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执著让加斯帕德·杜弗尔感到惊讶。为什么要找她，找到她又能怎样？他摇着斑白的头问我，我回答了，说为了告诉她我们很在意，我们一直没有忘记。“我们，”他笑了，“‘我们，指谁？你的夫家？法国人民？”他的不屑表情让我有些恼火，我当即回答道：“不，指我，仅仅指我。我想说声抱歉，我想告诉她我没法忘记那次大圈押，集中营里的情形，迈克的死，还有那直接开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将她父母永远带走的火车。”“抱歉什么？”他反击道，“你一个美国人，关你什么事？你感到抱歉，难道是因为你们美国人没能在一九四四年七月解放法国吗？你没什么好抱歉的。”他哈哈笑道。
我两眼直直地盯着他的眼睛。
“为无知感到抱歉，为活了四十五年但对这些事情如此无知而感到抱歉！”
一九五二年底，莎拉离开法国去了美国。
“为什么选择去美国？”我问道。
“她跟我们说她必须离开，她要去别的地方，去一个没有像法国那样受到大屠杀直接影响的地方。我们都很难过，尤其是我的祖父母，他们是那样爱她。他们没有女儿，却像亲生女儿一样疼她。但是她去意坚决，后来真的离开了，而且再也没有回来过。至少我不知道她曾回来过。”
“她后来怎么样了？”我问道，我的语气跟娜塔莉一样热情，一样急切。
加斯帕德·杜弗尔耸了耸肩，重重地叹了口气。他站起身，那只瞎眼老狗也跟着站了起来。他太太往我杯里续了些咖啡。咖啡的味道清冽、苦涩。他们的孙女默不做声，我蜷缩着身子窝在扶手椅中。女孩静静地来回打量着我和她爷爷，样子煞是可爱。我想她会记住今天的情形的，她会记住这一切的。
加斯帕德又回来坐下了。他嘴里一边嘟囔着，一边把咖啡杯递给了我。刚才他在小屋里环视了一圈，看了看墙上已经退色的相片和屋里陈旧的家具，然后挠挠头，叹息了一阵。我等待着，娜塔莉也等待着。终于，他又开始讲述了。
一九五五年以后，他们就再没收到莎拉的音信了。
“她给我祖父母写过几次信。一年后，她寄了一张明信片回来，说她要结婚了。我记得父亲告诉我她要嫁给一个美国佬。”加斯帕德笑了笑，“我们都为她感到高兴，但从那以后她就再没来电话了，也没有来过信，音信全无。我的祖父母试过联系她。他们什么方法都试了，打过电话去纽约，写过信，发过电报。他们想找到她的丈夫，可是毫无结果。莎拉消失了。这对他们来说太可怕了。他们等啊等啊，年复一年，哪怕只是丁点的蛛丝马迹也好，哪怕是一个电话， 一张明信片也好，可什么都没等到。六十年代初，我的祖父去世了。几年后，我的祖母也随他而去。我估计当时他们的心都碎了。”
“知道吗，你祖父母可以获得‘国际义人’的称号。”我说道。
“那是什么东西？”他疑惑不解。
“那是耶路撒冷的普世济会为那些在二战中救过犹太人的非犹太人颁发的荣誉勋章，即使已过世的人也同样有资格获得。”
他清了清喉咙，把脸转开了。
“找到她就行了。嘉蒙德女士，请一定要找到她。告诉她我很想念她，我弟弟尼古拉斯也很想她。请告诉她我们很爱她。”
在我离开前，他递给我一封信。
“这封信是战后我祖母写给我父亲的，或许你想看看，看完之后把它给娜塔莉就行了。”
稍晚，我独自在家仔细辨读信里的老式字体。我一边看，一边掉泪。后来，我擦去眼泪，擤了鼻涕，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然后，我拨通了爱德华的电话，把信大声念给他听。他好像也哭了，却在竭力掩饰，不想被我察觉。他说了声谢谢，声音像是挤出来的，然后就挂掉了电话。
艾伦，我亲爱的儿子：
莎拉在你和亨丽塔那儿过了一个夏天，上个星期回来时脸色竟然红润了，还有了笑容 ！我和朱尔斯很吃惊，也有些激动。莎拉自己也将写信向你们表示感谢，但对于你们的帮 助及对她的盛情款待，我想表达我自己的感激。你也知道，这四年是残酷的四年，充满着 囚禁、惊恐和沦陷。对于我们所有人，对于我们的国家，都如此。虽然这四年让我和朱尔 斯感到身心疲惫，但最不容易的是莎拉。一九四二年夏天我们带她回了她在玛蕾区的家， 其间发生的事对她的打击很大，我估计她一直没能从那件事的阴影中摆脫出来。那一天， 她的心碎了，她的精神崩溃了。
这一切是那么的艰难。在此期间，你们的帮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把莎拉藏起来 不让敌人发现，从很久之前的那个夏天一直到战争结束， 一直要让她安安全全的，这是 一个难以想象的过程。但是， 莎拉现在有家了，我们就是她的家人，你的儿子加斯帕德 和尼古拉斯就是她的兄弟。她是杜弗尔家的一员，她姓我们的姓氏。
我知道她永远都忘不掉她的过去，她那红润的脸庞和笑容背后掩藏着坚韧。她不再是 一个普通的十四岁孩子了，她像一个女人，一个辛酸的女人，有时候她显得比我还老。她 从来不提她的家庭和弟弟，但我知道她一直把他们深藏在心中。我知道她每星期都会去墓 地看她弟弟，有的时候还不止一星期一次。她要求一个人去，不让我陪着去。有时候我会 跟在后面，害怕她会出什么意外。她坐在那块小小的墓碑前，一动不动，一坐就是好几个 小时，手里攥着那把她一直带在身边的黄铜钥匙，那个她弟弟死于其中的壁橱的钥匙。回 家后，她的脸色木然、冰冷，说话都困难，也不愿和我交流。我把全部的爱都倾注到她身 上，她虽非我亲生，我却视若亲骨肉。
她从未谈起过她在伯恩一拉一罗兰德集中营里的经历，但只要我们的车一驶近那个村 庄，她的脸就变得煞白。她把头扭向一边， 闭上眼睛。我心想，此事的真相会昭示天下 吗？发生在那里的事情会大白于天下吗？或是将成为一个永远的秘密，被封存于黑暗、混 沌的过去。
去年，战争结束后，朱尔斯经常去鲁特西亚，有时候带莎拉一起去，和那些集中营生 还者一道，期盼着，一直期盼着，我们都在期盼， 望眼欲穿。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 她的父母永远都不会回来了。一九四二年那个骇人的夏天，他们在奥斯威辛被杀害了。
有时候我在想，像她这样的孩子到底有多少？他们经历了地狱般的日子但活了下来， 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身边却已没了至亲至爱之人，有的只是无边的苦楚，无尽的伤痛。莎 拉不得不放弃了她的一切：她的家庭，她的姓氏，她的宗教信仰。我们没有谈过这些，但 我知道这种空缺是多么深刻，她所失去的东西对她而言是多么残酷。她说要离开这个国家 ，去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她要远离她所熟悉的一切，远离她噩梦般的经历。现在她还 太小，太脆弱，不能离开农场，但那一天总会来临的。到那时，我和朱尔斯会放她走的。
是的，战争结束了，终于结束了，但对于你父亲和我来说，一切都交了样，一切都不 同了。和平了，却让人很苦涩，未来也让人惴惴不安。此前发生的那些事情已让这个世界 面目全非，法国也是如此。她仍在努力从那段最黑暗的时光中恢复过来。最终能恢复过来 吗？我心里没底。现在的法国已经不是我小时候所熟悉的那个法国了，她变样了，变得我 不认识了。我现在老了，我也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但是，莎拉、加斯帕德和尼古拉斯 还年轻，他们还将在这个新的法国生存下去。我同情他们，对他们的将来感到不安。
我亲爱的孩子，动笔之初我并没想要如此伤感，唉，收笔时却成了这样，非常抱歉。 花园还得打理，鸡也等着喂，就此搁笔吧。对于你为莎拉所做的一切，我想再次表示感谢 。你们那么慷慨，而且始终如一，上帝会保佑你们的。另外，愿上帝也保佑你的孩子们。
爱你的母亲
吉纳维芙
一九四六年九月八日
电话又响了，这次打的是我的手机，之前把手机关掉就好了。是乔舒亚。我有些吃惊，他一般不会这么晚打电话。
“亲爱的，刚才在新闻里看到你了，”他慢吞吞地说，“美得跟画一样，略显苍白，但依然艳光四射。”
“新闻里？”我颇感惊讶，“什么新闻？”
“打开电视，调到TF1的八点档，你就能看到我的朱莉娅了，就在总理身边。”
“哦，是十五区赛车场圈押事件纪念大会。”
“总理的演讲很不错，你说呢？”
“很不错。”
一阵停顿。我听到了打火机打着的声音，他点燃了一根淡味万宝路，银色包装的那种，只在美国有售。我不知道他要对我说什么，他一向很直接。太直接了。
“乔舒亚，到底什么事啊？”我小心翼翼地问道。
“没什么，真的。我只是想打电话告诉你，这次你干得很漂亮。你那篇圈押事件的文章引起舆论的关注了。就想告诉你这些。班贝尔的照片拍得也很棒，这件事你们俩干得很不赖。”
“哦，谢谢。”我说。
但是，我知道他要说的不止这些。
“还有别的事吗？”我小心地又问了一句。
“我脑子里有点想法。”
“说来听听。”我说。
“我觉得你漏了点什么。你采访了幸存者，目击者和伯恩—拉一罗兰德那位老人，不错，很不错，但是你忘了点什么。警察，那些法国警察。”
“是吗？”我反问道，我感觉一丝不快爬上了心头，“那些法国警察怎么了？”
“如果你的采访将圈押事件的警察也包含进去那就完美了。找几个当值警察问问，听听他们对自己的孩子说了什么。他们现在应该都是老人了，他们的家人是否知道那些事呢？”
毋庸置疑他是对的，我没想到这一点。心中的不快平息了，我无话可说，心中升起的是强烈的挫败感。
“喂，朱莉娅，没问题的，”乔舒亚哈哈笑道，“你做得很不错了。再说了，那些警察或许永远也不会开口的。估计你也没看到多少这方面的文字吧？”
“是，确实不多。”我说，“仔细想想，我还真没看到有关法国警察看法的文字。他们只是在尽责而已。”
“对，尽责而已，”乔舒亚答道，“但我倒是真的很想知道他们是如何想的。想想吧，那些把一列列长长的火车从德朗西开到奥斯威辛的家伙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们不知道火车上载的是什么吗？真的以为是牛吗？他们是否知道他们将把那些人带去哪里？那些人接下来的命运又将如何？还有那些开巴士的人，他们又如何？他们是否知道些什么？”
毫无疑问，他又是对的，我依然无言以对。一个优秀的记者是会探究这些敏感话题的——法国警察、法国的铁路和公交系统在那次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但是，当时我的全部心思都被圈押事件中的孩子们占据了，尤其是其中的一个孩子。
“朱莉娅，你还好吧？”耳边响起他的声音。
“我很好。”我谎称。
“你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他说，“飞回老家休息休息吧。”
“我也正有此意。”
这一晚的最后一个电话是娜塔莉·杜弗尔打来的。她听上去欣喜不已，我可以想象出她瘦小脸蛋上的兴奋神色和褐色眼眸中的熠熠光辉。
“朱莉娅，我查了爷爷所有的信件，我找到了！我找到了莎拉的那张明信片！”
“莎拉的明信片？”我重复道，不明所以。
“就是她寄来说她要结婚了的那张，最后的那张。卡片上有她丈夫的名字。”
我抓起一支笔，手忙脚乱地找纸却没找到，我把圆珠笔对着自己的手背。
“他的名字叫？”
“上面写的是她嫁给了理查德·J·兰斯福德。”她把那人的名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给我听，“明信片上的日期是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五日，没写地址，其他什么也没有，就这些。”
“理查德·J·兰斯福德。”我重复道，一边把每个字母都大大地写在了手背上。
我向娜塔莉表示了感谢，并向她承诺，我会随时告诉她事情的进展。然后，我拨通了查拉在曼哈顿的电话。她的助理蒂娜接的电话，她让我稍等片刻。过了一会儿，查拉的声音传了过来。
“亲爱的，又有什么事？”
我直奔主题。
“如果你要在美国找一个人，该怎么找？”
“查电话簿。”她说。
“就那么简单？”
“还有别的途径。”她神秘兮兮地说道。
“如果是一个在一九五五年消失的人呢？”
“你有那个人的社会保险号、车牌号或地址吗？”
“没有，什么都没有。”
她吹了声口哨。
“那就难办了。不一定找得到，但我会尽力的，我有几个帮得上忙的朋友。把那人的名字给我。”
这时，我听到了关前门的声音和钥匙被扔在桌上发出的刺耳的声响。
是我丈夫从布鲁塞尔回来了。
“我再打给你。”我低声对妹妹说，然后便挂了电话。
伯特兰走了进来。他整个人好像绷得很紧，拉长着脸，面色苍白。他走过来把我揽入怀里，下巴依偎在我头顶上。
我觉得必须尽快说出鲠在心里的话。
“我没做手术。”我说。
他一动没动。
“我知道，”他回答，“医生给我打电话了。”
我挣开了他的怀抱。
“伯特兰，我下不了那个狠心。”
他笑了笑，笑得有些怪异，有些绝望。他走到我们放酒的窗前，倒了一杯白兰地。我注意到他喝得很快，一仰脖全喝下去了。那是一个难看的动作，我感到一丝不快。
“那现在怎么办？”他啪的一声放下了酒杯，说，“我们现在怎么做？”
我强展笑颜，但我觉得我的笑容很假，很呆板。伯特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松开了领带，解开了衬衫最上面的两颗纽扣。
他继续说道：“朱莉娅，我一想到这个孩子就觉得受不了。我努力过了，想把我的真实想法告诉你，可你根本不听。”
他的语气怪怪的，我不禁更加认真地看着他。他似乎弱不禁风，疲惫不已，那一瞬间，我看到了爱德华，泰泽克那张憔悴的脸，就是他在车里告诉我莎拉回了他们公寓一事时的表情。
“我无法阻止你要这个孩子，不过我想让你知道的是，我没法接受这个事实。这个孩子会毁了我。”
我本想表示同情——他看上去很失落，似乎毫无招架之力——但是，一股憎恨冒了出来。
“毁了你？”我问道。
伯特兰站了起来，又给自己倒了杯酒。他仰脖喝的时候我把头扭开了。
“亲爱的，听说过‘中年危机’吗？这是你们美国人喜欢用的术语。你全部的心思都花在了你的工作、朋友和女儿身上，根本没有注意到我最近所遭受的折磨。说实话，你根本不在乎我，对吧？”
我惊呆了，瞪大眼睛看着他。
他往后一仰，把身体靠在了沙发上。他的动作很慢，小心翼翼的，眼睛盯着天花板，我以前还从没见过他这么小心、谨慎的动作。他的脸上似乎已经有皱纹了。突然间，我面前的丈夫苍老了，那个年轻的伯特兰已经不见了。伯特兰总是那么年轻，永远都那么热情洋溢，精力充沛，是那种永远静不下来，永远都在忙，永远都不会累，永远都保持快节奏，永远都那么迫不及待的人。我眼前的这个男人仿佛只是以前那个伯特兰的幻影。这个变化是何时发生的？我怎么没注意到？伯特兰总发出放肆的笑声，有层出不穷的玩笑，一直狂放不羁。那是您的丈夫？身边的人悄悄问我，钦慕和敬畏之情溢于言表。各种晚宴上，就听到伯特兰在那儿滔滔不绝，海阔天空。但人们并不讨厌他这样，他太有魅力了。他看你的那种方式，他蓝色眼眸中那种勾人的眼神和他邪邪的、玩世不恭的微笑，会让你魂不守舍。
今晚，他整个人显得松垮垮的，没有一点精神。他似乎已经想开了，软塌塌地坐在那里，眼神黯然，眼睑低垂。
“我所经受的苦楚你一直都没有发现，对吧？没留意吧？’
他的声调平直，语气很淡。我坐到他身边，摩挲着他的手。我确实没发现，但我该如何承认呢？我如何才能表达出我的歉疚？
“伯特兰，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他撇了撇嘴。“我试过了，没用。”
“为什么？”
他的脸色变得难看了，嘴里呵呵一声干笑。
“朱莉娅，你从来不听我说的话。”
我知道他说得没错。那个糟糕的晚上，他的声音变得嘶哑，他流露出了恐惧，说他害怕变老。当时我意识到了他的脆弱，比我以前想象的还要脆弱很多，我却视而不见。因为他的表现令我颇为不快，心生厌恶。他肯定感觉到了，而且也没敢告诉我他的心里有多难过。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坐在他身边，把他的手握在我手里。我突然发现：眼前的情况真够讽刺的——丈夫委靡不振，婚姻走向没落，一个新生命却孕育腹中。
“我们去精英或旋转餐厅吃饭吧？”我柔声说，“我们好好谈谈。”
他费力地站了起来。
“下次吧。我累了。”
我突然想起，这几个月里他经常说累。太累了，不去看电影了；太累了，不去卢森堡公园跑步了；太累了，星期日下午也不带佐伊去凡尔赛宫玩了；太累了，也不做爱了。做爱……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呢？好几个星期之前吧。我看着他费劲地走过房间，步履沉重。他胖了。这一点此前我也没察觉。伯特兰很注重仪表。“你的全部心思都花在了你的工作、朋友和女儿身上，根本没有注意到我最……朱莉娅，你从来就不听我说的话。”我感到阵阵羞愧。我不需要面对现实吗？过去的几星期里，伯特兰似乎不是我生活的一部分，虽然我们同睡一张床，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我没对他讲过莎拉·斯达任斯基的事，也没讲过我和爱德华之间关系的变化。在每件对我而言很重要的事情上，我是不是都将伯特兰排除在外了？我将他排挤在我的生活之外，但很讽刺的是，我怀着他的孩子。
厨房里传来开冰箱的声音和拆锡箔纸的“沙沙”声。他回到了客厅，一手拿着鸡腿，一手拿着锡箔纸。
“朱莉娅，再说最后一点。”
“你说。”
“我跟你说过我无法面对这个孩子，我是认真的。你已经下定决心了，很好，我的决定是这样的——我需要给自己点时间，需要时间单独考虑考虑。夏天过后你和佐伊搬去圣通日大街的公寓住吧，我就在附近找个地方住。我们看事情会怎样发展，也许慢慢地我能接受这个孩子。如果不能，我们就离婚吧。”
我没感到惊讶。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就估计他会跟我说这个。我站了起来，理了理衣服，平静地说：“现在最棘手的是佐伊。不管我们俩之间的结果如何，我们——我们俩——都得把实情告诉她，得让她有心理准备。必须小心处理才行。”他把鸡腿放回了锡箔纸中。
“朱莉娅，你真是铁石心肠啊。”他说，语气中没有挖苦的味道，只有苦涩的味道，“你的腔调跟你妹妹一个样。”
我没有回答，径直走出了客厅。我走进浴室，打开了水龙头。这时，整件事情才袭上心头：我做出选择了吗？我选择了孩子而非伯特兰。我没有因为他将搬出去好几个月而惊慌失措。或许——我也不确定——伯特兰不会离开我们。他是我女儿的父亲，是我肚子里的孩子的父亲。他不可能完全逃离我们的生活。
但我看到镜中的自己时，水汽已慢慢填满了浴室，我在镜中的影像变得模糊了，我觉得一切都彻底变了。我还爱伯特兰吗？我还需要他吗？我怎么能选择他的孩子而放弃他呢？
我想哭，却没有眼泪流出来。
他进来的时候我还泡在浴缸里。他手里拿着我放在包里的红色文件夹，里面是有关莎拉的一些文件。
“这是什么？”他扬起文件夹问。
我吃了一惊，身体猛地一晃，晃得浴缸里的水都从一侧漫了出去。他脸红红的，一脸疑惑。他啪地坐在了盖着的马桶上。换了其他时候，他那滑稽的姿势肯定会令我忍俊不禁，笑出声来。
“听我解释……”
他抬手止住了我。“你割合不下，对吧？你没法让过去就那样过去。”
他翻看了文件，浏览了朱尔斯·杜弗尔写给安德烈·泰泽克的信，仔细看了莎拉的照片，
“这些是什么？谁给你的？”
“你父亲。”我平静地回答道。
他吃惊地盯着我。
“我父亲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我跨出浴缸，抓起一条毛巾，背对着他擦干身体。不知为什么，我不想让他看我的裸体。
“伯特兰，说来话长。”
“你为什么要把这些带回来？这都是六十年前的事了！都过去了，早被忘了。”
我刷地转身对着他。
“不，它没被忘记。六十年前你家里发生了一些事，你不知道而已。你和两个妹妹都不知道，玛玫也不知道。”
他的嘴大张着，似乎很震惊。
“发生了什么事？告诉我！”他咄咄逼人。
我一把夺过文件夹，把它抱在胸前。
“你先告诉我，你干吗翻我的包？”
我们听起来就像两个在课间休息时吵架的孩子一般。他的眼珠骨碌碌转了两圈。
“我看到你包里有个文件夹，想看看是什么内容，仅此而已。”
“我包里经常有文件夹，你以前从来没看过。”
“那说明不了什么。快告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就告诉我。”
我摇了摇头。
“伯特兰，打电话问你父亲吧。就说你发现了这个文件夹。去问他吧。”
“你不相信我，是不是？”
他的脸色沉了下来，似乎受到了伤害，一脸狐疑的神色。我心里突然升起一阵同情。
“你父亲不让我告诉你。”我柔声说道。
伯特兰快怏地从马桶上站了起来，手伸向了门把手，整个人显得很泄气，很疲惫。
他转身回来，轻柔地抚摩着我的面庞。他的手指很温暖。
“朱莉娅，我们到底怎么了？以前的柔情蜜意都哪儿去了？”
然后，他走出了浴室。
眼泪这次出来了，我任其在脸上流淌。他听见了我哭泣，却没有转身回来。
二二年夏天，得知五十年前莎拉离开巴黎去了纽约，我就像一块钢铁，受到了磁铁的强劲吸引，急切地想要跨越大西洋回美国。我追不及待地离开小镇，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佐伊，迫不及待地想去找理查德·Ｊ·兰斯福德，迫不及待地想登上飞机。
我不知道伯特兰是否打电话问了他父亲多年前发生在圣通日街公寓里的事。他什么也没说，人显得挺兴奋，但对我有些冷淡。我感觉他也有些追不及待，希望我早点离开，那样他就可以好好考虑考虑我们之间的事情？他好去见艾米丽？我不知道。我也不介意。我对自己说我不介意。
离开巴黎飞纽约的两个小时前，我给公公打了个电话告别。他没提和伯特兰谈过，我也没问。
“为什么莎拉后来不给杜弗尔家写信了？”爱德华问，“朱莉娅，你觉得发生什么事了？”
“爱德华，我不知道，不过我会尽力去弄清楚的。”
无论白天黑夜，这样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我脑际。几小时后我登上了飞机，我还在问自己同样的问题。
莎拉还活着吗？
我的妹妹，一头闪亮的栗色头发，一对小酒窝，漂亮的蓝眼睛，运动员般健壮的体格，跟我们的母亲一样。高个子嘉蒙德女士，她比泰泽克家所有女人的个子都高，她们灿烂的笑容中夹裹着疑惑和羡慕。你们美国人的个子怎么这么高啊？跟你们的食物，吃的维生素或荷尔蒙有关吗？查拉比我还高。几次生育丝毫没有让她健壮、优美的体形变胖。
查拉在机场看见我的那一刻，就知道我心中有事，而且这件事跟我决定把孩子生下来无关，也跟我的婚姻窘境无关。我们开车回城的路上，不断有人打她的手机，一会儿是她的助手，一会儿是她的老板，一会儿是她的客户，一会儿是她的孩子，一会儿是她的保姆，要不就是她住在长岛的前夫巴瑞，要不就是在亚特兰大出差的现任丈夫——似乎有没完没了的电话。见到她我很开心，我不介意那些电话。能坐在她身边，和她肩挨着肩我就感到很开心了。
等我们到了她位于东街八十一号的褐色砂石小楼里，坐在她一尘不染的镀铬厨房里，身边没了其他人，她为自己倒上白葡萄酒，为我倒了苹果汁——因为我怀孕了——我才开始把整个故事倒了出来。查拉不太了解法国，只会讲一点点法语，她唯一熟练的外语是西班牙语。她对法国的德控期不甚了解。我给她讲圈押事件、集中营、开往波兰的火车、一九四二年七月的巴黎、圣通日街公寓的秘密、莎拉和她的弟弟迈克时，她坐在那里静静地听着。
我看到她可爱的脸吓得煞白，她杯子里的白葡萄酒动也没动。她的手使劲地捂在嘴上，一边不住地摇头。我很快讲到了故事的结尾处，讲到了莎拉寄的最后一张卡片，一九五五年从纽约寄出的那张卡片。
此时，她说：“哦，上帝。”她快速抿了一口酒，“你是为了她的事来的，对吧？”
我点了点头。
“那你究竟打算从何着手呢？”
“还记得我在电话里跟你说过的那个名字吗，理查德·J·兰斯福德？那是她丈夫的名字。”
“兰斯福德？”她念叨着。
我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了一遍。
查拉刷地站起来，拿起了无绳电话。
“你要干什么？”我问。
她扬起手，让我别出声。
“接线员你好，我想找纽约州的理查德·J·兰斯福德。是的，R.A.I．N.S.F．E.R.D.没这个人？好的，能帮我查一查新泽西州吗……没有……康涅狄格州呢……太好了。是的，谢谢你。请等一下。”
她在一张小纸片上写下了几个字，然后手一挥递给了我。
“找到她了。”她得意地说。
难以置信！纸片上写着一个电话和地址：兰斯福德先生和太太，康涅狄格州罗克斯伯利镇谢普波格大道二二九九号。
“不大可能吧，”我喃喃自语，“这也太容易了。”
“罗克斯伯利镇？”查拉眉头一皱，“那不是在利奇菲尔德郡吗？我以前有个情人是那儿的人，那时你已经去法国了。格雷格·坦纳，大帅哥一个，他的父亲是医生。罗克斯伯利镇很漂亮，离曼哈顿大概一百英里。”
我坐在高脚凳上，惊愕不已。我真的不相信这么容易，这么快就把莎拉给找着了。我才刚下飞机，都还没来得及跟我女儿说上话，却已经找出了莎拉的所在，而且知道了她还活着，这不大可能吧，太不真实了。
“喂，”我问道，“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就是她？”
查拉坐在桌边，正忙着给她的手提电脑充电。她在包里摸索了一阵子，找出眼镜戴在鼻梁上。
“马上就可以搞清楚。”
我走过去站在她身后，看着她的手指在键盘上熟练地敲击着。
“你在干什么？．”我迷惑不解。
“别着急。”她大声说了一句，继续打字。我的视线越过她的肩膀，看到她已经在网上了。
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字：“欢迎来到康涅狄格州罗克斯伯利镇。重大事件，社会活动，人物志，房地产。”
“太好了，正是我们想要的。”查拉看着屏幕说。接着，她把那张纸片从我手里一把扯过去，再一次拿起电话，拨打了纸片上的号码。
事情进行得太快了，我有些不知所措。“查拉！等一下！天哪，你打算说什么啊！”
她用手捂住听筒，蓝色的眼睛越过镜框上缘射出恼怒的神色。
“你相信我，对吧？”
她一副律师的口气，让人感觉力量十足，运筹帷幄，我只有点头的份。我感到有些无助，有些惊慌。我站起身，在厨房里走来走去，触摸着家用电器光滑的表面。
我回头看她时，她咧嘴一笑。
“或许你应该喝一点葡萄酒。别担心，不会显示具体号码的。”她突然伸出食指指了指电话，“喂，你好，晚上好。你是，嗯，兰斯福德太太吗？”
听着她装出的重重鼻音，我不禁笑了。她很擅长变换她的声音。
“哦，很遗憾……她出去了？”
兰斯福德太太出去了。那里真有一位兰斯福德太太！我继续听着，不大相信这是真的。
“哦，嗯，我是南街的附属纪念图书馆的莎伦·波斯托。我们的第一次夏季集体活动安排在八月二日进行，不知您是否有兴趣……哦，明白了。唉，非常遗憾。好的，很抱歉打搅您了，太太。谢谢您，再见。”
她放下电话，得意扬扬地看着我。
“怎么样？”我急切地问。
“跟我说话的是理查德，兰斯福德的护士。兰斯福德年纪大了，卧病在床，需要精心护理，这个护士每天下午都去他家。”
“兰斯福德太太呢？”我急迫地问。
“她随时可能回来。”
我看着查拉，茫然不知所措。
“我该怎么办？”我说，“就直接过去吗？”
我妹妹哈哈一笑。
“你有别的主意吗？”
到了，谢普波格大道二二九九号。我关掉引擎，坐在车里，汗涔涔的双手搁在膝盖上。从我现在的位置——大门前一对灰石柱子下边——我可以看见整幢房子。房子较为低矮，殖民时期的风格，大约建于三十年代后期。比起一路上看到的那些价值百万美元的豪宅，这幢房子虽然不起眼，但很有味道，跟周围环境也很协调。
刚才行驶在六十七路段时，利奇菲尔德郡未遭破坏的乡村美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山峦起伏，河溪流彩，虽然已是夏末秋初，却依然草木苍翠。我忘了新英格兰地区的气候是如此炎热，尽管车里的空调已经开得很足了，我还是感到闷热。当时真该带上一瓶矿泉水，口干得快冒烟了。
查拉说起过，罗克斯伯利镇的人很富有。她给我解释了一番，说罗克斯伯利是那种很特别、很时尚、很讲究怀旧艺术的场所之一，它不会让人感到乏味的。很显然，这里住着很多艺术家、作家和影星。我当时心想，理查德·兰斯福德靠什么谋生呢？他在那里本来就有房子吗？还是和莎拉从曼哈顿搬过去的？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情况？有几个孩子？我透过挡风玻璃看着房屋的木质外部结构，数了数窗户。我估计里面有两到三个卧室，要不然屋子的后部就得比我想象的大。他们的孩子年龄跟我相仿，应该有孙子辈了吧。我伸长脖子，想看看屋子前是否停有车辆。结果，我只看到一个关着的独立车库。
我看了看手表，两点刚过。从纽约开车到这里只用了两个多小时。查拉把她的沃尔沃借给了我。她的车跟她的厨房一样，无可挑剔。我突然觉得，要是她现在陪在我身边那该多好啊。但是，她的那些预约没法取消。“姐姐，你肯定会处理得很棒的。”她把车钥匙抛给我时说，“可得把事情的进展告诉我，好吗？”
我坐在车里，心里的焦躁跟着车里的闷热一起攀升。我究竟该跟莎拉·斯达任斯基说些什么呢？我甚至不能称呼她莎拉·斯达任斯基，也不能叫杜弗尔。她现在是兰斯福德太太，过去的五十年里她一直是这个称呼。我从车里走了出来。大门的右侧有个铜门铃，但我不可能直接去摁门铃。“喂，你好，兰斯福德太太。你不认识我，我叫朱莉娅·嘉蒙德。我想和你谈谈圣通日大街和发生在那里的事，以及泰泽克家和……”
这样的话听起来很僵硬，很做作。我大老远跑来这里干什么？应该先给她写封信，等她回复后再采取相应行动。直接跑过来太唐突了。真是个荒唐的决定。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希望她张开双臂欢迎我，给我倒茶，柔声对我说“我当然原谅泰泽克一家了”？简直太离谱，太不实际了。我跑到这儿来却什么也干不了。我应该打道回府，立马就走。
我正要倒车离开，一个声音吓了我一跳。
“你在找人吗？”
我在湿乎乎的座位上刷地转过身来，眼前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茶褐色皮肤，黑色短发，看上去很敦实。
“我找兰斯福德太太，但我不确定是不是这一家。”
那个女人笑了。
“没错，但是我母亲出去了。去买东西了，十分钟后回来。我叫欧蕾拉·哈里斯，就住隔壁。”
眼前这位是莎拉的女儿，莎拉·斯达任斯基的女儿。
我努力保持冷静，很礼貌地冲她笑了笑。
“我叫朱莉娅·嘉蒙德。”
“很高兴认识你，’她说，“要帮忙吗？”
我搜肠刮肚地找话说。
“嗯，我就是想见见你母亲。本该先打个电话什么的，但我正好路过罗克斯伯利，所以想顺便打声招呼。”
“你是我母亲的朋友？”她问。
“确切地说也不是。我最近碰到她一个堂兄，他说你母亲住在这里。”
欧蕾拉的脸上一亮。
“哦，你碰到的肯定是洛伦佐！是在欧洲碰到的吗？”
我努力装出煞有介事的样子，心里却在想，洛伦佐是谁啊？
“是的，在巴黎碰到的。”
欧蕾拉呵呵笑了起来。
“哇，洛伦佐叔叔可是个人物。我母亲很喜欢他。他不常来看我们，但经常打电话。”
她朝我扬了扬下巴。
“嘿，进去喝点冰茶吧，外面热死了。你可以在我屋里等我母亲，能听见她回来时的汽车声。”
“我不想给你们添麻烦……”
“孩子们和他们的父亲去划船了，所以不用担心，进来吧。”
我下了车，心里越发紧张。我跟着欧蕾拉进了隔壁小院。这幢房子的风格跟兰斯福德家的一样。草地上到处是塑料玩具、飞盘、没了头的芭比娃娃和各种拼装玩具。坐在凉爽的树荫下，我心想，莎拉·斯达任斯基或许经常来这里看外孙外孙女们玩耍。她就住在旁边，也许每天都来。
欧蕾拉递给我一大杯冰茶，我很感激地接下了，然后两人静静地喝茶。
“你住附近吗？”她终于开口了。
“不，我住在法国，在巴黎。我嫁给了一个法国人。”
“巴黎，哇，”她低声欢呼，“那儿很漂亮，不是吗？”
“是的，但这次回来我感到很开心。我妹妹住在曼哈顿，我父母住在波士顿，我这次是回来和他们过暑假的。”
电话响了。欧蕾拉起身进去接电话。她轻声说了些什么，然后回到了院子里。
“是米尔德丽德。”她说。
“米尔德丽德？”我不明所指。
“我父亲的护士。”
昨天和查拉通话的那个女人。她说起过一个卧病不起的老人 。
“您父亲……好点了吗？”我试着问她。
她摇了摇头。
“不，不好。癌症晚期，估计挺不过去了。话都说不出来了，一直神智不清。”
“很抱歉。”我低声说。
“感谢上帝，我母亲很坚强。她使我鼓起勇气面对这一切，而不是成天愁眉苦脸。她太棒了。我丈夫艾里克是我的另一支柱。如果没有他们俩，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我点了点头。此时，我们听到了汽车轮子轧在碎石路面上的嘎吱声。
“我母亲回来了！”欧蕾拉说。
我听到了关车门的声音和脚踩在鹅卵石路面上的啪嗒声，接着从树篱那边传来了呼喊声，声音高但悦耳。“欧蕾拉！欧蕾拉！”
声音中有一种轻快的外国口音。
“来啦，妈妈。”
我的心在胸腔中一阵狂跳，我不得不把手摁在胸前让它平静下来。我跟在欧蕾拉浑圆的臀部后面穿过草坪，心里感到无比兴奋、激动，几乎要昏倒了。
我就要见到莎拉·斯达任斯基了！我就要亲眼见到她了！上帝啊，我该和她说些什么呢。
尽管欧蕾拉就站在我旁边，她的声音却似乎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妈妈，这位是朱莉娅·嘉蒙德，是洛伦佐叔叔的朋友，从巴黎来。她正好路过罗克斯伯利。”
那个女人一脸微笑向我走来。她穿着过膝的红色长裙，快六十岁了吧，身材和她女儿一样结实：圆圆的肩膀，胖胖的大腿，粗壮的手臂。黑发中夹杂着银丝，盘成了一个圆髻。皮肤光滑，茶褐色。眼睛乌黑发亮。
黑色眼睛。
我敢肯定，这位不是莎拉·斯达任斯基。
“你是洛伦佐的朋友，嗯？很高兴认识你！”纯正的意大利口音，错不了，这个女人是地地道道的意大利人。
我后退了两步，嘴里结结巴巴地说道：
“非常抱歉，非常抱歉。”
欧蕾拉和她母亲瞪大眼睛看着我，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