蕾切尔伸手把她拥在怀里，用她满是血迹的手轻轻地抚摩她，紧紧地抱着她。蕾切尔问：“你弟弟的事是真的吗？他真的被锁在壁橱里吗？”女孩点点头。蕾切尔把她抱得更紧了，略显笨拙地抚摩着她的头。父母在哪儿呢？女孩心想。他们被带到哪里去了？他们在一起吗？安全吗？要是他们此刻见到她……要是他们看见她藏在灌木丛后哭，浑身脏兮兮的，茫然不知所措，饥肠辘辘……
她站了起来，虽然眼睛还是湿湿的，但她朝蕾切尔勉强一笑。是的，她浑身脏脏的，茫然不知所措，饥肠辘辘，但她不害怕。她用脏兮兮的手擦掉了眼泪。她已经长大了，不再害怕了。她已经不再是一个小孩了。父母会为她骄傲的。她希望父母为她骄傲，为她成功逃出集中营而感到骄傲，为她将去巴黎救弟弟而骄傲，为她的勇敢而骄傲。
她开始用牙齿撕扯星星，将母亲细密的针脚一点一点咬断。终于，那块黄色的布从衬衫上脱离开了。她看着那快布，看着它幻化成粗体的黑色字样——犹太人。她用手把它卷成小条。
“不觉得它一下子变小了很多吗？”她问蕾切尔。
“我们该怎么处理它们？”蕾切尔问，“如果放在口袋里，被人发现我们就彻底完了。”
她们决定用两人逃跑时穿的破衣服把星星包了埋在灌木丛下。灌木丛里的泥土又松又干，蕾切尔挖了一个坑，把星星和衣服塞了进去，然后用棕色的泥土盖上。
“好了。”她欢快地说道，“我已经把星星埋了。它们死了，躺进了坟墓，永永远远都不会出来了。” 女孩和蕾切尔一同咯咯笑了，不一会儿她又感到很羞愧，她妈妈告诉过她要为拥有星星而骄傲，要为身为犹太人而骄傲。
现在她不愿再想那些。情形已发生了变化，一切都不同往日了。她们必须找到水、食物和落脚的地方，她还必须赶回家中。怎样才能办到？她不知道。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但是，她有钱。那位警察的钱。他还不算太坏。也许这意味着还有别的好人，愿意帮助她们的人，这些人不讨厌她们，不认为她们是“异类”。
她们离那个村庄并不远，她们从灌木丛后看见了一个路标。
“伯恩－拉－罗兰德。”蕾切尔大声念了出来。
本能告诉她们不能进村，村里的人不会帮助她们。村民们知道集中营里的情形，但除了那些妇女来过一次，没有人前来帮她们。再者，这个村子离集中营太近，她们有可能碰到会把她们送回集中营的人。她们转过身，朝着村庄相反的方向走去，并且尽量靠近公路边高高的草丛走。女孩心想，要是能有点喝的就好了。她太渴了，太饿了，感觉快要昏倒了。
她们走了很长时间。途中，她们一听到汽车或农民赶牛回家的声音就赶紧躲起来。她们选择的方向对吗？这是去巴黎的方向吗？她不知道。但她至少知道她们离集中营越来越远了。她看看脚下的鞋子，都快散架了。她只有一双鞋比这双好，她只在生日、看电影或去拜访朋友时才穿这双鞋，那是去年和妈妈在共和广场旁买的。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恍若隔世。这双鞋现在已经太小了，把她的脚指头挤得生疼。
下午三四点，她们的眼前出现了一片森林，凉爽的绿色远远地绵延开去，芬芳、湿润的气息扑面而来。她们离开大路，走进树林，希望能找到点野草莓或蓝莓充饥。过了一会儿，她们看见一大片野果树。蕾切尔开心得叫了起来。两人坐下来一阵狼吞虎咽。女孩想起了和父亲一起摘果子的情形，就在她们家去河边度假的那段美好时光里。现在想来，也仿佛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她的肚子好久没享受过这么奢侈的待遇了，鼓鼓地胀了起来。她感到一阵恶心，结果捂着肚子吐出来一大堆没有消化的水果，嘴里还有污秽物的味道。她跟蕾切尔说必须找水喝。她费力地站了起来，和蕾切尔往森林深处走去。林间成了神秘的翠绿世界，阳光透过树叶斑斑点点地洒落进来。她看见一只狍子在蕨林里慢慢奔跑，顿时吓得不敢呼吸。她是一个地道的城市孩子，不大熟悉自然世界。
走了一段距离后，她们来到一个清澈的小池塘边。她们把手伸进水里，很凉，看起来很干净。女孩一通狂喝，好长一段时间后才停住。她漱了漱口，洗掉了衣服上的蓝莓汁，然后把腿伸进了平静的水塘。自从上次在河里游泳以来，她再没游过泳，所以不敢完全进入池塘里。蕾切尔知道她害怕，但还是鼓动她下来，说会托住她的。女孩溜进了水塘，抓住了蕾切尔的肩膀。蕾切尔像女孩父亲以前一样，托住了她的腹部和下巴。水亲吻皮肤的感觉特别舒服，如春风拂面，如天鹅绒般轻柔。她把水浇到自己的光头上。她的头发又冒出来了，一层金黄的短毛，粗粗的，就像父亲下巴上的短须。
女孩突然觉得非常疲惫，她想躺在软软的青苔上睡会儿，只一小会儿，打个盹儿。蕾切尔同意了。她们可以稍微休息一下，这里很安全。
两人紧紧地相互依偎，贪婪地呼吸着青苔的清新气味，这和营房里散发着恶臭的稻草简直有天壤之别。
女孩很快就睡着了。这一觉睡得很沉，没受到丝毫惊扰，她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睡过觉了。
我订的是我们常坐的那个位子，在右手边的角落里，进了大门，经过老式的法式镀锌吧台和几块彩色镜子后就到了。我坐在套着红色天鹅绒的“L”形坐椅上，看着穿白色长围裙的侍者在顾客中忙碌地来回穿梭。一位侍者给了我一杯上等的基尔酒。忙碌的夜晚。多年前和伯特兰第一次约会时，他就带我来了这里。自那时以来，这家酒店没有什么变化，依旧是矮矮的天花板，乳白色的墙壁，球形的白色灯泡，硬硬的桌布，依旧是浓烈的科雷兹和加斯科涅①菜肴——伯特兰喜欢的口味。我们俩刚认识时他住在附近的梅勒尔街的一幢公寓楼的顶层，那幢楼的楼顶形状非常奇特。对我而言，夏季住在那里是难以忍受的。作为一个一直生活在空调中的美国人，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忍受那种炎热的。当时我仍然和那两个大男孩一起住在贝尔特街，我那间阴暗、凉爽的房间在巴黎闷热的夏季简直就像天堂。伯特兰和他的妹妹们就在这个区——象征着上流社会和贵族的巴黎市第七区——长大，他们父母常年居住在蜿蜒绵长的学府街，他们家生意兴隆的古董店则在巴克街。①法国西南部的两个地区。
我们的老位子。伯特兰就是在这儿向我求婚的，我也是在这儿告诉他我怀上了佐伊的，还是在这儿，我告诉他我知道了他和艾米丽的事。
艾米丽。
今晚不提此事了，别破坏了气氛。艾米丽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不过，她作罢了吗？她真的作罢了吗？我不得不承认我不是很确定。但现在，我对此不感兴趣。一个新生命即将来到这个世界，与之相比艾米丽算不了什么。我笑了，笑得有些酸楚。我闭上了眼睛。这难道是典型的法国人态度——对丈夫的出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思忖着，我能做到吗？
十年前，当我第一次发现他不忠时，我和他大吵了一架。我的思绪回到了当时，我们就坐在这儿。我决定就在这里把此事捅破。他没有任何隐瞒，十指交叉托着下巴，安静、沉着地听我一五一十地数落。信用卡让他露了馅。坎缇斯大街的珍珠酒店、德朗布尔大街的莱诺克斯酒店、克里斯汀大街的克里斯汀，瑞莱斯酒店，一张张消费清单接踵而至。
以前他不是那么谨慎，既没截住寄回家的消费清单，也没在意她的香水。他的身上、衣服上、头发上、奥迪旅行车的乘客安全带上都有她的香水味，在我记忆里那是最初的线索和痕迹。那款香水名叫“蓝色时光”，是娇兰香水中香味最重、最烈、最让人倒胃口的一款。弄清楚她是谁并不困难，其实在此之前我就已经认识她了，结婚后不久伯特兰就介绍我们认识了。
离异，有三个十多岁的孩子，四十出头，一头银棕色头发，巴黎人眼中典型的美人；身材娇小玲珑，纤细苗条，着装精美，提得体的手提包，穿得体的鞋子；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在特罗卡迪罗广场旁边有一套宽敞的公寓；她的名字华丽、古老，听上去像名酒的名字；左手佩戴一枚图章戒指。
她就是艾米丽，伯特兰自维克多·杜卢伊公立中学时就开始交往的女友，跟他一直有联系，一个他在结婚、生子之后，这么多年来一直保持着性关系的女友。“我们现在是朋友，”他在我面前信誓旦旦，“只是朋友关系，好朋友关系。”
那天饭后我们回到了车里，我变成了一头张牙舞爪的母狮。我的表现说明我很在乎他，我估计对他而言倒成了一种奉承。他向我又保证，又发誓，说他爱我，只爱我一个，艾米丽对他而言不重要，只是过眼云烟，跟她逢场作戏而已。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相信了他的话。
但是，近来，我又开始心生疑窦，说不清道不明的猜疑时不时在脑中闪过。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只是怀疑。我还相信他吗？
“相信他的话，你疯了？”赫维说，克里斯托弗也这样说。伊莎贝拉则建议：“或许你应该直接问个明白。”查拉、我母亲、霍莉、苏珊娜和简也说：“信他？脑筋不正常吧。”
但我坚定地决定，今晚不提艾米丽。今晚只有伯特兰和我，我们要分享那个好消息带来的喜悦。我细细品味着酒。侍者们冲我微笑，我感觉很棒，感觉自己很坚强。让艾米丽见鬼去吧，伯特兰是我的丈夫，我又将生下他的孩子了。
餐馆里顾客盈门。我环顾周围繁忙的餐桌。一对老夫妻并排而坐，一人一杯红酒，正襟危坐地俯身吃东西；一群三十多岁的年轻女性咯咯大笑，前仰后合，引得旁边一位独自进餐、表情严肃的女士皱起眉头，侧目相向；生意人西服笔挺，雪茄在握；美国游客，一对夫妇和他们十多岁的孩子们，正试图读懂菜单。餐馆里的嘈杂声很大，烟雾很浓，但我并不介意，我已习以为常了。
伯特兰会和往常一样晚到。不要紧，我正好利用这个时间换衣服、做头发。我穿了深棕色的休闲裤——我知道伯特兰喜欢这条裤子，一件简洁的福夫式紧身上衣，戴的是阿嘉莎牌的珍珠耳环和赫尔梅斯牌手表。我朝左手边的镜子瞥了一眼，感觉自己的眼睛比平常更大、更蓝，皮肤显得红润而有光泽。对于一个中年怀孕的女性而言，我是挺漂亮的了，我心想。而侍者向我微笑的样子也证明，他们的看法跟我一样。
我从包里拿出了记事本。明天一早，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的妇科医生打电话。得赶紧预约，很可能我需要做细致的检查。羊水诊断是必不可少的，我已经不再是“年轻”妈妈了。生佐伊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突然感到一阵惊慌。上次生育已过去十一年了，我现在还能承受这一切吗——妊娠、分娩、不眠之夜、喂奶、婴儿没完没了的啼哭、尿布？嗯，我当然行，我自我安慰。过去的十年间我一直在期盼，我当然已经准备好了，伯特兰也一样。
但是，坐在那里等侯时，心中的焦躁在慢慢滋长。我试着不予理睬，便打开了记事本，看看最近记下的关于冬季赛车场大圈押事件的东西。很快，我沉浸到了工作之中，身边的嘈杂消失了。笑声、侍者敏捷地在餐桌间穿行的脚步声、凳腿碰到门的声音，统统消失了。
等我再抬起头时，我丈夫已坐在了我的对面，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嘿，来了多久了？”我问。
他笑笑，把我的手抓在他的手中。
“有一会儿了。你真美。”
他穿的是深蓝色灯芯绒夹克和白色亚麻衬衫。
“你也很帅呀。”我说。
那个好消息差点冲口而出，但我打住了，现在就说显得太急了。我好费力才把话吞了回去。侍者给伯特兰也来了一杯上等基尔酒。
“什么原因啊？”他问道，“亲爱的，我们为什么来这儿？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吗？有惊喜？”
“是的。”我边回答边举起酒杯，“很特别的惊喜。为那个惊喜干杯！”
我们碰了一下酒杯。
“要我猜猜是什么样的惊喜吗？”
我有些顽皮，像个小姑娘。
“你永远都猜不到的！永远。”
他被我逗乐了，哈哈一笑。
“你跟佐伊一个样！她知道这个特别的惊喜吗？”
我摇摇头，越发的感到兴奋。
“不知道。没人知道，除了……我。”
我伸手握住他的一只手。光滑、茶褐色的皮肤。
“伯特兰……”我正准备说。
侍者站到了我们桌前。我们决定先点菜。很快我们就点好了。我要了油封鸭，伯特兰点的是砂锅炖肉豆，开胃菜是芦笋。
我看着侍者转身向厨房走去，然后以很快的语速对伯特兰说，
“我怀宝宝了。”
我仔细观察着他的表情变化，等待着他张大嘴，惊喜地睁圆眼。但是，他脸上的肌肉纹丝不动，就像一张面具。他的眼睛忽闪忽闪地看着我。
他重复道：“宝宝？”
我紧紧握住他的手。
“伯特兰，太棒了是吗？太棒了是吗？”
他没说话。我如坠雾中。
后来，他问我：“你怀孕多久了？”
“刚刚发现。”我的声音很低。他面无表情，我的心悬了起来。
他揉揉眼睛，这是他累或是心烦的时候常有的动作。他没说话，我也默不做声。
沉默如同薄雾一般在我们中间蔓延开来，似乎伸手便可触及。
侍者把开胃菜端了上来。我们俩谁也没碰。
“怎么回事？”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沉默，便开口问他。
他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又一次揉他的眼睛。
我继续说，泪水慢慢溢满眼眶。“我还以为你会很高兴，很兴奋。”
他用手支着下巴，看着我。
“朱莉娅，孩子的事我早已死心了。”
“我也一样啊，没抱什么希望了。”
他的眼神变得严肃了，其中透出的决然意味让我很不喜欢。
“你什么意思？”我问道，“你死心了，所以不能……”
“朱莉娅，再过不到三年的时间我就五十岁了。”
“那又怎么样？”我说，我的脸颊滚烫。
他平静地说：“我不想当老爸爸。”
“天哪，你怎么能这样说话？”我嚷道。
沉默。
他温柔地对我说：“朱莉娅，我们不能要这个宝宝。我们现在的生活不一样了，佐伊很快就成青少年了，你也四十五岁了，今非昔比，我们的生活已经不适合带小孩了。”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滚落到我的食物中。
“你是不是在告诉我，”我泣不成声，“要我去堕胎？”
邻桌一家不加掩饰地瞪我们，但我毫不理会。
和往常一样，危急时刻我就会说母语，在这种情况下用法语说是不可能的。
“流产了三次，现在再去堕胎？”我质问道，浑身颤抖个不停。
他一脸忧伤。柔弱而忧伤。我恨不得甩他几个耳光，再踢上几脚。
但我只是用餐巾捂着脸哭开了。他抚摩着我的头发，一遍又一遍柔声对我说他爱我。
我置若罔闻。
两个孩子醒来时，夜幕已经降临。森林已经不再是她们下午漫游其中的那个安静、枝叶繁茂的森林了。它显得漫无边际和陌生，各种奇怪的声响不绝于耳。她们手牵手，缓慢地在蕨林中摸索着向前走，任何的响动都会让她们停下脚步。夜色越来越浓，越来越深。她们继续前行。女孩觉得自己快累瘫了，但是蕾切尔手上的温暖激励着她往前走。
最后，她们踏上了一条较为宽阔的道路，这条路蜿蜒曲折地穿过一片平坦的草地。森林在她们身后渐渐隐去。她们抬头仰望，天空昏暗，没有月亮。
“快看，”蕾切尔指着前面说，“来了一辆车。” 她们看到了划破夜色的车头灯灯光。车头灯的表面用黑漆漆过，灯光从一道留出的口子里泻出。汽车的引擎声越来越近。蕾切尔问：“怎么办？要拦吗？” 女孩发现又出现了一对经过消光处理的车头灯灯光，紧接着又有一对。迎面而来的是长长的车队。她扯了扯蕾切尔的裙子，低声说：“趴下！快！” 旁边没有灌木丛可以躲藏，她四肢平伸趴在地上，下巴紧贴在地面上。“为什么？你在做什么？”蕾切尔问。很快，她明白了。是士兵，德国士兵，在夜间巡逻。
蕾切尔在女孩旁边快速趴下了。
引擎轰隆隆的声音越来越近了。借着车头灯微弱的灯光，两人能看清那些人头上锃亮的圆形头盔。他们会看见我们的，女孩心想。我们藏不了了，这样是藏不住的，他们肯定会看见我们。
第一辆车开过去了，其他的也接踵而去。浓浓的白色尘土卷进了两个女孩的眼中。她们极力忍着，不咳嗽，不动弹。女孩将脸贴在地上，双手捂住耳朵。车队似乎没有尽头。那些人会发现趴在土路边的两个身影吗？她几乎听到了他们的大呼小叫，然后车队停了下来，砰砰地甩上车门，急匆匆赶过来的脚步声，一只只粗鲁的大手抓住她们的肩膀。她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但是，最后一辆汽车驶了过去，嗡嗡响着消失在夜色中。又是一片寂静。她们抬起头，路上已经空空如也，只剩下白色尘土在慢慢飘散。她们等了一会儿，然后蹑手蹑脚地走上路面，朝相反的方向走去。透过树丛，她们看见了微弱的灯光，令人激动的灯光。两人尽量贴着道路的边缘往前走，向灯光慢慢靠拢。她们打开了院门，偷偷地靠近房屋。像是农场，女孩心想。透过开着的窗户，她们看到一个女人靠着壁炉看书，一个男人在抽烟斗。浓郁的食物香气直钻她们的鼻孔。
蕾切尔毫不犹豫地敲了门。棉布门帘拉开了，那个女人透过门上的玻璃看着她们，她的脸偏长，瘦削。她瞪着女孩们看了一会儿，然后放下了门帘。她没有开门。蕾切尔又敲了门。
“求求你，夫人，我们需要一些食物和水。” 门帘没有动。女孩们走到开着的窗户前站着。拿着烟斗的男人从椅子里站起来。
“滚开，”他低沉的声音中透着威胁，“快滚开。”
在他身后，那个瘦脸女人冷眼看着，一声不吭。
“求求你们，给点水喝吧。”女孩恳求道。
窗户砰地关上了。
女孩直想哭。这些农场主怎么能这么残忍？桌上明明有面包，她都看见了，还有一大罐水。蕾切尔拖着她离开了。她们回到了弯弯曲曲的土路上。路边又出现了许多农舍，但每次都是同样的结果，她们被赶了出来，一次次落荒而逃。
这时已经很晚了，她们又累又饿，几乎走不动了。她们来到一幢大大的老房子前。这儿离土路有一段距离，一盏路灯高挂，灯光照在她们身上。房子的正面爬满了常青藤。她们没敢再敲门。她们注意到屋前有一个大大的狗屋空着，于是就爬了进去。里面很干净，也很暖和，还有一股让人感觉很舒服的狗的味道，除此之外还有一碗水和一块放了很久的骨头。她们一人一口轮流将水舔干了。女孩害怕狗会回来，会咬她们。她把自己的担心轻声说了出来，但蕾切尔已经睡着了。她蜷缩着，像一只小动物。女孩低头看着蕾切尔，她一脸疲惫，脸颊消瘦，眼窝深陷，看上去就像一个老年妇女。
女孩靠在蕾切尔身上，醒一阵睡一阵地打着盹。她做了一个奇怪而可怕的梦，她梦见了弟弟，他已经死在了壁橱里。她还梦见父母被警察殴打。睡梦中，她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
一阵凶猛的狗叫声把她惊醒了。她用胳膊肘推醒了蕾切尔。她们听到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和渐渐走近的脚步声，碎石路面被踩得咯吱作响。逃跑已来不及了。她们只能绝望地拥抱在一起。女孩心想，这下我们死定了，我们的命算是到头了。
狗被主人喝退了。她感到有只手伸了进来，四下摸索。她和蕾切尔的胳膊被抓住了，她们被慢慢地拖了出来。是一个矮小、消瘦、秃头、胡子银白的男人。“哦，看看我们发现了什么？”他嘴里嘟哝着，半眯缝着眼打量两个女孩，路灯的光有些刺眼。女孩感觉到蕾切尔的肌肉绷得紧紧的，她知道蕾切尔要逃跑，像兔子一样迅速逃离。“你们迷路了？”老头问。他的声音中透着关切。两个孩子呆住了。她们以为会听到威胁，会被殴打，或是其他种种，但没想过会碰到好人。“求求你，先生，我们太饿了。”蕾切尔说。男人点点头。“看出来了。” 那条狗一直在冲两个女孩发出呜呜的声音，老头弯腰止住了它，然后对女孩们说：“进去吧，孩子们，跟我进屋。” 两个女孩谁也没动。她们能相信这个老头吗？
“这儿没人会伤害你们的。”他说。两人紧紧依偎在一起，还是有些害怕。那个男人笑了，非常和蔼、温柔的笑容。
“吉纳维芙！”他叫了一声，声音柔柔地飘进了屋子。一个身穿蓝色睡袍的老太太出现在宽大的门口。“朱尔斯，你那条蠢狗又在叫唤什么？”她有点恼火。接着，她看到了两个女孩，她的手一下子捂在嘴上。“天哪！”她喃喃低语。她走得更近了些。她的脸圆圆的，很平静，头发已经白了，编着一条大辫子。她看着两个孩子，既怜悯又惊奇。女孩的心跳加剧了。这位老太太跟照片上她波兰的外婆很像，一样的浅色眼睛，白色头发，都胖乎乎的，让人感觉很舒服。“朱尔斯，”老太太低声问，“她们……”老头点点头。
“是的，我估计是。” 最后，老太太坚定地说：“让她们进屋。她们必须马上藏起来。” 她步履蹒跚地走到土路上，朝两边望了望。她伸出手对她们说：“孩子们，快点，快过来。你们在这儿很安全，我们不会害你们的。”
糟糕的一夜，难以入眠。因为睡眠不足，早上醒来时我的脸有些浮肿。我很高兴佐伊已经去学校了，让她看到我现在的样子我会很难过的。伯特兰很体贴，也很温柔。他说我们还需要谈谈，晚上吧，等佐伊睡着后。说这席话时他的语调非常平静，非常温和。我能看出他已打定主意。任何事物或个人都无法让他回心转意，他是不会让我生下这个孩子的。
我还没法和我的朋友或我妹妹谈这件事，伯特兰的选择让我太伤心了，我宁愿把它装在自己心里，至少目前如此。
今天早晨，似乎一切都变得很困难。每件事情做起来都很吃力，任何动作都很费劲。昨晚的情形，他说的话，不停地在脑海中浮现。在这种情况下，我除了疯狂工作之外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下午我要去弗兰克·利维的办公室和他见面。冬季赛车场大圈押事件似乎变成很遥远的事了。只是一夜的工夫，我觉得自己老了许多。除了我腹中的孩子和我丈夫不想要这个孩子的事实之外，一切都似乎不重要了。
手机铃声响起的时候我正在去办公室的路上。是吉尧姆打来的。他说他在他奶奶那里找到了几本我需要的绝版书，关于冬季赛车场圈押事件的，他可以把书借给我，问我能否下午和他碰个面，或是晚上一起喝一杯。他的声音中透着愉悦和友善，我当即答应了。我们约好六点在蒙帕纳斯大道上的精英咖啡馆见面，从我家到那里只需要两分钟。我们刚道了别，手机又响了。
这一次是我公公打来的。我感到很惊讶，爱德华很少给我打电话。我们俩的关系一般，彼此以法国式的彬彬之礼相待。我们都善于闲聊，且颇多共同话题，但是，和他在一起时我从未有过真正的舒服的感觉。我总是觉得他有所保留，从不在谈话中向我或其他任何人表露他的真实感情。
他就是那种他说你听，让人仰视的人。除了愤怒、骄傲、自满之外，我想象不出他会有别的情感。我从未见过他穿牛仔裤，即使是在勃艮第过周末，他悠然地坐在花园里的橡树下看卢梭的书时也没有。我觉得我也从未见过他不打领带。我还记得第一次见面时他的样子，在过去的十七年间，他基本没有什么改变——同样的帝王般的姿态，同样的银色头发，同样的冷冷眼神。我公公极爱烹饪，他经常把科莱特从厨房里赶出去，亲自动手做一些简单、美味的菜式—一砂锅菜、洋葱汤、可口的普罗旺斯闷菜或是块菌煎蛋卷。佐伊是他唯一允许在厨房里陪他的人。虽然赛茜尔和罗芮生的都是男孩——阿诺德和路易斯一但他特别疼爱佐伊，他喜欢我的女儿。我一直不知道烹饪期间厨房里是什么样的情形。厨房的门关着，我只能听到佐伊咯咯的笑声，切蔬菜的声音，潺潺的水流声，肥肉在锅里嘶嘶作响，偶尔还有爱德华低沉的呵呵笑声。
爱德华问了佐伊的近况，公寓的装修进度，之后便转到了正题上。他昨天去看望玛玫了。昨天是个“坏”日子，他补充道，玛玫又发脾气了。当时他正打算离开，让她一个人绷着脸看电视，玛玫却突然出人意料地提到了一件和我有关的事。
我好奇地问：“什么事？”
爱德华清了清嗓子。
“我母亲说你问了她很多关于圣通日街那套公寓的问题。”
我深吸了一口气。
“嗯，是的，我确实问了。”我承认道。我没弄清楚他的真实用意。
一阵沉默。
“朱莉娅，我希望你不要问玛玫任何关于圣通日公寓的事情。”
他突然改说了英语，似乎是想让我明白无误地理解他的意思。
我有些恼火，便改用法语回答。
“抱歉，爱德华，我在为杂志社搜集有关冬季赛车场大圈押事件的资料，那种巧合让我感到很惊讶，仅此而已。”
又一阵沉默。
“巧合？”他重复了一遍，这次说的是法语。
“哦，是的。”我说，“你们家搬进去之前那儿住着一家犹太人，他们在那次事件中被逮捕了。我觉得玛玫告诉我这些的时候很难过，所以就没再问了。”
“谢谢你，朱莉娅。”停顿了一阵之后他接着说，“玛玫确实很难过，请你不要在她面前再提起这事了。”
我在人行道中央突然停下了脚步。
“好的，我不问了，”我说，“但我没想要伤害她。我只是想知道你们家为什么会住进那套公寓，以及玛玫是否知道一些关于那个犹太家庭的情况。你呢？爱德华，你知道什么吗？”
“抱歉，我一无所知。”他回答得很快，“我得走了，再见，朱莉娅。”
电话挂断了。
他的这通电话让我感到很是困惑，以至于在短暂的一段时间里我把伯特兰和昨晚发生的事都抛在了脑后。玛玫真的向爱德华抱怨了吗，怪我间了她那些问题？我想起了那天的情形，后来她把嘴闭上了，不愿再回答我的问题，一直到我离开时都没再开口。她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之中。玛玫为何如此难过？她和爱德华为何如此在意我问起那幢公寓？他们有什么东西不想让我知道吗？
伯特兰和宝宝的事又重重地压回到我的肩膀上。突然间我犹豫了，不想去办公室了。亚利桑德拉探询的目光让人受不了。她会很好奇，会跟往常一样刨根问底。她想装出一副很友好的模样，但往往很蹩脚。班贝尔和乔舒亚会盯着我浮肿的脸看。班贝尔是一位真正的绅士，他不会说什么，而是偷偷地捏捏我的肩膀为我打气。还有乔舒亚，他最让人受不了。我仿佛看到了这样的场景：他递给我一杯咖啡，揶揄地笑着间：“亲爱的，说说吧，又上演了哪一出？又是你那位法国夫君？”今天上午我没法去办公室。
我掉头朝凯旋门方向走去。一路上全是熙熙攘攘的游客，他们三五成群，走走停停，时而仰望凯旋门，时而停下来拍照。虽然我颇感厌烦，脚下却不怠慢，灵活地在人群中穿行。我掏出通讯簿，拨通了弗兰克·利维所在协会的电话。我问能否现在而不是下午去见他。他说没问题，现在也行。他的办公室不远，就在霍克大道上，我只花了十分钟就到了。一旦离开了拥挤的香榭丽舍大街，以星形广场为中心延伸出来的其他大道都空旷得令人吃惊。
我估计弗兰克·利维六十五岁左右，他的脸上透着深邃、高贵和疲惫。我们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办公室的天花板很高，里面装满了书、卷宗、电脑和照片。我的视线久久地驻留在挂在墙壁上的黑白照片上，上面有牙牙学语的婴儿，蹒跚学步的小孩，都是佩带着星星的孩子。
“许多都是冬季赛车场事件中的儿童。”他一边说一边随我的目光扫视着墙上的照片，“照片上只是一部分，法国一共移交了一万一千名儿童。”
我们在他的办公桌前坐了下来。在采访之前，我已经用电子邮件发了几个问题给他。
“你想了解卢瓦尔河旁的集中营的情况？”他问。
“是的。”我回答道，“伯恩一拉一罗兰营和皮蒂维耶营。巴黎近郊的德朗西营倒有不少资料，但关于这两个集中营的信息少之又少。”
弗兰克·利维叹了口气。
“没错，和德朗西相比较，卢瓦尔河旁的两个集中营留下的资料确实很少。而且，如果你去实地考察，找不到多少能反映当年实际情形的确凿印迹。那儿的人也不愿回想当年的情形。他们不想和你谈论这个话题。再说，知道那些事情的生存者已经不多了。”
我的视线再次落到那些照片上，落到那一排排幼小、娇弱的脸上。
“那些集中营最初是派什么用场的？”我问。
“它们建于一九三九年，是标准的军营，本来是用来关押德国士兵的，但维希政府自一九四一年起用它们囚禁犹太人。一九四二年，开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第一批直达列车就是从伯恩一拉一罗兰德和皮蒂维耶集中营出发的。”
“冬季赛车场大圈押事件中被抓的那些家庭为什么没被送往巴黎近郊的德朗西集中营呢？”
弗兰克·利维冷冷地笑了笑。
“圈押之后，没有孩子的犹太家庭被送往了德朗西。德朗西离巴黎很近，其他集中营距离巴黎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而且处于卢瓦尔河旁的安静农村。法国警察可以在那里轻松地将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分开。在巴黎市内要做到这一点不大容易，估计你已经看到过描述他们暴行的文字了。”
“这方面的材料很少。”
弗兰克·利维凄楚的笑容消失了。
“是的。这方面的文字记载是不多，但我们知道当时的情形。我有几本这方面的书，我很乐意借给你看。警察用警棍抽打，拳打脚踢，用冷水冲，把孩子从母亲身边硬生生拉开。”
我的目光再次落到照片上那些幼小的脸蛋上。我想起了佐伊，想到她被从我和伯特兰的身边拉走，孤零零地一个人生活，形单影只，忍饥挨饿，蓬头垢面，我不禁全身一阵战栗。
“冬季赛车场大圈押行动中抓的那四千个孩子很让法国当局头疼。”弗兰克·利维说，“纳粹要求立即移交成年人，不移交孩子。火车的调度安排得很严丝合缝，不能改变，由此才有了八月初将孩子和母亲活生生拆散的野蛮行径。”
我问他：“之后呢？那些孩子都怎么样了？”
“他们的父母被从卢瓦尔河旁的集中营直接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孩子们则被留在极度恶劣的卫生状况之中，基本没人照看。八月中旬，从柏林发来了决定性指示：把孩子也移送过去。为了防止人们猜疑，孩子们先被送到德朗西，和德朗西集中营里的陌生成年人会合后再送往波兰，这样一来人们就会觉得孩子们并非无依无靠，而是和他们的家人一起东行，去了犹太人的劳动保留地。”
弗兰克·利维停顿了一下，和我一起看着沿墙悬挂的照片。
“到达奥斯威辛集中营后，这些孩子没有‘被选择’的机会。没有和男人、女人们一起列队接受体格检查，看谁强壮，谁虚弱，谁能劳动，谁不能劳动。他们被直接送进了毒气室。”
“被法国政府送进去的，用的是法国的汽车，法国的火车。”我补充道。
或许是因为我怀孕了，因为我的荷尔蒙分泌紊乱了，或是因为我没睡好，刹那间我的情绪糟糕透顶。
我久久地看着那些照片，悲痛不已。
弗兰克·利维默默地看着我。过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拍拍我的肩表示安慰。
女孩向她面前的食物发起了进攻，大块大块地往嘴里塞，发出了咂吧咂吧的声音。如果在以前，妈妈一定会训斥她的。天哪，简直太好吃了！她似乎从没喝过如此美味、可口的汤，从没吃过如此新鲜、松软的面包，从没尝过如此香浓的布里白乳酪，从没吃过如此香甜多汁的桃子。蕾切尔却吃得很慢。女孩抬头看了一眼对面的蕾切尔，发现她脸色苍白，双手颤抖，眼眶发红。
老夫妻俩在厨房里忙碌着，给她们添汤，往她们的玻璃杯里加水。他们温和地问了些问题，女孩听见了，一时间却不知如何回答。后来，吉纳维芙带她和蕾切尔上楼洗澡时，她才开始和老太太交谈起来。她告诉吉纳维芙她们被带到一个很大的场地关了几天，那儿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然后火车载着她们穿过乡野，把她们送进了营地，后来她们和父母被残忍地分开了，最后，她们逃了出来。
老太太一边听，一边不时地点点头，熟练地帮目光呆滞的蕾切尔脱去衣服。蕾切尔的身体暴露在了女孩面前，骨瘦如柴，身上长满了红红的水泡。老太太吃惊地摇摇头。
“天哪，他们对你们做了什么啊？”她喃喃说道。
蕾切尔木然的眼睛半天也没眨一下。老太太扶着蕾切尔跨入了温暖的肥皂水中。她帮蕾切尔搓洗着，就像女孩的妈妈过去帮她弟弟洗澡一样。
洗好后，她用一条宽大的毛巾把蕾切尔裹了起来，然后把她抱到了旁边的床上。“该你了。”吉纳维芙往浴缸里放上了干净水后对女孩说，“小不点儿，你叫什么名字？你还没告诉我呢。” 女孩回答她：“瑟卡。”
“多好听的名字！”说话的同时，吉纳维芙递给女孩一块干净的海绵和一块肥皂。她发觉这个女孩有些害羞，不愿在她面前脱衣服，便转过身去，让女孩自己脱了衣服后钻进水里。水暖暖的，女孩洗得很仔细，很开心。洗好后，她敏捷地爬出浴缸，用毛巾把自己裹好。毛巾软软的，还有股熏衣草的香味。
吉纳维芙忙着在一个大的搪瓷水槽里洗女孩们的脏衣服。女孩在旁边看了一会儿，然后怯生生地把手放在老太太圆乎乎的手臂上。
“太太，您能送我回巴黎吗？” 老太太吓了一跳，转身看着她。“小乖乖，你想回巴黎？” 女孩从头到脚颤抖起来。老太太看着她，一脸关切。她把衣服放回水槽，用毛巾擦干了手。“瑟卡，有什么要紧事吗？” 女孩的嘴唇开始颤抖。
“是因为我弟弟迈克。他还在巴黎的公寓里，被锁在壁橱里，那是我们的秘密藏身地。从警察来抓我们的那天起，他就一直躲在那儿。我以为他在那儿会很安全。我答应过他会回去救他的。”
吉纳维芙低头看着她，眼神里充满关切。她把手放在女孩瘦削、单薄的肩膀上，试图让她平静下来。“瑟卡，你弟弟在壁橱里躲了多久了？”
“我不知道。”女孩嘟哝着说，“我记不清了。我记不清了。”
刹那间，她藏在心里的所有希望都破灭了。在老太太的眼中，她看到了她最害怕的信息——迈克死了，死在壁橱里了。其实她知道，已经太晚了，她等待了太长时间。他没能挺过来，没能等到她回来。他死在那儿了，孤零零地，死在了黑暗之中。没有东西吃，也没有水喝，只有玩具熊和故事书。他信任她，他一直在等。他可能大声呼唤过她，一遍一遍地叫喊她的名字：“瑟卡，瑟卡，你在哪儿？你在哪儿！”他死了，迈克死了。他只有四岁，但是他死了，都是她的缘故。如果那天她没把他锁起来，此时此刻他可能就在这儿，此时此刻她或许在给他洗澡。本来她可以照顾好他的，可以带他来这个安全之所的。是她的错，都是她的错。
女孩瘫倒在地，形神俱碎，绝望如潮水般向她涌来，把她淹没。在她短短的生命旅程中，她从未体会过这样的痛楚。她感觉到吉纳维芙紧紧地抱着她，抚摩着她的短发，轻声说着安慰的话。她松懈了所有的神经与戒备，把自己完全交给了抱着自己的善良老太太的手臂。之后，她感觉自己被松软的床垫和干净的被单包裹。她沉沉睡去，一整夜不断做着离奇的噩梦。
第二天一早她就醒了，有些失落，有些迷茫。她不记得她这是在哪儿了。在营房里度过了那么多没有床的夜晚后，睡在真床上让她觉得很奇怪，有点不适应。她走到窗前。百叶窗微微开着，可以看见外面有一个宽大的花园，阵阵花香扑面而来。母鸡被顽皮的狗追逐着，在草地上东跑西颠。一张熟铁长椅上，一只姜黄色的肥猫在慢慢地舔着自己的爪子。女孩听到鸟儿在歌唱，公鸡在啼鸣，附近的奶牛在“哞哞”地叫唤。一个阳光明媚，空气清新的早晨。女孩觉得，这是她见过的最可爱、最祥和的地方了。战争、仇恨、恐惧似乎都很遥远。花园、鲜花、树木和这里所有的动物，都不会受到过去几星期里她所目睹的罪恶的影响。
她仔细看着身上的衣服，一件白色的睡衣，对她来说有点长。这是谁的衣服呢？她心里犯着嘀咕。或许那对老夫妻有小孩，或者是孙儿孙女。她环视四周，这个房间很宽大，布置简单，但很舒适。门旁边有一个书架。她走过去看了看，发现她最喜欢的儒勒·凡尔纳①的书和塞居尔夫人②的书这儿都有。书的扉页上有稚气但飘逸的签名：尼古拉斯·杜弗尔。她心想，这位尼古拉斯是谁呀。①儒勒，凡尔纳(Jules Veme，1828-1905)，法国十九世纪著名的科幻小说和冒险小说作家。②塞居尔夫人(the Comtesse de s亡gur，l799-1847)，法国十九世纪儿童文学作家。
厨房里传出阵阵低低的说话声，女孩循着声音走下了吱吱作响的木楼梯。屋子里装饰普通、随意，给人一种安静、怡人的感觉。她轻盈地迈过了片片酒红色的方形瓷砖。经过一间洒满阳光、散发着蜂蜡和薰衣草香气的起居室时，她往里瞥了一眼，一座高大的落地摆钟在庄严地“滴答滴答”走着。
她蹑手蹑脚地向厨房走去，躲在门边悄悄往里看。老夫妻俩坐在一张长桌子前，端着蓝色的圆碗喝着什么。他们似乎在为什么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