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扭头看了看身边的孩子，不计其数的孩子。那些刚学会走路的孩子又悲伤又害怕，一脸哭相。她看见了那个耳垂还在流血的女孩，她向祖母伸出了双手。这些孩子，还有她自己，将会迎来什么？女孩心想。他们的父母要被送到哪里去？
妇女们被带出了营地大门，走了。她看见母亲走在队伍前面，右拐上了那条穿过村庄，通向火车站的长长的公路。母亲扭头看了她最后一眼。
然后，她走了。
我走进了洒满阳光的白色房间，维罗妮卡微笑着对我说：“今天是个‘好’日子，泰泽克太太。”她是疗养院护理玛玫的人员之一。这家疗养院位于第十七区，靠近蒙梭公园，里面干净整洁，让人感觉很舒服。
“不要叫她泰泽克太太，”伯特兰的祖母叫道，“她讨厌这个称呼，叫她嘉蒙德女士好了。”
我禁不住笑了，维罗妮卡看上去有些窘迫。
“再说了，我才是泰泽克太太。”这位老太太的话语中透着几分傲慢，同时又充满了对另一位泰泽克太太——她的儿媳科莱特，也就是伯特兰的母亲——的不屑。这就是玛玫的鲜明个性，我心想，即便这么大年纪了，依然那么要强。她名字的第一部分为玛塞尔，但她讨厌这个叫法，所以人们不那样称呼她。
“很抱歉。”维罗妮卡谦恭地说道。
我轻轻握住她的胳膊：
“别往心里去，”我安慰道，“我不冠我丈夫的姓氏。”
“这是美国的习俗，”玛玫说，“嘉蒙德女土是美国人。”
“是的，我注意到了。”维罗妮卡答道，她的情绪好些了。
注意到什么了？我很想问问。我的口音吗？还是我的衣服？或是鞋子？
“这么说今天过得很开心啰，玛玫？”我坐到她身边，把手捂在她的手上。
和奈拉顿大街的那位老太太相比，玛玫的脸色好看多了。她的皮肤都没怎么起皱，灰色的眼眸还很明亮。但是，奈拉顿大街的那位老太太外表虽然衰老，头脑却很清醒。而玛玫呢，年仅八十五岁，却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有时候连自己是谁都想不起来。
伯特兰的父母决定把她送进疗养院，因为他们发现玛玫已经无法独立生活了。有时候她打开煤气灶后会一整天忘了关火，浴缸里的水都漫出来了也想不起关水龙头，还时不时把自己锁在公寓门外，找到她时发现她穿着晨衣在圣通日大街上漫无目的地游荡。当然她也反抗过，她根本不想来疗养院，可最后还是在疗养院住下了，只不过偶尔会发发脾气。
“今天是个‘好’日子。”维罗妮卡离开后她笑着告诉我。
“哦，知道了，”我说，“像平常一样，把大家都吓着了？”
“跟平常一样。”她答道。接着她转过身来，灰色的眼眸温柔地扫视着我的脸颊。“你那一无是处的丈夫去哪儿了？你知道的，他从不来看我。不要再告诉我他‘太忙’了。”
我叹了口气。
“算了，至少你来了。”她粗声粗气地说，“你看上去有点累啊，没什么不顺心的吧？”
“没有。”我说。
我知道自己看上去很疲惫，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去度个假吧，但得等到夏天才行。
“那房子怎么样了？”
来疗养院之前我刚去看过施工的进展情况，那里正干得热火朝天。伯特兰以他一贯的热情监督着所有的工作，而安东尼却快累瘫了。
我说：“完工之后它会非常漂亮。”
“我很想念它，”玛玫说，“我怀念住在那儿的时光。”
“那是肯定的。”我说。
她耸了耸肩膀。
“你知道的，人对自己生活的地方会产生依恋的，嗯，就跟依恋人一样。不知道安德烈是否也想念它。”
安德烈是她已故的丈夫，我不了解他，伯特兰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去世了。玛玫提起他时就好像他还活着一样，我已经习惯了。我从来不去纠正她，也不愿提醒她安德烈已在多年前死于肺癌。玛玫喜欢讲他的事情。我们刚认识时，我每次去圣通日街看望她的时候她都要拿相册给我看。很久之后，她的记忆力开始慢慢退化。我感觉安德烈，泰泽克的长相已深深印人了我的脑海。他的眼睛是蓝灰色的，和爱德华一样，鼻子更圆，微笑或许更温暖。
玛玫曾把他们是如何相识、相爱以及在战争期间如何共渡难关的点点滴滴都告诉了我。泰泽克的原籍在勃艮第，可安德烈从父亲手中接过葡萄酒的生意后，经常入不敷出，所以他把家搬到了巴黎，在孚日广场附近的蒂雷纳街开了家店铺，做起了古董生意。一段时间之后，他建立起了良好的声誉，生意开始红火起来。他去世后，爱德华接管了古董店，并把店铺搬到了第十七区的巴克街，巴黎最负盛名的古董店都集中在那里。如今，店铺由伯特兰的妹妹赛茜尔经营着，生意不错。
玛玫的主治医生，那个神情忧伤但医术高明的罗奇，曾关照过我，和玛玫聊她的过去对她而言是一种不错的治疗。他认为，在玛玫的记忆中，三十年前的事情有可能比当天早上的更清楚。
这有点像是一个小“游戏”，每次我来看玛玫，都会问她一些过去的事情。我不会一本正经地去问，就当跟她聊家常。她清楚我的用意，却也装作不知道。
有时候也很有意思，可以从她口中探听到伯特兰小时候的事情。玛玫会想起他那些非常有趣的往事。他年少时有点木讷，并非我以前听说的那样，是个酷酷的花花公子。学习方面只能勉强跟上，没有他父母夸耀的那般优秀。十四岁那年，他还因邻居家的女儿一一个私生活混乱并且吸食大麻的金发碧眼女郎——和他父亲大吵了一架。
但是，玛玫的记忆常常出错，如要细究可不是一件趣事。她的记忆中经常有大段大段的空白，她好多都不记得了。在“坏”日子里，她会像河蚌一样紧闭着嘴，下巴外突，瞪着眼睛死盯着电视看。
一天早上，她连佐伊都不认识了，一个劲地间：“这孩子是谁啊？她来这儿干什么？”佐伊呢，显得跟平常一样成熟，很坦然地面对那种情形。但是，那天晚上我听到她在被窝里哭。我轻声问她怎么了，她说看到曾祖母日益衰老，心里非常难过。
“玛玫，”我间道，“你和安德烈是什么时候搬进圣通日街的那套公寓的？”
我以为她会紧皱双眉，那模样颇像一只聪明的老猴子。“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但她的回答清脆如一记响鞭。
“一九四二年七月。”
我的腰一下子直了起来，瞪大眼睛看着她。
“一九四二年七月？”
“没错。”她回答道。
“你们是怎么找到那套房子的？当时是战争时期，要找那样一套房子应该比较困难吧？”
“一点也不难，”她轻松地说道，“那套房子突然间就空出来了。我们是从一个门房那里听说的。她叫罗耶太太，跟我们的门房很要好。我们过去住在蒂雷纳街，就在安德烈店铺的楼上，只有一居室，非常狭窄，非常拥挤。于是我们就搬过去了，当时爱德华十岁或是十二岁。能住进一个大点的地方我们都很兴奋，而且我记得房租也很便宜，那个地方当时远不像现在这样炙手可热。”
我仔细审视了她一番，然后清了清喉咙问道：
“玛玫，还记得那是七月初还是七月末吗？”
她一脸笑意，对自己的良好表现感到很满意。
“我记得很清楚，是七月末。”
“你知不知道那房子为什么会突然间空了出来？”
又是一脸愉快的微笑。
“当然知道，当时发生过一次大搜捕。知道吗，许多人都被抓起来了，所以一下子空出了大量的房屋。”
我瞠目结舌。她抬眼看我，看到我的表情后，眼里慢慢漾起一层阴云。
“怎么会呢？为什么是你们搬过去呢？”
她把衣袖理了又理，嘴角抽搐着。
“罗耶太太告诉我们的门房，说圣通日街一套三居室的房子没人住，我们就搬过去了，就这么回事。”
沉默。她停止了手上的动作，两手叠放在大腿上。
“可是玛玫，”我低声问她，“你们想没想过那些人可能会回来？”
她的脸色有些僵硬，嘴唇痛苦地哆嗦着。
“我们什么也不知道，”她过了好一会儿才回答，“什么也不知道。”
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不再说话了。
女孩心想，这是最凄惨的一晚，以往从未有过这样凄惨的夜晚，对于她，对于所有的孩子而言都如此。营帐里被洗劫一空，什么也没留下。没有衣物，没有毯子，什么都没有。绒被扯破了，白色的羽绒撒了一地，如同人造雪花一般。
有的小孩在哭，有的在尖叫，有的被吓得打嗝不止。年幼一些的孩子还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一个劲地嚷着要妈妈。他们把身上的衣服尿得湿湿的，在地上打着滚，嘴里绝望地哭喊着。年纪稍大的孩子则像她一样，坐在脏脏的地上，把头深深埋在臂弯里。
没有人照看他们。没有人理睬他们。他们没有东西吃，都快饿疯了，只好嚼些干草和麦秆。没有人来安抚他们。女孩心想，这些警察……他们难道没有家人吗？没有孩子吗？没有让他们盼着回家的孩子吗？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孩子？他们是因为命令而身不由己，还是原本就如此？难道他们原本就是机器而非人类？她仔细看过那些人，他们看上去是血肉之躯啊，他们是人。她不明白。
第二天，女孩发现几个人隔着铁丝网看他们，是一群女人，拎着包裹和食物。她们试图把食物塞进来，却被警察轰走了。从那之后，再也没有人来看过他们。
女孩觉得自己变了个人，变得冷漠、粗鲁、野蛮。有时候她和比她大的孩子打架，因为他们来抢她找到的发霉的面包。她咒骂他们，用力打他们。她感觉自己变成了一个危险的野蛮人。
起初，她不愿看那些年幼的孩子，因为他们总让她想起弟弟，但现在，她觉得自己必须帮助他们。他们太小，太脆弱，太可怜，太脏了，很多都得了痢疾，衣服上糊满了大便。没人给他们清洗，没人给他们吃的。
慢慢地她知道了他们的名字、年龄，不过有些孩子还太小，回答不了她问的问题。在他们面前她轻言细语，笑脸怡人，有时还亲亲他们。他们很感激她，形影不离地跟着她，好几十人，就像一群浑身污泥的麻雀。
睡觉前，她给他们讲以前讲给弟弟听的故事。夜晚，躺在虱子滋生、老鼠乱窜的干草上，她轻声讲着，还增添一些内容，使故事比原来更长。大一些的孩子也围了过来，其中几个装作没听的样子，可女孩知道，他们在听。
其中有个十一岁的高个子黑发女孩名叫蕾切尔，她原先看女孩时眼神里总带着轻蔑的意味，但几个晚上过后，女孩开始听起了故事，还一点一点往前凑，唯恐听漏一个字。有一次，大多数年幼的孩子都睡着了，她和女孩聊了起来。
她用低沉略带沙哑的声音说：“我们离开这儿吧，逃出去。”
女孩摇了摇头。
“出不去，警察有枪，逃不了。”
蕾切尔耸了耸单薄的肩膀。
“反正我要逃。”
“那你妈妈怎么办？她在另一个地方的营房里等你呢，我妈妈也一样。” 蕾切尔笑了。
“你相信那些鬼话？他们说的话你也信？”
女孩很不喜欢蕾切尔那看透一切般的微笑。
“不，”女孩坚定地说，“我不相信，我不再相信了。”
“我也不信。”蕾切尔说，“我观察过他们，他们连我们的名字都没认真写。他们把很多扯掉的标牌系回那些小孩身上时都是胡乱系的，根本不在意谁是谁。他们在撒谎，对我们和我们的妈妈撒了谎。”
让女孩惊讶的是，蕾切尔紧紧地握住了自己的手，就像阿梅勒以前那样。后来，蕾切尔站了起来，消失在黑暗中。
第二天早上，他们很早就被叫醒了。警察走进营房，用警棍把他们往前推。年幼的孩子还没睡醒，大声哭了起来。女孩试着安抚身边的孩子，他们被吓坏了。他们被带到了一个棚屋里。女孩一手牵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她看到一个警察手里拿着一种样子古怪的器具。她不知道那是什么。她牵着的两个小孩吓得直抽凉气，一个劲地往后躲，却被警察的耳光和脚赶向了拿着器具的警察那里。女孩在一旁看着，她吓坏了。没过多久她明白了，他们是来给这些小孩剃头的，所有的孩子都会被剃成光头。
女孩眼睁睁地看着蕾切尔浓密的黑发一缕缕掉在地上，裸露的脑袋白晃晃的，尖尖的，像个鸡蛋。蕾切尔直直地看着那些人，眼神里充满了憎恨与轻蔑。她狠狠地朝他们的鞋上吐口水。一个宪兵气急败坏，野蛮地把她打倒在地。
年幼的孩子狂乱地挣扎着，需要两三个警察摁着才行。轮到女孩了，她没有挣扎。她弯下头，感觉到那冰凉的器械在头皮上游走。她闭上了眼睛，不忍看到自己金黄的长发飘落脚边。她的头发啊，她那人人羡慕的美丽秀发。她感觉哽咽几度涌上喉头，但极力控制着不让自己哭泣。千万不要在这些人面前落泪，不要哭泣，永远不要。头发而已，会长出来的。
快剃好时她睁开了眼睛，摁着她的那个警察的手胖乎乎的，粉红色的。另一个警察继续剃她剩下的几缕头发，她抬头看了他一眼。
这位警察的头发是红色的，面相和善，以前在她家那个片区上班。她母亲经常跟他聊天，她上学碰到时会冲他眨眨眼睛打招呼。抓捕的那天她朝他挥手时他把头扭开了，现在这样的距离，他的视线无法躲闪了。
她直直地看着他的眼睛，一直盯着。他瞳孔很奇特，黄黄的，像黄金一样。他显得有些局促，脸颊发红，她甚至感到他在微微颤抖。女孩一语未发，只是用最轻蔑的眼神盯着他。
他只得和她对视了片刻，两人一动不动。女孩笑了笑，她才十岁，她的笑很苦涩。女孩拨开了他的胖手。
离开疗养院时我有些恍惚。本该去办公室的，班贝尔在那儿等我，可我发现自己在朝圣通日街走去。脑袋里突突地冒着太多的疑问，我迷失在了这些疑问之中。玛玫说的是真的吗？还是病糊涂了，在胡言乱语？这里真的住过一家犹太人吗？玛玫说泰泽克一家搬进来时没发现什么异常，可能吗？
我慢慢穿过庭院。门房的小屋原先就在这里吧，我心想。数年前，小屋被改建成了一套小公寓。走廊边上有一排金属信箱，如今再也没有门房每天把邮件分发到每家每户了。玛玫说过，那位门房叫罗耶太太。至于门房在那次围捕行动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不少材料中都有提及。大部分的门房听从了警察的命令，有些更过分，把犹太人的藏身之处告诉了警察，还有一些门房在犹太人被带走之后就将他们的房子洗劫一空，窃取了大批财物。从我看到的材料判断，只有少数门房尽了全力保护犹太人家庭。我不知道这位罗耶太太属于哪一种情况。那一刻我突然想到了我在蒙帕纳斯区的门房，她跟我年纪相仿，葡萄牙人。她不了解那场战争。
我没有乘电梯，步行上了四楼。正值午餐时间，工匠们都不在，公寓里很安静。我一打开前门，就感觉被某种奇怪的东西吞没了一一种以前未曾有过的绝望和空虚。我来到公寓较旧的一端，就是几天前伯特兰带我们看的那部分，那个事件发生的地方。那是七月的一个炎热的早晨，天还没亮，两名男子敲响了这里的房门。
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所看的材料，我所了解到的关于冬季赛车场圈押事件的信息，似乎都指向了这里，指向了这个我即将人住的地方。所有我曾审视过的证据材料，我研读过的书，我采访过的幸存者和目击者，似乎都在向我昭示我现在抚摩的四壁之间曾发生的事。
我几天前开始写的那篇文章就快完成了，约定的期限也快到了。我还得去一趟巴黎城外的卢瓦尔河集中营和德朗西集中营，还约好了要和弗兰克·利维见一面，圈押事件六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大都由他的协会筹办。我的调查很快就要结束了，之后我就得写别的了。
可现在我知道了公寓里发生的事，离我如此之近，和我以及我的生活产生了如此密切的联系，我觉得我必须把事情查得更清楚一些。我的调查还没有结束，我应该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搞个一清二楚。曾经住在这套房子里的那家犹太人后来到底怎么样了？他们叫什么名字？有孩子吗？有人从死亡集中营生还吗？他们都没能逃过那场劫难吗？
我漫无目的地在空空的公寓里走来走去。其中一个房间的墙壁正在拆，我发现碎石中有一道又长又深的狭缝巧妙地隐藏在镶板后面。它是一个很好的藏匿之所。如果这些墙壁会说话……但我不需要听它们讲述，我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我可以用自己的眼睛看。那些幸存者告诉过我那个燥热、静谧的夜里所发生的事——剧烈的捶门声，响亮的喝令声，公交车载着他们穿过了巴黎城。．他们还跟我讲过那个臭气熏天的人间地狱——冬季赛车场。告诉我这些的是那些活下来的人，那些逃离了巴黎的人。他们扯下身上的星星逃了出去。
突然间我疑惑了，我不知道自己能否承受得了这个事实。有一家人曾在这幢房子里被抓，而且很可能被处死了，我现在知道了这个事实，我还能安心住下来吗？我不由得想，泰泽克一家是如何对待此事的？
我拿出手机打电话给伯特兰。一看是我的号码，他低声说了句“在开会”。这是我们俩约定好的密码，意思是“我现在很忙”。
“我有急事。”我说。
我听到他轻声说了几句，之后他的声音变清晰了。
“亲爱的，怎么了？”他说道，“有事快说，有人在等我。”
我深吸了一口气。
“伯特兰，”我问道，“你知道你祖父母圣通日街的那套房子是怎么得来的吗？”
“不知道。怎么啦？”他问道。
“刚才我去了玛玫那里，她告诉我他们是一九四二年七月份搬进去的，因为一家犹太人在冬季赛车场大搜捕中被抓了，所以房子空了出来。”
一阵沉默。
“那又怎样？”伯特兰终于又说话了。
我觉得自己的脸颊开始发烫。我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回响。
“你的家人住进了犹太人的房子，那一家犹太人被抓了，你不觉得心里不舒服吗？你的家人没告诉过你什么吗？”
我仿佛可以听到他的反应：典型的法式耸肩，嘴角下撇，眉毛上挑。“不，我不在意。我不知道这些，他们没告诉过我，告诉了我也不会觉得不舒服。我相信一九四二年七月的大围捕之后，很多巴黎人都搬进了新空出来的房子，我们家当然也不会因此而成了围捕行动的同谋犯，对吧？”
他的笑声刺痛了我的耳朵。
“伯特兰，我没那样讲。”
“朱莉娅，你反应过头了。”他的声音温和了些，“你也知道，那已经是六十年前的事情了。当时在进行世界大战，记得吗？每个人的日子都不好过。”
我叹了口气。
“我只是想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只想弄个明白。”
“亲爱的，很简单。战争期间，我祖父母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古董店的生意不景气。能搬进一个更大更好的房子他们肯定很开心，他们毕竟有孩子了，而且还年轻，能够找到一所房子住已经很开心了，也许就没太多考虑那家犹太人。”
“哦，伯特兰，”我放低了声音，“他们怎么能不考虑那家人呢，怎么能这样呢？”
他在电话那头吻我。
“我估计他们并不知道那家人的事。亲爱的，我得挂了，晚上见。”
他挂断了。
我在屋子里逗留了一会儿，走过长长的走廊，站立在空空的客厅里，用手掌摩挲着光滑的大理石壁炉，试着去理出一个合理的逻辑，不让伤感湮没自己。
在蕾切尔的鼓励下，女孩下定了决心，她们要逃跑，要逃离这个地方。她心里明白，若成功就逃出去了，不成功就得死。但她也知道，如果跟其他孩子一起留在这里，那就死定了。许多孩子都病了，已经死了七八个了。她在这里只见过一个护士，跟赛车场的那个一样，戴着蓝色口罩。生病、饥肠辘辘的孩子无数，护士却只有一个。
两人对这次逃亡计划守口如瓶，她们没有告诉其他人，没有引起别人的任何猜测。她们打算白天逃跑，因为她们观察过，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警察很少留意孩子们的行动。整个过程简单、迅速——顺着营房后墙朝水塔方向走，去上次村妇们想塞食物给她们的铁丝网那里，她们发现那里有个小缺口。缺口很小，但小孩或许能钻过去。
一些孩子已经离开了，是被警察带走的。他们瘦弱不堪，光着头，衣衫褴褛。她看着他们渐渐远去。他们被带到哪儿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吗？去了他们父母那里？她不相信，蕾切尔也不信。女孩心想，如果是被带到他们父母身边去，为什么当初要把他们分开？为什么要让他们经受那么大的痛苦和折磨？“因为他们讨厌我们，”蕾切尔的嗓音低沉、沙哑，“他们憎恨犹太人。”女孩想道，如此憎恨，为什么？除了以前的一个老师，她或许从来没有像这样恨过任何人。因为她不吸取教训，那个老师狠狠地惩罚了她。她曾希望过那老师死吗？仔细一想，的确有过。就是这样的原因吧，所以才发生了这一切。憎恨达到了如此的地步，以至于想把他们全部杀死。因为他们衣服上绣着黄色的星星，所以那些人恨他们。想着想着，她不寒而栗。她感觉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邪恶与仇恨都聚集到了这里，聚集在自己身边，聚集在警察冷酷的面容上，冷漠的举止中，轻蔑的眼神里。那么，外面世界里的每个人也都这样憎恨犹太人吗？她以后都要生活在人们的憎恨之中吗？
她想起了去年的六月，她放学回家，上楼时无意中听到了邻居们的谈话。几个女人的声音，压得很低很低，她在楼梯上停住了脚步，小狗般竖起了耳朵。“知道吗，他的夹克敞开时就露了出来，黄色的星星。我怎么也想不到他是犹太人。”她听到另一个女人倒抽一口凉气。“他？犹太人！完全是个绅士嘛，太让人吃惊了。”
她问过母亲，为什么有些邻居不喜欢犹太人。母亲没有回答，只耸耸肩，叹了一口气，弯腰继续熨衣服。女孩只好去找父亲。犹太人有什么不好吗？为什么有些人那么讨厌犹太人？父亲挠了挠头，低头看着她，苦笑着欲言又止：“他们认为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所以害怕我们。”可哪里不同呢？女孩想道，有那么大的差别吗？
她的母亲、父亲、弟弟，她着魔一般想念他们。她感觉自己就像跌入了一个无底洞，如果能逃出去，她觉得这种生活，这种她已无法理解的新生活，还稍微有点意义。也许她的父母也成功逃脱了呢？也许他们已经设法回到家里了？也许……也许……
她想起了自家空荡荡的房屋，还未整理的床铺，厨房里慢慢腐烂的食物，还有藏在寂静壁橱里的弟弟，那死一般沉寂的壁橱。蕾切尔碰了碰她的胳膊，她吓得差点儿跳起来。“就现在吧，”她悄声说，“现在就走。”
集中营里一片寂静，如同被废弃了一般。她们注意到，大人们被带走以后，警察也少了一些，而且警察极少和孩子们说话，对他们不管不顾。
炽热的阳光烘烤着棚屋，让人无法忍受。棚屋内，病恹恹的孩子们虚弱地躺在潮湿的稻草上。她们可以听到从远处传来的男人的说话声和笑声。那些人也许躲在营房里乘凉吧。
她们只看到一个警察，坐在阴凉处，步枪斜靠在脚边，头后仰着靠在墙上，嘴张着，像是已经睡熟。她们蹑手蹑脚地朝隔离栅栏走去，像两只移动迅速的小动物。抬眼间，大片的绿色牧场和田野就在前方。
营地里依旧一片寂静。炎热，寂静。有人发现她们了吗？她们蹲在草丛中，心跳如雷。回头张望，没有动静，没有嘈杂声。这么容易吗？女孩心想，不，不会的，任何事都不容易，不再容易了。
蕾切尔腋下挟了一卷衣服，她再三要女孩穿上。她说，多穿两件衣服，这样你的皮肤就不会被铁丝刮破了。女孩把一件又脏又破的汗衫和一条到处是破洞而且有点小的裤子硬往身上套时，禁不住一阵哆嗦。她心想，这些衣服是谁的？是某个已经死去的可怜小孩的？一个妈妈被送走，一个人孤独死去的小孩的？
两人继续蹲着前行，铁丝网的缺口处越来越近。不远处站着一个警察，她们看不清他的脸，只看到了高高的圆帽的轮廓。蕾切尔指了指铁丝网的缺口，她们必须得快点，没有时间可浪费了。她们趴在地上，蛇一般朝缺口匍匐前进。缺口真小，女孩心想，虽然她们外面多罩了衣服，钻过去时肯定还是会被铁丝网刺伤的。她们之前怎么会以为能成功呢？怎么就以为不会被人发现呢？怎么就以为能侥幸逃脱？她们疯了，她想，的确是疯了。
草叶划过她的鼻尖，闻上去舒服极了。她真想把头埋进草丛，深深地呼吸浓浓的青草味道。她看到蕾切尔已经到了裂口处，正小心翼翼地把头探进铁丝网。
突然，女孩听到了重重的脚步声踏过草地而来。她的心停止了跳动。抬头看时，一个巨大的黑影耸立面前。是一个警察。他抓着她破烂的衣领把她拎了起来，她吓得手脚发软。
“你们想干什么？”
他压低声音在她耳边质问。
蕾切尔的半个身子已经在铁丝网中了。那名男子一手抓着女孩的领口，一面蹲下去抓蕾切尔的脚踝。她拼命挣扎，又踢又蹬，可他太壮了，把蕾切尔从带刺的铁丝网中硬生生扯了出来。她的脸上和手上鲜血直流。
她们站在他面前，蕾切尔呜咽着，女孩挺直腰，仰着下巴。她的心里在颤抖，但她决定不把害怕表露出来，起码要努力控制控制。
随后，她抬头看那名警察，却不禁吃了一惊。是那位红头发警察，他也一眼认出了女孩。女孩看到他的喉结动了一下，还感觉到他抓自己衣领的大手掌开始颤抖。“你们不能逃跑，”他瓮声瓮气地说，“必须待在这儿，明白吗？”
他还年轻，二十出头，块头很大，肤色红润。女孩注意到，他穿着厚厚的深色军装，前额上汗津津的，嘴唇上方也一样。他不停地眨眼睛，身体重心在两只脚上换来换去。
女孩意识到自己并不害怕面前这位警察，对他倒有一种奇怪的怜悯之情，这让她颇为疑惑。她伸手握住了他的手臂。警察低头看她，他有些诧异，有些尴尬。女孩说：“您记得我，对吗？”
这毫无疑问。这是事实。
他点点头，用手把自己鼻子下方的汗水擦去。女孩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来给他看，她的手没有颤抖。
“还记得我弟弟吗？”她问道，“他的皮肤很白，头发有点卷？”
他又点了点头。
“先生，您必须放我走。先生，我的小弟弟，他一个人在巴黎。我把他锁在壁橱里了，因为我原以为……”她哽咽了，“我原以为他待在那里很安全！我必须回去找他！求求您让我从这里钻出去好吗？您假装没看见就行了，先生。”
男警察不安地回头朝棚屋看了看，好像怕有人过来，怕有人看到他们或听到他们的话。他示意她们别吭声。他盯着女孩的眼睛看了一会儿，然后脸色一正，摇了摇头。“我不能那样做，”他说，声音压得很低，“我有命令在身。” 她把手放在他胸膛上。“先生，求求你了。”她平静地说。
她身边的蕾切尔则发出了轻蔑的嗤鼻声，她脸上的血和泪水已模糊成一片。男人又回头看了一眼，好像心里非常矛盾。她再次看到了他那种奇怪的神情，跟大围捕那天她瞥见的一模一样，怜悯、羞辱和愤怒杂陈。
好几分钟过去了，女孩感觉时间如同灌了铅，非常沉重，几乎停滞。她感觉泪水和恐慌再度涌了上来。如果他把她们送回营房怎么办？这种日子她该如何继续？要怎样才能继续熬下去？她会再找机会逃跑的，她坚定地想。是的，一次不成下次再试，永不放弃。
突然，他叫了一声女孩的名字。他拉住了女孩的手，他的手掌又热又湿。“走吧，”他咬着牙说，汗滴顺着他惨白的脸颊不断滑落，“走，赶紧！动作快点！”
女孩怔住了，她抬头看着那双金色的眼睛。他把女孩推向缺口，一只手用力把她往下摁，另一只手帮她把铁丝网往上提。他猛地一把把她推出了缺口。她的额头被铁丝戳破了，但她出来了。她连滚带爬地站了起来。她自由了，她站在了铁丝网的另一边。
蕾切尔直瞪瞪地看着，一动不动。“我也要出去。”她说。那警察抓住她的颈背。“不，你得留下。”他说。蕾切尔失声痛哭，“这不公平！为什么她行我就不可以？为什么！” 他举起另一只手止住了她的哭声。女孩站在铁丝网的另一边，她愣住了。为什么蕾切尔不能和她一起走？她为什么必须留下？
“让她和我一起走吧，”女孩说，“求求您了，先生。”她的声音很轻，也很平静，仿佛一位年轻的女士。警察显得有些不安，有些不知所措，但他没犹豫多久。
“那走吧，”他推了蕾切尔一把，“快走。” 他拉着铁丝网的缺口边缘，帮着蕾切尔钻过去。蕾切尔站到了女孩身边，气喘吁吁。男人在口袋里摸索，掏出了一样东西递给铁丝网另一边的女孩。“拿着。”他命令道。女孩看了看他手里的东西，是厚厚的一卷钞票。她把钞票放进了口袋，和钥匙放在了一起。男人回头朝身后的营房看了看，眉头紧锁。“看在上帝的分上，快跑！你们俩快跑啊！如果他们看见……把你们身上的星星扯掉。求别人帮助你们。要小心！祝你们好运！”
女孩想谢谢他，谢谢他的帮助，谢谢他给的钱。她想把手伸过去，但蕾切尔已经拉着她撒腿开跑了。她们全速奔跑，穿过高高的金色麦田，一直向前跑，跑得肺都快炸了，胳膊和腿累得快抽筋了。她们只想远离集中营，越远越好。
我回到家，忽然意识到过去几天一直觉得有些恶心，当时因为全部心思都在圈押事件的文章上，所以一直没在意。后来，也就是上个星期，我的心思又被关于玛玫公寓的新发现占据了。但是，我的乳房变得比以往更敏感了，还有些刺痛，我这才关注起自己的恶心感觉来。我仔细想了想自己的月经期。这次的确来晚了，但这种情况以前也有过。最后，我去大街上的药店买了个验孕棒，只是不想让自己胡思乱想。
结果出来了，是一条蓝线。我怀孕了！怀孕了！我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我坐在厨房里，气都不敢出。
上次怀孕还是在五年前，之前有过两次流产。那次怀孕简直是一场噩梦，先是疼痛和出血，然后又发现是宫外孕——受精卵在一根输卵管里着床了。后来做了一次非常艰难的手术，我的生理和心理都受到了很大打击，术后阴影很长时间才消失。我的一个卵巢被切除了，医生还告诉我可能没法怀孕了。那时我已经四十岁了。伯特兰的脸上写满了失望和悲伤。他从来没说起过，但我感觉到了。我知道他的内心活动。他不愿意说出他的感受，这让情况变得更糟。他把这些埋藏在心里，不让我分担。那些从未说出口的话成了我们之间的隔膜。我呢，只跟我的心理医生说过这些，另外还向我的挚友倾诉过。
我想起了不久前在勃艮第的一个周末，我们邀请了伊莎贝拉、她丈夫和两个孩子来做客。他们的女儿玛蒂尔德跟佐伊差不多大，还有个儿子，小马修。小男孩四五岁，非常讨人喜爱，伯特兰一直盯着他看，他跑到哪里伯特兰的视线就跟到哪里。他跟马修玩，把他扛在肩上，脸上一直笑个不停，眼神里却露出丝丝伤感和期盼，这让我承受不了。大家都在外面吃洛林糕时我一个人躲在厨房里哭，不想被伊莎贝拉发现了。她紧紧地抱了抱我，然后倒了一大杯酒，打开了CD机，把音量开得震耳欲聋。那是黛安娜·罗斯的一首老歌。“这不是你的错．亲爱的。记住，这不是你的错。”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很内疚，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称职的妻子。泰泽克一家在这件事上表现得很友善，很谨慎，但我还是很难过，觉得自己没能带给伯特兰他求之若渴的东西——第二个孩子，尤其是儿子。伯特兰有两个妹妹，没有兄弟。如果没有继承人的话，这个家族的姓氏就会消失。我以前都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有多么重要。
当我声明我虽然是伯特兰的妻子，但还是希望别人称呼我为朱莉娅·嘉蒙德时，他们大为吃惊，都沉默不语。婆婆科莱特不自然地笑着对我说，这种观念在法国很新潮。是太新潮了。女权思想在这里发展得不大好，法国女人都以夫姓来介绍自己。按惯例，我的后半生都会被称做伯特兰·泰泽克太太。记得当时我粲然一笑，口齿伶俐地答道：“我还是坚持用自己的姓——嘉蒙德。”她没再说什么。从那以后，她和公公爱德华向别人介绍我时，一直都说“伯特兰的妻子”。
我低头看着那条蓝线。孩子，孩子！一时间，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快乐。我有孩子了！我环视再熟悉不过的厨房，然后走到窗口，俯视厨房外有些昏暗、脏乱的庭院。是男孩还是女孩并不重要。我知道伯特兰希望是儿子，但如果是女儿他也会喜欢，这一点我是知道的。第二个孩子！我们一直等待的，等待了如此之久的孩子！我们都已不再期盼了，佐伊也已经不再念叨的弟弟或妹妹，玛玫对此的关注热情也已退去了。
我该怎样告诉伯特兰？不能打电话直接透露，必须在只有我们两人的时候说，得有私密和亲昵的氛围。之后还必须小心，至少三个月后才能让别人知道。我很想给赫维和克里斯托弗打电话，还有伊莎贝拉，我的妹妹和我父母，但我克制住了心头的冲动，我丈夫应该第一个知道，然后是我女儿。一个念头冒了出来。
我抓起电话拨了艾尔莎的号码，她是照看孩子的临时工。我问她今天晚上是否有空帮我照看佐伊。她说可以。接着，我在我和丈夫最喜欢的圣多米尼克街上的一家餐厅预订了位置。婚后我们俩经常去那里吃饭。最后，我打电话给伯特兰，他没接。我给他的语音信箱留了言，告诉他晚上九点整我们在修米修科斯酒店碰头。
我听到了佐伊开前门的声音。门砰地关上了，紧接着她进了厨房，手里拎着重重的背包。
“你好，妈妈，”她说，“今天过得好吗？”
我笑吟吟地看着她。像以往一样，我每次看到佐伊，就会被她的美貌、高挑的身材和明亮的淡褐色眼睛深深打动。
“过来，宝贝儿。”说着，我把她一把搂进怀里。
她身体往后一挺，盯着我看。
“今天过得真的不错对吧？”她问，“从你的拥抱中我已感觉到了。”
“没错！”我说，心里很想把那件事告诉她，“今天真的很开心。”
她看着我说：“那我也开心了。最近你有点古怪，我猜可能是因为那些孩子的缘故。”
“那些孩子？”我问道，一边把她脸上顺滑的棕色头发撩开。
“你知道的啊，”她说，“就是冬季赛车场事件中的那些孩子，那些再没回来的孩子。”
“你猜得没错。”我说，“前一阵子我是为这事难过，现在依然感到难过。”
佐伊握住我的手，把我的结婚戒指转了一圈又一圈，她从小就喜欢这样玩。
“上个星期我听到你打电话了。”她说，但并未抬头看我。
“是吗？”
“你以为我睡着了。”
“哦。”我说。
“我没睡着。当时已经很晚了，我估计你是在跟赫维打电话吧。你们在谈玛玫告诉你的事情。”
“关于那套公寓？”我问。
“嗯。”她终于抬起头看我，“关于曾在公寓里住过的那家人和他们的遭遇。你还说玛玫他们在那里住了那么多年，对那件事却并不在意。”
“你都听到了？”我说。
她点了点头。
“妈妈，你还知道那家人的其他事情吗？你知道他们是谁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摇了摇头。
“不，宝贝儿，我不知道。”
“玛玫真的不在乎吗？”
我必须谨慎一些。
“亲爱的，我肯定她是在乎的。我认为她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佐伊又开始转我的戒指，这次转得更快了。
“妈妈，你要调查这家人的情况吗？”
我握住了转动我戒指的那只有些紧张的手。
“是的，佐伊。我接下来就要做这件事情。”我说。
“爸爸会不高兴的。”她说，“我听见爸爸对你说的话了，他让你别再想了，别再自寻烦恼。听起来他有点生气了。”
我把她拉进怀里，我的下巴靠在了她的肩膀上。我想起了心中那个美好的秘密，想到了今晚在修米修科斯酒店的约会，想象着伯特兰难以置信的表情和欣喜若狂的样子。
“宝贝儿，”我说，“我相信爸爸不会介意的。”
终于，两个筋疲力尽的孩子停下了脚步，猫腰躲在一大片大灌木丛背后。她们口干舌燥，上气不接下气。女孩感到身体的一侧痛得厉害。要是有点水喝，能休息一会儿恢复恢复体力那该多好啊。但她明白，此处非久留之地，她必须往前走。无论如何，一定要回到巴黎。
那位警察说了，“把星星扯掉”。她们脱下了被铁丝网挂破的破烂衣裳。女孩低头看了看胸前，那颗星星就在她的衬衫上。她用力撕扯，想把它弄掉。蕾切尔也用指甲挑她衣服上缝星星的线。蕾切尔的很容易就拿下来了，但女孩的星星缝得太结实了。她哧溜脱下了衬衫，把星星举到眼前仔细端详。细密的针脚，完美的针法。她想起了母亲，想起了她弯着腰干针线活儿，身前放着一大堆要缝补的衣物。母亲耐心、细致地把星星一个一个缝到她们的衣服上。泪水慢慢溢满她的眼眶。她把头埋进衬衫哭开了，心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