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樱草看起来有点格格不入，它既无芳香也无什么象征意义。这并不是植物学意义上的高报春（Primula elatior，仅分布于东英吉利，在莎士比亚的年代还未被发现分类），而是一种分布极广的欧报春和黄花九轮草的杂交种。格雷格认为樱草可能是某种朋友间的私密玩笑，也许诗人赞助者的绰号叫作樱草，更有甚者，是指赞助者的未婚妻。我怀疑“樱草”（oxlip）的出现不过是为了增添更多的“l”音：野生（wild），紫罗兰（violet），芗泽（luscious），野蔷薇（eglantine），平静（lull）；甜蜜悦耳的“l”，象征着爱（love）与欲（lust）的“l”。第二幕第一场结尾，还出现了脱落的蛇皮这样富有色欲意味的场景，“发亮的皮”就躺在群花的水滩上。与此用法相似但寓意完全相反的是李尔王花冠上的杂草——牛蒡（hardocks），毒参（hemlock），荨麻（nettles），杜鹃花（cuckoo-flowers）——每个都有讨厌的“k”。李尔王的花冠听起来让人不舒服、暴躁，而提泰妮娅的花床则充满诱惑力，即便对植物本身一无所知也能感受到这些情绪。两个植物名单就像是戏剧中的“法术”，在作者的安排下不仅从意义上，还能从声音上引发观众的喜爱或厌烦。
诚然，在莎士比亚的所有作品中，他的语言都是多层次的：有明写，有暗喻，同时又朗朗上口，三者结合，音、形、意兼备。他以杂草作喻的手法应用自如，表明杂草在民间并非（或者至少在当时并非）表面上看起来的这样单纯、只被认为是农业上的祸害，它们还有更深刻的文化和生态上的内在含义，而这些含义都像基因一样被编码在了它们的名字中。
***
两个世纪之后，诗人约翰·克莱尔对三色堇的命名提出了不同的看法。1820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描绘农村生活和景色的诗篇》，并引起了轰动，轰动的原因简而言之就是他完全不避讳使用当地方言写诗。这些诗里有许多关于野花杂草的鲜活而亲昵的描写，克莱尔——史无前例地以一个全新的角度——用与同伴乡亲交谈的语气赞美了它们。“欢迎你，老伙计！”《致四月的一朵雏菊》这样开头，“赞美你，美之珍宝！蔑视时间与地点/毫不在乎地在粪堆旁边蔓延。”
《描绘农村生活和景色的诗篇》一书深受散文家利·亨特[70]的妻妹、园艺作家伊丽莎白·肯特喜爱，她在自己的著作《本国之花，或便携花园》（1823年由泰勒和赫西出版社出版）中提到了这些诗。“泰勒和赫西”也是克莱尔的出版商，于是出版社向克莱尔免费赠送了一本肯特的著作以表敬意。克莱尔十分喜欢此书将朴实实用的园艺知识、充满感情的植物介绍和诗一般的暗喻散漫结合在一起的手法，而肯特无疑也在书中称赞了克莱尔的花草诗（尽管她的语气十分傲慢）：“要说花的语言，没人比想法单纯的农民诗人克莱尔理解得更好，他的作品就像一片美丽的乡村，有着各种树木、草地、荒原和花园。”很快克莱尔就回信给出版商赫西，附上了一些他所做的当地花草的笔记，他曾打算将这些笔记集结成书，而整体而言，与莎翁的作品相比，这些笔记更能直接反映野花与人之间的关系。信中他这样写三色堇（在欧洲荚蒾和欧石南中间）：
它们被我们叫作“堇菜”和“粉色约翰花”，但我不知道这些名字的来源。这种花有一个田野中的野生种，开着很小的黄花，叶子则跟在花园里种植的那种一样。我为了观察它如何从野生种向栽培种变化而尝试自己种植，但它实在太喜欢野生的环境，我无论怎么努力也种不好，最后只好放弃，任由它们长在农田里。我十分喜欢肯特为它所起的一些名字，“蝴蝶兰”和“翼兰”都十分契合它的特点，前者尤佳。我不喜欢L.亨茨取的“闪闪亮”，这名字不适合花，倒适合酒。
克莱尔是否也觉得“徒劳的爱”不适合三色堇，认为它太过矫揉造作和都市化？这个名字在他的家乡北安普敦郡也有使用，但他从没提起过。打从一开始，他对植物的热情就集中在它们的生命力和独立性上。他把它们当作与自己平等的生命来写，它们有自己的生活规划和家园。他的诗中满是精妙的隐喻，写它们的民间用法和文学联想，但他最重要的写作内容永远是这些植物本身，而不是它们的各种象征和寓意。在这一点上，他与莎士比亚有着根本的区别，而对这一区别他从来都直言不讳，尽管他对莎翁的作品熟悉又尊敬。1824年，在一封与花有关的信中，他就一种俗名叫作“杜鹃”的植物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碎米荠”……被我们叫作“欧丁香”和“淑女的外衣”，但除了在书上看到过，我从没听过有人叫它“杜鹃”。栎林银莲花也会被孩子们叫作“淑女的外衣”。但通常人们称为“杜鹃”的是红门兰属的一种植物……这是我知道的“杜鹃”，春天它们会挂上蓝色的铃铛，那是“袋状的杜鹃花苞”。我经常提到这种植物的花是紫色的，内壁有暗色斑点，它的叶子上也有黑点。它们总与杜鹃鸟同时出现，在我心目中它们才是英国唯一的“杜鹃”花。随那些莎士比亚评论家怎么说，对我而言就算莎翁本人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权威，像我这样一直以来都是乡野村夫的粗人只把这种植物叫作“杜鹃”，而在这种植物名称的事情上，粗人总是最有发言权的。
对克莱尔而言，“粗鄙”是价值与真实性的检验标准。“粗鄙”中包含了平凡、卑微和不造作，而这些正是他所崇尚的人和自然的品质。伊丽莎白·肯特后来在对克莱尔的夸赞中写道（这次语气恭敬了许多）：“这位诗人是一个真正的热爱自然的人：大自然即便麻衣荆钗，也依旧能打动他。即便只是看到一棵小小的杂草也会让他喜悦。”克莱尔极少公开使用拟人手法，但对他而言杂草就像是植物世界中的贫苦农民——随处可见，有一种谦逊之美，不被人重视；有用，却常被误用；会惹麻烦，没错，但它们也只是在尽自己所能过好自己的生活。他在1827年创作的《牧羊人的月历》可能包含了英语诗歌中关于杂草的最长段落，诗中他描述了除草人的工作过程（除草者使用的工具还跟300年前塔瑟描写的一模一样）以及他们如何处理除掉的草：
每日清晨除草者们集合，
从麦田里除去蓟草，并任它们在烈日下枯萎。
那么多杂草都开了花，
鲜红的虞美人气味难闻，惹人头痛；
田芥菜金黄如太阳，整个五月都铺满田地；
斑鸠菊喜欢长在仿佛泼过酸液的恶劣地方，
即使是危险的道路旁，也有它们紫色的花朵，
它们的叶子像蓟一样长着刺，
但密密地长着，不会刺伤别人，
若是被孩子们用力握住，刺便会像毛发一样软缩；
金色花蕊，如繁星般的红色花朵，
是害怕夜晚和大雨的琉璃繁缕，
它们常被叫作“牧人的晴雨表”，
它们会一直沉睡到太阳把雨水晒干，
然后才醒来打开低矮的花，
然后再次合拢沉睡，
除草人看见，便说要下雨了，
嘲笑它们太早闭拢的男孩们，
管它们叫作“正午就睡觉的约翰”；
烟堇也是个因迷信说法而出名的植物，
它们开着红色和紫色的杂色花朵，
除草时节姑娘们将它们采下，
在水、奶和乳清中煮沸，
节日时用来清洗，
让她们更加美丽光洁，
洗白夏日晒黑的双颊；
简单娇小的勿忘我，
引诗人们注意的柔和的蓝花瓣中央，是一点黄色花蕊。
这些花被众人毁坏折磨，
在充满希望的甜蜜的五月，
它们寂寞的快乐也被剥夺。
每当看到自己的孩子在花园中嬉戏，
妇人们便想起童年回忆，
于是止住手中的杂草钩，
放过这些花儿。
莫莉·马胡德[71]在《作为植物学家的诗人》一书中指出，这个场景是十分喧闹的。克莱尔可能是人群中唯一一个清楚地知道自己对语言着迷的人，但所有除草者都喜欢闲聊八卦：小伙子，姑娘，甚至是老妪（除草这种活男女老幼都能做），指指点点，聊天，可能还时不时把一些古老的药草（如烟堇）塞进围裙的口袋里。在克莱尔眼中，杂草也是这谈话的参与者。他对它们有一种休戚与共的感情，仿佛大家都是同一片土地上的伙伴。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偶遇荠菜，他会叫它“古老的邻居……它的每一个特征都惹人喜爱”。对于雏菊他说：“小小的雏菊有着金色的花蕊和银色的花瓣，脸上还带着一抹柔和的绯红，无论是在我们这里的低地沼泽，还是在瑞士的高山上，它们都是如此美丽——如果它们也会长在高山上的话。”
我们不知道克莱尔是如何做到用丰富的笔触把田间劳作写得如此熠熠生辉，他明明是亲身参与劳动的一分子，而非只是远远看着做些感性的抒情。克莱尔自己也是名除草工，这个工作在美洲被形象地称作“弯腰劳动”。他知道，若想控制杂草们“具有破坏力的美”，除草工作就是必须的，并且他很可能也同意诗人、评论家杰弗里·格里格森[72]（克莱尔的一位早期推崇者）所说的：“当我看着男人和女人弯腰在作物间忙碌的身影，我就意识到这对他们来说并非什么愉快的事情。”但对克莱尔而言，弯腰也是一个习惯动作，一个不由自主的反应，一种与大地亲近的姿势。他经常说要“放低自己”，近距离凝视一株植物或一只昆虫，或者是把诗歌的第一稿写在旧种袋和粗麻布糖包上。他的举动像是鸟儿一样，好奇，随性，却又饱含深情和理解。克莱尔想要成为大地生态群中的一部分，想要从大地的角度看这个世界。正如我们从丢勒的《大片草地》中所看到的那样，这样的心态，这样炽热的目光中，这些卑微生物的重要性——以及看起来的比例——都会大为不同。“以前每到星期天，”他在一篇日志中写道，“我总是喜欢躲在树林里，而不是去教堂。我舒服地猫在叶子中间，躺在长满青苔的岸上，树下的蕨菜长着冷杉一样的叶子，然后我就这样保持一种‘奇特的静止状态’，花好几个小时看小虫子在高高的草茎和宽宽的叶子上爬上爬下。”一片杂草变得如森林般丰富。一棵“巨大的猪草”（可能是独活属植物）也有着“大树般”的威严。一片在彩虹下开着花的荆豆也变成了“金色的海洋”。他的几首写给杂草的诗题目都很长，仿佛是为了补偿这些植物的低调谦卑，比如《致孤独的野外默默开着的一朵不起眼的花》、《一朵沙漠之花的周年纪念》。
在这样热切专注的目光里——用艺术史学家伊丽莎白·黑尔辛格[73]的话说——“映入眼帘的都印入了心间”。任何看起来对植物很重要的东西——茎上保护性的卷曲，花瓣上的斑点——对克莱尔有同样的重要性。他的描述不但精准到每一个小细节——“边缘有褶皱的雏菊，明亮的古铜色的毛茛”——还包含着一个真正的生态学概念，即即便是最不起眼的“荒野之草”也与它的生长地和生长地上的其他所有生物有着生物学上的联系。（“荒野之草”是一首歌谣的名字，这首歌谣与尊严有关——既包括克莱尔的尊严，也包括植物的尊严——并且结尾时克莱尔没有“采下娇嫩的花朵”，而是把整个植株连根带泥地带回了自己的花园，让它在这里安全地生长下去。）在《斯沃迪泉的挽歌》一诗中，随着情节发展，他一步步得到了逻辑上的——以及生态学上的——结论，并且这首诗是以“一块地”的口吻写作的。斯沃迪泉是海尔普斯顿南部边界一块长满草的公地，但它不停地被滥用，被翻耕种小麦，被开采沙子，被剥去草皮。克莱尔给了它一个发声的机会，以哀悼它的命运，并讲述那依赖它存在的复杂的生命网络。杂草也是这个系统中的一部分，有利于保持水土，还可以为昆虫提供食物：“蝴蝶可能将要飞来/而我已无力养活它们。”
在一首为千里光而写的十四行诗中，他把这种杂草放在了最适宜它生长的环境和季节里描写：
用丰富的美丽装点着荒地
比如草甸，比如在肥沃田地间辟出一条马车道的田埂，
没有你这些地方将沉闷且毫无生机
只能被骄阳暴晒，荒无一物
克莱尔对千里光恬静、朴实的赞美，清楚地说明了在单纯的生态学考量的基础上，我们对杂草的看法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今千里光被认为是危害最大的英国本土植物之一。它含有一些生物碱，若是被食草动物大量食用，将对其肝脏造成不可逆的伤害。动物们会在痛苦的症状中死去，比如无规律的肌肉抽搐，这种症状也被称为“蹒跚症”。现在农场动物的中毒事件中有一半都是由千里光引起的。1959年出台的《杂草法案》中便包括千里光，2003年又出台了更有针对性的《千里光控制法案》，这个法案要求土地所有者采取行动防止千里光的蔓延。养马人（马是千里光的常见受害者）更是把千里光当成传染病处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根除它，除草方法包括大面积喷洒除草剂。
但倘若进一步审视就会发现情况并非这么简单。在其他草料很充足的时候，无论野生动物还是家畜都不太会食用千里光。大部分的中毒情况都源自混进饲草中被割下晒干的千里光，或者喷了除草剂后枯萎缩小的千里光（这种植物干枯后毒性依旧，但却变得不太容易被动物辨认出来），后者颇有讽刺意味。但在克莱尔的时代或更早的年代，千里光似乎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它的毒性是早为人类所知的，可我没能在任何早期的农业手册中找到关于千里光的内容。植物的俗名通常是判断其在人们心目中形象的可靠标准，而千里光的俗名中有的与外形有关（黄草、黄杂草），有的与它难闻的气味有关（臭比利、母驴屁），或者是跟开花时间有关（夏末草、使徒雅各草）。只有一个很罕见的俗名蹒跚草是与牛中毒后的症状有关。
尽管克莱尔对花草的感情不同寻常，但他同时也是一个下地干活的劳动者，假使那时的千里光也像今天一样能让动物失去行动力，想必他就不会这样饱含深情地赞美它了。是当时的千里光比较不常见（可能性不大），还是当时的处理方法更好，又或是那时候的人们明智地对千里光敬而远之？无论原因为何，克莱尔眼中的千里光都只是夏日景致中美丽的装点之一，即便它们会长在有马行走的“马车道”旁。他的诗中从未提到过当地人对这种植物的憎恶（写到其他物种的时候倒经常提及），这表明那时人们跟这种植物的关系十分友好。它是一种受人尊敬的杂草，而非被妖魔化的怪物。
……我所到之处
你那大片的闪光的花朵都密实地遮蔽着
被太阳晒成棕色的草地
色调如此绚丽，明艳耀眼到
炽烈的阳光都被衬得惨淡
从诗人的这股柔情到2003年的《千里光控制法案》，中间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时过境迁，克莱尔的许多杂草诗之所以那么有感染力，正是因为它们是挽歌，是对花开遍野的大地的纪念，而这样的大地已经被人类破坏，与人类渐行渐远。1809年，克莱尔16岁，国会通过法案，在海尔普斯顿和它周边的四个区进行圈地运动，而这些地方就是克莱尔的“整个世界”。在接下来的11年里，他所熟悉的这片栖身之地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大片的农田被拆分并围上栅栏，零星分布在私有农场的夹缝中。溪水被截流，以便将新的排水沟建得直直的。道路被改建得更加笔直或是被封锁，老树被砍倒，第一块“严禁擅闯”的牌子竖了起来。最让克莱尔（很有讽刺意味的是他还是为新农田搭建篱笆的帮工）心痛的是，他从小撒欢玩耍的公地和荒野都被翻掘。1821年，圈地完成后的第二年，他出版了第二本诗集《乡村吟游诗人》，在书中的同名诗里他宣泄了自己对杂草死去的怒火：
曾经的那些春日里，雏菊银色的花苞
像雪一般撒在每一块草地上；
曾经的那些夏日里，毛茛的花苞
像金色的阳光一样，放着最明亮的光彩；
树木曾经在卢宾的头顶成荫；
小溪曾经欢快地沿着山谷潺潺而下：
可如今小溪不在，驴蹄草和雏菊已经凋零；
荒野哀悼着最后一棵倒下的树，
只剩下稀稀落落的孤单的灌木，在讲着哀伤的故事。
在克莱尔的诗中，失去熟悉的地方和失去童年的快乐单纯是紧密相连的。在《童年》（第一句就是“过去是个有魔力的词/太过美丽因此无法长久”）一诗中，他描述了他还是个小男孩时玩的游戏——他与他的朋友们是如何用杂草做成花束，如何把摘下的没有根的花种在土中，假装这是自己的花园。他们还会举行杂草野餐：
锦葵的种子做奶酪
天仙子做长条的面包
牛蒡叶子是我们的桌布
铺在我们的石头桌子上
爬在篱笆上的旋花
就当作我们的酒杯
我们用这夏日之草
开一场快乐的宴会
这些美好的经历“已被时间偷走”——不过在他猛烈抨击圈地运动的战歌《回忆》中，他清楚地表明，让他如此失落的除了无法阻挡的时间，还有“波拿巴”地主们的贪婪：
我曾在兰利丛[74]边游逛，但如今山上已不见了它的踪影
我在库珀格林迷路，这里是一片陌生寒冷的沙漠
克劳斯欧克牧场在衰败前写下了自己的愿望
掠夺者和利己者的斧头又砍倒了一个猎物
今天的库珀格林是一片宽广而平凡的耕地。自圈地而始的农业集约化和社会单一化进程走到了一个合理的结局。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和群落资源变成了单一化的种植。克莱尔在这片公地被破坏前为它写下的赞歌中，曾梦想着有人来对这片土地进行开发利用，挖掘沙子，采集药用杂草，或者像他一样喜爱这些恼人的植物所表现出的顽强活力，比如“暗色调的毒参”、难闻的天仙子和“黑暗之刺长遍荒野”的荆豆。
许多无名的杂草，
被人忽略，于是活下来散播种子，
被那些只会用气味来判定花朵的人
厌恶地看着
杂草，正合我心意，
因此我要来找寻你，库珀格林！
***
并不是所有的新式农民都是自大的“波拿巴”地主。少数几个人怀着真正的好奇心观察着自己地里长出的植物，并用诗人一般的清明文字描写它们。
1748年，一个叫作佩尔·卡尔姆[75]的芬兰年轻人来到了英国，想要研究和记述农业革命的进程，而这个年轻人正是瑞典博物学家林奈的门生。他此行是专程来见著名的改良者威廉·埃利斯的，埃利斯在奇尔特恩的小盖泽顿务农，正在试验不同的杂草控制法和牧场管理法。这两个人为杂草文化史留下了一份角度完全不同的文字记录，即如何让杂草在农场生态中乃至家乡经济中发挥作用呢？
威廉·埃利斯的农业著作写得十分直白，他也指出只要当地的状况不变，自己就是优秀传统技术的支持者，而不太倾向于改革创新。比如在《实干的农民，或赫特福德郡农民》一书中，他对杰思罗·塔尔的全新马犁装置的夸赞就不甚热烈，只说它“是个美观、巧妙的发明，可以降低用人犁地的成本（每亩地约为7先令）”，而且还是在用对犁头的情况下。“赫特福德郡常见的轮式犁”也不好，因为“它的犁铧离作物行不够近，无法铲起豆子根部的霉，因此无法将其消灭；因而大部分豆类的收成都不佳”。应该使用的是“河谷脚犁”，因为它可以离作物行更近。但他还是更喜欢用手拔除杂草，尽管这样成本较高。
最为有害，也最让除草工讨厌的杂草是一种周期性入侵豆田的植物，埃利斯把它叫作“兰利牛草”（Langley-Beef）。这名字听起来很华丽，实际上它是一种古英格兰的低矮杂草。这个名字其实是从法语langue du boeuf演变而来，指粗糙的牛舌，写作“兰利牛草”是化用了盖泽顿以东5英里一个叫金丝兰利的村庄名，以便当地人理解和发音。据我搜集的资料显示，全英国也只有这里才使用这个名字，不过约翰·杰勒德使用的是更接近法语的“兰德牛草”（Lang-de-Beefe），这种植物之所以叫这样的名字是因为它的叶很像牛舌。它的叶片摸起来粗糙且有突起，植物底部有一些膨胀的小包，而且这种植物有一种街头小流氓的气质。（我的朋友马克·科克尔第一次看到这种植物就管它叫“恶棍”。）如今“牛舌草”（即毛连菜）依旧会时不时出现在小盖泽顿的农田周围，但在埃利斯的年代这种杂草可是个大麻烦。“虽然我不敢说这种植物会彻底毁掉豆类作物，但它会伤害这些作物，使得收成只有原先的四分之一。它们长得茂密，种子是借风力传播的，所以在我们收割豆类时，这种杂草的绒毛会四处乱飞，干扰劳动者干活，劳作者们会被迫吸入很多绒毛；最独特的是，有些人一生可能只见过这种杂草一次，有些人则经常见到，因此农民们完全搞不清它们出现的原因。但它们最让人惊叹之处在于，它们永远不会杀死豆类。”这因牛舌草发出的赞叹正如克莱尔所说，人们对当地野生植物的审美标准从来都没有严格的定式。
埃利斯还知道豆类作物可以固氮，三叶草则可当作一种特别有效和温和的控制杂草的手段——如今因为杂草对化学除草剂的抗性越来越强，我们在探寻其他除草方法的过程中也重新发现了这一点。“三叶草……也能在翻掘后的土地上长成一片，这样能为人们省下每年花在除草上的大把金钱；这种草完全可以胜任去除杂草的工作，并且不会造成除草工们除草时踩踏作物带来的损失。因此这种植物可以被信赖，在清理杂草和废物的工作上没有什么方法比使用三叶草更好。”
佩尔·卡尔姆在3月的最后一周来到了埃利斯的农场，这时草场和农田野生植物都还没有开花，不易辨认。因此他只能用一种间接的方法来分析这草量丰厚的草地上都长了什么种类的植物。他把仓库里晒干的饲草分类（田野生态学家们至今仍会时不时使用这种方法），并从中鉴别出了24种植物，其中只有9种是草类。剩下的都是阔叶植物，包括如今被认为是牧场杂草的几种——北车前、雏菊、蓍草、矢车菊、山柳菊。让人惊讶的是，在饲草中“占绝对优势”的是一种常见的杂草——百脉根，约翰·克莱尔叫它“山羊脚趾”，也有人叫它“淑女的手指”。卡尔姆带了一份样品给埃利斯看，请他确认“这是他在著作《现代农民》中赞为无与伦比的、比其他草类都更快生根落地的‘淑女的手指’……他心中最完美的饲料，可供喂养骑用马、鹿、羊、兔子和牛——以及其他溢美之词”。（现代研究指出，许多如今被人唾弃的草场杂草其实比饲草有着更高的营养价值，这些杂草试图在饲草中生长，但却总被除草剂杀灭。反刍动物们所必需的钴元素，在车前草和毛茛中的含量比饲草高160倍。蒲公英、异株荨麻和蓟草所含的铜最高可达饲草的5倍，铁的含量也是饲草的1.5倍。食草动物缺镁会患上“饲草性肢体抽搐症”，草料中镁的含量约为0.4%，但在菊苣、长叶车前和蓍草中却超过1%。）
卡尔姆在农场一直待到4月，查看当地那些巧妙和低成本的做法。在白垩土地区对庄稼危害很大的蜗牛被捉来喂猪，这样养出的猪肥壮得鬃毛都脱落了，肉质也“可口和鲜美得无以复加”。冬青丛经过修剪后，可以在上面晾晒衣服。一束束的红花百里香和狗蔷薇被种在托敦厚采石场的石壁上，这些植物似乎提高了这里的湿度，并且“它们那新鲜的绿意和怡人的芳香可以保持几个月”。
他还详细记录了当地用荆豆做燃料的情况，面包炉尤其常用这种燃料。荆豆在奇尔特恩的酸性土壤高原上长势甚好，作为杂草它们会侵入条件较为恶劣的草场，因此一直被人厌恶，尽管对于食草动物而言它们其实是营养极为丰富的食物。但在这里人们却任由它们生长，因为它们是一种极佳的燃料。卡尔姆对这一情况的描述带有一种近乎克莱尔式的细致精确：
因为（荆豆）不断被人们砍下做燃料，现在它们只比手掌宽度略高。几个男孩一起来到一个地方，用带来的一种长柄镰刀贴地割下荆豆……刀片的厚度只有约1/4英寸（约合6.4毫米）。刀只有一面锋利，因此只能供右利手的人使用；也可两手一起握住刀柄，右手在前离刀锋更近。铁质的刀片安在木质长杆上，刀片用来固定在长柄上的部分与柄呈一个很小的锐角。所以使用这种镰刀收割时人不需要弯腰……男孩们用这种工具割下荆豆、蕨菜、老了的青草以及其他任何需要的东西，然后把它们耙成一堆，再分别扎成很多捆。他们用黑莓的细蔓做捆扎的绳子。负责捆扎的人一定要戴上厚实的手套，因为荆豆和黑莓都是多刺的植物。
当地的蕨菜收割后用途更广。它们被砍下后堆成一垛垛，用来：
代替木材做烧火的材料……我在小盖泽顿及其周围漫步时，总会看见这些蕨菜茂盛地长在用来放牧的草地和丘陵上……我们在好几个地方都看见人们把蕨菜收割来做燃料。在小盖泽顿附近的布里奇沃特公爵公园，有一座大型砖厂，这里大量生产着砖块。放进砖窑用来烧干砖头的燃料通常是一捆捆的山毛榉嫩枝，但更专门的燃料其实是这种蕨。我们看见砖厂的院子里摆放着大堆大堆盖着茅草的蕨。人们说这种蕨燃烧时火势比很多木材都旺得多……一位当地的杰出人士告诉我说，以他长久的经验来看，他能证明蕨菜是最好的燃料之一。他用蕨来烤面包和做很多其他事情。在许多地方都能看到人们采集蕨菜并混上稻草，用来给农场动物做褥草，等褥草腐败后刚好可以做肥料。蕨菜还可以用来铺在地面，上面堆放麦子、豆类和玉米。
***
有生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住在距离小盖泽顿只有几英里的地方。这里的公地上依旧长着大片的荆豆和蕨菜。佩尔·卡尔姆的导师林奈曾于18世纪30年代造访这里，据说到了以后他欣喜若狂，直感谢上帝让他见到了花朵盛放的荆豆。1866年,激进的当地地主奥古斯塔斯·史密斯组织了一次直接行动，成功阻止了要将这里的一大片土地改作垃圾场的决定。在篱笆被拆的那天，当地人民蜂拥到了伯克汉姆斯特公地并捡拾荆豆的小枝条留作纪念，以庆祝这片土地再次回到大家手中。在20世纪20年代这些公地被廉价卖掉之前，当地的人们一直在用温和的方式做斗争，争取让他们的杂草资源生存下去。每年专门有荆豆和蕨菜的“休养季”，即6月1日到9月1日。8月31日晚上，人们都专心地等待着教堂半夜的钟声，钟声一响，所有人都冲出来收获他们宝贵的杂草，就像一群淘金者一样。
贯叶泽兰
Thoroughwort
千屈菜
Loosestrife
侧金盏花
Adonis
虞美人
Corn poppy
萹蓄
Knotgrass
藜
Fat-hen
宽叶车前
Waybread
田旋花
Field bindweed
夏枯草
Self-heal
风茄
Mandrake
三色堇
Love-in-idleness
烟堇
Fumitory
牛膝菊
Gallant-soldier
蔓柳穿鱼
Ivy-leaved toadflax
牛蒡
Burdock
聚合草
Comfrey
宽叶羊角芹
Ground-elder
榕叶毛莨
Lesser celandine
柳兰
French Willow
水蒜芥
London rocket
捕蝇草
Venus fly-trap
喜马拉雅凤仙花
Indian balsam
一枝黄花
Goldenrod
山羊豆
Goat's-rue
7 牛膝菊——唯利是图的杂草
***
多年以来，我有幸在多个场合跟世界植物学的中枢——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合作。20世纪80年代我创作了一部关于邱园历史的电视纪录片，片子主要讲述的是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对“造物奇迹”（the Wonders of Creation）的浓厚兴趣[76]，以及探险家们从殖民地源源不断带回来的新物种为何被视作一种天赐之福。几年之后我去邱园采访，报道1987年[77]的十月飓风是如何将邱园这一植物宝库摧残成支离破损的残骸。但无论如何，生活仍要继续。就在飓风发生的数日后，我亲眼目睹邱园的科学家匍匐爬行在被连根拔起的样本树木之间，原本深埋地下的菌根全被掀出地面并交织在一起，使这些树全都动弹不得。
在这两次难忘经历之间的某年夏天，我花了一个月写了一本书，介绍邱园那蜚声世界的植物插画收藏。这些画被收藏在园内的植物标本馆，并按物种（而非作者）分类摆放在以同样顺序排列的标本旁边。精美绝伦的18世纪玫瑰画可能与晒干的真玫瑰花瓣只有一纸之隔，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齐呈现着鲜活的植物。
邱园的插画收藏超过100万件，令人叹为观止。其中有像勒杜泰和埃雷这样的大师的作品，有年轻的苏格兰制图员为前往殖民地的探险者绘制的图片，也有莫卧儿细密画画师按英国东印度公司指示统一绘制的风格一致的画作。这里既有显微镜技术人员极为细致的图解，也有十分清闲的退休大使馆官员的印象派水彩画。
正当我在邱园中浏览着这规模庞大、范围覆盖全球的视觉记录时，一群矿物学家走进来想要查看一些来自非洲西部的植物标本。他们感兴趣的，是一大类能从土壤中吸收金属并将其沉积在叶子上的杂草。（英国北部的老铅矿开采时会挖出不少弃土，上面长出的春米努草就能做到这一点。）即便是干燥了很久的标本，叶子里也依然留有微量的金属，只要用化学分析法就能检测出来。因此这些叶子就像试纸一般，若其中矿物含量高，就说明这株植物原来生长的土壤中也富含金属。让这些矿物学者对标本感兴趣的还有另一个原因：植物标本馆里的每一件标本上都准确注明了采集地点，于是这些标本实际上就相当于现成的挖掘指示标。
这忽然闯入的商业气息确实让我有点吃惊。我觉得颇为讽刺的是，杂草这些本身几乎没有任何经济价值的东西，竟然本可以自18世纪起就成为开采地球资源的助阵大军中的一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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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帝国的扩张中，各种植物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们是一支奇袭部队，殖民者借助它们的力量，将自己的经济优先项目强加在殖民地的文化之上。在18、19世纪，历史学家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78]的“环境帝国主义”，其核心就是将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农业模式转变为种植非本地经济作物的模式，这些经济作物包括用于出口的橡胶、面包果树、罂粟、剑麻，以及后来用于花房和花园绿草带的外来植物品种。植物园，尤其是邱园，在这些项目中扮演了调度中心的角色，它们传播科学信息，研究种植技术，筛选优良品种，同时自己也进行植物的进出口。比如在将金鸡纳树从原产地南美洲扩散至全球的过程中，邱园就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金鸡纳树的树皮中含有奎宁，而奎宁是19世纪唯一可有效治疗疟疾的成分，倘若这种药没有充足的本地来源，欧洲对非洲和印度的殖民进程早就会因疾病而中止。
往小处说，邱园还参与了杜鹃花的普及，而这种植物后来成了英国最受欢迎的灌木。19世纪30年代邱园经历了短暂的衰落期，1841年政府指派威廉·杰克逊·胡克爵士[79]为院长，并明确指出邱园应当担负起将科学、公众兴趣和殖民地扩张结合在一起的责任。“一个国家植物园，”报告中写道，“应该成为所有同样性质的小型机构的行动中枢……接收他们供给的资源，并帮助祖国寻找植物王国中一切有帮助的东西。药物、贸易、农业、园艺和许多制造业将从中获益……”七年之后，威廉·胡克爵士派自己的儿子约瑟夫前往喜马拉雅山脉东麓探寻和采集植物。约瑟夫发现并带回了28种杜鹃花的种子。这在园艺界造成了轰动，恰好迎合了当时大众对家用灌木日渐浓厚的兴趣。没人会料到这些杜鹃中的几种日后会从花园中出逃，成为英国西部林地中最具侵略性的杂草之一。
当然，很少有杂草是被故意散播出去的。但永远都有机会主义者，它们利用了这史无前例的横跨半个地球的植物大迁移，乘着这阵东风四处游逛（或者对爱德华·索尔兹伯里而言，“乘着裤脚”更为恰当）。在各种有意无意的因素下，英国成了大量外来植物的登陆点，在18、19世纪，英国的杂草种类大概翻了一番。有些杂草是搭上了粮食和园艺植物的便车，让自己的种子躲在植物的根球或容器中，但无论如何它们总能找到地方潜伏着。另一些杂草则是以珍贵的粮食作物或迷人的装饰植物的身份被迎进来，但后来却逃出或被丢弃在野外，因为造成了一些没能被预见到的糟糕影响而“沦为”杂草。
植物乔装潜入英国的经典故事中，有一个故事以偏僻的街巷和烟雾缭绕的火车车厢为元素，以植物园为重要角色。牛津大学植物园建于1621年，它是同类机构中唯一一个被写入植物的英语学名中的。后来被叫作牛津千里光的一种其貌不扬的小黄花，据说就是由约瑟夫·班克斯爵士[80]——一位曾与库克船长一起出海的植物学家、探险家——于18世纪中期首次发现的，1794年由牛津的植物学谢拉德教授[81]约翰·西布索普[82]正式登记在册。没人知道这种植物是如何来到英国的。它原本长在西西里岛埃特纳火山的熔岩石块上，也许是在某次植物学壮游[83]中被带回牛津的。它的种子可能也是躲在某种更有吸引力的地中海植物的根球中，然后自然而然地爬上了花园的石墙。但西布索普按照科学规程，为它的习性写了一大段拉丁文说明，这段文字读来像是在用轻柔的语气描述一幅罗马壁画：“最后就在这城市的墙角里，罕见的植物映入眼帘，但它们的异国模样让我怀疑是否应该接纳它们作为本地生物的一员……它们把自己远远地传播出去，从每一个角落出逃，如地毯一般铺向石块和古老的墙壁。”
没几年牛津千里光就从植物园（位于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对面）逃走了，它沿着牛津大学古老的墙壁一路向西蔓延。它那长有绒毛的种子似乎在碎裂的石墙中找到了故乡火山岩块的熟悉感。它从墨顿学院跳到基督圣体学院，又跳上了基督堂学院威严的护墙，随后又跳进了阿尔达特街狭窄的巷子里。它借着福利桥过了泰晤士河的伊西斯河段，然后到了杰利科那家老旧的救济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认出这里是穷人的地方，它留下了一个较小的奇怪的变种，花只有正常的一半大小。19世纪30年代前后，它抵达了牛津火车站，这里是通往全国的入口，并且到处是埃特纳火山岩般的石屑和石块。一旦它踏上了铁轨，便再没有力量能够约束住它了。来往火车的气流将它的种子吹起，有时它甚至会坐在车厢里前行。植物学家乔治·克拉里奇·德鲁斯[84]就曾描述过自己在20世纪20年代一个夏日的午后，与一些牛津千里光共乘火车的经历。它们在牛津站飘进了他的车厢，然后“一直悬浮在空中，直到找到机会在泰尔赫斯特下了车”，至此它们已经沿着铁路前行了20英里（约合32公里）。诗人杰弗里·格里格森在20世纪50年代为这种奇特的旅行经历写下了一段颇具美感的文字：“来往于斯温顿和伦敦时，你可能经常会在夏天看到它们，阳光从车窗照进来，光束中它们在轻薄的香烟烟雾中飘浮着。”
牛津千里光1867年抵达了伦敦，1890年抵达斯温顿。等到了1899年，根据索尔比[85]的《英国植物》记载，这种植物已经长到了德文郡比迪福德的古老墙壁、荒地和“沃里克郡的阿勒斯教堂”。世纪之交，一个粗略的乡村统计显示，牛津千里光还抵达了萨福克郡、肯特郡、萨默塞特郡和赫里福德郡。到了1915年，它已经北至克莱德河，西抵威尔士的卡那封。但此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许多城市中心都被轰炸得破烂不堪，与火山碎石的环境更为接近，这给了牛津千里光更上层楼的机会。20世纪40年代，在爱德华·索尔兹伯里对伦敦轰炸废墟的调查中，它已经成了分布第三广泛的杂草。到1944年，牛津千里光与它的近亲黏性千里光杂交——杂草本身就具有易杂交的特性——创造了后来被称为伦敦千里光的杂草种类。
像牛津植物园一样，邱园也曾将一种植物误放出去，最后这种植物几乎遍布整个英国。1793年，邱园收到了一件来自秘鲁的雏菊样品，这种植物叫作牛膝菊（Galinsoga parviflora），它是以享有盛誉的西班牙植物学家唐·马里亚诺·马丁内斯·德加林索加的名字命名的。不过这种植物没有植物学家的高大形象，只有脏兮兮的小白花开在软软的茎上。19世纪60年代它从邱园中逃走，在当地的排水沟和楼梯缝里首先建立了阵地。有一段时间，这种植物甚至被叫作邱园草。但当它那靠空气传播的种子被越吹越远，到了空气不那么清新的地方，它就需要一个更普通上口的名字了。它的属名Galinsoga对伦敦南部的人来说太过拗口，于是他们把它加工了一下，变成了gallant-soldier，意为“英勇的士兵”——这名字之所以会流传开来，想必部分原因是这称呼中所包含的名不副实的讽刺感。（在非洲的马拉维，这种一点都不英勇的杂草也觅得了一席之地，当地人称它为Mwamuna aligone，意为“我丈夫在睡觉”。）
杂草们除了以植物园为跳板，还可以混在进口的农业种子里，躲在时兴食材根部的泥土中，藏在啤酒酿造和羊毛加工的原料里。据说萨尼特菜——现在被叫作群心菜——就是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一场发生于荷兰瓦尔赫伦岛的战斗中，找到机会潜入英国的。伤亡人员被放在塞满干草的草垫上运至拉姆斯盖特（隶属于萨尼特），而草垫的干草中就混有这种欧洲北部杂草的种子。后来这些草垫中的草被丢给了一个当地的农民，农民又将这些草铺在了他翻掘过的地里。于是群心菜种子破土而出，适应了萨尼特的环境，并沿着英国南部的海岸线一路传播，最终占据了英国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如今遍布全球的杂草小蓬草是17世纪时藏在一只从北美洲进口的鸟的肚子里才得以抵达欧洲。新西兰芒刺果挂在进口羊毛上，从太平洋来到了欧洲。这是一种低矮而茂密的多年生植物，原本长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旷野上。它长着有趣的球状花序，上面缀满长刺，看起来像一支小狼牙棒。它会挂在动物的毛上，所以那些羊毛废料被扔到哪里做肥料，它就跟着去哪里。如今新西兰芒刺果完全适应了英国东部和南部的一些沙丘地带，它会把种子牢牢地粘在嬉戏的孩子们身上，正如当年牢牢地挂在食草动物身上一样。杂草们的传播途径还包括宠物食品商店的垃圾、被丢弃的压舱石和吃完扔掉的亚洲菜外卖。散发着水果香气的同花母菊是于1871年从美国俄勒冈州来到英国的，它的传播路线与使用花纹汽车轮胎的地方刚好吻合，它那带棱的种子可以轻松附着在这种轮胎上，就像附着在登山靴的鞋底上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