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两个家庭因我聚到了一起。往后，这两个家庭将发生巨大的变化。 我做的这件事到底是对还是错？
我不知道该想什么，也不知道该相信什么。
佐伊在我身旁睡着了，她舒缓的呼吸呵得我的脸痒痒的。我想到了即将出世的孩子，一阵平和涌上心头，我得到了片刻的快慰。
但那种痛楚和悲伤并未消除。
纽约，二ＯＯ五年
“佐伊！”我喊道，“天哪，快抓住你妹妹的手。她要摔下来了，会摔断脖子的！”我那长脚的女儿一脸不快。
“真让人受不了，胡说什么呢。”
她抓住小宝宝肉嘟嘟的手臂，把她推回婴儿三轮车上。她在路上一阵猛蹬，佐伊手忙脚乱地在她身后追着。小不点高兴得咯咯直笑，不住地伸长脖子往后看，看我是否在看她，两岁小孩子的那点得意劲显露无遗。
中央公园，春天呼之欲出。我伸直双腿，扬起脸享受着阳光。
我旁边的男子吻了一下我的脸颊。
他叫尼尔，我的男友，年龄比我稍大，律师，离异，和他十几岁的儿子们住在弗莱泰恩区，我妹妹介绍的。我喜欢他，并不爱他，也喜欢他的陪伴。他很聪明，有教养。感谢上帝，他并不打算和我结婚，还经常迁就我的两个女儿。
自从我们迁到这里以来，我已经交了几个男朋友，没有让我上心的，也没发生什么重要的关系。佐伊称他们为我的追求者，查拉颇有斯佳丽风格，说他们是我的情人。尼尔之前的那位追求者叫彼得，他有一家画廊，后脑勺有一块他很在意的秃斑，在翠贝卡还有一间通风良好的阁楼。这些人都很体面，但也比较无趣，都是些纯粹的美国中年男子，有礼貌，待人热心，处事谨慎。他们有体面的工作，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教养，大都离过婚。他们开车来接我，开车送我回家，给我臂弯和庇护。他们请我出去吃午餐，去大都会博物馆、现代艺术馆、纽约歌剧院、纽约芭蕾舞剧院，去百老汇看展览，去吃晚餐，有时一起睡觉。我忍受着。现在我做爱完全出于必要，做爱成了机械的、乏味的事情，有些东西已经消失了。那种激情，那种兴奋，那种火热，通通没有了。
我感觉某人——我自己？——快进了我的生活胶片，我就像查理，卓别林电影里呆头呆脑的角色，匆忙又笨拙地做着每件事，仿佛别无选择，脸上挂着僵硬的笑容，让人感觉我对新的生活很满意。
有时候我的某个神色会被查拉逮住，她问我：“嘿，你还好吧？”
她会用胳膊肘轻碰我一下，我则喃喃答道：“哦，当然啦，我很好。”她似乎并不相信，但也不会多加追问。
还有我母亲，她的眼睛在我脸上扫来扫去，然后关切地撅着嘴问：“亲爱的，一切都好吧？”
我会轻松地笑笑，打消她心头的焦虑。
纽约，灿烂、清新的早晨，这是你在巴黎绝对见不到的早晨。空气清爽，天空碧蓝，树尖之上，摩天大楼耸立四周。我们的对面，就是灰色的巨无霸达科塔大楼。阵阵微风中，浸透着热狗和椒盐卷饼的味道。
我摩挲着尼尔的膝盖，仍然闭着眼睛迎着渐炽的阳光。纽约的天气季节鲜明，暴躁刚烈，夏天骄阳似火，冬天冰天雪地。还有那普照整座城市的硬朗如银的光线，我渐渐爱上了它。巴黎的那种灰蒙蒙的细雨，仿佛属于另一个世界。
我睁开眼睛，看着女儿们尽情嬉闹。仿佛一夜之间，佐伊已经长成了一个靓丽的大姑娘，个子比我还高，四肢柔韧有力。她出落得很像查拉和伯特兰，她继承了他们的气质，他们的吸引力，他们的魅力，是嘉蒙德和泰泽克两个血统的完美结晶，让我打心眼里喜欢。
小女儿则是另一个类型，比佐伊柔，棱角圆润一些，也更娇弱，比佐伊小的时候所需要的拥抱，亲吻和呵护多。因为她父亲不在身边？还是因为她出生不久，我便带着她和佐伊离开法国来到了纽约？我不知道，也没过多地追问自己。
在巴黎生活了那么多年后回到美国生活，感觉上有些怪怪的。这种感觉现在有时候还有。这儿感觉不像家。我不知道要多久才能适应过来，这种感觉还要持续多久，但这一切已然发生，困难也经历了，当初做出回美国的决定亦非易事。
这个孩子是圣诞节后出生的，早产，比预产期提前了两个月，让我受了不少惊吓和疼痛。我在圣文森特一保罗医院的急救室里经历了漫长而又可怕的剖宫产手术。伯特兰守在旁边，显得十分紧张和感动，还不停地数落自己。是一个娇小的漂亮女婴。他失望了？我不知道，但我没失望。这个孩子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为了她而抗争，我没有放弃，她代表着我的胜利。
孩子出生后不久，在我们搬进圣通日大街的公寓之前，伯特兰鼓足了勇气，跟我说他爱艾米丽，以后想跟她住在一起，他搬到她特罗卡迪罗大街的公寓住，他不能再对我和佐伊说谎了，我们要离婚，最好轻松、快捷地结束。就在那一刻，看着他背着双手，低垂着脑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听着他冗长、复杂的告白，我脑子里冒出了回美国的念头。我一直听着，直到伯特兰说完。他似乎快要虚脱了，憔悴不堪，但他终于说出来了。他终于对我说了实话，也坦诚地面对自己。我看着我英俊、性感的丈夫，对他说了声“谢谢”。他好像很惊讶。他坦言他以为我的反应会很激烈，会愤恨难消——大喊大叫，恶语相向，大吵大闹。我怀的婴儿哼哼了几声，还挥舞着她的小拳头。
“没必要大吵大闹。”我说，“也不要大喊大叫，恶语伤人，好吗？”
“好的。”他说。他亲了一下我，亲了一下孩子。
他感觉他已跟我的生活无关，就好像他早已离去。
那天晚上，我每次起来给饥饿的孩子喂奶，头脑里就想到美国。去波士顿？不，我讨厌回到过去，回到我童年待的城市。
后来，我知道该去哪儿了。
纽约。我、佐伊和小宝宝可以去纽约。查拉在那里，我父母离得也不远。去纽约，没理由不去。我对那座城市不甚了解，虽然每年都去看望妹妹，但住的时间都不长。
因为与巴黎完全不同，纽约或许是唯一一个能与巴黎相媲美的城市。我越是这么想着，去纽约的念头就越强烈。我没和朋友们谈论此事。我知道，我的离去会让赫维、克里斯托弗、吉尧姆、苏珊娜、霍莉、简和伊莎贝拉难过，但我也知道，他们会理解并接受的。
后来，玛玫去世了。自从十一月份中风以来，她虽意识清醒，却再也不能说话了。我们把她转移到了科钦医院的加护病房。我知道她将不久于人世，也在为此做着心理准备，但在她最终离去时我还是颇受打击。
葬礼——在勃艮第的那个凄凉的小墓地举行的——之后，佐伊对我说：“妈妈，我们非得住在圣通日大街的公寓吗？”
“我估计你父亲希望如此。”
“但你呢，想去那儿住吗？”她问道。
“不，”我实话实说，“自从知道了那儿发生过什么事之后，我就不想去那儿住了。”
“我也不想去。”
接着，她又问：“但我们能搬到哪儿去呢，妈妈？”
我轻描淡写地，半开玩笑式地回答：“去纽约，怎么样？”我以为她会嗤之以鼻。
我和佐伊就这么轻易地达成了一致。伯特兰对我们的决定却不满意—一他的女儿要搬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但是佐伊去意已决。她说她每隔几个月会回来一次，而且伯特兰也可以去看她和小宝宝。我向伯特兰解释，这次搬迁并非最终性的，并非一锤定音。我们先住几年，一是让佐伊的一半美国血液得以物化，二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环境，让我的人生之路可以继续。他现在已经和艾米丽明确了关系，成了正式的夫妻。艾米丽的孩子几乎都是成人了，他们不在家里住，有时候也去陪陪他们的父亲。伯特兰是否也受了新的生活前景的诱惑——无须照看孩子，无论是他的，还是她的。或许吧。最终他点头答应了，之后我便着手准备了。
我们先在查拉家待了一段时间，后来她帮我找到了住处：一套简单的两卧的公寓，白色，位于西大街八十六号，在阿姆斯特丹大道和哥伦布大道之间，视野开阔，可以俯瞰整座城市，配有门卫。我是从她一个迁往洛杉矶的朋友手里转租下来的。这幢楼里住着许多父母离异的家庭，到处放着自行车、折叠式婴儿车、儿童踏板车。这是一个舒适、惬意的家，但还是缺了什么。缺什么呢？我说不清楚。
多亏乔舒亚帮忙，我被一家法国时尚网站聘为驻纽约的通讯记者。我就在家里工作，需要巴黎图片时仍请班贝尔当摄影师。
佐伊去了一所新学校——三一学院，离家只有几个街区远。“妈妈，我永远也融不进去，现在他们又叫我‘法国妞’了。”她抱怨道。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纽约人让人着迷，他们步伐果断，常善意地与人说笑，待人和善。我们刚搬进来时，邻居们在电梯里碰到就打招呼，还送给我们鲜花和糖果，大家也和门卫开玩笑。这一切我早已忘记。我已习惯了巴黎人的冷漠，习惯了住对门的人在楼梯上碰到时连头都懒得点一下。
也许最讽刺的是，尽管我现在风风火火地忙活着，我仍然想一 念巴黎。我想念埃菲尔铁塔，它每晚准点亮起，就像浑身缀满珠宝的狐媚女子。我想念每月第一个星期三中午为训练而响彻整座城市的警报声。我想念星期六在埃德加一昆特大街上开展的户外市场，菜贩叫我“娇美太太”，而我可能是他女顾客中个子最高的。尽管我是美国人，却跟佐伊一样，感觉自己是法国人。
离开巴黎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容易。纽约很有活力，下水道出人口涌出的股股气浪如云如雾，城市蔓延无边，桥梁飞架，楼房鳞次栉比，车水马龙，但我没有家的感觉。尽管我已在这儿交了几个很好的新朋友，我还是很想念巴黎的朋友。我想念爱德华，我们变得亲近了，他每个月都写信给我。我尤其怀念法国男人盯着女人看的样子，以前霍莉把那叫做“裸”看。我在法国已经习惯了，但现在，在曼哈顿，只有热情的公共汽车司机才会对佐伊喊“哟，好身材”，对我喊“哟，金发美女”。我感觉自己成了隐身人。我时不时在想，我的生活为什么如此空虚？就好像遭受了飓风袭击，我的生活已经被从底端席卷一空。
更难熬的是夜晚。
夜晚，即便尼尔在我身边，也孤寂难耐。躺在床上，听着这座城市有节奏的脉搏，一个个人物的形象走马灯似的涌上心头，就像潮水慢慢爬上海滩。
莎拉。
她从来不曾离开过我。她永远地改变了我。她的故事，她的痛楚，我一直埋藏于心。我感觉我们似曾相识，儿时的她，当姑娘的她，四十来岁的家庭主妇，在新英格兰结冰的路上，驾车径直撞向树干的她，历历在目。我非常清楚她长什么样——眼微斜，绿色，她脑袋的形状，她的姿态，她的双手，脸上很少有笑容。我认识她。如果她还活着，如果在路上碰着，我会拦下她和她攀谈。
佐伊现在很机敏，她把我逮了个正着。
我在网上搜索威廉·兰斯福德的信息。
我没有意识到她从学校回来了。那是一个冬天的下午，她偷偷溜进了我的房间，我一点动静也没听见。
“你这样做有多久了？”她质问道，仿佛母亲无意中撞见了孩子在抽大麻一样。
我满脸通红，承认自己在过去的一年虽釅常上网搜索他的信息。
“结果呢？”她继续问道，双臂交叉抱在胸前，皱着眉看着我。
“嗯，他好像离开了卢卡。”我供认道。
“哦。那么他现在在哪里呢？”
“回美国了，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我再也受不了她的目光，就起身走到窗边，看下面繁华的阿姆斯特丹大道。
“他在纽约么，妈妈？”
现在她的声音柔和了很多，不再那么刺耳了。她走到我身后，将她可爱的脑袋靠在我的肩膀上。
我点了点头。我没有勇气当面告诉她，知道了他也在纽约之后，我感到非常激动。没想到上次见面的两年之后，我和他居然来到了同一座城市，我感到无比兴奋和惊喜。我记得他的父亲是纽约人，很可能他小时候就生活在这里。
电话簿里有他的号码。他住在西村，从这儿乘地铁只要十五分钟。好多天，数个星期，我一直处于痛苦之中，我不知道该不该给他打电话。巴黎一别后，他从来没有联系过我。自那之后，我再也没有收到他的任何音信。
没过多久，那种兴奋感就逐渐消失了。我没有勇气给他打电话。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我对他的想念却没有停止。偷偷地，静静地想念。我心想，说不定哪天会在公园，百货商店、酒吧或某个饭店里遇见他。他是和妻女一起回来的吗？为什么他会和我一样回美国呢？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你联系过他吗？”佐伊问道。
“没有。”
“会联系吗？”
“佐伊，我不知道。’
我的泪水开始默默地往下流。
“哦，妈妈，别这样。”她长叹了一口气。
我愤愤地将眼泪擦去，感到自己有些愚蠢。
“妈妈，他也知道你现在住在这儿。我敢肯定他知道。他也搜索过你。他知道你在这里干什么，也知道你的住址。”
我从未这样想过，威廉在谷歌上搜索我的信息，威廉在找我的住址。佐伊说得没错？他知道我住在纽约，纽约的西北角？
他想过我吗？想起我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
“你得放手了，妈妈。忘了过去。给尼尔打电话，多见见他，你得继续自己的生活。”
我转身面向她，大声说道：
“我做不到，佐伊。我想知道我所做的一切是否对他有所帮助。我很想知道。难道问问很过分吗？这事很难实现吗？”我的声音显得尖厉、刺耳。
在隔壁房间的小女儿哇的一声哭开了，我把她从午睡中吵醒了。佐伊走了过去，然后抱着她胖嘟嘟、不停打呃的妹妹回来了。
佐伊用小宝宝的鬈发轻轻地触碰着我的头发。
“妈妈，我估计你永远都不会知道的，我觉得他根本就不准备告诉你。要知道你改变了他的生活，你把他的生活搅得乱七八糟，很可能他这辈子都不想再见你了。”
我把孩子从她怀里夺了过来，紧紧地搂在自己怀里，贪婪地享受着她的温暖和肉感。佐伊说得对，我得把这一页翻过去，我得继续自己的生活。
怎样继续，则是另一回事了。
我让自己忙碌了起来。我没有一刻时间留给自己，因为有佐伊、她的妹妹、尼尔、我的父母、我的侄子们、我的工作，以及由查拉和她丈夫巴瑞组织的没完没了的派对。对于这些派对，我硬着头皮，一个不落地参加了。在这两年里，我结识的人比在巴黎一一个我喜欢的国际性大熔炉——所待的整个期间都多。
是的，我已永久地搬离了巴黎，但每次我因工作或看望朋友或爱德华的原因回到巴黎，我发现自己总在玛蕾区，我一次又一次被吸引去那里，仿佛我的脚步总是不由自主地将我带到那里去。蔷薇街、罗伊—德一西西里街、艾克费斯街、圣通日大街、布列塔尼街，在我眼前一一晃过。这些街道在我眼里已今非昔比，因为我知道了一九四二年里在这些地方发生过什么样的事，尽管那个时间远远早于我出生的时间。
不知道现在是谁住在圣通日大街的那套公寓里？是谁站在窗边俯视那枝叶茂密的小院？是谁的手掌轻轻滑过光滑的大理石壁炉架？不知道新的房客们有没有了解到些蛛丝马迹，他们的家中曾死了一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的命运也从那天起被永远改变了?
我也曾在梦里回玛蕾区。在梦里，那些我没亲眼目睹的历史惨剧有时候会活生生地再现出来。我不得不把灯打开，才能驱散那些噩梦带来的恐惧。
正是在那些空虚之夜，我躺在床上，应酬中的交谈让我疲倦不堪，该推掉而没推掉的过多饮酒令我口干舌燥，此时，旧伤复发，让我备受折磨。
他的眼神，当我大声说出莎拉的信件内容时他的表情，都浮现在我眼前，钻入我的骨髓，令我睡意全无。
佐伊的声音将我拉回到了我们所在的中央公园，惬意的春日，尼尔的手放在我的大腿上。
“妈妈，这个怪物想吃棒冰。”
“不行，”我说，“不能吃棒冰。”
小宝宝扑通一声趴倒在地，哇哇大哭起来。
“她可不好惹，是吗？”尼尔若有所思。
二ＯＯ五年的一月让我又一次想起莎拉和威廉。解放奥斯威辛六十周年纪念的重要性成了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大屠杀”这个词的使用频率空前高涨。
每次我一听到这个词，我的思绪便痛苦地跳跃到他和她的身上。在电视上收看奥斯威辛纪念仪式的时候，我心想，如果威廉也在看，他听到“大屠杀”这个词的时候，看到过去种种触目惊心的黑白照片在屏幕上闪过的时候，看到那堆积如山的骸骨的时候，看到焚尸炉、骨灰和所有那些恐怖事物的时候，他是否想到过我。
他的家人死在了那可怕的地方，他母亲的父母。他怎么可能忘记我们的见面，我心想。在佐伊和查拉的陪伴下，我看到电视中雪花飘落在集中营，落在铁丝网上，落在监视塔上。肃穆的人群在哀悼，人们一个接一个发表着演说，祈祷声声，烛光绰绰，俄国士兵们跳着独特的舞步。
最后的一个画面令人难忘——黄昏，铁轨熊熊燃起，如一条火龙蜿蜒进黑暗的远方，悲伤融合着铭记，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心房。
五月的一个下午，一个我最没料想到的时间，电话来了。
我正坐在办公桌前，在电脑上尝试着一个新玩意儿。我拿起电话“喂”了一声，自己都觉得那声“喂”有些不耐烦。
“嗨，我是威廉·兰斯福德。”
我刷地站直了身体，心如鹿撞。我努力让自己保持平静。
威廉·兰斯福德。
我呆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将听筒紧紧地贴在耳边。
“朱莉娅，你在听吗？”
我咽了咽口水。
“在听。刚才电脑出了点故障，脑子里还没绕出来。你还好么，威廉？”
“我很好。”他说。
一阵沉默。但我并没有感觉紧张或尴尬。
“好久没联系了。”我有些笨嘴拙舌。
“是的，有一阵子了。”他答道。
又一阵沉默。
“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是纽约人了，”他终于又说话了，“我搜索过你的信息。”
看来佐伊猜得没错。
“嗯，聚一聚怎么样？”他问道。
“今天？”我问道。
“如果你能出得来。’
我想了想，小女儿还在隔壁房间睡觉。她今天早晨去了日托所，我可以带她一起去，但吵了她的午觉，她肯定会不高兴的。
“我出得来。”我说。
“太好了。我开车去你那个位置。在哪里碰头好呢？”
“你知道莫扎特咖啡馆么，在西七十大街和百老汇大街交会处？”
“我知道那里，好吧，半小时后见？”
我挂了电话，心跳快得几乎不能呼吸了。我叫醒了小宝宝，没理会她的哭闹，把她穿戴停当，放进婴儿车便匆匆出发了。
我们赶到时，他已经在那里了。我先看到他的背影，他有力的肩膀和他的头发，厚厚的，已变成了银色，看不到丁点金色了。他正在看报纸，但当我靠近时，他的身体刷地转了过来，似乎感觉到了我的目光。接着他站了起来，那一刻我们有些尴尬，不知道该握手还是行亲吻礼。我们相视一笑。最后他拥抱了我，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我的下巴啪地碰在了他的锁骨上，他的手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背。．然后，他弯下腰来夸赞我的女儿。
“多漂亮的小囡囡。”他柔声说道。
小女儿郑重其事地将她最喜爱的橡胶长颈鹿递给了他。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道。
“露西。”她的口齿还不大清楚。
“那是长颈鹿玩具的名字……”我刚要解释，威廉已经捏响了那个玩具，响亮的吱吱声淹没了我的声音，小女儿则高兴得直叫唤。
我们找了张桌子坐下来，小女儿坐在她的婴儿车里。他看着菜单。
“吃过阿马迪厄斯芝士蛋糕么？”他问道，一道眉毛向上挑起。
“是的，”我答道，“绝对让人难忘。”
他咧嘴笑了。
“嘿，茱莉亚，你看上去气色不错，看来纽约很适合你。”
我的脸少女般腾地变得通红，脑子里想象着佐伊骨碌碌转着眼珠看着我。
此时他的手机响了。他接了。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对方是一个女人。我揣度着那会是谁。他妻子？或者是他的女儿？电话继续着，他显得颇为兴奋。我俯下身子逗小女儿，和她玩长颈鹿。
“不好意思，”他边说边把电话收起，“是我女朋友打来的。”
“哦。”
我的声音中肯定透着不解，因为他呵呵笑着说道：
“朱莉娅，我离婚了。”
他直直地看着我，脸上平静了下来。
“知道吗，你把实情告诉我之后，一切都改变了。”
终于，他终于把我想知道的东西告诉我了—一那个秘密所带来的后遗症，所引发的结果。
我不知道该说点什么，我怕我一开口，他就会停止。我忙着照顾女儿，递给她水，看着她以免把水洒到身上，拿餐巾纸给她擦擦这儿擦擦那儿。
女服务员过来取我们点的东西——两份阿马迪厄斯芝土蛋糕，两杯咖啡，一份给小女儿吃的薄煎饼。
威廉说：“一切都支离破碎了，简直是地狱般的生活，糟糕透顶的一年。”
有好几分钟，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看着周围餐桌上的忙碌情景。这个咖啡馆比较嘈杂，光线明亮，古典音乐从隐蔽的扬声器中缓缓流出。小女儿咿咿呀呀地自说白话，有时候仰头冲我和威廉笑笑，一边挥舞着她的玩具。女服务员给我们送来了我们点的东西。
“现在你好点了么？”我试探性地问道。
“是的，”他迅速回答道，“是的，我很好。我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过来。我理解并接受了我母亲的遭遇，承受住了其中的痛苦。有时候我仍觉得难以忍受，我在努力。我做了一些该做的事情。”
“什么样的事情？”我边问边将弄碎的黏糊糊的薄饼喂给我女儿吃。
“我意识到我无法独自承受这些。我感到孤独、无助。我妻子不理解我所处的困境，我又无法解释，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交流。去年，在六十周年纪念活动之前，我带着我的女儿们去了奥斯威辛。我要告诉她们发生在她们曾祖父母身上的事。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我别无他法。我只能让她们亲眼去看。那次旅途让人泪流不止，肝肠寸断，但后来我的内心终于安宁了，而且我觉得我的女儿们终于理解了。”
他满脸悲凄，思绪万千。我没有说话，全听他说。我给孩子擦了擦脸，又让她喝了些水。
“今年一月，我做了最后一件事情。我又去了一趟巴黎。或许你也知道，玛蕾区新建了一个大屠杀纪念馆。”我点了点头。我听说过，打算下次去巴黎时去看看。“一月底，希拉克出席典礼并宣布该馆落成。在纪念馆的入口处，有一堵刻满名字的墙壁。一堵巨大的灰色岩石墙，上面刻有七万六千个名字，那是所有被法国移送出境的犹太人的名字。”
我看着他用手指抚弄着咖啡杯的杯口。我不忍正眼看他的脸了。
“我去那里查找他们的名字，真的被我找到了，瓦拉迪斯罗·斯达任斯基和洛卡·斯达任斯基，我的外公外婆。当时，我的感受跟在奥斯威辛的一样，既有痛苦，也有安宁。人们没有忘记他们，我很感激。我很感激法国人记住了他们，并用这种方式来祭奠他们。朱莉娅，人们在那堵墙前面失声痛哭，有老人，年轻人，和我一样年纪的人。他们抚摩着那座墙，痛哭流涕。”
他停顿了一会儿，嘴里轻微地吁着气。我一直盯着他的咖啡杯和他的手指看。小女儿的长颈鹿吱吱地叫着，但我们几乎没有在意。“希拉克作了演讲。当然，我没有听明白。后来我在网上找到了这篇演讲，并阅读了译文。讲得不错，要人们铭记法国人在十五区冬季赛车场大圈押事件及后续事件中该负的责任。希拉克的演讲中用了我母亲在她那封信的末尾部分所写的话，希伯来语，‘记住了，永不忘记’。”
他弯下腰，从脚边的背包里取出了一个很大的牛皮纸信封递给我。
“这些是我保存的她的相片，我想给你看看。朱莉娅，我突然发现连我都不知道我母亲是什么样的人。我的意思是说，我知道她长什么样子，我知道她的相貌，她的笑容，但对她的内心世界一无所知。”
我擦掉手指上的枫糖，接过了照片。结婚当天的莎拉，高挑的个子，单薄的身材，淡淡的笑容，深邃的眼神；给婴孩威廉摇摇篮的莎拉；手把手教威廉走路的莎拉，三十多岁的莎拉，身穿一件翠绿色的舞会裙；临终前的莎拉，大帧的彩照。我注意到她的头发是灰白的。自得太早了，但很奇怪，跟她入很相称，就跟他现在一样。
“在我印象中她个子很高，身材苗条，沉默寡言，”我看着一张张照片，对莎拉的感情越来越深，这时威廉又说，“她很少放声大笑，但她待人热情，是位慈爱的母亲。她去世后，从来没有人说她是自杀，从来没有，我父亲也没这样说过。我估计父亲从未看过那个笔记本。没有人看过。或许母亲去世很久之后父亲才发现那个笔记本。我们都以为那是一场意外。朱莉娅，没有人了解我母亲，连我都不了解，这个事实我到现在都难以接受。那个冰冷的下雪天，是什么让她走向死亡：她是怎样做出那个决定的；为什么我们对她的过去一无所知；她为什么不告诉父亲；为什么她把自己的遭遇和痛苦都闷在心里。”
“这些照片很漂亮，”我终于开了口，“谢谢你带过来给我看。”
我停顿了一下。
“我有件事情必须得问你。”我将照片放到一边，终于鼓起勇气看他的脸。
“请讲。”
“你不怨恨我吧？”我怯怯地笑着问道，“一直以来我都感觉我毁了你的生活。”
他咧嘴一笑。
“朱莉娅，我不恨你。我只是需要时间去想，去明白，去把那些碎片拼成整体。费了我很长时间，所以我很久没有联系你。”
如释重负的感觉涌遍全身。
“但我一直知道你的行踪。”他笑了，“我花了不少时间来查找你的行踪。”
“妈妈，他知道你现在住在这儿。他也搜索过你的信息。他知道你在这里干什么，知道你的住址。”我想起了佐伊的话。
“你具体是什么时候搬到纽约来的？”他问道。
“二ＯＯ三年的春天，这个孩子出生后不久。”
“如果你不介意，能否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离开巴黎？”
我很勉强地笑了笑。
“我的婚姻破裂了，又刚刚生了这个孩子，而圣通日大街的公寓里发生过那些事，我没法搬进去住，而且我也想回到美国来。”
“事实上你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刚开始我们住在我妹妹家，在东北角，然后她帮我从她的朋友手里转租了一套公寓，我的前任老板又帮我找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你又是怎么回来的呢？”
“和你一样。卢卡的生活似乎无法继续下去了。我妻子和我……”他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他伸开手指微微晃了晃，像是再见，拜拜的手势，“我家搬去罗克斯伯利镇之前住在纽约，当时我还是个小男孩。有一阵子老想回纽约，后来终于成行了。起初我住在布鲁克林区的一个老朋友那里，后来我在西村找到了住处。我现在干的还是老本行，美食评论。”
威廉的电话响了，又是他女朋友打来的。我转过身，想让他方便讲电话。过了好一会儿，他终于把电话放下了。
“她的占有欲稍稍有些强，”他不好意思地说道，“我还是把它关掉一会儿好了。”
他笨手笨脚地关掉了手机。
“你们在一起多久了？”
“几个月了吧。”他看着我，“你呢？有约会对象吗？”
“有，有的。”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尼尔温文尔雅的笑容，轻柔的动作，我们之间程式化般的性爱。我差点补充了一句，说那不是什么重要人士，那只是一个伴，因为我受不了那种孤独，因为我每晚都会想起他，威廉，和他母亲，过去的两年半中，没有一晚不想，但是，我没说出口。我说：“他人不错，离过婚，是个律师。”
威廉又点了一杯咖啡。他给我倒咖啡的时候，我再次发现，他的手很漂亮，十指纤细修长。
“上次见面的六个月之后，”他说，“我去了一趟圣通日大街。我想见你，想和你谈谈。我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你，又没有你的电话，也想不起你丈夫叫什么了，所以连电话簿也没法查。我以为你还住在那里，没想到你已经搬走了。”
他停住了， 一只手插入了厚厚的灰白头发里。
“我看了所有关于十五区冬季赛车场大圈押事件的材料，去过伯恩一拉一罗兰德镇，去过赛车场昔日所在的位置。我去拜访了加斯帕德·杜弗尔和尼古拉斯·杜弗尔。他们领我去了我舅舅的坟墓，在奥尔良公墓里。他们人很好，但那个过程让人难过至极。我曾经希望你在身边。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我是肯定无法做完那些事情的。你说要陪我去的时候我该答应的。”
“或许当时我也该再坚持坚持。”我说。
“我应该听取你的建议，一个人根本承受不了。后来，我再次去圣通日大街的公寓，却发现开门的是陌生人，我感觉你拋弃我不管了。”
他垂下了眼睛。我把咖啡杯放回杯碟中，心里感到阵阵不满。我心想，我为他做了那么多，费了那么多时间，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经历那么多的痛苦和空虚，他怎么能说这样的话？
他肯定从我脸上察觉了些什么，因为他急切地伸手放在我衣袖上。
“对不起，我不该那么说。”他低声说道。
“威廉，我从未抛弃过你。”
我的声音有些生硬。
“我知道，朱莉娅，对不起。”
他声音低沉，颇为动情。
我心下释然，脸上挤出了一丝笑意。我们没再说话，各自轻啜慢饮地喝着咖啡。有时候我们桌下的膝盖会碰到一起。我感觉很自然，因为是和他在一起，仿佛这种情形已持续多年了，仿佛这并不是我们这一生中的第三次见面。
“你跟孩子来这里住，你的前夫不介意吗？”他问道。
我耸了耸肩。我低头看时，小女儿已经在婴儿车里睡着了。
“费了些力，但他移情别恋了，而且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理由。他见女儿们的时间也不多，偶尔会来看看，佐伊假期里也去法国。”
“我前妻也一样。她又生了一个孩子，一个男孩。我有机会就去卢卡看望我的女儿，要么她们来我这里，但相对少一些。几乎变成大人了。”
“多大了？”
“丝蒂芬妮二十一岁，吉斯蒂娜十九岁。”
我打了声唿哨。
“生她们的时候你还很年轻吧。’
“或许是太年轻了。’
“我不知道，”我说，“我现在带孩子有时候感觉力不从心。她早点到来就好了，她和佐伊的年龄差距太大了。”
“她很可爱啊。”他边说边咬了一大口芝土蛋糕。
“是的，她很可爱，是妈妈的掌上明珠。”
我们都哈哈笑了。
“没生男孩，你感到遗憾吗？”他问道。
“不，我不遗憾。你呢？”
“我也不。我爱我的女儿们，但她们有可能生儿子的。你女儿叫露西，对吗？”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而后又看了看小女儿。
“不，露西是她的玩具长颈鹿的名字。”我说道。
我稍稍停顿了一下。
“她叫莎拉。”我轻声说道。
他停止了咀嚼，放下了叉子。他的眼神变了。他看着我，又看看熟睡的孩子，一句话也没说。
然后，他双手捂脸，持续好几分钟时间。一时间我手足无措。我轻轻摩挲着他的肩膀。
一片静寂。
我再次感到内疚，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什么不可原谅的事情。但是，将给这个孩子取名莎拉的念头一直在我脑海之中。在她出生的那一刻，当护士告诉我她是个女孩子的时候，我就为她取好了名字。
我女儿不可能叫别的名字，她就叫莎拉，我的莎拉。这是对另一个莎拉的应和，对那个戴着黄色星星，改变了我一生的女孩的应和。
他终于把手挪开了，我看见了他的脸，无比沧桑，却难掩标致。他眼里悲伤如云，情愫万端。他无意在我面前掩饰什么，也没有强忍泪水，似乎想让我看到这些，看到他生命中的美与痛，看到他的谢忱，他的感激和痛楚。
我抓过他的手紧紧地握在手里。我不敢直视他，就闭了双眼，将他的手贴在我的脸颊上。我和他一起哭了。我感觉到自己的泪水浸湿了他的手指，但我并没松开他的手。
我们在那儿坐了很久，直到周围的人纷纷离去，直到太阳西斜，日光暗淡，直到我们觉得能抬眼相望，泪不再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