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贝尔来自伦敦，三十岁不到，身高一米八二左右，戴一副紫色眼镜，喜欢尝试不同的身体穿刺饰物，头发染成了橘色。他极富英国人的幽默感，我很是喜欢，乔舒亚却不大能欣赏。我对他颇有好感。从同事的角度看，他为人慎重，办事效率高。乔舒亚心情不好冲我们发火时，他会坚定地站在我们这边，是一个非常棒的盟友。
亚利桑德拉的身上有部分意大利血统，皮肤光滑，雄心勃勃。她很漂亮，一头黑亮的鬈发，嘴唇丰满莹润，能迷倒一大片男士。我一直不清楚自己是否喜欢她。她的年龄只有我的一半，尽管周刊刊头上我的名字排在她前面，她的薪水却和我一样高。
乔舒亚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最近的大事表。让一马利，勒庞在第一轮中的胜出颇受争议，总统选举变成了一个热门话题，看来要费不少笔墨。这样的话题我不是很感兴趣，所以听到分给亚利桑德拉做时我暗自窃喜。
“朱莉娅，”乔舒亚从眼镜上方看着我，“你们组负责这个，冬季赛车场圈押事件六十周年纪念。”
我清了清嗓子。他说什么？好像是什么赛场。
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亚利桑德拉扭头看着我，一副施舍的神情。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想起点什么了吗？”她说道。有时候我讨厌她那副自鸣得意、无所不知的样子，就像此时这样。
乔舒亚继续说：
“十五区冬季赛车场大圈押事件，简称‘赛车场圈押事件’。那是一个有名的室内体育馆，以前经常举行自行车比车比赛。六十年前，数千个犹太人家庭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在那里被关押了好几天，然后被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用毒气毒死。”
有点印象了，模模糊糊的印象。
“是的，”我看着乔舒亚，语气坚定，“好吧，接下来干什么？”
他耸耸肩：
“嗯，就从寻找圈押事件的幸存者或目击者开始吧，之后核实一下纪念活动的具体安排，由谁来组织，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最后是事件真相——到底发生了什么。你知道的，这是个细致活儿。法国人不喜欢谈论维希政府和贝当的事，这不是些值得骄傲的事。”
“有个人对你有帮助，弗兰克·利维。”亚利桑德拉说，这一次施舍的意味没那么重，“他建立了一个很大的组织，帮助大屠杀之后的犹太人找寻家人。”
“听说过这个人。”我说，并把他的名字记在了本子上。我真的听说过。弗兰克·利维是位公众人物，他组织会议、写文章揭露一些骇人事实，如犹太人的财产被窃夺，犹太人被移送等。
乔舒亚又喝了一大口咖啡。
“不要耍花架子，”他说，“也不要多愁善感。用事实说话，拿出证据来，再配上……”他扫了班贝尔一眼，“针对性强的照片，还得看看以前的资料。你会发现这方面的资料不多，不过这个叫利维的人或许帮得上忙。”
“我先去冬季自行车赛场看看吧，从那里着手。”班贝尔说道，“去查查看。”
乔舒亚一脸苦笑：
“赛场没有了，一九五九年就拆掉了。”
“原址在哪儿？”我问道，暗自庆幸并非只有我一人对此知之甚少。
这次又是亚利桑德拉回答的：“十五区，奈拉顿大街。”
“我们还是得去。”我看着班贝尔说道，“也许那里还有人记得发生过的事。”
乔舒亚又耸了耸肩。
“你们可以试试，”他说，“但我认为没有多少人愿意和你们谈论这件事。我说过了，法国人是很敏感的，而且这是个高度敏感的话题。别忘了，那些犹太人是法国警察抓捕的，不是纳粹分子。”
听了乔舒亚这番话，我意识到我对一九四二年七月发生在法国的事情几乎一无所知。在波士顿大学的课堂里我没学过这方面的知识。从二十五年前来法国到现在，我也没有读过这方面的信息。它就像一个秘密，过去埋下的秘密，无人提起的秘密。我希望马上坐到电脑前开始网上搜索。
会议一结束，我径直回到自己的小办公室，窗外就是熙熙攘攘的马布夫大街。我们的工作空间很窄，但我习以为常了。我不计较这个。家里没有我写作的地方。伯特兰答应在新家留出一个大房间做我的私人办公室。终于盼来这一天了，真难以置信。这样的奢侈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适应。
我打开电脑，上网登录谷歌搜索。我输入了“十五区自行车赛场”，跳出来了无数条搜索结果，大多数是法语的，很多都记述得较为详细。
整个下午我都在阅读、存储信息，查找关于德国控制期和圈捕事件的书籍，别的什么也没干。我发现很多书已经不出版了。我揣度着其中的原因——没人想看有关这一事件的书了？没人关心这件事了？我打电话到一些书店，对方说这些书已经很难弄到了。“拜托你们试一试吧。”我说。
关掉电脑时，我感到极度疲倦，眼睛发疼，头脑昏沉，心情也因下午读到的东西而沉重。
赛车场内当时关押过四千多名犹太儿童，年龄从两岁到十二岁不等。很多都是在法国出生的，是法国人。
这些儿童没有一个活着从奧斯威辛集中营离开。
这一天过得很慢，无休无止，不堪忍受。女孩蜷缩在母亲身旁，看着周围的家庭渐渐失去平静。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又闷热得让人窒息。空气中弥漫着干燥的絮状粉尘，刺得女孩的眼睛和喉咙发痛。
赛场大门紧闭着，沿墙站着很多警察。他们脸色阴沉，手放在枪上，无声地散发着凶险。没地方可去，没有事情可做，只能枯坐原地，等着。等什么呢？什么样的事情将降临到他们身上？降临到她的家人和这一大群人身上？
一番辛苦之后，她和父亲在赛场的另一端找到了盥洗室。刚一走近，一股难以想象的恶臭扑鼻而来。厕所太少，不够这么多人用，这里很快就乱套了。女孩只得蹲在墙边解决。她用手捂着嘴，竭力抑制呕吐的冲动。人们一脸羞涩，或沮丧，或羞愧，藏头缩脑如动物般在附近随地大小便。她看到一位仪态高雅的老妇人躲在丈夫外套下面方便。另一个女人战战兢兢，胸口剧烈地起伏着，手紧紧地捂住嘴和鼻子，不住地摇头。
女孩跟着父亲穿过人群，向着母亲的方位走去。他们小心翼翼地在人群中穿行。赛场地上黑压压地挤满了人，地上到处是包袱、袋子、床垫和婴儿床。她心想，这有多少人啊，这儿到底有多少人啊？孩子们在过道上跑，浑身湿湿的，脏兮兮的，大声喊着要喝水。一位孕妇又热又渴，快要昏倒了，撕心裂肺地尖叫着要死了，她快要死了。一个老头突然栽倒在肮脏不堪的地面上，脸色发青，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抽搐着。没有人过去扶他一把。
女孩挨着母亲坐了下来。母亲已经平静下来，但基本不开口说话。女孩拿起她的手在自己的手里揉搓着，母亲没有任何反应。父亲起身向警察给妻子和女儿讨水喝。警察的回答很干脆，现在没有水。父亲说这样实在太可恶，不能像狗一样对待他们。警察转过身，不答理父亲了。
女孩又看见里昂了，那个她在修理厂里见到的男孩。他在人群中穿梭，不住地往大门那边看。她发现男孩的衣服上没有黄星星了，被扯掉了。她站了起来，朝他走去。他的脸很脏，左脸颊上有一块淤青，锁骨上也有一块。她不知道自己是否也一样，疲惫不堪，消瘦憔悴。
“我要从这儿溜出去，”他悄声说，“我父母告诉我的，就现在。” “但是怎么出去？”她说，“警察不会让你出去的。” 男孩看看她。他和女孩一样大，十岁，但看上去成熟许多，脸上已经没有丁点的孩子气了。
“会有办法的，”他说，“我父母叫我想办法逃出去。他们把我的星星扯掉了，这是唯一的出路，否则就完蛋了。我们全都会完蛋。”
恐惧的寒意再次侵袭她。完蛋？真的吗？这次大家真的完了吗？
他定定地看着女孩，眼神里有一些不屑。
“你不相信我的话对吗？你应该跟我一起走。把星星扯掉，现在就跟我走。我们找个地方藏起来。我会照顾你的。我知道该做什么。”
她想到了壁橱里的弟弟，又摸了摸口袋里光滑的钥匙。她可以和这个伶俐、聪明的男孩一起走，可以救弟弟和她自己。
但是她又觉得自己太小，太脆弱，根本无法一个人完成这么大的事情。她太害怕了。而且，她的父母……她的母亲，她的父亲……他们将遭遇什么样的事情？男孩说的是真的吗？她能信任他吗？
男孩抓住了她的手臂，感觉到了她的勉强。
“跟我走吧。”男孩劝她。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喃喃地说。
他退开了。
“我打定主意了。现在就走，再见。”
女孩看着他朝大门挤去。警察正在放更多的人进来——拄着拐棍、坐着轮椅的老人，无数呜呜哭泣的孩子和眼泪涟涟的妇女。她看见里昂挤过了人群，正在等待适当的时机。
此时，一个警察拎着他的衣领把他扔了回来。里昂轻盈、敏捷地站了起来，又一点一点朝大门挤去，就像游泳者灵巧地搏击着洋流。女孩被吸引住了，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动作。
一群母亲拥向门口，愤怒地要求警察给孩子们弄些水喝。警察一时不知所措。女孩看见里昂轻而易举地溜出了混乱的人群，闪电般窜了出去，不见了踪影。
女孩回到了父母身边。夜色慢慢降临，跟随夜色一起来临的还有女孩的绝望，以及和她一起被关在这里的成千上万人的绝望，铺天盖地，难以抑制。她从心底生出一阵恐慌。
她想闭上眼睛，捂住鼻子，塞住耳朵，不去看那脏兮兮的场景，不去闻那臭烘烘的气味，不去听大人、小孩的哭泣、呻吟和痛苦的号叫。但是，这很难做到。
她只有眼巴巴地看着，无助地、默默地看着。距离天窗不远的高处看台上零散地坐了几小撮人，那里突然一阵骚动，紧接着一声痛彻心扉的喊叫，一团衣服从看台上快速坠落，砰的一声摔在赛场坚硬的地面上，接着她听到了人们抽气的声音。
“爸爸，怎么啦？”她问道。
父亲想扳过她的头不让她看。
“没什么，亲爱的，没什么。一些衣服从上面掉下来了。”
但女孩已经看到了，她知道发生了什么。是一个年轻妇女，和她母亲差不多年龄，还有一个小孩。那个女人紧紧抱着孩子从最高的栏杆处跳了下来。
从女孩坐着的地方看去，妇女的尸体一片狼藉，小孩的头颅血淋淋的，就像熟透的西红柿被切开了一样。
女孩低下头，失声痛哭。
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我住在马萨诸塞州布鲁克林市的西斯罗普路四十九号，根本不会想到有一天会来法国生活，还嫁给了一个法国人。我原以为会一辈子待在美国。十一岁时我喜欢上了邻居家的男孩埃文·弗罗斯特。他长着雀斑，戴着牙套，很像诺曼·洛克威尔画作中的男孩。他有一条狗叫小黑，小黑喜欢跑到我父亲美丽的花园里嬉戏玩耍。
我父亲肖恩·嘉蒙德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名教师，颇有点“神经质教授”的味道——头发乱糟糟的，戴一副猫头鹰眼似的眼镜。他很受欢迎，学生们都喜欢他。我的妈妈希瑟·卡特·嘉蒙德是迈阿密人，曾获得过网球冠军。她是那种体格健康，皮肤黝黑，身材苗条，似乎永不会变老的女性。她喜欢瑜伽和健康食品。
星期天，我父亲经常和邻居弗罗斯特先生隔着篱笆一声高过一声地叫嚷，因为他家的黑狗糟蹋了父亲的郁金香，我母亲则在厨房里边做麦麸蜂蜜杯形蛋糕边叹气。她讨厌吵架。我妹妹查拉对外面的纷争不闻不问，一个人在电视房里一边嚼红甘草片一边看电视剧《盖里甘的岛》或《极速赛车手》。我和好友凯蒂·莱西则躲在楼上，从窗帘后面偷看埃文·弗罗斯特与惹父亲生气的那条漆黑的拉布拉多犬嬉戏。
在父母的庇护下我度过了幸福的童年，没什么意外事件，也没多少情感宣泄。每天去朗科中学上学，享受平静的感恩节和温馨的圣诞节，在纳罕特岛上慵懒地享受漫长的暑假，任日子一周周、一月月平静流逝。五年级的时候，头发乱蓬蓬的西伯德小姐给我们读埃德加·爱伦·坡的《泄密的心》，这是唯一一次把我吓了个半死的事。拜她所赐，我做了多年的噩梦。
直到青春期，我才第一次对法国心生向往，而且这种向往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变成了一种痴迷。我为什么向往法国，向往巴黎？法语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我，我发现法语比德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更柔和，更感性。我还曾非常逼真地模仿过电影《兔巴哥》中那只法国腔浓重的臭鼠的声音。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我对巴黎与日俱增的痴爱跟普通美国人所追求的浪漫、雅致、性感有所不同，我喜爱巴黎的原因超越了这些。
对巴黎真正有所了解之后，我很快被它的强烈反差所吸引——它俗丽、粗糙的城区和华丽、宏伟的奥斯曼式建筑群一样让我着迷。我喜欢它的矛盾、神秘和惊奇。我用了整整二十五年才融入它，不过我做到了。我学会了容忍侍应生的不耐烦和出租车司机的粗鲁；驱车经过星形广场时，习惯了被怒气冲冲的巴土司机和亮闪闪的黑色迷你轿车——这更令人吃惊——里高贵、时髦的金发丽人呵斥；还学会了如何对付傲慢的门房、无礼的销售小姐、冷言冷语的接线员和自负的医生。我明白了巴黎人为何自认为高人一等，准确地说是“高”尼斯至南锡一带的人一等。他们尤其看不起巴黎郊区的居民。我知道其他地方的法国人戏称巴黎人为“狗眼看人低”。很显然，他们不怎么喜欢巴黎人。没有人比巴黎本地人更爱巴黎，巴黎本地人对自己城市的自豪感无人能比。巴黎人高傲、自大、自负却又魅力无穷，其他地方的人难以比肩。为什么我那么喜欢巴黎？我自己也在想。也许因为它从未向我低头。它在我头顶盘旋，似乎近在咫尺，却又若即若离。美国人，我永远是一个美国人。美国人。
到了佐伊现在的这个年龄，我知道自己想当一名记者。刚开始我为中学报纸写文章，之后就一直没有中断过练笔。波士顿大学英语专业毕业之后，我来到巴黎生活，那时刚二十出头，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美国时尚杂志社做初级助理。没干多久我就离开了，我想写一些更有意思的东西，而不是讨论裙子的长短或者春季服装的流行色。
后来，我接受了最先降临的一份工作——替一家美国电视网改写新闻稿。薪酬并不是很高，但足够我维持生计。当时我住在十八区，跟一对同性恋法国小伙子赫维和克里斯托弗合租一套房子，他们成了我长期交往的好友。
那个星期我和他们约好一起去贝尔特大街吃饭，那是我遇见伯特兰之前住的地方。伯特兰很少陪我一起去。我时常想这个问题，伯特兰为什么不喜欢赫维和克里斯托弗。“因为你亲爱的丈夫跟大多数法国中产阶级富裕的绅士一样，喜欢大家闺秀，不喜欢同性恋和妓女！”我几乎可以听到我朋友伊莎贝拉懒洋洋的强调和她那狡黠的咯咯笑声。是的，她说得没错，伯特兰绝对只喜欢女人，而且是高层次的女人，查拉会补上一句。
赫维和克里斯托弗还住在我们合租的地方，只不过我的小卧室已经改成了宽敞的储藏室。克里斯托弗爱赶时髦，而且以此为傲。和他们一起吃饭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总能认识一些有趣的人，比如有名的模特或歌手、受争议的作家、帅气的同性恋邻居、美国或加拿大籍的记者，或者是某个刚出道的年轻编辑。赫维是一家国际公司的律师，克里斯托弗是一位瑜伽教练。
他们是我真正的朋友，亲密的朋友。我还有其他的朋友，如霍莉、苏珊娜和简等，都是些漂泊在外的美国人，我是通过那家杂志社还有一所美国人的大学——我经常去那里张贴广告找保姆——认识他们的。我甚至还有一两个像伊莎贝拉这样的法国密友。伊莎贝拉是我陪佐伊去普雷耶剧场上芭蕾课时认识的，但赫维和克里斯托弗是那种如果我和伯特兰闹了矛盾，会凌晨一点打电话去诉苦的人。如果听说佐伊从滑板上摔下来跌伤了脚踝，他们会来医院看望。他们从来不会忘记我的生日。他们有自己喜欢的电影和唱片，经常给大家准备愉快而精美的烛光晚餐。
我带了一瓶冰镇香槟过去，是赫维开门迎接的我，他说克里斯托弗还在洗澡。赫维四十五六岁，身材细长，蓄着大胡子，待人亲切。他是个烟囱，让他戒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都放弃努力了。
“上衣很漂亮。”他评价道，一边放下烟去开香槟。
赫维和克里斯托弗总会注意到我装束上的变化：是否喷了新的香水，换了化妆品，或是做了新发型。和他们在一起时我从不觉得自己是个刻意想扮成巴黎人的美国人，我就是自己。我非常喜欢他们这一点。
“青绿色很适合你，和你的眼睛绝配。在哪儿买的？”赫维问。
“雷恩大街的H&M。”
“看上去很不错。哦，你的房子弄得怎样了？”他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杯香槟和几片微热的带有粉红鱼子酱的吐司面包。
“还有很多东西要弄，”我叹气，“还得几个月吧。”
“可以想象，你那个建筑师丈夫一定非常兴奋吧？”
我一愣。
“你的意思是他会不厌其烦地装修。”
“啊哈，”赫维说，“而你会觉得很烦。”
“说对了。”我说着，啜了一口香槟。
赫维透过小巧的无框眼镜仔细审视着我。他的眼睛是淡灰色的，睫毛非同一般的长。
“嘿，茱茱，”他问，“你还好吧？”
我灿烂地笑着说：
“很好啊。”
但实际上，我感觉很不好。最近，随着对一九四二年七月事件的深入了解，我内心脆弱的一面被唤醒了，内心深处一些无可名状的东西被激活了，这些天来这种感觉一直困扰着我，成了我的负累。从开始调查冬季自行车赛场圈押事件那一刻起，这个负累一直压在我心头。
“这不像你。”他说，关切之情溢于言表。他走过来坐在我旁边，把他修长、白净的手放在我的膝盖上。“我知道你这种表情，朱莉娅，这是你难过时的表情。来，告诉我，发生什么事情了？”
不理睬身边场景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头埋进曲起的两个膝盖之间，再用手把耳朵捂住。她把脸贴在腿上，来回晃动着身子。想想一些美好的事情吧，想想自己喜欢的事情，想想那些让自己感到幸福的事情，想想那些特殊时刻、神奇时刻。想想母亲带她去剪头发的情景吧。每个人都对她一头浓密的蜜色头发赞不绝口。以后你会为自己的头发感到骄傲的，我的小乖乖。
想想父亲在货栈的皮革上舞动的双手吧，强壮而利索，令她赞叹不已。还有她十岁的生日礼物，那块新表。装表的蓝色盒子非常漂亮，表带是父亲亲手为她做的，散发出一股浓郁的醉人气味，还有手表规律的滴答声，让她兴奋不已。那时候她太自豪了。母亲不让她把表带去学校，怕把表摔坏或弄丢了。只有她的好友阿梅勒见过那块表，她羡慕万分。
阿梅勒现在在哪里？她家离得不远，两人上同一所学校。学校一放假阿梅勒就离开了这座城市，和父母去了南方某个地方。曾经给她来过一封信，然后就再无音信了。阿梅勒个子娇小，红头发，非常聪明。她会背乘法表，甚至连最复杂的语法也学得很好。
阿梅勒从不害怕，女孩对此很是钦佩。上课中途突然拉响的警报，尖厉如激怒的群狼在号叫，把班上的每个人都吓得跳了起来，但她镇定自若，毫不慌张，拉着女孩的手跑进学校阴暗发霉的地下室里，丝毫不受其他孩子惊慌失措的窃窃私语和迪克索小姐颤抖的指令的影响。他们挤在一起，肩并肩躲在潮湿的地下室里，一张张小脸在摇曳的烛光中苍白如纸。几个小时里，飞机在头顶轰鸣，
迪克索小姐给大家读让·德·拉封丹或者莫里哀的作品，努力不让自己的手发抖。看着迪克索小姐的手，阿梅勒就会咯咯地笑着说：“看，她害怕了，快读不下去了。”这时候女孩总会看着阿梅勒好奇地小声问：“你不害怕吗？一点儿也不害怕？”她骄傲地摇摇亮亮的红色鬈发。“不，我不害怕，我不会害怕。”有时候，爆炸的震荡渗入地下，迪克索小姐的声音变得抖抖颤颤，不再往下读了。阿梅勒会紧紧抓住女孩的手臂。
她想念阿梅勒，希望阿梅勒现在就在旁边，抓住她的手告诉她不用害怕。她想念阿梅勒脸上的雀斑，想念她那双调皮的绿眼睛和她豪放的大笑。想想自己喜爱的事情吧，想想那些快乐的事情。
去年夏天——或者是两年前的夏天，她记不清了——父亲带着一家人去乡下一条小河边住了几天。她不太记得那条河叫什么名字了，但是河水柔柔滑滑地淌过她的肌肤，真是妙不可言。父亲试着教她学游泳，几天后，她可以用难看的狗刨式游泳了，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弟弟在河边嬉戏，也开心坏了。那时他还小，刚刚学
会走路。他在河边泥泞里跑着、跌倒，女孩跟在他后面跑了一天。父亲和母亲看上去非常安详、年轻，母亲把头靠在父亲的肩膀上，爱意浓浓。她还记得河边的那家小旅馆。他们在凉爽的树荫底下享受简单、鲜嫩的菜肴。女店主人叫她到柜台后面帮忙，递咖啡给客人。她觉得自己长大了，很是自豪。后来她把咖啡杯掉到了别人的脚上，自豪感烟消云散，可女店主毫无责备之意。
女孩抬起头，看见母亲在和年轻女人伊娃交谈。伊娃住在她家附近，有四个调皮捣蛋的儿子，女孩不大喜欢他们。伊娃的脸色和母亲一样，又憔悴又苍老。她觉得奇怪，她们怎么会一夜之间老了这么多。伊娃也是波兰人，和母亲一样，她的法语说得也不是很好，她在波兰也有家人——她的父母、姑婶和叔伯。女孩还记得不久前一天的悲痛情形，伊娃收到了一封波兰来的信，然后泪流满面地来到她家，在母亲怀里放声大哭。母亲千方百计安慰着伊娃，但女孩看得出来，母亲也同样悲伤。没有人愿意告诉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在仔细倾听了哭泣中断断续续的低声细语之后，女孩大概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波兰发生了很可怕的事情，许多家庭都被杀害了，房屋被烧毁，只留下一片废墟。她曾经问过父亲，她的外祖父母是否还安全地活着。她母亲的父母，他们的黑白照片放在她家客厅的大理石壁炉架上。父亲说他不知道。坏消息不断从波兰传来，但他没有告诉女孩那些坏消息的具体内容。
女孩看着母亲和伊娃，心里想，父母什么事都不让她知道对吗，不应该让她知道那些令人揪心的坏消息吗？战争爆发以来，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父母不向她做任何解释，这样做对吗？就比如伊娃的丈夫去年消失后再也没回来这样的事。他去哪儿了？没人愿意告诉她。没人愿意解释。她讨厌被看成小孩子，讨厌别人在她进屋时压低说话的声音。
要是他们告诉她，告诉她他们知道的事情，她现在是否就不会这么难过？
“我没事，只是有点儿累，仅此而已。嘿，今晚都有谁来？”赫维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克里斯托弗就进来了。他一身巴黎时尚装扮，衣服颜色以黄褐色和乳白色为主，还喷洒了昂贵的男士香水。克里斯托弗比赫维小一些，皮肤终年黝黑，人很瘦，总是把他椒盐色的头发扎成一个粗大的马尾，颇有点卡尔，拉格菲尔德①的味道。 ①卡尔啦格菲尔德（Karl Lagerfeld，1933-），是举世公认的最具领导潮流能力的设计师之一。
此时，门铃响了。
“啊哈，”克里斯托弗说，一边向我抛了个飞吻，“一定是吉尧姆。”
他冲向前门。
“吉尧姆？”我用口形问赫维。
“我们的新朋友，搞广告的，离异，人很机灵，你会喜欢他的。他是我们今天唯一的客人，其他人都出城了，周末嘛。”
进来的男子个子很高，皮肤较黑，三十七八岁，手里拿着一包香味蜡烛和一束玫瑰。
“这位是朱莉娅·嘉蒙德，”克里斯托弗介绍道，“我们非常要好的记者朋友，我们很久前就认识了，当时我们都还是些愣头青。”
“那不就是昨天的事儿嘛。”吉尧姆低声接话，真正的法国绅士派头。
我发觉赫维不时向我投来探询的目光，但我尽量保持着轻松的微笑。这种感觉很怪，因为我一般什么话都对赫维讲。要是在以前，我早就告诉了他过去一星期里我的奇怪感受，还有我和伯特兰之间的事。我一直都很迁就伯特兰的挑衅——有时那简直是粗俗的幽默。以前我从未感到过受伤或烦扰，我甚至还很欣赏他的诙谐、他的挖苦，觉得他那样更加可爱。
他的笑话能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人们甚至有点儿怕他。难以抗拒的笑声，闪烁的蓝灰色眼睛和迷人的微笑后面隐藏的是一个强硬、颐指气使的男人，一个习惯了呼风唤雨的男人。我迁就他是因为他每次意识到伤害了我时都会极力弥补，大把大把地送我礼物和鲜花，还有激情澎湃的性爱。我和伯特兰唯一能真正沟通的地方或许是床上，那是我们俩唯一一个完全平等的地方。我还记得查拉听了我丈夫对我的一番殷勤肉麻的表白之后问我：“这个家伙对你好吗？”看到我脸红，她叹口气，拍着我的手说：“天哪，明白了。枕边悄悄话。行动胜于语言啊。”为什么我今晚没向赫维吐露心声？是什么东西阻止了我，封住了我的嘴？
大家刚在八边形的大理石桌前坐下，吉尧姆就问我为哪家报纸工作。告诉他之后，他的表情依旧茫然。我并不惊讶，法国人都没听说过《塞纳风情》，它的读者是生活在法国的美国人，所以我并不难过，而且我对名气这种东西从不看重。尽管乔舒亚有些专断，但我对这份工作相当满意，因为薪酬颇丰，而且工作时间相对自由。
“最近你在写哪方面的东西？”吉尧姆一边把绿色的通心粉绕在叉子上一边礼貌地问我。
“赛车场圈押事件。”我说，“六十周年纪念日快到了。”
“你说的是二战中的那次圈押事件吗？”克里斯托弗问道，嘴里塞满了食物。
我刚要回答，却发现吉尧姆送往嘴里的叉子停在了半空。
“对，冬季自行车赛场的那次大圈押。”我说道。
“不是发生在巴黎城外的某个地方吗？”克里斯托弗边问边大口咀嚼着食物。
吉尧姆默默地放下了叉子。不经意间我们的目光碰在了一起。他的眼睛是黑色的，嘴形精致优美。
“我相信一定是纳粹分子干的。”赫维一边往酒杯里倒夏敦埃酒一边说。他们俩似乎都没有注意到吉尧姆的脸渐渐绷紧了。“德控期内他们把所有犹太人都抓了起来。”
“实际上，不是德国人……”我刚开口。
“是法国警察干的。”吉尧姆插了进来，“这件事就发生在巴黎市内一个以前举行著名自行车比赛的体育场内。”
“是吗？”赫维说，“我还以为是纳粹在巴黎城外干的呢。’
“上个星期我一直在搜索这方面的信息，”我说，“是德国人下的命令，但是法国警察执行的。你们上学时没学过吗？”
“我不记得了，好像没学过。”克里斯托弗坦言。
吉尧姆的视线又落到了我身上，像要从我脑子里挖取什么。他在探究我的心思，我感到颇不舒服。
“令人吃惊啊，”吉尧姆嘲讽地笑着说，“还有不少法国人至今仍不知道这件事。美国人呢？朱莉娅，你以前知道吗？”
我迎着他的目光。
“不，以前我不知道。七十年代在波士顿上学时没学到过，但我现在知道的东西可多得多了，而且，我所了解到的信息对我触动很大。”
赫维和克里斯托弗保持沉默，似乎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最后还是吉尧姆开口了。
“一九九五年七月，雅克，希拉克谈到了德控期法国政府的角色问题，他是第一位关注此间题的法国总统。他提到了这次圈押事件。他的讲话成了各大报纸的头条，还记得起来吗？”
在最近的调查中我读过希拉克的讲话。他显然处于曲高和寡的境地。六年前我肯定在新闻中听到过这个讲话，但在办公室会议上没有想起来。而那两个大男孩——我忍不住这样称呼他们，我一直这样称呼他们——很明显没有看过，也记不起希拉克的讲话。他们看着吉尧姆，觉得有些尴尬。赫维不停地抽烟，克里斯托弗则咬起他的指甲来，感觉紧张或不自在的时候他就会咬指甲。
大家哑口无言。这个房间里居然会如此安静，真是怪事。这里曾举行过许多次快乐、热闹的聚会。人们笑声不断，笑话一个接着一个，音乐声震耳欲聋，游戏层出不穷，生日感言花样翻新，跳舞狂欢到凌晨，楼下的邻居则愤怒地用扫帚捅天花板。
这种沉默凝重得让人不堪忍受。吉尧姆再次开口讲话时，他的声音变了，脸色也变了。他脸色苍白，无法正眼看我们。他的眼睛直直地盯着盘子里没有动过的通心粉。
“圈押事件发生时，我祖母才十五岁。别人告诉她，她没被抓是因为他们只抓两到十二岁的儿童和他们的父母。她留下了。他们抓走了其他所有人，包括她的弟弟妹妹，她的父母亲、叔叔、婶婶以及她的祖父母。那是她与他们的永诀，没有人活着回来，一个也没有。”
可怕的夜色中，女孩的眼睛熠熠发光。凌晨时分，那位孕妇分娩了，生下了一个没有气息的早产儿。女孩听到了产妇痛苦的尖叫，看着她泪如泉涌。她看见了死婴的头，血糊糊地出现在女人的两腿之间。她知道应该转过头去的，却又忍不住想看，既害怕又好奇。她看见了那个死婴，蜡白蜡白的，像一个缩水的玩具娃娃。死婴很快被裹进了一条脏脏的床单里。那位产妇一直在号啕大哭，没有人能让她安静下来。
黎明时分，父亲从女孩的口袋里掏出了秘密壁橱的钥匙。他拿着钥匙向警察走去，挥舞着钥匙向警察解释具体的情形。女孩看得出，父亲极力保持着冷静，但他已到了崩溃的边缘。他告诉警察他必须回去把四岁的儿子接来。他会回来的，他发誓，接到儿子后直接回这里来。警察冲他大笑，不无挖苦地说：“可怜的家伙，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父亲让他跟着一起去，看着他去接。他就是去接儿子，马上就回来。警察命令他走开。父亲走了回来，肩膀耷拉着。他在哭。
女孩从父亲颤抖的手中拿过钥匙，放回了自己的口袋。她在估算弟弟能坚持多久。他一定在等她。弟弟信任她，绝对信任。
一想到弟弟在黑暗中等待她就心如刀割。他一定饿了，渴了。他的水可能已经喝光了，手电筒里的电池也可能没电了。但她觉得那儿的情况应该比这里好。任何地方都比这里好。这里简直就是地狱，臭气熏天，闷热无比，灰尘弥漫，大家都痛苦地尖叫着，死亡在慢慢靠近。
她看看母亲，她独自蜷缩在那儿，几个小时一言不发，就那么蜷缩在那儿。她再看看父亲，他脸色憔悴，眼神空洞。她又看了看周围的人，看了看伊娃和她筋疲力尽、可怜兮兮的儿子们，看了看那些她不认识的人。他们跟她一样，胸前戴着黄色星星。还有成千的孩童，他们到处乱跑，饿得发慌，渴得冒烟。年纪小一点的孩子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是一种奇怪的游戏，只是这种游戏持续的时间太长了，他们想回家了，想他们的床了，想他们的泰迪熊了。
她把尖尖的下巴靠在膝盖上，她想休息一下。太阳越升越高，室内又开始热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应付新的一天。她很虚弱，很疲惫，喉咙里焦干焦干的，胃也痛，胃里太空了。
过了一会儿，她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她梦见回到了家中，回到了她的小屋，窗外就是街道；她家的客厅里，阳光透过窗户照射进来，在壁炉上和波兰籍外祖父母的照片上投下各种图案。小提琴老师在绿树成荫的小院对面弹奏。“在阿维尼翁桥上，人们在跳舞，人们在跳舞，在阿维尼翁桥上跳着圆圈舞。”母亲一边做饭，一边跟着琴声唱。“绅士们时而左转，时而右转。”弟弟在过道的尽头玩他的红色小火车，火车在黑色地板上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淑女们时而左转，时而右转。”她能闻到她家的味道，有烛蜡的气味和各种调味料的香味，还有厨房里正在烹制的各种香喷喷的食物的香气。她还听到了父亲的声音，他在读东西给母亲听。他们一家很安全，很幸福。
她感到一只凉凉的手放在自己的前额上，睁开眼睛一看，是位年轻女性，她戴的蓝色口罩上有个十字。她对女孩笑笑，递给她一杯水。女孩接过水一饮而尽。护士还给了她一块薄纸般的饼干和几块罐头鱼。“你要勇敢些。”年轻的护士小声说。但是，女孩看见她跟父亲一样，眼里含着泪水。“我想出去。”女孩低声说。她想回到梦里，回到她刚才感受到的舒适和安全中去。护士点点头笑了，笑得有些凄伤。“我知道。但我帮不了你，很抱歉。” 她站了起来，朝另一家走去。女孩拽住了她的衣袖。“请问，我们什么时候能离开这儿？” 护士摇摇头，轻柔地抚摩着女孩的脸颊。过了一会儿，她向另一家走去。
女孩觉得自己要疯了。她想大声尖叫，想踢人，想叫喊。她想离开这个可怕的、丑陋的地方。她想回家，想回到黄色星星出现之前的日子，回到警察来敲她家大门之前的日子。
为什么她的生活会变成这样？她做错了什么，还是她父母做错了什么，要受到这样的惩罚？犹太人就这么可恶吗？犹太人为什么要受到这样的对待？
她还记得第一天戴着星星去学校的情景。她一进到班里，每个人都盯着她看。她胸口的黄色星星有父亲手掌那么大。她看到班里的其他几个同学也戴着这样的星星，阿梅勒也有，这让她觉得好受了一些。
课间休息时，所有戴星星的女孩聚在一起。其他学生都对她们指指点点，那些学生以前都是她们的朋友。迪克索小姐强调过，星星不应该带来变化，所有同学，无论有星星的还是没有星星的，都应得到相同的对待。
但是，迪克索小姐的话没起任何作用。从那天起，大多数女孩都不和戴星星的女孩说话了，更糟糕的是，还用轻蔑的眼神看她们。这种轻蔑让她无法忍受。还有，那个叫丹尼尔的男孩在学校前面的大街上对她和阿梅勒小声说，扭曲的嘴角透着残忍：“你们的父母是肮脏的犹太人，你们是肮脏的犹太人。”为什么肮脏？做犹太人很肮脏吗？这让她觉得羞耻和悲伤，差点哭了出来。阿梅勒什么也没有说，她紧咬双唇，咬得血都流出来了。那是她第一次看见阿梅勒害怕。
女孩想扯掉星星，她告诉父母不想戴着星星去上学了。但母亲说不行，说她应该感到骄傲，应该为自己的星星感到骄傲。弟弟还为此吵闹，他也想要星星。母亲耐心地解释，他还不到六岁，还得再等上几年，弟弟为此哭闹了一个下午。
她想起了黑暗中的弟弟，在深深的壁橱里的弟弟。她想把他滚烫的小身子抱在怀里，吻他金黄的鬈发，胖胖的脖子。她的手紧紧攥着口袋里的钥匙。
“我不管别人说什么，”她小声告诉自己，“我会想办法回去救他的。我要想办法出去。”
晚餐过后，赫维拿出冰镇意大利柠檬利口酒给大家喝。这种酒颜色黄黄的，很漂亮。吉尧姆慢慢啜饮。用餐时他的话不多，似乎有些压抑。我不敢再提赛场圈押事件的话题。但是，这次他先开口跟我说话，另外两个在一旁听着。
“我祖母现在年纪大了，”他说，“再也不提这些事了，但她告诉了我应该知道的一切。她告诉了我那天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她最大的不幸就是失去了所有家人，只得孤苦伶仃地生活在这个世上。”
我想不出该说点什么，那两个大男孩也沉默不语。
“战争结束后，我的祖母每天都去斯帕伊大道的鲁特西亚酒店，”吉尧姆继续讲，“那是人们查找集中营生还者的地方。有一些组织在那里为人们服务，向人们提供生还者名单。她每天都去，等着亲人的消息。过了一段时间她不再去了，开始打听关于集中营的消息。渐渐地她明白了，他们都死了，全都回不来了。之前没有人知道这是否属实，后来有生还者陆续返回，从他们口中大家得知，她的亲人都死了。”
又一阵沉默。
“你们知道圈押事件最让我震惊的是什么吗？”吉尧姆问道，“它的代号。”
因为这些日子里我查阅了大量的材料，这一点我知道。
“春风行动。”我低声说。
“多么动听的名字，对吧，其背后却是那么可怕的事情。”他说，“盖世太保要求法国警察‘移送’一定数量的犹太人给他们，年龄在十六至五十岁之间。法国警察急于凑够数量的上限，就决定篡改指示，把所有的小孩子也抓了起来。他们都是在法国出生的，拥有法国国籍。”
“盖世太保没有下令抓儿童吗？”我问。
“没有。”他回答道，“起初没有。移送儿童就会泄露事实真相，大家就会明白，犹太人不是送去劳动，而是抓去处死。”
“那为什么有儿童被抓？”我问道。
吉尧姆喝了一口柠檬酒。
“警察可能认为那些犹太人的孩子即使出生在法国，也还是犹太人。结果，法国警察差不多抓了八万犹太人送往死亡集中营，只有几千人生还，儿童基本没有生还的。”
回家的路上，吉尧姆悲伤的黑眼睛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他提出要给我看他祖母及其家人的照片，我把电话号码留给了他，他说会尽快打电话给我。
我进家门时伯特兰正在看电视。他平躺在沙发上，一只胳膊枕在头下。
“怎么样，”他问道，眼睛基本没离开电视屏幕，“那两个大男孩还好吗？品味还跟原来一样？”
我脱掉便鞋，在他旁边的沙发上坐下，从旁边看着他俊朗优美的轮廓。“晚餐很完美，还认识了一个有意思的人，吉尧姆。”
“啊哈，同性恋？”伯特兰饶有兴趣地看着我问。
“不，我觉得不是。我还没发现这方面的迹象。”
“那这个叫吉尧姆的家伙有什么意思？”
“他跟我们讲了他祖母的经历。老太太在一九四二年的冬季赛车场圈押事件中逃过了一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