谈也不迟。”
“是的，我想不会迟的。”
“好啊，那就收起来吧！放在肚子里吧！藏起来吧！”
“真遗憾，我在科幻电影方面获得的成就，今天竟对我自己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实事求是地说吧，我在哲学方面的知识，比一般学哲学的还要好呢！”
“不过，我现在没有兴趣讨论哲学问题。我也不想讨论理性与虚无主义问题。我认为，你那天体物理学和神学的大杂烩，把千百万人的头脑都搞乱了，你也因此而出名了。你的问题是，偷偷摸摸地假正经。好了，你已经在这方面大有贡献了。你的高见已载入史册了。”
“你自己也写过‘神学上的混乱’啊，维克托！我认为，任何人，不管其在世上的地位高低，如果他在世上受过苦，他就应被允许进入天国，因为他已付出了购买进入天堂的入门券的代价。”
但维克托已不愿听他唠叨了。他做了个鬼脸，那样子既有嘲讽，又凶相毕露，又滑稽可笑，要在平时，卡特里娜真看不下去了；可是，今天却不一样，维克托表现了他以前从未表露过的一面。他嘴唇向两边一缩，露出牙床；又像哑剧演员那样，装出喋喋不休的样子，却又不发出一点声音。然后，又伸出舌头，装出像一条狗在喘气的样子。他眯起双眼成一条线，你只能看到眼角四周的皱纹和眼睫毛，又伸出两只大拇指放在两边的太阳穴上，并摇动双手的其他四个手指。最后，他就站起来走出包厢座，拿起帆布旅行袋，径直向门口走去。卡特里娜把文萨莎的小提琴夹在腋下，对兰格尔说：“我代他向你道歉！也许你还不了解他的为人。他今天情绪很坏，兰格尔先生，这你自己也看到了。去年，他差点儿送了命。现在，他每天都受着病痛的折磨。只要想想这一点，你就会原谅他的。今天这事，我感到很抱歉！别让他影响了你的情绪。”
“是啊，这倒是个很好的教训，真使我难过，是的，我也可以看出，他情绪不佳。唉，真遗憾。”
这使兰格尔很伤心，卡特里娜很有点同情他。“谢谢你。”她边向外走，边回头来说。她希望从背后看上去自己不至于显得太笨拙。
维克托正在中央大厅里等她。她生气地对他说：“你太没有礼貌了。我不想和这样不讲礼貌的人在一起。”
“当他开始和我谈起杜米埃和毕加索时，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一分钟也听不下去了。”
“你自己心情不好，可你把气出在他头上。”
维克托默认了这一点。
“你对我也不讲情理，你只字不提你和金斯莱克的谈话。我们到底能不能到芝加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