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莉娅，还有一件事情。三十年前我父亲去世时，他的律师告诉我他的保险柜里有一些机密文件。”
“你看过吗？”我问，我的脉搏加速了。
他垂下了视线。
“父亲去世后我粗略翻了一下。”
“结果？”我问道，我的呼吸都停住了。
“都是些古董店的单据，比如画啦，家具啦，银器啦，等等。”
“就这些？”
看着我一脸的失望，他笑了笑。
“大概吧。”
“您这话什么意思？”我有些困惑。
“我就看了那么一次，而且速度很快。我还记得自己当时非常愤怒，因为没发现任何有关莎拉的东西。我更加怨恨我父亲了。”
我咬着嘴唇。
“也就是说您不是很确定那里面有没有关于莎拉的东西，对吧？”
“是的，而且我再也没有去查验过。”
“干吗不查验一下？”
他抿起了嘴唇。
“因为我不愿意看到真的什么也没有。”
“但对父亲的怨恨更深了。”
“对。”他承认道。
“也就是说三十年来您一直不确定那里面有些什么。”
“是的。”他说。
我们四目相接，持续了数秒。
他发动了汽车，向着他们存放保险柜的银行——我估计——飞驶而去。我从未见过爱德华把车开得这么快。司机们冲他愤怒地挥舞着拳头，行人们惊恐地往旁边躲闪。疾驰途中我们一句话也没说，但我们的沉默中洋溢着温暖和兴奋。我们俩分享着这种感觉。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分享某种东西。我们不时地扭头去看对方，不住地微笑。
但是，等我们在伯世凯大道找到车位停好车冲进银行时，己是他们歇业吃午饭的时间了——又一个典型的让我恼火的法国习惯，尤其是在今天这种情况下。我非常失望，差点哭了起来。
爱德华吻了我两边的脸颊，轻轻地推我离开。
“忙你的去吧，朱莉娅，他们两点开门，到时候我再来。如果有什么发现，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我沿着伯世凯大道走了一段距离，然后上了一辆九十二路公交车。这路公交车可以把我送到塞纳河边上我的办公室附近。
公交车开动时我回头看了一眼，身穿深绿色外套的爱德华站在银行门前等候，僵直的身影显得有些孤独。
如果保险柜里只是一些名画和瓷器的单据，没有关于莎拉的东西，我不知道他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的心离开了我的躯体，向他飞去。
“嘉蒙德女士，打定主意了？”我的医生问。她抬头从半月形的眼镜上方看着我。
“没有。”我如实回答，“暂时先替我预约吧。”
她扫视着我的医疗档案。
“乐意为你效劳，但我不清楚你是否真想这么做。”
我的思绪回到了昨天晚上。伯特兰格外温柔、体贴，整个晚上一直把我拥在怀里，一次又一次告诉我他爱我，他需要我，只不过我们都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去抚养一个新生命，他觉得无法面对。他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越来越亲近，佐伊渐渐地可以独立了，我们可以经常出去旅游。在他的想象中，等我们变成五旬老人时，我们的生活会如同第二次蜜月。
我一边听着，一边在黑夜中泪流满面。真是莫大的讽刺啊。他所说的一切，所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我一直梦想从他口中听到的。他温柔、投入、大度，让我如处梦境。但我腹中的孩子，一个他不想要的孩子，不时地将我拽回现实。这是我再为人母的最后机会。我的大脑中不断响起查拉的话：“这也是你的孩子。”
多年来，我非常渴望再为伯特兰生一个孩子，一为证明自己，二为做一个泰泽克家族认可和赞扬的完美媳妇。但我现在明白了，是我自己想要这个孩子。这是我的孩子，我的最后一个孩子。我渴望把他抱在臂弯里的感觉，渴望闻他芬芳的乳臭味。他是我的孩子。是的，伯特兰是他的父亲，但他是我的孩子，我的骨肉，我的血脉。我渴望把他生下来，渴望那种拼尽全身力气，把他的头部慢慢挤出身体的感觉。虽然分娩时可能疼得让人哭喊，但我渴望感受那种确凿、纯粹的疼痛感。我宁愿为此哭喊，为此承受痛苦，也不愿忍受空虚的痛苦和为贫瘠且伤痕累累的子宫而哭泣。
我离开了医生的办公室，朝圣杰曼大街走去，我和赫维及克里斯托弗约好了在花神咖啡馆喝咖啡。我本不打算透露什么的，但他们一看到我便满眼关切，于是我便和盘托出。跟往常一样，他们的观点相反。赫维认为我应该选择流产，婚姻才是最重要的。克里斯托弗则认为孩子至关重要，我是不可能舍弃这个孩子的，否则会后悔一辈子。
两人的争论越来越激烈，都忘了我的存在，后来竟吵了起来。我受不了了，便紧攥拳头捶打桌子喝止他们，桌上的杯子被震得叮当作响。他们吃惊地看着我，我以前不会这样的。我向他们表示了歉意，说自己太累了，不想再讨论下去了，然后便起身离开。他们有些不知所措，呆呆地看着我。我心想，没关系，下次跟他们赔个不是，都是老朋友了，他们会理解的。
我穿过卢森堡公园向家里走去。昨天分手后没收到爱德华的消息。难道他查看了他父亲保险柜里的材料但没发现有关莎拉的东西？我能想象他心里冒出的怨恨和酸楚，还有失望。我有些歉疚，这似乎是我的错，在他的伤口上撒了盐。
我慢步在蜿蜒曲折、花团锦簇的小径上，不时地左躲右闪，避让着慢跑者、漫步者、老人、园丁、旅游者、情侣、太极爱好者、法式滚球练习者、青少年、看书人和日光浴者这些卢森堡公园的常客。公园里还有很多小孩。当然，我看见的每一个孩子都让我想起我腹中的小不点儿。
今天早上去见医生之前我给伊莎贝拉打了个电话。她像往常一样，非常关注我的事。她说，无论我去见多少医生，跟多少朋友谈，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无论仔细衡量谁的意见，最终还得我自己拿主意。自己拿主意，这是底线，正因为这样所以才更痛苦。
但我知道一件事：无论如何，不能把佐伊扯进来。再过几天她的假期就要开始了，她将先去长岛和查拉的孩子——库珀和亚历克斯——玩一段时间，然后去纳罕特和我父母住一段时间。
回到家中，我看到一个大大的米色信封躺在我的书桌上。佐伊在自己的房间里和一个朋友通电话，她大声告诉我信是门房送上来的。
信封上没写地址，只写了我姓名的首字母，蓝色墨水，字迹潦草。我打开信封，从中取出了一个退色的红色文件夹。
“莎拉”这个名字跃入了我的眼帘。
我当即明白那是什么了。谢谢你，爱德华，我热切地自言自语，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
文件夹内有十几封信，写信时间从一九四二年九月延至一九五二年四月。蓝色薄信纸，笔迹整洁圆润。我仔细阅读了这些信件。这些信是住在奥尔良附近的一个名叫朱尔斯·杜弗尔的人写来的。信件很简短，都是关于莎拉的，她的近况，她的学业，她的健康状况。语句简短但文质彬彬。“莎拉近来表现很好。今年她在学习拉丁语。春季里她发了水痘。”“莎拉和孙子们夏天去了布列塔尼半岛玩，还登了圣米歇尔山。”
我估计这位朱尔斯·杜弗尔就是在莎拉从伯恩—拉—罗兰德集中营逃出来后把她藏起来的那位老先生，后来还陪她回到巴黎，发现了壁橱里可怕的秘密。但是，朱尔斯·杜弗尔怎么会把莎拉的情况写信告诉安德烈·泰泽克？而且还那么详细？我无法理解。难道是安德烈要求他那么做的？
后来我找到了原因——一张银行的结算清单。安德烈·泰泽克让银行每个月汇一笔钱给杜弗尔家，给莎拉的，一共持续了十年。我发现数目还不小。
十年里，爱德华的父亲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帮助着莎拉。我不禁想到，当爱德华发现锁在保险柜里的这一切时，肯定感到莫大的欣慰。我相信，在仔细阅读这些信件的过程中，爱德华获得了一个又一个新发现。这些材料表明，他父亲最终采取了赎罪行动。
我留意到朱尔斯·杜弗尔没有把信寄到圣通日街，而是寄到了蒂雷纳街安德烈的旧店铺。这是为什么呢？我估计是因为玛玫的缘故，安德烈不想让她知道这件事。他也不想让莎拉知道是他一直在给她寄钱，朱尔斯·杜弗尔整洁的字迹中提到：“按您的要求，我们未向莎拉透露钱是您寄的。”
文件夹里还有一个大大的淡黄褐色信封，我从里面取出了几张照片。熟悉的稍稍倾斜的眼睛，淡金色的头发。跟一九四二年六月的那张学校照相比，她身上的变化很明显，多了明显的忧伤，脸上的欢乐没有了。她已不再是一个孩子，变成了高挑、苗条、十八岁左右的年轻女子。尽管微笑着，眼里却忧伤难掩。海滩上，她跟两个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在一起。我翻看照片背面，上面有朱尔斯整洁的字迹：“一九五o年，特鲁维尔镇，莎拉、加斯帕德·杜弗尔和尼古拉斯·杜弗尔。”
我想起了她所有的遭遇——第十五区冬季赛车场，伯恩—拉一罗兰德集中营，她的父母，她的弟弟——一个孩子没法承受得了这些。
我想得太投入，都没感觉到佐伊的手放在我的肩上。
“妈妈，这女孩是谁？”
我赶忙用信封盖住了照片，嘴里嘟囔着说有个任务急需完成。
“她究竟是谁？”她问道。
“宝贝儿，你不认识。”我仓促地回答，而后便佯装清理桌面。
她叹了一口气，大人般一字一顿地说道：“妈妈，你最近的行为有些怪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以为我没觉察，我都看在眼里。”
她转身走开了。一阵愧疚袭上心头，我起身跟了过去，跟着她进了她的房间。
“佐伊，你说得对，近来我是有些反常。对不起，我不该这样对你。”
我坐在她的床上，不敢直视她洞察一切、静若止水的双眸。
“妈妈，你为什么就不能告诉我？直接告诉我出了什么状况就行了。”
我感到一阵头痛袭来，非常剧烈的那种。
“你认为我才十一岁，理解不了，对吗？”
我点点头。
她耸了耸肩。
“你不相信我，对么？”
“我当然相信你。但有些事太难，太让人难过了，我不能告诉你。我已受伤不轻，我不想让它们再伤害你。”
她轻轻地触摸着我的面颊，眼睛闪闪发光。
“我不想被伤害。你做得对，别告诉我。知道了我会睡不着的。但你得答应我，你自己要尽快恢复过来。”
我把她拥入怀里，抱得紧紧的。我漂亮、勇敢的宝贝儿，我漂亮的女儿。拥有这样一个女儿是我的幸运。真的很幸运。尽管头疼得厉害，我的思绪却突然转到了腹中婴儿的身上，佐伊的妹妹或弟弟。对此她一无所知。她不知道我正在经历的情感纠葛。我咬着嘴唇，不让眼泪流出来。过了一会儿，她慢慢推开我，抬起头看着我的脸。
“给我讲讲那个女孩吧，你想藏起来不让我看到的那些黑白照片上的那个女孩。”
“好吧，”我说，“但你得保守秘密，好吗？不能告诉任何人，能做到吗？”
她点点头。
“以上帝的名义保证。”
“我告诉过你我弄清楚了玛玫他们搬进去之前是谁住在圣通日街的那套公寓里，还记得吗？”
她又点了点头。
“你说是一家波兰人。其中还有个女孩，年龄跟我差不多。”
“她叫莎拉，斯达任斯基，就是照片上的那个女孩。”
佐伊眯缝着眼睛看着我。
“可这算什么秘密呀？我不明白。”
“这是家族的秘密。其间发生了一些让人难过的事情。你爷爷不想把此事说出去，连你爸爸都一无所知。”
“是不是什么不幸降临到了莎拉身上？”她小心翼翼地问道。
“是的，”我平静地答道，“很不幸的事。”
“你想找到她？”她问道。我的语气让她严肃了起来。
“是的。”
“为什么？”
“我想告诉他我们家不是她想的那个样子。我想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她。你曾祖父帮了她整整十年，我估计她不知道这一点。”
“他是怎样帮助她的？”
“寄钱给她，每个月都寄，而且不让人告诉她钱是他寄的。”
佐伊沉默了许久。
“你打算怎样找？”
我叹了口气。
“宝贝儿，我不知道。我也希望知道该如何去找。这个文件夹里没有一点一九五二年以后的信息，没有信件，没有照片，没有地址。”
佐伊坐在我的腿上，把苗条的背靠在我身上，一头浓密、闪亮的头发香气袭人。这是我非常熟悉的佐伊的气味，总令我想起她小时候的模样。我用手指替她理顺了几缕凌乱的头发。
我想起了莎拉·斯达任斯基，噩梦降临到她头上时，她才佐伊这般年纪。
我闭上了眼睛，但警察在伯恩一拉一罗兰德集中营中将孩子们硬生生从母亲身边拖开的画面依然出现在我脑中，赶也赶不走。
我把佐伊抱得更紧了，勒得她气都喘不过来。
某些日期就那么神奇，甚至具有讽刺意味。二ＯＯ二年七月十六日，冬季赛车场圈押事件纪念日，也是约定好我去做人流的日子。那个诊所我以前从未去过，在第十七区的某个位置，离玛玫所在的疗养院很近。我觉得七月十六这个日子负载的意义太重，要求换个日子，但诊所说没法安排。
佐伊刚刚放假，正打算跟她教母艾莉森一起经纽约去长岛。艾莉森是我的一个老朋友，波士顿人，经常在曼哈顿和巴黎之间飞来飞去。我将于二十七日前往查拉家与女儿会合。伯特兰将在八月休假。我们一般会在勃艮第泰泽克家的老宅里住两三个星期。我从来没觉得在勃艮第度假是种享受，有公婆在，根本没法悠然自在。三餐必须按时吃，谈话得客客气气，孩子们不能离开大人的视线，而且不能大声喧闹。我不知道伯特兰为什么始终坚持我们要去那里度假，我们一家三口为什么不能去别的地方。幸运的是，佐伊跟罗芮和赛茜尔的儿子们相处得还不错，伯特兰则和两个妹夫没完没了地打网球。跟平常一样，我感觉自已像个局外人。数年来罗芮和赛茜尔始终和我保持着距离。她们邀请了些离异女友过来，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在游泳池边晒日光浴，主要是想把乳房晒成褐色。十五年了，我还是不大习惯这样的事。我从未像她们那样裸露过自己的乳房。我也知道她们在背后嘲笑我，说我这个美国女人假正经。因此，我大部分时闯都和佐伊去树林里散步，要么就无休止地骑着自行车在附近转——后来我对那个地区的道路了如指掌，要么就在泳池里展示我无可挑剔的蝶泳泳姿。其他女人穿着小得不能再小的伊瑞斯牌泳装晒日光浴，一边懒洋洋地抽着烟，却从未下水游过泳。
“她们都是些嫉妒的法国胖女人，你穿比基尼迷死人了。”每当我抱怨那些痛苦的夏天时光时，克里斯托弗都会挖苦地安慰我说：“如果你身上冒出了一团团的脂肪或静脉曲张，她们就会乐意和你攀谈了。”我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但心里不大相信他的话。说实话，我爱勃艮第的美，爱那古老、安静的宅子，即使在如火的夏日，那里面也清凉如水；爱那郁郁葱葱、长着许多老橡树的花园，爱婀娜多姿的约纳河以及附近的丛林。我经常和佐伊去丛林里漫步。她小的时候，鸟儿的啁啾，奇形怪状的树枝，或是林间某个隐秘的沼泽上的迷蒙雾气，都会令她欣喜万分。
伯特兰和安东尼说圣通日街的公寓将在九月初装修完毕。伯特兰和他的团队把房子装修得很漂亮，但我还没想过要搬去住。我已经知道了发生在里面的事情，要过去住就得有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那堵墙已经被拆除了，但我还记得那个秘密壁橱。小迈克曾躲在里面眼巴巴地等姐姐回来，最后却是空等一场。
往事无情地折磨着我。我不得不承认我并不期盼搬过去住，我害怕在那里过夜，害怕想起往事，我不知道如何才能去除这种念头。
不把此事告诉伯特兰很难。我需要他切实的支持，渴望听他说虽然这事让人很难过，但我们一定能想办法摆脱阴影。可是我不能告诉他，我答应过他父亲要保守秘密的。伯特兰听了此事会怎么想呢？我不禁想道。他的两个妹妹又会怎样想呢？我尝试着去想象她们的反应，以及玛玫的反应。很难想象。法国人的嘴很紧，跟河蚌一样，不动声包，不露痕迹，一切都波澜不惊。就是这个样子，一直这样。我越来越觉得这一点难以忍受。
佐伊去了美国后家里空荡荡的，我在办公室待的时间更长了，忙着为九月刊准备一篇稿子。我打算就法国年轻作家及巴黎文学现状发表一点看法，很有意思，但也很耗时。到了傍晚，一想到家里空落落的我就越发不想离开办公室。回家时，我会挑一条较长的路线，一条被佐伊称做“妈妈的漫长捷径”的路线，乐滋滋地享受这个城市的夕阳美景。自七月中旬开始，巴黎便呈现出它的废弃美。店铺都落下了铁栅门，上面挂着一块牌子：假期休业，九月一日起开始营业。这期间，我得走很长的路才能找到一家药店、杂货店、面包店或洗衣店。巴黎人陆陆续续离开巴黎，开始他们的夏季狂欢，把这座城市留给了不知疲倦的外地游客。在这样温和的傍晚，我沿着香榭丽舍大道，悠然地朝蒙帕纳斯区走去。我终于觉得，没了巴黎人的巴黎才属于我。
是的，我爱巴黎，一直都爱。但是，当我黄昏时分在亚历山大三世桥上漫步时，看到荣军院①的金顶像一颗巨大的宝石般闪闪发光，对美国的思念会飓风般向我袭来。我想家——虽然我的大半生都在法国度过，但美国还是我的家。我想念美国的随意、自由、空间、舒适、语言和简单的打招呼的方式。大家彼此称呼“你”，不用费劲地想“你”和“您”的区别，在这方面我到现在都还会露马脚。我必须承认，我想念妹妹，想念父母，想念我的祖国，这种念头变得无比强烈。①全称为荣誉军人院，是一座军事博物馆。
我离自家的小区越来越近，巴黎人讨厌的——但我喜欢，因为不管我在哪个区，都可以通过它找到回家的路——蒙帕纳斯大厦已经在向我招手。此时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德控期的巴黎，莎拉的巴黎，是个什么样子呢？到处是身穿灰绿色制服、头戴圆形头盔的军警，实行宵禁，人们得时时处处出示身份证明，到处是用日耳曼语写成的标语，堂皇的石头建筑上悬挂着巨大的纳粹万字旗。
此外，随处可见胸前戴着黄色星星的孩子。
这家诊所里的护士都笑脸迎人，接待员体贴备至，许多地方还精心摆放了鲜花，真是一个高档、舒适的地方。手术定在第二天早上七点钟进行，我需要在前一天晚上，也就是七月十五日晚，住进诊所。伯特兰去了布鲁塞尔，去落实一桩大买卖。我并没坚持要他陪在身边。不知怎么，他不在我反而觉得舒服些，一个人反倒更容易融入这杏黄色的房间。我的脑子里不时冒出这样的念头——为什么伯特兰的存在会显得多余。真令人费解，他可是我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啊。然而，现在我独自一人住进了诊所，正经历着这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刻，他的缺席倒让我觉得更加轻松。
我仿佛变成了一个机器人，机械地叠着衣服，把牙刷放到水池上方的架子上，怔怔地看着窗户外面宁静街道的繁华外表。你到底在于什么？一个发自内心的声音轻声问道。这个声音质问我一整天了，只不过我一直试图充耳不闻。你疯了吗，真的想做这个手术吗？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的最终决定，除了伯特兰谁也不知道。我真的不愿意想起他听到我说决定去做手术时那张欢快的笑脸。他把我揽进怀里，热烈地亲吻着我的头顶。
我坐在窄窄的床上，从包里拿出了莎拉的档案。莎拉是我现在唯一愿意想的人。找到她似乎是一个神圣的使命。当前能驱散我的哀愁，能让我抬起头来的似乎只有她了。要找到她，是的，但是怎么找呢？电话簿上没有莎拉·杜弗尔或是莎拉·斯达任斯基这个名字。要是有，那事情就太简单了。朱尔斯·杜弗尔信上的地址现在已经不用了，所以我决定去找他的子女，或是他的孙子辈，比如在特鲁维尔镇的那张照片上的两个年轻人——加斯帕德·杜弗尔和尼古拉斯·杜弗尔，我估计他们俩现在可能六十过半或七十出头。
真不走运，杜弗尔是一个普通姓氏。奥尔良地区有数百户人姓这个姓氏，那就意味着我得挨个给他们打电话。过去的一个星期里我全身心扑在了这上面，几小时几小时地在网上搜索，一页一页地翻看电话簿，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得到的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后来的一天上午，我拨通了一个叫娜塔莉杜弗尔的人的电话，她的号码在巴黎的电话簿里。电话的那头传来了一个年轻、愉悦的声音，我按照以往的程序，重复着我对电话另一头的陌生人说过无数遍的话：“我叫朱莉娅·嘉蒙德，是一名记者。我在查找一个名叫莎拉·杜弗尔的人，她一九三二年出生，我手头上只有加斯帕德·杜弗尔和尼古拉斯·杜弗尔的名字……”
她打断了我的话，说没错，加斯帕德·杜弗尔是她祖父，现住在阿斯切瑞斯一马切村，离奥尔良市不远，他的电话号码未登入电话簿。我握着听筒，一时间连气都不敢喘。我问娜塔莉是否记得莎拉这个人。那位年轻女士呵呵笑了，笑声听起来很悦耳。她说她是一九八二年出生的，不大知道她祖父小时候的事情。不，她没有听说过莎拉·杜弗尔这个人，脑子里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印象。她说如果我很想知道，她可以打电话问问她祖父。她说她祖父的脾气不大好，不喜欢打电话，但她愿意为我做这件事情，问了以后再给我打电话。她要了我的号码。最后，她说：“你是美国人吧？我喜欢你的口音。”
我一整天都在等她的电话，但没有音信。我不停地检查自己的手机，看看是不是没电了，是否处于正常状态，可就是没有电话打进来。或许加斯帕德·杜弗尔不愿意跟记者讲莎拉的事情，或许是我的说服力不够，又或许是我的说服力太强。我不该说自己是记者，应该说是那家人的朋友。但是不行，我不能那样说，因为那不是事实。我不能说谎。我不想说谎。
我在地图上查看过了，阿斯切瑞斯一马切村位于奥尔良和皮蒂维耶的中间位置，离皮蒂维耶的姊妹营伯恩一拉一罗兰德集中营也不远。这不是朱尔斯和吉纳维芙原来的地址，所以它不是莎拉生活了十年的地方。
我等得不耐烦了。我该打电话给娜塔莉·杜弗尔吗？我正犹豫时，手机响了。我一把抓起电话，轻轻“喂”了一声。是我丈夫从布鲁塞尔打来的。我感到失望的情绪穿透了我的每根神经。
我发觉自己不想和伯特兰说话。我能和他说什么呢？
短暂却不安宁的一夜过去了。清晨， 一名主管似的护士出现在我面前，手里拿着一件叠好的蓝色纸袍。她微笑着说，这是给你手术时穿的。她还带来了一顶蓝色纸帽和一双蓝色纸鞋。她说半小时后回来，然后直接把我推人手术室。由于要麻醉，所以不能吃喝任何东西，她还是那样亲切地微笑着提醒我。然后，她轻轻地关上门走了。我心想，今天早上她要那样微笑着叫醒多少妇女，有多少孕妇将像我一样，把子宫里的孩子刮掉。
我温顺地穿上了长袍。那种纸贴在身上皮肤有些发痒。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等待。我打开了电视，把频道调至LCI台，这是一个不问断播放新闻的频道。我漫不经心地看着，内心感到麻木和空虚。大概再过一个小时，这一切都将结束。我准备好了吗？能够应付吗？我够坚强吗？我感觉自己回答不了这些问题，于是就穿好纸袍，戴好纸帽，躺在那里等待，等待被推人手术室，等待被麻醉入睡，等待医生们动手术。我不愿去想医生将在我体内，在我张开的两腿之间如何动作。我迅速将这些念头赶出大脑，把注意力转到了电视里一位苗条的金发女人身上。她那修剪得很精美的手在一张画着太阳的法国地图上很专业地比画着。我想起了上星期和主治医师的最后一次见面。伯特兰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不，我们不想要这个孩子。这是我们俩的意见。”我当时什么也没说。医生看了看我。我点头了吗？不记得了。但我记得当时我感觉好像被注射了镇静剂，或是被催眠了。后来上车之后伯特兰对我说：“亲爱的，做得对。你会明白的。这件事很快就会过去的。”我还记得他很热情，很兴奋地亲吻了我。
金发女人消失了，出现了一位新闻主持人，他报道了我非常熟悉的新闻片头：“今天是二ＯＯ二年七月十六日，十五区冬季赛车场大圈押事件六十周年纪念日。当时，成千上万的犹太家庭遭到法国警方逮捕。那是法国历史上的一段黑暗时期。”
我迅速调高了电视音量。摄影机镜头沿着奈拉顿大街向前推进。我想起了莎拉，她现在到底在哪里？根本不需要提醒，她肯定不会忘记今天这个日子。对于她，对于所有那些在七月十六日失去亲人的家庭来说，永远不会忘记今天。而且，今天早晨，他们睁开沉重的双眼时，会感到特别的痛苦。我想告诉她，告诉他们，告诉所有的人——以什么方式呢？我心想，我感到无助，感到我很没用——我想对她，对他们呼喊、尖叫，告诉他们我所知道的那件事，我还记得，我无法忘记。
一些幸存者—一其中几个我已经见过并采访过了——出现在了十五区冬季赛车场的铭牌前面。我突然想到我还没有看这周的《塞纳风情》，这一期里面有我的文章，今天出来。我决定给班贝尔的手机发一条短信，叫他送一本到诊所来。我打开了手机，但眼睛仍盯着电视。一脸沉重的弗兰克·利维出现在屏幕上。他在讲纪念活动的日程安排。他指出，今年的纪念活动远比往年重要。我的手机发出了嘟嘟声，有语音邮件进来。其中一条是伯特兰昨天深夜发的，说他爱我。
另一条来自娜塔莉·杜弗尔，她说很抱歉，拖了这么久才打电话。她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她祖父很想见我，说可以把莎拉·杜弗尔的事情全告诉我。老人好像很激动，娜塔莉的好奇心都被勾出来了。她热情的声音压过了弗兰克·利维平淡的声调。“如果你愿意，我明天，星期二，可以开车带你去阿斯切瑞斯，没有问题的。我真想听听我祖父会说些什么事情。打电话给我吧，我们约个碰头的地方。”
我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几乎让我感到了疼痛。新闻主持人再次回到屏幕上，播报的话题已然不同。现在打电话给娜塔莉·杜弗尔还太早，我不得不再等待几个小时。我无比期盼地穿着纸鞋跳起舞来。“……把莎拉·杜弗尔的事情全告诉我。”加斯帕德·杜弗尔会说什么呢？我将了解到什么呢？
一阵敲门声惊醒了我。那位护士夸张的微笑猛地把我拽回了现实。
“该走了，夫人。”她轻快地说道，嘴里的牙齿和齿齦都露出来了。
门外传来了轮床橡胶轮子的声响。
刹那间，一切变得无比清晰，从未有过的清晰和简单。
我起身面向她。
“对不起，”我平静地说道，“我改主意了。”
我扯下了纸帽。她瞪大眼睛看着我，连眨眼都忘了。
“但是，夫人……”她张嘴要说什么。
我刺啦一声把身上的纸袍撕裂开来，护士惊慌地把视线从我骤然裸露的身体上移开。
“医生们正在等您呢。”她说道。
“我不管，”我坚定地说，“我不做手术了。我要留住这个孩子。”
她的嘴唇愤愤地颤抖着。
“我马上叫医生来。”
她转身离开。我听见她的便鞋在亚麻油地毡上发出急促的啪嗒声，透出了她极大的不满。我往身上套了一条牛仔裙，穿好鞋子，拎起我的包离开了病房。当我快步走下楼梯，与一脸震惊的端着早餐盘子的护士们迎面而过时，我突然想起我的牙刷、毛巾、洗发水、肥皂、除臭剂、化妆包和面霜还在病房的盥洗室里。那又怎样，我一边想着，一边冲出了诊所雅致、整洁的入口。那又怎样！那又怎样！
街上空荡荡的，干净、整洁的巴黎人行道在晨光中格外醒目。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回家。
二oo二年七月十六日。
我的孩子，我身体里的孩子安全了。我又想笑，又想哭。我真的哭了，也笑了。出租车司机在后视镜里看了我好几次，不过我没理睬他。我要生下这个孩子。
我粗略地估算了一下，大约有两千人聚集在塞纳河畔的贝哈钦桥旁——幸存者、圈押事件的受害家庭、他们的子女、他们的孙子辈、犹太学者、这个城市的市长、总理以及防卫部部长，还有众多的政治人物、记者和摄影师。弗兰克·利维也来了。成千上万的鲜花，一顶巨大的遮篷，一座白色的平台，真是一场令人难忘的聚会。吉尧姆站在我身旁，双目低垂，一脸肃穆。
奈拉顿大街的那位老妇人在我脑子里一闪而过。她说了什么呢？ “没有人记得了。他们干吗要记住？那是我们国家最黑暗的日子。”
突然间，我希望她此刻能在这里，来看看我身边这千百张肃穆、哀伤的脸。平台上，一位长着一头浓密的赤褐色头发的美丽中年女人在歌唱。虽然附近的车流发出了较大的嘻杂声，她清澈的嗓音依然清晰可闻。之后，总理开始讲话了。
“六十年前，就在这里，在巴黎，以及法国的其他地方，那次骇人听闻的事件开始了。恐怖的阴霾加速蔓延。被圈押进十五区冬季赛车场的无辜的人们笼罩在犹太人大屠杀的阴影中。同往年一样，今年我们汇聚于此，来纪念这场悲剧，借此来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众多法国犹太人所遭受的迫害、追捕和他们的悲惨命运。”
站在我左侧的一位老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默默地哭开了。我的同情之心顿生。他在为谁而哭泣？我忖度着。他失去了谁？总理在继续讲话，我扫视着身边黑压压的人群。这里面会有人认识或者记得莎拉·斯达任斯基吗？她本人会不会就在这里？此时，此刻？她会不会带着丈夫，或孩子，或某个孙子一起来了？在我身后，在我前面？我仔细打量着人群中七十来岁的老太太，在那些满是皱纹、神色沉重的脸上寻找一双有些斜的绿眼睛。但是，偷偷打量这些哀伤的陌生人让我觉得不大舒服，于是我垂下了眼睑。总理的语气和清晰度似乎更强了，他的声音在人群上方回荡。
“是的，十五区冬季赛车场、德朗西，还有那些中转营地，那些处决室，都是由法国人组织、管理和守卫的。是的，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事件的前期行动发生在这里，法国扮演了同谋犯的角色。”
我周围的人神龟平静，认真聆听着总理的讲话。总理的讲话声还是那么响亮，我则观察着每个人的表情。每个人的脸上都隐含着哀痛，永远难以抹去的哀痛。总理的讲话赢得了人们长时间的鼓掌。我注意到有人在哭泣，有人在相互拥抱。我和吉尧姆过去和弗兰克·利维打招呼。他胳膊下夹着一本《塞纳风情》。他热情地向我打招呼，并把我们介绍给了一些记者朋友。过了一会儿我们便离开了。我告诉吉尧姆，我知道以前住在泰泽克家公寓里的人是谁了，这件事还缩短了我与我公公之间的距离，六十多年来，他一直保守着一个重大的秘密；我正在努力寻找莎拉——从伯恩—拉一罗兰德集中营逃出来的那个小女孩——的踪迹；再过半个小时左右，我将在巴斯德地铁站前和娜塔莉·杜弗尔见面，她会开车送我去奥尔良市见她的祖父。吉尧姆热情地亲吻和拥抱了我，祝我好运。
穿过繁忙的大街时，我用手摸了摸腹部。要是早晨我没有离开诊所，很可能现在正躺在舒适的杏黄色房间里慢慢恢复知觉，那个一脸微笑的护士在旁边看护着。早餐可能很精美，有羊角面包、果酱和牛奶咖啡。到了下午，我孤零零地离开那个诊所，走起路来可能还有些摇晃，两腿之间夹着一块卫生棉垫，小腹隐隐作痛，大脑里一片怅惘，心里则感到黑洞般的空虚。
此间我没收到伯特兰的任何消息。诊所给他打电话了吗，告诉他我没做手术就离开了？我不知道。他还在布鲁塞尔，今晚才回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他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我沿着埃米尔·左拉大街往前走，心里有些着急，生怕不能按时赶去和娜塔莉·杜弗尔碰面。与此同时我心里还有另一个感觉——我还在意伯特兰的想法和感受吗？这个念头让我感到不安，也吓了我一跳。
黄昏时分，我从奥尔良市返回到家中。公寓里又热又闷，我走到窗边去开窗户。探身窗外，下面的蒙帕纳斯大街繁忙而嘈杂。一想到要离开这里去安静的圣通日街住，我的心里就有种异样的感觉。我们在这里住了十二年，佐伊从未在别的地方住过。这是我们最后一个夏天住这儿了。我的思绪转得飞快。我已经喜欢上了这套房子：每天下午，阳光都会照进大大的白色客厅；沿瓦凡大街走不了多久便可到达卢森堡公园；置身于巴黎最富活力的行政区之一却显得非常从容。在这里你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这个城市的心跳，感受到这个城市快速、热烈的脉搏。
我踢掉脚上的便鞋，在柔软的米色沙发上躺下了。忙碌了一天，我感到疲惫不堪。眼睛刚闭上，一阵电话铃声又把我拽回了现实。是我妹妹从她那可以俯瞰中央公园的办公室打来的。我估计她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鼻梁尖上架着一副眼镜。
我简略地告诉了她我没做手术。
“哦，上帝啊，”查拉低声惊呼，“你没做！”
“我下不了狠心，”我说，“我没法做出那样的决定。”
我几乎可以听到她在电话那头微笑，那种让人不可抗拒的满脸微笑。我也笑了。
“你真是位勇敢的好女孩！”她说，“亲爱的，我为你感到骄傲。”
“伯特兰还不知道，”我说，“他要到深夜才回来。他可能以为我已经做了手术了。”
一阵横跨大西洋的沉默。
“你会告诉他的，是吗？”
“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必须告诉他。”
和妹妹聊完电话后我在沙发上躺了很长时间。我两手叠放在腹部，像是在保护那里。渐渐地，我感到体内又慢慢生出了活力。
我的思绪习惯性地跑到了莎拉·斯达任斯基身上，跑到了我新了解到的事情上。其实我根本不需要录下和加斯帕德·杜弗尔的谈话，平时也不需要做笔记，一切都牢牢地印在了脑海中。
奥尔良市郊，小巧、清爽的一幢房子。花床修剪得很整洁，一条安详的老狗视力已然不佳。一位身材娇小的老妇人正在水槽边切菜，我进屋时她向我点头致意。加斯帕德·杜弗尔的嗓音粗哑。他用布满青筋的手拍抚着那条老狗干瘪的头，一边说道：
“我和哥哥知道那场战争中家里出了麻烦事，但我们当时都还小，不记得具体是什么麻烦事。直到我祖父去世后，我才从父亲那里得知，莎拉，·杜弗尔其实姓斯达任斯基，是犹太人。那些年我祖父把她的真实身份隐藏了起来。莎拉的身世很悲惨，所以她一直不快乐，不大显露真实情感，外人很难接近她的真实内心。据我们所知，她的父母在战争期间遇害了，所以我的祖父母领养了她。我们就知道这些，但我们可以看出，她跟我们不一样。她虽然会和我们一起去教堂，但我们说‘上帝’时她的嘴唇从未动过。她从不祈祷，也没领过圣餐。她只是坐在那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表情僵僵的，我都有些害怕。我的祖父母神色淡定，微笑着对我们说由她去，我父母也这样对我们说。渐渐地莎拉融入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凭空冒出个妹妹。她慢慢出落成一个稍稍有些忧郁的漂亮大姑娘。对于她的实际年龄而言，她显得过于严肃、成熟。战后，我们偶尔会和父母去巴黎，但莎拉从来都不愿去。她说她讨厌巴黎，还说她再也不想回巴黎了。”
“她提到过她的弟弟或父母吗？”我问道。
加斯帕德摇了摇头。
“没有。我是四十年前从我父亲口中得知她有个弟弟，以及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和她一起生活时倒没有听说过。”
娜塔莉·杜弗尔开口问道：
“她弟弟怎么了？”
加斯帕德·杜弗尔看了看听得入迷的孙女，然后又看了看他妻子。老妇人在我们整个谈话过程中一言未发，只是在一旁慈祥地看着。
“换个时间再跟你讲吧，娜塔莉，这个故事太揪心了。”
随后，一阵漫长的沉默。
“杜弗尔先生，”我说，“我需要知道莎拉·斯达任斯基如今身在何处，这是我此次前来见您的目的。能告诉我吗？”
加斯帕德·杜弗尔挠了挠头，然后向我投来狐疑的眼神。
“我倒是很想知道，嘉蒙德女士，”他咧嘴笑道，“你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件事？”
电话铃声再次响起。这次是佐伊从长岛打来的。她说她过得很开心，那边的天气不错，她的皮肤已经晒得黝黑，还买了辆新自行车。她的表哥库珀待她不错，但她很想念我。我告诉她我也想念她，再过不到十天我就前去和她会合了。接着，她压低嗓音问我：“查找莎拉·斯达任斯基下落的事情有进展吗？”她那种严肃的口吻让我不由得笑了。我说我真的取得了一些进展，过些时间会告诉她的。
她迫不及待地问道：“哦，妈妈，什么样的进展啊？别吊我胃口了，现在就告诉我吧！”
我被她的热情打动。“好吧。我今天去见了一位男士，他跟莎拉年轻时很熟。他跟我说莎拉一九五二年离开法国去了纽约，在一个美国家庭当保姆。”
佐伊欢呼。
“你的意思是说她现在在美国？”
“我想是的。”我说。
一阵短暂的沉默。
“妈妈，那你要怎样才能在美国找到她呢？”她问道，声音的欢快明显少了几分，“美国可比法国大很多啊。”
“宝贝儿，我也不知道。”我叹着气说。我在电话里热情地亲吻了她，说我非常非常爱她，然后便挂了电话。
“嘉蒙德女士，我倒是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件事呢？”冲动之下，我决定告诉加斯帕德·杜弗尔实情，告诉他莎拉·斯达任斯基是如何进入我的生活的，我是怎样发现她的惊人秘密的，以及她和我的丈夫家是怎样牵扯到一起的。还有，既然现在我已经知道了一九四二年夏天发生的事，包括公共事件——第十五区冬季赛车场大圈押事件和伯恩一拉一罗兰德集中营事件一和私人事件——迈克·斯达任斯基死在泰泽克公寓，因而找到莎拉便成了我的重大目标，成了我必须尽全力去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