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 页

而如今，对欧里庇得斯（Euripides）[44]来说，时机已经成熟。他只要足够天真、激进就能赢得大众的欢心，就能把戏剧变成能够速成的诙谐作品（Pochades），这一点从阿德墨托斯（Admetus）和赫拉克勒斯（Hercules）没完没了的插科打诨中便可看出，这么做恰好抵消了阿尔刻提斯（Alcestis）中所剩的那点悲剧的魅力。至于美狄亚（Medea），大众文化在此扮演了主要角色，以私密的、嗜血的歇斯底里的神经官能症和泛滥成灾的弗洛伊德式的分析来娱乐我们，为大众提供了一个如何成为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笔下的穷人的完美范例。你经受了这针最大剂量的注射：怎么可能不落泪、不感到恐惧和遗憾呢？

因为悲剧正是有赖于这些元素。你必须感到恐惧和遗憾，当剧情提出要求、给出信号时你一定要有所感受。且看看亚里士多德，这位举世无双的潜移默化大师，对这个问题是怎样的看法。整个的制作方法是这样的：要有一个主人公，他具备公众既欣赏又谴责的特质；让既可怕又可怜的事发生在他身上，在这混合物中要添加适当数量的突如其来的逆转，悖逆事件，各种灾难；充分搅拌，煮到沸腾，好啦，你已经烹饪出一剂泻药（Catharsis）。你会看到观众撕心揪肺，带着恐惧和同情的呻吟，大哭一场才痛快。你难道对这些细节感到战栗吗？这早已写成白纸黑字了；看一看科利斐[45]有关当代文明的论述吧！文化工业迅速地传播他的著作，深信如果不是假货，那么纯粹的精神上的懒惰会促进它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意识形态？若真有的话：全盘接受被给予的一切，并把它当作说服辩论的工具。这个亚里士多德最新出笼的一本臭名昭著的手册——《修辞学》，完全是有关市场营销的一套问答，从动机出发探求什么能吸引人、什么不能，什么会为人所信和什么会遭人排斥。他说，这样一来，你就对支配同伴们的行动的非理性诱因心知肚明，因此你就可以玩同伴于股掌之中了。按对键钮：他们就任你摆布。有了这样一本教科书，如佐拉芳提斯所说，“我们编造的东西其实不反映公众的自然倾向，而是计算出了可兜售的效果，并由此根据人体对刺激的反应法则，使剧情妙趣横生。”[46]那么结果呢？Delectatio morosa（沉湎于偷食禁果的愉快想象之中），或者换言之，如房事前的相互挑逗，造成种种恶习。幻想，白日梦。悲剧赋予之社会高度认同的印章，为来自野蛮社会阴影下的魔鬼树碑立传。

但我并不希望给人一种印象，以为可怜的皮奥夏人[47]只有在演出当日在国立圆形露天剧场受人摆布、被人欺诈。亚里士多德自己在他的《政治学》（第八部）中谈到音乐，以及“它对我们的性情所产生的理性影响。”如果把歌曲的规则当作触动灵魂的躁动来研究的话，你就能学会如何“煽动情感”，你就会明白佛里吉亚（Phrygian）调式[48]会导致纵欲行为，多利亚（Doric）调式会促成“男子气概”。还有别的什么要加上去吗？这儿有一本教科书告诉你如何在感情上操纵the korai，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青少年。强制梦游已不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它是一种现实。尽管伟大的阿多诺不遗余力地猛烈抨击笛子，但如今还是处处可以闻笛声。多亏了亚里士多德的推广，音乐成为人人皆能掌握的技能，并且在学校中广为传授。要不了多久，提尔泰奥斯（Tyrtaeus）[49]的歌便会成为人人都能在沐浴或在伊利索斯河边用口哨吹奏的曲调。音乐和悲剧在我们面前露出了真面目：它们操纵人类的情感，而大众则欣然接受，乐意扮演这受虐狂的角色。

我们的年轻人正是在这些潜移默化的游说者的讲台前面接受教育，最后被改造成运动场上的一群绵羊。不过，在他们成人以后，同样地制造公共舆论的科学会告诉他们如何在公共场所处事为人，把美德、情操和真才实学变成一具面罩。听听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50]是怎么说的：“一个医生看上去吃得好、身体健康，这是他医术的最好证明；因为大众相信，一个连自己的身体都照顾不好的人不可能照料别人的身体……当一个医生走进病人的房间时，他必须小心自己的坐姿、举止；他必须穿着得体，仪态安详……”[51]这样装腔作势成为一个面具；面具成为这个人本身。总有一天，在不太遥远的将来，能够用来界定人的最根本的存在的词语就只剩下一个，那就是面具，人格面貌，而它所代表的恰恰是最最表面的东西。

大众人既然迷恋于自己的外表，那就一定能够欣赏那些表面上显得真实的东西，他只乐于模仿[52]，也就是说仿讽本来并不存在的东西。这一点可以从绘画所表现的欲望中看出（最高的褒奖要保留给能画出逼真的葡萄以致鸟儿蜂拥而来啄食的画家），在雕塑中，卓越的技巧创造出看上去几可乱真的裸体，或是在树干上匆匆逃离的、只是不能说话的蜥蜴，而此时平民百姓便会欣喜若狂地感叹唏嘘。在有红色图画的花瓶上，人们开始运用正面造型，仿佛传统的侧面造型已不足以表现原本可以通过诗意的幻想来达到想象凝视中的整体形象。

然而，现今的艺术创作肩负着工业需求的沉重枷锁，精明的大众人把那个需求狡猾地转变为选择。艺术屈服于科学的法则：在庙宇的柱子上，看看那些金色部分，建筑师们拿出测量师的热情为之叫好；波利克里托斯（Polycletus）[53]为人们创作完美的、工业化的雕像提供了“准则”，正如有人已经尖刻地注意到，他的作品——“荷矛者”青铜雕像，已不是一个作品，而是一个诗体，一部用石头刻成的专著，一个机械原则的具体范例[54]。艺术和工业如今要携手并进；这种循环业已形成；精神让位于生产线；控制论的雕塑很可能一触即发。技术引进的最后阶段就是群体策略。刚成年的古希腊男青年列队成行，进行严格控制的操练。针对父亲的有益的反抗如今为群体规范所取代，年轻人在群体面前完全没有能力去捍卫自己。平等主义削弱了年老者和年轻者之间所存在的一切差别，苏格拉底和亚西比德的那段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样的一味扯平，人们便越来越无须表达个人的感情了。因此，今天的雅典人的原型至死都保持一成不变。人工制造的感情渗透在日常生活之中，同样也发生在人的弥留之际。你什么都不用干，专业从事哀悼的妇女将模拟出你所不能表达的悲哀；至于死者，这一大进步不足以使他放弃他所眷恋的生活中那一点点儿低级的快乐。你在他的嘴上放一枚硬币（借口是要给帮亡魂渡冥河去阴间的神——卡戎摆渡的船资），还要给把守冥府入口、有三个头的猛犬刻耳柏洛斯一块糕点。而对有钱的人，你可以加上化妆品、武器、项链之类的东西。

而涌入剧场跑去看阿里斯托芬的廉价色情戏的观众，正是这群没有识辨能力的群众。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勉强引导我们去怀疑的爱与恨之间的神秘联系，而今已让他们感到乏味。至于知识，如今一切都变成了临时的了解；只要背得出毕达哥拉斯定理（每个皮奥夏人都知道这个了无趣味、关于三角形的小花招）就足够了，而欧几里得已经答应把所有的数学智慧化解为一条规范的、不可论证的基本原理。要不了多久，学校也会尽他们所能，人人都会阅读、计算，再别无所求，也许要把投票权扩大到妇女和外来的居住人口这一点除外。这值得抗拒吗？什么人有力量去对抗一浪高似一浪的粗俗浪潮呢？

不久，人们希望了解一切。欧里庇得斯已经设法把为祭祀谷物的女神和冥后在依洛西斯举办的秘密宗教仪式变成了家喻户晓的知识。既然这样，当民主政体赋予每个人闲暇，去打算盘、做一些日常基本的活动来打发时间，哪里还需要保留任何神秘领域呢？记者告诉我们，美索不达米亚的一个手艺人发明了一个叫作水轮车的东西，它凭借流动的水，用自身的力量来推动石磨。因此，原先负责推磨的奴隶就腾出时间用铁笔在蜡板上刻字。然而，正如来自遥远的东方国家的园丁在见到这样的设备时所说：“我曾听主人说：用机器的人最终会变成机器。像机器一样工作的人，其心也成为机器……我不明白你的发明，不过，我用它会感到羞耻。”佐拉芳提斯在引用这个精辟的寓言之后，问道：“一个工人怎么可能渴望达到神圣的境界呢？”[55]但是，大众人并不渴望达到神圣的境界；他的象征是色诺芬笔下的巨兽，即他为自身的渴求所奴役，像一个发狂的猴子一般，在地上痛苦地扭动身躯，高喊着：“嗒拉嗒，嗒拉嗒。”如亚里士多德在头脑比较清醒时所说，大自然“造就了不同于奴隶的自由人的身体”,“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这是天生注定的”,[56]我们会不会忘记这些呢？我们能不能避开，哪怕只是少数人，大众文化分派给一群奴隶去从事的消遣活动，同时也试图把自由人拉下水？如果那样的话，自由人只能求助于隐退，如果他足够坚定，独自一人鄙视，独自一人悲哀。除非有一天，文化工业教会奴隶从事文学，以此削弱贵族精神的最后根基。

1963年

[1] 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40?——前480?），古希腊哲学家。

[2] 阿尔忒弥斯，月神和狩猎女神。

[3] 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学家评传》，第九卷，第1—17页。（原注）

[4] 此处原文为拉丁文Pontus Euxinus，意思是黑海。

[5] 比雷埃夫斯（Piraeus），希腊东南部港市。

[6] 亚西比德（公元前450?——前404），古希腊雅典政客和将领。

[7] 见《形上学》（Metaphysics）,1980a。

[8] 又见柏拉图那些冷静的话——《诡辩者》，第235—236页。

[9] 参见：“Λαφωνδονταψιχιχα”,KωρριερηδηλλαΣηρα,24,Ⅲ,1963。

[10] 《普罗泰哥拉》（现代文库版），第213页。（原注）

[11] 福克莱德斯，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诗人，他的格言式诗作只有片段留存。

[12] 《政治学》，第四卷，9,1295b。

[13] 原文为vox clamantis in deserto。

[14] 奥尔特加-加塞特（1883—1955），西班牙哲学家，提出自称为“生命理性的形而上学”哲学，主要著作有《没有脊梁骨的西班牙》《群众的反抗》等。

[15] “Σοχιαλιθαθιονεδελλυομω”,ΛοΣπεττατορη.

[16] 在希腊，在山和海之间的一条通道，是公元前480年六千希腊人抵抗波斯薛西斯一世的军队入侵的战场，其中有三百斯巴达人，他们全部殉难。

[17] 修昔底德，古希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

[18] 色诺芬（公元前431—前335?），古希腊将领、历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率一万希腊雇佣军参加波斯王子小居鲁士反对其兄弟阿尔塔泽西斯二世的战争，远征到达黑海，著有《远征记》《希腊史》《回忆苏格拉底》等。

[19] 《远征记》中随处可见。（原注）

[20]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48—54页。（原注）

[21]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第37—41页。

[22] “Mαδρεπορεουμαυη”,KωρριερηδηλλαΣηρα,14,IV,1963.（原注）

[23] 皮提亚是特尔斐城阿波罗神庙中宣示阿波罗神谕的女祭司。

[24] 原文为Bloomides，是作者生造出来的词，意指布卢姆斯伯里（伦敦一区名，20世纪初为文化艺术中心）派，其中包括维吉尼亚·伍尔夫、福斯特、雷顿·斯特拉奇等作家、艺术家，以不遵从习俗的生活方式和态度著称，是现代主义成长的巨大动力。

[25] 高尔吉亚（公元前483?——前376?），古希腊哲学家、修辞学家，智者派代表人物，主张无物存在，即或有物存在，亦不可知，即或认识某物，亦不可言传，著作有《论非存在或论自然》等，现仅存残篇。

[26] 普罗泰哥拉（公元前490?——前420?），古希腊哲学家，智者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27] 罗马神话中的医药之父，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药神。

[28] Zollaphontes，艾柯杜撰出来的一个词。“Phontes”是希腊语，意思是“……的杀手”。“Zolla”可能是指Elemire Zolla（1926—2002，意大利教授，曾写过一些论述美国文学家如梅尔维尔、霍桑、艾米莉·狄金森、德尤娜·巴恩斯的书）。“Zollaphontes”应该是“佐拉芳提斯的杀手”（the “killer of Zolla”）之意。在这里，可能是指艾柯自己，因为他曾经猛烈批判佐拉是个“预言世界末日”的作家。

[29] Εχλισσεδηλλιυτελλεττναλε,p.60.（原注）

[30] 费德拉斯为苏格拉底的学生，在此，《费德拉斯》指柏拉图的作品，写的是苏格拉底和费德拉斯之间的对话。

[31] 《费德拉斯》，第20—30页。（原注）

[32] 阿斯帕齐娅（公元前470—前410），古希腊雅典的高级妓女，政治家伯里克利的情妇。

[33] 芙莱妮，原名Muesarete，希腊雅典名妓。因肤色淡黄，故有此名，意为“蟾蜍”。

[34] 埃斯库罗斯（公元前525?——前456），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

[35] 《波斯人》，散见第386—432页。（原注）

[36] Εχλισσε,p.25.（原注）

[37] 《波斯人》，第386页以后。（原注）

[38] Doeblin指阿尔弗莱德·都布林（Alfred Doeblin,1878—1957），波美拉尼亚人。他是德国表现主义小说家和论说文作家，其最著名的小说是《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他试图拓展表现主义小说的手法，超越传统的边界，对影响个人命运的政治和社会力量表现出系统性的兴趣。“refaire sur nature”为法语，意思是“从现实中创造或获得”，常用在视觉艺术上，表示原创的、取之于现实或自然的作品，跟来自样本、草图、记忆等的作品相对照。

[39] 原文为希腊文sophrosyne，在英语中并无对等的词语。

[40] 底比斯之王，曾将抗命的外甥女安提戈涅活埋。

[41] 《安提戈涅》，第一卷，第一段合唱。（原注）

[42] Εχλισσε,p.19.（原注）

[43] 参见：亚里士多德，《诗学》，第四卷，15页。（原注）

[44] 欧里庇得斯（公元前485—前406），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据传写有悲剧九十余部。

[45] 科利斐（Choryphee），希腊词Corifeo的法语变体，意思是“古典希腊戏剧里的合唱的领唱”。

[46] Εχλισσε,p.42.（原注）

[47] 皮奥夏为希腊中东部一地区，原文Boetian又指“迟钝的，愚蠢的，没有文化教养的”。

[48] 指古希腊音乐。

[49] 提尔泰奥斯，希腊哀歌体诗人，军事题材的动人诗篇的作者，创作时期约公元前650年。

[50] 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前377?），古希腊医师，被称为“医学之父”，生平不详，现存《希波克拉底文集》，内容涉及解剖、临床、妇儿疾病、预后等，但经研究，该文集并非一人一时之作。

[51] 《希波克拉底文集》，散见各处。

[52] 《诗学》，第四卷，第55页。（原注）

[53] 波利克里托斯，活动时期为公元前5世纪，希腊阿戈斯派雕刻家。以青年运动员青铜雕像著称，主要作品有《束发运动员》《荷矛者》等。

[54] 参见：盖伦，《希波克拉底与柏拉图论愉悦》，第五卷。亦参见：普林尼，《自然史》，第三十四卷。（原注）

[55] Εχλισσε,p.113.（原注）

[56] 《政治学》，第一卷，散见各处。（原注）

给儿子的信

亲爱的斯蒂芬诺：

圣诞节即将来临，不久，市中心的大商店就会挤满摩拳擦掌的父亲，他们要表现一年一度的颇为虚假的慷慨，欢快地等待着这个时刻，他们可以为自己——假装是为自己的儿子——购买自己喜欢的电动火车、木偶剧院、带弓和箭的靶子和家庭装的乒乓球套具。不过，我还会是个旁观者，因为今年还轮不到我，你还太小，我对蒙台梭利（Montessori）[1]所赞赏的幼儿玩具没多大兴趣，可能是因为我不喜欢把它们放在嘴里，即使制造商的标签保证玩具不会被整个吞掉。不，我要等待，两年，或者三年，或者四年。到那时就该我上场了；由母亲主宰教育的阶段将会过去，玩具熊主宰的天下终将消亡，时机一到，我带着作为父亲权威才有的既甜蜜又不可侵犯的力量，开始塑造你的公民意识。到那个时候，斯蒂芬诺……

到那时候，你的礼物全部是枪。双管的机关枪、连发枪、冲锋枪、大炮、火箭筒、军刀、大量铅制的全副武装的军人。带有吊桥的城堡、可供包围的堡垒。暗炮台、火药库、驱逐舰、喷气式飞机。机关枪、匕首、左轮手枪。科尔特枪和温切斯特连发手枪。后膛步枪、91型步枪、加伦德式半自动步枪、弹壳、火绳枪、长管炮、弹弓、十字弓、铅弹、投掷器、火把、手榴弹、弩炮、剑、矛、攻城柱、短戟和抓钩。还有一块块的金子，就跟弗林特船长（为纪念海盗头子“大个约翰尼·西弗尔”和本·冈）一样，还有短剑，唐·巴雷洪非常喜欢的那一种，还有一下子就能干掉三把枪、打倒蒙特利马侯爵的托莱多宝刀，或是像西戈涅克男爵那样，用那不勒斯式的虚张声势，杀死偷走他的伊莎贝尔的恶棍。另外还有战斧、带有尖枪的长矛、为受重伤者免于痛苦的致命短剑、马来西亚和印尼人用的波状刃短剑、标枪、短弯刀、飞镖和约翰·卡兰丁（John Carrandine）在轨道交通传输电力的第三轨上触电而死时手中拿的那种内藏刀剑的手杖，要是没人记得，那只能怪他们太不走运了。还有让卡马克和范·斯蒂勒吓得面色苍白的海盗用的短弯刀，连詹姆士·布鲁克爵士都不曾见过的镶有金银波纹的手枪（否则，他绝不会在面带冷笑、叼着天知道第几根烟的葡萄牙人面前束手就擒的）；还有锋刃为三面的短剑，跟威廉姆爵士的信徒用来刺死杀手赞巴的短剑一模一样——在克利尼扬库尔的暮色下，他们干掉了亲手杀死了自己又老又贪的母亲费帕特的杀手赞巴；还有像塞进狱卒拉拉梅口中的那种钳口具，而此时波弗特公爵——他红棕色的胡须多亏一把铅梳经常地梳理，显得越发迷人——骑马跑了，心里想象着马萨林（Mazarin）勃然大怒的样子，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还有装满铁钉、等着满口槟榔红渍的男子去放的大炮；还有枪托上镶有珍珠母的枪，等着身穿闪亮战袍的阿拉伯骑手去攥；还有闪电式的快弓，让诺丁汉的郡长妒忌得两眼发红；还有弥尼哈哈或者温尼投（既然你懂双语）可能有的那种削头皮的刀。一把扁平的小手枪掖在礼服大衣下的马甲里，可以让绅士派头的小偷大显身手，或者是一把笨重的卢格尔手枪，沉甸甸地压在口袋里或夹在迈克尔·谢恩的腋下。还有只有杰西·詹姆斯（Jesse James）和狂野的比尔·希考克（Wild Bill Hickok），或者桑比利恩才配得上用的前装式的机关枪。换句话说，全是武器。许许多多的武器。这些东西，我的儿啊，将成为今后你过圣诞节的重头戏。

老兄，我非常诧异——有人会说——阁下居然是核裁军委员会的一员、和平运动的支持者；你多次参加首都的游行，还不时地培育奥尔德玛斯顿村[2]的神秘气氛。

我自相矛盾吗？好吧，就算我自相矛盾了（用惠特曼的话来说）。

一天早上，我答应送一份礼物给朋友的儿子，就专程去了法兰克福的一家百货公司，要买把好一点儿的左轮手枪。大家都惊愕地望着我。先生，我们不卖战争玩具。给我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我羞愧难当地离去，一头撞到在人行道上行走的两个德国联邦国防军的人，这下我才回过神来。我绝不会让人蒙骗了。从现在起，我要完全依靠自己的亲身经历，让那些老师的说教见鬼去吧！

我的童年，即便不是全然，也主要表现出好斗的倾向。在灌木丛中，我会在最后一刻搞出一个吹火管来；我蹲在为数不多的几辆停着的汽车后面，发射我的连发枪；我挥着固定好的刺刀，领头进攻。我沉浸在极其血腥的战斗中。在家里则是玩具兵的天下。几支军队联合进行拖得人疲惫不堪的战略策划和连续几周的军事行动。在这些漫长的战役中，我连玩具熊的残骸和妹妹的洋娃娃也不会放过。我把幸运的士兵一队队地组织起来，让为数不多但忠心耿耿的随从称我为“热那亚广场之恶魔”（现在叫马特奥提广场）。我解散了黑狮队，跟另一队合并，变得更强大。改组之后，我发表了一番声明，结果证明是个灾难。后来在蒙费拉托（Monferrato）地区休整时，我被迫加入大陆帮，入帮仪式包括我屁股上要挨踢一百下，在鸡笼里关三小时。我们跟污秽不堪却又令人敬畏的尼扎溪（Nizza Creek）帮作战。第一次，我吓得逃走了；第二次，一块石头砸了我的嘴，到现在那个部位还有一个我用舌头舔能感觉到的小疙瘩。（然后真正的战争来临了。游击队让我们拿着他们的斯特恩式的轻机枪，只有两秒钟，我们看到一些朋友横尸那里，眉心处有个洞。而那时，我们都即将长大成人，我们走在贝尔波河岸边，去逮那些正在做爱的18岁的家伙，除非有时被青春期神秘的危机所控制，我们摒弃一切肉体欢愉。）

这种放浪形骸的战争游戏造就出的是一个服了18个月的兵役却连枪都没有碰过的人，他把时间都花在兵营里，严肃地学习中世纪哲学。这个人也许有许多罪孽，但对热爱武器和相信战士的价值的神圣性和有效性这样肮脏的罪孽却一窍不通。这个人，只有当他看到在维昂特河悲剧[3]发生之后，战士们在泥潭中跋涉，从事着以和平和为民为目的事业，才会欣赏军队的作用。这个人不相信有什么正义的战争，他相信战争是不公正的，应该遭到谴责，人们总是心不甘、情不愿地去打仗，被迫卷入冲突之中，巴不得战争快快结束，却又要付出各种代价，因为这事关荣誉，你无法回避。而且，我相信我对战争有深深的、系统的、有教养的、有案可查的恐惧，这要归功于我儿时所经历的健康的、天真的、柏拉图式的释放嗜血的欲望，就好比你看完一部西部片（就是在大闹一场之后，沙龙阳台坍塌、桌子和大镜子被砸破、钢琴演奏员遭人射杀、厚玻璃板粉碎的那一种。）感到更干净、善良、放松，准备对挤兑你的行人发出微笑，愿意去拯救从鸟巢里掉下来的麻雀——其实亚里士多德早已深谙其中的道理，所以，他要求悲剧在我们眼前挥动血红的旗帜，用神圣的泻盐把我们清洗得一干二净。

然后，我想象艾希曼（Eichmann）[4]的童年。他趴在地上，脸上一副地狱判官的神情，仔细打量着Meccano牌金属结构装配玩具的那一个个配件，恭恭敬敬地照着小册子的要求搭着；同时也热切期盼着打开他那色彩明亮的化学用具盒子；带着施虐的心情，把小木匠盒里的小工具一一摆放出来，放在一块胶合板上，那刨子同他的手一样宽，那锯子只有20厘米长。要当心喜欢造小吊车的男孩子！在这些小数学家冰冷、扭曲的心灵深处，正压抑着一些可怕情结，这在日后会成为驱动他们的成人生活的原动力。这些操纵玩具铁轨扳道器的小魔鬼，将孕育出未来死亡营的主管！小心，如果他们喜欢愤世嫉俗的玩具工厂为他们生产的火柴盒汽车、那些完美的仿制品、还有真的能打开的后车厢盖和可以上下移动的玻璃窗——太恐怖了！这种消磨时间的游戏对于将在未来指挥电子军队的司令来说，简直太恐怖了，他们没有任何热情，会无情地按下核战争的红色按钮。

你现在就可以认定他们是这样的人。房地产的大预测家，从出租贫民窟的房屋谋取暴利的房东，在寒冬腊月把房客赶走；在臭名昭著的“垄断”[5]游戏里，他们的品格就暴露无遗。他们对于房产的买进卖出、奋不顾身地进行各种证券投资组合已经习以为常。今天的葛朗台老爹，在喝娘奶的时候就已品尝过合并的滋味，玩宾戈牌时就深谙靠内线交易的道理。死亡官僚在玩乐高积木时就受到训练，官僚机构里那些行尸走肉者，在他们开始玩橡皮图章和小邮局游戏里的天平秤那一天起，精神已走向死亡。

那么明天呢？如今，非常工业化的圣诞节为我们带来了会说话、唱歌、走路的美国洋娃娃，多亏有用之不竭的电池能源，我们有了会跳跃、舞蹈的日本机器人，还有内部构造永远是个谜团的遥控汽车，在这个时代的童年里还会开发出一些什么呢？……

斯蒂芬诺，我的儿啊，我要给你枪。因为枪不是游戏，它能启迪游戏的灵感。有了枪，你必须创造出一个情景、一系列的人际关系和事件的各种辩证关系。你得大声叫喊出枪炮的隆隆声，而且你会发现所有游戏的价值都是你赋予它的，而不是它与生俱来的。当你想象在摧毁敌人的时候，你是在满足一种枯燥乏味的、现代文明永远都不可能扼杀的、祖先遗传而来的冲动，除非它让你变成一个整天只会做那些由公司心理学家设计的罗夏检测法[6]的神经病。不过，你会发现消灭敌人，跟许多其他游戏一样，是游戏的传统，因此，你知道它是超越现实以外的，你一边玩，一边就会明白游戏的局限性。你会排除怒气和压抑，然后就能接受既不关乎死也不关乎破坏的其他信息。这样一来，死亡和破坏对于你始终是幻想的元素，这一点很重要，比如《小红帽》中的狼，我们自然都非常憎恨，但总不至于今后对所有的阿尔萨斯狼狗产生不理智的憎恨。

但这可能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我也不打算把全部都告诉你。我不会允许你仅仅为了放松神经、以玩笑式的原始净化本能而开枪毙了你的小马驹，不会把价值的交流，pars construens[7]，推迟到以后，放在宣泄以后。当你还躲在椅子后面开枪玩时，我就设法给你灌输一些概念。

首先，我要教你不许对印第安人开枪，要打的是摧毁印第安人的保留地的军火商和酒类推销员。我要教你对着南方占有奴隶的奴隶主开枪，表示对林肯的支持。不要射杀刚果的食人兽，而是要射杀进行象牙贸易的交易商。有时候心一软，我甚至可能会教你把利文斯通博士给炖了，我想，应该在一口大锅里炖。我们还要扮作对抗劳伦斯的阿拉伯人，如果要扮作古罗马人，那我们会站在高卢人一边，他们跟我们皮埃蒙特人一样属于凯尔特人，比那个恺撒大帝要干净多了（你很快就要学会用怀疑的眼光去审视这个人），因为剥夺任何一个民主社会的自由都是错误的，在他死后把公民本可以散步的花园弄成垃圾场。我们会站在坐牛[8]一边，反对令人厌恶的卡斯特将军。此外，自然还要站在义和团一边。跟芳托马斯（Fantomas）而不是吉弗（Juve）[9]一起，因为他过于为责任所奴役，当你要求他用棍子去打死一个阿尔及利亚人，他是不可能拒绝的。不过，这会儿我是开玩笑：我当然会教你，芳托马斯是个坏蛋，但我不会对你说——我不会跟腐败的男爵夫人奥切[10]同流合污——深红色的海绿[11]是个英雄。他是个肮脏的保皇党人，尽给好人丹东和纯洁的罗伯斯庇尔添麻烦，假如我们玩法国大革命，你会参加攻占巴士底狱的战斗。

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游戏。想象一下！我们一起玩这样的游戏。啊！那你想我们一起吃蛋糕，是吗？好吧，桑泰尔（Santerre）[12]先生，让鼓手把鼓敲起来！全世界的编织女工们，团结起来，让你们的织针大显威风吧！今天我们来玩砍掉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头吧！

你说这种教育有悖常理？还有你，老兄，这位天生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你跟儿子玩过游击队吗？你有没有匍匐在床的后面，假装在朗垓山谷里大叫：注意，法西斯黑色卫队从右侧上来啦！这是包抄，他们开火了，还击纳粹的炮火！不，你给儿子积木，让女佣带着他去看为灭绝北美土著人歌功颂德的种族主义电影。

因此，亲爱的斯蒂芬诺，我会给你枪。我要教你玩极端复杂的战争游戏，在这种战争里，真理不会完全倒向任何一方。你会发泄掉年轻时的许多能量，你的想法可能会有些混乱，但是，渐渐地，你会发展出若干信念。那样，当你长大成人以后，你会相信那一切不过是童话而已：小红帽，灰姑娘，枪，大炮，单打独斗，巫婆和七个小矮人，军队对抗军队。但是，如果当你长大成人以后，万一你儿时梦想中的可怕的个性依然存在，巫婆，巨人，军队，炸弹，强制性兵役，也许，在你获得了对童话的批判态度后，也将学会在现实中生存并进行批判。

1964年

[1] 蒙台梭利（1870—1952），意大利女教育家、医师，创办“儿童之家”，提出蒙台梭利教育法。

[2] 奥尔德玛斯顿村（Aldermaston），位于英国伯克郡的原子武器研究机构所在地。

[3] 1963年10月，横亘于意大利维昂特河上的混凝土拱坝，由于工程师过分自信而忽略了对桥梁重量的精确计算，导致了一场悲剧，一股水流从大坝100米高处直泻而下，几秒钟内淹没5个村庄，4000人丧生。

[4] 艾希曼（1906—1962），德国战犯，在“二战”期间参与纳粹的灭绝犹太人行动，战后逃往阿根廷，被以色列人逮捕并处以绞刑。

[5] 在北美非常流行的一种纸板游戏，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

[6] 罗夏检测法（Rorschchach test），由瑞士的罗夏发明的一种心理检测的方法。

[7] pars construens为拉丁文，是弗兰西斯·培根在《新工具》提出的归纳法，它由两部分组成：负面过程（pars destruens）和正面过程（pars construens），前者的目的是去除心理偏见和错误观念，后者是进行建设性的工作、解释自然（现象）。

[8] 坐牛，达科他州堤顿苏族印第安人首领，在他的领导下，苏族印第安人部落联合起来捍卫自己的领土。

[9] 《芳托马斯》为1964年的一部法国电影，芳托马斯是一个善于乔装改扮、残忍狡猾的罪犯，从事暗杀、诈骗和抢劫，警官吉弗则是芳托马斯的克星。

[10] 英国作家奥切（1865—1947），因发表长篇小说《深红色的海绿》而成名，还写过侦探小说《苏格兰场的莫利夫人》和《未解的难题》等。

[11] 《深红色的海绿》（the Scarlet Pimpernel）讲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位神秘的英国贵族积极挽救因仇恨而被送上断头台的贵族。其主人公被称作“深红色的海绿”，因为他每次行动后都会留下一朵小红花。

[12] 桑泰尔为巴黎国民卫队队长。在断头台前，国王向围观的民众说：“法国人民，我无罪而死……我愿法国……”但桑泰尔高声喊叫：“鼓手！鼓手！”让行刑之鼓的声音淹没了国王的声音，紧接着沉重的砍刀瞬间落下。

三篇古怪的评论

意大利银行，五万里拉（纸币）,

1967年，罗马，意大利国家造币厂印制意大利银行，十万里拉（纸币）,

1967年，罗马，意大利国家造币厂印制

本文讨论的这两件作品可称之为对开本的有限版本。正反两面都有印刷，对光检视，还显示有一个精巧的水印，其工艺水平极高，所采用的技术也绝非其他出版商力所能及（而且耗费巨大的努力，还常常要承担可能是灾难性的经济风险）。

不过，虽然这两件作品具备收藏版的一切特征，但是，它们的印数实际上是相当惊人的。然而，这个出版决定还没有给收藏者带来任何经济上的利益，因为其价格定位仍然超过许多渴望拥有者的经济能力。

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现象——一方面，这些版本充斥市场；另一方面，它们的价值只有通过它们相当于黄金的重量来体现（原谅这个说法）——这样在流通上也出现了非常奇特的现象。或许是受了市立图书馆的启发，那些业余爱好者，如果希望享受拥有和欣赏这些版本的快乐，就必须准备做出重大的牺牲，然后他要迅速地把作品传给另一位读者，这样一来，作品得以不断流通，不停转手。如此频繁使用，作品必然受到磨损，然而这种损耗并不削弱它们的价值。甚至可以说，这样的损耗使作品变得更弥足珍贵，因此，想拥有它们的人必须付出双倍的努力和精力，准备付出比标价更高的价格。

这些事实显示出这次出版的勃勃雄心，目前也已为大多数人认同，尽管这一冒险究竟成功与否还必须由产品的内在价值来证明。

的确，当评论者开始研究作品在文体风格上的优点时，心中不免对所评作品的真实价值产生怀疑，甚至怀疑读者大众的热情是出于误解，要么就是由投机目的而引起。首先，文字叙述在许多方面并不能贯通一气。例如，五万里拉纸币的水印出现在正面，正好对称地位于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头部和肩部画像的对面，水印里的形象可以看作是达·芬奇的作品“圣安妮”（Saint Anne） 或《岩间圣母》（Virgin of the Rocks）；但是，在十万里拉的纸币上，水印中显然是一位古希腊女人，她和亚历山德罗·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的画像之间的关系，如果有的话，非常令人匪夷所思。那女人是不是曼佐尼的露西娅？[1]她或许是像阿比安尼（Appiani）这样比曼佐尼更早的艺术家用新古典主义风格诠释后绘制和篆刻而成的，可画家不知怎么就预见到了曼佐尼会创造出这样一个女主人公。要么，她会不会是——而这么一来，我们就陷入了最明显、最学究气的讽喻——跟这位伦巴第的小说家有着某种亲子关系的意大利的具象？完全是《卡马尼诺拉》（Carmagnola）的作者在政治活动中的夸夸其谈，或者一种典型的、把意识形态削弱为语言的先锋派的手法（曼佐尼身为意大利语之父，由此而来，便是国父，诸如此类，等等——这是六三学社式的危险三段论！）叙述上的前言不搭后语只会让读者望之却步，无论如何，它对年轻人的欣赏品位是有害的。因此，我们只好寄希望于至少年轻人和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们远离这种东西，这是为他们好。

不过，这种不连贯性还表现在更深层次。在如此吹毛求疵的语境下，无论是新古典主义，还是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两位艺术家的画像和纸币反面的山水画，看来都是建立在最廉价的一套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标准之上的：是对中间偏左联盟所制定的政策的妥协让步？），让人不明就里的是，不知为何在上方粗暴地加上一个奇异的主题“凭票支付”，它使人联想到去非洲考察和背负着一捆捆商品的黑人排成一队，等着用被勒索的劳动来换取什么东西，这俨然是赖德·哈葛德（Rider Haggard）或吉卜林（Kipling）的作品中的场景，当然对这里的潜台词并不合适。

可是，内容的不连贯性也表现在形式方面。画像四周的装饰显然是受了迷幻药的作用而产生的幻想，好比亨利·米肖（Henry Michaux）尝试仙人球毒碱[2]的视觉日记，这样一来，画像的现实主义笔调又有什么意义呢？作品中有旋涡、螺旋、波浪的构造，以表现幻觉的目的，决定要让读者的头脑想象一个虚构价值的世界，一个变态发明的世界……曼荼罗主题一遍又一遍地不停出现（每一页都至少有四或五个闪光的、显然都出自佛教的对称图形），暴露了虚空[3]的形而上学。

作品作为自身的纯粹标志：这是当代文学理论的终极结果，而这些出版物恰好证明了这种观点。也许有些收藏者渴望把这一页页作品收集为一卷，如马拉美（Mallarme）[4]的《书》一样，就可能有无穷无尽的页数。这种努力完全是徒劳的，因为指涉其他标志的标志会消失在自身的虚无之中，我们怀疑这后面并不存在任何真正的价值。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浪费的一个极端的实例。这些作品广泛为读者所认可，不过以我们之见，这种接纳最终会带来恶果：喜欢求新的趣味掩盖了审美的淘汰——换句话说，即审美消费。放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有编号的限量版，正由于其与众不同的号码，看来依然向我们保证这份财产归个人（ad personam）所有的可能性。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欺诈，因为我们知道，当前对高消费的审美感受很快就会引导读者去寻求更多的作品，包括其他印刷版本，仿佛只有通过不断交换，才能找到一个单本作品所不能提供的保证。作为一个充满符号的世界里的一个符号，每一个作品都成为分散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不能专注于现实事物的一种方式。它所表现的现实主义是虚假的，因为迷幻药似的前卫主义只会掩盖更严重的疏离（alienations）。无论如何，我们要感谢出版商免费送这些作品来做评论。

1967年