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拉的钥匙 （法）塔季雅娜·德·罗斯奈 著 章于红 龙飞 译
我以为，这是唯一能保护你的方式，却让我永远失去了你。直到现在，我还留着那把钥匙，为了我们之间的约定……一场来不及告别的分离……
一九四二年七月，巴黎
女孩最先听到捶门声，她的房间离门厅最近。她睡意蒙眬，刚开始还以为是父亲从藏身的地窖上来了，忘了带钥匙。起初他轻轻地敲门，但没人听见，于是他变得不耐烦了。接着，门口的人说话了，寂静的夜里他的声音显得响亮、粗暴——根本不是父亲。“警察！开门！快！”
捶门声再次响起，这次更响了，在她骨髓中惊起阵阵战栗。睡在旁边床上的弟弟受到了惊吓。“警察！开门！开门！”现在才几点啊？她透过窗帘看看外面的天色，一片漆黑。
她有些害怕，想起了最近偶然听到的父母的悄声谈话，当时已是深夜，他们以为她睡着了。她蹑手蹑脚地走到起居室门前，偷听他们的谈话，还透过门上细小的裂缝往里看。父亲很紧张，声音有些发抖，母亲则一脸焦虑。两人说的是家乡话，女孩虽然说得不流利，但能听懂。父亲轻声说，今后的日子将更加难过，我们要勇敢，要非常小心。他的话中有一些奇怪的字眼，比如“营”、“搜捕，大搜捕”、“凌晨抓捕”，女孩不清楚这些词语的具体含义。父亲把声音压得很低，说只是男人们有危险，女人和孩子都没事，他每天晚上要藏到地窖里去。
早晨父亲向女孩解释了一番，说这段时间他睡楼下更安全些，直到“情势变安全为止”。现在具体是什么“情势”？女孩心想。什么是“安全”？情势能回到“安全”状态吗？好几次她都想问问父亲，“营”和“搜捕”是什么意思，但又不愿承认自己偷听了父母的谈话，所以没敢问。
“开门！警察！”
警察发现地窖里的父亲了吗，她心想，所以他们才会出现在这里？他们要把父亲带出城，带到那些遥远的、父母深夜谈话中提到的“营”里去吗？
女孩光着脚悄悄跑向门厅尽头母亲的房间。她的手刚碰到母亲的肩膀，母亲就醒了。“妈妈，是警察，”女孩低声说，“他们在捶门。” 母亲掀开床单，起身下床，一边理了理额前的头发。她看上去太疲惫，太苍老了，根本不像才三十来岁的人，女孩心想。“他们来抓爸爸吗？”女孩抓住母亲的手臂急切地问道，“他们是来抓他的吗？”
母亲没有回答。外面再次传来催促声。母亲在睡衣外面迅速套了一件晨衣，牵着女儿的手走向大门。她的手湿热湿热的，像婴儿的手，女孩心里想。
“谁呀？”母亲拉开门闩之前怯怯地问。
一个男人大声叫出了她的名字。
“是的，先生，是我。”她答道，口音很重，甚至有些刺耳。
“把门打开，快点，警察。”
母亲一手抚胸。女孩发觉她的脸色白得吓人，仿佛魂魄已经出窍，人被冻僵了一样，连脚也挪不动了。女孩从未见过母亲的脸上有如此惊恐的神色，她感觉痛苦不堪，口舌发干。
外面的人再次捶门，母亲笨拙地打开了门。女孩后退了几步，以为会看到青灰色的警察制服。
两个男人立在门前，一个是警察，身披齐膝长的深蓝色披肩，头戴高高的圆形军帽；另一个穿了件米色雨衣，手里拿着名单。他再一次叫了母亲的名字，然后又叫了父亲的名字，一口纯正的法语。哦，我们没事，女孩心想，如果他们是法国人，不是德国人，我们就不会有危险。如果他们是法国人，他们就不会伤害我们。
母亲把女儿紧紧地拉到身边。隔着母亲的晨衣，女孩能感觉到母亲剧烈的心跳。她想把母亲推开。她想让母亲把身体站直了，勇敢地看着他们，不要畏缩，心不要像吓坏了的动物一样怦怦乱跳。她希望母亲勇敢一些。
“我丈夫不……不在，”母亲有些结巴，“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不知道。” 穿米色雨衣的那个男人从她们身边挤进了屋。“动作快点，女士，你们只有十分钟。多带点衣服，要去外面住一段时间。”
母亲没动，她看着那个警察。警察站在门前的台阶上，脸朝外，似乎事不关己，甚至觉得有些无聊。母亲拉着他深蓝色制服的袖子。
“先生，求求你……”她刚开口。
警察转身把她的手拨开，眼里是冷酷、漠然的神色。
“听见了吗？你们要跟我们走，还有你的女儿。赶紧照办。”
二oo二年五月， 巴黎
跟往常一样，伯特兰又迟到了。我努力不去介意，但心里真的很不舒服。佐伊懒洋洋地倚墙而立，一副很无聊的样子。她跟她父亲长得很像，我常常为此喜不自禁，除了今天。我抬头打量起面前这幢古老、高大的房子。这是玛玫一伯特兰的祖母——以前住的地方，我们马上要搬过来。我们即将告别蒙帕纳斯宽阔的大街、嘈杂的交通，以及附近三家医院进进出出、呜呜乱叫的救护车，告别那里随处可见的咖啡屋和餐厅，来这个位于塞纳河右岸安静、狭窄的街道居住。
虽然我很欣赏玛蕾区古老、残破的韵味，但是我对这个区不大熟悉。这次搬家我开心吗？我不知道。伯特兰并没有真正征求过我的意见。事实上，这件事我们根本就没怎么商量过。他按照一贯作风，自己早已筹划好了整件事情，我就是个“局外人”。
“他来了，”佐伊说，“才迟到半个小时。”
我们看着伯特兰以其独特的大摇大摆的走路姿势，悠然地顺着街道走过来。他身材瘦削，皮肤黝黑，浑身透着性感，一个典型的法国男人。他在打电话，他有打不完的电话。跟在他身后的是他的业务合伙人——满脸胡须、面庞粉红的安东尼。他们的办公室设在F拱廊街，就在玛德琳广场后面。我们结婚以前，伯特兰在一家建筑公司工作了很多年，不过五年前，他与安东尼携手，开始创建他们自己的事业。
伯特兰朝我们挥挥手，又指指电话，一副愁眉紧锁、阴郁生气的样子。
“看来被对方缠住了，”佐伊不无嘲讽，“显然嘛。”
佐伊才十一岁，但有时候让人感觉已经是个青少年了。首先，她个子很高，比她所有的女性伙伴都高出一大截。还有，她的脚也大——她会一脸严肃地补充道。其次，她有颇为老到的洞察力，经常让我感到惊喜。她淡褐色眼眸中的深沉和托腮沉思的样子给人一种成熟的味道。她一直如此，即使小时候也这样——冷静、成熟，相对她的年龄而言，她有时候显得太过成熟了。
安东尼走过来跟我们打招呼，伯特兰则继续打着他的电话。他的声音很大，整条街都能听见，一只手不停地在空中挥舞，脸上的表情变化不定，还不时地转过身来，看我们是否在听他说的每一句话。
“跟另一位建筑师之间产生了一点问题。”安东尼解释时小心翼翼地笑了笑。
“是竞争对手吗？”佐伊问道。
“嗯，是的。”安东尼回答。
佐伊叹了一口气。
“那我们很可能要在这儿等上大半天了。”她说道。
我脑子里冒出一个主意。
“安东尼，你身上会不会正好有泰泽克太太公寓的钥匙？”
“我带着呢，朱莉娅。”他一脸笑容。安东尼总是用英语回答我的法语问题。我估计他这么做是为了表示友好，可我心里有些生气，感觉自己在法国生活了这么多年，但法语讲得还是很糟糕。
安东尼晃了晃手中的钥匙。我们决定进屋，就我们三个。佐伊在大门口熟练地输入了密码。我们穿过满是落叶、凉爽宜人的庭院，来到了电梯门口。
“我讨厌这部电梯，”佐伊说，“爸爸应该把它修整一下。”
“亲爱的，他只是要修整你曾祖母的住处，”我指出，“而不是整幢大楼。”
“不管怎么说，他应该修整一下电梯。”她说。
等电梯的时候，我的手机响起了达斯，维达①的主题曲。我扫了一眼屏幕上闪烁的号码——是我的老板乔舒亚。①达斯。维达(Darth Vader)，是电影《星球大战》里最重要的角色之一。维达的主题音乐是《帝国进行曲》。
我应道：“什么事？”
乔舒亚还是老样子，说话直奔主题。“需要你在三点前回来完成七月刊，完毕。”
“哇哦。”我唐突地冒出一句。我听到电话那头挂断前一阵哧哧的笑声。乔舒亚听我说“哇哦”时似乎总是很开心，或许这让他想起了自己年轻的时候。安东尼仿佛也觉得我的旧式美语挺有意思。我不禁想到，他要是把这些话记下来，然后用他的法国腔来说，那该是一种什么味道。
巴黎的电梯设计独特，乘坐间很小，有一扇手动控制的铁制小窗和两扇开启时经常碰到人脸的木门。在电梯上升的过程中，我被夹在佐伊和安东尼——他身上的香根草香水很浓——中间，无意间我瞥见了墙上镜子里自己的脸，一张已被岁月侵蚀得跟这部吱吱作响的电梯一样的脸。来自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的那位面容清丽的美女身上都发生些了什么？镜子里盯着我看的女人已经到了四十五至五十岁这个恐怖的年龄段，眼袋下垂，皱纹渐渐显现，更年期也悄然而至。
“我讨厌这部电梯。”我冷冷说道。
佐伊露齿一笑，捏了捏我的脸颊：
“妈妈，就算是格温妮丝·帕特洛这样的美人，在那面镜子里也会丑得像个鬼。”
我不由得笑了，这就是典型的佐伊语言。
母亲抽噎了起来，开始时声音较小，后来渐渐地响了。女孩看着她，怔住了。出生至今的十年中，她从未见过母亲哭泣。看着泪水顺着母亲惨白脸上的皱纹往下滚落，她惊呆了。她想叫母亲不要哭了，看到母亲在这些陌生男人面前哭泣，她感到羞愧难当。那两个男人根本不理睬母亲的眼泪，只是催促她动作快点，已经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卧室里，男孩还在睡梦中。
“你们要带我们去哪儿呀？”母亲恳求道，“我女儿是法国人，在巴黎出生，为什么也要带走她？你们到底要带我们去哪儿？”
两个男人没多说什么，只是步步逼近，阴险地看着她。母亲吓得脸色煞白，她回到自己的房间，一下子瘫坐在床上。过了一会儿，她直起身子，转身对着女孩，声音细若游丝，脸上的表情木然如面具。
“去叫弟弟起来，两个人都穿好衣服，再带上点衣服。现在就去！快点！快去！”
女孩的弟弟透过门缝看到了那两个男人，吓得不敢出声。他看到衣衫凌乱的母亲一边抽噎着一边收拾行李。他鼓起了一个四岁男孩身上全部的勇气，拒绝离开。女孩连哄带骗，可他完全不听。男孩双臂交叉抱在胸前，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
女孩脱下睡衣，匆匆换上了棉质上衣和裙子，套上了鞋，男孩只是在一旁看着。他们听到母亲的房间里传来了哭声。
男孩轻声说：“我要去我们的秘密基地。”
“不行！”她极力反对，“你得和我们一起走，一定要！” 她一把抓住他，但他身子一扭挣脱了，转身钻进了隐藏在他们房间墙后又长又深的橱柜。他们经常一起躲在里面玩捉迷藏，还把自己锁起来，就好像是他们自己的小屋。爸爸妈妈一直假装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壁橱，他们会清晰、响亮地叫姐弟俩的名字。“孩子们躲哪儿去了呢？真奇怪，刚才还在这儿的！”她和弟弟则开心地咯咯直笑。
他们在“秘密基地”里放了一个手电筒、几个垫子、一些玩具、几本书和一大瓶水，妈妈每天都会把水瓶灌满。弟弟还不会看书，女孩就把《好一个小魔鬼》大声读给他听。他非常喜欢孤儿查尔斯和可怕的麦克米西太太之间的故事，查尔斯对残忍的麦克米西太太的报复让弟弟非常开心。女孩一遍又一遍地给弟弟读这个故事。
女孩感觉到弟弟在黑暗的藏身处看她。他紧紧地抱着自己心爱的泰迪熊，不再感到害怕了。不管怎么说，他藏在那里也许是安全的，而且有水喝，有手电筒用。他还可以看瑟居伯爵夫人作品中的插图。他最喜欢看的插图是查尔斯的复仇故事。或许她现在应该让他留在里面。那两个男人永远也找不到他。当天晚些时候他们就可以回来，到时候她再叫他出来。而且，如果爸爸——当时还藏在地窖里——出来，也知道弟弟藏在哪里。
“你在里面害怕吗？”她趁外面那两个男人大声催促时轻声问。
“不，”他答道，“我不害怕。把我锁起来，他们就找不到我了。”
她关上了橱柜门，男孩苍白的小脸消失在门后。她转动钥匙把门锁上，然后将钥匙塞进口袋。锁隐藏在一个貌似电灯开关的旋转装置下面，墙上镶着一块块的板子，根本看不出那里还有个壁橱。没错，他在里面会很安全的，她很肯定。
女孩将手掌贴在木质镶板上，嘴里轻声叫着弟弟的名字。
“过一会儿我就回来找你。我保证。”
我们走进那间公寓，摸索着寻找电灯开关，没有找到。安东尼打开了两扇百叶窗，阳光倾泻而入。房间里空无一物，到处是灰尘。因为没有家具，起居室显得很大。透过狭长、肮脏的窗玻璃，金色的阳光在深棕色的地板上印出一道道斑纹。
我环顾四周，一个个架子上空空如也，墙上曾悬挂过美丽油画的地方留下了暗淡的方形印迹。我记得在冬季里，火焰在大理石壁炉里跳跃，玛玫将她纤细、白嫩的手伸向炉火取暖。
我走到一扇窗户旁边，俯视宁静、绿意盎然的庭院。我很高兴玛玫离开前没有看到她空荡荡的公寓，否则她会跟我现在一样，感到非常难过。
“还有玛玫的气息，”佐伊说，“那种娇兰的一千零一夜香水的味道。”
我抽抽鼻子闻了闻。“还有讨厌的咪咪的气味。”咪咪是玛玫最后一只宠物，一只任性的暹罗猫。
安东尼瞥了我一眼，一脸诧异。
“‘咪咪’是猫的名字。”我解释道。这次我说的是英语。我知道“咪咪”的法语“la chatte”有“母猫”的意思，但也有“阴道”的意思。我可不想因词义双关而被安东尼嘲笑。
安东尼用专业的眼光审视着公寓。
“供电系统太旧了，”他指着旧式的白色陶瓷保险盒说，“暖气设备也一样。”
超大的暖气设备积满了污垢，黑黑的如同一个长着鳞片的爬行动物。
“看了厨房和盥洗室后再下定论吧。”我说。
“浴缸有脚，”佐伊说，“我会想念那样的东西的。”
安东尼用手敲击墙面，检验墙壁的质量。
“估计你和伯特兰想彻底重新装修，对吗？”他看着我问。
我耸耸肩。
“我并不清楚他想怎么做。接下这个地方是他的主意，我不是很想来这里。我想要的是更……实用的房子，新房。”
安东尼露齿一笑。“等我们完工后它会变成新房的。”
“也许吧。但对我而言，它永远是玛玫的房子。”
虽然玛玫九个月前已搬去了疗养院，这里依旧有她的印迹。她是我丈夫的祖母，在这里住了多年。我还记得十六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古老的名画、大理石壁炉、华丽的银框中气派的家庭照、令人炫目的简单而优雅的家具、书架上不计其数的书、盖着红色天鹅绒的豪华钢琴，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阳光充足的起居室通向一个宁静的私家小院，庭院上方覆盖着厚实浓密的常春藤， 一直蔓延到对面的墙壁。我和她第一次见面就在这里。当时我对我妹妹查拉所说的“法国亲吻礼”还不大习惯，只笨拙地向她伸出了手。
和巴黎女土见面，哪怕是初次见面，也不要和她握手，而应该在她左右脸颊上各吻一次。
但我当时还不知道这些。
穿米色雨衣的男人又看了一眼手中的名单。“等一等，”他说，“还有一个小孩，一个小男孩。”
他说出了小男孩的名字。
女孩的心咯噔一下。母亲瞟了女儿一眼，女孩迅速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那两个男人没有发现。
“小男孩在哪里？”那个男人质问道。
女孩绞着双手，上前一步。
“先生，我弟弟不在家。”她用一口纯正的法语说道，“月初的时候和朋友一起走了，去乡下了。”
穿雨衣的男人看了看她，若有所思，然后快速扭头朝向那个警察。
“进去搜一搜，赶紧，或许她父亲也在里面藏着呢！”
胖警察逐个房间搜查，笨拙地打开房门，查看床下和橱柜。
警察翻箱倒柜地搜查公寓时，另一个男人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背对母女时，女孩快速掏出钥匙给妈妈看，并用口型告诉她爸爸会上来找弟弟的，爸爸待会儿就来！母亲点点头，好像在说，好的，我知道他在哪里了。但她的眉头又皱了起来，她比画了一个钥匙的手势，好像在问，你要把钥匙放在哪里？你爸爸怎么能找到？那个
男人突然转过身来，母亲噤若寒蝉，女孩也吓得发抖。
他盯着她们看了好一会儿，突然关上了窗户。
母亲说：“请别关，屋里太热了。”那个男人笑了，女孩从没见过这么丑陋的笑容。他说：“女士，我们还是关起来吧。今天早上有一个女人把自己的孩子从窗户里扔了出去，然后自己也跳了下去。我们不能让那样的事情再发生了。”
母亲没再说什么，她已经因恐惧而变得有些麻木了。女孩怒视着那个男人，她恨他，恨之入骨。她憎恨他红润的脸颊、油光光的嘴唇，憎恨他冰冷、呆板的眼神和他站在那里的姿势。他两腿叉开，头上的毛毡帽向前斜着，肥硕的双手反扣在背后。
她恨他恨到了极点，她从未这样恨过一个人。这种恨远远超过了她对学校里那个坏男孩丹尼尔的恨。丹尼尔曾低声在她耳旁说她父母的坏话，说他们的口音难听得要命。
她听见那个笨拙的警察还在搜查。他不会发现弟弟的。那个橱柜隐藏得太好了。小男孩会安全的。他们永远都不会发现他，永远不会。
那个警察回来了，耸耸肩，摇摇头说：“里面没人。”
穿雨衣的男人推着母亲走出门口，向她索要公寓的钥匙。母亲静静地交了出去。他们沿着楼梯鱼贯而下。母亲扛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所以队伍行进缓慢。女孩脑子里飞速地转着：怎样才能把钥匙给父亲呢？她该把钥匙留在哪里？留给门房？这时候她醒了吗？
奇怪，门房已经醒了并等在门后。女孩发现她脸上有一种古里古怪、幸灾乐祸的表情。女孩很想知道，她为什么会有这种表情。为什么她只看那两个男人而不看她母亲和她，仿佛不想看见她们俩，仿佛从未见过她们俩，而她母亲对那个女人一直很好，还经常帮忙照看她的孩子小苏珊妮。小苏姗妮患有胃痛病，经常哭闹个不停，母亲很有耐心，总是不停地用家乡话唱歌给她听。小苏姗妮很爱听，听着听着就安静地睡着了。“你知道这家的父亲和儿子去哪里了吗？”警察把钥匙交给门房时问道。门房耸了耸肩，仍旧没有看女孩和她母亲。她麻利地把钥匙放入口袋，仿佛期盼已久。女孩看了心生厌恶。
她回答道：“没有。近来我很少见到这家的男人和小孩，也许他和小男孩藏了起来。你们可以去地下室或顶楼的收发室找找，我可以带你们去。”
婴儿床里的小孩开始呜咽，门房扭头去看。
穿雨衣的男人说：“我们没时间了，必须走了。如果有必要，我们会再回来的。”
门房走过去抱起号啕大哭的婴儿，把她搂在胸前。她说她知道隔壁楼里还有几家，还说出了他们的姓名。女孩觉得她说话的时候一脸厌恶，就像是在骂人，骂的还是那种不堪入耳的脏话。
伯特兰终于把电话放进了口袋，将注意力投向我，给了我一个令人无法抗拒的微笑。为什么我会有一个这么迷人的丈夫？我已想过无数次了。多年之前，我们在法国阿尔卑斯山脉的高雪维尔滑雪场初次相遇。那时的他瘦瘦的，只是个大男孩模样，而今，四十七岁的他胖了些，壮了些，浑身散发着男人味、“法国绅士味”和迷人气质，他的优雅和干练在时间的流逝中与日俱增。而我的青春，已流失在查尔斯河与塞纳河中间的某个地方，人到中年，韶华已逝。也许银发和皱纹更增添了伯特兰的神采，在我身上，却让我日渐黯淡。
“怎么样？”他问道。不顾同事安东尼和我们的女儿在场，他轻率而充满占有欲地抓了我臀部一把。“这房子不错吧？”
“真不错，”佐伊接了过去，“安东尼刚才告诉我们，所有的东西都需要重新修整，也就是说我们一年后才能搬进来。”
伯特兰哈哈一笑，笑声极富感染力，也有如土狼号叫般的穿透力，如萨克斯管般浑厚，这就是我丈夫身上的“毛病”——魅力十足，而且还喜欢全力释放。我不知道他这是从哪里继承来的。他的父母爱德华和科莱特吗？他们聪慧过人，举止优雅，学识渊博，但没什么魅力可言。他的妹妹赛茜尔和罗芮吗？她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聪颖，知书达理，但只在必要时才笑。我估计他是受了反叛、好斗的玛玫的影响。
“安东尼太悲观啦，”伯特兰笑道，“我们很快就能搬进来。是有不少活儿要干，但我们会请最棒的团队来做。”
我们跟着他走下长长的走廊——脚下的木板咯吱作响，去看那儿间临街的卧室。
伯特兰指着一面墙说：“这堵墙得拆了。”安东尼点点头。“我们得缩短与厨房的距离，否则嘉蒙德女士会觉得它不‘实用’”。
他是用英语说的“实用”，还朝我调皮地眨了眨眼睛，用手指在空中比画了个引号。
“这套公寓真大，”安东尼评价道，“很气派。”
“现在是的，以前小多了，也简陋很多。”伯特兰说，“当年我祖父母生活很困难，祖父六十岁后才赚了点钱。后来他把对面的房子也买了下来，把两套并成了一套。”
“这么说曾祖父小时候就住在这个小小的地方吗？”佐伊问道。
“是的，”伯特兰回答，“就到这儿，那边是他父母的房间。他就睡在这里，当时小多了。”
安东尼用手轻轻叩击墙壁，若有所思。
“唉，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伯特兰笑着说，“你想把这两个房间打通，对吗？”
“对！”安东尼承认。
“主意不错，但还得合计合计。这面墙有些棘手，以后我再指给你看。上面有厚厚的镶板，里面还有管道之类的东西，没有看起来那么容易。”
我看了看表，两点半了。
“我得走了，和乔舒亚约好的。”我说。
“那佐伊怎么办？”伯特兰问。
佐伊眼珠子滴溜一转，说：
“我可以，嗯，乘公交车回蒙帕纳斯。”
“不用去学校？”伯特兰问。
佐伊的眼珠又一转：
“爸爸！今天是星期三，星期三下午没课，忘了？”
伯特兰挠了挠头：
“我上学的时候……”
“是星期四，星期四不上课。”佐伊念叨着。
“法国的教育制度真荒唐，”我叹了口气，“而且，星期六上午居然要上课！”
安东尼表示赞同。他的儿子在一家私立学校上学，星期六上午不上课。而伯特兰——和他父母一样——是法国公立学校的忠实拥护者。我曾想让佐伊上双语学校，巴黎有好几所呢，可没有一所能人泰泽克家人的眼。佐伊是法国人，在法国出生，就该去法国学校念书。她现在就读于卢森堡花园附近的蒙田中学。泰泽克一家老是忘记佐伊的妈妈是美国人，幸运的是佐伊的英语很棒。我从来没有跟她用英语聊过，但她经常去波士顿看望我的父母，而且多数暑假是在长岛和我的妹妹查拉及其家人一起度过的。
伯特兰转过身，眼神锐利。我心里直发憷，这种眼神意味着他会说出要么风趣，要么残忍的话。安东尼显然有同样的感觉，突然仔细打量起自己的漆皮路夫鞋来。
“哦，就是，我们知道嘉蒙德女士如何看我们的学校，我们的医院，我们无休止的罢工，我们的长假，我们的排水系统，我们的邮政服务，我们的电视，我们的政治和我们人行道上的狗屎！”伯特兰说道，漂亮的牙齿在我面前闪闪发光，“我们听了很多遍，很多遍了，不是吗？ ‘我喜欢美国，那里的一切都很干净。在美国，人人都捡街道上的狗屎！’”
“爸爸，别说了，你太粗鲁了！”佐伊握住了我的手。
出了楼，女孩看见一位邻居穿着睡衣斜靠在窗台上。他是个好人，是位音乐教师，会拉小提琴，她很喜欢听他拉小提琴。他经常隔着院子为她和弟弟演奏，演奏《在亚维侬桥上》和《空濛潋滟泉》之类的法国老歌以及她父母国家的歌曲。她父母经常伴着这些歌曲欢快地跳舞，她母亲跳得连拖鞋都滑到了房间的另一边。父亲带着母亲不停地旋转，转啊转，直到头晕了才停下来。
“你们干什么？你们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他大声地喊道。他的声音响彻整个院子，盖过了婴儿的哭声。穿雨衣的人没有应答。“你们不能这么做，”那位邻居说，“他们都是诚实、善良的人！你们不能这么做！” 听到他的声音，一些人家的百叶窗开了，一张张脸从窗帘后面往外探视。但是，女孩注意到没有人有其他行动，没有人吭声，他们只是看着。母亲突然停了下来，抽泣着，背部剧烈地抖动着。那两个男人推着她向前走。邻居们默默地看着，连音乐老师也沉默了。
母亲突然转过身，歇斯底里地大喊起来。她叫喊着丈夫的名字，连喊三次。
那些人抓住她的胳膊粗鲁地摇晃，她手中的包袱和袋子掉在了地上。女孩试图阻止他们，但被推到一边。
一位男子出现在楼道口，身材瘦削，衣服皱巴巴的，下巴上胡子拉碴，疲倦的眼睛里布满血丝。他挺直脊背，穿过院子来到那两个男人面前，告诉了他们自己的身份。他的口音和那个女人一样，也很重。
“把我和我的家人一起带走吧。”他说。
女孩和父亲十指交叉，握在一起。
这下安全了，她心想，有父母在，这下安全了。要不了多长时间的，面前这位是法国警察，不是德国警察，没有人会伤害他们。
他们很快就会回到公寓，妈妈要准备早餐，弟弟会从躲藏的地方出来，爸爸去马路尽头的货栈上班。他是工长，要领着他的工友做皮带、皮包和钱包。一切都会恢复以前的样子。生活会很快回到安全状态，很快。
走出院子，天色已亮，狭窄的街道上空无一人。女孩扭转头，再次看了看她家的那幢楼，看了看窗户里那些沉默的面孔和哄小苏珊妮的门房。
音乐教师抬起手，缓慢地朝她挥手告别。
她微笑着向他挥挥手。没事的，她会很快回来，他们都会很快回来。
但他似乎受到了很大打击。
他的脸上默默地流着泪水，无助和羞愧的泪水，但女孩还不明白为什么。
“粗鲁？但你母亲喜欢。”伯特兰哈哈笑着冲安东尼眨眨眼，“对吧，夫人？对吧，亲爱的？”
他在客厅里一边旋转，一边用响指打着《西城故事》的旋律。
安东尼在场，我感到有些尴尬，不知所措。为什么伯特兰那么喜欢让我难堪，让人感觉我这个美国人虚伪、高傲，对法国的东西吹毛求疵？我为什么还任由他说？以前我觉得这样很风趣。刚结婚的时候，我们还拿它当经典笑话，逗得法国和美国的朋友哄堂大笑。但那只是刚开始的时候。
像往常一样，我笑了笑，只不过今天的笑容有点僵。
“你最近去看玛玫了吗？”我问。
伯特兰已经开始在屋里丈量了。
“你说什么？”
“你祖母，”我耐心地又说了一遍，“我估计她很想见你，她想知道这个房子目前的状况。”
他扭头看我。
“我没时间，亲爱的，你去吧？”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希冀。
“伯特兰，我每星期都去，你知道的。”
他叹了口气。
“她是你祖母。”我说。
“可她也爱你，爱你这个美国人。”他笑嘻嘻地说，“我也爱你，宝贝儿。”
他走过来在我唇上轻轻一吻。
唉，美国人。
“哦，你就是那个美国人。”多年以前，就在这所房子里，他的祖母就这样招呼我。她灰色的眼睛上下打量我，充满了慈祥。我留着层次分明的短发，脚穿旅游鞋，一张笑脸健康开朗，这就是他们在我身上看到的美国人形象。而这位七十五岁的老妇人也是一副典型的法国人形象：挺拔的脊背，高贵的鼻梁，一丝不苟的鬈发，精明的眼光。她的声音多由喉头发出，尖尖的，常常会吓人一跳，她的幽默有些偏冷，然而，我第一次见面就喜欢上了她。
不得不承认，就算是现在，我喜欢她胜过喜欢伯特兰的父母，他们让我觉得自己仍旧是一个“美国人”，尽管我在巴黎已经生活了二十五年，嫁给他们的儿子也有十五年了，还给他们生了佐伊，让他们当上了祖父祖母。
下楼的时候，我在电梯镜子里再次看到自己令人不快的模样，突然觉得自己对伯特兰的攻击容忍太长时间了，每次都大度地耸耸肩了事。
可今天，我第一次莫名地觉得受够了。
女孩紧紧跟在父母身旁。他们沿着她平常走的那条街道一直往前，穿米色雨衣的男子不断催促他们加快速度。她心想，这是去哪儿呀？干吗这样急匆匆的？他们被带进一个很大的汽车修理厂，女孩认得前面的那条路，离她家不远，离她父亲工作的地方也不远。
修理厂内，男人们身上的蓝色工装油迹斑斑。因长时间埋头修理发动机，他们的腰弯曲了。他们默默地看着女孩一行，没人说话。紧接着，女孩看见修理厂里已经站了一大群人，他们脚边堆放着各种各样的包袱和篮子。她注意到大多数人是妇女和儿童。其中几位她认识，但没有人敢挥手示意或打招呼。过了一会儿，来了两个警察点名。叫到她家的时候，父亲举手应答了。
女孩朝四周看了看，看到了同校的一个男孩里昂，他看上去又累又怕。女孩冲他笑笑，想告诉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们很快就能回家了。过不了多久，他们就可以回家了。里昂直直地看着她，似乎觉得她精神有些不正常。她低头看着自己的双脚，脸颊微红。也许她搞错了，她的心怦怦直跳，也许事情不像她想的那样。她觉得自己天真、愚蠢、幼稚。
父亲弯下腰，没刮胡子的下巴蹭得她耳朵直痒痒。他叫着女儿的名字，问她弟弟在哪儿。她掏出钥匙给父亲看，并小声地告诉他弟弟在秘密橱柜里躲着，很安全，心里还颇为自己感到自豪。
父亲的眼睛瞪大了，神情古怪，把她的胳膊抓得紧紧的。她说不要紧，他不会有事的。那个橱柜很深，里面有足够的空气可以呼吸，还有水、手电筒。他不会有事的，爸爸。你不懂，父亲说，你不懂。令她惊讶的是，她看见父亲的眼眶里有了泪水。她拉了拉父亲的袖子，她受不了父亲在她面前哭。“爸爸，”她问，“我们快回家了，对吗？他们点完名我们就可以回家了，是吗？” 父亲擦掉泪水，低头看着她。他悲伤、难过的眼神让小女孩不敢正视。“不，”他说，“我们回不了家了。他们不会让我们回去的。”
恐怖的寒意慢慢爬遍了女孩全身。她又一次想起了无意中听到的父母的深夜交谈，想起了她从门后看到的父母的表情——害怕，痛苦。
“你是什么意思，爸爸？我们这是去哪儿？为什么回不了家了？你告诉我，你告诉我啊。”
后面的话她几乎是尖叫出来的。
父亲低头看着她，嘴里柔声叫着她的名字。他的眼睛还湿湿的，睫毛上挂着泪珠。他的手摩挲着女孩的颈背。“勇敢些，宝贝儿。勇敢一点儿，拿出你所有的勇气。” 她没哭。她感到万分恐惧。吞噬一切的恐惧，如同巨大的吸尘器，把她其他的情感都吸走了。“但是我向他保证会回去的，爸爸，我向他保证过的。” 女孩看到父亲的泪水又流出来了，他没有听她说话，只是沉浸在自己的哀伤和恐惧之中。他们被赶到了修理厂外。街道上空无一人，人行道边上却停满了公交车。很普通的公交车，女孩和母亲、弟弟平时在市里乘的
那种，绿白相间，车厢后端有个平台。
他们被命令上车，被推搡着，跌跌撞撞地上了车。女孩四处张望，寻找穿青灰色制服的人，竖起耳朵搜寻那简洁、喉音较重的语言，一种她已开始惧怕的语言，而这些代表的是警察，法国警察。
透过公交车满是灰尘的玻璃窗，她认出了其中一个，她放学回家时经常帮助她过马路的那个红头发的年轻警察。她拍打玻璃窗，想引起他的注意。他看到女孩时，却马上移开了视线。他似乎有些尴尬，有些生气，女孩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被赶上车时，一位男子表示了抗议，却遭到警察粗暴的推搡。一位警察还大声叫喊着，如果有人企图逃跑，他就开枪。
女孩木然地看着建筑物和树木从旁边晃过。她脑子里只有弟弟，藏在家里空荡荡的橱柜里的弟弟在等着她回去。她脑子里只有弟弟。汽车驶过了一座桥，她看见了波光粼粼的塞纳河。他们这是去哪里呀？父亲不知道。没人知道。每个人都惊恐不安。
一声惊雷突然炸响，大家被吓得心惊肉跳。大雨瓢泼而下，汽车不得不停下来。女孩听到雨点噼噼啪啪地敲打着车顶。雨很快停了，汽车重新上路，车轮轧在亮闪闪的鹅卵石上，吱吱作响。太阳也出来了。
汽车终于停了，大家扛着包、拎着皮箱，抱着哭哭啼啼的孩子下了车。女孩不认识这条街道，她没来过这里。在路的尽头，她看见了高高耸起的地铁站。
他们被带到了一幢巨大的灰色建筑物前，上面有黑色的大字，但她没认出来。她看到整条街上到处都是一家一家和她家一样的人，从公交车上下来，被警察呵斥着。仍旧是法国警察。
她紧抓着父亲的手，被推搡进一个有屋顶的巨大竞技场。场地中央这里一堆，那里一群，已聚集了不少人。看台上硬硬的铁质座位上也坐着人。总共有多少人？她不知道。成百上千吧，还在不断地拥进来。女孩抬头仰望巨大的圆形蓝色天窗，阳光无情地倾泻而入。
父亲给一家三口找了个地方坐。女孩看着涓涓人流注入进来，人群渐渐膨胀，嘈杂声越来越大。数千人的声音，小孩抽抽搭搭的呜咽，女人痛苦的抱怨汇成的嗡嗡的声浪不绝于耳。太阳越升越高，场地内热得让人受不了，同时也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来。空间越来越少，大家彼此紧贴着挤在一起。她注视着眼前的男男女女和孩子，他们全是痛苦的表情、惊恐的眼神。
“爸爸，我们要在这里待多久？”她问。“宝贝儿，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来这儿？”
她摸着缝在衬衣胸前的黄色星星。“因为这个，对吗？”她说，“这里的每个人都有。”她父亲笑了，微笑中透出悲伤和可怜。“是的，”他说，“就因为那个。”女孩皱起眉头。“这不公平，爸爸。”她轻声叫道，“这不公平。”父亲把她搂进怀里，温柔地叫着她的名字。
“是的，亲爱的宝贝儿，你说得对，这不公平。” 女孩挨着父亲坐下，把脸颊贴在父亲胸前的星星上。大约一个月前，母亲给她所有的衣服都缝上了星星，除了弟弟的，家里所有人的衣服上都缝了。在那之前，他们的身份证被印上了“犹太人”或者“犹太女”的字样。从那时起，突然之间很多事情都不允许他们做了——不准去公园里游玩，不准骑自行车，不准去看电影和看戏，不准去饭店，不准去游泳池游泳，不准去图书馆借书，等等。
她看到到处都有“犹太人禁止入内”的牌子。她父亲工作的厂房门上挂着一张大大的牌子，上面写着“犹太人公司”。妈妈下午四点以后才能去买东西，因为实行限量配给制，那段时间商店里几乎不剩什么了。乘坐地铁时他们只能坐最后一节车厢。他们必须在宵禁之前赶回家，天不亮不准出门。他们还能做点什么呢？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她心想。
不公平，太不公平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他们要受到这样的待遇？这一切都是为什么？一时间，似乎没人能向她解释清楚。
乔舒亚已经坐在了会议室里，喝着他喜欢的淡咖啡。我急匆匆赶进来，在图片采制班贝尔和专题编辑亚利桑德拉中间坐了下来。
会议室窗外是马布夫大街，与香榭丽舍大道很近。巴黎的行政区中有我喜欢的，但我不喜欢这个区域。这儿太拥挤，太浮华俗气，可我还是习惯了每天来这里，习惯了在这里的大街小巷中穿行。无论什么季节，这里宽阔、满是尘土的人行道上时时刻刻都挤满了游客。
过去的六年间，我一直在为美国周刊《塞纳风情》撰稿。我们既发行纸质刊物，也有网络版。我写的通常是居住在巴黎的美国人感兴趣的话题，其中包括一些“当地特色”——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演出、电影、饭店、书籍乃至即将进行的法国总统大选等都涵盖其中。
这份工作其实很辛苦，期限紧，乔舒亚又很专横。我喜欢他这个人，但他确实比较专横。他是那种不考虑职员私人生活、婚姻和孩子的老板。如果有人怀孕了，就会被扫地出门。如果某人的孩子病了需要照顾，就会遭受他的白眼。但是他有敏锐的眼光和超凡的编辑能力，善于把握时机，我们都很敬畏他。他一转身我们就开始抱怨，但只是抱怨而已。乔舒亚五十来岁，在纽约出生，十年前来到巴黎，外表平和，实则不然。他脸形偏长，眼皮下垂，但只要一开口讲话，就立刻成了主宰一切的人。旁人一般只有听的份儿，根本没有插话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