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华丽的伞形科植物，若种植在优质的土壤中，可以高达12英尺（约合3.6米）。即便是在我们位于贝斯沃特的拥挤的花园中，去年它开花时也已经有12英尺高……它的种子现在（7月29日）已经成熟；我们准备把这些种子分赠给我们的朋友：不是由于这种植物有实用价值，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它能用来做什么；而是由于它生长之迅速、它五个月就能达到的规模让我们觉得极为有趣……据我们所知，没有其他植物比它更适合种在教堂庭院不用的角落，或林间的空地上；因此，我们已经把种子给了一位将去英格兰北部和爱尔兰旅行的朋友，以及另一位去了挪威的朋友，让他们把这种植物种在合适的地方。
（这位不知名的去了斯堪的纳维亚的朋友是不是如今这种植物在挪威大肆泛滥的始作俑者，我们不得而知。但挪威人对大猪草——在挪威北部被叫作“特罗姆瑟棕榈”——可比英国人对它们有感情多了，它们还作为当地的一个标志被印在了旅游明信片上。）
到1849年，这些Heracleum giganteum——“世界上最华丽的植物之一”的种子开始在莫尔登的“哈迪及其子”公司进行商业销售。公司的广告中称，只要买几便士的种子，普通园丁也能在室外种植和富人温室中一样壮观的外来植物。1870年，大猪草得到了村舍花园之王威廉·鲁宾森的认可，但他也警告，这种植物有成为一种“巨大的杂草”的危险。
在20世纪初，大猪草（如今它有了一个更华丽的拉丁名H. mante-gazzianum，以纪念它的意大利发现者）开始逃离种植它的优美的水榭花园和庄园林地。白金汉宫花园里的一丛大猪草慢慢长到了伦敦御苑，然后从这里又进入了伦敦西区的运河系统。漂浮的种子沿着水道自由散播，许多早期出现的大猪草群——尤其是位于苏格兰的那些——其来源都可以追溯到建有河畔花园的乡村大宅。一幅1963年的大猪草分布地图显示，这种植物已经散布在英国河流系统的沿岸，此时距离它登上报纸头条还有七年。作为一个入侵物种，它们那似乎来自更高阶层的出身（雉鸡也是如此）对它们的坏名声而言可谓是雪上加霜。
一直以来，对于这种杂草会导致光敏性皮炎的特性，人们似乎没什么疑问。可是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特性上了新闻以后，情况就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大猪草被写进了1981年的《野生生物和乡村法案》的附录，种植它或者在知情的情况下任由它在野外生长成了一种违法行为。一些地方上的权威人士甚至比法律条文更进了一步，要求住户们毁掉他们花园里所有可见的大猪草。我在米德尔塞克斯郡的路边看到了一棵大猪草，它周围被围上了栅栏，上面写着“禁止入内”，仿佛这是一个犯罪现场。
它被1981年的法案列为不受欢迎的外来植物还有另一个原因。那时它已经颇具侵略性，尤其是在河流和湿地附近；所以保育工作者中有人担心它那巨大的带有锯齿的叶子会遮蔽我们本土的物种。比如在东英吉利，它如今已经长满了诺福克湖区的河岸和奥尔德堡海边一片生有大量兰花的沼泽地。这些大猪草群在本土植物中间无疑显得“格格不入”——不过我自己的印象是，它们也并没有给长在它们叶影下的植物造成多少伤害。
尽管大猪草是种外来植物，但它也是英国最高大、最有建筑感的非木本野生植物，它身上注定会一直萦绕着强烈的倒错感。在大猪草迷眼中，地标性的大猪草植物群遍布英国，只为看那规模庞大的白色花冠，这些地方值得人专程前往，比如诺丁汉市郊收费桥的两边、康沃尔郡朗塞斯顿回收中心的周围，还有阿伯加文尼附近的尤斯卡河河岸。最古老、知名度最高的大猪草群之一位于伦敦西区胡佛工厂外的那片潮湿荒地，那里的大猪草叶——仿佛古典时代叶状装饰物的粗野现代版——完美地衬托了胡佛工厂那些装饰艺术风格的建筑物。（我第一次看见这群大猪草的场景极具戏剧性，当时旁边的A4公路施工处挂起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此处有重型机械”[130]。）规模最大、最壮观的大猪草林当属长在格拉斯哥的克莱德河河岸上的那片。20世纪90年代，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植物学高级讲师的吉姆·迪克森说，这片巨大的、铺满凯尔文桥下游河岸和荒地的植物是“格拉斯哥地区最非凡的自然史景观之一”。
由于苏格兰人与大猪草相处的时间比其他英国人长得多，他们似乎更喜欢用一种带着谨慎尊重的方法来对待这种植物，而非不假思索地喊打喊杀。许多父母都没有妖魔化这种植物，而是教孩子辨认并远离它。在格拉斯哥，那些较为古老的有阶梯的排屋天花板都很高，使得屋主们可以用晒干的猪草茎制作插花而不必担心屋内摆不下。
受到这一做法的启发，2006年，我们两个也把一些猪草枝摆到了屋里。那时有几棵大猪草正长在附近田地里的一个农民的垃圾堆旁，于是深秋时我们小心地戴上手套，剪下干枯的大猪草枝，并把它们偷回家代替圣诞树。这些花枝和伞状花序（上面还结着种子）出乎意料地强壮坚硬，让我们可以为它挂上小球、星星和几个猫头鹰模型做装饰。春天时我们把这些大猪草茎拿上楼，收进了一只大箱子里，而在外面的花园里，受大猪草的形状启发，我们把废品厂找到的废铁架在一个枫树桩的顶上，做成了一个仿佛在射出伞状星光的喂鸟器。
但我们没料到的是杂草种子不屈不挠的传播力。2008年秋天，一丛神秘的锯齿叶植物出现在距离我们前门2英尺（约合61厘米）的碎石地上。我对它的种类来源完全没有头绪，但到第二年春天，它已经明显长成了一株稚嫩的大猪草，到了6月，它的花已完全盛开。最后它长到了房顶下边缘的高度，我们需要不断修剪它的叶子并把它的茎绑起来，才能为到访者——尤其是我们亲爱的邮差小姐——让出一道可以安全通过的门。但它与我们张牙舞爪的草地所受的待遇完全不同，从没有邻居向行政区委员会投诉过它，而大猪草——它尽管如此壮丽雄伟，寿命却只有20个月——后来再也没出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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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草们在末日和社会瓦解题材的小说中还扮演了其他一些有建设性的角色。理查德·杰弗里斯[131]的小说《伦敦之后，或野性英伦》（1885）描绘了一场大灾难后英国文明的突然崩溃。（作者并未明确说明这场灾难是什么，但看起来应该是一场淹没了伦敦并且把泰晤士河谷变成了一个巨大湖泊的大洪水。）小说的第一部分“重归荒蛮”是一个博物学家对自然条件下“大森林”重现过程的细致准确的记述。这一部分将生态学上的变化一步步地清楚描述了出来。
所有的农田都已被荒弃，在“伦敦终结后”的第一年春天，耕地里长满了匍匐披碱草。到夏天时，以前的大路与小径都被长出边界的草薄薄地覆盖了。第二年夏天，经过了一个多雨的冬季之后，杂草们开始大展拳脚。鸟类播下的小麦和大麦从无人修剪、浸饱雨水的稻草中钻出，旁边还有茂密的酸模、蓟草、法兰西菊、白芥和荨麻。每年都会有几种农作物再次出现，但整体上来看，它们的数量越来越少，并且很快就被侵入田地的大型多年生杂草覆盖。
杰弗里斯对植物演替的过程理解得分毫不差。可能在家乡威尔特郡他曾亲眼目睹这一过程发生在赤贫农民的荒田里。他知道下一种从树篱入侵田地的植物是黑莓，再之后是野蔷薇。树篱的宽度很快会长到原来的三四倍，大约20年后，即便是最大的农田两边的树篱也会在田地中央合拢。在比较潮湿的地方，像“菖蒲和芦苇旁边，会长出大量高大的牛防风或五六英尺高的‘吉克斯’蔷薇，那茎部矮壮、几乎像灌木一样的柳兰铺满了每一条道路”。到30年时，所有的沟渠里都填满了枯死的叶子和掉落的枝丫，沟渠里溢出的水会把地势最低的田地变成沼泽。比较干燥的地方已经变成了一片栎树、梣树和金合欢组成的天然林，这林中“没有一丝空地（仅丘陵例外），除非跟着野生动物踩出的小径或自己砍出一条路，不然人根本没法在其中穿行”。这整个变化过程势不可挡，从一马当先的杂草发展到密不透风的乔木林仅用了短短30年的时间。
这部作品出版20年后，在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贫困艰难中，肯尼思·格雷厄姆[132]写作了《柳林风声》，其中也描写了一个类似的最后形成了“野树林”的过程。獾先生解释了树木是如何在崩塌的城市里“让自己生根发芽并长大”。（格雷厄姆本人住在伦敦市，同时还是英格兰银行的秘书和异教协会的忠实会员。）书中有线索表明獾先生的窝是建在那座消亡的大都市的废弃地窖和隧道里的。他向鼹鼠解释了森林缓慢重生的过程：“这城池就往下陷，陷，陷，一点一点地坍塌了，夷平了，消失了。然后，又一点一点往上长，长，长，种子长成树苗，树苗长成大树，黑莓和羊齿植物也来凑热闹。”[133]
在社会和政治处于紧张状态的时期，总是会出现文明将与“杂草和荒原”一决胜负的预言，并且自然总被认为是更有胜算的一方。20世纪80年代末那场关于欧洲农产品剩余的激烈辩论中，文笔犀利的《观察家报》专栏作家尼尔·阿舍森[134]就描绘了一幅反乌托邦的场景，借以说明假如农田休耕或故意“被闲置”会造成什么后果。他的预言与理查德·杰弗里斯的很相似，但结尾更具有现代的讽刺性：
若搁置不理，这些田地就会长满杂草，先是长到齐腰处，然后便长到一人高。接着是灌木，灌木之后是小型树木，最后——在英国的大部分低地——会长满茂密矮小的次生林。由于田地的排水系统已毁，这片土地大部分会变回浸水的沼泽。这对鸟类来说是件好事，但也有利于老鼠、蚊子和杂草花粉的积聚，这些花粉会让全国上下喷嚏不断，长出的杂草还会湮没覆盖我们的花园。那时在昏暗的、纠结在一起的树丛中，会埋藏着数百万废弃的汽车、冰箱和——尤其是——农业机械，就如一场已被忘却的战争遗留下的残骸。
仿佛被某种交感巫术牵引着，植物垃圾总是会吸引人类垃圾。杂草不仅仅是荒废遗弃造成的一个结果，也是它的一个成因，矛盾的是还是消除它的方式。
威尔·塞尔夫[135]的宏大幻想作品《戴夫之书》（2006）是以气候变化作为末日原因的未来主义小说之一。故事发生在约500年后的未来。石油已经耗尽，上升的海平面淹没了泰晤士盆地和泰晤士河支流周围所有地势低洼的地区（与《伦敦之后》设定相同）。文明社会的幸存者大多撤退到了像“考特”和“奇尔”这样的丘陵地带。伦敦东部只剩下一个叫作汉姆的岛，这里生活着一个以狩猎拾荒为生的贫困部落，他们信奉《戴夫之书》——一本被挖掘出来的出自一个精神错乱的21世纪出租车司机之手的简短笔记。这部作品一个不同寻常的特色（以及它的书后词汇表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塞尔夫为后城市社会发明了一种语言，这种语言由伦敦方言和异化的民间记忆中的品牌名称混合而成。（比如早餐就是“星巴克”，“A2Z”则是地图。）汉姆部落一年一度的仪式中有一个就是突袭位于伦敦市摩天大楼（“叠高楼”）遗迹中的海鸟聚居地，抓“油海鸥”（鹱鸟）、“漂亮嘴”（海鹦）和“黑翅膀”（大鲣鸟）。当地有一个传说，如果攀登者从叠高楼上摔下来，会有一种叫作“鸟飞机”的海鸟编队来救他。
塞尔夫的这个流浪冒险故事发生在一片植物之中，现实生活中如今长在伦敦东区或埃塞克斯郡泰晤士河口环境多变地区的杂草，可能真能长成那样的一片植被。那些曾经的高宅大院周围是“杜花”（杜鹃花）生得最浓密的地方，花丛中还混杂着“刺灌木”（荆豆）。但被水漫至旁边的废弃已久的工业区和荒地上覆盖的才是真正的城市灌木林：“火杂草”（塞尔夫用柳兰的传统俗名在新语言中指代它），“水疱草”（为大猪草所造的巧妙名称，应该很容易流行起来），指代峨参的“汉堡芹”和指代醉鱼草的“醉鱼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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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艾伦·韦斯曼[136]在其震惊世人的非虚构作品《没有我们的世界》中，将所有这些信息丰富但只存在于想象中的语言进行了合理的分析评价。这本书的前提条件，即文学假设，有些古怪但十分好用。韦斯曼让整个地球上的人类“在一眨眼间”消失，就像宗教右派人士的“被提”[137]。然后他以人类荒弃之地的真实事例为证据，尝试在此基础上理清没有了人类——没有了我们每天对自然的无情攻击——这个星球会发生什么。
他从一栋房子讲起。在植物的帮助下，一幢废弃房屋的解体速度十分惊人。第一年冬天，雨水开始锈蚀露在外面的钉子，并渗进钉子周围的缝隙。霉和真菌侵入潮湿的木头，将其分解。地板也是同样的状况。在木材开始破裂腐败时，屋外的大型杂草和树木的根开始进入房内，刺穿碎裂的木头并对其造成进一步的破坏。没有了屋内的暖气，水管会在第一场寒流降温中冻裂，漏出的水形成的小水洼会很快滋生出浮萍、荨麻和小树苗。此时很可能已暴露在外的地窖里堆满了残骸碎片，黑莓则开始进攻剩下的水管。如果这栋房子有游泳池，现在它已经成了一片室内水景，长满了外来盆栽植物或一直躲在房屋角落、静待时机重夺领地的杂草。不出50年，这栋房子就会变成一堆蓬乱的地面突起物、一座后工业时代的坟墓，上面点缀着无法降解的塑料和瓷砖碎片，并且长满混杂在一起的树木和适应了环境的花园植物。
在纽约，人们已经证明，只要城市维护人员几个月不管，街道就会变成一大片生机勃勃的臭椿林。它们带有翅膀的种子会嵌进人行道裂缝，跑进地铁隧道。它们发芽和生长的速度都很快，它们的英文名Chinese tree-of-heaven（直译为“中国的天堂树”）并不是指它们具有什么天堂般美好的品质（它的花朵很难闻），而是指它幼苗的生长速度快到仿佛一飞冲天。几个月以后，传播出去的一丛丛臭椿会从人行道排水口的格栅里钻出来，它们强有力的根系（上面还会长出吸根）会顶起人行道上的石板、撑裂露天的排水沟。十年之内这些树的高度就能超过30英尺（约合9米）。而人行道石板下久不见天日的土壤一旦暴露在阳光、雨水和污水的营养物质中，地面上的杂草就会趁机入侵，在蓬勃生长的树苗下形成一层下层植被。
这就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曼哈顿纽约中央铁路一个废弃路段上的事情。这段轨道于1980年关闭，然后臭椿树立即侵入，很快，绵毛水苏和一枝黄花也加入了这支队伍。在一些地方，这条高架铁路会经过一些二楼仓库，为它们运送货物，如今停运的铁轨把由鸢尾、月见草、紫苑和野胡萝卜组成的绿色植物带也送到了高高的二楼。这些植物中有许多都是从欧洲和远东来的移民，一如这座城市的居民，所以后来发生的事可能并不算出人意料：“许多纽约人从切尔西艺术区的窗口往下看，被眼前天然的、由花组成的绿色缎带所感动——它们占据着这座城市已经死亡的一角，并对未来做出预言。这个地方就是纽约高线公园。”[138]
近代的底特律就像是放大版的高线公园。20世纪20年代时，它是世界上最富庶的城市之一，靠着福特汽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的产品日益兴旺。但汽车城正如只栽种单一作物的农田一样脆弱。80年代开始的石油危机使得汽车行业开始走下坡路，最终它们全都离开了底特律。这座再没有其他大项收入来源的城市开始崩溃。被废弃的工厂和曾在工厂里工作的人们遗弃的住宅开始逐渐被大自然占领。草原杂草占据了停车场和荒废的高速公路。像葛藤这样的野生藤类向墙上攀爬，30英尺高的臭椿在工厂屋顶迅速生长。全城有6.6万块空地，占地139平方英里（约合360平方公里）的内城有40平方英里（约合104平方公里）已经被野生植物占领，这些植物的活跃扩张正在毁掉这个曾是美国第四大城市的地方。
但这里的人类居民的反应却十分出人意料。人们没有惊慌失措地抵抗植物的入侵，也没有试图拿大自然为这个城市的根本问题——经济和政治策略的愚蠢——做替罪羊。相反，杂草被当作一个寓言，一个教训，告诉人们单一的、依赖石油的城市文化在21世纪是无法持续性发展的，告诉人们也许在城市中有其他对生态环境更温和的谋生手段。因为太穷而买不起新鲜食物的家庭在被毁的街区上建起了街坊有机农场。来自美国各地的年轻人——音乐家、环保主义者、社会先锋人士——大量拥入被废弃的区域，热切地想要实验城市生活的新模式，即接受大自然——包括那些开疆拓土的杂草们——而非试图将它从生活中赶走。优秀的电视纪录片《底特律安魂曲》的导演朱利恩·坦普尔[139]写道：“在汽车城的废墟间，也许能找到第一幅描绘出正等待着我们所有人的后工业化未来的先锋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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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日文学赋予杂草的角色与其说是矛盾的，不如说是模棱两可的。它们可能是摧毁文明的因素之一，但也可能是重建文明的先锋。在两种情形下，起主要作用的都是一个不法之徒，一种来自另一个地方或另一种文化的生物，它们远胜过生活在这个惨遭破坏且正在崩溃的世界的不幸人类。
在现实世界中，两种情况都有大量的例证。在热带地区破坏是一种常态。生长迅速的植物从故乡被移栽到这里，当作——比如说——饲草植物或成材时间短的木材用树，结果却变成了破坏整个生态系统的杂草。生态学家乔纳森·希尔弗通将它们形象地描述为“伊甸园里的恶魔”。美国佛罗里达州——炎热、潮湿，因城市发展常年处在剧变之中——受害尤为严重。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的千层树被引入佛罗里达大沼泽地，人们希望它们能充分吸收沼泽的水分，以便土地干燥后可以种植粮食、建造公寓。种子是直接从飞机上撒进这片原始的沼泽地的，在这里它们也确实比本地树木多吸收了5倍的水分。在千层树的原产地澳大利亚，它们整日受大群的昆虫侵袭，但在佛罗里达州没有生物以它们为食，于是这些树木开始疯狂生长。它们长到2岁时便可结出靠风传播的种子，每一棵树一年能释放2000万粒。在千层树入侵的全盛时期，它们在一些地方的密度接近每平方英里800万棵。在佛罗里达州的另一些地方，作为花园灌木从南美洲引入的巴西乳香逃到了野外，它们形成的巨大灌木丛扼杀了所有的本土植物，这种植物之所以会成功，除了它能产生大量易传播的种子，还有部分原因是它很善于攀爬，且似乎能通过接触对许多植物产生毒性。
佛罗里达大沼泽地的其他开阔水域长满了外来的水生杂草，其中有一些是花园池塘和水族馆的弃儿。最让人头疼的——也是如今令热带及亚热带共56个国家的湿地和河流系统阻塞的杂草——是凤眼蓝，一种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植物。凤眼蓝十分美丽，它那一枝枝紫色花朵、一簇簇波浪般的光洁叶片玉立于水面上，不难看出它当初为何会成为深受欢迎的观赏植物。在故乡湿地的时候凤眼蓝很是循规蹈矩，可一旦到了其他地方它们每14天就会数量翻倍。每一株凤眼蓝都是自由漂浮在水面上的，有下方中空膨大的叶柄作为支撑，再加上有着跟风帆一样功能的叶片，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在水上游走，用种子和出芽两种方式制造后代。使用除草剂可以控制这种杂草，但却会不可避免地殃及其他本土水生生物。
再稍微向北一些，就会碰上可能是美国最可怕的恶魔杂草——19世纪70年代从东南亚引进的葛藤。一如引入很多其他植物，引入这种植物本是出于好意。在1876年的费城百年博览会上有一座日本花园，里面全是日本本土的植物，其中就包括葛藤。这个展台很受欢迎，美国园丁们开始把葛藤作为观赏植物种植。最开始时它向外扩散的速度相对较慢，但到了20世纪20年代，一座佛罗里达州的饲养场发现牛在啃食葛藤，于是他们开始将葛藤作为饲料进行推广。10年后美国土壤保护局开始种植这种藤类，以帮助控制“黑色风暴”期间的土壤流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次土壤流失本身就是过去一个短视的农业构想造成的结果。到了20世纪40年代，美国政府以每英亩最高8美元的价格雇佣农民种植葛藤。没过几年这种植物的生长势头已锐不可当。
被描述成侵略性攀援植物的葛藤，听起来像是一种很有活力的玫瑰花——攀援玫瑰（Rambling Rector），而非什么邪恶的恶魔。但在葛藤生长的高峰季节，它们12小时就能长长1英尺（约合30厘米），一个在美国南方各州流行的玩笑就是说晚上睡觉一定要关窗户，不然一夜之间葛藤就会爬进来。废弃的建筑物在一层厚实的葛藤的覆盖下可以很快消失不见，甚至整座本土森林也能被它们吞没。它们可以爬到90英尺（约合27米）高，而那时被它们攀援的树已经因光照不足开始渐渐死去。目前似乎还没有什么方法能驱除它们。葛藤无视神圣的生态法则，让自己站稳脚跟并成为了一个似乎十分稳定的顶级植物群。
如今在美国南部，葛藤覆盖着200万英亩（约合8094平方公里）的林地，它已经被美国农业部钦定为非法植物。但统计数字无法说明生活在这些不停蔓延的森林遮光布旁边的感受。如果不去多想被葛藤掩埋的森林，那么这种景象倒确实有一种怪异的美感。它营造出一种原始的气氛，仿佛有一座古老的城市被埋藏在这密林之中。林中的树木看上去像是被绿色的岩浆石化了，又像是一片单色的珊瑚，或是长满海藻的海底沉船。有些美国人在这铺天盖地的绿意中觅得了慰藉。为躲避飓风古斯塔夫来到阿拉巴马州的作家弗朗西斯·拉姆就被眼前的葛藤惊呆了：“电线上长着葛藤，树上长着葛藤，房子上长着葛藤，连葛藤上也长着葛藤。每隔几分钟我们就会看见一片地里长满茂盛的藤类，每次看到都感觉像是从一场暴风雪中醒来，看见整个世界都被包裹其中。这场景太美了，我心里暗生感激，它缓解了我们因躲避飓风而产生的紧张感。”在南方，尽管葛藤肆虐，它们依旧被用来控制水土流失，它们的茎也会被采来编织篮子。将它们用作日常饲料——这也是它们最初被推广种植的原因——被认为是控制其扩散的最经济的方法。
一种具有如此超自然扩张力和神秘气质的杂草，一定会催生出关于其起源的传说故事——正如过去那些外来杂草们的故事。其中最夸张的版本（发布在美国网站Mindspring上）是一个阴谋论故事，其情节离奇到让人不禁怀疑这可能只是个恶作剧之作，但尽管如此，这个故事还是准确概括了人类对植物入侵者的多疑与猜忌。
Mindspring网站爽快地承认了葛藤的亚洲出身，但坚称它被引入美国其实是由“日本秘密特工”策划的意图摧毁美国经济的阴险计策的一部分。网站把矛头指向了美国林务局，认为他们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应该为土壤流失寻找对策。故事发展到这里，一个在外来植物神话中常见的角色出场了：一个巧妙安全、让植物可以在各大洲间穿梭的运输工具。葛藤的种子是装在一只没有寄件人地址的信封里被匿名送到美国的。它们被感激不尽的林务局种下，然后这场绿色危机就开始扩散。30年后又有人寄来了更多信封，这次里面装的是由日本秘密实验室研发的一个更具侵略性的葛藤亚种。到了20世纪40年代，当局才终于意识到整个国家的森林正在被毁灭，一项集合了国民警卫队和预备役部队兵力的清除项目被提上日程。日本人知道他们必须得采取点大举措——一个大到足以分散所有这些兵力的行动——来破坏这场对葛藤的屠杀。答案呼之欲出。他们轰炸了珍珠港。美国将兵力集中到了最显著的威胁上，从而忽视了那些在暗处的日本人的秘密武器。从那以后，葛藤便继续在美国横行，而日本人则在城市里大量购买房地产。“也许你我是看不到了，”Mindspring网站总结道，“当最后一角蓝天被这些势不可挡的疯狂植物遮蔽之时，我们孩子的孩子会是在葛藤令人窒息的恐惧中发出最后一丝无声的尖叫的人。”
这个理论可能纯属妄想，但它的措辞和内容都比得上澳大利亚关于外来植物入侵的严谨的科学报告。只是南半球尤其是澳大利亚受杂草之害如此严重的原因十分复杂。其中的影响因素有很多：这个大洲与其他大洲互相隔绝，这里的植被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植物几乎没有基因或生物化学上的联系；这里的气候湿热交替；这里的土壤薄且贫瘠，也没有经过有蹄类动物的长期打磨、促进植物演化出对侵扰的抵抗能力（即形成本土杂草）。但这片土地承受的折磨已经足够澳大利亚改革派生物学家和作家蒂姆·洛写出一整本书——《野性未来》——讲述外来入侵者对澳大利亚本土植物造成的灾难性影响。这是一本愤怒的书。洛指出，这个国家如今有超过2500种外来杂草横行，每年造成的损失有40亿澳元，并且他认为这些杂草进入古老的澳大利亚文化既是全球化的一个实例，也是全球化的一个结果。他的用词在温和的欧洲人读来可能会有些不舒服，特别是欧洲人对他描述的那种规模的植物入侵可能毫无概念。在他笔下，这些入侵植物仿佛就是罪魁祸首。这些入侵者们“偷偷潜入”我们的森林，“污染”我们的河流。杂草们会“溃烂”。贯叶连翘是一种有效的抗抑郁剂的原料，但被他描写成“恶毒”的植物；含羞草是“令人厌恶地霸占着3万英亩（约合121平方公里）湿地的恶霸”。对于长久以来与自然植物和栽培植物关系都较为和谐融洽的欧洲人而言，实在不容易对“阿德莱德周围的橄榄树把整个山坡变成了巨大的灰暗丛林”这样的句子产生共鸣，也不太能理解受欧洲人喜爱、被早年的英国移民者特意种下的黑莓为何在作者笔下是“更为昏暗的灌木”，如今又怎么成了澳大利亚最“有害”的杂草之一，每年要耗费政府4000万澳元进行管控。想要从文化上理解一种植物如何远渡重洋，跨越1.2万英里（约合1.9万公里）来到一个错误的地点，成了一种构成威胁的杂草，需要很大的努力。洛情绪化的措辞并没有让他的表达更为清晰有效。他在提到欧夏至草（19世纪中期作为一种药草从英国引入澳大利亚）时说它现在仅在维多利亚州一地就“侵扰”着2.5万平方英里（约合6.5万平方公里）土地，他的意思是欧夏至草散布的范围有这么大，还是说它独霸这么大的面积？这个差别非常重要。
但我们没有立场挑剔。澳大利亚的大部分早期外来入侵植物都来自英国，这一点与美国状况相同。画家玛丽安娜·诺思[140]1881年到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州旅行时，就曾抱怨过蓟草、酸模和蒲公英：“这国家一点也不吸引我；太英国了。”关于这座离岛的生物是如何受到外来生物的全面影响，早年有一个例子十分生动，但这个故事中的主角是一种来自南非的杂草。金盏草是一种原产于好望角的黄色菊花，它于19世纪中叶来到澳洲，可引起的生态波动一直持续到今时今日。不到20年的时间，它就把淡柠檬黄的花朵“开遍山坡，开遍每一处空隙”。“路边的金盏草长得有膝盖那么高。”植物学家J. E.特尼森—伍兹[141]略带警觉地这样报告。随后在1889年，一种本土蝴蝶——恺撒红蛱蝶（Vanessa kershawi）的幼虫发现它们可以以这种植物的叶为食。金盏草的数量太充足了，导致这种蝴蝶数量剧增，在维多利亚州遮天蔽日。有报纸报导，火车不得不在一条铁路隧道中停车，因为被碾碎的蝴蝶使车轮严重打滑，几乎抓不住铁轨了。
与美国的状况一样，在澳大利亚造成最多麻烦的是新植物与新动物的组合效应。坚韧的草原草类——水牛草最早可能是随骆驼一起从非洲引入澳大利亚的，但它是一种十分优良的饲草，所以人们很快便开始种植它。但若不是羊群的大量增加，这种植物也不会爆炸式地剧增。澳大利亚的本土植被很不适应贪吃的有蹄类家畜，完全败给了不但已经适应了啃食，还会在啃食下生长更快、播种更广的植物们。另一种草原植物——一种亚洲的蒲苇——则沉睡了近一个世纪，因为生长在这里的全都是长着白色绒毛的雌株，无法结种。到了20世纪70年代，有人引入了此种植物的一个纤柔新品种，这一品种刚好是会结花粉的雌雄同株植物。它与原来的单雌植株杂交后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澳大利亚杂草。
几乎任何外来植物到了澳大利亚都能变成杂草：水仙、香豌豆、薰衣草、桃树、橄榄树、柳树、葡萄树、无花果树、胡萝卜、锈红蔷薇、西洋菜、腰果树、薄荷……这个名单以每年几十种的速度增加着。只有极少数的入侵者得到了成功且持久的控制。在20世纪20年代，仙人掌（来自美洲亚热带地区）被评价为很可能是地球上分布最广的杂草。洛报告说，在昆士兰州和新南威尔士州有2500万英亩（约合10万平方公里）土地被其“侵扰”。后来发生的事对支持用生物手段控制有害物种的人而言简直就像《圣经》中的寓言故事。1925年，一种原产于阿根廷的蛾类——仙人掌螟蛾（Cactoblastis cactorum）的幼虫被一名关注仙人掌泛滥的昆虫学家引入澳大利亚并放至野外。这种幼虫马上开始在仙人掌上大嚼特嚼，“等到第二年年末时，乡村地面上到处是几英寸厚的腐烂的仙人掌和一种黏滑的胶状物”。
仙人掌的败退至今仍是生物控制法的杰出案例。但这种方法是一把双刃剑。仙人掌螟蛾已经散布全球，并开始破坏大量野生的本土仙人掌。生物除草剂也能变成跟它们所除之草一样大的问题。
澳大利亚外来入侵物种问题简直复杂到无法想象。但若想把澳大利亚或其他任何国家拨回到某种理想的、稳定的“自然”状态，也不切实际。生态系统是——若想保持系统的适应能力也必须是——极易受影响的，不停地适应气候变化和物种灭绝的。我们也不可能靠着怒气或猛喷除草剂就将外来入侵者们从大地上抹去。我们能做的只有努力寻找能把目前的状况融入我们生活和生态系统的方法，并尝试阻止并无裨益的新移民进驻。
洛引用了植物学家杰米·柯克帕特里克所做的一个有趣的实验：“只需一个正常人1.1—1.4天的尿液就可以为1平方码的土壤提供足够的肥力，使这块地从只能长出低矮灌木的贫瘠土壤变成能供大部分作物和大部分杂草生长的沃土。”值得记住的是，第一批抵达澳大利亚的外来生物、第一个在这片处女地上撒尿的人和整个生物迁移的创始者，并不是欧洲的殖民者，而是4.5万年前踏上还无人类居住的澳大利亚的美拉尼西亚探险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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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植物给英国造成的问题远不及它们给澳大利亚造成的严重。我们这里气候凉爽，大部分在温暖地带大搞破坏的亚热带入侵者在英国都不易传播。我们的本土植被适应了被啃食、被修剪、被粗暴对待的状况，与原始的生态系统相比，它们对其他植物的渗入产生了更好的抵抗力。正如我们下面会讲到的，虎杖和喜马拉雅凤仙花也造成了一些棘手的问题，但绝大部分的新杂草只是给环境带来了一些滋扰，而非像澳大利亚的葛藤和水牛草那样摧毁生态系统。一株闪耀在朴素的针叶林中的火把莲，一棵躲在郊区委员会喂鸟器下的大麻，并不是外来植物入侵的不祥之兆，只是植物们顽皮的恶作剧。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恐怕我从未忘记20世纪60年代在米德尔塞克斯的荒地上发现一大片疯长的城市杂草时的兴奋，以及在了解它们如何来到此地后的惊叹。从那以后，我总能在奇怪的地方找出奇怪的植物，而且我感觉——尽管这么说听起来可能像是在美化我的那些“植物贫民窟”之行——我找到了一些线索，可以解释为什么外来植物在英国没能造成它们在炎热地区所造成的威胁。
我在企鹅出版集团时的那些午休探险后来成了一本叫作《非正式的乡村》的书，再后来还成为一部电视电影。这些作品中讲的并不仅仅是古怪的杂草，还涉及整个都市自然，野性与城市——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共存时两者之间表现出的令人振奋的不统一。它们讲述的是在摩天大楼窗台花盆上做巢的红隼，是在白厅街上漫步的狐狸，是英联邦首脑们的花园派对结束后出现在白金汉宫的热带衣蛾。但这城市的野生植物一直都在背景中，它们无处不在的茂盛丰饶让人兴奋。
柳兰无疑是夏日的常驻背景，尤其是在贝克顿废旧煤气厂那焦黑的荒地上，柳兰的枝头总停栖着许多赭红尾鸲。但通常杂草们不必做背景，它们自己就是故事情节。在威尔斯登交会站的铁路路堤上，我们拍到了一座令人惊叹的野生花园，其中生长着丰茂的水果和蔬菜，这些几十年前被人栽种的植物如今已被遗忘，在很不相宜的地点长成了杂草。这里有直径达6英尺（约合1.8米）的芦笋丛，枝丫纠缠的罗甘莓，结着果的黑穗醋栗灌木丛。它们的历史十分有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为胜利而掘土”这一口号的鼓舞，那些房子背靠着铁路路堤的居民们认为铁路旁的土地也应为战争出力，于是便把他们的菜畦扩张到了铁路线边缘。这些临时菜园在战后便被废弃，但这些作物（至少是其中的多年生植物）却继续活了下来。
一种杂草若想入专业人士的法眼，必须具备三种要素：起源、顽固和独特。以前达格南福特汽车厂的后面有一片规模可观的风滚草，这种植物的枯枝形成的球在荒原上滚过的情景是西部电影中烘托气氛的经典镜头。（不用说，风滚草这种便于四处流浪的习性是一种典型的杂草策略，是为了适应荒原的广袤而演化出来的。亲代植物开花后便会干枯，然后被风连根拔起并四处滚动，走到哪里就把种子撒到哪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类镜头其实是电影年代错位的经典例子之一。风滚草——别名俄国蓟（Salsola kali，ruthenica亚种）——原产于欧洲东部和亚洲的干旱地区，它们作为杂草抵达美国（混在乌克兰移民的亚麻种子里）的时间是19世纪70年代末，此时经典西部片中描绘的拓荒全盛期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
在英国，俄国蓟首次被发现的时间是1875年，地点是牛津郊外的一座花园。它很可能是混在废羊毛肥料中来到这里的。达格南的那一片风滚草是在20世纪30年代被发现的，它的祖先当初可能就躲在从美国福特公司进口的产品中。它们成功萌发和传播的关键在于它们找到了一个与俄罗斯草原或美国西部那种干旱平原极为相似的栖息地。工厂的后面是一片很大的空地，用来堆放铸造厂丢弃的灰烬质地的垃圾。这里是一片温暖、干燥、具有流动性的工业荒原，风滚草见到这样的地方就像小孩子见到了沙堆，再也挪不动脚了。
到1934年时，这个植物群已经有了几百株植物。我们1974年前来拍摄的时候，大部分垃圾场已经被填平，改造成了一个用以停放新出厂的福特车的停车场。但这里留下了一片杂草，而我们去的那天恰好有风——那种沙漠里的微风，于是我们拍到了一组特别的镜头，镜头中埃塞克斯郡的风滚草试图完成它们基因中写下的使命，跌跌撞撞地挤进崭新的科尔蒂纳轿车周围的防护栏。
那时的我对外来植物很有兴趣，一部分原因是它们抵达的方式通常都离奇有趣，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它们对植物秩序的毫不理会、它们那纯粹的机会主义作风。我喜欢那些要么几乎不可能出现、要么十分合宜的杂草毫不挑剔地便把可用空间填满，众所周知，我们的大自然是多么讨厌空白。有时我也担心我的偏爱只是一种经不起推敲的诡辩。我所知道的长在错误地点的植物中最极端的例子，是在医学期刊的一篇文章中读到的，文中有一棵紫花苜蓿竟然在一个病人湿润温暖的眼睑上发了芽。还有一个令人不适的程度轻得多的例子发生在牛津圣十字教堂，那里的一座坟墓上径自长出了一棵颠茄。我倾向于认为，这棵植物应该与1913年沃特福德公墓中一座坟墓上长出的那棵著名的“无神论者的无花果”来源相似。（“无神论者的无花果”这一典故，讲的是当地一名非宗教信徒要求死后躺进棺材时在他手里放一颗无花果，他说，如果人死后会进入另一个世界，他就会让无花果发芽。尽管后来真的长出了无花果树，但其来源更有可能是死者生前吃的最后一餐。）
我偶尔也会参加由不列颠群岛植物协会组织的“外来植物搜捕行动”。这个活动听起来很豪华，实际上就是乘车去游览伦敦东部的那些垃圾场；在没有垃圾回收分类的年代，这些垃圾场里堆满了各种垃圾，从屠宰场的边角料到塑料玩具，应有尽有。初秋，我们会步行穿过一大片刚扔掉的牛肠、被风吹乱的纸、碎玻璃和无数堆臭烘烘的厨房垃圾。整个地方都弥漫着刺激性的烟雾，那是让人窒息的燃烧的橡胶和冒着热气的生物垃圾释放出来的。卡车往来穿梭，带来新的垃圾，而推土机则把垃圾压平夯实。我怀疑地球上没有任何自然栖息地能像老式垃圾场这样，既整日处于混乱变化之中，又有集中的外来生物种子来源。这里就是杂草的温床。
杂草们以成千上万的规模冒了出来，这是一个由食用植物、观赏性植物和躲在进口盆栽中偷渡而来的南半球植物组成的怪异组合。它们从丢掉的色拉、亚洲餐馆的垃圾以及每年进口几千吨的鸟食中萌发。它们在剪下的树篱、沾满泥的轮胎或进口包装里的果实上生根。每一粒能发芽的种子，每一片根或茎的碎片，都有机会在这温暖的垃圾堆旁长成一棵植物。我们找到了荞麦、草、芫荽、黄瓜、孜然芹、大丽菊、一棵旧时农田的瘟疫植物——毒麦（可能是混在进口大麦里来的）、莳萝、小茴香、胡芦巴、葫芦、天仙子、鸢尾、尾穗苋、金盏花、大麻、茄科植物（5种）、马铃薯、木藤首乌、假酸浆、向日葵、番茄（已经结果了）、西瓜和刺苍耳（Xanthium spinosum）——一种原产于南美洲的、连载漫画中常出现的苍耳，它们是挂在羊毛上然后跟随羊毛废料来到垃圾场的。
每当找到这样特别优良的品种，队长就会吹响哨子，然后所有成员都会放下手中的事，从四面八方跑过来，聚集在这棵植物周围。大家拍照片，认真讨论物种鉴别的细节。如果鉴别时存在争议，大家就会决定由一个人先“继续养着”这棵植物，直到它的身份被揭晓。这个过程包括将这棵植物挖出来（反正留在这里的话，不出几周，它也会被新的垃圾埋葬），装入一只湿润的塑料袋，带回去种在家里的温室或植物园里，然后照顾它，直到它出现可以准确辨认物种的特征，如开花或结种。有一次，我们在垃圾场间穿梭时，车内温暖的气息竟让才挖来的假酸浆绽放了（采到的时候花还是闭拢的），美丽的蓝色花朵静静开在塑料袋里面。想着这种植物奇怪的名字[142]，我记起波西·西蒙兹有一部恶搞漫画，将植物的民间英文名和20世纪乡村的新品种联系在了一起。她的说明文字出奇地契合图片中的情景。“水道河岸上那片灰色是‘丢薄片’、‘毒胶’和‘黄麦仙翁’，路边停车带角落里的是一丛丛‘黄色尖肺屁股’。在这里，我们还看到了第一棵从草中钻出的‘小妖精护指套’，它们要么是蜡质的金色，要么是透明的粉色……”
我们的“外来植物搜捕行动”不一定有什么科学价值，倒与观鸟爱好者们追寻稀有鸟类的做法颇有相似之处。但看着“搜捕者”们对植物起源和垃圾场历史如此着迷，我觉得他们更像是拿着金属探测器的寻宝者。这些远足活动能让人感觉更敏锐，还能让人对植物的交通方式大开眼界。而且植物学书呆子们可能不是唯一对这些杂草感兴趣的人。一个周六，在巴金[143]垃圾场时，我们发现同在这里的还有一群游客的孩子，他们正在垃圾中翻找更有趣的旅行纪念品。他们专心听我们介绍，围着我们问东问西，还把要鉴别的植物拔出来。没过一会儿他们就各自散开，并把找到的植物交给他们的领队，再由他转交给我们。其中一个年纪较小的孩子塞给领队一枝亚洲香料植物——细叶糙果芹，它的学名叫作Trachyspermum ammi。这是一种难认的伞形科植物，对我来说也十分新鲜少见，但对这个进步神速的小分类学家而言却不再陌生。“艾米（Ammy），”他努力用带着伦敦腔的拉丁文说着植物的名字，“他们已经认出这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