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打开了门。
“再见，”她对老两口说，“再见。谢谢你们。”
她转身走向大门。这很简单，很容易嘛。但当她走过大门，弯腰抚摩狗的头时，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做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决定。她现在孤身一人，无依无靠了。她想起了蕾切尔刺耳的尖叫声，响亮的队列行进的脚步声和陆军中尉那令人不寒而栗的大笑声。她泄气了。她不情愿地回头看了看身后的老房子。
朱尔斯和吉纳维芙夫妇仍一动不动，只是透过窗玻璃注视着她。后来，两人几乎在同一瞬间有了动作。朱尔斯抓起他的帽子，吉纳维芙抓起她的钱包。两人快步走出来，然后锁上了前门。他们追上莎拉时，朱尔斯的一只手抚在了她的肩膀上。
“请不要阻拦我。”莎拉咕哝道，脸蛋变得红红的。老两口跟了出来，这让她既开心又有些恼火。
“阻拦你？”朱尔斯笑道，“我们不是来阻拦你的，倔犟的傻孩子，我们跟你一起去。”
烈日当空，我们向墓地走去。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不得不停下来喘喘气。班贝尔有些担忧。我告诉他不用担心，只是没睡好而已。他再次表现出了怀疑，但还是没发表任何意见。
墓地很小，我们四处看了很长时间也没什么发现。我们正打算放弃，班贝尔发现其中一座坟墓上有些鹅卵石——犹太人的传统。我们走近了些。一块平整的白色石碑上写着：
一些被法国移送出境的犹太生还者获释十年后立下此碑， 以永久纪念那些在希特勒 野蛮行径中失去生命的犹太烈士及其他死难者。1941 .5-1951.5
“希特勒的野蛮行径！”班贝尔冷冷地说道，“似乎法国跟这起事件一点关系也没有。”
石碑的一侧有一些名字和日期。我凑上前去看个仔细，是一些一九四二年七八月死在营地里的年仅两三岁的孩子的名字，他们来自第十五区冬季赛车场。
一直以来，我心里都痛苦地明白，所有我所读到的东西都是真实的。然而那一天，春季里炎热的一天，我站在那里，看着那座坟墓，我的心被深深刺痛，被整个事件的真相刺痛。我知道我再也无法停止对这一事件的探究，再也无法安宁，直至彻底查清莎拉·斯达任斯基的最终命运以及泰泽克一家知道但不愿告诉我的隐情。
在返回镇中心的路上，我们看见一位老人提着一篮蔬菜踯躅而行。他圆圆的脸红红的，满头银发，肯定有八十多岁了。我问他是否知道以前关押犹太人的营地的位置，他不大相信地看着我们。
“那个战俘营？”他问道，“你们想知道那个营地在哪儿？”
我们点点头。
“从来没有人间起过那个营地。”他嘟哝道，一边扒拉着篮子里的韭葱，借以躲开我们的视线。
“您知道它当时在哪个位置吗？”我继续问道。他咳嗽了两声。
“我当然知道。我在这儿住了一辈子。小时候我不知道那个营地是用来做什么的。人们不谈论它，我们就当它不存在。我们知道它跟犹太人有关，但从来都不问。我们也很害怕，所以就只关心自己的事情。”
“关于那个营地您还记得什么具体的事情吗？”我问。
“在我大约十五岁的时候，”他说，“我记得那是一九四二年的夏天，一大群一大群的犹太人从火车站方向走来，就沿着这条街往前走。”他弯曲的手指指着我们脚下的路，“拉盖尔大街。一大片一大片的犹太人。有一天，我们听到了很大的嘈杂声，让人很难受的嘈杂声。我们家离营地比较远，但我们听见了里面传出来的喧闹声。那声音响彻全镇，持续了一整天。我听见了我父母和邻居的谈话，他们说营地里的母亲和孩子被拆散了。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我看到一群犹太妇女向火车站走去。不，她们不是自己走，是被警察推搡着往前走，一路跌跌撞撞，痛哭流涕。”
他扭头看着那条街，沉浸在自己的回忆当中。过了一会儿，他弯腰提起了篮子，嘴里嘟嚷着：
“某一天，营地里一下子人去楼空。我以为犹太人已经走了，去了哪里我不知道。我不再想它了，人人如此，我们不再谈论它了。我们不想把它留在记忆中。这儿的一些人甚至都不知道这些情况。
他转身走开了。我把他的话快速记了下来，这时胃里又一阵翻腾，但我不知道这一次是妊娠反应，还是我在那位老人眼里看到的冷漠和藐视所引起的反应。
我们沿着从马尔什广场延伸出去的罗兰德大街一直往前开，最后把车停在了那所技术学校前面。班贝尔告诉我，那条路叫做“被移送者路”。我心里很感激给它取了这样一个名字的人。如果把它叫做“共和路”，我会受不了的。
技术学校里的建筑很现代，但给人一种阴沉的感觉。一座旧水塔赫然耸立在它的正中央。很难想象，在这厚厚的水泥地面和众多停车位的下面曾是战俘营。学校的门口站着一圈学生在吸烟，现在是他们的午休时间。学校的前面是一块凌乱的草地，草地上有一些奇怪的弧形雕塑，雕塑上深嵌着一些人体。其中一个雕塑上有这样的文字：他们必须彼此关爱，团结互助。其他什么也没有。班贝尔和我你看我我看你，迷惑不解。
我问其中一位学生，这些雕塑是否跟那个营地有关。“什么营地？”他问道。他的一个同伴在窃窃嗤笑。我大致讲了一下那个营地的用途，他才稍稍严肃了一点。此时，另一位女学生说附近有一块碑，朝村庄的方向往回走一点就可以看到。我们开车来的时候没有注意。我问女孩是否是一块纪念碑，她说应该是的。
那块碑用黑色大理石做成，文字表面的烫金已经褪掉了不少，是一九六五年由伯恩一拉一罗兰德镇镇长竖立的。它的顶端刻有一颗金色的大卫王之星，碑面上是人的名字，一长串一长串的名字。我在上面找到了两个熟悉但令我心痛的名字：瓦拉迪斯罗，斯达任斯基，洛卡·斯达任斯基。
在大理石纪念碑的底座上，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方匣子，上面写着：这里存放着我们奥斯威辛集中营死难者们的骨灰。往上一点点，在一列列名字的下面，还有一行文字：纪念那些被从父母身边拖开，后来被关押在伯恩一拉一罗兰德和皮蒂维耶集中营，最后被移送至奥斯威辛并被屠杀的三千五百名犹太儿童。接着，班贝尔用他英国人的优雅口音大声读道：“遭纳粹迫害致死的人们，葬于伯恩一拉一罗兰德墓地。”再往下，是刻在公墓墓碑上的那些名字——死在此营地里的第十五区冬季赛车场的儿童的名字。
“又一批被纳粹迫害死的无辜者，”班贝尔嘀咕道，“我觉得这是人们患有健忘症的很好证明。”
我和他站在那里，默默地看着。班贝尔拍了一些照片，但现在已经把相机放回了相机套里。这儿的营房里和铁丝网之内的事务当时是法国警察负责的，但是，黑色大理石纪念碑上面并没有提及。
我站在透着邪恶的暗色尖顶的教堂右边，回头朝村庄望去。
莎拉·斯达任斯基曾拖着两条沉重的腿从这条路走来，经过我现在站的位置旁边，向左拐进入那个营地。几天后她的父母又走了出来，被带往火车站，走向死亡。孩子们被孤零零地留在营地里好几个星期，然后被送往德朗西，再坐很长时间的火车去波兰，最后孤独地死在异国他乡。
莎拉怎么样了呢？她死在这儿了吗？墓地里和纪念碑上都没有她的名字。她会不会逃走了？我的视线越过矗立在村庄边上的水塔，一直向北望去。她还活着吗？
手机响了，我和班贝尔被吓了一大跳。是我妹妹查拉打来的。
“你还好吗？”她问道，声音出奇地清晰，仿佛她就在我旁边，而不是在几千英里之外的大西洋彼岸，“我觉得该给你打个电话了。”
我的思绪脱离了莎拉·斯达任斯基，转到了我怀的这个孩子身上，转到了伯特兰昨晚说的“尽头”上。
现实生活的沉重再次包裹了我。
奥尔良火车站人声鼎沸，繁忙异常，密密麻麻的人群中到处都是灰色的军警制服。莎拉紧紧跟在老夫妇的身边。她不想显露出内心的胆怯。她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了这里，那就意味着有希望回到巴黎。她必须勇敢，必须坚强。
在排队买去巴黎的火车票时，朱尔斯低声对她说：“如果有人问，你就说是我们的孙女斯蒂芬妮·杜弗尔。把你的头发剃掉是因为在学校染上了虱子。”
吉纳维芙为莎拉理了理衣领。“好啦，”她微笑着说，“你的衣服很干净，打扮得体，人长得也漂亮，真的像我们的孙女！” “你们真有一个孙女吗？”莎拉问，“这些是她的衣服吗？” 吉纳维芙呵呵大笑。
“我们只有两个顽皮的孙子，名叫加斯帕德和尼古拉斯，还有一个儿子叫艾伦，现在四十多岁了，和他妻子亨丽塔住在奥尔良。这些是尼古拉斯的衣服，他比你大一点点，非常淘气！”
莎拉非常羡慕老夫妇俩的镇定自若，他们微笑着看着她，感觉这只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早晨，这只是再平常不过的巴黎之行。但她注意到他们的眼睛时不时快速地左右察看，身体在不停地转动，丝毫没放松警惕。看到士兵在检查所有上火车的乘客的证件，她更加紧张了。她伸长脖子观察他们。德国人？不，是法国人，法国士兵。她身上没有什么会暴露身份的东西，除了那把钥匙和那沓钱之外什么也没有。她悄悄地把那卷钞票塞给了朱尔斯。朱尔斯吃了一惊，低下头看她。她冲拦在上车通道前的士兵扬了扬下巴。
“莎拉，你把钱给我干什么？”他困惑不解地低声问道。“他们会让你出示我的身份证，我没有，这钱或许能帮上忙。” 朱尔斯看了看站在火车前面的一排士兵，显得有些慌张。吉纳维芙用胳膊碰了他一下。“朱尔斯！”她轻声提醒，“很可能行得通。别无选择了，我们得试试。” 老头直起了腰，朝妻子点点头，似乎恢复了镇定。票买到了，三人向火车走去。
站台上挤满了人，他们的前后左右都挤着乘客——抱着哇哇直哭的孩子的妇女，一脸木然的老人，西装笔挺的不耐烦的商人。莎拉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她想起了从赛车场逃出去的那个男孩，他从混乱的人群中溜了出去。她现在就要那样做，要充分利用人们的拥挤、推搡和争吵，利用士兵们在声嘶力竭地维持秩序和黑压压的人群。
她松开朱尔斯的手，一猫腰钻入了人群。她觉得自己像是在水下潜行，身边是裙子、裤子、鞋子和脚踝的海洋。她用拳头为自己开道，使劲往前钻。不一会儿，火车出现在了她的眼前。
她爬上火车时，一只手抓住了她的肩膀。她当即稳住心神，嘴角一咧，变出了一张轻松的笑脸，一个普通小女孩的笑脸。她是一个乘火车去巴黎的普通小女孩，就像她在被带往营地的途中看到的站台上那个穿紫色连衣裙的小女孩。那一天仿佛已经过去了很久很久。
“我是跟奶奶一起的。”她指着车厢里说，脸上绽开的是天真的笑容。士兵点点头让她进去了。她气都没敢喘，一边慢慢挤上了火车，一边用眼角偷偷向窗外看。她的心怦怦直跳。朱尔斯和吉纳维芙出现在人群中，他们惊奇地抬头看着她。她得意地向他们挥手，她感到很自豪，她凭借自己的机智和勇敢登上了火车，士兵们没有拦她。
她的笑容消失了，她看到许多德国军官上了火车。经过拥挤的过道时，军官们旁若无人地大声交谈着，显得蛮横残暴。人们不敢看他们，纷纷低下头，尽可能地使自己显得藐小。
莎拉站在车厢的角落里，被朱尔斯和吉纳维芙挡在身后，只有脸露在老夫妇俩的肩膀上。她看着德国人渐渐走近，呆呆地无法移开视线。朱尔斯悄声叫她看别处，但她做不到。
其中有一个军官让她感到特别厌恶。那人高高瘦瘦的，面容白皙且棱角分明，眼睑粉红，眼睛呈透明的淡蓝色。军官们从他们身边经过时，那个人伸出缠着灰色绷带的长长的手臂揪住了莎拉的耳朵，莎拉吓得浑身哆嗦。
“好样的，小子，”那个军官呵呵笑道，“没必要怕我。以后你也会成为一个军人，对吧？” 朱尔斯和吉纳维芙的脸上挤出了僵硬的笑容。他们假装漫不经心地把莎拉搂进怀里，但莎拉感觉到他们的手在发抖。
“你们的孙子长得真好看。”那个军官咧嘴一笑，他的一只大手抚摩着莎拉的平头，“蓝眼睛，金色头发，就像我们老家的小孩，对吧？”
他那双厚眼睑的淡色眼睛看了莎拉最后一眼，然后转身跟那群军官走了。他以为我是男孩，莎拉心想，而且并不以为我是犹太人。犹太人一眼就能被认出来吗？她不清楚。她曾问过艾美尔，艾美尔说她不像犹太人，因为她长着金色头发，蓝色眼睛。那么，今天是我的头发和眼睛救了我，她心想。
旅途中的多半时间她都依偎在老夫妇身旁，感受着温暖与柔软。没人和他们说话，也没有人问他们什么。她望着窗外，感到自己在一分钟一分钟地靠近巴黎，靠近迈克。她看着黑压压的云凝成团，豆大的雨点砸在车窗上，渐渐地形成细流，随后又被风吹成片状。
火车在奥斯德立兹站停住了。她和父母就是在天气炎热，尘土飞扬的那一天从这个车站被带走的。女孩跟着老夫妇下了火车，沿着站台直奔地铁站。
朱尔斯的脚步迟疑了。他们抬头一看，在正前方，一排排身着藏青色制服的警察在检查过往乘客的身份证。吉纳维芙没说什么，只轻轻地推着两人往前走。她的步伐很坚定，圆圆的下巴微微上扬着。朱尔斯紧紧抓着莎拉的手跟在后面。
排队等候时，莎拉观察着那些警察的脸。其中一个手上戴着硕大黄金婚戒的四十多岁的警察看似无精打采，但莎拉留意到他的眼睛在他手上的证件和他面前的乘客间快速地来回扫视。他的工作一丝不苟。
莎拉的大脑里一片空白。她不愿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还不够坚强，不敢去想象。她任自己的思绪随意游走。她想起了以前养的那只猫，那只让她打喷嚏的猫。猫的名字叫什么她不记得了，好像叫“糖果”或“点心”之类的难听名字。他们把它送人了，因为猫让她的鼻子发痒，眼睛红肿。她一直为此感到难过，迈克则哭了整整一天。他说那都是她的错。
那个警察伸出了肥硕的手掌，朱尔斯把装着身份证的信封递给了他。警察低下头，翻看信封里的证件。他猛地抬起头，犀利的目光直射朱尔斯，然后又射向吉纳维芙，问道：“孩子的呢？” 朱尔斯指了指装证件的信封。“也在里面，长官，和我们的放在一起。” 那人熟练地用大拇指把信封捻开。信封底部有摞成三沓的一大沓钞票。那个警察并没做出什么动作。他又看了那沓钱一眼，然后看着莎拉的脸。莎拉也看着他。她没有畏缩，也没恳求。她只看着那个警察。那一刻，时间几近停滞，漫无尽头，莎拉想起了上次那个警察放她们出牢营的那漫长的一刻。警察简略地点点头，把证件还给朱尔斯的同时顺手把信封塞进了衣服口袋。他站到一边，放他们通过。“谢谢合作，先生。”他说，“下一位。”
查拉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
“朱莉娅，你说的是真的吗？他不能那样说话，不能把你陷于那种情形之中，他无权那样做。”
这是一位律师的声音，一位坚韧、激进的曼哈顿律师，她不惧怕任何事，任何人。
“他真那样说了。”我的情绪非常低落，“他说我们将要走到头了。如果我坚持要这个孩子，他就会离开。他觉得自己老了，应付不了这个孩子。他不想做高龄爸爸。”
一阵沉默。
“这事与那个第三者有关系吗？”查拉问道，“我记不起那个女人的姓名了。”
“没有。伯特兰一次也没提到她。”
“朱莉娅，不要屈服于他的压力。亲爱的，别忘了这也是你的孩子。”
妹妹的话在我脑子里响了整整一天。“这也是你的孩子。”我跟我的医生说起过此事，她对伯特兰的决定并不吃惊。她说伯特兰可能正在经历中年危机，再抚养一个孩子的负担对他来说可能过重了。此时他比较脆弱，这在五十岁左右的男人中较为常见。
伯特兰真的在经历中年危机吗？如果是真的，我怎么没有发现？它是何时来临的？这怎么可能呢？我认为他是自私，只为他自己着想，他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在那天晚上的谈话中我跟他说过这些，我把心里的想法都说了出来。我经历了那几次痛苦的流产，经历了那种疼痛，承受过希望的破灭，有过绝望的感受，他怎么还强迫我去做人流手术呢？他还爱我吗？我近乎绝望地问他。他真的爱我吗？他看着我，不住地点头。他说我怎么那么傻，他当然爱我。他爱我。我的耳边再次响起他破锣般的声音，流露出了他对衰老的惧怕。中年危机的表现，也许医生说得对。我之所以没有觉察，或许是因为过去的几个月里我心头积压了太多事情。我感到茫然无措，不知该如何对待伯特兰和他的焦虑。
医生告诉我得尽快作决定，我已经怀孕六个星期了，如果要做人流，就得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之内做。手术前还得做一系列的身体检查，还要找一家诊所。她建议我和伯特兰去找一个婚姻咨询师好好谈谈，必须好好谈谈，把心里的一切都说出来。“如果你违背自己的本意而流产，”我的医生指出，“那你将永远无法原谅他。而如果你不原谅他，他会坦诚地告诉你他难以忍受那样的生活。这些都需要解决，越快越好。”
她说得对，但是我无法让自己加快速度。每拖延一分钟，我就为腹中的孩子多争取了六十秒的生存时间。我已经爱上了这个孩子，虽然他现在跟一颗豆子差不多大，但我跟爱佐伊一样爱他。
我去了伊莎贝拉家一趟。她家装饰华美，是一套小型复式公寓，在德托尔比亚克街。我不想从办公室直接回家，然后果呆地等着丈夫回来。我无法面对这种情形。我给临时保姆埃尔莎打了个电话，让她帮忙料理一下家里的晚饭。伊莎贝拉为我做了奶酪面包片，还快速拌了一盘颇为讲究的沙拉。她丈夫出差了。“来吧，烦心女士，”她坐在我对面较远的位置，边抽烟边对我说，“设想一下没有伯特兰的生活吧。想象一下。离婚，律师，种种后遗症。想想对佐伊的影响，想想你们以后的生活会是个什么样子。各自为家，各自生活，佐伊两头跑，一会儿在你这边，一会儿在他那边。那不再是真正的一家人了。不会再在一起吃早餐，一起过圣诞，一起度假了。你能这样吗？这能想象吗？”
我瞪大眼睛看着她。那种生活看似不可思议，好像没法过，在现实生活中却屡屡发生。其实，在佐伊的同学中，父母的婚姻持续了十五年以上的只有她一个人。我对伊莎贝拉说不想继续这个话题了。她给了我一些巧克力奶油慕思，然后我们在DVD机上看了《柳媚花娇》。我回到家时，伯特兰正在洗澡，佐伊已进入了梦乡。我钻进被窝，伯特兰去了客厅看电视。等他上床时，我早已睡熟。
今天是“探访玛玫日”。起初我几乎想打电话说不去了，我还是第一次有这样的念头。我感到疲惫不堪，想躺在床上睡一个上午。但是，我知道她会等我，她会穿上紫灰色的长裙，抹上深红色口红，洒上娇兰香水等我。我不能让她失望。上午我到达那里时，发现我公公的银色梅赛德斯车停在疗养院的院子里。我的心情低沉了下去。
他来是想见我，他从来不和我同时去看望他的母亲。我们都有各自的探访时间，罗芮和赛茜尔周末来，科莱特星期一下午来，爱德华排在星期二和星期五，我一般是星期三下午和佐伊一起来，星期四中午自己来。大家一直都遵守着这个安排。
他果然在，正襟危坐地坐在那里听他母亲讲话。她刚刚吃完午餐，这里的午餐出奇的早。突然问我感到很紧张，就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学生。他找我干什么？如果他想见我干吗不直接打电话？为什么在这里一直等到现在？
我用热情的笑容掩盖了所有的怨气和焦虑，吻了他两边的脸颊，然后坐到玛玫身边，像往常一样拿起她的手放在我的手掌中。我暗暗期盼他离开，他却继续待在那里，脸上一副亲切的表情。我感觉颇不舒服，觉得自己的隐私遭到了侵犯——我对玛玫说的每一个字都被听了去，都受着他的评判。
半个小时后，他站起身，看了看手表，然后突然冲我奇怪地笑笑。
“朱莉娅，我想和你谈谈，可以吗？”他把声音压得很低，不让上了年纪的玛玫听到。我注意到他似乎突然有些紧张，脚在不停地挪动，看我时的神情显得焦躁不安。于是我跟玛玫吻别，跟着他来到他的车前。他示意我上车，然后他坐到了我旁边。他的手指拨弄着车钥匙，但并没有打火。我等待着，他焦躁的手指动作让我感到惊讶。沉默的味道越来越浓，弥漫在整个空间里，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我四下看了看，平整的庭院里，护士用轮椅推着衰弱的老人进进出出。
最后，他终于开了口。
“最近过得好吗？”他问，脸上还是那种挤出来的笑容。
“还好。”我答道，“您呢？”
“我很好。科莱特也好。”
又是一阵沉默。
“昨晚我和佐伊通了电话，当时你不在。”他说，眼睛没看我。
我审视着他的侧面，威严的鼻子，高贵的下巴。
“是吗？”我警惕地问道
“她说你最近在调查……”
他停住了，手中的钥匙拨弄得叮当作响。
“……在调查那套公寓。”他说，现在把目光转向了我。
我点点头。
“是的，我找出了你们搬进去之前的住户。佐伊可能已经告诉你了。”
他叹了口气，下巴往下沉了沉，脖颈上的肉在衣领上压成了几层。
“朱莉娅，我警告过你的，还记得吗？ ”
我的血液流动速度加快了。
“你说不要问玛玫问题，”我回答道，声音变得生硬起来，“我照做了。”
“那你为什么还要死揪着过去不放？”他问道。他的脸色变得苍白，呼吸也显得很痛苦，好像受了很大的伤害。
谜底终于揭晓了。现在我知道他今天找我谈话的原因了。
“我搞清楚了以前谁住在那里，”我激昂地继续说道，“仅此而已。我有必要知道他们是谁。其他的我还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家和这起事情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他打断了我，几乎是冲我咆哮，“那家人被抓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我保持着沉默，只是看着他。他浑身发抖，我不知道是因为生气还是因为别的。
“那家人被抓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他再次强调，“他们是在冬季赛车场事件中被带走的。我们绝对没有告发他们，也没做过其他类似的事情，听清楚了吗？”
我看着他，心里感到无比震惊。
“爱德华，我从来没有那样想过。从来没有！”
他哆嗦的手指摁着眉头，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
“朱莉娅，你一直问这问那，你一直很好奇。我来告诉你事情的来龙去脉吧。听仔细了。我们当时住在蒂雷纳街，离圣通日街很近。那幢公寓楼的门房罗耶太太跟我们的门房关系很好，罗耶太太又很喜欢玛玫，因为玛玫对她很好。她第一时间告诉我父母有套公寓空出来了，租金也划算，很便宜。那套公寓比我们在蒂雷纳街的房子大。事实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搬进去了。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
我继续目不转睛地看着他，而他仍旧不住地颤抖。我从未见过他如此心烦意乱，如此不知所措。我试探性地碰了碰他的衣袖。
“你还好吧，爱德华？”我感到他的身体在摇晃。我怀疑他是否病了。
“我很好。”他回答道，但声音嘶哑。我不明白他为何如此激动，脸色为何如此惨白。
“此事玛玫已经忘了。”他继续说道，但声音放低了，“没有人知道，懂吗？一定不能让玛玫知道，永远不能让她知道。”
我迷惑不解。
“知道什么？”我问，“你在说什么呀，爱德华？”
“朱莉娅，”他说，他的眼睛直直地看着我的双眼，“你知道那家人是谁，你看到过他们的名字。”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轻声说道。
“你看到他们的名字了，是不是？”他咆哮道，我差点被吓得跳了起来，“你知道了事情的真相，是不是？”
我肯定显得很茫然，因为他叹了一口气，把脸埋在了他的手掌中。
我坐在那里，哑口无言。他究竟在说什么？没人知道的事情指的是什么？
“那个女孩，”最后，他抬起了头，声音低得我几乎都听不见了，“关于那个女孩你有什么发现？”
“你指什么？”我茫然地问道。
他的声音和眼神中的某种东西让我害怕。
“那个女孩，”他重复道，声音模糊、异样，“她回来过。在我们搬进去的几星期后，她回到了圣通日街。当时我十二岁，我永远无法忘记。我永远也忘不了莎拉·斯达任斯基。”
令我惊恐的是，他的脸猛地扭曲了，眼泪开始顺着脸颊往下流。我无话可说，只好静静地等待，静静地听着。面前这位已不再是我那傲慢的公公大人。
他变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多年来一直背负着一个秘密的人。他背负了整整六十年。
到圣通日街坐地铁只有两三站路，中间在巴士底换一次车，一路还算快捷。转入布列塔尼街后，莎拉的心跳加速了，她快到家了，再过几分钟她就到家了。或许她不在的期间父母已经回到了家中，已经在等她了，和迈克一起在他们的公寓里等她回来。她那样想是不是疯了？是不是有些癫狂？难道她不能心存希望，不允许吗？她才十岁，她的心中充满希望，她愿意相信。她坚强的信念超越了任何事物，超越了生活本身。
她拖着朱尔斯的手，催促他加快脚步。她觉得心中的希望越来越强烈，像野生植物一样疯长，再也不受她控制。此时，她的意识中有一个安静、低沉的声音对她说，莎拉，不要抱希望，信念不要太强，要有心理准备；试着想想没有人在等你，爸爸妈妈不在家，公寓里到处是厚厚的灰尘，迈克也……迈克……
二十六号门牌号出现在了他们面前。她发觉街上没有任何改变，仍旧那么平静，那么狭窄，就是她所熟知的那个样子。她心想，为什么街道和建筑都一如原样，而一些人的命运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朱尔斯推开了沉重的大门。庭院还跟以前一模一样，绿荫如盖，空气中湿湿的，有股发霉的尘土味。他们穿过庭院时，门房罗耶太太打开了她小屋的门，从里面探出个脑袋。莎拉松开朱尔斯的手冲入了楼梯间。现在得赶紧，她的动作得快点，至少已经回到家了，得抓紧时间。
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上一楼时，听到了门房在问：“请问找谁？”
朱尔斯的声音传了上来。“我们找斯达任斯基家。”
莎拉听到了罗耶太太的呵呵笑声，让人不舒服的刺耳的笑声。“没了，先生！消失了！你们在这里是肯定找不到他们了。”
莎拉已经到了二楼的楼梯平台。她透过窗户往下看，罗耶太太站在院子里，身上系着脏兮兮的围裙，小苏姗妮趴在她肩上。没了……消失了……她什么意思？什么消失了？什么时候？
没时间可浪费了，没时间来想这个问题了，女孩心想，再爬两层楼就到家了。她迅速往上爬，但门房尖厉的声音还是传入了她的耳朵。“先生，警察来把他们抓走了，附近的所有犹太人都被抓走了。用大巴运走的。先生，现在这里有很多空房子，你们要租房吗？斯达任斯基家的那套已经租出去了，但我可以帮你们另外再找。二楼就有一套很不错，如果您有兴趣我可以带您去看看。”
莎拉气喘吁吁地爬上了四楼。她已喘不过气来，不得不靠在墙上，用拳头摁在身体的两侧。
她使劲地拍打自家的门，用手掌快速、清脆地拍打。没有回应。她再次敲门，这次用的是拳头，使的劲也更大了。
门后传来了脚步声。门开了，一个十二三岁模样的男孩子出现在门口。
“什么事？”他问。
他是谁？在她家里干什么？
“我来找我弟弟。”她结结巴巴地说，“你是谁？迈克在哪里？”
“你弟弟？”男孩问道，语气很迟疑，“这里没有人叫迈克。”
她把他推到一边。她几乎没留意到门口的墙上已经漆成了新的颜色，还多出了一个书架和红绿色的地毯。惊讶的男孩大声叫喊着，但她没有停止脚步，而是冲过熟悉的过道，左转跑进了她自己的卧室。她没有注意房间里换上了新墙纸、新床、新书籍和一些物品，一些并不属于她的物品。
男孩大声呼喊父亲，隔壁传来一阵忙乱的脚步声。
莎拉一把掏出口袋里的钥匙，用手掌摁了一下墙上的机关，隐藏的锁孔露了出来。
她听到了一阵门铃声。接着，一阵惊慌的说话声渐渐逼近，其中有朱尔斯的声音、吉纳维芙的声音和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
快点，她得加快动作了。她嘴里一遍遍念着“迈克，迈克，迈克，是我，瑟卡”。她的手指颤抖得非常厉害，钥匙都掉在了地上。
她背后，那个男孩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了过来。
“你在干什么？”他气喘吁吁地问，“你在我的房间里干什么？”
莎拉没理他，捡起钥匙往锁眼里插。她太紧张，太心急了，好一会儿才插进去。锁芯里终于咔嗒一声响，她使劲推开了密室门。
一阵腐臭拳头般袭来，她闪到了旁边。她身旁的男孩往后退了几步，他被吓着了。莎拉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
一位头发黑白夹杂的高大男子冲进了房间，朱尔斯和吉纳维芙紧随其后。
莎拉说不出话，浑身抖个不停。她用手捂住眼睛和鼻子，不想闻那种气味。
朱尔斯走到她身边，双手揽住了她的肩膀。他往壁橱里望了望，然后把莎拉揽在怀里，想带她离开。
他附在她耳旁轻声说：“走吧，莎拉，我们走。” 她使出全身力气挣扎，手抓脚踢，像只疯狂的野兽。她跌跌撞撞地又回到了开着的壁橱门前。在壁橱深处，她看到一个小小的身躯蜷曲着一动不动。接着，她看到那张可爱的小脸蛋已经发黑了，认不出来了。她再次跪倒在地，声嘶力竭地哭喊着，喊妈妈，喊爸爸，喊迈克。
爱德华·泰泽克紧紧抓住方向盘，后来，他的指关节都变白了。我看着他， 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我现在都还能听见她的尖叫声。”他的声音很低，“我忘不了，永远也忘不了。”
爱德华的话让我感到非常震惊。莎拉·斯达任斯基逃出了伯恩一拉一罗兰德集中营，回到了圣通日街，却发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事实。
我说不出话来，只是看着我的公公，听他用嘶哑、低沉的声音继续讲述。
“那是一个恐怖的时刻。我父亲往壁橱里看了看，我也想看，但被他推开了。我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那种气味……像是什么东西腐烂了的恶臭味。过了一会儿，我父亲慢慢拖出来一具男孩的尸体。他还很小，三四岁的样子。在那之前我从没见过死尸，那是最让我难过的一幕。那个男孩长着卷卷的金发，人已经僵硬了，整个身体蜷曲着，脸俯在两个手掌里，皮肤已经变成了绿色，非常吓人。”
我公公的喉头哽咽，语不成句，我当时都以为他要呕吐了。我轻抚着他的胳膊肘以表示我的同情，向他传递温暖。这种情形让人难以置信——我居然在努力安慰我骄傲的公公。那时他老泪纵横，浑身颤抖，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过了一会儿，他用哆嗦的手擦掉眼里的泪水，继续往下讲。
“我们都惊得呆立原地，那个女孩昏了过去，扑通一声摔倒在地。我父亲把她抱了起来，放到了我的床上。她醒过来后看到眼前是我父亲的脸，吓得连连往后退，并开始号啕大哭。后来听了父亲和跟女孩一道来的那对老夫妇的谈话，我才明白，死去的男孩是她的弟弟，我们的新公寓以前是她的家。那个男孩七月十六日——第十五区冬季赛车场圈押事件的当天——藏进了壁橱，女孩本以为能回来放他出来，但她被抓进了巴黎城外的集中营。”
又一次停顿。在我眼里显得无比漫长。
“然后呢？后来怎么样了？”我按捺不住，便开口问道。
“那对老夫妇是奥尔良人。女孩从他们附近的集中营里逃了出来，后来出现在他们家。老两口决定帮帮她，带她回巴黎的家。我父亲告诉他们我们是七月底搬进来的。他根本不知道有那样一个壁橱，而壁橱又位于我的房间里。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我只闻到一股很臭的味道，我父亲以为是下水管道出了问题，我们还请了水管工来修理。”
“您父亲是怎样处理那个……那个小男孩的呢？”
“我不知道。我记得他说过他会处理好一切的。他也吓得不轻，心情非常糟糕。很可能是老两口把尸体带走了。说不好，我也不记得了。”
“再后来呢？”我问道。我的呼吸都停止了。
他瞥了我一眼，眼神里不无嘲讽。
“再后来？还能有什么！”他一声苦笑，“朱莉娅，你能想象女孩离开时我们的感受吗？她看我们的那个样子。她恨我们，她诅咒我们。在她眼里我们负有责任，我们是罪犯，而且是最坏的那种。我们住进了她家。我们见死不救。她那种眼神……是那么的怨毒，那么的痛苦，那么的绝望。她只是个十岁的女孩，那双眼睛却完全是一个成年妇人的眼睛。”
我可以想象那样的眼睛，浑身不禁一阵颤抖。
爱德华一边叹息，一边用手掌摩挲着他那苍老的脸庞。
“他们离开后，父亲坐了下来，把头埋在两手之中哭开了，哭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哭，之后也没有。他强壮、坚强。他平时教育我说泰泽克家的男人从来不哭，从不表露自己的情感。那一刻太可怕了。他告诉我发生了一件丑恶的事情，一件我和他今生难以忘记的事情。然后他跟我讲了一些以前从未提过的事。他说我已经长大了，该知道了。他说我们搬进那套公寓之前，他没问罗耶太太公寓前主人的情况。他知道是一家犹太人，在大圈押事件中被抓了。但是，他闭上了自己的眼睛，就像很多其他巴黎人在一九四二年那样，闭上了眼睛。圈押事件的当天他也闭上了自己的眼睛。他看见了那些人被押着往前走，被赶上一辆辆大巴，送往上帝才知道的地方。他甚至连那套公寓为什么空出来，里面的财物去哪儿了都没问。他跟其他巴黎人一样，急着搬进一个大一点的、好一点的住处。他对很多事情都视而不见，所以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个女孩回来了，小男孩死在了壁橱里。我们搬进去之前他可能就已经死了。父亲说我们永远无法忘记，永远。他说得没错，朱莉娅，这件事一直压在我们心中，压了我整整六十年。”
他停了下来，头依然垂在胸前。我试着想象了一下他的感受，那么长时间地背负那个秘密的感受。
我决意逼着他往下讲，把整个故事都讲出来，于是问道：“那么玛玫呢？”
他缓缓地摇摇头。 “那天下午她不在家。我父亲不想让她知道这件事。他感到非常非常内疚，认为这完全是他的错，但显然不是那么回事。玛玫知道这件事后或许会看轻他的为人，这是他无法忍受的。父亲说我已经到了保守秘密的年龄了，让我永远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她。当时他看起来非常痛苦，非常难过，于是我便答应了保守秘密。”
“这么说她至今都不知道？”我轻声问道。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朱莉娅，我也不大清楚。她知道圈押事件，我们大家都知道，它就发生在我们眼前。那天晚上她回来后，我和父亲的表现比较古怪，她可能感觉到了有什么事情发生。那天夜里，以及之后的许多夜晚，那个男孩的尸体不断出现在我的梦中。我时常做噩梦，一直做到二十多岁。后来我们搬出了那套公寓，我如释重负。我想我母亲大概知道。我觉得她大概知道我父亲所经受的痛苦，知道他的感受。也许父亲最终还是告诉她了，他一个人扛不过来，只不过我母亲没跟我说起过而已。”
“那么伯特兰呢？您的女儿们呢？还有科莱特呢？”
“他们对此一无所知。”
“为什么？”我问。
他抓住了我的手腕。他的手像冰一样冷，一阵寒意渗入了我的肌肤。
“因为我在父亲弥留之际答应过他，绝不会把这些告诉我的孩子和我的妻子。在他的后半生里，他把愧疚深埋内心，不愿别人分担，不和他人交谈，我很钦佩他这一点，你明白么？”
我点点头。
当然明白。
我有些迟疑地问道：
“爱德华，莎拉后来怎么样了？”
他摇了摇头。
“从一九四二年到父亲临终前，他从来没有提起过她的名字。莎拉成了秘密，成了一个一直萦绕在我脑海中的秘密。父亲可能都没意识到我有多想她，他没有意识到他的缄默对我而言是什么样的痛苦。我很想知道她的近况，她在哪里，命运如何。每次我想问都被他制止了。我不相信他不再关心此事了，已经把这一页翻过去了，莎拉在他眼里已无关紧要了。他似乎想把这件事埋藏起来。”
“对此你有些怨气？”
他点了点头。
“是的，我有怨气。我怨恨过他。他在我眼里的光辉形象受到了永久性的影响。但我不能告诉他，我一直这样。”
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来来往往的护士可能都开始怀疑了，泰泽克先生和他儿媳妇在汽车里坐了那么久，在于什么呢？
“爱德华，想不想知道莎拉·斯达任斯基后来怎么样了？”
他第一次露出了笑脸。
“但我不知道该从哪里着手。”他说。
我也笑了。
“这是我的强项呀，我可以帮你。”
他的脸似乎不那么憔悴，不那么苍白了。他的眼睛突然明亮起来，闪耀着一种新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