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他一边说一边用遥控器换着频道。
“伯特兰，你上学那会儿学过有关圈押事件的内容吗？”我问道。
“不记得了，亲爱的。”
“杂志社让我调查这个事件，六十周年纪念日快到了。”
伯特兰拿起我赤裸的脚，用他有力、温暖的手指给我按摩。
“你觉得你们的读者会对这次事件感兴趣吗？”他问道，“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不是大家想看的吧。”
“你的意思是法国人觉得很丢脸，”我问道，“所以我们应该像他们那样，把它掩藏起来不去理睬？”
他把我的脚从他膝盖上拿开，眼里精光又现。我暗暗为自已打气。
“天哪，天哪，”他邪恶地笑笑，“这又是一次好机会。你们可以向你们的同胞揭露我们法国佬的丑恶，为虎作伥，协助纳粹分子把那么多可怜的无辜家庭抓去送死。可爱的纳罕特小姐为大家揭开了事实真相！你打算做什么，小心肝，登高疾呼？没有人会在意的，大家很快就会遗忘的，写点其他的东西吧。写点有趣的，人们喜闻乐见的东西。你知道该怎么做，告诉乔舒亚报道这件事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没人会看，他们会打着哈欠翻看下一个专栏的。”
我腾地站了起来，怒不可遏。
“我认为你错了，”我热血沸腾，“我觉得人们对这件事了解得太少，连克里斯托弗都知之甚少，他还是个法国人。”
伯特兰嗤之以鼻。
“唉，克里斯托弗能识几个字，他就知道诸如古奇和普拉达之类的名牌。”
我无语，转身离开了房间，进浴室洗澡。我为什么没对他说“去你的吧”？为什么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迁就他？因为迷恋他吗？从遇见他起，即使他专横、粗鲁、自私，但还是迷恋他？他聪明，英俊潇洒，还相当幽默，是一个绝佳的情人，不是吗？那些激情四射的夜晚，狂热的亲吻和爱抚，皱巴巴的床单，他漂亮的身体、温热的嘴唇和顽皮的微笑在脑海中掠过。伯特兰啊，那么让人着迷，让人无法抗拒，而且做事又那么卖力。这就是你迁就他的原因，不是吗？但是，要忍耐多久呢？我想起了前不久和伊莎贝拉的一番谈话。朱莉娅，你这么容忍伯特兰，是害怕失去他吗？当时我们坐在普雷耶剧场旁边的一家咖啡馆里，我们的女儿在上芭蕾课，伊莎贝拉又点着了一支烟，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问。不，我说，我爱他。我真的爱他。我喜欢他那个样子。她打了声唿哨，颇为感动，但不怎么相信我的话。哦，他真幸运，但是，看在上帝的分上，他要是太过火了就告诉他，得说出来让他知道。
躺在浴缸里，我想起了第一次见伯特兰时的情景。那是在高雪维尔的一家风格别致的迪斯科舞厅里。他和一群朋友已喝得东倒西歪，吵吵嚷嚷的满嘴酒话。我和当时的男朋友亨利在一起，他是两个月前在我工作的那家电视网络公司里认识的。我们之间的关系随意自在，互不受约束，不是爱得死去活来的那种。我们只是两个一起生活在法国的美国人。
伯特兰请我跳舞，他似乎根本不在意我和另一位男士坐在一起。我有些恼火，就拒绝了他，但他很坚持。“就跳一支舞，小姐，就一支，但肯定会是很棒的一支，我向你保证。”我看了看亨利，他耸耸肩说“去呗”，还冲我眨眨眼。于是我站了起来，和这个大胆的法国人跳舞。
当时我二十七岁，人长得相当漂亮。没错，我十七岁时当选过纳罕特小姐，水晶冠我至今还保留着，佐伊小的时候喜欢拿它玩耍。虽然我并不因为自己长得漂亮就沾沾自喜，但我发现，在巴黎生活的我比在大西洋彼岸更受人关注。我还发现，在调情方面法国人更大胆，更直白。我也知道这样的事实——尽管我没有巴黎人的那种精致——我个子太高，头发太黄，牙齿太凸，但我的新英格兰格调正好迎合了当时的时尚。来巴黎的前几个月里，法国男人一女士也如此一明目张胆地盯着人看让我感到非常惊讶。他们目不转睛地从头到脚审视人，打量你的身材、服装和饰物。我还记得来巴黎后的第一个春天，我和来自俄勒冈的苏珊娜以及来自弗吉尼亚的简一起走在圣麦克大街上的情形。我们没有化妆，穿着牛仔裤、T恤衫和拖鞋就上街了。我们三个都是高个子，身体健硕，一头金发，典型的美国人长相。不断有人上前跟我们搭讪。“小姐们，你们好，你们是美国人吧，小姐？”有年轻男士、成熟男士，有学生，有生意人，数不胜数；有向我们要电话号码的，有请我们吃饭的，有请我们去酒吧的：有的言辞殷殷，有的半开玩笑；有的挺迷人，也有的不怎么样。这在国内是不可能发生的，美国男人不会在大街上追着女孩不放或表白他们的热情。我、简和苏珊娜当时咯咯地笑个不停，既感到受宠若惊，又有点手足无措。
伯特兰说他在高雪维尔的那家夜总会里和我跳第一支舞时就爱上了我，就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我不相信。我觉得他是后来爱上我的，也许是在第二天早晨他带我去滑雪时。真绝了，法国女孩不会像那样滑雪的，他喘着粗气说，看我的眼神中张狂地透露出的倾慕之情。怎样，我问。她们的速度连你的一半都不到，他大笑着说，然后热烈地吻了我。但是，我对他是一见倾心，后来被伯特兰揽着离开迪斯科舞厅的时候，我甚至都没有看可怜的亨利一眼。
很快，伯特兰提出要和我结婚，我却从未想过那么神速，当时我觉得做他的女朋友挺快乐的，但他的态度很坚决，而且他又那么迷人，那么多情。我最终答应了嫁给他。我相信他认为我会是一个贤妻良母的。我聪明，有涵养，受过良好教育，以优异成绩从波士顿大学毕业，举止端庄——“相对于美国人而言”，我几乎听见了他的心声。我健康强壮，没什么坏习惯。我不抽烟，基本不喝酒，信奉上帝。因此，一回到巴黎我就和泰泽克一家见了面。第一次去我自始至终很紧张。他们在学府道的住宅精致、古典，爱德华的蓝色眼睛冷冷的，笑容干巴巴的。科莱特的妆化得非常细致，服装搭配得完美无缺。她努力表现出友善，指甲修剪得非常精美的双手不停地递给我咖啡，给我加糖。他的两个妹妹也在。身材瘦削，金发，面色苍白的叫罗芮。另一位名叫赛茜尔，栗色头发，脸颊红润，性感妖娆。罗芮的未婚夫蒂埃里也在，他几乎没有和我讲话。姐妹俩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我，似乎很是迷惑不解。她们的哥哥风流倜傥，有一大片巴黎女孩拜倒在他的脚下，最后却偏偏要和一个质朴的美国人结婚。
我知道伯特兰和他的家人希望我能尽快生三四个孩子，但婚后不久我就患了并发症，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后来，我又接连遭遇了几次流产，差点精神错乱。
辛辛苦苦挨了六年之后，我终于生下了佐伊。伯特兰一直希望能有第二个孩子，我也如此，但是，我们没再谈过此事。
之后，艾米丽出现了。
但是，我今晚不想再为艾米丽费神了，我己为她费了太多精神了。
浴缸里的水变凉了，我哆嗦着出了浴缸。伯特兰还在看电视。通常情况下我会回到他身边，他会伸手抱住我，柔情地低声哼哼着亲吻我，而我会小女孩般地撅着嘴撒娇，嗲声嗲气地说他太粗鲁了，然后我们热烈亲吻，之后他抱我到卧室做爱。
但今晚我没去他身边，我溜上床，看了一些关于冬季赛车场事件中有关儿童的材料。
熄灯前我看到的最后一样东西，是吉尧姆讲述他祖母的故事时的神情。
他们来这里多长时间了？女孩不记得了。她变得迟钝、麻木了，分不清白天和黑夜了。有一阵子她病了，连胆汁都吐出来了，疼得直哼哼。她感到父亲把手放在她额头上，不停地安慰她。她满脑子都是弟弟，挡也挡不住。她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发疯似的亲吻着，就好像在亲吻弟弟那胖嘟嘟的小脸蛋和卷曲的头发。
过去的几天里已经死了好几个人，女孩一一看在眼里。她还看到男男女女被令人窒息的恶臭与闷热逼疯，被警察打倒并绑到担架上，还有人心脏病发作，有人自杀，有人发高烧。女孩目睹了尸体被清理出去的情形。她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景象。母亲变成了一个温驯的小动物，也不说话，只默默地淌眼泪和不停地祷告。
一天清晨，扬声器传出生硬的命令，让他们带好自己的物品到大门口集合。全场一片寂静。她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头昏沉沉的，四肢酸软无力，几乎承载不了自己的体重。她帮着父亲把母亲搀扶起来，拿起他们的包裹，跟着人群慢慢向门口走去。女孩发现，每一个人都步履蹒跚，神情痛苦，小孩都跟老人似的，佝偻着背，耷拉着头。女孩心想，这是要去哪里啊？她想问父亲，但看到父亲消瘦的脸紧绷着，他此刻是不会回答的。他们终于可以回家了吗？结束了吗？她能回家把弟弟放出来了吗？
他们沿着狭窄的街道走着，警察不时地喝令大家动作快点。女孩看见陌生人从窗户里、阳台上、门口、人行道上盯着他们看。大多数人神色漠然，表情冷淡。他们袖手旁观，一言不发。他们并不在意，女孩心想，他们根本不在意我们这样的遭遇，不在意我们将被送往何方。有个男人还哈哈笑着朝他们指指点点。他怀里抱着一个小孩，小孩也在笑。为什么？女孩想，为什么呢？我们的样子很可笑吗，因为身上穿着臭烘烘皱巴巴的衣服？这是他们笑的理由吗？什么东西这么好笑？他们怎么笑得出来？他们怎么会这么冷酷？她想朝他们吐唾沫，想冲他们大叫。
一位中年妇女横穿街道，飞快地往她手里塞了点东西。是一块软软的面包。那位妇女被警察吼开了，女孩只看到她匆匆地回到了街道的另一边。她对女孩说：“可怜的小姑娘，愿上帝慈悲吧。”女孩呆呆地想，上帝在做什么呢？上帝不要他们了吗？上帝在惩罚他们吗，因为某件她不知道的事情？她父母不信教，但女孩知道他们信上帝。在她的成长过程中父母没有为她举行传统的宗教仪式，阿梅勒的父母则不同，他们为她举行了所有仪式。这就是他们被惩罚的原因吗？女孩心想，因为他们不虔诚。
她把面包递给父亲，父亲让女儿吃。她一阵狼吞虎咽，速度飞快，差点被噎着。
上次的那些城市公交车把他们带到了一个火车站，火车站的旁边有一条河，她不知道这是什么站，以前她没来过这儿。十年里她基本没离开过巴黎。看见火车，她心里一阵恐慌。不行，她不能离开，她得留下，为了弟弟她得留下，她说好要回去救他的。她拉了拉父亲的衣袖，小声说了弟弟的名字。父亲低头看着她：“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他无助地下了定论，“什么也做不了。” 她想起了逃走的那个聪明男孩，溜出去的那个，心中不由得升起一团怒火，父亲怎么这么软弱，这么没胆量？难道他不在意儿子的死活吗？不在意他小儿子的命运吗？他为什么没有勇气逃跑？他为什么只会站在那里，像绵羊一样被赶上火车？怎么就站在那里而不逃跑？为什么不跑回家，跑回弟弟身边，奔向自由？他为什么就不能从她那里拿了钥匙跑掉？
父亲看着她，她知道父亲看出了她的心思。他镇定地告诉女儿他们三个处在极度危险之中，他不知道他们会被带到哪儿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他知道如果现在企图逃跑，肯定会送命，会在她和她母亲的面前被当场击毙。如果那样，一家人真的就全完了，她和母亲就无依无靠了，他得跟她们在一起，他要保护她们。
女孩静静地听着，父亲还从来没有这样和她说过话，他此时的语气就是女孩以前无意间听到的那些焦虑的深夜密谈时的语气。她试着理解父亲，尽量不让内心的痛苦表现在脸上，但是弟弟……这都是她的错，是她让弟弟待在橱柜里的，都是她的错，不然的话他现在就和他们在一起了。要不是她的话，弟弟本可以在这儿的，抓着她的手，和他们在一起。
她哭了，滚烫的泪水漫出眼眶，滑落脸颊。
“当时我不知道啊，”她抽咽着说，“爸爸，当时我不知道。我以为我们很快就回去，我以为他藏在里面很安全。”她抬起头看着父亲，声音中充满了愤怒和痛苦，她用拳头捶打着父亲的胸膛，“你从来不告诉我，爸爸，从来不把情况说明给我听，从来不告诉我具体的危险，从来没有！为什么？你以为我还小，不懂是吧？你想保护我？你就是想保护我对吧？”
父亲的脸呢？她看不见父亲的脸了。他低下头，绝望、哀伤地看着女儿。女孩的眼里满是泪水，父亲的脸变得模糊了。她捂着脸，自顾自地放声大哭。父亲没有安慰她。在这孤独的几分钟里，她的情绪糟糕透顶，但她也明白了一个事实——她不再是一个幸福快乐的十岁小女孩了。她长大了许多。一切都变了，难以恢复到以前那样了，对她而言，对她家而言，对她弟弟而言，都是如此。
她再次爆发，疯狂地拉扯着父亲的胳膊，她还第一次这个样子。
“他会死的！他会死的！”
“我们都有危险，”他终于回答道，“你和我，你母亲，你弟弟，还有伊娃和她的儿子们，这里的所有人，这里的每一个人。我就在这里陪着你们。我们和你弟弟在一起，我们在心里为他祈祷。”
她还没来得及回答，他们就被推上了火车。车厢里没有座位，只是一个空车皮，是一辆带顶棚的运牲口的火车，里面一股恶臭。女孩站在门边，可以看到外面灰蒙蒙、脏兮兮的车站。
附近站台上有一家人——父亲、母亲和两个孩子——在等另外的火车。那位母亲很漂亮，发髻也盘得很别致。他们或许是去度假。一个孩子是女孩，和她一般大，穿着漂亮的淡紫色花裙子。她的头发很干净，皮鞋擦得锃亮。
两个女孩隔着站台彼此相望，那位发型精美的漂亮母亲看了过来。火车里的女孩知道自己泪迹斑斑的脸黑乎乎的，自己的头发也油腻腻的，但她没有羞愧地把头低下，而是站得直直的，下巴抬得高高的。她擦掉了脸上的泪水。
厚重的门关上，火车晃了一下后哐当哐当开动了。女孩透过金属门上的一条缝隙往外看，她一直在看那个小女孩，直到那淡紫色的身影完全消失。
或许是因为丑陋的现代建筑高耸林立，破坏了埃菲尔铁塔旁边的塞纳河河畔风景的缘故吧，我一直不喜欢巴黎的第十五区。虽然这些建筑物建造于我来巴黎之前的七十年代早期，但我一直没能习惯它们的存在。等我和班贝尔来到奈拉顿大街，冬季赛车场的原址所在地，我发觉自己更加讨厌巴黎的这个区域了。
“令人厌恶的街道。”班贝尔低声咕哝。他用相机拍了几张照片。
奈拉顿大街阴暗、寂静，很明显平时晒不到多少阳光。街道的一边是建于十九世纪末的中产阶级风格的石头建筑，另一边就是以前的冬季赛车场的所在地，现在是一幢典型的六十年代早期风格的褐色建筑，颜色和比例都让人不舒服。旋转玻璃门上方的标牌上写着“内政部”。
“也真够奇怪的，把政府办公楼建在这里，不觉得吗？”班贝尔发表着评论。
班贝尔只找到了寥寥几张冬季赛车场的照片。我拿起其中一张。照片上，建筑物灰白色正面的上方刻着大大的黑色文字“冬季赛车场”，巨大的门， 一排公交车停在人行道边上，还有黑压压的一片人头，也许是圈押事件的当天早晨从街对面的一扇窗子里拍摄的。
我们四处查看，试图找到一块叙述这次事件的铭碑，但没有找到。
“我不相信这儿什么也没有。”我说。
终于，我们拐过街角，在格勒纳勒街道边找到了一块，很小的一块，相当简陋，我都不知道是否有人看到过。铭牌上写着：
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十七日，一万三千一百五十二名犹太人在巴黎和郊区被逮捕并 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遭到杀害。此处以前是冬季赛车场，是维希政府的警察奉纳粹分 子之令，在极度恶劣的状况下，羁押一千一百二十九名男子、两千九百一十六名妇女、四 千一百一十五名儿童的地方。让我们铭记那些曾经努力营救他们的人。希望路人铭记这一 事件，
“有意思，”班贝尔若有所思，“为什么妇女儿童占多数，男人却不多？”
“当时，大搜捕的传闻一直不断，”我向他解释，“而且此前已经有过几次抓捕行动了，尤其是在一九四一年八月，但逮捕的都是男人，而且规模没有这次大，安排上也没这么周密，所以这次行动最为臭名昭著。七月十六日晚，大多数男人都藏了起来，他们以为自己的女人和孩子很安全，但他们想错了。”
“这次行动计划了多长时间？”
“几个月吧。”我回答道，“从一九四二年四月起，法国政府就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这件事情上，一直在准备要抓捕的犹太人的详细名单。大约六千名巴黎警察受命执行这次行动，起初决定在七月十四日执行，但那天是国庆日，所以就把时间推后了一些。”
我们朝地铁站走去。脚下的街道非常凄凉，凄凉中带着幽幽的哀伤。
“然后呢？”班贝尔问道，“那些家庭被带到哪里去了？”
“在冬季赛车场关押了数日，到最后才允许一些医生和护士进去探望。从医生和护士的描述中我们得知，里面混乱不堪，人们绝望透顶。然后，他们被送往奥斯德立兹车站，之后被转到巴黎附近的集中营里，最后被直接送往波兰。”
班贝尔的眉毛挑了起来。
“集中营？你是说法国的集中营？”
“这些集中营被看做是去奥斯威辛之前的中转站，德朗西是离巴黎最近的一个，还有皮蒂维耶和伯恩一拉一罗兰德两处。”
“我想知道这些地方现在是什么样子，”班贝尔说，“我们应该去看看。”
“我们会去的。”我说。
在奈拉顿大街的拐角处，我们停下来喝了杯咖啡。我瞄了一眼手表，我答应过今天去看望玛玫的，我知道来不及了，明天再去吧。我从来没把这事看做苦差事。她让我享受到了不曾享受的祖母的关爱。我的祖母和外祖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只希望伯特兰能对她再好一些，老太太最疼他了。
班贝尔把我从思绪中拽回到了赛车场事件。
“幸好我不是法国人。”他说。
紧接着他想到了我的情况。
“哦，抱歉，你现在是法国人了，对吧？”
“是的，”我说，“婚姻的缘故。我现在是双重国籍。”
“我没别的意思。”他干咳了两声，看上去有点尴尬。
“别担心。”我笑着说，“知道吗，都过了这么多年，我的婆家人仍叫我美国人。”
班贝尔咧嘴笑了。
“你感觉不舒服？”
我耸耸肩。
“有时候会。我在这儿过了大半辈子了，我真的觉得自己属于这里。”
“你们结婚多久了？”
“马上就十六年了，而我在这儿生活了二十五年。”
“你们的婚礼是那种豪华的法国婚礼吗？”
我哈哈一笑。
“不是，我们的婚礼挺简单的。在勃艮第举行的，那里有我婆家的一幢房子，就在塞纳河边上。”
那天的情景在脑海中快速闪过。肖恩及希瑟·嘉蒙德与爱德华及科莱特，泰泽克之间没有太多的交流，法国这边的人似乎都忘记英语怎么说了，但我不介意，我当时太幸福了。明媚的阳光，安静的乡村教堂，我婆婆为我挑选的那身简单的乳白色婚纱，伯特兰穿着灰色的晨礼服，帅气十足。婚宴是在泰泽克家里举办的，很不错，有香槟、蜡烛和玫瑰花瓣。查拉用她蹩脚的法语致辞，内容风趣，但只有我一人笑了。罗芮和赛茜尔也笑了，只是不大自然。我母亲穿着浅绎红的套装，她在我耳边轻声说：“衷心祝愿你幸福，我的天使。”我父亲和僵硬的科莱特在跳华尔兹。这一切似乎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想念美国吗？”班贝尔问。
“不。我想念我妹妹，但不想念美国。”
一位年轻的侍应生给我们端来了咖啡。他看了一眼班贝尔火焰般的红头发，哧哧地笑了。接着，他看见了那一大堆的照相机和镜头。
“你们是游客吧？”他问，“想拍巴黎美景？”
“我们不是游客，但确实想拍几张好照片，关于冬季赛车场故址的。”班贝尔说的是法语，但语速较缓慢，还有点英国口音。
侍应生似乎吃了一惊。
“没什么人问起冬季赛车场。”他说，“问埃菲尔铁塔的人很多，但没人问起冬季赛车场。”
“我们是记者，”我说，“为一家美国杂志社工作。”
“在塞纳河边的纪念活动上的某次演说之后，有时候有犹太家庭来这里。”年轻人回忆道。
我突然闪出一个念头。
“你知不知道这儿的街坊中有谁了解那次圈押事件？我们想找他谈谈。”我问道。我们已经和几个生还者谈过了，他们中多数人都把他们的经历写成了书，但是我们缺乏目击证人，目睹了事件整个过程的巴黎人。
话一出口我就觉得自己很蠢，毕竟这个年轻人才二十岁左右，一九四二年他的父母可能还没出生。
“有，我认识一位。”他回答道，我感到很意外，“如果你们沿着这条街往回走，你们会在街道的左边看到一家买报纸的店铺，店长夏维尔先生会告诉你们一些东西。他母亲知道这件事，她一直住在这里。”
我们给了他一笔不错的小费。
离开一个小小的火车站后他们步行穿过了一个小镇。那是一段很长的距离，路上尘土飞扬，路两旁有许多人在观看，指指点点。她走得脚都疼了。他们现在去哪儿？还会发生什么事？这儿离巴黎远吗？火车的速度很快，载着他们飞奔了两三个小时。一直以来，她对弟弟的挂念从未中断。他们每前进一段距离，她的心就会下沉一分。她要怎样才能回家呢？她要怎样才做得到呢？一想到弟弟会以为她把他给忘了，她就觉得非常难过。被锁在黑漆漆的橱柜里，他会那样想的。他会认为姐姐把他抛弃了，不关心他了，不爱他了。他没有水，没有亮光，他会害怕的。她辜负了弟弟的信任。
他们现在在哪里？火车进站时她没来得及看清站名，但她注意到了城市孩子会注意的东西：绿树环绕的村庄，平坦的绿色草地，金色的田野，空气中新鲜醉人的夏日气息，大黄蜂的嗡嗡声，小鸟在天空中飞翔，蓝天上白云朵朵。过去的几天一直在恶臭、闷热中度过，眼前的一切让她感觉美好至极。往后的情形或许不会太糟。
她跟着父母进入了一道铁丝网大门，门口两边站着表情严厉的警卫，他们手里都拿着枪。接着，她看见了一排排长条状的黑色营帐，阴森森的，她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她畏畏缩缩地跟在母亲旁边。警察大声喝令，妇女和儿童进右边的营帐，男人进左边的营帐。她无助地紧紧抓住母亲的手，看着父亲和一群男人被推搡着走了。身边没了父亲，她很害怕，但她什么也做不了。她被枪吓坏了。母亲没有动弹，她的眼睛暗淡无光，死过去一般。她脸色苍白，病恹恹的。
她们被赶向营帐，女孩仍旧紧紧地抓着母亲的手。营帐里除了几块铺板和一些稻草外空无一物，而且污秽不堪，臭气熏天。茅厕在外面，其实只是一块凿了几个洞的厚木板而已。她们按照命令分组坐在一起，小便和大便都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跟动物没什么区别。她义愤填膺，觉得不能那样去上厕所，她做不到。看到母亲叉开腿蹲在上面时，她羞愧地低下了头。可是，她最终还是服从了命令，上厕所时藏头缩尾，希望没人看她。
越过带刺的铁丝网，女孩看到了村庄，看到了教堂的黑色塔尖，一座水塔，房顶和烟囱，还有一排排树木。就是那边，她想，在附近的房舍里，人们有床、床单、毯子、食物和水，有干净的衣服，没有人会冲他们喊叫，没有人辱骂他们，没有人像牲口一样对待他们。他们就在那边，就在铁丝网的另一边。她还听到，从干净的小村庄里传来了悦耳的教堂钟声。
那儿有孩子们在享受假期，她想。孩子们在野餐，在捉迷藏。虽然在打仗，吃的东西比以前少了，也许他们的爸爸去参战了，但他们是幸福的。他们很幸福，有人疼爱，被看做宝贝。她想不出为什么她和他们之间有这么大的差别。她想不出为什么她和这里所有的人会遭遇这样的不幸。是谁决定的，有何缘由？
他们的饭食是温温的白菜汤，清汤寡水，沙子却不少，别的什么也没有。后来，她看到一排排女人脱得赤条条的，争抢着在生锈的铁盆上就着一股细细的水流洗身上的污垢。她觉得那些身体很丑陋，奇形怪状的。她讨厌那些身体，有软塌塌的，有瘦骨嶙峋的，有干瘪的，也有年轻的。她讨厌被迫看这些人的裸体。她不想看，却无法避开。
她依偎在母亲温暖的怀里，竭力不去想弟弟。她觉得皮肤发痒，头皮也痒。她想洗澡，想她的床，想弟弟，想吃晚餐。她觉得没有什么比过去这几天里的遭遇更坏的了。她想念她的朋友，想念学校里其他戴星星的女孩，多米尼克、索菲和艾格尼丝她们。她们怎么样了？有没有找地方藏起来，躲过了这场浩劫？阿梅勒和她的家人躲藏在一起吗？她还能见到阿梅勒吗？还能见到其他朋友吗？九月份她能回学校上学吗？
夜里，她睡不着，她要在父亲的安抚下才能入睡。她感到胃里一阵阵刺痛，痛得直收缩。她知道晚上是不允许出营帐的。她咬紧牙关，两手紧紧捂着肚子，但疼痛更加剧烈了。她慢慢地站起来，蹑手蹑脚地穿过一排排熟睡的女人和小孩，来到了门外面的厕所。
耀眼的探照灯扫射着营房。女孩畏缩着蹲在木板上。她朝洞里瞄了一眼，密密麻麻的白蛆在黑乎乎的粪便上蠕动。她怕瞭望塔上的警察看见她的屁股，便放下裙子把下身遮住。很快，她回到了营帐。
营帐里闷热，污浊。一些睡梦中的小孩发出了哼哼唧唧的声音，她还听到了女人的啜泣声。她转向母亲，细细看她那凹陷、苍白的脸。
那个幸福快乐、爱意绵绵的女人不见了，那个把她紧紧抱在怀里，低声用意第绪语①呼唤她昵称的母亲消失了，那个有着一头光亮鉴人的蜜色头发，身姿妖娆，所有街坊、所有店铺老板都亲切地跟她打招呼的女人不见了。那是一个浑身散发着温暖、舒服、慈母般气息的女人，她做得一手好菜，会煲鲜美的汤，穿着干净的亚麻布衣服。她的笑声往往能感染他人。她说我们处在战争时期，但我们能挺过去，因为我们一家很坚强，很优秀，我们彼此关爱。①意第绪语，属于日耳曼语族。全球大约有三百万人在使用，大部分的使用者是犹太人。这个称呼本身可以来代表“犹太人”，或者“德国犹太人”。
那个女人正在渐渐消失。她变得憔悴、苍白，没了笑容，没了笑声。她身上有股难闻的气味，有股怨恨的气息。她的头发变得干枯易断，还出现了缕缕白发。
女孩觉得她母亲已经死了。
老妇人黏糊、浑浊的眼睛看着我和班贝尔。她一定快一百岁了，我心想，笑的时候嘴里都看不到牙了，像婴儿一样。和她相比，玛玫只能算是年轻女孩。她儿子在奈拉顿大街上开了一间报刊店，她就住在儿子的店铺里。狭窄的公寓里堆着满是灰尘的家具、被虫蛀过的破布和枯萎的植物。老妇人坐在窗边凹陷的扶手椅里，看着我们进屋并向她作自我介绍。有不速之客到访，她显得蛮开心的。
“这么说你们是美国记者喽。”她颤悠悠地说道，上下打量着我们。
“一个美国人，一个英国人。”班贝尔纠正道。
“对冬季赛车场事件感兴趣的记者？”她问。
我拿出笔和一沓纸，平摊在膝盖上。
“您还记得圈押事件的一些情况吗，夫人？”我问，“您能给我们讲讲吗？哪怕是一点点也行。”
她咯咯笑了。
“年轻女土，你以为我记不得了？或者以为我已经忘记了？”
“嗯，”我说，“毕竟时间已过去那么久了。”
“你多大了？”她直率地问。
“四十五岁。”我说。
“我快九十五岁了！”她不无炫耀地笑着说，被蛀烂的牙床露了出来，“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我三十五岁，比你现在小十岁。我还记得，什么都没忘。”
她停了一下，黯淡的眼睛看向外面，看向大街。
“我记得那天我很早就被吵醒了，被轰隆隆的汽车声音吵醒的，是公共汽车，就在我窗户底下。我往外看了，看到很多公交车开到这儿来，而且越来越多，我们市里的公交车，我每天都乘的那种，绿白相间的颜色，很多很多。我还感到奇怪，这么多公交车开到这儿来干什么？之后，我看见人们从车里出来，都是些小孩，那么多的小孩。你们知道的，要想忘掉那些孩子是很困难的。”
我刷刷地快速记录着，班贝尔慢慢地摁动快门。
“过了一会儿，我穿好衣服，和我年幼的孩子们下了楼。我们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都很好奇。邻居们也出来了，还有门房。后来我们看见了黄色的星星，我们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是犹太人。他们在抓犹太人。”
“他们将怎样对待那些犹太人，您知道吗？”我问。
她耸了耸她的老肩。
“不知道，”她说，“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我们怎么会知道？直到战后我们才知道。当时我们还以为要送他们去什么地方劳动，以为不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我记得还有人说：‘是法国警察，他们不会受到伤害的。，所以我们也没担心。第二天，巴黎市中心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但报纸上没有任何报道，收音机里也没有报道。之前没人听到什么风声，我们也一样。直到后来看到那些孩子，我才感觉事有蹊跷。”
她停住了。
“那些孩子怎么了？”我接过话头。
“几天后，犹太人又被公共汽车带走了。”她接着说，“我当时站在人行道上，看到他们一家一家从赛车场里出来。所有的孩子都脏兮兮的，哭哭啼啼的。他们看上去吓坏了，身上邋遏无比。我很震惊。我意识到他们在赛车场里没得到什么吃的和喝的。我感到无助，也很愤怒。我想扔些面包和水果给他们，但被警察制止了。”
她又停住了，这次停的时间比较长，好像突然感到很累，感到身心疲惫。班贝尔静静地放下了相机，我们一动不动，静静地等着。我不知道她还会不会再开口。
“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终于又开口了，声音低了很多，几乎是窃窃私语，“这么多年了，知道吗，我仍会看见那些孩子。我看见他们爬上汽车，汽车呼啸而去。我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但这种感觉难以驱散，让我非常难受。我周围的人对此事无动于衷，他们觉得这很正常。犹太人被抓走了，他们觉得很正常。”
“为什么您会有这种感觉？”我问道。
她又呵呵一笑。
“多年来，有人一直跟我们法国人讲，犹太人是我们国家的敌人，所以才会那样！一九四一年还是四二年间，贝利兹宫搞了一次展览，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是在意大利大道上，名字叫‘犹太人和法国，。按照德国人的要求，展览持续了数月。相对于巴黎的那点人口而言，那真称得上是一次巨大的成功。展览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一次令人震惊的反犹太主义展览。”
她用粗糙的手抚平自己的裙子。
“知道吗，我还记得那些警察，我们自己的警察，优秀的巴黎警察，我们自己优秀、正直的宪兵。他们把孩子们赶上汽车，嘴里大声呵斥着，挥舞着警棍。”
她的头垂到了胸前，嘴里嘟囔了一句，我没有听清，好像是“丢人啊，我们都没有上前阻止”。
“那是因为你们不知道真相。”我温和地说，我被她突然湿润的眼睛打动了，“你能做什么呢？”
“现在，没人记得那次事件中的那些孩子们，知道吗，没人感兴趣。”
“今年或许他们会的。”我说，“或许今年会令这一情况发生改变。”
她撅了撅干瘪的嘴。
“不会的。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什么都不会改变，没人会往心里去。他们为什么要记住这些呢？那段时间是我们国家最黑暗的时期。”
她想知道父亲在什么地方。当然是在这个营地里，在其中一个营房里，可她只看见过他一两次。日子一天天流逝，她已经没有什么时间概念了，但她心里一直牵挂着弟弟。想到橱柜里的弟弟，晚上她会颤抖着醒来。她掏出钥匙怔怔地看着，心如刀绞，惊恐万状。也许他已经饿死了，或者渴死了。从他们被抓的那个黑色星期四到现在，已经过去多少天了？她努力计算着。一个星期？十天？她不知道。她糊涂了，脑子里一片茫然。恐惧、饥饿和死亡走马灯似的在她脑子里旋转。营地里又死了一些小孩，他们小小的尸体在母亲的泪水和哭喊声中被弄走了。
一天早晨，她注意到一群妇女在激烈地说着什么。她们看上去又焦急又愤怒。她问妈妈发生了什么事，妈妈说不知道。女孩不肯罢休，又问了旁边的一位妇女。那位妇女有个跟女孩的弟弟差不多大小的儿子，这几天他们一直睡在母女俩旁边。那位妇女的脸涨得通红，好像在发烧一样。她说营房里已传得沸沸扬扬，说所有父母将被送到东部去劳动。他们先去作准备，一段时间后孩子们再过去。女孩惊呆了。她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母亲，母亲的眼睛噌地一下瞪得很大。她猛烈地摇着头说不，这不可能，他们不能那么做，不能把孩子和父母分开。
如果是以前，有父母庇护，生活安逸、温馨，女孩或许会相信母亲的话，以前她相信母亲说的每句话，但在这种残酷的现实面前，女孩发现自己长大了，她觉得自己比母亲还成熟。她知道其他妇女说的是事实，她知道这个谣传是真的。她不知道如何向母亲解释，母亲反倒变得像个孩子。
那些男人走进营帐时，女孩没有害怕。她觉得自己变得坚强了。她觉得自己的身体四周竖起了一道坚实的墙。她把母亲的手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手里，想让母亲勇敢和坚强起来。警察命令她们走出营帐，站成排，一小队一小队地进入另一个营帐中。女孩和母亲在队列中耐心地等待着。她不停地向周围张望，希望能见父亲一面，但根本没看见父亲的踪影。
该她们进帐了。她看到两个警察坐在桌子后面，旁边站着两个女人。她们穿着普通衣服，是附近村庄里的人。两个女人冷冷地看着面前的队伍，表情呆板。女孩听到她们命令排在她前面的老妇人把钱和首饰交出来。老妇人抖抖颤颤地摘下婚戒，脱下手表。她旁边一个六七岁模样的女孩吓得簌簌发抖。一个警察指了指小女孩耳朵上戴的细小的金耳环。小女孩吓坏了，怎么也摘不下来。祖母弯下腰去解开耳环上的搭扣。警察恼怒地叹了一声，太慢了，照这个速度他们整个晚上都得耗在这儿。
其中一个村妇走向小女孩，一把拽下了她的耳环，把女孩的耳垂都扯破了。女孩尖叫起来，抬手捂住了流血的耳朵。老妇人也尖叫起来。警察甩了她一耳光。祖孙俩被拖了出去。队列中响起了惊慌的声音，警察挥了挥手中的枪，大家很快安静了下来。
除了母亲的结婚戒指，女孩和母亲没有什么可上交的。脸色红润的村妇把母亲从锁骨到肚脐的衣服撕开了，母亲白皙的肌肤和洗得退色的内衣露了出来。村妇仔细搜查外套和内衣上的皱褶，以及母亲身体上的开口处。母亲躲闪着，但什么也没有说。看到这种情形，女孩心里的恐惧又冒了出来。她憎恨警察看母亲身体的眼神，憎恨村妇触摸母亲身体的样子，就像是在处理一块肉。他们也要这样搜查自己吗？女孩心想。也要撕开自己的衣服吗？也许她们会把钥匙拿走。她用尽全身力气把口袋里的钥匙攥在手心。不行，不能让他们拿走钥匙。她绝不会让她们得逞。她不会让她们拿走秘密橱柜的钥匙。绝不！
但是，警察对她口袋里的东西不感兴趣。跟着母亲离开之前，女孩朝桌上看了一眼，上面的东西越堆越多，有项链、手镯、戒指、胸针和钱。他们打算怎样处理这些东西？女孩心想。卖掉？自己用？他们为什么需要这些东西？
出了营帐，警察又命令她们排队站好。天气很热，空气中灰尘飞舞，女孩口干舌燥，喉咙里仿佛长了刺。她们站了很长时间。警察默不做声，怒目而视。这是干什么呀？父亲在哪儿呢？她们为什么站在这里？女孩身后的人一直在悄悄互相询问。没人知道答案，没人能回答。但是，女孩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她隐隐感觉到了。后来事情真正发生时，她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警察们如同一群黑色大鸟扑向她们。他们把妇女拖到营房的一边，把小孩拖到另一边，即使是最小的小孩也被从母亲身边拖开了。女孩看着眼前的情形，感觉自己来到了另外的世界。凄厉的叫声，揪心的哭喊声冲击着她的耳膜。她看着很多妇女扑倒在地，伸手抓住儿女的衣衫或头发死死不放。她看到警察拔出警棍，猛击妇女的头部和面部。她看见一位妇女瘫倒在地，脸上血肉模糊。
她母亲站在她身边纹丝不动，她听见母亲的呼吸短促，急剧。她紧紧抓住母亲冰冷的手。警察粗暴地将她们的手掰开，母亲厉声尖叫，发疯一般往回扑，撕破的衣服敞开着，头发乱蓬蓬的，嘴扭曲变形，嘴里嘶叫着女儿的名字。她拼命地伸手去抓母亲的手，但警察把她往旁边一推，她跪在了地上。母亲像疯了的野兽一般与警察厮打，还一度占了上风，那一刻女孩看到了她真正的母亲，她怀念、钦佩的那个坚强、热情的女性。她再次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母亲浓密的头发摩挲着她的脸庞。突然间冰凉的水注从天而降，她什么也看不见了，无法呼吸。等她睁开眼时，母亲已被抓着衣领拖走了，她身上的衣服湿淋淋的。
这个过程好像持续了几个钟头。孩子们眼泪汪汪，六神无主，水一桶桶地泼向他们。妇女们拼死挣扎，身心俱碎。警棍抽打在人们身上，乓乓直响。女孩知道，整件事进行得很快。
沉寂。结束了。最后，一大堆孩子站在一边，妇女们站在另一边，中间隔着一排强壮的警察。警察不停地重复，母亲们和十二岁以上的孩子将先出发，年幼一点的下个星期出发，前去与她们会合。警察告诉她们，父亲们已经离开了。每个人都要配合，要听从命令。
她看见了母亲，她和其他妇女站在一起。母亲回头看了女儿一眼，脸上挤出了一丝勇敢的笑容，好像在告诉她：“听到了，宝贝儿？警察说了，我们会没事的。过几天你就会来和我们会合。乖女儿，不要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