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担心蕾切尔，”吉纳维芙说，“她一直在发高烧，吃下去的东西全吐了出来，而且还长了红疹。”她深深叹了一口气，“朱尔斯，这两个孩子的情况比较严重，非常严重，其中一个的眼睫毛上都长着虱子。”
女孩犹犹豫豫地走进了厨房。
“我只是想问问……”
老夫妻俩抬起头，微笑着看着她。
老头呵呵笑着说：“啊，小姐，你今天早上跟昨天不一样了哦，脸蛋上都有粉色了。” “我的衣服口袋里有些东西。” 吉纳维芙站起身指着一个架子说：
“一把钥匙和一些钱，在那里。”
女孩走过去拿起那两样东西，把它们紧紧地握在手里。
她低声说道：“这就是开壁橱的钥匙，迈克藏身的那个壁橱，我们的特别躲藏地。”
朱尔斯和吉纳维芙看了看对方。
女孩结结巴巴地说：“我知道你们认为他已经死了，但我还是要回去。我一定要弄清楚。或许有人像你们帮我一样帮助了他！或许他还在等我。我必须弄清楚。我一定要知道结果。我可以用警察给我的钱。”
朱尔斯问她：“小宝贝儿，你怎么去巴黎呢？” “乘火车去。巴黎离这儿肯定不远。” 夫妻俩又一次交换眼神。“瑟卡，我们住在奥尔良的东南部，你和蕾切尔走了很远的路程，但你们离巴黎越来越远了。” 女孩挺直了身体。她要回巴黎，回到迈克身边。无论结果如何，她都要回去看个究竟。她坚定地说：“我必须去，肯定有从奥尔良到巴黎的火车。我今天就走。”
吉纳维芙走过来，紧紧握住了她的手。
“瑟卡，你在这儿很安全。你可以在我们这儿住上一段时间。这儿是农场，出产牛奶、肉和蛋，我们不需要食物配给票。在这儿你能休息好，吃好，把身体养好一些。”
“谢谢你们，”女孩回答道，“我已经好多了。我必须回巴黎。你们不需要陪我去，我自己能行。你们只要告诉我怎么去火车站就行了。”
老太太还没来得及回答，楼上传来了长长的一声哭声。是蕾切尔。他们立刻冲到她的房间。蕾切尔的整个身体都痛苦地抽搐着，身上的床单沾满了黑色汁液，臭不可闻。
吉纳维芙低声说：“我就担心这个。是痢疾。她需要看医生，快点去请。”
朱尔斯蹒跚下楼。
他扭头对她们说：“我去村里看看戴维南医生在不在。”
一小时后，他气喘吁吁地骑着自行车回来了。女孩透过厨房的窗户看着他。
他告诉妻子：“那老小子不见了，屋子是空的，没人知道他去哪儿了。我朝奥尔良的方向去了更远的地方，找到了一位年轻医生。我请他过来，但他有点傲慢，说有要紧事需要先处理。”
吉纳维芙咬着自己的嘴唇。
“希望他快点来。”
傍晚时分，医生姗姗来迟。女孩没敢再提巴黎，她感觉到蕾切尔病得很重。朱尔斯和吉纳维芙的心思都在蕾切尔身上，无暇顾及她。
外面传来了狗的叫声，他们知道那个医生来了。吉纳维芙扭头让女孩赶快躲到地下室去。她快速解释道，这个医生不是平时那位，他们不了解他，得以防万一。
女孩通过地板门溜进了地窖。坐在黑暗中，她侧耳倾听上面传来的每一个字。尽管看不见那个医生的脸，但他的声音让女孩感到很讨厌：很刺耳，鼻音很重。他一直在问蕾切尔是哪里人，他们是在哪儿发现她的。他还很固执，不问清楚不罢休。朱尔斯一直很镇定，说蕾切尔是邻居的女儿，邻居去巴黎了，要待上几天。
但是，女孩从医生的语气听出，他根本不相信朱尔斯说的话。他发出一阵嘎嘎的笑声，然后不停地大谈特谈什么法律、命令、马赫夏·贝当政府、法国新面貌，以及军事管制部会怎么看这个皮肤黝黑的瘦小女孩。
最后，她听到前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接着，她又听到了朱尔斯的声音，他似乎吓坏了。
他说：“吉纳维芙，我们都做了什么啊？”
“想请问您一件事，利维先生，和我的文章无关。”
他看了看我，又坐回了他的座位。
“当然可以。请问吧。”
我俯在桌上的身体向前探了探。
“如果我给您一个家庭的确切地址，您能帮我查出他们的行踪吗？是一个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在巴黎被捕的家庭。”
“冬季赛车场大搜捕行动中被捕的家庭？”他问道。
“是的，”我说，“这对我很重要。”
他看着我疲倦的面容，肿胀的眼睛。我觉得他能看透我，能看出我现在的忧愁，能从我眼里读出我了解到的那幢公寓的隐情。我坐在他对面，他看穿了我当时全部的心思。
“嘉蒙德女士，过去的四十年间，我一直致力于追查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四年从这个国家移交出去的每一个犹太人的踪迹。这个过程既漫长又痛苦，但也很必要。是的，我也许可以告诉你那个家庭所有成员的名字。所有资料都在咱们眼前的这台电脑里，几秒钟之内就能搞清楚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为什么就想了解这个家庭呢？能跟我说说吗？仅仅出于记者的天生好奇心还是有别的原因？”
我觉得脸上有些发烫。
“是我个人的事，而且很难向您解释清楚。”我说道。
他说：“说说看。”
一开始我有点犹豫，但我还是把圣通日街的那幢公寓的来历、玛玫说的话、我公公说的话告诉了他。后来，我的语言更加流畅了。我告诉他我老想起那个犹太家庭，怎么也止不住。我想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后来的命运如何。他仔细听着，时不时点点头。
之后，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嘉蒙德女土，重现历史有时候不是件容易的事，会冒出许多让人不愉快的意外。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往往让人更难过。”
我点头。
“我明白，”我说，“但我需要知道。”
他看着我，眼神坚定。
“那我就告诉你他们的名字。我让你知道，但仅限你自己，不能泄露给你的杂志社，能做到吗？”
“能。”我回答道。我被他严肃的神情镇住了。
他转向了电脑。
“请告诉我地址。”我告诉了他。
他的手指在键盘上快速弹跳，电脑啪啪地弹出一个个页面，我紧张得心脏都快跳出来了。接着，打印机“嘟嘟”响着吐出了一页纸。弗兰克，利维没说话，只把那页纸递给了我。纸上印着：
75003巴黎圣通日街二十六号
姓氏：斯达任斯基
瓦拉迪斯罗， 一九一o年生于华沙，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被捕；关押地：布列塔 尼街汽车修理厂，冬季赛车场，伯恩一拉一罗兰德集中营；移送车次：十五；移送时间： 一九四二年八月五日。
洛卡，一九一二年生于奥卡纽村，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被捕；关押地：布列塔尼街 汽车修理厂，冬季赛车场，伯恩一拉一罗兰德集中营； 移送车次：十五； 移送时间： 一九四二年八月五日。
莎拉，一九三二年生于巴黎第十二区，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被捕；关押地：布列塔 尼街汽车修理厂，冬季赛车场，伯恩一拉一罗兰德集中营。
打印机又发出了“嘟嘟”的响声。
“有一张照片。”弗兰克·利维说。递给我之前他看了一眼。
照片上是一个十岁的女孩，还有一行字：一九四二年六月摄于布朗科斯一曼提奥克斯街学校。布朗科斯一曼提奥克斯街就在圣通日街旁边。
女孩的眼睛是有点倾斜的那种，浅色，估计是蓝色或绿色的；头发齐肩，微卷，里面卡了个发卡；照片中的她笑得很甜美，带点羞涩，脸蛋呈心形。她坐在学校的课桌前，面前有一本打开的书。她的胸口，有一颗黄色的星星。
莎拉·斯达任斯基。比佐伊小一岁。
我回头又看了看那一列名字。我不用问弗兰克·利维十五号列车离开伯恩一拉一罗兰德集中营后去了哪里，我知道它开向了奥斯威辛集中营。
“布列塔尼街的汽车修理厂是怎么回事？”我问。
“第三区的犹太人在被送往奈拉顿大街和赛车场之前先在那里集中起来。”
我注意到莎拉名字后面没有提到列车号，便向弗兰克·利维说了这一点不同之处。
“据我们所知，那说明她没有登上过开往波兰的火车。”
“有没有可能她逃走了？”我问。
“很难讲。确实有少数孩子从伯恩一拉一罗兰德集中营逃了出来，被住在附近的法国农民所救。其他比莎拉小的孩子被移送时身份并不清楚，他们的标志很模糊，如‘一个男孩，皮蒂维耶营送’。唉，嘉蒙德女士，我没法具体告诉你莎拉·斯达任斯基后来怎么样了，我只能说她显然没有和其他伯恩一拉一罗兰德营和皮蒂维耶营的孩子一起到达德朗西营。德朗西营的档案中没有她的信息。”
我低头看着那张美丽、天真的脸。
“她后来怎么样了呢？”我喃喃自语。
“我们这儿的资料表明，她的最后踪迹是在伯恩—拉一罗兰德营里。她有可能被附近的家庭所救。二战期间，她可以用假名字来隐藏身份。”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吗？”
“是的，经常发生。多亏了一些法国家庭和宗教机构的慷慨救助，不少犹太儿童幸运地活了下来。”
我看着他。
“您觉得莎拉·斯达任斯基获救了吗？她活下来了吗？”
他低头看照片上可爱的女孩，她一脸微笑。
“希望如此。不过现在你已经知道了你想知道的。你知道了你们的公寓里以前住的是谁。”
“是的，”我回答道，“谢谢您，但我不明白，我丈夫家怎么能在斯达任斯基一家被抓之后住进去。我想不明白。”
弗兰克·利维提醒我：“你不能如此苛刻地评价他们。的确，相当多的巴黎人当时很冷漠，但是不要忘了， 巴黎当时处于德国控制期，人们很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那时的情形跟现在可不一样。”
离开弗兰克·利维的办公室时，我突然感到非常脆弱，差一点哭了。真是让人心力交瘁、筋疲力尽的一天。我的世界被封闭了起来，伯特兰、腹中婴儿、我不得不做的艰难抉择、今晚将要和伯特兰进行的谈话……每件事都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还有，圣通日街的公寓背后肯定有隐情。斯达任斯基一家被抓之后，泰泽克一家那么快就搬了进去，玛玫和爱德华对此事避而不谈，为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什么事他们不想让我知道？
去马布夫大街的途中，我感觉自己就像陷入了一个巨大的旋涡，一个难以摆脱的旋涡。
当晚，我和吉尧姆在精英咖啡馆见了面。我们挑选了吧台附近的位置，远离了喧闹的露台。他带来了几本书，正是一些我求之不得的书，尤其是那本写卢瓦尔河畔集中营的。我的心情好了很多，对他千恩万谢。
我原本没打算把下午发现的东西告诉他的，后来却一五一十全讲了出来。吉尧姆听得很认真。我说完后，他说他祖母跟他讲过，那次大搜捕行动之后，一些犹太人的住所很快就被别人抢占了。另外一些住所的门上被警察贴了封条，几个月或几年后，封条常常被人撕掉，因为很明显不会有人回来了。吉尧姆的祖母说警察经常跟门房合谋，以口口相传的方式很快就能找到新房客。我丈夫家很可能就是这种情况。
“朱莉娅，你为什么把这件事看得那么重要？”吉尧姆最后问我。
“我想知道那个小女孩后来的命运。”
他看着我，深邃的目光中充满探询的意味。
“我能理解。但是，询问你丈夫家人时要小心。”
“我知道他们隐瞒了一些事情，我很想知道他们隐瞒的是什么。”
“小心点，朱莉娅。”他再次说道。他微笑着，但眼神一直很严肃。“你在玩潘多拉的盒子，有时候还是不要打开为好。有些事情不知道更好。”
今天上午，弗兰克·利维也说了同样的话。
朱尔斯和吉纳维芙在屋里奔上忙下足足十来分钟。他们两手来回搓着，一言不发，就像两只发狂的动物。他们似乎遭受着极大的痛苦。他们想把蕾切尔挪到楼下，但她太虚弱了，最后只好放弃，就让她躺在床上。朱尔斯极力安慰吉纳维芙，让她冷静下来，但收效甚微：她不一会儿又跌坐在附近的沙发上，潸然泪下。
女孩不明就里，就像一只焦急的小狗一样紧跟在他们身后，不停地问这问那，他们一个问题也没回答。她注意到朱尔斯一次又一次透过窗户朝大门口看，女孩感到恐惧在心中慢慢升起。
黄昏时分，朱尔斯和吉纳维芙面对面坐在壁炉前。他们似乎已经镇定下来了，恢复了常态，但女孩注意到吉纳维芙的手在颤抖。他们的脸色苍白，不停地看钟。
后来，朱尔斯转过身，平静地让女孩藏回地窖。那儿有许多装着土豆的大袋子，他让她爬进其中一个袋子，然后尽可能把自己藏好。听明白了吗？这很重要。如果有人进地窖，她不能被发现。
女孩呆住了。“德国人要来！”她说。
朱尔斯和吉纳维芙正要开口说话，狗突然叫了起来，吓得他们都跳了起来。朱尔斯向女孩示意，指了指地板门。女孩很听话，立即溜进了黑暗的、有股霉味的地窖。她什么也看不见，只好摸索着往里走，最后摸到了粗糙的织物，找到了那些装着土豆的麻袋。一共有好几大袋，堆放在一起。她迅速用手把它们扒开，然后钻了进去。此时，一个袋子裂开了，乒乒乓乓一阵闷响，土豆滚落到她的周围。她急忙把土豆往自己身上划拉。
接着，她听到了脚步声，整齐而响亮。以前她听到过这样的脚步声，在巴黎的深夜，宵禁开始之后。她知道来的是什么人，她曾经从窗户缝往外看过：微弱的街灯下，他们头戴圆圆的钢盔，迈着整齐的步伐行进。
头顶传来队列前进的声音，一直延续到房屋前。听脚步声有十来个人。一个男人的声音，沉闷但还算清晰，传入了女孩的耳中。他说的是德语。
德国人来了。他们是来抓她和蕾切尔的。她感觉自己的胆囊开始泄气。
脚步声就在她头顶上方。接下来的一段谈话含混不清，她没听清楚。之后传来了朱尔斯的声音：“是的，中尉，我这儿是有一个孩子。”
“先生，生病的是一个雅利安儿童吗？”一个外国人问道，他的喉音很重。
“中尉，只是一个生病的孩子。”
“孩子在哪儿？”
“楼上。”朱尔斯的声音，此时已透出了厌烦。
她听到沉重的脚步震得天花板直晃。接着，蕾切尔细细的尖叫声从屋子的顶层传了下来。她被德国人从床上拖了起来。她不停地呻吟着，她太虚弱了，毫无反抗之力。
女孩用手捂住耳朵，她不想听到这种声音。她听不见了。这种她自己制造的突然安静让她觉得得到了保护。
躺在土豆下面的她看见一道光线划破了黑暗—— 有人打开了地板门。有人在下地窖的楼梯。她把手从耳朵上移开了。“地窖里没人，”她听到朱尔斯说，“那女孩是独自一人。我们在我家的狗窝里发现她的。” 女孩听到吉纳维芙在擤鼻涕，还听到了她的哀求声，带着哭腔，透着疲倦。“求求你们，不要带走那个女孩！她病得太重了。” 喉音很重的那个声音不无讽刺：“夫人，这孩子是犹太人，很可能是从附近的集中营里逃出来的，她没有理由待在您的家里。”
女孩看到橘黄色的手电筒光顺着地窖的石头墙壁慢慢下滑，一点一点地向她靠近。不一会儿，天哪，一个士兵的巨大黑色阴影出现在了她的面前，就像从漫画书上剪下来的士兵剪影。他是来找她的，要把抓她走。她尽量让自己缩小，同时屏住了呼吸。她觉得自己的心脏好像停止了跳动。
不，不能让他找到！如果被找到那也太不公平，太可怕了。他们已经抓到可怜的蕾切尔了，难道还不够吗？他们把蕾切尔带到哪儿去了？在外面的卡车上和士兵们在一起？她昏过去了吗？她心想，他们会把蕾切尔带到哪里去？去医院？还是带回集中营？这些嗜血的恶魔。恶魔！她恨他们。她希望他们都死掉。这群坏蛋。她用尽了所有她知道的诅咒，所有她妈妈禁止她使用的词语。他妈的肮脏的浑蛋。她在头脑里大声叫骂，用尽全身力气叫骂。她紧紧地闭上了眼睛，不去看那离她越来越近的、在她躲藏的麻袋堆上扫来扫去的橘黄色手电筒光柱。他们不会找到她的。永远找不到。杂种，肮脏的杂种。
朱尔斯的声音再次传来。
“里面没人，中尉。那个女孩就单身一人。她病得几乎站不起来了，我们得帮帮她不是吗。” 中尉瓮声瓮气的声音传入了女孩的耳朵：“我们得验证验证你所说的，搜查搜查你的地窖，之后你们还得跟我们去一趟司令部。” 女孩尽量保持不动，不叹气，不呼吸。手电筒光柱在她头顶晃来晃去。
“跟你们回去？”朱尔斯的声音显得很吃惊，“为什么？” 呵呵几声干笑。“在你们家里找到一个犹太人，你还问为什么？” 此时响起了吉纳维芙的声音，她镇定得让人吃惊，声音中已经没有了哭腔。
“中尉，你也看到了，我们并没有把她藏起来。我们只是帮她恢复健康，仅此而已。我们连她的姓名都不知道，她根本说不了话。”
“是的，”朱尔斯接着说，“我们还帮她请了医生，根本没有把她藏起来。” 一阵安静。女孩听到了中尉的咳嗽声。“古勒明，就是那位优秀的医生先生，确实也是这样说的，你们并没有藏匿那个女孩。” 女孩感觉她头顶的土豆在被人翻动，她屏住呼吸，雕像一般纹丝不动。她鼻子里很痒，很想打喷嚏。她又听到了吉纳维芙的声音，她的语气很平静、开朗，甚至有点强硬。女孩还没有听过她用这样的语气讲话。
“绅士们想来点酒吗？”她周围的土豆停止了滚动。楼梯上的中尉开心大笑：“来点酒？太棒了！”
“要不再来点酱肉片？”吉纳维芙开朗的声音建议道。
脚步声上了楼梯，地板门砰的关上了。危险解除，女孩几乎昏厥。她暗自庆幸自己躲过一劫，眼泪顺着脸颊泉涌而下。他们在上面待了多久？她只听到叮叮当当的碰杯声，凌乱的脚步声，一阵阵响亮的笑声，没完没了。她听到中尉大呼小叫，似乎越喝越高兴。她甚至还听到了酒足饭饱的打嗝声。她没有听到朱尔斯和吉纳维芙的声音。他们在上面吗？上面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她急切地想知道。但她明白自己不能动弹，必须等朱尔斯或吉纳维芙来叫她。她的四肢已经僵硬了，但她仍然不敢动弹。
最后，屋子里终于安静了下来。狗叫了一两声后就没有声音了。女孩侧耳倾听。德国人把朱尔斯和吉纳维芙带走了吗？屋子里就剩她一个人了吗？此时，她听到了压抑的哭泣声。地板门嘎吱一声打开了，朱尔斯的声音飘进了她的耳朵。
“瑟卡！瑟卡！”
女孩回到了楼上。她的双腿疼痛难忍，眼睛里进了灰尘，被刺得红红的，脸上脏脏的满是泥。她看到吉纳维芙两手捂脸，整个人都崩溃了，朱尔斯在尽力安慰她。眼前的情景让女孩不知所措。老太太抬起了头，她的脸苍老了许多，干瘪了许多，女孩吓了一大跳。
“那个孩子，”她轻声说，“被带走了。她活不成了。我不知道她会死在哪里，是哪种死法，但我知道她会死的。他们不听我们的请求。我们努力让他们多喝酒，但他们的头脑很清醒。他们放过了我们，但他们带走了蕾切尔。”
吉纳维芙满布皱纹的脸上老泪纵横。她紧紧地抓着朱尔斯的手，绝望地摇着头。
“上帝啊，我们的国家成了什么样子？”
吉纳维芙招手叫女孩过来，用她饱经风霜的老手紧紧握住她的小手。女孩心里不停地想，他们救了我，他们救了我，救了我的命。也许某个他们这样的人救了迈克，救了爸爸和妈妈。或许还有希望。
“小瑟卡！”吉纳维芙揉捏着女孩的小手叹息道，“你在那下面是那么的勇敢。”
女孩笑了，美丽、勇敢的微笑，深深打动了老夫妇的心。
“请不要再叫我瑟卡了，那是我的乳名。”
“那我们该叫你什么？”朱尔斯问道。
女孩双肩一展，扬起下巴：
“我的名字叫莎拉·斯达任斯基。”
我去了一趟公寓，问了问安东尼工程的进展情况，然后来到了布列塔尼街。那个汽修厂还在，旁边有一块铭牌提示来往行人：一九四二年七月十六日早晨，第三区的犹太家庭先在这里集中，然后被送往第十五区的冬季赛车场，最后被移送到死亡集中营。我心想，莎拉奥德赛式的历险旅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它的终点在哪儿呢？
我站在那里，思绪飞回了一九四二年，对身边来往的车辆和行人置若罔闻。我几乎能看到，那个闷热的六月的早晨，莎拉和她的父母在警察的押送下，正沿着圣通日大街缓缓走来。是的，我看得清清楚楚。我看到他们被推进汽修厂，就是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我看到了那张惹人喜爱的心形小脸，以及小脸上的茫然和恐惧，被扎成马尾状的直发，一双微微倾斜的绿宝石般的眼睛，莎拉·斯达任斯基。她还活着吗？现在应该有七十岁了吧，我心想。不，她不可能还活着。她已经从地球表面上消失了，和被关押在第十五区冬季赛车场的其他孩子一起消失了！她没能从奥斯威辛回来。她已化为一抷尘土。
我离开了布列塔尼街，回到了自己的车上。我这个人很美国，一直不会使用换挡杆，我开的是一种颇遭伯特兰藐视的日产小型自动车。在巴黎市区跑来跑去时我从不动用它。巴黎的公交和地铁系统很发达，我认为在市区根本用不着车，对此伯特兰也不无嘲讽。
我和班贝尔计划下午去一趟伯恩一拉一罗兰德集中营。从巴黎到那里只需一个小时的车程。上午我跟吉尧姆去了德朗西。德朗西离巴黎很近，位于博比尼和潘廷两地的交界处，是一个灰白、破旧的郊区。二战期间，德朗西处于法国铁路系统的心脏位置，有六十多列火车从这里出发驶往波兰。我们经过一座巨大的、纪念这个地方的现代雕塑时，我发现营地里竟然有人居住。妇女们推着婴儿车，带着狗在散步，孩子们乱跑乱叫，窗帘在微风中飘动，窗台上摆满了植物。我惊诧不已，这样的屋子怎么能住人呢？我问吉尧姆这里有没有人住。他点点头。从他的脸色可以看出他很激动。他所有的家人就是在这儿被移送出境的。来这里对他而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他仍然坚持陪我一起来。
德朗西纪念馆的馆长是一位名叫梅涅茨基的中年男子，他的神情颇为疲惫。纪念馆比较小，要打电话预约才开放。我们到时长已在馆外等候我们了。我们在小且简朴的纪念馆内走了一圈，看看陈列的照片、文章和地图。—*个玻璃柜里陈列着一些黄色星星。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星星实物，我感到过目难忘，五内翻腾。
在过去的六十年里，这片营地几乎没发生什么变化。巨大的U形混凝土建筑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时是一个新式住宅项目，一九四一年被维希政府征用，来移交犹太人，现在被隔成了四百户人居住的一间一问的小型公寓，这种情形从一九四七年就开始了。在附近一带，德朗西的房租可能是最便宜的了。
我问一脸忧伤的梅湼茨基先生，无声城——这个地方的名字，奇怪的名字——里的居民是否知道他们现在所住的地方原来是什么样的。他摇摇头。住在这儿的大多数是年轻人。在他看来，这些人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他们也不关心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又问他是否有很多游客来参观纪念馆。学校会组织学生来，有时也有游客来，他答道。我们翻看了游客留言簿。
致母亲波莉特；
我爱你，永远都不会忘记你。我每年都会到这儿缅怀你。一九四四年你离开这里去了 奥斯威辛，再也没有回来。
你的女儿
舟妮尔
我感到眼泪在眼眶深处涌动。
然后，我们被带到停放在纪念馆外的草坪中央的一节运牲畜的车厢旁。车门锁着，但馆长有钥匙。吉尧姆把我拉了上去，我们俩站在狭窄的、空荡荡的车厢里。我想象着当时的情形：车厢星拥挤不堪，到处都是人，有小孩、祖父母、中年夫妇、青少年，一起奔向死亡。吉尧姆的脸色苍白，后来他告诉我他从来没有进过这种车厢，他始终没有这个勇气。我问他是否还好，他点点头，但我知道他的内心万分痛苦。
离开纪念馆的时候，我胳膊下夹了一大沓馆长给我的宣传材料和几本书。我不由得想起了我所了解到的有关德朗西的种种描述——发生在那个恐怖时期的种种残暴行径，无数装满犹太人、直接向波兰驶去的列车。
我不由得想起了我看到的令人揪心的描述：四千名关押在第十五区冬季赛车场的孩子一九四二年夏末被押解到这里，没有父母陪伴，满身臭气，身染疾病，饿得面黄肌瘦。莎拉会不会和他们在一起呢？她是不是满怀孤独与恐惧，挤在满是陌生人的运牲畜的车厢里，从德朗西被运往奥斯威辛呢？
班贝尔站在我们的办公室前等我。把照相器材放进后备厢后，又高又瘦的他弯腰坐在了副驾驶位置上。我看得出，他有些担心。他把手轻轻放在我的前臂上。
“嘿，朱莉娅，你还好吧？”
我戴了墨镜，但估计起不了多大作用，昨夜糟糕的睡眠状况都写在了脸上。我和伯特兰一直谈到凌晨，后来他越来越强硬。不，他不想要这个孩子。在他看来，现在他还不是孩子，甚至不能算是人，它只是一小粒种子，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不想要。他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这个任务对他来说太艰巨了。他的嗓子沙哑了，显得苍老了许多，我大为吃惊。我那逍遥自在、踌躇满志、桀骜不驯的丈夫哪儿去了？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如果我不顾他的意愿坚持要生这个孩子，他沙哑的声音说道，那我们就走到了尽头。什么尽头？我震惊地盯着他。我们的婚姻，他那陌生、沙哑的嗓音可怕地回答道。我们婚姻的尽头！当时我们面对面坐在厨房里的餐桌旁，我们沉默了。我问过他为什么生个孩子会把他吓成这样。他的头扭向了一边，叹了一口气，揉揉眼睛说他老了。他都快五十岁了，本来就够累的了，每天要跟那些豺狼般的年轻人在职场上竞争。看看他的相貌吧，日渐苍老。他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敢坦然面对镜子里自己的那张老脸。以前我从没和伯特兰谈过这个话题，我不知道他是如此害怕变老。“这个孩子二十岁时我都七十岁了，我不想那样。”他念叨了一遍又一遍，“我不能。我不想。朱莉娅，你听清楚了，如果你生下这个孩子，会要了我的命。你听见了吗？会要了我的命的。”
我深吸了一口气，我能告诉班贝尔什么呢？从哪里说起呢？他那么年轻，跟我们有太多的不同，能理解什么呢？然而，我很感激他的同情，他的关心。我挺了挺胸。
“嗯，在你面前我也不想掩饰什么，班贝尔。”我说。我没有看他，而是使出全身力气紧握方向盘。“昨天晚上简直是场噩梦。”
“你丈夫？”他试探性地问道。
“是的，我丈夫。”我不无嘲弄地说。
他点点头。过了一会儿他扭过头来。
“如果你想找人说说你的烦恼，朱莉娅，我就在这儿，”他说，“我们绝不屈服。”他的语气和丘吉尔一样低沉、有力。
我不由得笑了。
“谢谢你，班贝尔。你真棒。”
他咧嘴一笑。
“嗯，你的德朗西之行怎么样？”
我叹了一声。
“哦，天哪，太难过了。那是我见过的最让人难过的地方。那儿的营房里居然住着人，你能相信吗？我是和一个朋友去的，他的家人就是在那里被移送的。相信我，如果你去德朗西拍照片，你肯定高兴不起来，那儿的情形比奈拉顿大街要糟糕十倍。”
我沿着A6高速驱车出了巴黎。谢天谢地，这时候高速公路上的人还不是很多。一路上我们沉默着。我觉得我得尽快找个人倾吐我的烦恼，关于这个孩子的事，我没法自己一个人一直扛下去。找查拉！现在打电话给她太早了。作为一名成功律师，她每天很忙碌，但现在纽约还没到六点钟呢，她还没上班。她有两个小孩，长得跟她的前夫本一模一样。她现在的丈夫巴瑞很帅气，从事电脑行业，但我还不是很了解他。
我非常想听到查拉的声音。一听到是我，她在电话里的声音就会变得柔柔的，暖暖的。查拉和伯特兰一直处得不好。他们多多少少是在容忍对方，从一开始就如此。我知道伯特兰对她的印象：漂亮、聪明、傲气，女权思想重。而查拉呢，认为他有大男子主义，帅气、高傲。我想念查拉，想念她的精神头儿，她的笑，她的诚实。当年我离开波士顿来巴黎时她还是个小姑娘，刚开始时我并不是很想念她，她只是我的小妹妹。现在我想念她，发疯般地想念她。
“嗯，”班贝尔轻轻地说，“我们该在刚才那个出口出去吧？”
没错。
“该死！”我说。
“没关系，”班贝尔查看了一下地图说，“下一个也行。”
“对不起。”我咕哝道，“我太累了。”
他理解地笑了笑，然后又闭上了嘴。我喜欢班贝尔这一点。
伯恩一拉一罗兰德镇越来越近。它被包围在大片的麦田中央，显得死气沉沉。我们把车停在了镇中心——靠近教堂和镇政府旁边。我们在镇上转了一圈，班贝尔不时拍一两张照片。我发现镇上的人很少。这个地方有些荒凉，令人伤感。
我看过资料，集中营坐落在小镇的东北角，六十年代，人们在其原址上建了一所技术学校。火车站与当时的营地正好在小镇的两个相反方向，中间相距好几英里，也就是说被移送的家庭必须步行经过小镇中，L。。我对班贝尔说，这里肯定有人还记得当时的情形，肯定有人见过那样的大队人马拖着沉重的步子从他们窗前或门阶前走过。
火车站已经停用了，被改建成了日间托儿所。我透过窗户看见里面有色彩缤纷的图画和各种绒布动物，心里想，这也真够讽刺的！大楼右面，一群小孩正在一块用篱笆围起来的空地上玩。
一位二十七八岁的妇女走了出来，怀里抱着一个小孩，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告诉她我是一名记者，正在搜集有关四十年代这儿的战俘收容所的材料。她说从没听说这儿有过那样的收容所。我指了指钉在日托所大门上的铭牌。
纪念那些在一九四一年五月至一九四三年八月间经伯思一拉一罗兰德镇火车站和战俘 营中转至奥斯威辛死亡营并最终死难的成千上万的犹太儿童、妇女和男人。永远铭记。
她耸耸肩，歉意地笑了笑。她不知道这件事，她毕竟太年轻了。在她出生之前，这次事件早就发生了。我间她有没有人来这个昔日的火车站看这个铭牌。她告诉我，从她去年来这儿开始工作以来，没看见有什么人来过。
我绕着这幢白色的低矮建筑走了一圈，班贝尔咔嚓咔嚓拍了些照片。小镇的名字用黑色字母雕刻在车站的两旁。我的视线越过栅栏往里看。
老旧的铁路两旁杂草丛生，老式的枕木和锈迹斑斑的钢轨隐约可见，但形状基本完好。经由这条现已废弃的铁路，数列火车曾径直开往奥斯威辛。我凝视着那些朽木，突然感到心里阵阵发紧，呼吸也变得困难起来。
一九四二年八月五日，第十五次列车呼啸着将莎拉的父母送往了死亡终点。
当晚莎拉睡得很不好，在睡梦中不断听到蕾切尔的尖叫声，一遍又一遍。蕾切尔现在在哪儿呢？她还好吗？有人照顾她，帮助她康复吗？那些犹太家庭被带到哪里去了？她的父母又在哪儿呢？还有伯恩一拉一罗兰德战俘营里的那些孩子们，他们又被送到哪里去了？
莎拉仰面躺在床上，老房子里一片寂静。她有太多太多的问题，却没有答案。以前，她所有的问题都有父亲回答。为什么天空是蓝的，云是怎么形成的，小孩子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的。为什么大海有潮汐，花儿是怎样生长的，人们为什么会相爱。父亲总会耐心、平和地用简单明了的词语回答，同时还辅以手势。他从没对她说他很忙，没时间回答她的问题。他喜欢她没完没了地问问题，还常说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小女孩。
但是她回想起，最近父亲回答她的问题时跟以前不大一样了。她问了为什么他们要戴黄色星星，为什么他们不能去电影院和公共游泳池，为什么要实行宵禁。她还问起了德国的那个人，听到那人的名字她都会发抖。没有，他没有认真回答她的问题。他含糊其辞，要不就敷衍几句了事。后来，就在那些人来抓他们的那个黑色星期四之前，她再次——第二或第三次——问他，到底犹太人哪一点招别人恨了，肯定不会是因为犹太人跟他们“不同”。他把头扭向一边，假装没听见，但莎拉知道父亲听见了。
她不愿意再想父亲了，一想起来她就痛苦不堪。她甚至不记得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了。那还是在牢营里……但具体是什么时间，她不知道。和母亲倒是有过最后的分别，她和其他的泪水涟涟的妇女踏上那条通往火车站的长长的土路时回头看着她，她苍白的脸庞，空洞的蓝眼睛，鬼魅似的惨笑，照片似的印在了莎拉的脑海中。
而父亲离开时却未能和她见上一面，所以她脑海里没有父亲的最近形象供她想念，她也无法想象他最近的样子。她只好努力回忆，回忆他瘦削、黝黑的脸庞，忧郁、沧桑的眼神以及黑脸庞上白白的牙齿。她经常听人们说她长得像妈妈，迈克也如此。姐弟俩有母亲那种斯拉夫人的白皙脸蛋，高挺、宽阔的颧骨和有点斜的眼睛。她父亲以前经常抱怨，说没有一个孩子长得像他。她下意识地不让自己想起父亲的笑容。父亲的笑容让她感到太痛苦，太沉重。
明天她得去巴黎了，她要赶回家，去看看迈克到底怎么样了。或许他跟她一样安然无恙，或许有慷慨的好心人打开了壁橱的门把他放出来了。但谁会呢？她心想。谁会帮助他呢？她从不相信门房罗耶太太会。她眼神里透着狡黠，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不，她不会。那位好心的小提琴老师倒有可能。那个黑色星期四的早晨，他大声喝问：“你们要把他们带到哪儿去？他们很诚实，是好人！你们不能这样做！”是的，或许迈克被他救了出来，或许迈克现在正好端端地待在他家里，那个老师正在用自己的小提琴为他演奏波兰乐曲。迈克在呵呵大笑，脸颊通红，拍着手一圈又一圈地蹦着，跳着。或许迈克在等她，或许他每天早晨都对那个小提琴老师说：“瑟卡今天会来吗？她什么时候来？她说过会回来找我的，她答应过的！”
第二天拂晓，她在雄鸡的啼鸣声中醒来，发现枕头已被她的泪水湿透了。她赶紧起床，快速地把吉纳维芙放在她旁边的衣服往身上套。衣服很干净，很结实，是旧式的男孩子衣服。她心想，这是谁的衣服呀？会不会是那位煞有介事地在所有的书上都写上自己名字的尼古拉斯·杜弗尔的？
她把钥匙和钱放进了衣服兜里。下了楼，凉爽、宽大的厨房里没有人。时间还早。猫蜷缩在一张椅子上继续睡觉。女孩拿了一条软软的面包吃，喝了一些牛奶。她不停地把手伸进口袋去摸那一沓钱和那把钥匙，生怕弄丢了。这天早晨很热，天色有些灰暗。她知道，晚上会有暴风雨。以前那些令人恐惧的狂风暴雨把迈克吓得不轻。她不知道如何去火车站。奥尔良远吗？她不知道。她该怎么办？怎样才能找到回家的路？“我已经走了这么远了，”她不停地说，“我已经走了这么远了，所以现在我不能放弃，会找到路的，会有办法的。”她不能不辞而别，得跟朱尔斯和吉纳维芙夫妇道个别。于是她站在门阶上等待，一边丢些面包屑给母鸡和小鸡仔吃。
半个小时后，吉纳维芙从楼上下来了。她的脸上仍带有几分昨晚危机的痕迹。几分钟后，朱尔斯也下来了，他深情地在莎拉的平头上吻了一下。女孩看着他们准备早饭，两人的动作虽缓慢，却很细致。她已经喜欢上了这两位老人，她心想，甚至不仅仅是喜欢。
她该怎么跟他们说她今天要走呢？他们会伤心的，她很肯定。但她别无选择，她必须回巴黎去。
后来她开口说出来时，他们已经吃完了早饭，正在收拾餐桌。
“哦，你不能那样做，”老太太张口结舌，手中正在擦拭的杯子差点滑落到地上，“路上到处有人巡逻，火车站有人盘查，而你甚至连身份证都没有。你会被拦住并送回营地的。”
“但我有钱。”莎拉说。
“但钱阻止不了德国人……”
朱尔斯扬手打断了妻子的话。他努力劝莎拉再多待些时候。他语气平和而坚定，跟她父亲以前一样，她心想。她听着，心不在焉地点着头。但她得让他们明白。她怎样才能向他们解释清楚她赶回家的急迫性呢？她怎样才能做到朱尔斯那样的平和与坚定呢？
她说出的话跟连珠炮似的，快速但含混不清。她不想装大人了，急得直跺脚。“如果你们阻拦我，”她威胁道，“如果你们阻拦我，我就逃走。” 她站起来朝门口走去。他们没有动，只是呆呆地看着她。
“等等！”朱尔斯最后说，“再等一分钟。”
“不，我不等了。我这就去火车站。”莎拉握着门把手说。
“你连火车站在哪儿都不知道。”朱尔斯说。
“我会找到的。我会找到回家的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